【轉】遗匣犹在怀故土（往復舊文）

由 飞霜 于 07-17-2003 11:19 PM 发表: 遗匣犹在怀故土 这个题目出自一副对联的上联，下联是“化龙今且伏何云。”这副对联挂在江西丰城剑光镇沙湖公园的剑匣亭。对於熟悉中国文学的学人而言，王勃的“藤王阁序”应该不太陌生。序中的“剑光射牛斗之墟”一句说的是同样的故事。我在一九九二年第一次见到它，此后很多年我一直觉得这是我个人心态的最好写照，所以想用它来作为我三十自述的题目。去国完全是一种无奈。我硕士毕业之后，我导师尚未能被当局授予博士生导师的身份，只好把我赶出国门，此后我们之间虽然远隔重洋，交流很多，对於我去国一事持正面态度，当初的悲剧意味并未因此减弱。我想再次引用余英时教授的话来说，今天我旧事重提，决非对过去(被赶出师门对北大的腐朽职称制度)有什么怨恨，而只是因为历史的叙事不能省略。“古兰经”里说，“要不断寻找真理，哪怕它远在中国。”其实，哪怕它远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也要去寻找它。这也许就是出门求学的意义吧。入普大之初，念人文的中国学生尚没有今日的盛况，我所面临的是一种独学无友的局面。加之语言很差，与本系诸位西洋同学交流很少，每天都泡在图书馆看书。因为这种“泡”结识了一位香港学者容世诚。他当时是普大东亚系的访问学者，专攻明清戏剧，早年在普大从高友工先生游，毕业后执教于新加坡国大。他说我每天在图书馆苦读的身影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按照中国人的思维习惯，我告诉他我三伯父也是戏剧史家，曾负笈北京前海西街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汤显祖和临川四梦。於是越说越近乎。后来他为我做了很多事。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在秋天东亚系中秋招待会上介绍我认识东亚系的传奇人物高友工和余英时先生。余先生当时说的话我已经不太记得，只有一句印象深刻“大陆青年学者个个都好学深思。”容先生和我此后过从极密，常常在图书馆窃窃私语。他给我最大的影响莫过於告诉我怎么计划自己的时间：如果你想回国，应该尽可能拖长在美学习时间，使劲利用美国丰富的学术资源，并找机会四处游学；如果你想留在美国，尽快完成学业，找个教职。我现在回想起来，感到这个对话极其重要。所以，我非常想把自己一些的经历写出来，供那些曾经跟我一样带着理想出门的年轻朋友参考。是为序。 由 风大仙 于 07-18-2003 09:35 PM 发表: 你还是先把你这篇序里的错话、假话改了再往下涂吧，就我所知，至少不下五处！ 由 飞霜 于 07-18-2003 09:58 PM 发表: 哦？我中文差，如果有错话，应该是难以避免的。假话，还是你给指出吧。 再说一遍，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我的确会接着写，但不会在这里贴了。 由 老冷 于 07-18-2003 11:15 PM 发表: 咦，这是为什么？ 有人在会议上发表论文，会场有人提出挑衅，这人是否该说：哼，我不在这里发表了！ 建议风大仙注意言辞和态度，建议飞霜依然故我。 由 otherwhere 于 07-19-2003 08:22 AM 发表: 我喜欢读kyoto(飞霜）君的文章，既有现实性，又有历史感。他的文章使人感到他似乎随时都清醒地在“历史的长河”中看待自己及周边的点点滴滴。一个年轻人竟如此地有历史定位，也许有人看着矫情，如果难免有些地方真记错了，这自然就有“你哪有那末了不起”的抱不平君子说上两句。网络上的往复其实与现实的交往相类似，一样地能让人成长。 昨天我在《天涯》上查了查《飞霜，飞霜〉的文章，可惜没有了。 生活已经太琐屑了，有历史感的文章总能暂时点亮心灵。希望还读到kyoto君的文章。 由 了了 于 07-19-2003 12:09 PM 发表: 想问一问,这kyoto和飞霜是一个人吗? 我可是等着你的下文呢。本人也是在外多年,自己写的论文,别人说我是翻译的。哈哈,有什么办法。不过还得写呀。 由 小桃红 于 07-20-2003 12:32 PM 发表: 电话里，我是kyoto写这组文章积极的支持者。上面这段短文，很多也是电话里聊天的内容。国内出来读人文的人并不少，但对国内外教育和学术有所体验与思考，并撰写成文的却并不多。kyoto既然决定把文章贴出来，就应该坚持贴下去。压力和舆论不是自己可以掌握的，何不继续率性而为？我相信你思考的价值。期待中。。。 由 飞霜 于 07-21-2003 02:32 AM 发表: 非常感谢各位师友的往复和勉励。 我贴文之前，犹豫再三，顾虑重重，之所以还是决定贴出，是因为觉得如果我这么率性的人都不写，更不会有人写了。为什么不想贴了呢？1。不想让我师傅和其他师友看到我的怪论而不悦，2。不想在往复山堂跟人发生争执，我喜欢往复山堂，把这里看作是了解国内知识界的窗口，但毕竟是个客人。所以，如果和座中其他客人发生争执，我希望换个场子，我们单独比划，免得污了往复。 PS: 文中所引王勃文不确切，原文应该是“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我只是随记忆而写，没有进行核对，不过，我认为这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 由 飞霜 于 07-21-2003 03:08 AM 发表: 为什么想回国？ 刚到美国，我就给自己订了个计划。只有两种情况会阻止我回国：1。 我有个美国太太，为了爱情和家庭留在美国；2。我在美国某著名大学任教，为了个人的荣誉留下来。很显然，如果同时遇到这两种情况，那就最完美了。如果不是这两种情况，无论如何，我都会回国的。现在五年过去了，我终於没有遇到这两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所以我决定回国。为什么一定要在一个很好的大学才决定留下来呢？因为只有很好的大学，才有很好的图书馆，才有更多申请研究经费的机会，也因此才有可能做出更大的成绩。在美国学术界过去的一些年中，我们看到，举凡比较有成绩的华裔学者，多半都在好学校，比如赵元任，杨联升，何炳棣，余英时，张灏，丁邦新等。在我研究的领域，资料基本上只集中在少数几个地方。没有哈佛燕京，普大葛思德或者伯克利，哥大。。。等等像样的图书馆，很难做出像样的成绩。我另外还想特别提到的条件是，我必须去一个有博士项目(PHD program)的大学，可以招收博士生，没办法，自打进上大学那一天，就好为人师。另外，必须有能力邀请国内学者来学校做访问学者或至少来美开会，我非常想将来去一个好学校，能够邀请当年曾经和我在北大一起并肩作战的历史考古东语系同修们来美做短期访问，因为当今世界乃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只有知己知彼，才可以做出超越国界能为普天下学者赞赏的学问。陈寅恪说，敦煌学，东西方学者咸有所贡献。其实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不管做什么研究，多看看别人怎么玩都很重要。否则，我觉得留在美国意义不大。虽然我回国之后，可能会混得更烂。所以，留在一个好大学是十分重要的。现在看来，我能去一个好大学的可能性太小，最重要的是，我不想再等下去了。不想浪费青春。另外，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是语言，我觉得我虽然中文很差，但通过努力是可以写出流传后世的作品的，然而，写英文作品，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即使可能，也要花太多时间在语言上，与其这样，不如多写一点中文文章和书。再说了，写中文，欧美中日的学者都会看，和不得不看，而写英文，似乎读者面不会太广。去一个普通大学教授本科生，我会很郁闷。我现在觉得自己武功虽然不是很高，但是已经十分厌烦在学术界打打杀杀，想躲进山里训练自己的徒弟了。我老了，累了，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几乎成了我唯一的生存的希望和动力。但是，在离开美国之前，我想营造一个在美国的学术关系网络，以后万一在国内待得不爽，我也会毫不犹豫地离去，我不能受委屈，我已经受够了。如果我在美中两国都找不到一个满意的像样的职位，我不会在学术界混了。我不想考虑港台日本这些中间地带。学术界对我很重要，对学术界而言，有没我意义不大。德国哲学家karl jaspers说，对於整个宇宙而言，你微不足道；对於你自己而言，你就是整个世界。我非常赞同这句话，我觉得个人的悲哀就在於此，你很在乎很多东西，但他们却不一定在乎你。如果我以后有一天离开了学术界，我也希望那些寄予我厚望的师友不要惊讶，我相信你们必定能理解我。如果我不能得到积极的自由，我愿给自己的消极自由一点空间，我觉得逃避是唯一可行的不伤害不委屈自己，也不伤害别人的办法。在普大呆的时间超过了在北大呆的时间，但是，我本科硕士博士在三个不同大学读的，我几乎没有办法使自己对任何一所大学有特殊的感情，我想我以后也不太可能去我曾经学习过的这三所大学中任何一所任教。从某种程度上，不能为曾培养我的他们效力是我个人的悲哀。 由 茅梓 于 07-21-2003 05:17 AM 发表: 呵呵，京都君其实真的不必顾虑重重。在美国要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agressiveness。包袱多了，走得就慢了，何况这只是在论坛上发文章。至于对待无理取闹的人，真的是理都不用理，换个场子较量，徒耗精力，是不为也。 好学校易出好的学者的确是事实，但这并不代表二三流学校出不了人。在美国，很多好学校的一流学者，都有在二三流学校任教的经历。事实上张灏在去香港之前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执教多年。OSU的声望显然不能和哈佛，伯克利相比，但张灏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资料问题，美国大学的馆际互借服务是非常到位的。当然，佛教的资料可能只藏在少数好大学里，但资料问题不应当是决定性的，何况京都君这辈子也不一定必须要吃佛教饭。经费问题，校内的资助只是一部分。美国有很多的基金会，每年必须要把钱花出去，其中不乏支持亚洲研究的。关键是选一个好题目，写一个好的proposal。英文的写作，其实写多了，水平自然会上去。五年是一个槛，过了也就过了。再说在美国，一样可以用中文写作。水平在那了，不管中文英文，别人都得看，是不？ 我这么说不是鸡蛋里挑骨头，而是不太同意京都君的思路，因为我觉得京都君所指出的，只是些technical层面的东东。而technical的东东是可以有办法解决的。我如果还在东亚学界，做中国的东西，也会选择回国，但理由会不一样。其一，这个小圈子的软环境，并不比国内强。我初到美国的时候，在东亚系待了两年。由于出国前就想好把它当跳板，所以这两年过得就很轻松，也得以在圈内用圈外人的心态观察美国东亚学界。在国内时就听说过这边有问题，真正了解之后还是让人吃惊。这么个边缘化的小圈子，依然是山头林立，勾心斗角之甚有时超过国内。某些自命老大的学者，自我感觉良好之至，于是乎变成学霸也不自知。一些个美国学者，因为学了中国文化，好的东西没学到，高低贵贱尊卑的等级观念比中国人还中国人。玩弄起权术来，也是一套一套。我说这些当然不是要将这边的东亚学界一竿子打死，好的学者，正派的学者也是不鲜见的，但关键是这边的问题，绝不比国内的少。其二，如果做中国的问题，还是应当回国去做。这边的所谓大拿们，仅仅是强在理论。理论用得好，可以掩饰基本功的匮乏。说得再白一点，可以唬人。其实细细看看这边的一些成名学者（余英时，杨联升这些其实是例外），如果是美国人，他们必只是专于一块，搞明清的绝不敢往上走，毕竟语言是个大问题。即便是Stephen Owen，名气大大，他敢去做唐诗吗？这位老兄在国内和欧洲演讲，都出过硬伤，别人指出来还不服气，才女太太也忽然忘了本，跟着帮腔，你说这咋整？另外一些华裔学者，本来在国内读英文，出来再转行。底子薄，所以不敢做古代，只敢做现当代。即便有些人做了古代，也是问题多多。而这些人正在取代当年从台湾过来的国学底子较厚的老一辈学者，成为各校的牌子。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交流，是不容易出对中国文化有感悟和灵性的学术的。再进一步说，有些触及历史文化深度层面的东西，不在国内，感觉不到。 京都君正当而立之年，老累之说可先放一边。美国的研究生院读下来是很疲的，但这么早就把希望放在下一代人身上，那么读书的side effects未免太大了。先把自个儿种的桃子吃了的说。 由 飞霜 于 07-21-2003 10:23 AM 发表: 茅君说得很对。我其实对于你文中提到的两条并不反对。如果我在东亚系，可能日子还好过一些，可是现在我不在东亚系。我只在东亚系上过课，为的是将来找工作时，让人家知道我也能教与东亚有关的一般历史与文化课。宗教学界也很黑，上次我写的一篇就提到了，我提交美国宗教年会的文章，两次被否决。最近收到美国宗教年会今年十一月在亚特兰大开会的program, 靠，佛教分会的主席名字出现两次，谈的东西跟上次开会大同小异，明显是利用职权又来出一次风头。没办法。我提交的是我的论文的第‘二章，第三章谈舍利的，要在明年剑桥大学的会上发表，这会是邀请作者参加，总算没人跟我争了。第一章谈南方佛教，已经在美国宗教学会地区分会上发表。尽管我做的主要是中国，我还是尽量把中国的中世纪的一般特徵跟西方中世纪的一般特徵联系起来，因为我大概找工作只能在宗教系，不太容易去东亚系找了。 我完全赞成你对宇文所安的评论。其实不仅他太太是半路出家，美国学术界，很多文章写得多，出版多的大陆学者也很多是外文系毕业的。但是，我觉得如果来美国，做中国研究，单纯跟他们玩材料是没劲的。好像打乒乓球跟洋人玩发球一样。理论，在握看来，非常重要，我希望我能在这方面也和他们玩玩。尤其在我们专业，不会玩没戏。而且，我的确发现提出问题其实是最重要的。1998年有个人Russell T. McCutcheon居然发表一本书叫Manufacturing Religion: The Discourse on Sui Generis Religion and the Politics of Nostalgia， 认为宗教学是不太成立的，因为宗教学没有的的理论，要借助神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才能发展。这个问题不论多荒唐，我觉得还真有意思。我发现，在美国，人们不太用“汉学”这个词，也不太用oriental studies这个词，这个原因很多。东方学从edward said在70年代发表他那本轰动一时的“东方主义“以来自然带有很浓的学术殖民主义色彩，其实，在在此书出版之前，美国地区研究学界就开始反思并导致美国各个东方学系在60-70年代纷纷改名为东亚系或中东系，南亚系，但是，单纯从学理上说，我觉得也有跟欧洲学界叫板而试图开辟一新的治学途径de的考虑。在美国，似乎学术界更强调所谓'area studies, regional stud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而不是汉学，日本学，埃及学，印度学。既然学术是天下公器，汉学自然不能是中国人自己的学问。我记得听过香港学者金耀基一个说法，就是上次余英时先生荣休纪念大会，在座的有余，杜维明，张灏(?)，林毓生，等人，金说，你们历史学家强调文化，觉得文化是有比较独特的性质，而我们社会学家看来，更应该重视结构。我个人听了之后，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其实在社会学上， 可能更喜欢强调古代社会，或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后现代社会的不同。而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社会只有两种，如果单纯看权力的结构和分配，只有专制社会和民主社会两种。因此在地区研究中，中国只是一系列前现代社会的一个个案。对於科学而言，没有哪种文化是超越或凌驾于其他文化之上的。也许从结构上看，那些前现代社会的特点都差不多。如果强调个人体验，那么异文化的学者，是永远难以接近其他文化的。在人类学上谈论的所谓insider和outsider的观察，从心态上说，是不可实现的。我教课的时候，偶尔也会有学生问我是不是佛教徒，我经常不好意思回答，因为我如果说我不是，也许他们认为我没有authority教这们课，因为我没有personal experience. 在哥伦比亚大学，有位叫robert thurman的学者，在美国藏学研究界著名，他就曾是个喇嘛教僧人。我认识许多美国日本宗教学家，都有在日本出家的经历，回美国的时候，娶个日本太太来读研究院，有趣。 本来我还决定写下去，这些天实在是很忙，而且中文输入巨烂。在准备下学期的教’案和讲义，两门课，比较忙。今儿先写到这。 由 茅梓 于 07-22-2003 09:12 AM 发表: Rob Thurman在24岁时师从达赖喇嘛，经历传奇。有个女儿Uma,是好莱坞的星星。我常觉得她的风格有些冷艳诡谲的味道。Uma在Pulp Fiction里跟John Travolta有一跳舞的对手戏，极是好看。另外，这电影本身也是很值得一看的。著名的影评人Roger Ebert曾将这部片子列入九十年代电影的Top Ten. 我想我在上贴中并没有否认理论的重要性, 而只是觉得没有材料的支持，再好的理论包装出来的学术，也只是绣花枕头。西方的学者在他们所熟知的那一段，可以把材料掌握得很透，所以常能出有新意的活（拜理论之赐吧)。但更多时候，因为不能上下引申，举一反三，所以总觉得他们的东西缺了些厚重。 理论的作用在于提供观察研究对象的视角和思考问题的方法。没有一种理论是完美的，再好的理论也总是有缺陷。但是关键在于应用理论之后是否对理解研究对象有帮助，并产生有新意（不是标新立异）的观点和论述，从而在小处对研究课题的深入，在大处对整个学科的发展有所裨益。这些其实都是老生常谈。值得一提的倒是美国近几十年来交叉学科的发展，对于学术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如在国际法(international law)的研究中引入政治学中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的理论，在法学中引入经济学的理论(i.e., 博弈，交易成本--Richard Posner是Law and Economics一派的代表人物），或用社会科学的方法研究法律。这种交叉学科的研究模式，好处是在于学科之间真正得到了交流。而这种研究模式成功与否的关键，我个人以为是不同学科的理论在学科交叉点的可应用性和不同学科理论之间的可交流性。这和一类学科学者单纯引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做研究是不一样的。如在文学评论中引入社会学布尔迪厄的权力场，象征资本等概念，在我看来总有生搬硬套之嫌。而同样的概念，用于政治学，尤其对于政治人物浮沉的研究，可能就很适宜。 娶日本太太做老婆研究日本宗教的确比较有意思。京都君研究中古佛教，可以考虑搭乘时空机器回去，做一段花和尚再回来，保管学生对你五体投地:-) 由 kyoto 于 07-22-2003 09:28 AM 发表: 那部片子我看过不止一遍，印象深刻。原来Uma Thurman是他女儿，呵呵。很PP:P 谢谢茅君的往复：-） 对了，我上文忘了说，其实中国学界应该大力进行日本研究。我觉得地区研究是可以相互发明的。顺便贴上以前写的介绍日本学者黑田俊雄的文章，在文摘区。 呵呵，日本和尚是可以娶亲的 我本来还跟我的小女朋友说，我要去剑桥三一学院出家，她说人家三一学院早就改革了，现在不但其成员可以结婚，恐怕离婚也是可以的。 三一学院的印欧语大师Harold W. Bailey 一生未婚，活了九十多岁，偶像啊！ 由 了了 于 07-22-2003 03:03 PM 发表: 看到kyoto和茅梓二君在这里讨论理论问题,鄙人也来插一句嘴。我总觉得理论就象围棋中的定式,初学者不记住定式不行,但是到了专业选手阶段,他们的大脑中就已经不存在什么定式了。那是因为在千变万化的棋势中他们可以随时改变定式来应付变化,定式在他们大脑中只是一种理念,即使一盘棋中他们使用定式,那也是顺应棋势而使用定式,他们随时都可以将定式变成不定式。说这些并不是想否定定式和理论,当然也否定不了。我只是想强调,理论终归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我认识一位年青人在谈到他要搞的研究时说什么想使用什么理论来研究什么题目,听的让我发晕,这就好想是一盘棋,你还不知道对手怎么走棋就已经想好了用什么定式。这似乎就是受了欧美学界的影响。历史学终归是和史料打交道的学问,在史料缺乏的情况下借助理论无可非议,但是我们的研究着中有几位是已经将已有的史料搞的门清的呢?这里还可以以围棋来比喻,有些个人对于定式可以说是门清,可是在对奕中总是败给那些没记住几个定式而又有实战经验的人。这时的定式或曰理论又意味着什么呢?所以我觉得理论不可不学,但是也不可视理论为万能工具。 由 兰成 于 07-23-2003 04:02 AM 发表: 怎么说呢，或者是由于很长时间学哲学的缘故吧，对于各种新的理论实在是起不来很大的兴趣。从理论的源流看实在不过就是依托这种或那种的哲学假设（从概念到论证），根本上说，这里面是作不出什么大文章了（当然有些对于这方面理论接触相对较少的朋友可能觉得还是很有趣很新鲜的），对于当代汉学，茅君所谓“所以总觉得他们的东西缺了些厚重”，很有见地啊。倒真是觉得还是回过头搞朴学的好。当然有了对于各种理论的比较系统的接触后，重新来作材料梳理的工作当然是感觉与切入点是不同的。不过无论如何，学术的基本功不能因为理论学多了就被荒疏或冷落了。另一点是语言上似乎也是该利用条件尽可能多学些吧。 飞霜君是佛教方面的学者，相信梵文，巴利，印度俗语，藏文都是有所学习或涉猎的。西方佛教研究上素来水平最高的三家是德法英，德法两种语言是不是也可以考虑学一下啊。美国这方面研究学习的机会应该都不错。 Harold W. Bailey 还在世？看来清心寡欲就是对于身体有益啊。 由 kyoto 于 07-23-2003 04:02 AM 发表: 看来大家还是对kyoto这个名字更垂青些:P 茅兄和了了兄的往复很有意思，大家都来参与才好：P 其实，我看这个问题，也许受了更多的美国学术的影响，这是首先必须承认的。一来美国，我老板就跟我说要注意AMERICAN ACADEMIC STYLE.我认为他是对的，否则我没必要出来了。他其实非常重视中国传统学术，老是跟我说我在中国已经在研究院呆了很久，在美国应该赶快毕业。 不过，我觉得学术研究，最重要的是创新，新发明，新发现，证成新说。这个也许有为创新而创新的危险。但事实上不然。创新可以从三方面来看：开创新主题，发掘新材料，使用新理论新方法。现在来看，中国文史哲等传统学科，新主题的发展恐怕不是易事，新材料的发掘倒是方兴未艾，比如敦煌文书，长沙走马楼的竹简等等，考古的发现也是一日千里，但是新理论新方法的运用和发明也是非常重要的。新理论新方法的运用是可能引出新主题的。但是，如果我们把学问简单划分为新旧两个阵营，就会发现，新说不必满足三个新，旧主题，新材料，旧理论方法可以证成新说，中国传统学术大多数是这条道路；同时，旧主题旧材料新理论新方法也可以证成新说。王国维的红楼梦研究或许可以看作是旧主题旧材料新方法证成新说的代表。但是，在我看来，中国传统学术，大多数仍然是旧主题新材料旧方法，证成新说。所以，其实我并不想否定这种做法，但是我想强调最后这种新。 说一点我自己的学习历程。在本科的时候，我比较偏重小学，文字音韵训诂，如果不是因为大二去了一次敦煌吐鲁番，也许我就是彭林教授的学生，做先秦去了。彭老师上课经常引用“礼记”里的话，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我差点就继了彭老的志。还特意去琉璃厂买了一套线装的“仪礼，”在家里假模假式点了一段时间，实在极为枯燥乏味：P 我那时候访问比较多的学者还有刘乃和先生，她是陈垣的学生。因为陈垣的“古教四考”的影响，我才开始转向宗教研究。其实，我的兴趣一直在小学，我的很多朋友也一直在这个圈子里打转。我第一篇文章谈景教文书辨伪的就是这种影响的遗留。那篇文章的写作，得到中文系许全胜兄的许多帮助。许的小学功底极好。另外一位我的同乡好友史杰鹏，也是做文字音韵训诂的，我介绍他去彭林老师的国学所。我本科时候，看的比较多的是目录学和文献学，什么王重民，姚名达之类。姚先生是我的同乡，早年在清华国学院跟王国维学习，后来在南昌的中正大学任教，1940年逃亡时在我老家附近死于日寇之手。 本来我徘徊在走陈梦家还是陈寅恪的路之间，从西北之旅回来之后，终於决定放弃小学，转进中古史。那时候，还极为莽撞地冲进俞敏先生家里，要跟他学梵文，他说，“你应该去北大。”於是，我就去了北大。我见俞敏先生之后，第二年他就去世了。后来到了北大要跟段晴博士学梵文，她不让，她说，这玩艺太苦，你干嘛什么苦学什么啊。不过，话说回来，我觉得做古文字真的很难出成绩，就算于省吾那样的大人物，一生也就认出来100来个甲骨文:P 现在谁说要去做经学，更是难上加难，旧主题，旧材料，前任积累那么厚，太难了。我为什么做转向佛教？因为中国佛教研究，现在当然以日本为重镇，可是日本中国佛教学界受传统日本佛学影响太深，偏见很大，其实很多问题值得重新考虑，旧主题，旧材料，用新眼光看，恐怕还是可以创新的。 由 kyoto 于 07-23-2003 04:10 AM 发表: 兰成兄， Bailey已经去世了，BSOAS上登了讣告。我师父有篇中文文章纪念他，在“敦煌吐鲁番研究”上。BAILEY 会从小亚细亚到天山之间欧亚地区的55种语言！！ 说来惭愧，我倒是可以看德法日文(我们系要求必须在中英文之外，再通一门东方和西方现代语文)，於佛教古典语言都不通，主要还是依靠汉文材料，所以我只做中古史:P 藏文曾经学过，早就忘光。华裔学者里面，曾经在法国有位林藜光先生，各种语言都极好，可惜四十出头就去世了，所以学习不能太勤勉，保命要紧。我毕业后想去德国做一段时间博士后，或许会有机会学习一点古典语言。 由 兰成 于 07-23-2003 04:31 AM 发表: 段晴真是那么表态的啊？这可有些夸张了。治佛教史学习梵文可是该算本分的。梵文是不容易学，不过毕竟中国是有极其伟大的佛经翻译传统的国度，何况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的发展对于学习和理解梵文的语言现象提供了很有力的（虽然有时候显得可疑）方法论支持。这点她是季先生的学生，又是留德的，没道理不知道啊。 其实东语系里王邦维，蒋忠兴，黄宝忠几个水平都都很不错啊。要是因为这个原因飞霜君没学梵文实在是有些遗憾了。 由 Tokyoto 于 07-23-2003 10:57 AM 发表: 好像印欧语各大语种都有所谓“语源学词典”，处理同一语系的语言材料应该不算太难。难的是未知语文的释读，以及已知语文不同书体的识读。 据说还有一种“多种语言对照的佛学词典”（当然内容也不限于佛教），应该说处理专业词汇也不算太难。难的还是对教义的正确理解和对原典的正确阐释。 方便法门似乎是不处理原典文本，就在已有各种意见间进行参酌，加上自己的经验提出一说。例如所谓“迦腻色迦大王年代考”，世界上大概有上千种说法了吧，当然也不妨提出第一千零一种。 由 老涅 于 07-23-2003 12:14 PM 发表: 飞霜兄，看了你的几篇东西，觉得似乎在哪里见过你的文字。是我眼花吧。既然你在这里现身说法，我也谈一点点我的感受。 关于回国不回国，我不敢说什么。但我想，出来这几年，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怎么活着都是活着，意思是自己找的，做不做教授去他妈的，因为有些事情归我管有些不归我管，学习不过是为了自己知道自己想知道的东西罢了，无论有没有好位置，都得接着活，活得还要很开心，用自己双手挣口饭吃饿不死我的。 提到理论，资料，语言，随便也加几句。我觉得理论没有什么用，尤其是宗教学理论，天生是个依附性的东西，最多把宗教学搞成新宗教。相比于理论，我还是比较服气功夫活，要资料要语言。资料问题确实有时候很具体，但有时候其实是眼光问题，只是和理论无关罢了。至于语言，佛教研究需要什么语言我不太清楚，我弄的东西也需要不少语言。我的体会是，没有语言就不敢说话，尤其是玩古代。这感觉很不爽，但确实如此。唉，如果我失败，你是否还要我？崔健的歌唱得挺好。 嗯，忽然想起来以前看过一篇景教文本的考证短文，应该就是你写的了。借这个地方对北大历史系发牢骚。 胡乱说话，不成体统。见笑。 由 兰成 于 07-23-2003 08:53 PM 发表: 飞霜兄， 词源学字典确实是很有用的工具。不过我算是对比较语言学有所涉猎的。感到内部的问题是很多的。有时候对于源初形式的推测和拟音，就象是变魔术似的，而且存在着很明显的循环论证情况。不过确实印欧语系的可供比较的材料极度丰富，内在关联和亲缘性实在很难否认。汉藏语系的研究要深入是断断不能照搬这种方法的。 “多种语言对照的佛学词典”我见到过一种，确实基本可以让不懂佛教原典的语言的人都可以凭借着进行相关的研究了。当然里面有争议的地方还是不少。通晓各种语言当然能更好的切入一些问题了。 说到你要来德国做博士后，推荐Goettingen和Hamburg。这两个地方的佛教研究最全面。而且对语言的要求高。比如Goettingen几个学期前开设过梵汉藏三种语言对照的“佛行所赞”的高级阅读课。真是乐事啊。 由 飞霜 于 07-23-2003 10:26 PM 发表: 老涅兄： 有同感。我上次在通向奴役之路一文就说，工作其实就是一个饭碗。不过，如果我做得很差，我会退出，免得挡了别人的路：P 话说回来，说不定比我更差的上去了。不过，现在要给我儿子准备将来的学费，我得使劲挣钱啊:P 你对于宗教学的看法，就跟“制造宗教”一书类似，宗教学本身没有什么理论，都得靠外来的东西整。我也同意。你那个整理资料，其实也有眼光在里面的说法，也是非常有道理的。 兰成兄： 是的，我曾经打算去哥廷根或者维也纳。去年去了两次德国，居然没有机会去哥廷根。不过，因为一些其他的原因，我可能想去海德堡，不过，做博士后，应该比较自由，可以乱跑吧。汉堡的Ronald Emmerick也去世了。Heinz Bechert 也早就退休了吧。段老师的同学胡海燕在FREIBURG, Oskar von Hinueber也在FREIBURG. 胡好像要出版一本早期律典的研究概述，我在一本新书预告上看到目录，还没有见到书。其实当初段老师也是客气吧，她和我很熟，说话比较随便。不过，我以后是打算学点的。在日本京都遇到一位船山辙FUNAYAMA TORU.他是做印度佛学的，尾山雄一和服部正明的学生，曾经去维也纳和STEINKELLER学过。他现在也转到中国佛学了，在做梵网经。我以前一直觉得学梵文,学几年用处不大，处理不了原始资料，最多是能看个门道。上次去京都，去了龙谷大学，佛教大学，京都大学，见了一些日本学者，觉得我不会梵文，跟他们打交道没有底气。再说，我也才刚30，应该还有机会的。以后到了德国，也可以向兰成兄请教。 我把纪念亨宁和格什维奇的文章以及恩默瑞克的著述目录贴在文摘区了。 由 茅梓 于 07-23-2003 10:44 PM 发表: 呵呵，为什么不考虑一下洪堡基金会呢(Humboldt Foundation)? 待遇好，声望高，也自由。 老涅啊， 这是崔健哪首歌啊？怎么没印象啊？ 由 飞霜 于 07-23-2003 10:46 PM 发表: 呵呵，正在申请中:P 这有篇介绍老瓦先生的： 98年的消息 UNTIL 4 JANUARY 1998 BERLIN, GERMANY Ernst Waldschmidt (1897-1985) An exhibition in memory of his 100th birthday By LORE SANDER Ernst Waldschmidt was one of the leading Indologists of Germany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Although living most of his life in Göttingen teaching at the university, all his life he maintained close and friendly relations with the Museum of Indian Art in Berlin and the Academy of Sciences where his career had began. His wide-ranging knowledge is reflected in contributions to Indian history, editing inscriptions, and Indian art history. Besides manuscripts, photographs and articles connected to his scholarly life, the current exhibition will show artefacts which he collected especially for the Museum of Indian Art. Ernst Waldschmidt's main interest was focused on the edi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exts from Sanskrit manuscripts collected by the four Prussian expeditions (1902 - 1914) to Buddhist monasteries on the Northern Silk Route (Xinjiang). His bibliography contains 137 items. They characterize him as a man of great learning and scholarly discipline. Collecting for the Museum Serving in the navy in Kiel in the First World War, the young volunteer became so fascinated by Indian philosophy that after the war he began to study philosophy with Paul Deussen and Sanskrit languages with Emil Sieg in Kiel. Later, Waldschmidt continued his studies in Berlin, where the direction of his academic career was shaped by Heinrich Lüders. Lüders was the head of the Turfan Commission, responsible for the registr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the Sanskrit manuscripts from the Prussian finds. In the 1920s, Berlin was the centre of Silk Route research. The two leaders of the Prussian expeditions, Albert Grünwedel and Albert von LeCoq, were still alive. In 1921 Von LeCoq succeeded Grünwedel to the directorship of the Indian Department of the Museum of Ethnology (Berlin), from where the expeditions had been undertaken. In 1924 it was he who gladly acquiesced in Heinrich Lüders' proposal that they employ the young scholar Ernst Waldschmidt, after he had gained his doctorate with a text edition on the monastic rules for nuns from the Sanskrit manuscripts. Waldschmidt devoted his attention to questions about the arts with the same zeal as he continued to those of reconstructing texts from the newly found Sanskit manuscripts. As early as in 1925 he published an introduction into the art of the Northern Silk Route, Gandhåra, Kutscha, Turfan. He continued the expediton reports begun by Albert von LeCoq, Die Buddhistische Spätantike in Mittelasien. The two last volumes he supplemented by articles of fundamental importance for the interpretation and the chronology of the wall paintings from the Northern Silk Route. With the book Die Legende vom Leben des Buddha he made an important source accessible, not only to art historians but also to a greater public. Moreover, he worked on Indian miniatures and on the religious history of Central Asia. From 1932 to 1934, accompanied by his wife, as his assistant, he travelled by car throughout India, from Sri Lanka to the Khyber pass, from Orissa to Kathiawar. The journey, sponsored by the Baessler Foundation, was undertaken to collect artefacts for the Museum. The Museum of Indian Art has to thank him and his journey for a valuable collection of excellent textiles, ivory, metal work and jade. Waldschmidt, who was already curator, was offered the position of head of the department, which he occupied up to 1936. Besides his duties at the Museum, he taught at the university since he had obtained the venia legendi in 1930. He accepted the chair of Indology offered him by the University of Göttingen after the retirement of his former teacher, Emil Sieg in 1936. Sanskrit manuscripts Waldschmidt's most productive period began after the war. He had been appointed executor of the posthumous works of Heinrich Lüders, who had passed away in 1943. Among his inherited duties was th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Sanskrit manuscripts, which arrived from their deposit in the Berlin Academy of Sciences during the war, most of them mutilated. The re-organization was a hard task. At the same time Waldschmidt continued his work on editions of texts on the life of Buddha. Between 1950 and 1962 he published editions of the Mahåparinirvåna, the S¨tra on the last days of the Buddha Íåkyamuni, the Catushparishat, the S¨tra on the foundation of the Buddhist order, and Mahåvadånas¨tra, the S¨tra on the lives of the seven former Buddhas. Arranging related versions from Påli, Tibetan, and Chinese sources synoptically with the Sanskrit text, he introduced an ideal form for editing the fragmentary text tradition from the Silk Routes. Waldschmidt knew how to motivate his students to fling themselves into editing Buddhist Sanskrit texts from the Prussian finds and to help him to catalogue the manuscripts, a work which Lüders and his wife had already begun. Waldschmidt kept close contact to those institutions in Berlin housing the expedition finds, even maintaining links across political borders. They were the Berlin Academy of Sciences in the eastern part which held the collection of manuscripts, and the Museum of Ethnology, the cradle of the expeditions, in the western part of the divided city. After his retirement in 1965, he concentrated on cataloguing the fragmentary Sanskrit manuscripts from the Prussian finds. Five of what are now seven volumes of the catalogue Sanskrithandschriften aus den Turfanfunden appeared up to 1985. Most of the fragments were identified by him. At the same time his project for a special dictionary of the Sanskrit manuscripts, Sanskrit-Wörterbuch der buddhistischen Texte aus den Turfanfunden, was initiated by his successor in the chair, Dr Heinz Bechert. Beside all his other activities, Waldschmidt returned to art studies. Two standard works on miniatures of musical inspiration from the Museum of Indian Art, Rågamålå - Pictures from the Western Himålaya and Rågamålå - Pictures from Northern India and the Deccan, were the result of his and his wife's joint efforts. In 1969 the Ernst Waldschmidt Foundation was established at the 'Stiftung Preußischer Kulturbesitz' in Berlin which bears the costs of the series Monographien zur Indischen Archäologie, Kunst und Philologie. Furthermore, every five years an Ernst-Waldschmidt-Prize is bestowed on an excellent work by a young scholar doing research in one of his fields. At this centenary exhibition, apart from examples of the original Sanskrit manuscripts from different finding places of the Northern Silk Route, a selection of artefacts are also on display. These he purchased for or presented to the Museum. Outstanding among the artefacts is a 17th century, old ivory jewel casket from South India with silver mounting. It is decorated with tiny sitting and standing figures among creepers, and in the centre of the lid a goddess. Among the exhibited sculptures, an Indo-Corinthian capital from Gandhåra deserves much attention. It shows a Bodhisattva in the centre with two ascetics in adoration emerging out of acanthus leaves. The two books on miniatures of musical inspiration (rågamålå are illustrated by a selection of originals from a series probably originating from Basohli/Bilaspur (western Himålaya), and two from Bundi (Råjasthån) and the Deccan respectively. Without doubt, the most outstanding piece is an Indo-Greek stucco figure of a goddess holding a ring, probably the tutelary goddess of children, Hårit^. The masterpiece, which is nearly life-size, belonged to a hoard of stucco figures and heads, parts of which could be bought by the Indian Department of the Museum of Ethnology in 1930. Ernst Waldschmidt reported about the hoard in an article published 1932. He was the first who referred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sculptures and the stucco art of Hadda and to realize the importance of the goddess with the ring for the Gandhåran art. After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statue was deported to the former USSR together with other outstanding pieces of the Museum. In 1978/79 it was given to East-Germany together with other objects from the Museum of Ethnology and the 'Antikensammlung' in Berlin. The delicate figure packed in a wooden box remained unpacked under the roofs of the Grassi Museum in Leipzig. After the re-unification of Germany it was given back to the Museum of Indian Art in a very lamentable condition. It took much time to restore the figure which is exhibited now for the first time in Berlin-Dahlem. * 由 兰成 于 07-24-2003 08:23 AM 发表: 说起Waldschmidt，前段时候翻了一下他的“Kleine Schriften”，在Sieg的80岁生日上他以梵文作诗贺寿，里面很精致地把Sieg（jayati，jaya：）这词嵌了进去，全诗训雅有致，用的韵律我还不认识（惭愧啊，只懂xloka）。看了之后确实很有些感慨。现在的德国学者似乎没有能达到对于梵文运用如此从容自在的程度了。其他国家（除印度外）估计也不会比德国情况好。又回到老的感想了，现在印度学研究和其它学科一样，新的理论是越来越多了，整个学科的基本功水平却也是降得越来越低了。这可是实在不是什么好的兆头。 由 老涅 于 07-25-2003 12:49 AM 发表: 呵呵，茅梓兄不知道？专辑名：《无能的力量》。 没想到啊，这里很多搞类似东西的人哦。 飞霜兄，看到你说语言死人，甚有感触。理想状态大家都知道，但首先还是要活下去。想起来以前听人打油：“江山如此多娇，谁来糟蹋更好？”相对一下确实未尝不可。祝事遂人愿。 顺口问一句，这里有没有搞道教的？ 由 茅梓 于 07-25-2003 02:03 AM 发表: 天空太黑，灯光太鲜艳。这盘是听得最少的，惭愧惭愧。他后期的风格变化很大，可能有人不爱听，但词是越写越好。 由 飞霜 于 07-25-2003 07:51 AM 发表: 兰成兄的感慨让我想起小林正美的话，他是道教史名家，本来有个计划要组织人员翻译道藏，搞一个道藏的“国译一切经”，跟佛经一样，以利於日本学者使用。但是，他说，现在日本年轻的“中国道教研究”学生读道藏文献的功力都很差，至少是不如上一代人，所以难以完成这种翻译工程。他也说，现在日本的汉学学生中文口语说得倒是很地道。 其实，建立在古典语言研究基础上的印度学伊朗学，也是跟材料的可获得性密切相关的，现在早已经过了可以随便拿一件古典语言比如吐火罗语于阗语写本来研究，就可以成为第一个研究者的时代，要想处理资料，又要超越前人，当然很难再局限於单纯的资料整理，自然是要玩点理论。其实，敦煌文书的研究同样如此，现在基本上很难找到没有人处理过的比较有价值的卷子了。再说，即使找到，价值也非常有限。我基本上觉得，如果花20年学习各种古典语文，可能最后可供处理的资料只有10件，那几乎就是世界上2个人左右处理的空间。象粟特文，你如果通了又怎样？即使象哈佛的P. O. Skjoervø这样的伊朗语名家，基本上也不写粟特的东西，只有Nicolas Sims-Williams在折腾，因为资料有限，他现在也不太写粟特了，转而搞大夏语Bactrian的文书。东方有一个吉田丰，也差不多了。再看看季老的几个学生，差不多不太可能去拿到德国学者争处理那些梵文写本的机会，即使拿到，也不多。所以，想想，呵呵。还是写点读者面较广的东西，从西域回到中原，这其实是我早就设计好的命运。倒不是功利的相反，主要觉得人生没效率。而且我觉得古典语言研究，太没有创造性了，方法极为单一，说过分一些，根本就是匠人之学。好比是琢玉的祖传功夫，只有最佳才能传下来，否则就只好灭种，而且几乎是一定的:P 另一方面，一时代有一时代的学问。理论物理曾经在20世纪风云一时，现在基本上是强弩之末，很难有大的突破，基本上难产生象20世纪那样群星闪耀的景象。比较语言学又何尝不是如此？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随着印欧古代语言的写本的发现，折腾了100多年，繁盛了数十年，也已经是强弩之末，再想发现那么多梵文，吐火罗文，于阗文，粟特文的文献几乎是不可能的了。现在只能是搞学科综合interdisplinary studies才有前途。 忽然想起汉学与宋学之争，虽然我们说理论和材料之学不能类比，但是轻义理重辞章考据似乎还是类似的。“北史”里的“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原意出自《世说新语》，文学23条记：“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圣贤固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其实，英华和枝叶本同属一棵大树，只是我们看它的角度不同，或许看到的是不同部位。中国现代学问的缺陷，我不认为和传统学问关系多大，也许只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学sociology，人类学anthropolgy，政治学political science，经济学economics太不发达了。可是，古典社会学和人类学也仅仅是100年前才由max weber, emile durkheim 等人建立轨则的。我相信有一天，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会象西方学问一样全面，发达，尽管这和中国的现代化一样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老涅兄，六月份波士顿Livia Kohn 整的那个会，你去了吧？我把会议通知贴在文摘区，供有兴趣的师友看看。 由 石门门者 于 07-25-2003 09:29 PM 发表: 兰成： 哈哈，很久不见，居然一下子冒出这许多话来。 京都兄论及小学的一段，看了真是有戚戚之感。不过语言学的训练，似乎并不应该认为是学了就一定怎么怎么用的功利观点，至少我觉得是一种很好的启蒙的路径。正因为它必须要你先淹没在一大堆资料中，而後才能提出自己的观点，或总结出一个公式，练的可是内家功夫，正可去去时下的火气。不过我的小学只是道听途说几本书名而已，食野狐涎，恐怕指望不成了。 看了诸位的谈论，实在插不上话，治唐代以下的，恐怕天然就没了那份底气，只好自己嚼菜根了。不过相比较而言，好象中古以降，西方学者的研究，在理论建设上，确实比国内做的要成熟，至少从施坚雅，到郝若贝，对于从地域、进而对经济、社会共同体发展的一系列理论假设，确实在解决特定问题的时候，能令人信服。也就是可以使片段的材料有一个依附的去处。 或者这相对于这一领域中，需要进行实证研究的课题来说，还是显得不甚重要的。但即使是最实证的课题，其能够深入的程度，也与此领域理论研究达到的水平相关。《唐代财政史》之煌煌巨著的成绩，完全是在前辈学者如陈寅老等在这一课题内的理论建设分不开的，而宋代的经济史虽也有数部，似乎还没有完全走出宫崎市定当年的框架啊。（不过我历史亦非专门，希望各位删之即可，勿深责也） 最後，还是羡慕能各位能通数种语言，做宋以後，似乎学了也派不上用场，让人寤寐思服啊。 由 石门门者 于 07-25-2003 09:33 PM 发表: 再问一个问题，当年日本学者编的《法宝义林》是否已有中译，如没，那英译本是否查的到，叫什么名字。 象《道教》三卷本之类的工具书，我们实在做的太少 由 飞霜 于 07-26-2003 12:02 AM 发表: 石兄： 法宝义林是一系列词典，现在并没有完工，更不可能有中译本。法宝义林研究所编辑工作的领导人DURT退休了,去了一个私立大学教书，现在的负责人是Lachaud，是一个很年轻的日本文学专家，上次我去，还跟我一起会读了一段古文。他对佛教有兴趣，但不是专家，所以我不知道编字典的事还能不能继续下去。法宝义林研究所也从大相国寺林光院迁到了京都大学旁边的意大利会馆，和VITA领导的意大利远东研究所是上下楼。 这些系列中，最有用的是 Fascicule annexe du Hobogirin : Répertoire du Canon Bouddhique sino-japonais. Edition de Taisho (Taisho shinshu daizokyo) compilé par Paul Demiéville, Hubert Durt, Anna Seidel.2ème édition révisé et augmentée. Paris, Tokyo, 1978, 372 pages. 现在总共出了或快出12种，这里有个大概的目录： ACADE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 LETTRES HOBOGIRIN Dictionnaire encyclopédique du Bouddhisme d'après les sources chinoises et japonaises Dictionnaire encyclopédique du Bouddhisme, d’après les sources chinoises et japonaises, publié sous le haut patronage de l’Académie Impériale du Japon et sous la direction de † Sylvain Lévi et J. Takakusu. Rédacteur en chef, † Paul Demiéville. Déjà publié à ce jour : Fasc. 1 : A — Bombai. Tokyo, 1929, IV-96-XV pages, 41 figures, 8 planches hors-texte. Fasc. 2 : Bombai — Bussokuseki. Tokyo, 1930, II-92-IV pages, 26 figures, 9 planches hors-texte. Réimpression, Paris, 1982 des 2 fascicules ensemble. Fasc. 3 : Bussokuseki — Chi. Paris, 1937, II-110-IV pages, 23 figures, 3 planches hors-texte. Réimpression 1974. Fasc. 4 : Chi — Chootsusho. Paris, Tokyo, 1967, III-72-IX pages, 1 figure, 3 tableaux, 8 planches hors-texte. EPUISE, disponible dans le cadre de la série entière Fasc. 5 : Chootsusho — Chuu. Paris, Tokyo, 1979, 192-IV pages, 2 figures, 7 planches hors-texte. Fasc. 6 : Da — Daijizaiten. Paris, Tokyo, 1983, 202-II pages, 2 plans, 5 tables, 24 figures, 10 planches hors-texte. Fasc. 7 : Daijo — Daishi. Accompagné de Supplément au septième volume du Hobogirin : Liste des abréviations usuelles, signes conventionnels et abréviations bibliographiques en usage dans les articles du Hobogirin (I à VII) et dans le fascicule annexe : repertoire du Canon bouddhique sino-japonais : édition de Taisho (p.15-17, p.233-234) par Anna Seidel. Paris, Tokyo, 1994, IV-267 pages, 3 tableaux en dépliant hors-texte, 55 planches hors-texte. Supplément : 41 pages. Fasc. 8 : A paraître. Fascicule annexe du Hobogirin : Répertoire du Canon Bouddhique sino-japonais. Edition de Taisho (Taisho shinshu daizokyo) compilé par Paul Demiéville, Hubert Durt, Anna Seidel.2ème édition révisé et augmentée. Paris, Tokyo, 1978, 372 pages. Fascicule annexe 2 du Hobogirin : Index des caractères chinois dans les fascicules I-IV du Hobogirin. Compilé par Antonio Forte. 1984, II-64 pages. 由 老涅 于 07-26-2003 02:02 AM 发表: 呵呵，茅梓兄这么快就找到了？我也好久没有听过了，但词确实写得好。大着胆子说一句，如果崔健以前表达得更多的是情绪，这个专辑似乎想表达点看法了。：） 飞霜兄，老涅现在尚非自由之身，不是想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的。波士顿曾经有机会去，但自己不去了，到现在便再也没有机会。老兄谈到资料的发掘愈发困难的问题，颇发人深思。只是有时觉得需要提醒自己不能把理论搞成流行的贩卖了，但这么想又觉得要求太高，学力智力若达不到，反而误人误己。诚惶诚恐啊。 呵呵，茅梓兄听过“最后一枪”么？挨了一枪死不了，就惶恐起来。：）） 由 兰成 于 07-26-2003 08:33 AM 发表: 这次讨论是越来越热闹了，石门也浮水出来了：）。 其实我的主业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没有任何优势的西方的古典语言学（古希腊语和拉丁语。与此相比，印度学对于中国人而言还是有相当好的历史研究的传统与某种思想的内在亲缘）。应该说，古典语言学是一种与现实性真正具有巨大关联的学科，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向我们显示了这样的影响是多么深刻和直接（当然也包括实践与理念之间的如此巨大的反差）。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构成新的思考的直接源泉（这里最好的例子当然是海德格尔）。我对于印度学的涉猎和学习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如果说，西方的古典语言学研究（（如对于希腊的史诗悲剧喜剧哲学的新的解读）可以构成他们对于自我当下遭遇的问题性的思考进行的起点并为这种问题性指出某种“出路“，作为同样置身于问题性中的我们是否也可以同样借鉴这样的方法与思路。当然是在不同的思想境遇中。因为构成我们当代中国人思考的起点与源初性的比西方人更复杂。一方面他们的传统通过现代性同样成为了我们思考的源泉，同时我们又还有着一种与他们不同的的虽然很大程度上要依靠现代的西方语言来解释的自我的源初性。而这样一种原有的源初性又并不是纯然孤立的，原生于印度的思想，特别是佛教同样构成了我们的思考与生活的现实。或者是因为这样一种切入的形式本身就已经很思辩化了，所以在具体的学习上和研究上，我就特别偏爱一种“朴学”式的方法，否则我就是纯粹进行哲学研究了。 飞霜兄和我的学术背景不同，原来受过的小学训练要系统严格的多，或者因此就更青睐能在研究中加入一些新的理论。这或者是殊途同归吧。真是天下何思何虑啊。 说到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现在就如同是许多相关的学科一样（比如印度学），进入了某种历史性的低靡的状态，19世纪时那种大师辈出，新发现新进展并由之激发的新理论层出不穷的时代是早过去了，后来所谓“Junge Grammatiker”的探索语言的绝对性规律的冲动莽撞与锐气也是没了，更多是对于细小问题的几乎有些偏执的讨论（很多时候是不可能得出什么真正为各方接受的结论的），以及对于其他学科理论的大量借用（比如，结构主义的语言分析的影响）。所以确实比较怀念原来的盛况了。关键是没有认识到新的巨大的问题性。问题性始终是牵引着学术和思想前行的真正女神啊。 由 茅梓 于 07-26-2003 10:35 AM 发表: 其实或许应该问问为什么没有意识到新的巨大的问题性--不应当是talent的问题，而可能是时势风气使然。至于兰成君所言的通过古典语言学研究去对自我当下遭遇的问题性的进行思考并为这种问题性指出某种“出路”，这样的思路我以为只是一种方法，而这一方法似乎可以适用于人文社科中的任何一门学科（当然，具体操作上可能会受到各学科理论和传统的限制）。从这个角度说，交叉学科（interdisciplinary study--译法上我还是prefer"交叉”而非“综合”）兴起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而这种时候，一个学者“拿来”的眼光--他对于其它学科理论的applicability的鉴识，就显得格外重要。 To 老涅： 那盘专辑的CD和磁带我都有，只是近年听得不多，所以词就疏了。其实他前面的一些专辑就已经有看法了--可以追溯到解决甚至更早。崔的歌批判性很强，对政治，对性，对生活本身的剖析都很尖锐。大学的时候扒歌，那时只有新长征和解决，但由于他早期的歌较注重旋律，所以用民谣吉它都可以搞定。后来的作品节奏性很强，又以说唱为主，用民谣琴就不好扒了。我个人觉得他后期的东西更耐听，因为音乐性更高。他在配器，在节奏的运用，和在对说唱音乐本身的体会上，都有长足长进。当然，气势可能没有年轻时锐利(演唱风格上而言）。但是，这未尝没有好处，不然，我们怎么可能听到“北京故事”这样舒展深厚让人回味久远的好歌呢？ 附: 北京故事 唱了半天，还是唱不干净，这城市的痛苦 可痛苦越多，越愿意想象，那明天的幸福 我面带着微笑，和人们一样，仍在这世上活着 我做好了准备，真话、假话、废话都他妈得说着 突然一场运动来到了我的身边 象是一场革命把我的生活改变 一个姑娘带着爱情来到了我眼前 象是一场风雨吹打着我的脸 爱情就是一场运动，说的必须都是真的 相比之下那多少年的运动好象全他妈都是装的 我忘记了克制后那敏感的脾气突然变得更加糟糕了 那是长期的压抑带来的间接反应表现在爱情的后面 突然一场运动来到了我的身边 象是一场革命把我的生活改变 一个姑娘带着爱情来到了我眼前 象是一场风雨吹打着我的脸 爱情来到，我心间 象一场革命，把生活改变 一个姑娘，来到眼前 象一场风雨吹洗着我的双眼 唱了半天，还是唱不清楚，这城市的孤独 可孤独越深，越能够感到，那爱情的欢乐 人们面带微笑和往常一样仍在这周围慢慢地走着 我突然发现我被这场运动弄得完完全全的晕了 由 Tokyoto 于 07-26-2003 03:40 PM 发表: F.W.K.Muller怎样，听说是从大西洋走到太平洋不用翻译？ 由 石门门者 于 07-26-2003 05:34 PM 发表: 在原初状态中寻找当下问题的出路，好象是很普遍的途径啊。问题到不在于方法的可经验性，而是在于对此种方法的坚信。讲起来有点象宗教了。呵呵 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恐怕更取决于语言之外的因素。包括对解释权利的种种假设。所以在势力范围久已划分完毕的现状下，大多数人不过是在作A=B，或B=A的文字游戏罢了。 多谢京都兄的书目。另外贴在文摘的波大道教研究会目录，也很有用。不过看下来，好象还是集中在几个经典人物，和当代（这可能和他们的社会学背景有关？），今年看到最好的论著是《敦煌古灵宝经和晋唐道教》不过好象使用敦煌材料稿道教，一向是法国人的专利。另外，京都兄是研究佛学的，相比较佛教各系传承的有序，似乎唐以後的道教，就有点系统不明了。是否与社会结构的变动，使得本属于民间宗教的势力，侵入传统道教了领域有关？ 由 老涅 于 07-27-2003 01:53 AM 发表: 多谢茅梓兄。我也是大学期间开始听崔健的，感觉很体己。：） 楼上兰成兄说到源初性，我比较感兴趣，也大概想过一点点。胡乱说几句。 我觉得古典研究和当今问题之间的联结确实是在于这种源初性，但源初性并不仅仅是欧洲或者印度的源初性。尤其是欧洲的古典研究，经过千年的来来去去，有根深蒂固的传统，未必就比我们的传统软弱。我们中国人学习的时候非常难做到将希腊罗马的源初性和中国的问题结合起来。我想这是兰成兄特别提到西方现代语言的原因吧。至于说对源初性的强调是一种“方法”，我觉得要看怎么理解这个方法了。我个人倾向于把源初性理解成哲学意义上的方法，即对人性等根本问题的历史考察，这么一来不仅古典研究，很多学科都是有关联的。 网络之上往复随意一些，兰成兄多指教。 由 老涅 于 07-27-2003 01:57 AM 发表: 呵呵，石门门者看来是搞道教的了？很高兴相遇。现下就有问题请教。：））） 我忽然对道教早期神谱的演变感其兴趣来，不知石门门者能否指点一下门径？有什么重要的著作能否介绍一二本？ 先行谢过。 由 兰成 于 07-27-2003 07:11 AM 发表: 涅兄说的太客气了。指教是绝对谈不上的。随便说说想法了。 作为现代性境遇下的中国人希望寻找源初性的冲动是与对于曾经真实的构成我们先辈（特别是前现代的）生活现实的源初性的陌生和隔膜联系在一起的。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对于自身的认识是通过它者的，这已经不是纯然哲学意义上自我认识的一般规律了，它者的语言确实成为了我们语言的一部分甚至核心（并且这种影响显得是如此的“自然”，倒让我们原先的语言有被“植入”的嫌疑），我很清晰地知道，当我在写这样的句子时，我的语言便是它者化的。当我试图表达对于自身所遭遇的问题性的思虑时，这种它者的语言对于我来说更亲近更有表现力，更“强大”。 这样的一种事实让我知道，要想实现真正的对于源初性的回溯，必须先回到那个它者的源初。这是我学习西方古典语言的初衷。然而后来的探索告诉我，这样的源初同样处于某种不确定中，它同样不是孤立的纯粹的自在（传统上那种有关西方（希腊）—东方的对立模式是一种掩饰得很高明的意识形态），而是充满了异质性的存在。对希腊悲剧的解读对于破除这样的一种的幻觉特别有益。将印度的吠陀和大史诗与希腊的史诗和悲剧在同一个语境中加以考察，是极其有趣的。或者对于理解双方都不但有益，甚至是必要的。 有一点是确定的，“人穷则反本”。思想在穷蹙中回溯源初性，是思想的自我拯救。 由 兰成 于 07-27-2003 07:56 AM 发表: 石门有一点说的我以为很到位，回溯源初性的尝试从根本而言有赖一种类似宗教式的信念。 比较语言学近来倒是有部很不错的新书，Michael Meier-Bruegger的Indogermanische Sprachwissenschaft， unter Mitarbeit von Matthias Fritz und Manfred Mayrhofer。 顺便说一句，我一直都觉得Manfred Mayrhofer是这50年来最好的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学者，至少也是最好的之一（Meier-Bruegger绝对是他的晚辈了）。他主编的6卷本的古代印度语的词源学字典（Etymologisches Woerterbuch des Altindischen ）就不说了，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被超越吧.就算以很小的梵文语法来说，我也觉得是他编的那部小册子最好。很难想象在这么小篇幅的书里，不但有着所有重要的梵文语法要点，还都提供了很精练的词源学对比解释分析。相比来说，觉得Stenzler那本梵文语法的学术价值就小了些（虽然北大东语系一直是这本作为教材，德国大部分印度学系也是。我还有本1892年出的第二版，也算有些价值了）。个人意见是，初学梵文最好的搭配是罗世方先生编的那部梵语课本（里面文章难度大，印刷错误又多，特别锻炼人：））结合Mayrhofer的Sanskrit-Grammatik。 真是越说越远了啊。 由 石门门者 于 07-27-2003 03:07 PM 发表: 呵呵，楼上涅老的问题真是烫手——本人的道教知识可能和网络灌水的水平有得一拼。属于还在看看道教研究史的阶段，不过因为读书只看带“宋”字的，所以还知道一点全真道的事情，其他的就只能瞪眼喝风了。以后还要多多讨教才是。 兰成，有好书记得要带回来，不行的话，就复印一本进贡也行：） 本来，只是为京都兄的文章所吸引，特来掀起帘子，探听内幕的。还是凝神定气，静听下回分解吧。 由 飞霜 于 07-28-2003 01:55 AM 发表: 有意思，诸兄的往复都牵扯出道教，语言学，崔健。。。。。大家多发言，各取所需，居然这里有不少同道。暑假没人跟我说话，嘴里都快淡出个niao来了，所以来往复喝茶闲谈:-) 石兄提到佛教各系的谱系十分清晰，或较道教清晰。其实这种传统看法目前已经至少在日本佛学研究界受到质疑。大体而言，新论者认为所谓佛教的谱系可以看作是一个“层累的历史，”谱系本身是各个宗派自己所“撰写”的历史，后来的传人给前代历史加了许多牵强附会的解释，实际上是重写了他们自己的历史。这个似乎也应该去寻找他们的源初性:P 持这种批判观点的学者最近有一些新著出版。比较典型的是哥伦比亚大学的阿部龙一(Abe Ryuichi)，他出版一本厚达600页的专著 The Weaving of Mantra: Kukai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Esoteric Buddhist Discourse 重新考察所谓日本密教的历史。所以，传统佛教学术史的宗教性和层累性值得重新考虑。 老涅兄，石兄是否注意到最近Robert Hymes出了本新书：WAY AND BYWAY: TAOISM, LOCAL RELIGION, AND MODELS OF DIVINITY IN SUNG AND MODERN CHINA. By Robert Hym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Pp. xvii + 364; appendix; glossary; index. Cloth, $60.00, ISBN 0-520-20758-0; Paper, $24.95, ISBN 0-520-20759-9. 如果你们知道，就忽略这个信息。我不做道教，只是出於一般教学(我教中国宗教史导论)的兴趣留意。 我把一篇书评贴到文摘区去。 兰成兄提供的信息和学术背景说明使我很受教益。我已经猜到你的学术背景，从哲学入古典语言学，从希腊拉丁文进入其他古代印欧语文。我说点相关的题外话，其实，学科的建设对学术影响极大。普大没有印度学项目，我在此处曾有一次学习梵文的机会，有个访问教授曾开课，但问及我不会希腊拉丁文，建议我学了希腊拉丁文之后再学习梵文。普大诚然有古典系Dept. of Classics，但是没有语言学系Dept. of Linguistics，只有语言学项目，这是十分奇怪的。因为甚至连MIT都有语言学系。耶鲁的语言学系曾经有印欧语专家Stanley Insler (http://www.yale.edu/linguist/faculty/insler.htm) 长期主持。古典系的教学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哲学系的古典哲学，历史系的希腊罗马史，宗教系的古典宗教。中国在这方面值得借鉴。再说远点，好像中国除了民族院校，其他学校都不开藏语课程(北大南大好像只是偶尔开设而已，没有固定教员)，也很奇怪。根据90年代的资料，美国至少有26所大学教授藏文。我看过一本书介绍德国的印度学的：German Indologists.里面提到吐火罗语学者Sieg，他的博士论文是研究梵文的，但是是用拉丁文撰写的，但是他申请教授的论文还是用德文撰写的。呵呵。 由 兰成 于 07-28-2003 09:11 AM 发表: 飞霜兄，你对我的学路推测很准确。要补充的是我最初是学经济的。总之到现在是已经跨了许多学科。简单概括，就是向来不务正业：）。 普大竟然没有印度学和语言学专业，多少有些让我吃惊。对于这样有历史的名校，实在显得在学科建构上有些遗憾。说到学习语言，特别是古典语言，历史语言学的方法确是很有裨益。正所谓触类旁通啊！记得初学拉丁语时，觉得简直是难得出奇，学了两个学期还是很艰难，是通过希腊语的学习激活了它，通过对这两者内在关联的认识和比照，同时寻到了门径。后来再学公认更复杂的梵文（一定程度上也包括吠陀巴利语和印度俗语），几乎没有感受到大的困难（当然中国人学梵似乎也是有些优势）。下一步准备由梵文切入其他两种比较重要的indoarisch古典语言，avesta语和古波斯语。作为对应的是，通过学习希伯莱语激活阿拉伯语的学习。这是我老师一直很担心的事，确实我的兴趣是太多了些，铺得也太广了。虽然知道vita brevis， ars longa（生有涯而知无涯），不过估计这生是注定要“以有涯逐无涯”了。 一直有个感觉，整个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虽然涉及的语言极多，作为材料用到的不下百种，不过真正的核心始终是拉丁希腊和梵文（后两者又显得尤为重要）。其他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作为对于建立在这三者为基础的重构工作的材料填补。再次看出，历史语言学与其他的学科一样，依赖着很强的内在等级制度和相应的整合逻辑。 说起Sieg，那可真是大师级的人物。吐火罗语研究的真正奠基人。二战时已退休，由于Waldschmidt教授被调去参战，由Goettingen大学请出临时替代作了季羡林先生的导师。他那一代的一流学者几乎都能用拉丁语进行写作。说到这里，禁不住又要感慨一下了。 由 石门门者 于 07-28-2003 11:14 PM 发表: 谢谢 这书想必一定有些意思。不过此地的图书馆实在是指望无期了，等会儿先把书评DOWM下来再说。不过看这个题目的架势，到让我想起HARTWILL郝若贝的文章，《750-1550，中国的人口，政治与社会变革》，以及韩森《变迁之神》，似乎由地域进一步到地缘共同体（家族、士绅），再讨论宗教、思想的发展，是他们比较拿手的讨论。（这本书，是不是也这样？），可能是他们在这个套路上，有施坚雅等一批权威，对其理论模式作了相当深入的探索？使之成为可操作的工具。 不过总觉得其中有一些逸出我们所受传统思路的视角，但这套分析模式被大部分技术化后，好象就少了些味外之味，弦外之声。反观传统的学案，师承记，甚至不具备可实证性，却又有他真正点到关节的灵机。 最近作了一些金、元佛教的东西，在史料层面上，确实服膺陈援庵的“不可尽信人，人皆诓汝”，太多似是而非的先验的结论，甚至是建立在完全功利的判断上的。成王败寇而已。禅宗资料尤其如此。不过涉及佛教、道教义理内部的东西。还是要对那些来头大的，乖乖投降。可见原则的不坚定。呵呵。 陈後山诗，不犯正位，忌参死句。恰可用来自喻。希望飞霜能再回到主题上去。 由 老涅 于 07-28-2003 11:27 PM 发表: 呵呵，先多谢兰成兄。关于源初性，我想我可以理解你的意思。不过要进一步细谈，在网上可能就不够了。 在不停转变专业上，我和兰成兄可能属于同类。兰成兄雄心壮志，让人钦佩。我也曾接触过一点希腊语和拉丁语以及希伯莱语。古波斯语也有心搞一搞，就是现在没有足够的精力，不敢把摊子铺得太大。呵呵，中东地区的语言，北到希腊，西到埃及，南到印度，东到阿尔泰古代语言，再加上五千年历史，实在精彩纷呈。有时不免觉得专精一两门兼及其余可能更现实一点。：） 多谢石门门者。读书时间长了，就发现还是需要朋友，同道的朋友。专业不太有所谓，主要是大家互相鼓励一下，互相帮助一下。我的id是老涅，但千万别叫我涅老，折杀小人也。呵呵 由 兰成 于 08-03-2003 05:48 AM 发表: 这几天怎么飞霜如同失踪似的的。看来石门要求回到主题的计划是暂时落空了：）。 涅兄，我学语言最大的特点就是，新的语言上手很快（英语和阿拉伯语除外）。这固然是长处，不过整个人的学语言的兴奋期就很短，所以几乎是一种新的语言才学入门，就在盘算着学新的。当年出来的时候，觉得能同时通拉丁希腊就很不错了，现在这计划无限扩展，真不知道是幸福还是不幸啊。 飞霜快蹦出来啊！！！！！！！！！！！！！！！ 由 Tokyoto 于 08-03-2003 08:10 AM 发表: 读这组帖子中间曾有所心动，读完以后又冷了下来。有前辈学者引西儒言：“一切知识里最重要的知识是目录学，知道去哪里寻找真理比知道真理本身更重要。”目录烂熟而不知真理，无异叶公好龙；掌握真理而不去实践，不过纸上谈兵。兰成君，你在欧洲学语言，一定知道这本书： Morgenstierne, G. Indo-Iranica; melanges presentes a Georg Morgenstierne a l'occasion de son soixante-dixieme anniversaire.（书不在手边，书目是从网上down下来的） 印-伊之间有好多小语种，而且与吾国旧史颇有关联，学通了，西儒不足与论。 由 兰成 于 08-03-2003 09:15 AM 发表: 哈哈。果然这招甚灵。飞霜如霜般出现了。 Morgenstierne的Indo-Iranica算得上是个opus magnum（一度曾冲动想买，在比较了它的价格和我的生活费后，明智地放弃）。不过还没怎么读过。估计是要真的作起相关的题目来才会去细看。老涅对此实在很可留心啊。 有时候在看到西方的学者在这方面作的工作，一方面感叹于成果的可观（就总体而言），一方面也在想，这实在是只有在现代性境遇下的西方人才有的雄心壮志：希望将所有人类的生活和文化形态，从历史到现实，都在一种恢弘的模式中被再现和观察。这是源于一种真正的主体形而上学体系的伟大抱负（再次证明它从来不是哲学家的专利，而是一种无所不在的现实性）。它试图用某种普遍性的概念群将所有民族所有时代的生活现实置于其中，于是不可避免的产生了概念对于事实的暴力。这是几乎没法避免的。例如，通过性数格的概念确定，对于一切印欧语系语言的分析成为可能了，而且这种方法被外化推广，于是所有人类语言都可以被进行这样的参照和把握（比如定义汉语是一种isolierte Sprache，isolate language，是典型的用这种方法分析的产物，当然如果用这个方法，这样的结论也确乎是必然的）。在这种方法指导下，无数种古老语言的比较研究开始成为可能。当然这同样意味着一种无所不在的系统性的误解成为可能，并不断地使这种误解被强化。 这是一种无比巨大的学术探索。也是一种同样巨大的僭越。 由 老涅 于 08-03-2003 10:28 PM 发表: 既然出来，都出来吧。：））） 兰成兄在欧洲？嗬嗬，夏天回家吗？ 不好意思，飞霜兄兰成兄都已经自报家门，老涅却有意隐瞒。我不过很早之前接触过一点希腊和拉丁的东西，对印欧语言并没有很多了解。相对而言，我对早期闪族语可能更有信心一点。学海无涯，看苍茫老师《乐师与史官》中说到，“有时竟有奄奄一息的感觉”，“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哦。兰成兄所说我也有感受，但西方人滴水穿石，非一日之功，想一想若想超越之，实在是不禁感慨，从来这一生到头那一日。嗬嗬，这么说话让各位见笑了。 这位写书的先生老实讲连听都没有听说过。也等N年之后吧：））） 由 兰成 于 08-04-2003 06:03 AM 发表: 今天到图书馆又看了看那书，这里没多少搞东方学的，所以书的品象还是很好。那书是一组论文，纪念Georg Morgenstierne的70岁生日。很不错。今天随手翻了翻其中的一篇关于Avesta的论文，还没系统学过，就显得有几分神秘感。决定暑假开始自学。古希伯莱语的课准备下学期到神学系去上。到时候说不定还能和老涅切磋一下啊。 我下周就回国。听说国内现在天气甚热。不知是否归来的时候，天气会转好。 由 Tokyoto 于 08-04-2003 06:55 AM 发表: 他好像很专巴基斯坦北部、阿富汗东北山区诸语言，记得书里有关于瞢健语、达丽罗语（Dardic，在那个汉译本里被译成达尔德语）、俱位语等等的讨论呢。 由 飞霜 于 08-04-2003 07:40 AM 发表: 兰成兄，很抱歉！ 我最近比较忙，没有上网来这里。加上办公室的电脑不能输入中文，我没法写。 另，我的ID只有飞霜和KYOTO, 其他都不是我。 我知道TOKYOTO没有假冒我的意思，只是在此声明一下。 等明天去图书馆再来回诸位的文章。 由 老涅 于 08-04-2003 08:27 PM 发表: 嗬嗬，兰成兄，你究竟在哪里？：））） 我也下周回北京，不知你的老巢在哪里？或者可以喝一杯。有一点正经事也想请教一下呢。：））） 由 飞霜 于 08-04-2003 10:13 PM 发表: 是的，Georg Morgenstierne (1892 - 1978) 虽然精于各种印欧语言，但其实主要是阿富汗学家Afghanistanist:P 最近几年好像阿富汗的写本研究还比较热，除了nicolas sims-williams在玩大夏语，华盛顿大学的Gandhari写本研究也在一本一本出，他们至少有7位学者在整理那些驴唇文，以richard solomon为首。还有从阿富汗走私到挪威的The Schøyen Collection(超过一千件文书) 。两年前在京都遇到林梅村老师，特意去佛教大学看他从松田和信那里得到的第一本整理成果，贵得要死。这里有这个大型工程的基本介绍：http://www.nb.no/baser/schoyen/index.html 一些著名的早期佛典研究者比如辛岛静志等都参与了这个工程，全部学者来自欧美日本等地，但居然没有中国学者参与，实在是奇怪。法兰克福大学有个印欧语写本资料库，值得一看：http://titus.fkidg1.uni-frankfurt.de/indexe.htm 兰成兄回国，如果有时间，可以去东语系认识我的朋友陈明，他在做梵文和于阗文医典。他的联系方式见我给你的短信。告诉他你是我介绍去的，他定会接待。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如果有空，也可以和我在历史系的知交叶炜和党宝海等当代青年才俊一起喝酒。“伟人”专攻中古史(魏晋至隋唐一段)，现在在历史系任教，“党”专攻元明史，现在留校做博士后，他曾游学波恩。和伟人与党在一起，也会很有收获。我小时候曾经感慨生不逢时，没有和牛人生活在一个时代，但是后来在46楼终於感受到伟人和党的学术光芒：P 由 兰成 于 08-06-2003 08:32 AM 发表: 多谢飞霜兄引见贤达。“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诚佳境也。老涅也要回国，不知准备呆上多久啊？可惜我是回杭州家里，这次未必有机会到北京。或许下次确乎该专程到北京访友才是。诸位若有意到杭州，倒是很乐意作东道啊！ 这里有个很不错的关于拉丁语和希腊语资源网站，可以称得上是相关工程中的一个模范，http://www.perseus.tufts.edu 其中在http://www.perseus.tufts.edu/cgi-bi...esource 可以寻到很实用的关于各种对于拉丁语和希腊语词汇进行分析的tools，其中的Morphological Analysis，尤其设计得周到。对于还没有大型字典的朋友很适用。 http://www.thelatinlibrary.com/ 是一个对于各类拉丁语的经典文献进行汇总的网站。我查过几次，发现这上面的文本校勘作的不错，如果只是希望对于文本进行一般引用，这里面采用的版本基本是可以直接用的。 由 老涅 于 08-06-2003 10:48 PM 发表: 兰成兄，我正好要到杭州，在浙大有点事情，若有机缘甚盼一晤。 党宝海现在在干什么？时间就是空间，果然果然。飞霜兄，看来果然没有猜错，你和宝海是相熟的。惭愧，你说的“伟人”，其实还有一位“伟人”在美国，我说不上熟悉。小弟喜欢感慨，感慨完了再胡闹。这往复真是个不错的地方啊。：） 由 石门门者 于 08-07-2003 04:51 PM 发表: 飞霜兄认识许全胜啊？ 去上图查书，有时会见到许兄。许兄黧而瘦，亦可娓娓谈小学， 不过现在专攻沈曾植，曾摹沈氏书迹或与云可乱真。据说拍卖会上的沈氏手迹到眼即辨；呵呵 由 飞霜 于 08-09-2003 12:30 AM 发表: 涅兄说的另一位伟人是赵伟麽？如果是，那也是我的同班同学了。我跟伟人和党都很熟，过生日的时候讹诈过他们俩的书。去年去波恩，和宝海彻夜畅谈，直至第二天上午。然后和宝海一起去Leiden大学朝圣，去看了我师父青年时代游学的地方。我们俩跟农民企业家似的在那狂逛，进了东方学书店，好书很多，却买不起。 我这几天在多伦多，今天早上4点到机场，上午刚从加拿大回来，换了美国新签证，所以准备寒假去一次哥廷根，弗莱堡，如果有时间，或许可以见到兰成兄。 石兄，是的，全胜兄和我很熟，在小学方面指点过我。他和我师父也很熟，给我师父的新书写个书评。 由 老涅 于 08-13-2003 09:17 AM 发表: 多谢飞霜兄回复，我说的正是赵伟。宝海赵伟叶炜都是师兄辈人物，只是在学问上交流不多。赵伟当年去搞理论，临行因为俗事曾经随口与我说过几句话，让我觉得十分佩服，所以特地提一下。其实飞霜兄可能也看到过老涅，而且我的一个搞藏学的朋友也是同学曾经向我提起过你，只是老涅荒唐久矣，江东父老面前遮面三分，算是偷偷回家看看，飞霜兄莫怪。 昨天刚听到一点宝海的消息，现在开始做博士后了。也许过一段会见到，当时不免缺席相敬一杯。 由 兰成 于 08-17-2003 04:56 PM 发表: 我于昨日顺利回到杭州.准备呆上两个月渡假.特告知各位. 不知老涅何时到杭州来.我的联系办法已通过短信发给你了.希望能在杭州品茗论道. 由 兰成 于 08-17-2003 05:06 PM 发表: 看来老涅选择了不接受悄悄话.那就这样,我的E-mail是agathoscn@yahoo.com.cn.不妨先和我联系吧. 由 老涅 于 08-18-2003 08:29 AM 发表: 多谢兰成兄。我已给你发信过去，请查收。：））） 由 飞霜 于 08-18-2003 10:30 PM 发表: 兰成兄，给你yahoo信箱发信了，收到没？你上次推荐两本讲印欧语的书，我让德国的朋友帮我在amazon.de上订了，虽然现在不见得要看，不过，等我去了德国也许不得不看了。 涅兄，想来还是旧友，原来又在这里重逢。把你的信箱号发给我(huaiyuc2000@yahoo.com)吧。你提到的搞藏学的学弟莫非是晨升君？抑或是苏航君？他们都是我学弟。苏航君去了日本，似乎已放弃专攻藏学。晨升现在可能还在拉萨吧。我出国的时候，书不少，宝海老弟和晨升老弟帮我很大忙保存。 快开学了，我大概就来的少了，有事可用email联系，方便些。非常高兴在这里遇到不少新朋旧友。 由 兰成 于 08-19-2003 05:12 PM 发表: 飞霜兄,你的信早已收到了.多谢了.你的主页上信息颇多,已收藏了.你什么时候到德国来啊?我相信我们该在德国能有一聚的. 由 飞霜 于 08-29-2003 12:33 AM 发表: 兰成兄，最近买了一本书： Discovering Religious History in Modern Ag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简装本). 这本书是从德文翻译过来的，著者是德国不莱梅大学的Hans Kippenberg. 挺有意思，里面讲19世纪以来宗教(学)在西方思想文化史上的发展，重点在於宗教学怎么从宗教哲学发展出宗教史，怎么从古典语言学发展成宗教学的历史(有很长一节谈Frederich Max Mueller)。值得一提。我用了里面一些内容来作为第一课的导论部分。 我现在仍然住在普城，每周有两天骑自行车去火车站，提自行车上火车，坐一刻钟，再骑自行车去给学生上课。太累了，不过，没办法。 由 simon 于 08-29-2003 07:42 PM 发表: 非爽兄，好久没有你的佳耗，想不到足下有此闲心砍大骟不亦乐乎的。前些天跟你师傅通电话，还谈到你，不知足下论文进展如何？甚以为念也。今夏晓娟来访，略知足下在谱大的德行，鄙人还挥毫写了一封信托她带给阁下，想不日即可瞻仰到我的墨宝。小子识之：憋的没人聊天，可一对发怡眉耳给我，鄙是散人，诸君皆专家，愿洗耳恭聆高论。 http://www.wangf.net/vbb2/showthread.php?threadid=17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