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卡锡：美国从胜利后撤
目录：
第一章：马歇尔讲话的一些背景历史
第二章：马歇尔和第二战场
第三章：为东欧而斗争
第四章：雅尔塔的出卖
第五章：马歇尔和史迪威
第六章：马歇尔的中国政策
第七章：对中国的马歇尔计划
第八章：马歇尔的计划
第九章：马歇尔-艾奇逊战略的未来前景
第一章：马歇尔讲话的一些背景历史
在一九五一年6月14日，我在参议院通读了马歇尔将军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工作经历。这是一次彻底地通读，阅读的总字数达到7万2000字，完全是那一时期的原始档案材料
在我的演讲结束后一直有这样几个问题：麦卡锡的动机是什么？为什么他会单单选中国防部长并且花了这么多的时间研究他并写下他的历史？
这些疑问让我回忆起在我研究马歇尔将军的历史之前我的一些朋友曾经给过我的一些建议：“.....
这些疑问让我回忆起在我研究马歇尔将军的历史之前我的一些朋友曾经给过我的一些建议:
"麦卡锡，别做这些事情。马歇尔已经被塑造成一个伟大的英雄了，如果你试图染指伟人的光环的话，你的政治前途会被毁掉的"
我对这些满怀好意的朋友的回答是：这个世界之所以现在陷于如此悲惨的境地，就是因为有太多的政治家做他们认为在政治上是很聪明的事情，做那些只会对他们的政治前途有利的事情。
自从我花了很长时间仔细研究了为什么美国政府会在1945年之后持续地从胜利后撤，很自然的、不可避免的，我把目光和焦点对准了马歇尔将军在这一段时间的工作经历上。当我和我的同胞们在一起的时候我曾经对于我们的道德的衰败和我们国家的衰弱感到极大的震惊和沮丧。
1亿5千2百万美国人民被当时的执政党要求接受马歇尔的全球政策，当时我们的文明的生命正处在风雨漂泊之中（hangs in the balance）,这（马的全球政策）看起来好像是恰到好处的使得公众找到了对待危机的解决方案。
作为马歇尔历史的一个背景插曲，我们看到自从二战以来，自由世界每年向国际共xxx义出卖1亿的人口。但是如果我列出应该对这一切巨大损失负责的人名的话。所有官方的辩护者、被《工人日报》影响的媒体和电台都会一起尖叫“谎言”、“不负责任”、“诽谤”、“Congressional immunity[不知道怎么翻译，国会免疫？]”等等、等等。然而，正是民主党的杜鲁门在科罗拉多州的丹福会议任命了应该为这场灾难负责的 艾奇逊和 乔治.马歇尔，他们把这次会议称为一个“伟大的胜利”
我无法想象他们怎么会把这种每年向共xxx义出卖1亿人口的行为称作“伟大的胜利”，根本无法理解
当灾难降临美国而苏联赢得胜利的时候，我们选择了坚定地、一步一步的从胜利后撤，在这一切背后总是能看到相同的人。这促使我（或者其他人）深深地为这段历史所疑惑，于是我决定调阅这段时期的历史档案以便于勾勒出过去的10年到底都发生了些什么？然而，对麦克阿瑟的调查是促使我决定写一份有关马歇尔的历史的直接动力，我想让参议员和我的国家看看他都干了些什么？
从罗素委员会（Russell Committee 不晓得是什么玩意）来的一个满脑子问号的参议员走进我的房间问我一些问题：“麦卡锡”，他说“我一向认为马歇尔是我们国家最伟大的英雄之一，我确信他不会故意的做错一些事情。但是，麦卡锡，”，他接着说“告诉我到底是谁歪曲了这个伟人的想法？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比如，是不是他阻止了罗斯福在雅尔塔了解到完全的、正确的情报？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作为罗斯福的军事顾问，他为什么会批准那份由西斯、格罗密克和Jebb起草的雅尔塔协议（西斯不用说了吧？大名鼎鼎的CCP间谍）
是谁影响的他（马歇尔），使得他忽略了那份他的50名情报官递交的报告，要知道那50个人都是上校以上的级别。这份情报所强烈建议我们实行的方针、政策和后来在雅尔塔和波兹坦我们所实际执行的方针、政策完全是南辕北辙。他递给我这份情报的副本问我：“为什么马歇尔身边的官员会忽略掉这份由50名顶级情报官编写的报告呢？”这份显示日期为 1945年4月12日的报告这样写道：
苏联介入亚洲的战争将是一个震撼世界的重大政治事件，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会在几十年之后被感觉到。它在这一地区的的军事存在的意义反而显得不是太重要。（Its military significance at this stage of the war would be relatively unimportant）……… 苏联介入亚洲的战争将摧毁美国在亚洲的地位，就像现在美国在东欧的地位（易北河到亚得里亚海）已经被苏联摧毁殆尽
如果苏联介入亚洲战场，中国将毫无疑问的是失去它的主权独立性，变成亚洲的波兰、韩国，亚洲的罗马尼亚。满洲会变成苏联的保加利亚。中国在名义上能否存在现在都是个未知数。蒋介石很可能会被驱逐出去，一个中华苏维埃政权将在南京成立，届时美国将不得不承认它
如果我们现在采取一系列的行动（向苏联退却）仅仅为了挽救一点点（士兵的）的生命，和赢得一点点时间。然而我们会在未来付出不可估量的生命损失并且丢掉我们的荣誉，同时会毁掉同盟国中国。这将是对大西洋宪章的践踏以及我们对世界和平做出的羞耻的事情。
然而马歇尔没有理睬这份报告。
这个参议员继续问“麦卡锡”，他说“到底是哪一个如此卑鄙的效忠于克里姆林宫的家伙把这样一个灾难性的《马歇尔计划》推给了中国？你看看马歇尔本人是怎样描述这个计划中的一部分的：‘作为总参谋长，我武装了39个反xx党的师，现在我只是动了动笔，就轻松的解散了这些部队’，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他接着问 “是谁说服的马歇尔把张家口放开，这样xx党的军队就可以和苏联人接洽得到他们所急需的武器弹药以便横扫全中国？”
“麦卡锡，到底又是谁可以说服马歇尔站在艾奇逊一边在台湾问题上和使用国民党军队的问题上与美国的利益相左？”
在我试图回答这个参议员的问题之前，我很吃惊的发现没有一本关于马歇尔历史的书。马歇尔—这个被大量赞美的宣传围绕的人，成了一个“活着的最伟大的美国人”，最近又被执政的民主党称为“全球策略大师”。让我们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委员会、国会和美国人民被要求要么接受马歇尔的“全球策略”要么拒绝，但是我感觉他制定并提交给国会和人民的这个全球策略实在是太仓促了一点。
正是马歇尔没有公开的一系列决定和动作，直接导致了美国的失败。这些事情不仅可以通过他的批评者们的嘴和笔看到，还可以通过他的朋友们手中的资料看出来。我所依据的主要是过去十年里在这段历中最重要的几个人物的回忆资料。我所依据的这部分历史资料再过500年也不会过时。我依据的名人的书有：丘吉尔、Admiral William Leahy, Cordell Hull, Henry L. Stimson, James F.
Brynes, Sumner Welles, Edward Stettinius, Jr., Robert Sherwood, Hanson Baldwin, General H.H. Arnold, General Claire Chennault, General Lucius Clay, General Mark Clark, General John R. Deane, General Omar Bradley，和其他一些人的。这些人中没有一个人试图完全的给出马歇尔的一个全面的评论。于是我试图把这些人的印象如同拼图一样的拼接起来，尽管这些人对马歇尔的所作所为的评论并不是负面的，但是一旦把他们拼接起来，你就会发现这幅拼图指向了一个明白无误的结论。
除了以上提到的这些资料，再加上美国国务院中马歇尔自己的记录、文档，这幅拼图可以说是趋于完整了。
当我着手开始写着本马歇尔的历史的时候，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马歇尔—这个世界上过去十年中最有权利的人之一，同时也是最晚被公众了解的人物之一。他避开了公众的注意。回到1943年，Sidney Shalett，在纽约时代杂志上大大地夸耀了他一翻，这样评论他“少一些公开的机会，就少一些被伤害的机会，但是有限的公开或许会给我带来好处”，这也许是为什么虽然马歇尔站在二战巨人之间，但是他却从来不写一本自己的回忆录也不允区其他人给他写。
6月14日讲话的一个主要被人诟病的缺点是我缺乏一些马歇尔在1941年和1942年冬天所经历的事情的历史资料。我想这个批评是正确的。因此，我想首先简单介绍一些马歇尔早期的历史。他从弗吉尼亚陆军学院毕业很快进入军队并升级为少尉。他在一战的时候工作出色。很快在战争快结束的时候被潘兴将军所看重并与他结下深厚的友谊。在被授予上尉军衔之前，他在战后的日子里中归中居，经历了其他战士所经历的和平时期的无聊和失望。在1951年，Walter Trohan出版了一个有关马歇尔将军的小册子写了些他的履历《马歇尔的悲剧》
这本书是对马歇尔军队生活的描述。这本书中写了一些马歇尔当年最为沮丧的时刻。根据这本书的介绍，在1933年，因为对缓慢的晋升感到厌烦，马歇尔恳求潘兴将军向当时是军队头头的麦克阿瑟说情。书中这样写道：
[麦克阿瑟同意潘兴将军的请求，但是坚持晋级必须走正常的渠道。潘兴也表示理解，说服马歇尔自己克服困难。对马歇尔友好的上级领导写给他的评语认为他在真正的军队中缺乏足够的服役时间。麦克阿瑟决定给马歇尔一些帮助，把他任命为位于南卡里夫尼亚州的Fort Screven第八军团的指挥官，这个军团是我们国家军队中最好的军团之一。马歇尔的军衔也从中校变成了上校。但是过了一年以后，负责评测的将军报告说第 8军团由全国最好的一支军团变成了全国最差的军团之一。麦克阿瑟看完评测报告非常遗憾的通知潘兴将军说马歇尔的晋级或许永远没有希望了。]
那些日子里，马歇尔在麦克阿瑟面前总是非常的不自在。这一段经历在马歇尔1946年自己写的一本准传记里面也有提及。在马歇尔上校从第八军团被解职之后，他住在了南卡里夫尼亚的Fort Moultrie。在他当指挥官的那段日子里他住在一个很大、很复杂的建筑里，(略去一些对这栋建筑的描述，意思不大)，然后他被调到芝加哥当了一名伊利诺斯州国民警卫队的高级顾问。这个时候，马歇尔的夫人这样描述那段时光：
[他（马歇尔）写信给麦克阿瑟，然后是参谋长，告诉他们希望他们对他在军队中的表现在考虑一下。作为在Fort Benning服役四年的指挥官，把他从军队中调离并且放到一个和军队不太想干的位置上将会对他的未来带来灾难性的影响。他恳求不要让他离开他的军团…..
我们在一星期之内就要起程赴芝加哥了。我的家庭，我的女儿和两个儿子，在我们能找到一个栖身的地方之前不得不等在巴尔第莫。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在芝加哥的第一个月. 马歇尔的眼神灰白、无助，我从没见到过他这个样子，以后也很少见到。]
这是在1933年，6年之后，马歇尔，这个被麦克阿瑟解职的军团长被罗斯福提拔为全美国军队的指挥官。到底是什么把这个失败的军团长变成总统身边军队指挥官的第一号人选？这仍然是个谜
难道马歇尔在这六年当中仅仅是依靠纯粹的优点？难道他的军事特点得到了充分地展示以至于罗斯福选不出其他的人当参谋长了，比如退休将军Malin Craig？或者是一些政治上的考虑？
在大萧条开始的几年时间里，罗斯福用大批的军人进行国家民生的建设。军队的人同时也兼任公共事业振兴属（WPA）的高官。许多和Harry L. Hopkins有联系的官员后来都晋升到了高级指挥官，这是在CCC那里，CCC - Civilian Conservation Corps 地方资源养护队
在Fort Screven，马歇尔负责左治亚洲和北卡罗来纳州的CCC运作。在Moultrie他在南卡洛莱纳指挥CCC。当我们读到马歇尔的自传的时候，我们注意到马歇尔写了一些当时所从事的这份职业，他这样写道：
[当他检查这些营地的时候我一直陪伴着他，并且参加了一些新营地的开幕仪式，那可是很盛大的庆典]
那一年，由马歇尔负责的其中一个营地被评为全美国最优秀的营地。毫无疑问马歇尔在CCC的出色工作吸引了华盛顿的一些对CCC感兴趣的人的目光。其中就有罗斯福、霍普金斯、和Aubrey Williams--国家青年委员会（National Youth Administration）的头头。就这样，虽然马歇尔作为一个军团长十分的失败，但是他后来在CCC的出色工作有可能使得他的朋友找到支持他的政治资本
1933年之后，负责评测的将军报告马歇尔没有能力领导一个军团，这直接导致了马歇尔晋升将军的失败。但在这之后马歇尔显然发现了除了军队这只独木舟之外，还有另外一条康庄大道可以通向他的理想。
只要看看1945年的时候一个闻名世界的美军总参谋长在1933年的时候还是一个失望的、落魄的52岁的上校，大家就可明白这件事情有多么的及时了。到底是什么人出于什么样的想法把这个在1939年还默默无闻的上校突然的推上了顶点？无意中，我们发现，马歇尔--他是全世界军队历史上唯一的一个没有带兵经验而被推上如此高岗位的人。和马歇尔同时代的将军有很多，他们经历了很多场战争，但是没有一个将军像马歇尔一样一次像样的战斗都没参加过。
在 1936年，他被任命为准将，负责指挥驻华盛顿温哥华营的第七步兵旅，这是一个位于奥尔良波特兰河对面的一个古老的边防营。正是在温哥华营马歇尔第一次得到了公众的注意。据记载马歇尔第一次在纽约时代周刊亮相是在1936年的秋天，因为当时一架飞越北极的苏联飞机原本在奥克兰降落，但是迷航降落到了由马歇尔驻守的温哥华兵营中的一小块空地上。
马歇尔将军在1938年夏天作为参谋长助理来到了华盛顿负责战争的准备工作。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罗斯福总统宣布马歇尔将于当年九月接替届时退休的Craig将军成为美军总参谋长。这是十分令人吃惊的一个消息，因为公众普遍认为Hugh Drum将军会被指定为参谋长。罗斯福跳过了20名少将和14名高级准将而直接提拔了马歇尔。这次任命被普遍认为是一次含有过多私人感情的任命。罗斯福总统，可能是遵从了他自己的好恶标准而忽略了军队高层现役、退役军官的意见。我们从Robert Sherwood的书可以看出霍普金斯对罗斯福的这次任命非常满意，同样罗斯福也对这次任命非常满意
在马歇尔作为总参谋长期间敌人在我们国家的活动很少被人们注意到。现在我们知道，在二战的时候我们的军队雇用了已经公开身份的xx党人。
在马歇尔作为美军参谋长的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一次很轰动的企图销毁文件、档案的事件。一份来自军队高层的命令要求非法销毁军队中反间谍部门对颠覆者调查的文件和档案，这包括一些普通公民的、和官员的文件。这是一次对我们国家的敌人的保护，是对这些显而易见的红色分子的保护，庆幸的是，因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 Styles Bridges 的警觉，这次非法销毁档案的行动没有得以实行。我不知道这次销毁档案的命令是不是由马歇尔发出的，但是我知道如果没有他的同意，这份命令是不可能得以实施的。
这些就是我6月14日演讲中的一些要点。但是，我要说一下在马歇尔过去十年的历史当中，我还是省略了一些他在担任美国国务卿时期的一些有趣的资料。比如，在这段时间当中，一个参议院小组委员会给他递交了这样一份保密报告，报告中这样写道：
[机密
1947年6月10日
致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的备忘录：
在迪恩.艾奇逊领导下的美国国务院中已经形成一定规模并且仍然在持续蔓延的一些事态需要引起您严肃地、认真地对待。
已经有证据表明 我们政府中身居高位的xx党人正在被一个明显的、精心策划的计划保护起来，以便达到削弱我们国家安全和情报安全的目的。
（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特别小组，2-3月的听证会 3591-3593页 ---
* Special Committee of the Committee on Military Affair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February-March hearings, pp. 3591-3593.）]
在众所周知的Marzani案子中（Marzani，著名的美国共产党，因为间谍罪被起诉），有很明显的证据表明国务院中的官员们很清楚他的所作所为，但是这些官员没有尽到责任，全都忽略了Marzani的可疑行为，并且在整整一年的时间内拒绝采取行动（制止Marzani的叛国行为）
Marzani 和一些国务院中的其他官员，这些人熟知国务院中的一切，利用政府的时间和预算，办了一个叫Presentation的公司（PRESENTATION, Inc.），这个公司由一个xx党组织控制，负责散布他们的宣传。
但是，像这样的有关国家安全的担心和其他的对更加危险的活动的警告遭到了来自高层主管部门的严厉训斥；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竟然是用不称职的、没有经验的官员替换这些当时在政府部门中负责安全和情报分支的有能力的、被高度尊敬的官员。新任命的长官没有一点类似工作的经验和背景，并且，在此人被任命的时候，那些任命这个家伙的上级官员很明白此人和一个被高度怀疑的苏联间谍机构有很密切的往来。另外一件事就是（国务院中的高官）连续好几年以各种理由拒绝全面的和FBI，G-2，ONI（海军情报局）等等这类联邦机关合作调查国务院中的类似问题。
在国务院中有一份FBI所提供的原始报告的副本，这份报告指出苏联间谍机关在美国的活动涉及到大量美国国务院的雇员，有些国务院雇员甚至身居高位。但是这份报告被国务院中的主管部门所否定并忽略掉了，艾奇逊先生在这件事情上配合得非常明显、非常莫切。这真是国家的耻辱。
在国务院中浩如烟海的文档证实了一些国务院雇员和官员是苏联间谍网中的一环。尽管如此，只有2个人，其中一个是Marzani，根据麦凯伦反颠覆、间谍法被从政府部门辞退。但是还有上百（有嫌疑的）人现在仍然在不同的政府部门任职，并且被保护起来，这些人在政府部门中的继续存在是对我们国家安全的一个严重威胁。还有一些位居高度保密部门的雇员是同性恋者，这些人从历史上来看同样是国家安全的威胁。
战争和海军部门关于德国科学家的计划被整整阻挠、耽误了一年的时间。他们被国务院中的一个人所阻挠，这个人就是艾奇逊的得意门生xxx（网络原文如此，我以后有时间会去图书馆查阅麦卡锡的原书看看这个被省略的人是谁），他同时也是整个颠覆计划中的首脑人物。这种令人遗憾的情况持续不断的发生着。部长助理 Braden（Assistant Secretary Braden ）身边同样围着一群人，比如xxx、和xxx，这些人在国际上的声誉都可谓是臭名昭著。这个间谍网络同样延伸到了部长助理Braden的办公室里
美国参议院委员会
[全体人员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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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份报告完全被马歇尔忽略掉了。他不仅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事实上，他甚至没有给这个委员会一个礼貌性的通知回执。
然而，他在另外一件事情上非常迅速的采取了行动。1948年6月16日，星期五，美国签证事务处的雇员罗伯特.C.亚历山大，在法庭上宣称红色间谍正在以联合国为幌子进入美国。当时是美国国务卿的马歇尔立即否认了亚历山大陈述的真实性并且马上建立了一个委员会公开宣称亚历山大的陈述是“不负责任的和不真实的”
在1948年9月9日，亚历山大从美国国务院收到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我翻译个大概意思，这种极其正式的英文意思很好懂，但从来都是最难翻译的）
[国务院认为你对自己的本职工作不称职并且玩忽职守，所以决定对你采取一些适当的纪律上的惩罚
为什么对你惩罚呢？因为你在法庭上对法官说的那些有关移民局的话]
在1949年6月30日，参议员麦凯伦写信给海军将军 Hillenkoetterr（后来成为中央情报局的头头）询问xx主义分子是不是正在打着联合国的幌子进入美国？他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Hillenkoetterr将军：
我随这封信附上一个100人的名单。这只是最近移民局所签发的所有准许进入美国的人的名单中的一部分，他们或许是因为工作的原因、或许属于某个国际组织，或许是外国政府的雇员、或许是他们的家属......]
麦凯伦所附名单中的一大部分正是先前亚历山大所提到过的。现在我附上Hillenkoetter将军回信中的2段话：
[你的名单中32%的人依照其申述或者据调查曾经在其所属国家的情报部门工作过
你的名单中29%的人是官衔很高级的xx主义分子]
不久之后，Hillenkoetter 将军被从中情局头头的位置上撤了下来，然后被发配到西太平洋从事一份闲差。
我在6月14日讲话中有关马歇尔历史的另外一件被忽略的事件是，根据乔治.Morgenstern 的书《珍珠港》所写：
"风"消息（"wind" message）的关键目击证人--海军上校 Safford ，得到了来自高官 Sonnett 和 Hewitt的特别关照，但是他却坚定的坚持他的历史--那就是"风"消息曾经被截取过，处理过，他曾经亲眼看到过“风”消息被上报给了上级
风消息是一段日军密码，代表一个对目标进行攻击的时间和地点。Morgenstern 描述了Safford所受到的一些外界压力，这些压力要求他改变他在法庭上的陈词。在204页，书中写杨写道：
尽管 Safford 始终面对这些压力，但是当他1946年2月1日作为证人面对国会的调查委员会的时候，还是很平静的说写了下面的话：“我们曾经截获风消息，它意味着“战争”......... 我们当时心里都清楚它意味着“战争””
Safford 说 1941年12月4日华盛顿时间早晨8：30，他们又一次 从驻东京的 J-A-P 电台所播出的“日本全球广播”中听到了这个“风”消息，风消息是日本全球广播中的一部分
根据Morgenstern所写，216页，Safford证实军队密码破译组的组长 W. F. Friedman 曾经告诉他，“在军队参谋长马歇尔的直接命令下”，有关“风”消息的事情在珍珠港事件开始进行调查之前就被销毁了。然而，出于一些神秘的原因，Firedman 从来没有被传唤过以表达他是否支持还是反对Safford的言论。
Morgenstern 的书中，201-202页有关马歇尔的章节所显示的内容同样非常有趣，那里写道：托马斯.E.杜威很清楚马歇尔在珍珠港的所作所为，马歇尔害怕杜威有可能会曝光他在珍珠港的事情，所以在1944年战争时期，马歇尔派了他的一名官员随身带了他的一封亲笔信去找杜威，劝说杜威不要曝光，他的理由是如果曝光这些事情，那么日本人就会明白美国有能力破译日军密码，这将会给美军在太平洋的战事带来负面影响。杜威作为一个忠诚的爱国者，显然被这些言辞所打动，也就没有在战争时期提这些事情。在202页，Morgenstern 指出这显然是老练的马歇尔玩的一个花招，因为马歇尔很明白德国早在1941年就知道美国已经有能力破译日军密码并且把这一消息通知了日本方面。
顺便说一句，我不知道Safford上校最后怎么样了，我也不记得我读过他后来说过的任何话。
有关马歇尔的另外一篇有趣的文章刊登在1944年1月份的读者文摘杂志上
那是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的一次有60名英美记者参加的记者招待会上的情景：
[门开了，大家一下子安静了下来，马歇尔将军走了进来。他左右看了一圈，眼里非常镇静，脸色面无表情。“为了节省时间”他说“我会首先问你们每一个人你们心中想问的问题”，他的目光转向第一个记者：“你有什么问题？”，然后这个记者问了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马歇尔将军点了点头然后问下一个记者问题，就这样一个接一个的问完了所有60名记者，问题包罗万象，从主要的战略构思到具体的技术细节。
马歇尔将军的目光往天上看了大约30秒，然后开始了他的演讲。他整整讲了40分钟。他的演讲是平滑的，思维是连续的，非常精彩的描述了当前的战争形势。他的这次精彩的演讲简直可以直接作为一本书的一个章节出版了，并且包含了对所有记者提问的回答。
但是让我们真正感到震惊的是这一点：每当他的演讲涉及到一个记者的具体问题的时候，他都会直接看着这个提出问题的记者。事后我听到了很多记者的评论。有些记者说他们碰到了一名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家，另外一些说马歇尔的记忆力简直就是一部百科全书。所有的人都认同一点“这是我一生中所进行的最精彩的一次采访”
马歇尔宣称他忘记了在珍珠港的那个早晨他到底都干了些什么，然后我们再把这件事和上面的这次采访对比一下，我们会发现这简直太有趣了。开始，他宣称他当时在骑马，所以联系不到他。然后，他又说他记错了，没在骑马，而是在家里和他老婆在一起。然后，还有第三个版本显示出当那个致命的早晨来临的时候，我们全美国军队的总参谋长到底在干什么（译者注：麦卡锡喜欢用诗词性的排比句，理解起来很舒服，但这使得翻译不太容易），这是在Arthur Upton Pope的书《Litvinoff》中的一段章节（Litvinoff可能是一个俄国军队的指挥官，具体是什么我也不知道，请各位大佬相助），根据其中 Litvinoff的日至（Litvinoff当时从俄国飞到美国作访问），在珍珠港的那个早晨，马歇尔正在珍珠港机场和Litvinoff会谈。当然，马歇尔当时是在骑马，或者是和他老婆在一起，或者在会见Litvinoff都不是很重要，我只是觉得将马歇尔在这件事情上的记忆力和他在那次记者招待会上的表现比较一下实在是太有趣了。
从现在开始我开始向读者给出马歇尔在1951年6月14日之前的历史。
（第一章完）
第二章
马歇尔和第二战场
我开始审视乔治.马歇尔的历史是从1941年和1942年冬天开始的，当时英美的战略伙伴关系已经形成。在1941年圣诞节，邱吉尔由他的军事顾问陪同访问了华盛顿并且与罗斯福总统和他的军事顾问举行了一系列的会谈。日本人在当年的12月7日袭击了珍珠港。我们的命运由此和英国以及其他的弱一些的和德国、日本作战的国家绑在了一起。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第一次我们面对的是全球性的责任。我们在世界每个角落作战。英国人在埃及占领了一小块块岌岌可危的立足点。我们仍然坚守着菲律宾的Corregidor和巴丹。新加坡也还没有沦陷，但是日本人正在全力以赴赶往那里。德国，大陆作战的大师，已经占领了比例纽斯山脉和大西洋的North Cape，而且仍然在苏联境内高歌猛进。
总统和首相以及她们的军事参谋，都一致同意实施一项着眼于全球的策略和计划。这项计划中的其中一项就是在1943年的某个时候派部队登陆欧洲大陆。这是因为我们考虑了各种因素之后发现我们在1943年之前无论是人员上还是装备上都不具备条件。关于欧洲第二战场在全球战略中的地位直到一月中旬的会议上才得以确定下来。与此同时，在大西洋上损失巨大的战役也拉开了序幕，无节制的潜艇战瞄准了我们的货船，德国人的潜艇给我们带来的麻烦大大超过了这次会议上与会者的估计。
苏联人，随着他们兵败如山，自从前一年的夏天开始就近乎哀求似的请求英国人从海峡对岸攻击德国，以便减轻苏联的压力。
苏联人，随着他们兵败如山，自从前一年的夏天开始就近乎哀求似的请求英国人从海峡对岸攻击德国，以便减轻苏联的压力。自从白宫意识到介入战争已经不可避免，对于苏联要求的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的要求，美国开始给予高度重视。这种（苏联要求美、英开辟第二战场的）压力不仅仅是苏联官方的压力，更主要的是表现在面对公众的宣传上。美国和英国的xx党人和他们的朋友以及同情者，主导了这些宣传
在世外桃源会议（1941年美英在华盛顿的会议,麦卡锡把这次远离战场纸上谈兵的会议成为‘世外桃源’会议）结束后一直到当年4月初的某一段时间中，马歇尔将军，我记得当时已经成为了美军参谋长，已经开始在军部准备一个在1942年入侵西欧的军事计划（invasion ‘入侵’这个词在英语里是个中性词，在特定的场合下也可能带有褒义，比如在这里麦卡锡频繁的把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称作‘入侵’欧洲，美国自己的媒体提到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打仗也说是自己‘入侵’伊拉克和阿富汗）。这个计划由艾森豪威尔负责具体实施。我这里插一句，在那次世外桃源会议上总统、首相和大使Litvinoff（Litvinoff可能是当时苏联驻美国大使）一起关起门来密谋商榷，我们的总统，因为其易冲动的性格，给了Litvinoff留下了一些美好的希望，那就是西方盟军将于1942年找个机会开始入侵西欧（开辟第二战场）。在那次世外桃源会议上，总统提议在北非对德国进行一些中等规模的攻击，以便于取得对地中海的控制，而且可以从南方开始威胁纳粹的统治。正是因为这2 个计划的制定而导致了在随后的三个月中盟国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当然公众对此毫不知情，争执主要是在马歇尔将军和丘吉尔首相之间。
这个被称为“立即的第二战场（second front now）”的计划被后来的部长Stimson描述为“美国军队中的儿童脑筋（the brain child of the American Army）”。这毫无疑问是马歇尔将军的计划。他用尽了最大的精力试图实现这个计划，马歇尔对此事的热情远远超过了作为一个纯粹的军事顾问所应该关心的程度。正如丘吉尔先生在给罗斯福的一封电报中提到的，这是因为“其中政治因素要远大于军事因素”。这段电报的原文可以在丘吉尔的书（the Hinge of Fate）中43页找到。在1942年3月9日，我们被罗伯特.舍伍德（Robert Sherwood）告知，总统多少有一些倾向于马歇尔的计划，因为在他给丘吉尔的电报上这样写：
[我们对于今年夏天在欧洲大陆建立第二战场越来越感兴趣]
在 4月初，正如 舍伍德引用他写的那本书--《罗斯福和霍普金斯》中521页的内容，罗斯福已经被Stimson，马歇尔和霍普金斯一步一步地诱导着准备首先实行跨海峡的军事攻击而不是被称为“Gymnast”的北非冒险。那个时候，舍伍德评论道：“罗斯福开始把对苏联的政治因素考虑得越来越重要”。霍普金斯和马歇尔被派到伦敦去说服丘吉尔。美国人发现丘吉尔十分的勉强。丘吉尔用它特有的雄辩的口才，向来者解释了他所面临的一系列困难。他们缺乏登陆艇，缺乏空中和海上支援。开辟第二战场将是一次巨大的冒险，首相先生确信这一点，他已经事先看到了英吉利海峡将被盟军将士的血染红。如果登陆失败，丘吉尔说，这不仅仅会使我们在欧洲大陆的朋友感到十分的失望，这还会使得纳粹感到欢欣鼓舞并使得以后的登陆计划越来越困难。然而，丘吉尔最终还是同意认真地考虑这项计划。
美国的战略家继续仓促的胆识信心十足的准备着“立即的第二战线”，直到当年的6月初，蒙巴顿勋爵带着令人失望的消息来到华盛顿。他向总统报告说英国的军事专家无法找到一个在海峡对面登陆的有效方法。这个时候，登陆计划被命名为“大锤”。丘吉尔陪同蒙巴顿一起来到了华盛顿，在丘的极力抗议下，总统终于决定让步了，决定优先考虑在北非的战事。然后，总统不得不调和一下马歇尔那边的不满情绪，正如 Stimson 在他的书《Active Service in Peace and War》424页中所写“他（罗斯福）终于开始采用相反的，现实一些的意见了”，但是马歇尔将军很快起草了一份文件用于支持“立即的第二战场”，并且反对北非战事
在7月10日，正如Stimson报告中所提到的，马歇尔刚刚在白宫开完一个会议，他“显然对英国战时内阁所做出的否决‘大锤’行动而赞同’Gymnast‘ 的结果感到十分的恼火”（英国战时内阁否决了跨海峡攻击德国而赞同在北非的军事行动），Stimson在书中继续描述这段场景：马歇尔起草了一份文件我们叫它‘最后的摊牌’，我很赞同这份文件中的内容，那就是如果英国人拒绝执行他们已经同意做的事情，我们以后将不再理睬他们而会选择把重点放在对日本的战场上面
Stimson 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这样评价“在这段冒险的事情上闹得大家都非常的不愉快”。军队总参谋长得到了他的同僚 Ernest J. King 将军、H. H. (Hap) Arnold 将军的支持。在这里需要指出一下，在整个战争期间，King将军全神贯注于太平洋的威胁，他对于欧洲和亚洲战场的情况可以说是毫不关心，他在那次会议上只对一件事情表示关心，那就是亚欧战场上的战事不要干扰他在太平洋的运输和人员的配给。
在我所接触的资料中同样没有任何证据显示 Arnold 将军主导了有关那三个主要战略问题的会谈。很明显，几乎在所有的方面，马歇尔将军代表了所有的将军在对所有的战略意见发表谈话。让我们再回到“大锤”的争吵，马歇尔将军给总统提交了一份由所有三位将军签名的报告，里面提议说如果英国人不加入我们所倡导的计划，那么我们应该撤回我们在欧洲的部队。这里我引用一些Stimson书中的原话 425页：
[总统宣称他本人绝对同意“大锤”计划并且同意这个计划一刻也不能松懈，但是他不喜欢这份备忘录中的有关太平洋部分的描述，这就好象是你吃完饭，拿起盘子就走一样]
Stmson 在书中接着说“马歇尔这种虚张声势吓唬人的言辞从来没有得以实施过”，而且 Stimson知道总统“对地中海有一种难以名状的偏爱”，首相先生在他最后一次访问白宫的时候也同样得感觉到了这一点，在6月21日，他（罗斯福）“终于选择了Gymnast[北非作战]，我知道这是总统最秘密的宝贝”。以上都出自 Stimson 的书
Sherwood先生在他的书中评论这些事情的时候，594页，回忆起罗斯福对马歇尔的‘最后的摊牌’的反应是“a red herring”（黑色斯芬克斯已经在《麦卡锡：一个伟大爱国者的真实历史中》解释过 a red herring 是什么意思了）。但是Sherwood并不同意 Stimson 认为这仅仅是在马歇尔和丘吉尔之间的战略战术的调动，他（Sherwood）说：“这给我的印象是，这绝不仅仅是马歇尔和King将军的一次虚张声势的吹牛。事实上，第一步已经开始实施，那就是对太平洋瓜岛的攻击就在丘吉尔在华盛顿的最后一天（7月25日）被军部所批准”
总统试图弥合这些矛盾，他派马歇尔、霍普金斯和金将军（不是二胖欧，King）去伦敦找丘吉尔首相和他的顾问彻底把事情说清楚。她们在一个星期六到达了苏格兰，首相当时在火车上，邀请他们去首相的乡间别墅去会谈。这个时候马歇尔不知道怎么了，他可是地地道道的客人，直接拒绝了首相到乡村别墅会谈的邀请而要求直接去伦敦。丘吉尔后来在和霍普金斯的谈话中抗议了这种“粗鲁”的表现。马歇尔心里非常明白他不原意直接面对能言善辩的丘吉尔首相。Sherwood 证实那段时间是英美盟国之间的一段很紧张的时候。马歇尔在伦敦显得很被动。不久之后King将军因为英国皇家海军的不断抗议而渐渐被英国人疏远，因为法国海岸在9月份将处于下风岸，这使得登陆更是难上加难。
但是最终给予“大锤计划”致命一击的是由一个两边都不偏向并且对政治毫无兴趣的将军作出的，他就是 马克.克拉克（Mark Clark），克拉克当时统领驻英伦半岛所有美军。马歇尔在晚一些的时候当着联军司令官们的面给克拉克打电话要求他给出一份报告描述一下美军在“立即的第二战线”中可以做些什么？我在这里摘抄一些克拉克自己写的书《Calculated Risk》（预计的风险）中的段落，向读者描述一下克拉克对当时那段形式的认识：
[我指出我们所有可以依靠的力量就是驻守在北爱尔兰的第34师，xxxxxxx 然而，34师严重缺乏有效的两栖作战训练，也缺乏防空火力支援并且没有坦克。在爱尔兰的第一装甲师，还没有完全武装到位，没有计划表明其他准备好作战的增援部队可以在9月15日之前到达（英国）。xxxxxx 将人员和装备撮合在一起将是十分困难的一件事情，并且 xxxxxx 看起来登陆计划中至关重要的登陆艇在短期内根本不可能到位，xxxxxxx 还有就是（登陆计划中）没有考虑到任何天气因素，那个时候恰恰是一年中天气很糟糕的时候 xxxxx 美国军队在1943年春天之前只能贡献很小一部分军事力量。]
克拉克的报告成为证实马歇尔“大锤计划”纸上谈兵的最直接的证据。他（马歇尔）实际上正在要求英国人在美国几乎不可能提供任何有效支援的前提下独自发动这场渡海战役。我想读者可以自行判断马歇尔如此的热情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只要认识到直到后来的1943年春天，纳粹在法国和周边国家仍然部署着130万的部队。
在这里我必须提一件事情，我们1942年派驻海外的第一支部队（北非），被证实严重缺乏实战经验。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军团在海外第一周的战斗中作战不够勇猛。事实上，McNair 将军 -- 此人在诺曼底战役中被友军的火炮误击阵亡，在视察完驻北非前线之后向克拉克将军报告说：“美军士兵并没有在突尼斯作战”，这句话可以在克拉克将军的回忆录中第168页找到。他喜欢第一师。McNair 把美军缺乏战场稳定性这一缺点归结为在本土训练时被灌输了太多的纪律性的东西。我们已经听过不知道多少遍马歇尔在二战中的伟大功绩之一就是怎样组织和训练我们的军队。当克拉克将军和巴顿将军开始用全新的方法训练美军的时候，美军的面貌开始变得焕然一新，从那以后，我们的军队进入了战争开始以来的最好状态。但是如果我们把驻守突尼斯凯塞林山口（Kasserine Pass）的绿色守军（没有经验的军队）在1942年扔给希特勒的装甲部队会发生什么？我在Sherwood的回忆录中发现了对这一假设有趣的回顾，在 807页，他注明说是霍普金斯的意思：
[要想能明白我们是不是有把握在1942或者1943年成功登陆海峡对岸，你首先要回答一个不可能回答的问题，那就是是否 艾森豪威尔、布莱德利、Spaatz、巴顿、Bedell Smith和蒙哥马利、Tedder，以及一大堆其他将领有能力把握得了这么大的一个战役，可是他们在北非和西西里都没有足够的经验去对付德军？]
就这样在1942年7月的伦敦，这个被“全球战略大师”所制定的计划被彻底否决了，盟军的指挥官们开始把重点放在北非的战事上。Sherwood 回忆起这段历史这样描述“马歇尔和艾森豪威尔都坚决地反对，当罗斯福最终决定采乃英国人的意见的时候艾森豪威尔甚至把这一天称为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在这里我介绍一位当年这段历史的证人 -- Hanson W. Baldwin，一位受人尊敬的纽约时代周刊的军事评论家，他对于战略战术的观点被普遍的认为非常的专业。
我想马歇尔在1942年秋天或者1943年春天横渡英吉利海峡的狂热地冒险计划将不言而喻的走向惨烈的失败。这是这位被称为“全球策略大师”所制定的一系列主要决策中的第一个决策，其他的一些决策所导致的后果直到今天仍然还在威胁着西方民众的福祉和生存。在他（Hanson W. Baldwin）的这本书《Great Mistakes of the War》（战争中巨大的错误） Baldwin 在其中33页写道：
[回顾往事，我们企图在1942年开辟第二战场的想法实在是荒唐。北非--我们军队的一个非常必要的训练学校，在那里暴露了我们大量的弱点，这都证明了这一点（1942年的荒唐想法）。英国人同样非常明智的没有采取1943年横渡海峡的计划。在那一年，我们不仅没有足够经过训练的部队、装备、飞机和经验，（最主要的是）我们缺乏足够的登陆艇来完成登陆。要知道在海峡对面等待我们的将是敌人最精锐的部队，这些部队在1943年的实力比一年之后1944年要强大很多。]
Baldwin的估计和丘吉尔所反对的简直是不谋而合，那就是这样一个仓促的、鲁莽的进攻必然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将验证丘吉尔那句著名的话 --- “这（1942年攻击）将是整个战争期间我们唯一一次输掉战争的机会”
就在这个时候，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马歇尔过于热情的推销他的计划，罗斯福在他周围的军队将领中挑了一个人替换了马歇尔。总统选择了Leahy将军作为他的私人参谋长，他是一个海军将领，有着出色的工作成绩和过人的判断力。Leahy当选为参谋长联席会议出席，这样，他名义上就是马歇尔的上级，虽然，我们随后可以看到，马歇尔实际上在很多重大问题上绕过了Leahy。虽然Leahy（当时已经是驻法国维希政府大使）出席会议的时间比较晚以至于没有来得及参与 “大锤”计划的讨论，但是他熟悉会议的基本内容。他在他珍贵的回忆录《I was There》中第110页这样表达他自己对那个令人失望的、充满煽动性的事件的看法，他这样写道：
苏联人对我们的失望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xxxxxxx，对英国人的抱怨很大尤其是对丘吉尔首相。但是首相先生确信英国还没做好准备发起这样一场责任巨大的战役，我同样认为我们也没有做好准备。除了马歇尔答应的那些担保之外，他（丘吉尔）想得到一些更多的、更实在一些的保障。
很明显在关于“大锤行动”的争论中马歇尔想在二战中的政治和战略决策上占有一席之地。他的这种愿望在1942年8月底又强烈的表现了一次，那次在没有提前通知的情况下，马歇尔以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名义正式警告英国他们违反了先前达成的一些协议和计划，比如通过地中海或者沿着摩洛哥海岸侵入北非。Leahy将军写道“军队其实很不喜欢这样的冒进计划”。北非的远征现在被命名成“火炬”计划。丘吉尔首相在8月25日接到了这条新闻
直到那一刻，登陆沿大西洋的卡萨布兰卡、地中海阿尔及尔西岸的Oran 的计划正在全力以赴的实施着。突然间美国的参谋长们通知英国说美国确信通过地中海登陆的计划是太过冒险，他们不能参加。
在接到马歇尔和他的同僚从华盛顿发来的正式拒绝参加“火炬”行动的通知之后，丘吉尔给霍布金斯写了一封充满鄙视的信。这是在9月4日，信的内容可以在《The Hinge of Fate》540页找到，丘吉尔这样写道：
[坦率地说，我不明白这一切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想我们和马歇尔之间有过相互同意的协定，King将军也得到了他在太平洋战争中所需要的物资。但是现在在美国军队中一些老练的人的控制之下好像一切又回到了糟糕的原点，我有一些很深的忧虑，那就是总统的伟大事业可能会一点一点地被毁掉。这有可能会毁掉盟军今年唯一的希望。]
首相先生的信从来没有被发出去。在这封信道到达邮箱之前丘吉尔接到了罗斯福通过海底电缆传过来的紧急电报，电报宣称罗斯福已经说服了美军中的反对意见，现在他们又开始全力支持“火炬”计划了。如果罗斯福在这个关键时刻不阻止马歇尔的计划会发生什么？毫无疑问，苏联人将会在地中海享受他们的占领和统治，就像他们现在在铁幕下享受占领和统治那些可怜的国家和地区一样（麦卡锡指的是1950年代的东欧）。早在那次被称为世外桃源的会议刚刚召开的时候，罗斯福总统本人就对北非战事给予全力支持，Arnold 将军的回忆录《Global Mission》中记载了当时罗斯福说的这段话：
“我们必须赶在德国人之前到达北非”
我向读者或许会想起Stimson在他的书中曾经提到的 ‘地中海永远是罗斯福的最爱’。Sherwood 同样回忆起总统对这一行动（登陆地中海）非常偏爱，这大概是因为罗斯福有很强的“海军意识”吧（naval mindedness），还有另外一层原因那就是一旦我们把纳粹赶出北非，我们就可以保障通向中东和远东的运输生命线--苏伊士运河的畅通，我们就可以不用劳师远征绕道好望角。这将给我们提供一个全新的平台，使得我们可以站在这个平台上狠狠的打击纳粹。
如果我们在二战期间抛弃了“火炬”计划或者大幅减少在大西洋沿岸登陆的部队，那么历史的走向会怎样改变？这真是一个有趣的假设。英国人那时极力想在突尼斯和丹吉尔(摩洛哥北部城市)登陆。英国大本营的一项提议建议从马耳他向突尼斯空投几千名士兵，当时突尼斯只有一些法国士兵防守，属于很薄弱的环节，这项行动可以和入侵摩洛哥和阿尔及尔的军事行动一同展开，相互策应。但是这项提议被否决了。因为希特勒有能力在短时间内向突尼斯派增10万精良的部队。这些部队都是当年跟着隆美尔同蒙哥马里作战的军人，他们是一支令人生畏的力量，可以这样假设，没有绝对的空中优势，在北非的战事有可能陷入无限期的拖延状态。假设一下如果我们没有在阿尔及利亚登陆，假设一下北非的战事不得不拖上几个月之久，最后我们不得不增援多得多的士兵和装备，那么谁更喜欢看到这样一个结果？在我们赢得了北非和后来的西西里、意大利之后 -- 这些都是当年马歇尔极力反对的。是我们，而不是苏联人，至少能在战后保障地中海沿岸可以免遭红色力量的染指。如果意大利向苏联投降，那么欧洲现在就会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了。后来的结果就是，我们得到了意大利并且在亚得里亚海的对岸Trieste（第利亚斯特）建立了我们的立足点，这个立足点今天无疑是消除（南斯拉夫）铁托威胁的一个绝好的保证。
北非战事一开始实施，马歇尔就又一次开始表达他强烈的反对意见，后来丘吉尔把这叫做“企图利用未来的胜利的行为”。尽管丘吉尔用雄辩的演说辩护，马歇尔仍然是非常勉强的同意进攻西西里，艾森豪威尔那时已经被任命为北非的总司令，他是马歇尔忠实的支持者。
（第二章完）
第三章：为东欧而斗争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在欧洲战场上所作出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决定；这个由马歇尔作出的决定直接违背了罗斯福那半推半就的愿望和丘吉尔坚如磐石的决心，这个决定就是保住法国，把整个东欧扔给红色力量。马歇尔对这个战略计划投入了巨大的热情，有时候对两个方向（保法国，弃东欧）都全力以赴。直到德黑兰会议，当斯大林和马歇尔联合起来把丘吉尔置于下风，他的热情才稍稍减低了一些。我现在并不急于说出这个战略的细节。这个战略的军事部分反而显得并不是那么重要，在斯大林和马歇尔的责成下，盟军对法国南部发起了一系列毫无必要的进攻，这给了在意大利北部的德国Kesselring 元帅一个宝贵的喘息之机并且延长了克拉克将军的战役，使得美军的伤亡增加了很多。这就是这场争论的政治后果，直到今天还深深的影响着我们。在这里我试着简要地描述一下这场争论。
英国人在开始讨论北非战略的时候，就非常倾向于把战火引进地中海，他们的动机十分复杂。最主要的可能还是他们想要减轻驻埃及部队的压力，在埃及的英军已经遭到了好几次毁灭性的打击。第二，他们想把地中海当作一个天然的通讯渠道。第三，英国已经持续好几代人的时间把地中海东部当作非常宝贵的地方，他们同样还非常珍惜苏伊士运河，因为这是通向印度以及英国在东方其他附属国的重要通道。另外，还有更深一层的个人原因，正如马歇尔不断提到的，首相有时会全神贯注于一些古怪的军事行动，比如一战中厄运频频的达达尼尔海峡战役，邱吉尔的名字牢牢的和这次战役粘在了一起。毫无疑问的，让我们现在再来回顾那段历史或者从当时主要的参与者所写的书籍来看，毫无疑问，非常确定的是英国人当时想要做的就是抢在红色力量之前到达东欧和巴尔干。
我想Hanson Baldwin用“短视”来批评美国在这段时间内的军事计划无疑是十分正确的。丘吉尔，用他那独特的对欧洲事务的深刻理解非常明白战争只是历史的一个部分。胜利是一回事，胜利之后你站在哪里又是另外一回事。他早已预见到在特定的政策下欧洲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马歇尔在1943年8 月的第一届魁北克会议中在这个问题上（保法国，弃东欧）彻底压到了丘吉尔。那次会议终结了丘吉尔在支配战争大的战略方向上的权利。从此以后，美国在欧洲战场上的政策便和约瑟夫.斯大林所宣布的政策几乎一模一样了。在这两个说英语的的二战盟国之间确实有一些裂痕，他们都肩负着重任，但是美国在那以后会发现开始站在了斯大林的一边。为了达到这个效果，马歇尔开始用尽全力削弱英国人在地中海全力以赴的军事行动。我已经列举了英国人为什么对地中海如此感兴趣的几点原因。但是马歇尔认为这些原因都不足为信，唯一的原因是英国人太过自私自利。他矮化并且嘲笑英国的立场，就好像他经常用达达尼尔海峡的那件事来嘲笑首相的战略决策能力。
我相信因为在这件事情上出现分歧所而导致美国和英国之间出现裂痕是我们当今这个世界最为不幸的事情之一。它使得我们在第一次魁北克会议上闹得很不愉快，然后是开罗，然后是德黑兰
我在这里稍微总结一下，1943年是整个战争中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都是至关重要的一年，那一年所发生的事情直到战后还深深的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在1943年的二月，苏联人在斯大林格勒取得了对德国的胜利。事实上，可以这样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没有打错，原文是第三次）在苏联人取得斯大林格勒的胜利之后开始了。从那以后，他们对西方展开了外交战役，他们用尽一切方法诋毁波兰军队、波兰人民和位于伦敦的忠实的波兰流亡政府。
克里姆林宫在 1943年春天对波兰的诋毁，是他们整个计划开始实施之前的一个试金石。然后在后来的魁北克会议上，美国的外交策略准备全面倒向苏联的危险趋势已经非常明显了。在魁北克，我们决定进攻法国南方并且把虚弱的美军第五军和英军第八军莫名其妙的部署在意大利。这次魁北克会议上所起草的一些令人吃惊的文件正在慢慢的从浩如烟海的二战文档中浮现出来，并且值得我们牢牢记住。让我们来看看这份文件，在这份标题为“俄国的地位”（Russia\'s Position,不理解为什么不用苏联）的备忘录中，已经非常清晰的表明了我们将会在未来的德黑兰、雅尔塔和波斯坦向苏联投降。这份备忘录只有在 Sherwood有关霍普金斯的书中出现过一次，在748页。这份备忘录被授予这样一个意义--“美国军事战略计划中的高级参考标准”Sherwood写道霍普金斯曾经在参加魁北克会议的时候随身携带这份备忘录。我们是否有理由怀疑这份备忘录是由马歇尔将军起草的？但是不管是谁起草的，这份文件的起草人有太大的问题。我希望不久的将来这个人可以曝光于天下。
在整个二战历史中不会再找到另外一份文件对我们未来命运的影响可以超过这份文件了，这是文件的全文：
[俄国在战后将成为主宰欧洲的重要力量。在德国被粉碎之后，欧洲将没有第二支军队可以对抗俄国人强大的军事力量。英国人确实正在地中海建立着他们的领域，和俄国人面对面的相持着，他们或许在保持欧洲力量平衡方面有一些作用。但是尽管这样，英国还是没有实力与俄国相抗衡，除非英国得到外来支援。
上面所提到的事情都指向一个明白无误的结论。那就是俄国人是这场战争中的决定性的力量，它必须给予足够的援助，我们必须尽我们一切努力保持与俄国的友好关系。同样的，既然俄国将在粉碎轴心国之后主宰欧洲，建立并保持与俄国的友好关系将显得极其重要。
最后，正在进行中的太平洋战争也是美俄关系中需要重点考虑的一个因素。俄国作为我们的盟国是反对日本的，如果不是俄国（反对日本），这场战争将会延长并且美国在人员和装备上的损失要大的多。难道你愿意当美国在太平洋和日本人拼命的时候俄国人却怀着（对美国）敌对的或者是消极的情绪站在一旁？（如果是这样的话）太平洋战场将会变得无比艰难并且会导致一些战役的失败。]
Sherwood 很清楚这份备忘录有多么重要。他写道：“这份备忘录显然指明了我们今后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方向，深深的影响了我们在德黑兰还有后来在雅尔塔所作的决定”。这份文档，在二战剩下的时间内，实际上为我们制定向俄国人全面投降的外交政策扫清了障碍，同样的，（这份文档）也深深的影响了后来我们同中国的关系。在卡萨布兰卡我们一致同意让德国“无条件投降”，在德国被彻底粉碎之后，这份文件的意思是在战后让俄国人当欧洲的“头面人物”（top dog），（这份文件）意思是让伟大的、开明的、有进取心的说英语的人民迎合、安抚、实际上是顺从于克里姆林宫的意志。但是，这份文件同时也明白无误的说明了英国人在地中海的努力是在尽量平衡与之对视的俄国人的力量，而这一切（英国在地中海的努力）则是马歇尔极力反对的。
这已经足够糟糕了，但是这份文档的意义还远不止这些。它还坚持我们对俄国人的关心、顺从的态度不能仅仅局限在欧洲。我们必须在远东也向俄国人屈膝。正是受这份文件的影响导致我们了我们在雅尔塔无耻的出卖了中国。罗斯福迫不及待的给俄国人送上了他们（俄国人）所敲诈的赎金（出卖中国利益）
有关地中海策略问题的争论在1943年5月的白宫达到了一个高潮，当时丘吉尔又一次横跨大西洋跑到华盛顿希望能达成共识。在盟军占领意大利西西里岛之后，邱吉尔发现马歇尔对夺取撒丁岛之外的任何军事行动都表示反对。从那以后，所有工作的重点又一次转到了 ---- 正如驻华盛顿的英军总司令John Dill勋爵有一次写给丘吉尔的信中所提到的 --“马歇尔的最爱”-- 跨海峡作战上面来。罗斯福这个时候在这件事情上所受到的影响比任何其他的时间都多。罗斯福根据他丰富的地理知识和过人的战略水平非常倾向于把战场推进到东欧境内。但是最终，罗斯福还是跟着马歇尔走了。
这次意志坚定的邱吉尔5月份在白宫设法说服了罗斯福派马歇尔和他一起飞到北非去和他的军事指挥官举行一次会谈。我从这本书《The Hinge of Fate 》里看出正是在这个时候丘吉尔才第一次发现他的真正的反对者原来是马歇尔，他和马歇尔都在尽力争取情绪非常容易冲动的罗斯福总统的信任。正是通过这次北非之行，邱吉尔写下了对马歇尔的赞词（可以在《The Hinge of Fate 》812，813页找到）“对全局有着敏锐的、威严的看法的政治家”（statesman with a penetrating and commanding view of the whole scene），但是丘吉尔并没有把马歇尔描绘成“对全局有正确的、值得信赖的看法”的政治家，而且在它们之间面临着如此巨大的分歧的时候，这样的赞美之词很让人感到怀疑，或许是首相先生在熟练的运用他的“反讽”法吧。
在突尼斯，邱吉尔本人和他的军事幕僚竭尽全力试图给马歇尔和他忠实的支持者艾森豪威尔施加一些影响，英国人已经在北非的战争中承担了主要的义务，这使得英国人的观点显得更有说服力。马歇尔还是一如既往的反对，正如丘吉尔评论的“直到最后一分钟仍然是沉默或者是让人不知所云”。最后马歇尔坚决主张在西西里的残敌被扫清之前推迟其他的军事计划，这件事被记载于丘吉尔的会议报告中。我们必须再一次提到8月14日的魁北克会议，正如Leahy将军在他的书中175 页写道的“马歇尔非常热衷于反对地中海的军事计划”
丘吉尔确实暂时的说服了马歇尔，并且成功的入侵了意大利。但是马歇尔和斯大林最终当罗斯福在德黑兰站到他们一边的时候还是笑到了最后，在那次会议上，我们辛辛苦苦在意大利取得的优势被抛到了一边。在这里我们再次感谢Sherwood先生对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中所作所为的精彩描述。这些描述取自于霍普金丝的口述和他自己的自传。在Sherwood的书中的780页，（描述了）斯大林所急着要求的“尽快在土耳其开辟战场，这也是丘吉尔非常愿意做的，也是俄国人从前急切要求的，这样会打开通向巴尔干的门户。但是巴尔干离德国的心脏实在是太远了，最直接的通向德国心脏的方法就是通过法国”。这时罗斯福建议让美国和英国部队配合铁托的游击队向东进攻取道罗马尼亚最终和红军会合于Odessa（苏联港口城市）。苏达林询问这个计划会不会影响准备跨海峡入侵法国的那35个师团？丘吉尔回答说不会。Sherwood评论道：然而“没有人可以影响美国总参谋长的计划”（意思是马歇尔连罗斯福都不放在眼里）最终，还是斯大林掏出了枪结束了这场争论。我引用一些Sherwood的话，他写道：
[斯大林表达了他的看法：那就是把部队散开进入东地中海的计划是不明智的。他说“霸王”行动在1944年应该被看作是所有行动的基础，在占领了罗马之后，当地的盟国军队应该被派到法国南部作战一边策应“霸王”行动。他甚至建议可以完全放弃夺取罗马的行动，用10个师防守现在的意大利防线，把其他的军队用于进攻法国南方。他说这是因为红军对德国有丰富的战争经验，最好的方法就是在两个汇聚的方向上对德国进行攻击，这样可以让敌人把他的战略储备来回运送。因此，他最喜欢的战略是从法国的南北方同时夹击敌人，而不是把部队散到地中海东部去作战。]
我们或许可以确定斯大林的这个意思被故意泄露出来以便能传到马歇尔的耳朵里。很明显在德黑兰会议上马歇尔受到了斯大林深深的赏识。在Sherwood的书783页，作者批注到斯大林和Voroshilov（伏罗希洛夫 ）意识到马歇尔是他们的好朋友因为作为盟军最高指挥官他青睐“霸王”行动。
Sherwood 记载当马歇尔谈到霸王行动的一些困难的时候，Voroshilov把脸面对着他赞叹的说“只要你能想得到，你就能做到”，在第791页，当谈到霸王行动由谁来最终指挥的时候，Sherwood列举了斯大林和罗斯福谈话的一份报告，里面明白无误的写道（斯大林说）“找不出第二个人所作的选择其聪明程度、可靠程度可以超过马歇尔”
值得注意的是在德黑兰会议上的美国人中间，斯大林 -- 这个粗鲁的、多疑的人唯独对霍普金斯一个人报有好感，斯大林甚至于1941年8月以个人名义邀请霍普金斯访问莫斯科，霍普金斯一定很带了什么礼物去取悦这个暴君。从那以后，霍普金斯开始向俄国人提供几乎没有限制的各种援助。
Arnold将军，他当时因病没有参加德黑兰会议，在他收到会议结果的时候发表了他自己的看法。他的看法可以在《Global Mission》这本书第456页找到，他说：
[Uncle Joe （斯大林）显然居高临下的发表了他想怎样打这场战争的看法，他的想法，很大程度上已经和美国和英国的想法一致了]
当时参加会议的Leahy 将军针对斯大林有关战争策略的那段看法发表了他自己的评论，在他自己的书中204页：苏联和美国看起来已经在最基本的战略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
德黑兰会议在1943年的11月和12月召开。入侵法国南部的计划被命名为“Anvil”（铁砧）。虽然丘吉尔和他的顾问仍然全力以赴的争取向东欧方向进军，但是显然他们失败了。丘吉尔用它雄辩的口才给予克拉克将军高度的赞赏，这位伟大的美国将军正在意大利半岛高歌猛进，邱吉尔保证克拉克如果这样打下去，西方盟军就会“撕开纳粹柔软的腹部”。但是显然首相先生的努力没起到多大作用。在占领罗马之后，美军第五军 （就像克拉克自豪的宣称的当时已经成为一个“拥有无限潜能的可怕的战争机器”）被人为的拆散了。
尽管克拉克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他的第五军还是被抽调出精锐的第六军团和7个法国师参加Anvil行动。克拉克被强令停止向波兰的进军。这样就给了德国的凯瑟琳元帅一个宝贵的喘息之机，在德国投降之后，我们从德军的文件看出当时这个突然的决定甚至让德军统帅部都迷惑不解。克拉克在他自己的书《Calculated Risks》中371页这样写道：“这个（停止前进的）命令绝对会让历史学家迷惑很长一段时间”。战后当克拉克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这段时间的经历时，他写道，在368页：
[斯大林，他在三巨头汇聚的德黑兰会议中在有关进攻法国南部的议题上毫无疑问并不是最强有力的鼓吹者。他很清楚他在军事上和政治上想得到些什么，他也明白需要做些什么把我们挡在巴尔干之外，他早已为红军画好了他的这块地盘（巴尔干）。如果我们把重点从意大利转到法国南部，对斯大林来说，太明显了，我们将远离欧洲的中部。Anvil计划将带领我们走进一个死胡同。很容易猜到为什么斯大林在德黑兰如此重视Anvil并且如此热心的推动它。]
现在摆在克拉克面前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刻，克拉克当然想要继续他的军事行动，但这显然是马歇尔和斯大林都非常反对的。克拉克写道：
[在罗马落入我们手中之后，凯瑟琳的军队离被摧毁只差一步之遥，我们只需要在给他最后一击。然后我们就可以通过亚得里亚海，踏上南斯拉夫的土地，过了南斯拉夫，就是维也纳，布达佩斯和布拉格。]
在这个时候请允许我提醒读者一下，那个时候无论红色军队在哪停下休息，他们便永远驻扎在那里直到今天。红色军队在战胜德国之后没有从他们所占的领土上放弃一寸领土。克拉克将军继续写道：
[毫无疑问，英国人始终没有忘记巴尔干。但是从目前我可以搜集到的资料来看，美国高层的计划制定者们已经对（巴尔干）失去了兴趣。罗斯福显然对巴尔干问题表示过关心，但是他的意志并不坚定，而且霍普金丝并不支持这个提议。在罗马被盟军占领之后，我们突然间出于某种政治和战略的立场而“向着一个错误的目标前进”。]
克拉克将军，他在战后作为美军驻维也纳最高军事长官，并且工作出色，他对后来局势的判断有着天然的优势。正是在维也纳，他感觉到了苏联帝国对征服东欧钢铁一般的决心。正是在维也纳，他有大把的时间和机会仔细考虑我们当年的战略决策会对未来的局势发展有多大的影响，如果我们当年继续进军波兰而不是在法国南部发动一系列琐碎的、毫无意义的进攻，那么现在这个世界将会有多大的不同？克拉克将军在他的书中第3页曾经做过总结，我在这里认为克拉克将军是对那段历史最有资格的见证人，他写道：是的，我认为我们出色的履行了我们的使命，只有一件错误的事情除外，那就是高层命令我们远离巴尔干诸国而让那里的人民被红色力量控制，在战后看来，地中海战役是我们所做过的一次决定性的战役。
在另外一个地方，克拉克表达了在意大利战役期间他的军队是如何被整得疲惫不堪的，在368页，他写道：
[一次足以改变西方世界和苏俄关系历史的战役就这样被命令取消了******意大利战役的被削弱******是这场战争中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政治上的错误之一]
杜鲁门总统是否委派这个伟大的将军去当一个和军事无关的驻梵蒂冈大使还没有被最终确认。马克.克拉克，这个战功卓越的在意大利屡建奇功的、在维也纳无论是军事还是政治上都表现出色的将军，在他从维也纳回来之后，克拉克将军始终被安排作为一名二线指挥官
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维德迈将军身上，同样是一个一流的将军，同样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对他的国家具有奉献精神的军人。
威德迈和克拉克都对马歇尔的“世纪”决定表达过反对意见，克拉克是对欧洲，威德迈是对亚洲。Lucius Clay 在哪里？就像麦克阿瑟和克拉克，他（Lucius Clay）也是一个地方总督（占领敌国后的暂时军政府首脑）。他相当聪明，他忠于国家而不是某一个党派。Clay甚至要求把俄国人挡在柏林之外。
这个教训对于我们政府中的当权派来说实在是太明显不过了。一个小心谨慎的官员，在面对他未来的职业和养老金的时候，如果要发表一些对我们军事行动战略战术的公正的不偏不倚的观点，他需要三思而后行。
马歇尔对驾权我们政治经济的政策有很强的雄心，这种雄心表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迈克阿瑟就是这种（驾权政治经济雄心）的一个例证，但麦克阿瑟的例子并不是唯一的一个。在德黑兰实在是太明显了，在那里我们就和无头苍蝇一样根本就没有任何政治政策。它同样也表现在John R.Deane少校的回忆录中。在他的书中《奇怪的盟国》43页，他写道“斯大林显然在我们和英国的分歧中站到了美国的一边，斯大林的想法和美国总参某长得想法不谋而合。斯大林向罗斯福提出了大量的援助要求，然而罗斯福这些援助要求有些犹豫不决，但是马歇尔在德黑兰会议上说的每一句话都似乎影响着罗斯福最终批准这些要求”
斯大林显然明白他在这次会议上想要些什么。丘吉尔也知道自己想要些什么，但是罗斯福却有些茫然不知，没有方向。这倒不是说总统性格本来就是这样，但是他的优柔寡断和迟疑不决直接导致了我们在外交政策上的模糊不清。罗斯福总统在考虑怎样赢得战争，其他人则再想赢了战争之后他们的地位如何？斯大林希望美英军队保持在西欧和南欧。丘吉尔则希望英美军队在和俄国军队合作的基础之上共同在巴尔干地区驻军，并在这个基础之上把英国对这一地区的影响最大化。从政治的观点来看，战后我们所期望的其实就是丘吉尔当年所主张的
正如Hansen Baldwin（纽约时报军事专栏评论家）所提到的，在德黑兰会议上我们的将军在政治上的不成熟实在是表现的太明显了，如果，这真的仅仅是政治上的不成熟而不是其他的隐藏的、没有被揭露出来的其他的一些因素，这些因素促使我们和斯大林的政治策略站到了一起。
难道我们在德黑兰的军事顾问就像孩子一样仅仅看着眼前的成果而从来不想想明天吗？他们难道就不能设想一下在很多其他人眼里很明白的一个事实，那就是在战后的苏联，随着他们一步一步的实施他们那野蛮的、宏大的征服世界的计划，美国将会感受到从世界每一个角落带来的威胁。难道马歇尔和他的参谋长们在德黑兰认为是英国人而不是俄国人是我们未来的敌人吗？
在结束丘吉尔和马歇尔在二战中这段重要历史时期的争论之前，我想有必要再引用一段马歇尔冷酷无情的指控。当时是邱吉尔，这个在英国下议院或者其他地方从没碰到过对手的家伙，甚至在他的提议已经毫无希望的时候仍然坚持反对Anvil计划（进攻法国南部）
在黑海的雅尔塔会议举行之前英美两国首脑在马耳他举行了一次会议，英国高层始终坚持在准备跨海峡作战的同时进行一些在地中海的军事进攻。在Sherwood的书中第848页，揭示了在联军高层之间的这次争论：
[这次争论激烈到如此程度，以至于马歇尔，这个平常温文尔雅，说话语速很慢的人，甚至宣布如果英国人的计划被首相和罗斯福批准的话，他将通知艾森豪威尔他没有办法只能辞去自己的职务。]
又一次的，在有关“立即的第二战场”的最后通牒中，马歇尔威胁如果他的要求不被满足的话他将立即发动这次战役（跨海峡作战）。为什么马歇尔如此惧怕我们全心全意的盟友--英国人的军事力量在地中海达到一个力量平衡的效果呢？要知道这可是霍普金斯的备忘录在魁北克会议上明确写明了的（英国人在地中海和俄国人的力量平衡）
在我们继续谈论这些政治政策之前，先让我们看看二战中在有关美军军事事务的管理方面，马歇尔的行动是如何直接与美国的利益相违背的。
Deane将军是马歇尔的一个很奇怪的证人。它属于马歇尔的党羽，曾任华盛顿的联军秘书长（secretary of the combined chiefs），后来马歇尔1943年秋天把他派到莫斯科当我们军事代表团的团长（chief of our military mission）。需要指出的是，当时我们已经从莫斯科撤出了我们的陆军和海军的武官。因为这些武官所做的正常的本职工作引起了克里姆林宫的不满。这些工作无非是向本国政府报告武官们合法搜集到的一些所在国的军事信息，这些信息包括所在国的武器信息、战略战术信息，以及军队训练、规模、部署信息等等。
在 Deane将军被派到莫斯科之前，马歇尔和他长谈了一次，其间总参谋长警告Deane千万不要去搜集刚才提到的那些信息，以免引起俄国人的愤怒。同时我们在派送给俄国人大量的军火，诚心诚意地送。在Deane到达莫斯科后不久，他便感觉到了俄国人的态度和我们对他们的态度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在他自己的书中第49页，他写道：
[在美国有上千的俄国代表团被允许参观我们的制造工厂，旁听我们的学校，观看飞机试验和一些其他工业设施。在意大利，后来在法国和德国，俄国人被允许到我们的大本营参观访问，允许看到他们所想看到的一切军事设施和军事行动。我们的政策是向俄国人开放我们最新发明的电子设备和其他的一些尖端领域********每个月我都会收到一张经过更改的表单，上面列满了俄国人希望参观的美国的秘密设施或者设备，我的任务是确保表单上的设施、设备尽量准备完毕以便俄国人届时可以参观。这些设备设施都有可能用在俄国的前线上。我们从来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向俄国人提供我们的设备、武器或者信息以便于帮助我们这个战争中的盟友]
在丘吉尔发明“铁幕”这个词之前美军在莫斯科的头头（Deane）就已经感受到了它的存在。一直到战争结束，当Deane感觉到俄国人根本无法保证美国人所关心的要求的时候，Deane会建议用强硬的姿态对付俄国人。每次他都提议美国必须向俄国要求一个完整的协议，但是几乎每次俄国人都明显地破坏掉我们和他们达成的协议，最终Deane被华盛顿召回，被谁召回？根据Deane的报告，他被马歇尔召回。
在这个时候为什么美国，或者至少是盟国连一条通向柏林的通道都没有？为什么在有关联合占领德国的问题上美国要受到俄国人任意的摆布？为什么俄国人可以随意的在柏林设置各种路障，然而美军忠诚的将领Clay将军却发现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后来人们总是乐于把脏水都泼到 John G. Winant的头上，说他缺乏远见和深谋远虑。Winant作为美国当时驻伦敦的大使，他也负责欧洲顾问委员会的事务，德国被打败之后，各个国家在德国都有临时的占领范围，这个顾问委员会就是负责协调各国之间如何管理这些临时占领范围。Winant 并不能回答我刚才提出的这些问题。Clay将军，在他任美国驻德国占领区最高长官期间写的一份报告《Decision In Germany》中，也认同Winant应该承担一定责任的观点。但是后来，在他的报告第26页，他承认他应该承担主要责任。他于1945年6月晚些时候到达柏林，与苏军将领朱可夫商谈美军如何在柏林驻军的问题。俄国人还和以往一样的难缠。Clay急切地想把美军带到珀林驻扎下来。Clay希望美军按照自己的规矩建立一条通向柏林的通道和地盘，完全由美军守卫，利用美军自己的物资和通讯设施，完全和俄国军队分离开。但是这个希望当时并没有成为现实。 Clay和朱可夫达成了一项口头协议，那就是俄国人不会有意阻挡美国人进军柏林的行动。但是最后的事实是：我们占领区的边界，据回忆，是在离柏林100英里以外的地方。
这样的出乎意料的结果被普遍归结为Winant在战后所做出的愚蠢的、错误的决定，但是这个结论遭到了来自于Hanson Baldwin的强有力的质疑。他认为如果公正的说，责任并不在于Winant而是在于陆军部（War Department）。陆军部在那个时代就意味着一个人--马歇尔。从1939年秋天到1946年秋天，实际上，马歇尔就是陆军部。在Stimson的回忆录中，我找不到一个案例他曾经反对马歇尔的意志。
在Baldwin的书中第47页，他表达了他坚定的观点：“关于我们在柏林（驻军）的事情不能完全怪罪于Winant，甚至不能将主要责任加在他身上”。2页之后，在审视了这段糟糕的事件的背景之后，Baldwin指出美国国务院在 1943年就提议战后的占领区应该是“每一个国家都应该画一片区域共同分管柏林”。大家应该注意当时的国务卿是Cordell Hull，还不是马歇尔或者艾奇逊。
让我们继续跟着Baldwin的思路走：
[出于一些违背常理的原因，陆军部反对这项几乎可以完美解决战后柏林问题的提议，我们也就用不着在后来的ECA（不太明白是什么东西的缩写）会议上来回讨论这个问题。在1944年2月，英国人非正式的提出应该打通一条通向柏林的走廊并且保卫这条通道，但是陆军部又一次的拒绝了，说这不是美英军队的目标，但是关键的问题是通向柏林是一个军事上的问题，柏林应该在一个合适的时间由我们的军事代表进驻。这些最后确实实现了，但是我们的军事代表作对这一目标作了一些修改。在1945年5月，盟军已经深入德国的土地。我们和俄国人都相互同意了怎样分割占领德国**********把柏林纳入了俄国人的占领区****。在1945年5月，ECA的工作终于结束，SCAEF（同样不知道是什么的缩写）被称作是伟大的成就。]
军队则被告知了这段事情的历史。他们被通知说陆军部同意任何EAC所作的决定，EAC建议陆军部我们自己应该开辟一条由美军自己守卫的走廊。可是后来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马歇尔还是艾森豪威尔都没有为此做好准备。Clay将军临时和朱可夫达成了一些协议，这引发了大麻烦。
为什么陆军部，或者说马歇尔在柏林要我们忍受俄国人的任意摆布？为什么我们的部队不能首先进军柏林？为什么把顿将军没有被允许攻取布拉格？对这些问题背后的原因我们现在只是模糊的了解一点点。从布莱德里的回忆录中我们可以看到艾森豪威尔关于不攻打柏林的决定多少是因为布莱德里和蒙哥马里将军之间的一些争吵造成的。在他（布莱德里）关于这一事件的描述中，在1951年4月30日的《生活》杂志第69页，布莱德里和艾森豪威尔有过一次讨论，其间他们商定不让蒙哥马里的军队攻入柏林。艾森豪威尔当时担心的是俄国军队和美英联军有可能在德国的某个地方头对头的碰上。关于艾森豪威尔怎样解决这一担心，我引用一段布莱德里的话：
在Hodge和Simpson完成对鲁尔区包围的5天前，艾森豪威尔通过美国驻莫斯科的美军代表团向斯大林发了一封电报，说我们的军队准备从中部向东朝向易北河沿线方向发起一轮强力攻击。
艾森豪威尔向斯大林保证美英军一旦到达易北河沿岸就会就地休整，停止前进。艾森坚守了这个和斯大林达成的至关重要的决定。很明显从布莱德里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来，埃森在实施这个如此重要的决定的时候没有知会丘吉尔。他是否通知了罗斯福和马歇尔布莱德里并没有提及。但是他肯定事先和马歇尔商量过。我接着引用布莱德里的话：
丘吉尔认为埃森私自通知莫斯科并且把军事行动演化为政治问题的做法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干扰，首相先生提起了抗议。但是他对埃森的所作所为强压下了他的怒火。首相先生对艾森豪威尔极为失望并且打乱了原来的计划，因为蒙哥马里的部队将得不到美军的增援，这使得他们的抢先于俄国人攻取柏林的计划几乎不可能完成。让我们再来看看下面一段证据，足以让人目瞪口呆，在Edward Ansel Mowrer的书《The Nightmare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美国外交的灾难）中，他叙述了他曾经被白宫中的某个人私下里告知“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建议杜鲁门让俄国人攻占柏林”，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当然就是马歇尔。
我们已经审视了马歇尔在欧洲战场上的纪录，可以说是斯大林实现他们政治决定的坚强后盾。民主党在丹福宣称马歇尔是一个“全球战略大师”，这个头衔当然并不仅仅局限于军事上。正如我们看到的，如果你仔细看看最近战争中的高级将领所作的决定，比如马歇尔、丘吉尔、罗斯福，你会发现军事决定总是伴随着很多政治因素。他们是不可分割的。一场战争不再仅仅意味着杀死敌人有生力量，虽然在二战中罗斯福总统对俄国人所取得的战果表达了高度的赞扬，可是我有一个疑问，罗斯福真的明白战争的本质吗？我们已经看到在最近的朝鲜战争中，尽管有很多宝贵的值得考虑的战争目标摆在眼前，我们的武装部队还是仍旧根据马歇尔的誓言，把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放在第一位。先把这些道德理由放在一边，我想指出的是仅仅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当然，迫使敌人投降是很重要的。但是，强大的一方必须考虑当敌人投降之后的后果会把我们引向何方？
我们可以观察到如果罗斯福当年接受了马歇尔的“立即的第二战场”的建议那么盟军将会遭受什么样的灾难。我们在北非的军事行动中见识到了他那危险的、模糊不清的建议。我们也见识到了他在战争中几乎每一个重大问题上都与斯大林保持高度一致。我们看到了他是怎样指挥Deane将军的，他是怎样设法拒绝
建立通向柏林的走廊的，它是怎样希望俄国人首先占领那座伟大的充满瓦砾的城市的，马歇尔将军的决定坚定的和克里姆林宫保持高度一致。
民主党人在丹福的会议把马歇尔在战略上的成就评估为伟大的造诣或许是正确的。可是问题是，在审视过我们列举过的这些事例之后，马歇尔把他的聪明才智到底用在了哪一方的利益上？如果他是全心全意地为美国着想，那么他的这些决定可以说是巨大的错误。如果这些（决定）遵从一个我们还没有发觉的秘密的模式，那么我必须承认这些事情做得实在是太成功了。
(第三章完)
第四章：雅尔塔的出卖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太平洋一侧，看看马歇尔在这个广袤的舞台上都作了些什么？
首先，我们应该了解一下在雅尔塔都发生了什么？如果正如Hanson Baldwin所观察到的，我们因为在二战中所犯下的一系列严重的政治错误而失去了和平，那么，这些严重的政治方面的错误主要可以归结为我们在德黑兰和雅尔塔会议上所作出的决定。我的判断是我们在德黑兰会议上失去了欧洲的和平，更加明显的是我们在雅尔塔会议上失去了亚洲的和平。在德黑兰，在有关地中海问题和东欧的问题上马歇尔的意愿和斯大林保持一致。在雅尔塔，对于已经羽翼丰满的俄国人所提出的把远东地区作为战利品收入囊中的要求，马歇尔又一次和斯大林的意见保持一致。
雅尔塔是俄国前沙皇Romanoff在黑海边上的一个度假胜地。罗斯福去雅尔塔之前已经患有重病，身体非常不好，这导致了他4个月之后不久于人世。但是他不得不和丘吉尔一道远赴重洋去和这个全俄国人的大独裁者会面，这个时候，罗斯福已经和他在德黑兰的时候大不一样了。
我们的总统，忍受着病痛的巨大痛苦，旅行了上千英里，其中坐飞机，坐轮船，最后是做汽车，去和这个暴君会面，去和他达成某些协议，去和这个家伙对有关波兰和中国的问题进行讨价还价，而结果却是使得这两个国家感染了瘟疫并且至今仍然是我们的羞耻。而罗斯福对斯大林近乎贿赂一般的讨价还价的核心问题就是让苏联在最后关键时刻参加对日本的战争。
满洲是中国最富饶的地区。如果从面积和自然资源来说可以说是中国的德克萨斯。但是满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属于中国的管辖范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古老的中华帝国走到了它的尽头。在这里我简要叙述一下中华帝国崩溃的原因。帝国在崩溃之前已经被西方思想深深影响，有很多从西方回来的改革家，其中就有著名的孙逸仙，但同时也有很多保守的、不称职的大臣和顾问，也有心怀鬼胎、虎视眈眈的西方列强和各路军阀。自从帝国倒下之后，中国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在外国的侵略下处于一种既没有和平又没有自由的状态中。
满洲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充满了战乱。在1894年的中日战争结束之后，日本和俄国在满洲这块土地上为了各自的利益大打出手。从那之后，日本被欧洲列强所排挤使得日本无法享受到满洲的利益。俄国则迅速从西伯利亚的沿海省份调集大军填充了满洲这块真空地带。
在 1904年，日本觉得自己已经羽翼丰满足够挑战俄国在满洲的军事力量了。这就是日俄战争的起因。那次战争爆发时正是西奥多.罗斯福当政时期，当时他出于恐惧俄国在东亚势力的逐渐强大而转而支持日本。西奥多.罗斯福所在乎的仅仅是美国的利益，当他意识到如果日本人赢得太彻底的话，那么他们会有可能取代俄国人在满洲的地位，从而进一步蚕食中国内地的领土；罗斯福果断地进行了干预，他把日本和俄国的首脑请到新罕布什尔州的朴次茅斯开会，这时日本在满洲对俄国已经占据了绝对优势，但是即使这样，这次会议还是多少阻止了一些日本侵占满洲的决心。
在接下来的时间内日本逐渐的、一步一步的蚕食着满洲的领土，这种蚕食被我们当时主管外交政策的诚实的美国官员看在眼里并且发出了警告，这种行为一直持续到1937年，当日本在完全的、彻底的占领满洲和中国北方领土之后开始对中国发动全面的侵略战争。韩国，地理位置位于满洲的边上，作为日本通向满洲的必经之路，这个时候早已被日本帝国吞并并且成为帝国的一部分很长一段时间了。中国在历史上遭到的侵略总是来自北方。在很多个世纪内，中国在它的北方边界屯以重兵用来防御来自满洲、蒙古、和西伯利亚人的侵略，在很多个世纪内，这些人被南部文明的中国人称为野蛮人。自从满洲人在将近4个世纪之前征服了中国之后，满洲就成为中国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当我们提起雅尔塔的时候，以上我说的这些历史应该被记住和想到。
样一个富饶的、高度发达的满洲地区在雅尔塔（对中国人来说）可以说是到了一个岌岌可危的地步。弗兰克林.D.罗斯福把这样一个满洲扔给了俄国；在雅尔塔，美国等于是对新的野蛮人说：我们很高兴的承认你们前沙皇在克里姆林宫内所制定的关于满洲的政策。我们在以前的时间内总是致力于维护中国的主权完整，但是在雅尔塔我们却没有通知中国人我们的所作所为，我现在引用一段Edward R. Stettinius的书《Roosevelt and the Russians》（罗斯福和俄国）中的一段，来描述一下罗斯福在雅尔塔向斯大林割让中国领土是为了恢复“俄国在1904年日俄战争中所失去的权利”。根据罗素委员会（Russell Committee ）的证词，蒋介石并没有被邀请去参加雅尔塔会议，有关出卖中国利益的各项决议也始终对他保密。在之前的开罗会议，与会国庄严的向蒋介石保证中国在满洲的利益会被完全的尊重和保障。当魏德麦将军到罗素委员会作证的时候，他证实当赫尔利大使告知蒋介石雅尔塔会议那出卖中华民国利益的决议的时候，蒋介石居然都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以至于他让赫尔利又重复了一遍决议的内容。
这项无耻的计划甚至都没有稍微的伪装一下。这是帝国主义者赤裸裸的在中国气若游丝的躯体上的侵略和掠夺。罗斯福和斯大林相互签署这份秘密的协议只用了11分钟的时间，但是后来却放在白宫的一个保险箱内长达数月之久。协议中涉及的一些重要内容，比如大连和旅顺港口、中东铁路、南满铁路等等，都极大的牵扯着中国的神经。俄国人历史上派出重兵占领了些港口和铁路，控制了铁路沿线所有的通讯和电报线路，后来日本人接管了这一切，现在又是俄国人，这次俄国人借此机会想要控制整个满洲。
这份协议最初由美国驻俄国大使馆官员 Averell Harriman参与起草，根据协议的内容，大连港口将会被“国际化”，并且将由苏军士兵守卫。旅顺港口将重新恢复由苏联“租借”的状态。我已经引用了一些Stettinius的书中所提到的该协议的内容，在这里我在引用一些：
[通向大连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该由一个中国和苏联联合组建的公司共同管理。苏联在这一事物上的利益应该得到有效的保障，同时中国在满洲的主权也应该得到保障]
还有一些其他条款，比如：俄国将成为外蒙古的长期保护国。在朴次茅斯协定中被划入日本势力范围的南库页岛要“回归”俄国（译者注：我记得库页岛最初也是中国的吧？），还有千岛群岛也将被划入俄国，但是千岛群岛历史上从来都是日本的，而不是俄国的。
我们该怎样理解罗斯福的这种不可思议的向苏联帝国投降的交易？要知道，在Sumner Welles的书《Seven Decisions That Shaped History》（七个震撼历史的决定）中，罗斯福被描写成一个道德情操高尚的主张废除香港和印度殖民地地位的总统。他在整个战争期间不断的劝说丘吉尔结束对印度的占领并且放弃英国对香港的统治。在Sherwood的书中第866页提到罗斯福在雅尔塔向斯大林提议说：香港应该回归中国或者国际化以便于以后被联合国托管。罗斯福还建议法属印度支那置于联合国的托管之下，他把他的这个想法通知了Sumner Welles。
所有这一切肮脏的交易使得我们该怎样看待罗斯福身后站着的那些顾问们，还有那些五花八门的自由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共产主义同情者，还有那些克里姆林宫的顾问们，比如艾奇逊、拉铁摩尔、Philip Jessups，还有那个太平洋关系学院，这个学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全心全意的使亚洲人民陶醉于帝国主义学说以及向他们宣传他们的权利。
在他们眼里，西方帝国主义是欧洲扩张时所使用的的腐朽的、糜烂的工具，是非常邪恶的，必须要加以阻止。但是对于俄罗斯帝国来说，这些人不仅仅要在宣传上尽力的赞扬，而且还要使得苏俄在外交上和战争中都要保持对美国的优势，无论用什么样的方法和手段。这就是左派自由主义者对帝国主义的理解。难道我们在参议院中或者其它什么地方听到过自由主义者谴责罗斯福在雅尔塔对苏联的投降？这是一个很好的测试，可以让我们看出国会中和我们国家里的自由主义分子有多么的虚伪，他们推动了中国向俄国的投降并且鼓掌欢迎，兴高采烈，但是却没有说过一句谴责俄国的话。
罗斯福先生的辩护者试着减轻罗斯福的“罪责”。 Sherwood 的看法是罗斯福当时实在是身不由己，我摘录几段他的话：“当时雅尔塔会议已经接近尾声，罗斯福已经疲倦之极，实在是不想再引起任何的争吵”。根据《罗斯福和霍普金斯》这本书867页的说法，罗斯福，根据他本人的意愿，或许并不愿意签署这个协议。但是根据此书前一页的内容，推翻了罗斯福的“疲倦”一说，（前一页内容如下）：
[很明显罗斯福甚至在1943年德黑兰会议之前就准备接受苏联后来提出来的一揽子利益要求，这些（罗斯福准备同意的）要求，如果不是所有的要求，那也可以说是绝大部分的要求。这些要求就是恢复以前因为日俄战争而让俄国失去的种种特权。]
而且Sherwood在其他的地方也曾经提到过罗斯福远在德黑兰会议之前就准备把“不冻港”大连呈现给苏俄。Sherwood先生被认为是一个货真价实的 “自由主义者”。当苏俄准备恢复 他们以前用武力从虚弱的中国手里强取而来的殖民地中的 特权和地位的时候，Sherwood先生没看出这有什么不对。自由主义者的伪善、表里不一、逻辑混乱的特点在俄国人对满洲的野心面前被Sherwood先生暴露的一览无遗。
（译者注：我记得“爱心与雄心“ 曾经对所谓的“自由主义者”表达过类似的观点，真是英雄所见略同）
Well 先生的表现要好一些，他同样也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是对历史所负的责任要强一些。我想我不需要过多地介绍谁是Welles先生。他起先在美国国务院供职直到1943年秋天，后来因为和Cordell Hull长期不和而辞去了他的职务。他辞职的时候是在国务卿手下任职。他的书《Seven Decisions That Shaped History》（七个震撼历史的决定）是为他后来的上司--罗斯福的一份辩护材料，也同时是为罗斯福所主导的一些列重大事件进行辩护的一份材料。Welles先生坚持罗斯福在雅尔塔背叛中国和美国的事情是可以被原谅和解释的。可是理由是什么？理由就是军事上的需要。根据Welles的说法，虽然罗斯福当时认为美国要求苏联出兵对付日本实在是一件太自私自利的事情，但是美国别无它法，只能要求苏联在关键时刻出兵，否则后果将会对美国不利。为什么罗斯福会有这样的想法？那是因为他周围的军事顾问是这样建议的。
参谋长联席会议，他们所作出的建议认为我们对日本的作战将会极为艰苦，没有俄国的帮助，我们不大可能获得胜利。这同时也是Welles先生的观点。也是马歇尔-艾奇逊 政府的一条准则。可是Welles和其他人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同时也指出美国军方对于罗斯福的做法持强烈的反对意见。可是是谁在背后主导着这一切？
我们当然可以猜到：是马歇尔
是马歇尔在雅尔塔站在罗斯福的左右，努力促使罗斯福同意斯大林所提出的要挟条件。是马歇尔向罗斯福提供情报以支持他的观点，但是同时马歇尔却努力忽略掉了更多的实事求是的情报报告。比如根据Hanson Baldwin的书第81页，当时日本知道自己败局已定而正在积极地寻找停战的机会，但是马歇尔却没有让罗斯福知道这一切。
这难道就是这个“全球策略大师”对美国的利益所作的真诚的奉献？难道俄国的出兵真的如此迫不及待？或许是其他的一些难以名状的原因使得马歇尔又一次迎合了克里姆林宫的意志？
把俄国人拖入远东的战争是马歇尔的主意也是他一手实施的，这一点早在1943年8月第一次魁北克会议上的那篇著名的“绥靖”备忘录上已经写得很明白了。那篇备忘录指明了我们后来在德黑兰和雅尔塔的方向。对于促使俄国加入对日本作战的正式要求是在我刚才提到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上制定出来的，并且在随后的1944 年9月的第二次魁北克会议上正式公布。回到1943年秋天，总统派Averell Harriman作为大使派驻莫斯科，同时马歇尔派 Deane 将军去莫斯科，他们的“首要任务”，正如Deane在它的书中第23页解释的，是去“劝说苏联加入对日本的作战”。这种劝说有必要吗？难道已经羽翼丰满的克里姆林宫的本来兴趣不正是在远东的战争吗？参加一场击败日本的战争然后在和平谈判桌上占有一席之地，在美美的分享后来的战利品，这难道不是俄国人的希望吗？让苏俄派军队深入满洲地区，让他们重新恢复1905年因为日俄战争而失掉的殖民地和各种特权，这难道不是克里姆林宫梦寐以求的吗？
如果一些美国人还没能意识到满洲战略的重要性，那么有大量的证据可以证明克里姆林宫对于满洲的关注一刻也没有放松，俄国人--他们始终效忠于列宁的那句教条：“谁控制了中国，谁就控制了世界”。任何一个聪明的美国人，再看过足够多的证据之后，应该很明白罗斯福和马歇尔在雅尔塔不应该让俄国人卷入远东，而是应该让他们远离远东。
我有4个场景的证据用以证明斯大林曾经向美国官员提出他所想要的一些要求。第一个要求是他向Averell Harriman提出的，在1942年的8月，当他（Averell Harriman）和丘吉尔到莫斯科向斯大林传话说北非的作战行动已经被斯大林和马歇尔急切要求的“立即的第二战场”所代替。这个场景在Deane的书中第226页：
[斯大林告诉Harriman说日本是俄国历史上的敌人，它的最终的彻底的被打败对俄国的利益来说非常重要。他暗示虽然俄国现在的情况不允许他分享（对日作战），但是他最终会加入进来的。]
罗斯福很清楚这一点，根据推断，马歇尔也应该很明白。应该指出的是斯大林对参加对日作战的兴趣应该是与生俱来的
这个红色沙皇下一步通知了Patrick J. Hurley将军他的打算。在1943年4月，Hurley将他所知道的报告给了Leahy将军，在Leahy的书中第147页，我摘录这一段话：
[Hurley见到了斯大林********马歇尔告诉他在德国被击败之后，他（马歇尔）将会加入到对日作战的战争中来******我们的军队，在打击日本的计划中，将会急切的渴望苏联的帮助。可是我的意见是我们完全可以在没有苏联帮助的情况下独立的战胜日本。]
刚毅的海军将领Leahy自始自终都坚持他的这个意见，因此也被马歇尔一直排挤。如果Leahy将军可以成为罗斯福最主要的军事参谋的话（根据他的军衔，他可以成为）,远东战争的历史和中国的沦陷，还有后来随之而来的朝鲜战争，都将会大大的不同。但很不幸，马歇尔的意志最终压倒了Leahy将军，就如他后来压倒了罗斯福，在成功入侵意大利之后，压倒了丘吉尔。
我之所以岔开话题讲讲Leahy将军反对让俄国人参与进来这件事情是因为这实在是太贴切了，而且Leahy将军的军衔、职位也非常高级，他的思考过程非常的美国化。在整个二战期间，Leahy享有很高的荣誉，他对美国的忠诚是没有丝毫问题的。
在讨论结束对日本的战争该用什么样的战略的时候，马歇尔极力主张陆上进攻是非常有必要的。从日本本土南端的岛屿登陆，然后向北进攻。据马歇尔估计，登陆需要 200万陆军，伤亡大约会在50万左右。Leahy将军则在1944年7月10日在白宫的一次会议上发表了一篇报告，在他的书中第245页：
[这是我的意见，我强烈的建议参谋长联席会议，对日本的陆上进攻没有必要，我们同样会赢得战争。]
更加令人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建议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在251页，麦克阿瑟将军和尼米兹将军在火奴奴的一次会议上也认同Leahy将军的观点。根据回忆，Leahy陪着罗斯去参加了1944年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那次会议上，Leahy、总统和陆军、海军驻太平洋的高级指挥官共同制定了对日本的胜利计划。这些人，麦克阿瑟和尼米兹，才是真正的太平洋战争专家。然我们看看他们在那次会议之后所发表的意见：
这次会议有两个成果，第一就是大家就采用怎样的一个基本战略来给日本以最后一击达成了基本共识，第二就是罗斯福总统熟悉了当前太平洋的形式，这对于抵抗参谋长联席会议和陆军部所制定的那些不切实际的入侵日本的战争计划非常有用，就是那些就是不惜代价从日本本土攻击的计划。麦克阿瑟和尼米兹都同意首先要收复菲律宾，使得那里成为西太平洋中的陆上和空军基地，这样日本就会在我们海空军的打击下被迫接受我们的投降条件，从而不用进攻日本本土。
这样我们有麦克萨瑟、尼米兹和Leahy将军所同意的赢得战争的计划，但是马歇尔并不同意，谁更正确一些？
但是，尽管有这些专家的建议，马歇尔仍然坚持他的意见。在两个月后第二次魁北克会议召开之前的一次讨论会上，Leahy发表了一份报告，在他的书中第259页：
[在 9月初的时候，日本在彻底的海空封锁下已经基本被打败了。然而，我们却被要求制定一份登陆日本本土的计划，此计划要从九州岛登陆，进而进攻日本本土，然后再迫使日本投降。********* 军方好像并不理解在空军支援下的海军实际上已经击败了日本。军方不仅仅在制定一个大规模的登陆日本本土的计划，而且还确信我们需要俄国人的帮助才可以完成对日本的胜利]
对于这件事情的描述实在是太多了。
我现在回到俄国对远东的窥探。Cordell Hull 是第三位见证人。他是一位年长的受人尊敬的国务卿，一位正直的、有自尊心的人，虽然它不是完全明白围绕在他周围的这些政治戏法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在 1943年10月去了莫斯科参加盟国外长会议。这对Hull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在他任职期间最风光的时刻了。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他开始轻信俄国人对美国高层官员所讲述的肺腑之言。Hull先生开始坚信，美国对俄国和英国应该公平对待，俄国是一个国家、英国也是一个国家，俄国对美国有可能造成威胁，英国同样也有，所以不应该从意识形态上区别这两个国家。Hull作为一个内心公平的人，他认为他正在在和一个君子打交道。
在他在莫斯科的最后一晚，Hull先生参加了克里姆林宫的头头举行的一次国宴招待会。招待会在克里姆林宫内的最豪华的凯瑟琳大厅内举行。他们准备了黄金打造的盘子和数不清的水晶杯具。Hull先生觉得自己被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暴君给予了至高无上的礼节和荣誉。在被斯大林盛情款待过后，Hull“即被震惊又很高兴”，这时马歇尔走到他的身边和他说，正如 Hull自己的回忆录里第1309页写道的：
[当盟军在欧洲击败德国之后，毫无悬念的，没有任何问题的，苏联将会参加对日本的作战。斯大林本人已经向我提及了这个计划*********马歇尔临走时告诉我我可以用极端保密的形式向总统通报这件事。我真心的感谢他]
这位美国国务卿没有浪费一分钟的时间马上用陆军和海军的密码电报向罗斯福通报了马歇尔告诉他的这件事，他希望这样可以达到对英国人保密的目的。后来Hull先生一直对我们驻伦敦的外交部耿耿于怀，认为是他们泄漏了他向总统报告的这个消息。
在得知雅尔塔协议的结果时候，Hull已经辞职了，但是他还是表现出了非常的不理解，为什么罗斯福在请求俄国的帮助时还要同意俄国所提出的“大量的领土要求”？要知道，他说：“当初斯大林向我保证这一切的时候并没有提及这些领土要求啊？”
斯大林窥探远东的第四个证据是在德黑兰，那时他已经观察到，随着欧洲战事的即将结束“我们传统的正面战场（对德战场）将会胜利”。那个时候，当斯大林意识到Harriman 和 Deane 将军跑到莫斯科是来恳求他的帮助（对日作战），很自然的，斯大林开始盘算他的要挟条件。这个要挟条件可并不轻松。在1944年10月，当丘吉尔第二次访问莫斯科的时候 ，Harriman 得到了斯大林关于介入对日作战的正式答复。Deane在他的书中第247页提到斯大林同意在德国被击败之后发起对日本的作战，但是同时美国必须保证对俄国提供必要的物资支援，这些支援包括对驻西伯利亚的60个独立师的援助，并且对俄国参与战争所带来的政治上影响美国要表示支持。这份报告中的附加条款指出只有在中国的认可下俄国才会卷入在远东对日本的战事。
在这次会议上，斯大林同意美国海军可以使用俄国海军位于太平洋上的军港 Petropavlovsk 作为海军和空军基地，允许美国空军飞机起降，包括重型轰炸机，但是却拒绝我们使用穿越西伯利亚的铁路运输物资。这等于是一把指着罗斯福脑袋的枪。如果我们希望俄国人参与进来，我们必须帮助俄国人武装他们的军队，同时蒋介石必须接受满洲的失去，可满洲问题是我们和丘吉尔一道在开罗庄严的向蒋介石保证过的。马歇尔又一次坚持，超越了使命的召唤，说我们需要俄国的帮助。罗斯福相信了他。对俄国的援助是很巨大的，俄国人在条件中讲明，他们需要86万零410吨固体援助物资，20万6000吨液体援助物资。所有这些都是在援助欧洲的第四条款之外的额外的要求。俄国人总共得到了援助远东地区所有物资中的80%的货物。其中一项 2万5000吨肉罐头，如果把1磅肉算作一顿饭的话，仅这一项就足够红军士兵吃5000万次饭。
我在回到雅尔塔，在那里斯大林全盘接受了他提出的要挟，这次会议被Hanson Baldwin称为“政治历史上最悲惨的一章”（列出原文，翻译比较麻烦：the saddest chapter in the long history of political futility which the war recorded.）
在1945年1月的时候太平洋战场上的形势是怎样的呢？莱特岛已经是我们的了，日本的舰队已经被击败了，马里亚娜在雅尔塔会议期间已经被美军攻占。冲绳群岛就在眼前，我们的空军正在日夜不停的轰炸日本的各大城市。根据战略服务办公室（OSS）的William J. Donovan将军从中国发回的报告显示关东军已经在溃散并且数量正在大大减少。但是不管在哪种情况下，OSS说，在中国的资源都不可能被运回日本本土，因为他们缺乏货船。同样的，在中国的日本士兵也动弹不得。到处都在显示着同一个故事。日本的货船队已经长眠于海底。封锁正在使得日本窒息。Leahy将军在他的书中第293也写下他对这段时局的看法：
[我还是坚持我的那个观点，那就是我们应该在日本本土之外击败日本，这时是一个时间和消耗的问题。这样，我们就可以不用斯大林的帮助而在太平洋上击败我们的敌人。军部并不同意我的意见，罗斯福准备开始同斯大林讨价。]
Hanson Baldwin在会后写下了他的感受，他同意Leahy的观点。在他的书中第79页：
在雅尔塔会开始的时候，日本已经被击败了，不是被还没有面世的原子弹，也不是被刚刚开始的常规轰炸，是被消耗和封锁所击败。
但是在雅尔塔，马歇尔又一次使尽全身力气力求让俄国人加入，就如同他在欧洲拼命推行“立即的第二战场”和组织英国人的东欧战略一样。后来的美国国务卿Edward Stettinius曾经在雅尔塔执掌重任，在他的书《罗斯福和俄国》中第90页写道：
[我知道在雅尔塔**********总统被他周围的军事参谋施以巨大的压力力求达到让俄国人参加远东战争的目的]
在 Stettinius离开华盛顿之前，他看到了参谋长联席会议递交给美国国务院的一封备忘录，上面写道：“我们希望俄国参与远东的战争越早越好”，为了支持他的这些急切的要求，马歇尔用了 -- 正如Baldwin在他的书中第80页讲到的 --“最悲观的情报估计”，那就是在日本陆军驻亚洲大陆的200万军队当中，70万关东军驻守满洲，据马歇尔所说：他们“全都是最精锐的部队，经过良好的训练”。
但是，与之相对应的，是Baldwin所暴露的另外一种更加接近实际情况的情报分析，这和战后所揭露出来的相一致，也和当时Leahy和其他将军所持的观点相一致，那就是“（日本军队）从来没有达到过雅尔塔所估计的那种规模”。甚至连华盛顿邮报--左派报纸中的中流砥柱--在1948年9月9日所发表的文章□□布 参谋长联席会议“在雅尔塔给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建议中有关欧洲胜利之后对日本的作战将持续18个月之久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但是还不止这些，海军少将E. M. Zacharias，在他的书《在关着的门后面》（Behind Closed Doors）中写道：在罗斯福起身赴雅尔塔之前，日本人的求和试探就已经通过麦克阿瑟带到了华盛顿。所以在我们为了怂恿俄国出兵而出卖中国的时候，日本人已经在向我们投石问路了。在雅尔塔之后，日本人的求和尝试越来越密集。后来的波斯坦公告算是对日本和谈尝试所作出的一种正式的、提前的答复。
在 1945年4月的晚些时候，马歇尔仍然在全身心地投入让俄国人参加远东战争的事业中。正如Stettinius 在他的书中第97页写道：在4月25日旧金山会议举行之前，白宫举行了一场高级政策会议，杜鲁门总统，军方的高级领导人和我讨论了一下如果俄国人不遵守在雅尔塔所达成的有关巴尔干的协议该怎么办？在这次会议上军方代表恳求我们要对苏联人有耐心，因为他们害怕如果我们对俄国人（不遵守雅尔塔巴尔干协定的做法）施以惩罚的话，那么俄国人很可能就不会出兵远东。
是谁在建议对俄国人报以耐心？是马歇尔？在7月的波斯坦，马歇尔武装红色军队的努力和把他们带入亚洲的雄心一点都没有减少。Stettinius 在他的书中第98页写下了这样一些困惑：[在波斯坦会议快结束的时候，甚至在我们已经在洛斯阿拉莫斯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之后，军方仍然在强烈建议苏联介入在远东的战争。]
Welles先生，在他努力为罗斯福开脱其雅尔塔之耻的努力当中，把责任都推到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头上。但是我们知道是马歇尔作出了这些决定并且努力将其实施。Welles将马歇尔努力把俄国人带入远东的战事称之为“一个基于事实的明显的误判”，这句话写在他的书中第 153页。
可是这就是答案吗？或者马歇尔坚持俄国人有权利用远东为他们的利益服务是他的一系列未知计划中的一环，如果我们追踪他的职业生涯，我们就会看到这些个计划逐渐明显的浮现出来。这些计划都是由他制定，用尽所有的力气和技巧加以维护和坚持，并且都毫无疑问的和克里姆林宫的意志保持一致。
总统在雅尔塔还有另外一位顾问--阿哥亚.锡思（Alger Hiss）.锡思，他参与起草了有关远东的计划并且对中国问题涉及很深，或许正是在锡思的建议下，罗斯福可以友善的和斯大林坐在一起，很自信的向斯大林保证说：“在中国所发生的一些摩擦主要是在共xx国际和国民党之间发生的，而不是由当地普通老百姓所组成的所谓的共xxx主义者和国民党之间”，这段话可以在Sherwood的书第868页找到。值得注意的是，忠实的效忠于克里姆林宫的红色军队，后来派出大军在朝鲜与我们作战的红色军队在罗斯福眼里竟然只是一些“所谓的”共xxxx主义者（so-called Communists）, 或许总统接下来还会接着说，这些“所谓的”共xxxxx主义者要比蒋介石的军队和俄国的那些元帅还要亲切得多，合理的多。在随后的章节中，当我们检视马歇尔的中国计划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他眼里的中国红色力量是多么的清白、无辜、充满希望。
让我们假设一下马歇尔在二战中的所作所为没有那些秘密的使命，没有那些见不得阳光的目的。
那么这样一个“全球战略大师”在雅尔塔犯下了一个什么样的错误？这反映出了这位大师一个什么样的天才能力？我们看看所有马歇尔的战略努力，他力推“大锤”计划或者说是“立即的第二战场”，却不愿通过地中海经阿尔及利亚进军。在诺曼底登陆之后2个月时坚决的要求从法国南部进军，是不是有些不符合常理？在这里我们必须比较一下马歇尔和麦克阿瑟的能力，当时麦克阿瑟已经从新几内亚成功登陆并且开始向东京进军。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怎么会采取马歇尔的意见当作我们战略的基石？既然他在德国投降后对日本所苟延残喘的时间竟然会高估到1年半，那么我们又怎么能够相信他对俄罗斯帝国和俄国的中国卫星国所作的分析和判断？
然后，原子弹落在了日本人的头上，战争结束了，连最苛刻的军事评论家Hanson Baldwin 都相信原子弹的使用把战争的结束的时间提前了1天。日本的命运早在很久以前就被确定了。随着战争即将结束，雅尔塔的“肉鸡”马上就要回到它的笼子里去。这时苏俄红军迅速开始了一场兵不血刃的6天战役，占领了满洲，站在了中国的北方。恰到好处的吞掉了雅尔塔的战利品。
现在我们来看看朝鲜。是谁画了那条令人郁闷的38线，并且规定俄国人接收线北的日军投降，美军接收南边的日军投降？在这里有必要澄清一下那段历史。在雅尔塔，斯大林同意罗斯福战后把朝鲜归于4国委任统治之下，4国分别是美国、中国、俄国和英国，这个决定在霍普金斯1945年晚些时候访问莫斯科时被斯大林以文件形式签署下来。托管将一直持续到一个由韩国百姓自由选举的独立的民主政府产生为止，这个政府将负责统治整个朝鲜半岛。托管一事最后怎么样了？当日本投降之后，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怎样接管日本在当地的武装。Welles在他的书《七个震撼历史的决定》中第167页描述了当时的情形：
[一些五角大楼的下级军官匆忙的报告说俄国人正在接受38度线以北的日军投降，尽管美军也会接受那条线以南的日军投降]
我得知那条线之所以被划出来是因为很“方便”。当然这条线被划出来是因为它出自一些没有知识和头脑的官员之手，也没有咨询任何对政治和经济在行的专家的意见。
没有人在乎这些直到缅因州参议员Brewster指出38度线重要的历史意义。我一直感到很奇怪为什么陆军部在1945年8月选择38度线作为接受日本投降的分界线，为什么不是37度，39度？为什么被固定为38度？
这位缅因州参议员，史学知识丰富，发现俄国人早在一个世纪前的沙皇时期就尝试和日本帝国谈判定下这条38度线，因而可以彼此分隔开各自的利益范畴，互不干扰。
我在这里举一个听证会的例子，是军队和外交事务委员会在1951年6月8日举行的一场听证会。当时是部长艾奇逊被参议员Brewster问到有关这个问题。艾奇逊指出这个决定并不是由一些“下级军官”做出的，而是由陆军部长做出的，并由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海军、空军联合委员会同意，最终是总统同意。这是一个高层的决定，最初是由战争部长作出(Secretary of War)。但是，谁是Stimson先生后来负责的部门内的战争部长？我想任何一个在五角大楼里面任职的、接触过一些内部资料的官员，读过一些后来部长（Stimson）回忆录的官员，或者是和这两个人（马歇尔和Stimson）密切工作过的人，都会毫无意义的指出 正是马歇尔实际作出的决定，Stimson只是他一个橡皮图章而已。正是马歇尔选择了俄国外交部门在将近50年前划出的以三十八度线作为划分朝鲜势力范围的边界。是马歇尔在1945年的时候恢复了俄国人在1904年便梦寐以求的在朝鲜的特权
我特别呈现出这一段对话，缅因州参议员发问，艾奇逊部长回答：
参议员Brewster：这件事难道不是很奇怪吗？在朝鲜的三十八度线是45年前的日俄战争中俄国人为了划分双方的势力范围而划出的。
部长艾奇逊：我对此并不熟悉，参议员，我承认作为一个美国的国务卿，虽然在那段历史时期内美国正在扮演一个人道的、光荣的角色，然而却并没有察觉到其他帝国在远东的野心，这对于一个远东外交专家来说是不称职的。
战争结束了，成千上万的美国人错误地认为我们的国际灾难也结束了，他们狂欢了24小时。我们在损失了巨大的人员和物资之后赢得了战争，但是并没有想到我们即将被一只无形的手牵引着又一次失去和平。
（第四章完）
马歇尔和史迪威
第六章：马歇尔的中国政策
是谁真正制定了对中国的政策？这个政策持续不断的、一步一步的把美国在远东的利益损失掉，并且把中国出卖给克里姆林宫。当魏德曼将军1945年11月10结束他在中国的任务回到华盛顿的时候，他带回来一份对蒋介石政府全新的、极为重要的报告。但是我相信这份报告自从回到美国开始就从来没见过天日。魏德迈将军是蒋介石总统的参谋长，并且，实际上，是全中国政府军的总司令，他同时也是美国军队在那一地区的最高指挥官。正因为他头顶着这两项帽子，他才有资格在蒋介石政府和美国政府之间周旋、调停。
他还有一项职责是（向蒋介石）报告美国官方对于中国危机的态度。他完成了这一项工作，在这里我引用一段他自己写的被魏德迈称为“与总统的商榷” 的报告，我引用几段话：
1）总统希望我（向蒋）传达他的敬意
2）他对于我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非常满意
3）他（总统）强调了从中国撤出美国陆军、海军和空军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总统还指出我们应该尽快从中国撤出一切相关人员，美国在这一点上受到外界强大的压力。
这种“压力”来自何方？难道是来自于广大的爱好和平的美国民众，他们渴望战争尽快结束并且尽快恢复秩序，她们希望他们的儿子、丈夫兄弟回到家乡，但是却很不聪明的希望我们尽快从中国撤出武装部队？那么答案是什么？答案是：这种“压力”来自于苏俄帝国在美国的朋友们。
总统向蒋介石传达的信息并不算太令人沮丧。至少这个时候还让蒋介石对于美国在道义、经济、和军事上的支持报以一线希望，蒋迫切需要这些支持用以剿灭--- 用Leahy将军的话说--在中国的武装叛乱，直到后来我们的国务卿或者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歇尔使得这一切希望化为乌有。从魏德迈报告中所记载的他和部长Byrnes的谈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对中国的政策已经大体确定，那就是：如果中国政府开始实施剿灭红色力量的行动，那么美国将不向中国政府提供任何援助。国务院很清楚的向魏德曼表明了这一立场，（国务院的报告）如下：
美国不会允许自己卷入在中国的武装冲突，美国也不会在政府军和反叛力量的武装冲突中支持政府军一方。
我们的参谋长--当然指的是马歇尔--则表现的更加露骨、更加令人沮丧。最后是马歇尔宣布那个至关重要的政策：
如果我们看到在中国的反叛力量被以任何形式所压制 或者 被蒋介石政府用武力围剿的话，那么美国将撤走所有对中央政府的援助。不仅如此，美国希望在中国组建一个联合政府。蒋介石必须把共xx主义者带进他的政府中来。
我们已经看到了在波兰和罗马尼亚的例子，就在我们眼前。我们现在却要让中国重新走一遍这通向灾难的老路。不仅如此，在这次反对“中华民国”的行动上，我们走得更远了一些。在这里我摘录一段魏德曼报告中的段落：
“严肃地宣布美国军队绝对不允许参与在中国的内战，对中国中央政府与英国、法国、苏联以及其他国家的关系，美国将保持一段疏远的距离”
是谁在宣布这项外交政策？总统？国务卿？不，是军队的参谋长。在这里我稍微岔开一下话题说一说以上那段话的重要性。在战争结束的时候，美国政府运用它那强大的影响力试图劝说蒋介石接收雅尔塔会议的结果。蒋随后和克里姆林宫达成了一份协议，协议中尊重中华民国关于满洲主权的要求，但是同时这份协议在从日本投降的那一天起就不断地被俄国人违反，据战后赔偿委员会官员Edward Pauley估计，俄国人在日本投降后从满洲地区抢走了价值8亿美元的可动资产，俄国人的理由是这些都属于模棱两可的“战争战利品”。这就是俄国人从兵不血刃的六天战争中所获得的“战利品”--- 8 亿美元的战利品。
我从魏德曼报告中引用的那段声明向蒋介石传达了一个十分清晰的信号，那就是：
美国，在迫使中国接受雅尔塔的出卖之后，将不会再过问中国和俄国之间的事情，也不会再关心中国和俄国之间的关系。
我们就这样把羔羊留给了狮子。我怀疑在历史上我们找不出第二份这样荒谬的声明了，或者我们能找到一份类似声明能把它的作者的意图解释的更清楚一些？但是谁是这份声明的作者？不是总统、也不是当时的国务卿，国务卿本人在这一问题上是为美国忠诚服务的，而是参谋长联席会议，这个名词非常明白，它只不过是乔治.马歇尔 委婉的代名词而已。
我继续这份重要的报告：
[参谋长联席会议清晰地做出指示：如果接受美国援助的中国政府军正在做一些美国政府所不允许做的事情--用于内战或者在做一些进攻性的行动，如果美国政府有确凿的情报可以证明这一点，那么美国对中国的军事援助将立即停止。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军事、和其他形式的援助将 直接取决于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联合政府的牢固程度。美国政府将严肃的考虑以上所提出的条件，美国是否继续类似援助将取决于一个有效的联合政府是否可以建立起来。]
现在你可以读出这份报告中所蕴藏的直言不讳的恐吓的味道，这就是我们对中国的政策。从那时候起，在这个政策的操作下，中国一步一步的落入了克里姆林宫的手掌当中。这个政策从每一个方向阻止了蒋企图剿灭红色力量的努力，阻止了蒋对他的国家恢复秩序的努力，也阻止了蒋满怀巨大热情对他的国家进行内部改革的努力。这个政策的后果就是：把我们带入了朝鲜战争，并且把4亿5000万美国人的朋友变成了4亿5000万美国人的敌人。
到底谁是这个政策的起草人？
难道这些给魏德迈的指令是由克里姆林宫内的 “策略大师”亲自口述的吗？因为这实在是完美的体现了他们的愿望。这项“中国政策”在哪里考虑了美国在远东的重要利益？美国在亚洲战场牺牲了成千上万的士兵生命、损失了无数的物资财产，并且与我们诚心援助的中国盟军一道浴血奋战了四年，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难道不是为了维护美国人的基本价值和利益吗？可是到头来，这一切努力都付之东流的？我们如何面对那些牺牲在太平洋的空中和水面的美国将士们，他们为了维护美国的荣誉和在亚洲的利益而牺牲。每一个战士的母亲、连同我们的中国盟友都被这个政策所出卖。
根据魏德迈给蒋介石的报告我可以确定马歇尔是制定“中国政策”的其中一个重要的作者。读者可能会问，可是这意味着什么？在马歇尔对军事服务委员会1950年9月19日的证词中（这份证词在我看来是一份蓄意的含糊其辞的说辞），他设法给听众这样一个印象，那就是在他起身飞往中国的时候，他并没有参与策划那些（中国政策的）命令。当时来自马里兰州的参议员 Millard.F.泰丁斯正在向马歇尔发问，泰丁斯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
以下这段是马歇尔回答泰丁斯主席非常友好的提问时的回答：
[当我在这间屋子里接受关于珍珠港事件的调查的时候，美国的政策正在国务院中被制定出来，当我在飞机上飞行在海面上的时候，这个政策已经被发布了。]
这是在1950年9月的事情。这个时候由马歇尔帮助制造的战争已经爆发，他正在接受战争服务委员会的调查同时也受到了国防部长的提名。那个时候中国政策对于美国人民来说还不熟悉。但是人们被朝鲜战争的残酷现实所唤醒。马歇尔很希望自己得到这份工作（国防部长）。
于是他左右推委，放纵了事态的自由发展。他相信只要在需要几天的时间，他的国防部长提名--这项参议院历史上所犯的最大的错误，就会通过。他的这种左右推诿甚至连“华盛顿邮报”都觉得有些过分，要知道“华盛顿邮报”是一家鼓励背叛美国在远东利益的一家新闻媒体。我不想在这件不光彩的历史片段上投入太多的笔墨。马歇尔在这一事情上的左右推诿或许看起来让人觉得他不太诚实，这或许会使得他通过正常途径当上国防部长造成一些不便。但是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问题远远超过他的所谓的是否诚实的话题。
现在我们需要关心的问题是马歇尔所参与的一系列事件威胁到了我们能否继续作为一个自由的、独立的人继续生存下去。我们的生存将和远东密切相关，也和在那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密切相关。我们的生存也将取决于在美国政府中那些聪明的对美国忠诚的高级领导人，那些执掌生杀大权的人。我们现在迫切需要在一个更大的角度重新审视马歇尔将军对国家的忠诚问题。
“中国政策”当然还有其它的一些起草人。根据“罗素委员会”的证词，很清楚马歇尔起草了对中国政策的大致方案，其中得到了 艾奇逊 和 John Carter Vincent的帮助。
那么这第三个人--- John Carter Vincent是谁呢？
那么这第三个人---John Carter Vincent是谁呢？
有这么一些人，他们所帮助制定的政策持续不断的使美国遭受到灾难而却使苏联获得胜利，现在已经很明显地看到，Vincent的名字非常频繁的出现在这些人的名单当中。Vincent，他和欧文.拉铁摩尔一道指导了 Wallace在中国的工作。在Wallace的中国之行结束的时候，Wallace向国务院递交了一份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他建议美国“用鱼雷击沉蒋介石政权。”
在他的书《苏维埃的亚洲使命》（Soviet Asia Mission）中 Wallace陈述道，在第172页：当他、拉铁摩尔和Vincent周游中国的时候，Sergei Godlize，一个级别很高的苏联官员--西伯利亚地区执行委员会主席还有一个斯大林的私人密友，同拉铁摩尔和Vincent在一个晚宴上一同举杯欢庆,就好像他们（拉铁摩尔和Vincent）是可以主宰未来中国命运的人
当然还有其它的一些人帮助制定了或者说影响了“中国政策”。在马歇尔飞往中国的前两周，12月2日，William Z. Foster，美国xx党主席，在纽约召开了一次美共政治局会议，其间无非说了一些在xxx主义世界流传很久的老生常谈的东西。但是这次会议还是加了一些新的东西进来，会议里面说到“在中国所发生的内战将是解决其它国际问题非常关键的一把钥匙”。换一种说法就是，欧洲的问题取决于中国方面的形式。克里姆林宫下一步的伟大征服计划将取决于他们在中国能否胜利。这些就是这次会议中这些话的最直白的理解
在2周之前，11月14日，迪恩.艾奇逊 解释了为什么他和马歇尔终于下定决心让俄国必须掌控中国。
在2周之前，11月14日，迪恩.艾奇逊解释了为什么他和马歇尔终于下定决心让俄国必须掌控中国。我相信这是他对克里姆林宫以及他们在美国的朋友们所做的一次美国对中国问题的官方的保证。艾奇逊在发表这次讲话的时候身份是美国"次国务卿"（Under Secretary of State），由坎特伯雷大学的红色校长--Hewlitt Johnson陪同，由未来的叛国者 Corliss Lamont 陪同，由Paul Robeson 和 Joseph E. Davies 陪同，这两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总是尽其所能向美国人民宣扬俄国或者克里姆林宫的种种好处。
艾奇逊是以陈述一段不真实的历史作为开场白的，他说美国和俄国的利益在全球任何地方是从来没有冲突过的；他的充满热情的演说显然忘记了他的俄国母亲当年因为企图染指北美西海岸而迫使美国产生的“门罗主义”；他也忘记了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当时的总统 西奥多.罗斯福 支持日本就是因为担心俄国在中国的侵略会对美国在亚洲的利益产生不利影响。
就在这个时候俄国的红色军队已经很明显的对满洲表现了他们的意图，那就是把满洲当作他们的殖民地而不是把它当作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他们全心全意地为这件事情而工作，彻底的毁灭掉了由 John Hay所创立的对中国的“门户开放”的政策。他们同时也在赤裸裸的显示出要把北韩吞并到满洲殖民地去的意图。为了他们的利益，我们帮助他们完成了敲诈勒索蒋介石的条约，但是现在他们仍然在违反着这些（同蒋） 的条约。
可是我们的“次国务卿”却在俄罗斯帝国面前卑躬屈膝，没有发现任何我们曾经和这个帝国曾经发生过利益冲突的例子；在这里他（艾奇逊）无限虚伪的把那些被强迫征服的俄国民众、布尔x维克的首批牺牲品、克里姆林宫的匿名的奴隶称为 “苏联人民”-- 和那个臭名昭著的暴君当作一回事来论述。我们可以在艾奇逊的这次公开讲话中发现一个彻底的（和我们的）观念上的不同，他继续说道，当他说完这些话 Dean Hewlitt Johnson，Corliss Lamont、Robeson 和 Davies 都鼓掌表示欢迎，
艾奇逊继续说道：“我们理解并且完全同意“苏联人民”的意见，他们要求在那些与他们接壤的国家中保持一个对苏联友好的政权，这对苏联的安全至关重要，同时也对世界的和平至关重要”。
“世界的和平”-- 这就是杜鲁门总统给蒋介石强加的冠冕堂皇的道德理由，用这个道德理由迫使蒋介石向中国的红色力量投降。
我想这是艾奇逊向莫斯科发出的一次很清晰的信号。他实际上在说：“你们已经看到了我们把满洲和北韩让给了你们。这项工作已经完成了。你们又给了我们另外一项工作，想让沿你们边界的满洲和蒙古拥有一个友好的政府。不用害怕，稍微等等，我们会办到的，只要给我们一些时间，你们就会拥有一个友好的亚洲，这样我们就可以达到世界和平了”
这应该是这段话最直接的解释了。并且，我们也应该看到，对于避免“克里姆林宫”在中国拥有一个友好的政权以及我们在朝鲜拥有一个血腥的、没有意义的战争，马歇尔和艾奇逊没有使出一点力气，没有考虑到他们国家的一点利益。
就这样马歇尔的指示被马歇尔、艾奇逊和John Carter Vincent最终确定下来，当然，还有 挨戈鲁.锡斯（Alger Hiss），此人当时供职于远东部门，现在则是艾奇逊先生的最信任的朋友。马歇尔这时已经撤回了他在1950年9月作出的不实证词，他试图在那篇证词中表示他并没有参与制定“中国政策”并且只是一个负责传递总统“中国政策”的信使（我记得论语老兄在他的帖子《试图重新认识马歇尔》中提到过这一点）。因为他已经意识到真相正在透过一本书中的描述紧紧地盯着他的眼睛，这就是在James F.Byrnes的书《坦率地说》（Speaking Frankly）中所写到的，在这本书的第226页Byrnes写到：
[在我启程飞往莫斯科的前一个星期日，次国务卿艾奇逊，马歇尔将军和他们的手下在我的办公室里开了一次会。那天早晨，在那次讨论结束的时候，我们一致同意了这些（我们所共同商讨的）政策，这些政策随后被总统所批准，并且于12月15日向公众公布]
我们还知道，从艾奇逊在“罗素”委员会面前的证词来看，马歇尔--在向其出示了国务院中的一份他所勾勒的政策草案之后，通知Byrnes他将会很愿意“参与其中”，而且他也确是这么做了。
还有一件事我们应该回忆起来，泰丁斯主席曾经写信给马歇尔询问拉“拉铁摩尔”是不是在美国国务院中远东政策的制定方面起到很重要的作用？马歇尔回答说他从来没有见过“拉铁摩尔”。可是，拉铁摩尔曾经参与了国务院召开的有关远东政策问题的一次3天的圆桌会议。其中一些与会者后来指出拉铁摩尔在这3天当中就坐在马歇尔的旁边，而且非常热情地与马歇尔交换和讨论各自的观点。
关于这段时期的形势有一段非常有意思的注脚，Byrnes曾经带着他那被诅咒的任务访问了莫斯科，同一时间马歇尔带着他的任务去了中国，Byrness后来记下了这次近乎天真的访问过程。在他的书《坦率地说》地228 页，Byrnes用他和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内有关中国问题的一段谈话揭示了一些事情，我引用Byrnes的原话：
[他（斯大林）对于马歇尔将军给予高度的赞扬，说不会有第二个人在中国的工作可以做得比马歇尔更好。斯大林同时加了很多细节的描述，以便让我觉得满意]
在Jonathan Daniel的近乎史诗般经典的描写杜鲁门传记的书《独立的人》（The Man of Independence）中曾经记录过一段在白宫中针锋相对的场景，过了几天之后，斯大林在莫斯科给予了马歇尔上文提到的高度的赞扬。这段场景是这样写的：马歇尔去找杜鲁门批准他的政策，同时，Leahy将军也在场，Leahy 断然的责备马歇尔他的“中国政策”已经完全背离了罗斯福总统对于中国和远东问题的态度。他们两人的争论非常的激烈，这对于他们后来的友谊造成了永久的裂痕。
Daniels在他的书中第317页这样引用Leahy的话：
“当马歇尔准备启程飞往中国的时候我就在场。他说他准备告诉蒋介石他必须和共xxx者合作，否则将失去我们的帮助。当他从中国回来的时候说了同样的话。
我想这两次他都错了”
Leahy在他自己的回忆录里对这件事情的描述非常的模糊和简略，这或许是是因为他（Leahy）当时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并且照顾到杜鲁门宣称的他（杜鲁门）是罗斯福全球政策的忠实继承人的缘故吧！考虑到这些，Leahy在他的书《我在那里》（I was there）104页写道：
“在战后的日子里，马歇尔将军和我在我们的一些外交政策方面有着巨大的分歧”
我暂时把我们的“中国政策”所带来的道德方面的问题先放一放，这些“道德问题”足以让每一个有良心的美国人感到羞耻。我们看一看这个简单而又清楚的问题-- 美国的国家利益。在1945年秋天的时候美国在中国的利益是什么？美国和俄国的赌注是什么？那些是可以摇摆的，那些是可以被允许渗透进中国的？这些都是我们描述中国问题的核心。
我想如果俄国控制了整个太平洋沿岸的亚洲海岸对我们来说会意味着什么？如果他们进一步控制了外围的一些地方，比如 日本、台湾、菲律宾等等。
我们的腹部将不可救药的暴露在外面。不仅仅是夏威夷会感觉到巨大的威胁，我们的太平洋沿岸同样也会陷入不安全当中，最严重的是，通向阿拉斯加和加拿大北部的道路会直接在俄国航空兵的威胁之下，俄国人已经为了完善他们的北极作战筹备了好长一段时间，他们可以通过他们自己的大陆架登上阿拉斯加。在掌控了西太平洋之后，他们可以通过海洋和陆路补充和更新东西伯利亚的军事装备，而我们即使想要阻止也不太可能。从阿拉斯加到皮斯堡，还有美国整个的西海岸，都将在苏联远程轰炸机和导弹的威胁之下。
试图掌控沿亚洲的海岸线是俄国人在雅尔塔所下的赌注之一。这也许叫做“面向海洋的战略”问题。但是同样还有大陆战略问题，这也将促使俄国人在大陆上作一些对未来的战争的防范措施。我承认我对这一领域并不精通，于是我转而请教了另外一位专家。我询问了一位主要的战争亲历者--陈纳德将军，他是空军人员，在二战期间指挥驻中国的美国空军，它同时也是长期以来驻亚洲的志愿航空队的指挥官。我在这里引用一段陈纳德将军的书《一个战士的路》（Way of a Fighter）其中的一段话，在这本书的序言：
“中国对太平洋来说非常关键*****，美国应该基于事实基础全面评估中国对美国的价值，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应该根据这样一个全面的价值评估基础之上。”
我继续引用：
“俄国人同样明白中国的价值”
我继续引用：
“在俄国人的亚洲腹部完全安全之前，我很严肃地认为俄国人在欧洲不会做作出太出格的事情，仅仅会制造一些小规模的试探性的冲突和麻烦”
（译者注：我记得以前有位网友说过俄国人在亚洲的历史就是寻求其远东安全的历史，高见）
陈纳德接着解释了为什么他会这样认为：
“在二战期间中国人帮助修建了一些为美国空军服务的空军基地，这些基地位于成都、西安、兰州，都位于中国的西北，通过这些空军基地，俄国人在乌拉尔山以东的工业基地都会受到这些驻扎中国的空军轰炸机的打击范围之内。通过这些空军基地和中国北方数十个类似的基地，俄国共xx义者在西西伯利亚和东西伯利亚之间狭长地带中任何可以造成威胁的动作都会被一小队空军轻而易举的发觉。”
第一章：马歇尔讲话的一些背景历史
第二章：马歇尔和第二战场
第三章：为东欧而斗争
第四章：雅尔塔的出卖
第五章：马歇尔和史迪威
第六章：马歇尔的中国政策
第七章：对中国的马歇尔计划
第八章：马歇尔的计划
第九章：马歇尔-艾奇逊战略的未来前景
第一章：马歇尔讲话的一些背景历史
在一九五一年6月14日，我在参议院通读了马歇尔将军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工作经历。这是一次彻底地通读，阅读的总字数达到7万2000字，完全是那一时期的原始档案材料
在我的演讲结束后一直有这样几个问题：麦卡锡的动机是什么？为什么他会单单选中国防部长并且花了这么多的时间研究他并写下他的历史？
这些疑问让我回忆起在我研究马歇尔将军的历史之前我的一些朋友曾经给过我的一些建议：“.....
这些疑问让我回忆起在我研究马歇尔将军的历史之前我的一些朋友曾经给过我的一些建议:
"麦卡锡，别做这些事情。马歇尔已经被塑造成一个伟大的英雄了，如果你试图染指伟人的光环的话，你的政治前途会被毁掉的"
我对这些满怀好意的朋友的回答是：这个世界之所以现在陷于如此悲惨的境地，就是因为有太多的政治家做他们认为在政治上是很聪明的事情，做那些只会对他们的政治前途有利的事情。
自从我花了很长时间仔细研究了为什么美国政府会在1945年之后持续地从胜利后撤，很自然的、不可避免的，我把目光和焦点对准了马歇尔将军在这一段时间的工作经历上。当我和我的同胞们在一起的时候我曾经对于我们的道德的衰败和我们国家的衰弱感到极大的震惊和沮丧。
1亿5千2百万美国人民被当时的执政党要求接受马歇尔的全球政策，当时我们的文明的生命正处在风雨漂泊之中（hangs in the balance）,这（马的全球政策）看起来好像是恰到好处的使得公众找到了对待危机的解决方案。
作为马歇尔历史的一个背景插曲，我们看到自从二战以来，自由世界每年向国际共xxx义出卖1亿的人口。但是如果我列出应该对这一切巨大损失负责的人名的话。所有官方的辩护者、被《工人日报》影响的媒体和电台都会一起尖叫“谎言”、“不负责任”、“诽谤”、“Congressional immunity[不知道怎么翻译，国会免疫？]”等等、等等。然而，正是民主党的杜鲁门在科罗拉多州的丹福会议任命了应该为这场灾难负责的 艾奇逊和 乔治.马歇尔，他们把这次会议称为一个“伟大的胜利”
我无法想象他们怎么会把这种每年向共xxx义出卖1亿人口的行为称作“伟大的胜利”，根本无法理解
当灾难降临美国而苏联赢得胜利的时候，我们选择了坚定地、一步一步的从胜利后撤，在这一切背后总是能看到相同的人。这促使我（或者其他人）深深地为这段历史所疑惑，于是我决定调阅这段时期的历史档案以便于勾勒出过去的10年到底都发生了些什么？然而，对麦克阿瑟的调查是促使我决定写一份有关马歇尔的历史的直接动力，我想让参议员和我的国家看看他都干了些什么？
从罗素委员会（Russell Committee 不晓得是什么玩意）来的一个满脑子问号的参议员走进我的房间问我一些问题：“麦卡锡”，他说“我一向认为马歇尔是我们国家最伟大的英雄之一，我确信他不会故意的做错一些事情。但是，麦卡锡，”，他接着说“告诉我到底是谁歪曲了这个伟人的想法？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比如，是不是他阻止了罗斯福在雅尔塔了解到完全的、正确的情报？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作为罗斯福的军事顾问，他为什么会批准那份由西斯、格罗密克和Jebb起草的雅尔塔协议（西斯不用说了吧？大名鼎鼎的CCP间谍）
是谁影响的他（马歇尔），使得他忽略了那份他的50名情报官递交的报告，要知道那50个人都是上校以上的级别。这份情报所强烈建议我们实行的方针、政策和后来在雅尔塔和波兹坦我们所实际执行的方针、政策完全是南辕北辙。他递给我这份情报的副本问我：“为什么马歇尔身边的官员会忽略掉这份由50名顶级情报官编写的报告呢？”这份显示日期为 1945年4月12日的报告这样写道：
苏联介入亚洲的战争将是一个震撼世界的重大政治事件，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会在几十年之后被感觉到。它在这一地区的的军事存在的意义反而显得不是太重要。（Its military significance at this stage of the war would be relatively unimportant）……… 苏联介入亚洲的战争将摧毁美国在亚洲的地位，就像现在美国在东欧的地位（易北河到亚得里亚海）已经被苏联摧毁殆尽
如果苏联介入亚洲战场，中国将毫无疑问的是失去它的主权独立性，变成亚洲的波兰、韩国，亚洲的罗马尼亚。满洲会变成苏联的保加利亚。中国在名义上能否存在现在都是个未知数。蒋介石很可能会被驱逐出去，一个中华苏维埃政权将在南京成立，届时美国将不得不承认它
如果我们现在采取一系列的行动（向苏联退却）仅仅为了挽救一点点（士兵的）的生命，和赢得一点点时间。然而我们会在未来付出不可估量的生命损失并且丢掉我们的荣誉，同时会毁掉同盟国中国。这将是对大西洋宪章的践踏以及我们对世界和平做出的羞耻的事情。
然而马歇尔没有理睬这份报告。
这个参议员继续问“麦卡锡”，他说“到底是哪一个如此卑鄙的效忠于克里姆林宫的家伙把这样一个灾难性的《马歇尔计划》推给了中国？你看看马歇尔本人是怎样描述这个计划中的一部分的：‘作为总参谋长，我武装了39个反xx党的师，现在我只是动了动笔，就轻松的解散了这些部队’，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他接着问 “是谁说服的马歇尔把张家口放开，这样xx党的军队就可以和苏联人接洽得到他们所急需的武器弹药以便横扫全中国？”
“麦卡锡，到底又是谁可以说服马歇尔站在艾奇逊一边在台湾问题上和使用国民党军队的问题上与美国的利益相左？”
在我试图回答这个参议员的问题之前，我很吃惊的发现没有一本关于马歇尔历史的书。马歇尔—这个被大量赞美的宣传围绕的人，成了一个“活着的最伟大的美国人”，最近又被执政的民主党称为“全球策略大师”。让我们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委员会、国会和美国人民被要求要么接受马歇尔的“全球策略”要么拒绝，但是我感觉他制定并提交给国会和人民的这个全球策略实在是太仓促了一点。
正是马歇尔没有公开的一系列决定和动作，直接导致了美国的失败。这些事情不仅可以通过他的批评者们的嘴和笔看到，还可以通过他的朋友们手中的资料看出来。我所依据的主要是过去十年里在这段历中最重要的几个人物的回忆资料。我所依据的这部分历史资料再过500年也不会过时。我依据的名人的书有：丘吉尔、Admiral William Leahy, Cordell Hull, Henry L. Stimson, James F.
Brynes, Sumner Welles, Edward Stettinius, Jr., Robert Sherwood, Hanson Baldwin, General H.H. Arnold, General Claire Chennault, General Lucius Clay, General Mark Clark, General John R. Deane, General Omar Bradley，和其他一些人的。这些人中没有一个人试图完全的给出马歇尔的一个全面的评论。于是我试图把这些人的印象如同拼图一样的拼接起来，尽管这些人对马歇尔的所作所为的评论并不是负面的，但是一旦把他们拼接起来，你就会发现这幅拼图指向了一个明白无误的结论。
除了以上提到的这些资料，再加上美国国务院中马歇尔自己的记录、文档，这幅拼图可以说是趋于完整了。
当我着手开始写着本马歇尔的历史的时候，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马歇尔—这个世界上过去十年中最有权利的人之一，同时也是最晚被公众了解的人物之一。他避开了公众的注意。回到1943年，Sidney Shalett，在纽约时代杂志上大大地夸耀了他一翻，这样评论他“少一些公开的机会，就少一些被伤害的机会，但是有限的公开或许会给我带来好处”，这也许是为什么虽然马歇尔站在二战巨人之间，但是他却从来不写一本自己的回忆录也不允区其他人给他写。
6月14日讲话的一个主要被人诟病的缺点是我缺乏一些马歇尔在1941年和1942年冬天所经历的事情的历史资料。我想这个批评是正确的。因此，我想首先简单介绍一些马歇尔早期的历史。他从弗吉尼亚陆军学院毕业很快进入军队并升级为少尉。他在一战的时候工作出色。很快在战争快结束的时候被潘兴将军所看重并与他结下深厚的友谊。在被授予上尉军衔之前，他在战后的日子里中归中居，经历了其他战士所经历的和平时期的无聊和失望。在1951年，Walter Trohan出版了一个有关马歇尔将军的小册子写了些他的履历《马歇尔的悲剧》
这本书是对马歇尔军队生活的描述。这本书中写了一些马歇尔当年最为沮丧的时刻。根据这本书的介绍，在1933年，因为对缓慢的晋升感到厌烦，马歇尔恳求潘兴将军向当时是军队头头的麦克阿瑟说情。书中这样写道：
[麦克阿瑟同意潘兴将军的请求，但是坚持晋级必须走正常的渠道。潘兴也表示理解，说服马歇尔自己克服困难。对马歇尔友好的上级领导写给他的评语认为他在真正的军队中缺乏足够的服役时间。麦克阿瑟决定给马歇尔一些帮助，把他任命为位于南卡里夫尼亚州的Fort Screven第八军团的指挥官，这个军团是我们国家军队中最好的军团之一。马歇尔的军衔也从中校变成了上校。但是过了一年以后，负责评测的将军报告说第 8军团由全国最好的一支军团变成了全国最差的军团之一。麦克阿瑟看完评测报告非常遗憾的通知潘兴将军说马歇尔的晋级或许永远没有希望了。]
那些日子里，马歇尔在麦克阿瑟面前总是非常的不自在。这一段经历在马歇尔1946年自己写的一本准传记里面也有提及。在马歇尔上校从第八军团被解职之后，他住在了南卡里夫尼亚的Fort Moultrie。在他当指挥官的那段日子里他住在一个很大、很复杂的建筑里，(略去一些对这栋建筑的描述，意思不大)，然后他被调到芝加哥当了一名伊利诺斯州国民警卫队的高级顾问。这个时候，马歇尔的夫人这样描述那段时光：
[他（马歇尔）写信给麦克阿瑟，然后是参谋长，告诉他们希望他们对他在军队中的表现在考虑一下。作为在Fort Benning服役四年的指挥官，把他从军队中调离并且放到一个和军队不太想干的位置上将会对他的未来带来灾难性的影响。他恳求不要让他离开他的军团…..
我们在一星期之内就要起程赴芝加哥了。我的家庭，我的女儿和两个儿子，在我们能找到一个栖身的地方之前不得不等在巴尔第莫。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在芝加哥的第一个月. 马歇尔的眼神灰白、无助，我从没见到过他这个样子，以后也很少见到。]
这是在1933年，6年之后，马歇尔，这个被麦克阿瑟解职的军团长被罗斯福提拔为全美国军队的指挥官。到底是什么把这个失败的军团长变成总统身边军队指挥官的第一号人选？这仍然是个谜
难道马歇尔在这六年当中仅仅是依靠纯粹的优点？难道他的军事特点得到了充分地展示以至于罗斯福选不出其他的人当参谋长了，比如退休将军Malin Craig？或者是一些政治上的考虑？
在大萧条开始的几年时间里，罗斯福用大批的军人进行国家民生的建设。军队的人同时也兼任公共事业振兴属（WPA）的高官。许多和Harry L. Hopkins有联系的官员后来都晋升到了高级指挥官，这是在CCC那里，CCC - Civilian Conservation Corps 地方资源养护队
在Fort Screven，马歇尔负责左治亚洲和北卡罗来纳州的CCC运作。在Moultrie他在南卡洛莱纳指挥CCC。当我们读到马歇尔的自传的时候，我们注意到马歇尔写了一些当时所从事的这份职业，他这样写道：
[当他检查这些营地的时候我一直陪伴着他，并且参加了一些新营地的开幕仪式，那可是很盛大的庆典]
那一年，由马歇尔负责的其中一个营地被评为全美国最优秀的营地。毫无疑问马歇尔在CCC的出色工作吸引了华盛顿的一些对CCC感兴趣的人的目光。其中就有罗斯福、霍普金斯、和Aubrey Williams--国家青年委员会（National Youth Administration）的头头。就这样，虽然马歇尔作为一个军团长十分的失败，但是他后来在CCC的出色工作有可能使得他的朋友找到支持他的政治资本
1933年之后，负责评测的将军报告马歇尔没有能力领导一个军团，这直接导致了马歇尔晋升将军的失败。但在这之后马歇尔显然发现了除了军队这只独木舟之外，还有另外一条康庄大道可以通向他的理想。
只要看看1945年的时候一个闻名世界的美军总参谋长在1933年的时候还是一个失望的、落魄的52岁的上校，大家就可明白这件事情有多么的及时了。到底是什么人出于什么样的想法把这个在1939年还默默无闻的上校突然的推上了顶点？无意中，我们发现，马歇尔--他是全世界军队历史上唯一的一个没有带兵经验而被推上如此高岗位的人。和马歇尔同时代的将军有很多，他们经历了很多场战争，但是没有一个将军像马歇尔一样一次像样的战斗都没参加过。
在 1936年，他被任命为准将，负责指挥驻华盛顿温哥华营的第七步兵旅，这是一个位于奥尔良波特兰河对面的一个古老的边防营。正是在温哥华营马歇尔第一次得到了公众的注意。据记载马歇尔第一次在纽约时代周刊亮相是在1936年的秋天，因为当时一架飞越北极的苏联飞机原本在奥克兰降落，但是迷航降落到了由马歇尔驻守的温哥华兵营中的一小块空地上。
马歇尔将军在1938年夏天作为参谋长助理来到了华盛顿负责战争的准备工作。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罗斯福总统宣布马歇尔将于当年九月接替届时退休的Craig将军成为美军总参谋长。这是十分令人吃惊的一个消息，因为公众普遍认为Hugh Drum将军会被指定为参谋长。罗斯福跳过了20名少将和14名高级准将而直接提拔了马歇尔。这次任命被普遍认为是一次含有过多私人感情的任命。罗斯福总统，可能是遵从了他自己的好恶标准而忽略了军队高层现役、退役军官的意见。我们从Robert Sherwood的书可以看出霍普金斯对罗斯福的这次任命非常满意，同样罗斯福也对这次任命非常满意
在马歇尔作为总参谋长期间敌人在我们国家的活动很少被人们注意到。现在我们知道，在二战的时候我们的军队雇用了已经公开身份的xx党人。
在马歇尔作为美军参谋长的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一次很轰动的企图销毁文件、档案的事件。一份来自军队高层的命令要求非法销毁军队中反间谍部门对颠覆者调查的文件和档案，这包括一些普通公民的、和官员的文件。这是一次对我们国家的敌人的保护，是对这些显而易见的红色分子的保护，庆幸的是，因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 Styles Bridges 的警觉，这次非法销毁档案的行动没有得以实行。我不知道这次销毁档案的命令是不是由马歇尔发出的，但是我知道如果没有他的同意，这份命令是不可能得以实施的。
这些就是我6月14日演讲中的一些要点。但是，我要说一下在马歇尔过去十年的历史当中，我还是省略了一些他在担任美国国务卿时期的一些有趣的资料。比如，在这段时间当中，一个参议院小组委员会给他递交了这样一份保密报告，报告中这样写道：
[机密
1947年6月10日
致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的备忘录：
在迪恩.艾奇逊领导下的美国国务院中已经形成一定规模并且仍然在持续蔓延的一些事态需要引起您严肃地、认真地对待。
已经有证据表明 我们政府中身居高位的xx党人正在被一个明显的、精心策划的计划保护起来，以便达到削弱我们国家安全和情报安全的目的。
（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特别小组，2-3月的听证会 3591-3593页 ---
* Special Committee of the Committee on Military Affair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February-March hearings, pp. 3591-3593.）]
在众所周知的Marzani案子中（Marzani，著名的美国共产党，因为间谍罪被起诉），有很明显的证据表明国务院中的官员们很清楚他的所作所为，但是这些官员没有尽到责任，全都忽略了Marzani的可疑行为，并且在整整一年的时间内拒绝采取行动（制止Marzani的叛国行为）
Marzani 和一些国务院中的其他官员，这些人熟知国务院中的一切，利用政府的时间和预算，办了一个叫Presentation的公司（PRESENTATION, Inc.），这个公司由一个xx党组织控制，负责散布他们的宣传。
但是，像这样的有关国家安全的担心和其他的对更加危险的活动的警告遭到了来自高层主管部门的严厉训斥；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竟然是用不称职的、没有经验的官员替换这些当时在政府部门中负责安全和情报分支的有能力的、被高度尊敬的官员。新任命的长官没有一点类似工作的经验和背景，并且，在此人被任命的时候，那些任命这个家伙的上级官员很明白此人和一个被高度怀疑的苏联间谍机构有很密切的往来。另外一件事就是（国务院中的高官）连续好几年以各种理由拒绝全面的和FBI，G-2，ONI（海军情报局）等等这类联邦机关合作调查国务院中的类似问题。
在国务院中有一份FBI所提供的原始报告的副本，这份报告指出苏联间谍机关在美国的活动涉及到大量美国国务院的雇员，有些国务院雇员甚至身居高位。但是这份报告被国务院中的主管部门所否定并忽略掉了，艾奇逊先生在这件事情上配合得非常明显、非常莫切。这真是国家的耻辱。
在国务院中浩如烟海的文档证实了一些国务院雇员和官员是苏联间谍网中的一环。尽管如此，只有2个人，其中一个是Marzani，根据麦凯伦反颠覆、间谍法被从政府部门辞退。但是还有上百（有嫌疑的）人现在仍然在不同的政府部门任职，并且被保护起来，这些人在政府部门中的继续存在是对我们国家安全的一个严重威胁。还有一些位居高度保密部门的雇员是同性恋者，这些人从历史上来看同样是国家安全的威胁。
战争和海军部门关于德国科学家的计划被整整阻挠、耽误了一年的时间。他们被国务院中的一个人所阻挠，这个人就是艾奇逊的得意门生xxx（网络原文如此，我以后有时间会去图书馆查阅麦卡锡的原书看看这个被省略的人是谁），他同时也是整个颠覆计划中的首脑人物。这种令人遗憾的情况持续不断的发生着。部长助理 Braden（Assistant Secretary Braden ）身边同样围着一群人，比如xxx、和xxx，这些人在国际上的声誉都可谓是臭名昭著。这个间谍网络同样延伸到了部长助理Braden的办公室里
美国参议院委员会
[全体人员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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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份报告完全被马歇尔忽略掉了。他不仅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事实上，他甚至没有给这个委员会一个礼貌性的通知回执。
然而，他在另外一件事情上非常迅速的采取了行动。1948年6月16日，星期五，美国签证事务处的雇员罗伯特.C.亚历山大，在法庭上宣称红色间谍正在以联合国为幌子进入美国。当时是美国国务卿的马歇尔立即否认了亚历山大陈述的真实性并且马上建立了一个委员会公开宣称亚历山大的陈述是“不负责任的和不真实的”
在1948年9月9日，亚历山大从美国国务院收到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我翻译个大概意思，这种极其正式的英文意思很好懂，但从来都是最难翻译的）
[国务院认为你对自己的本职工作不称职并且玩忽职守，所以决定对你采取一些适当的纪律上的惩罚
为什么对你惩罚呢？因为你在法庭上对法官说的那些有关移民局的话]
在1949年6月30日，参议员麦凯伦写信给海军将军 Hillenkoetterr（后来成为中央情报局的头头）询问xx主义分子是不是正在打着联合国的幌子进入美国？他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Hillenkoetterr将军：
我随这封信附上一个100人的名单。这只是最近移民局所签发的所有准许进入美国的人的名单中的一部分，他们或许是因为工作的原因、或许属于某个国际组织，或许是外国政府的雇员、或许是他们的家属......]
麦凯伦所附名单中的一大部分正是先前亚历山大所提到过的。现在我附上Hillenkoetter将军回信中的2段话：
[你的名单中32%的人依照其申述或者据调查曾经在其所属国家的情报部门工作过
你的名单中29%的人是官衔很高级的xx主义分子]
不久之后，Hillenkoetter 将军被从中情局头头的位置上撤了下来，然后被发配到西太平洋从事一份闲差。
我在6月14日讲话中有关马歇尔历史的另外一件被忽略的事件是，根据乔治.Morgenstern 的书《珍珠港》所写：
"风"消息（"wind" message）的关键目击证人--海军上校 Safford ，得到了来自高官 Sonnett 和 Hewitt的特别关照，但是他却坚定的坚持他的历史--那就是"风"消息曾经被截取过，处理过，他曾经亲眼看到过“风”消息被上报给了上级
风消息是一段日军密码，代表一个对目标进行攻击的时间和地点。Morgenstern 描述了Safford所受到的一些外界压力，这些压力要求他改变他在法庭上的陈词。在204页，书中写杨写道：
尽管 Safford 始终面对这些压力，但是当他1946年2月1日作为证人面对国会的调查委员会的时候，还是很平静的说写了下面的话：“我们曾经截获风消息，它意味着“战争”......... 我们当时心里都清楚它意味着“战争””
Safford 说 1941年12月4日华盛顿时间早晨8：30，他们又一次 从驻东京的 J-A-P 电台所播出的“日本全球广播”中听到了这个“风”消息，风消息是日本全球广播中的一部分
根据Morgenstern所写，216页，Safford证实军队密码破译组的组长 W. F. Friedman 曾经告诉他，“在军队参谋长马歇尔的直接命令下”，有关“风”消息的事情在珍珠港事件开始进行调查之前就被销毁了。然而，出于一些神秘的原因，Firedman 从来没有被传唤过以表达他是否支持还是反对Safford的言论。
Morgenstern 的书中，201-202页有关马歇尔的章节所显示的内容同样非常有趣，那里写道：托马斯.E.杜威很清楚马歇尔在珍珠港的所作所为，马歇尔害怕杜威有可能会曝光他在珍珠港的事情，所以在1944年战争时期，马歇尔派了他的一名官员随身带了他的一封亲笔信去找杜威，劝说杜威不要曝光，他的理由是如果曝光这些事情，那么日本人就会明白美国有能力破译日军密码，这将会给美军在太平洋的战事带来负面影响。杜威作为一个忠诚的爱国者，显然被这些言辞所打动，也就没有在战争时期提这些事情。在202页，Morgenstern 指出这显然是老练的马歇尔玩的一个花招，因为马歇尔很明白德国早在1941年就知道美国已经有能力破译日军密码并且把这一消息通知了日本方面。
顺便说一句，我不知道Safford上校最后怎么样了，我也不记得我读过他后来说过的任何话。
有关马歇尔的另外一篇有趣的文章刊登在1944年1月份的读者文摘杂志上
那是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的一次有60名英美记者参加的记者招待会上的情景：
[门开了，大家一下子安静了下来，马歇尔将军走了进来。他左右看了一圈，眼里非常镇静，脸色面无表情。“为了节省时间”他说“我会首先问你们每一个人你们心中想问的问题”，他的目光转向第一个记者：“你有什么问题？”，然后这个记者问了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马歇尔将军点了点头然后问下一个记者问题，就这样一个接一个的问完了所有60名记者，问题包罗万象，从主要的战略构思到具体的技术细节。
马歇尔将军的目光往天上看了大约30秒，然后开始了他的演讲。他整整讲了40分钟。他的演讲是平滑的，思维是连续的，非常精彩的描述了当前的战争形势。他的这次精彩的演讲简直可以直接作为一本书的一个章节出版了，并且包含了对所有记者提问的回答。
但是让我们真正感到震惊的是这一点：每当他的演讲涉及到一个记者的具体问题的时候，他都会直接看着这个提出问题的记者。事后我听到了很多记者的评论。有些记者说他们碰到了一名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家，另外一些说马歇尔的记忆力简直就是一部百科全书。所有的人都认同一点“这是我一生中所进行的最精彩的一次采访”
马歇尔宣称他忘记了在珍珠港的那个早晨他到底都干了些什么，然后我们再把这件事和上面的这次采访对比一下，我们会发现这简直太有趣了。开始，他宣称他当时在骑马，所以联系不到他。然后，他又说他记错了，没在骑马，而是在家里和他老婆在一起。然后，还有第三个版本显示出当那个致命的早晨来临的时候，我们全美国军队的总参谋长到底在干什么（译者注：麦卡锡喜欢用诗词性的排比句，理解起来很舒服，但这使得翻译不太容易），这是在Arthur Upton Pope的书《Litvinoff》中的一段章节（Litvinoff可能是一个俄国军队的指挥官，具体是什么我也不知道，请各位大佬相助），根据其中 Litvinoff的日至（Litvinoff当时从俄国飞到美国作访问），在珍珠港的那个早晨，马歇尔正在珍珠港机场和Litvinoff会谈。当然，马歇尔当时是在骑马，或者是和他老婆在一起，或者在会见Litvinoff都不是很重要，我只是觉得将马歇尔在这件事情上的记忆力和他在那次记者招待会上的表现比较一下实在是太有趣了。
从现在开始我开始向读者给出马歇尔在1951年6月14日之前的历史。
（第一章完）
第二章
马歇尔和第二战场
我开始审视乔治.马歇尔的历史是从1941年和1942年冬天开始的，当时英美的战略伙伴关系已经形成。在1941年圣诞节，邱吉尔由他的军事顾问陪同访问了华盛顿并且与罗斯福总统和他的军事顾问举行了一系列的会谈。日本人在当年的12月7日袭击了珍珠港。我们的命运由此和英国以及其他的弱一些的和德国、日本作战的国家绑在了一起。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第一次我们面对的是全球性的责任。我们在世界每个角落作战。英国人在埃及占领了一小块块岌岌可危的立足点。我们仍然坚守着菲律宾的Corregidor和巴丹。新加坡也还没有沦陷，但是日本人正在全力以赴赶往那里。德国，大陆作战的大师，已经占领了比例纽斯山脉和大西洋的North Cape，而且仍然在苏联境内高歌猛进。
总统和首相以及她们的军事参谋，都一致同意实施一项着眼于全球的策略和计划。这项计划中的其中一项就是在1943年的某个时候派部队登陆欧洲大陆。这是因为我们考虑了各种因素之后发现我们在1943年之前无论是人员上还是装备上都不具备条件。关于欧洲第二战场在全球战略中的地位直到一月中旬的会议上才得以确定下来。与此同时，在大西洋上损失巨大的战役也拉开了序幕，无节制的潜艇战瞄准了我们的货船，德国人的潜艇给我们带来的麻烦大大超过了这次会议上与会者的估计。
苏联人，随着他们兵败如山，自从前一年的夏天开始就近乎哀求似的请求英国人从海峡对岸攻击德国，以便减轻苏联的压力。
苏联人，随着他们兵败如山，自从前一年的夏天开始就近乎哀求似的请求英国人从海峡对岸攻击德国，以便减轻苏联的压力。自从白宫意识到介入战争已经不可避免，对于苏联要求的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的要求，美国开始给予高度重视。这种（苏联要求美、英开辟第二战场的）压力不仅仅是苏联官方的压力，更主要的是表现在面对公众的宣传上。美国和英国的xx党人和他们的朋友以及同情者，主导了这些宣传
在世外桃源会议（1941年美英在华盛顿的会议,麦卡锡把这次远离战场纸上谈兵的会议成为‘世外桃源’会议）结束后一直到当年4月初的某一段时间中，马歇尔将军，我记得当时已经成为了美军参谋长，已经开始在军部准备一个在1942年入侵西欧的军事计划（invasion ‘入侵’这个词在英语里是个中性词，在特定的场合下也可能带有褒义，比如在这里麦卡锡频繁的把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称作‘入侵’欧洲，美国自己的媒体提到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打仗也说是自己‘入侵’伊拉克和阿富汗）。这个计划由艾森豪威尔负责具体实施。我这里插一句，在那次世外桃源会议上总统、首相和大使Litvinoff（Litvinoff可能是当时苏联驻美国大使）一起关起门来密谋商榷，我们的总统，因为其易冲动的性格，给了Litvinoff留下了一些美好的希望，那就是西方盟军将于1942年找个机会开始入侵西欧（开辟第二战场）。在那次世外桃源会议上，总统提议在北非对德国进行一些中等规模的攻击，以便于取得对地中海的控制，而且可以从南方开始威胁纳粹的统治。正是因为这2 个计划的制定而导致了在随后的三个月中盟国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当然公众对此毫不知情，争执主要是在马歇尔将军和丘吉尔首相之间。
这个被称为“立即的第二战场（second front now）”的计划被后来的部长Stimson描述为“美国军队中的儿童脑筋（the brain child of the American Army）”。这毫无疑问是马歇尔将军的计划。他用尽了最大的精力试图实现这个计划，马歇尔对此事的热情远远超过了作为一个纯粹的军事顾问所应该关心的程度。正如丘吉尔先生在给罗斯福的一封电报中提到的，这是因为“其中政治因素要远大于军事因素”。这段电报的原文可以在丘吉尔的书（the Hinge of Fate）中43页找到。在1942年3月9日，我们被罗伯特.舍伍德（Robert Sherwood）告知，总统多少有一些倾向于马歇尔的计划，因为在他给丘吉尔的电报上这样写：
[我们对于今年夏天在欧洲大陆建立第二战场越来越感兴趣]
在 4月初，正如 舍伍德引用他写的那本书--《罗斯福和霍普金斯》中521页的内容，罗斯福已经被Stimson，马歇尔和霍普金斯一步一步地诱导着准备首先实行跨海峡的军事攻击而不是被称为“Gymnast”的北非冒险。那个时候，舍伍德评论道：“罗斯福开始把对苏联的政治因素考虑得越来越重要”。霍普金斯和马歇尔被派到伦敦去说服丘吉尔。美国人发现丘吉尔十分的勉强。丘吉尔用它特有的雄辩的口才，向来者解释了他所面临的一系列困难。他们缺乏登陆艇，缺乏空中和海上支援。开辟第二战场将是一次巨大的冒险，首相先生确信这一点，他已经事先看到了英吉利海峡将被盟军将士的血染红。如果登陆失败，丘吉尔说，这不仅仅会使我们在欧洲大陆的朋友感到十分的失望，这还会使得纳粹感到欢欣鼓舞并使得以后的登陆计划越来越困难。然而，丘吉尔最终还是同意认真地考虑这项计划。
美国的战略家继续仓促的胆识信心十足的准备着“立即的第二战线”，直到当年的6月初，蒙巴顿勋爵带着令人失望的消息来到华盛顿。他向总统报告说英国的军事专家无法找到一个在海峡对面登陆的有效方法。这个时候，登陆计划被命名为“大锤”。丘吉尔陪同蒙巴顿一起来到了华盛顿，在丘的极力抗议下，总统终于决定让步了，决定优先考虑在北非的战事。然后，总统不得不调和一下马歇尔那边的不满情绪，正如 Stimson 在他的书《Active Service in Peace and War》424页中所写“他（罗斯福）终于开始采用相反的，现实一些的意见了”，但是马歇尔将军很快起草了一份文件用于支持“立即的第二战场”，并且反对北非战事
在7月10日，正如Stimson报告中所提到的，马歇尔刚刚在白宫开完一个会议，他“显然对英国战时内阁所做出的否决‘大锤’行动而赞同’Gymnast‘ 的结果感到十分的恼火”（英国战时内阁否决了跨海峡攻击德国而赞同在北非的军事行动），Stimson在书中继续描述这段场景：马歇尔起草了一份文件我们叫它‘最后的摊牌’，我很赞同这份文件中的内容，那就是如果英国人拒绝执行他们已经同意做的事情，我们以后将不再理睬他们而会选择把重点放在对日本的战场上面
Stimson 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这样评价“在这段冒险的事情上闹得大家都非常的不愉快”。军队总参谋长得到了他的同僚 Ernest J. King 将军、H. H. (Hap) Arnold 将军的支持。在这里需要指出一下，在整个战争期间，King将军全神贯注于太平洋的威胁，他对于欧洲和亚洲战场的情况可以说是毫不关心，他在那次会议上只对一件事情表示关心，那就是亚欧战场上的战事不要干扰他在太平洋的运输和人员的配给。
在我所接触的资料中同样没有任何证据显示 Arnold 将军主导了有关那三个主要战略问题的会谈。很明显，几乎在所有的方面，马歇尔将军代表了所有的将军在对所有的战略意见发表谈话。让我们再回到“大锤”的争吵，马歇尔将军给总统提交了一份由所有三位将军签名的报告，里面提议说如果英国人不加入我们所倡导的计划，那么我们应该撤回我们在欧洲的部队。这里我引用一些Stimson书中的原话 425页：
[总统宣称他本人绝对同意“大锤”计划并且同意这个计划一刻也不能松懈，但是他不喜欢这份备忘录中的有关太平洋部分的描述，这就好象是你吃完饭，拿起盘子就走一样]
Stmson 在书中接着说“马歇尔这种虚张声势吓唬人的言辞从来没有得以实施过”，而且 Stimson知道总统“对地中海有一种难以名状的偏爱”，首相先生在他最后一次访问白宫的时候也同样得感觉到了这一点，在6月21日，他（罗斯福）“终于选择了Gymnast[北非作战]，我知道这是总统最秘密的宝贝”。以上都出自 Stimson 的书
Sherwood先生在他的书中评论这些事情的时候，594页，回忆起罗斯福对马歇尔的‘最后的摊牌’的反应是“a red herring”（黑色斯芬克斯已经在《麦卡锡：一个伟大爱国者的真实历史中》解释过 a red herring 是什么意思了）。但是Sherwood并不同意 Stimson 认为这仅仅是在马歇尔和丘吉尔之间的战略战术的调动，他（Sherwood）说：“这给我的印象是，这绝不仅仅是马歇尔和King将军的一次虚张声势的吹牛。事实上，第一步已经开始实施，那就是对太平洋瓜岛的攻击就在丘吉尔在华盛顿的最后一天（7月25日）被军部所批准”
总统试图弥合这些矛盾，他派马歇尔、霍普金斯和金将军（不是二胖欧，King）去伦敦找丘吉尔首相和他的顾问彻底把事情说清楚。她们在一个星期六到达了苏格兰，首相当时在火车上，邀请他们去首相的乡间别墅去会谈。这个时候马歇尔不知道怎么了，他可是地地道道的客人，直接拒绝了首相到乡村别墅会谈的邀请而要求直接去伦敦。丘吉尔后来在和霍普金斯的谈话中抗议了这种“粗鲁”的表现。马歇尔心里非常明白他不原意直接面对能言善辩的丘吉尔首相。Sherwood 证实那段时间是英美盟国之间的一段很紧张的时候。马歇尔在伦敦显得很被动。不久之后King将军因为英国皇家海军的不断抗议而渐渐被英国人疏远，因为法国海岸在9月份将处于下风岸，这使得登陆更是难上加难。
但是最终给予“大锤计划”致命一击的是由一个两边都不偏向并且对政治毫无兴趣的将军作出的，他就是 马克.克拉克（Mark Clark），克拉克当时统领驻英伦半岛所有美军。马歇尔在晚一些的时候当着联军司令官们的面给克拉克打电话要求他给出一份报告描述一下美军在“立即的第二战线”中可以做些什么？我在这里摘抄一些克拉克自己写的书《Calculated Risk》（预计的风险）中的段落，向读者描述一下克拉克对当时那段形式的认识：
[我指出我们所有可以依靠的力量就是驻守在北爱尔兰的第34师，xxxxxxx 然而，34师严重缺乏有效的两栖作战训练，也缺乏防空火力支援并且没有坦克。在爱尔兰的第一装甲师，还没有完全武装到位，没有计划表明其他准备好作战的增援部队可以在9月15日之前到达（英国）。xxxxxx 将人员和装备撮合在一起将是十分困难的一件事情，并且 xxxxxx 看起来登陆计划中至关重要的登陆艇在短期内根本不可能到位，xxxxxxx 还有就是（登陆计划中）没有考虑到任何天气因素，那个时候恰恰是一年中天气很糟糕的时候 xxxxx 美国军队在1943年春天之前只能贡献很小一部分军事力量。]
克拉克的报告成为证实马歇尔“大锤计划”纸上谈兵的最直接的证据。他（马歇尔）实际上正在要求英国人在美国几乎不可能提供任何有效支援的前提下独自发动这场渡海战役。我想读者可以自行判断马歇尔如此的热情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只要认识到直到后来的1943年春天，纳粹在法国和周边国家仍然部署着130万的部队。
在这里我必须提一件事情，我们1942年派驻海外的第一支部队（北非），被证实严重缺乏实战经验。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军团在海外第一周的战斗中作战不够勇猛。事实上，McNair 将军 -- 此人在诺曼底战役中被友军的火炮误击阵亡，在视察完驻北非前线之后向克拉克将军报告说：“美军士兵并没有在突尼斯作战”，这句话可以在克拉克将军的回忆录中第168页找到。他喜欢第一师。McNair 把美军缺乏战场稳定性这一缺点归结为在本土训练时被灌输了太多的纪律性的东西。我们已经听过不知道多少遍马歇尔在二战中的伟大功绩之一就是怎样组织和训练我们的军队。当克拉克将军和巴顿将军开始用全新的方法训练美军的时候，美军的面貌开始变得焕然一新，从那以后，我们的军队进入了战争开始以来的最好状态。但是如果我们把驻守突尼斯凯塞林山口（Kasserine Pass）的绿色守军（没有经验的军队）在1942年扔给希特勒的装甲部队会发生什么？我在Sherwood的回忆录中发现了对这一假设有趣的回顾，在 807页，他注明说是霍普金斯的意思：
[要想能明白我们是不是有把握在1942或者1943年成功登陆海峡对岸，你首先要回答一个不可能回答的问题，那就是是否 艾森豪威尔、布莱德利、Spaatz、巴顿、Bedell Smith和蒙哥马利、Tedder，以及一大堆其他将领有能力把握得了这么大的一个战役，可是他们在北非和西西里都没有足够的经验去对付德军？]
就这样在1942年7月的伦敦，这个被“全球战略大师”所制定的计划被彻底否决了，盟军的指挥官们开始把重点放在北非的战事上。Sherwood 回忆起这段历史这样描述“马歇尔和艾森豪威尔都坚决地反对，当罗斯福最终决定采乃英国人的意见的时候艾森豪威尔甚至把这一天称为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在这里我介绍一位当年这段历史的证人 -- Hanson W. Baldwin，一位受人尊敬的纽约时代周刊的军事评论家，他对于战略战术的观点被普遍的认为非常的专业。
我想马歇尔在1942年秋天或者1943年春天横渡英吉利海峡的狂热地冒险计划将不言而喻的走向惨烈的失败。这是这位被称为“全球策略大师”所制定的一系列主要决策中的第一个决策，其他的一些决策所导致的后果直到今天仍然还在威胁着西方民众的福祉和生存。在他（Hanson W. Baldwin）的这本书《Great Mistakes of the War》（战争中巨大的错误） Baldwin 在其中33页写道：
[回顾往事，我们企图在1942年开辟第二战场的想法实在是荒唐。北非--我们军队的一个非常必要的训练学校，在那里暴露了我们大量的弱点，这都证明了这一点（1942年的荒唐想法）。英国人同样非常明智的没有采取1943年横渡海峡的计划。在那一年，我们不仅没有足够经过训练的部队、装备、飞机和经验，（最主要的是）我们缺乏足够的登陆艇来完成登陆。要知道在海峡对面等待我们的将是敌人最精锐的部队，这些部队在1943年的实力比一年之后1944年要强大很多。]
Baldwin的估计和丘吉尔所反对的简直是不谋而合，那就是这样一个仓促的、鲁莽的进攻必然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将验证丘吉尔那句著名的话 --- “这（1942年攻击）将是整个战争期间我们唯一一次输掉战争的机会”
就在这个时候，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马歇尔过于热情的推销他的计划，罗斯福在他周围的军队将领中挑了一个人替换了马歇尔。总统选择了Leahy将军作为他的私人参谋长，他是一个海军将领，有着出色的工作成绩和过人的判断力。Leahy当选为参谋长联席会议出席，这样，他名义上就是马歇尔的上级，虽然，我们随后可以看到，马歇尔实际上在很多重大问题上绕过了Leahy。虽然Leahy（当时已经是驻法国维希政府大使）出席会议的时间比较晚以至于没有来得及参与 “大锤”计划的讨论，但是他熟悉会议的基本内容。他在他珍贵的回忆录《I was There》中第110页这样表达他自己对那个令人失望的、充满煽动性的事件的看法，他这样写道：
苏联人对我们的失望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xxxxxxx，对英国人的抱怨很大尤其是对丘吉尔首相。但是首相先生确信英国还没做好准备发起这样一场责任巨大的战役，我同样认为我们也没有做好准备。除了马歇尔答应的那些担保之外，他（丘吉尔）想得到一些更多的、更实在一些的保障。
很明显在关于“大锤行动”的争论中马歇尔想在二战中的政治和战略决策上占有一席之地。他的这种愿望在1942年8月底又强烈的表现了一次，那次在没有提前通知的情况下，马歇尔以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名义正式警告英国他们违反了先前达成的一些协议和计划，比如通过地中海或者沿着摩洛哥海岸侵入北非。Leahy将军写道“军队其实很不喜欢这样的冒进计划”。北非的远征现在被命名成“火炬”计划。丘吉尔首相在8月25日接到了这条新闻
直到那一刻，登陆沿大西洋的卡萨布兰卡、地中海阿尔及尔西岸的Oran 的计划正在全力以赴的实施着。突然间美国的参谋长们通知英国说美国确信通过地中海登陆的计划是太过冒险，他们不能参加。
在接到马歇尔和他的同僚从华盛顿发来的正式拒绝参加“火炬”行动的通知之后，丘吉尔给霍布金斯写了一封充满鄙视的信。这是在9月4日，信的内容可以在《The Hinge of Fate》540页找到，丘吉尔这样写道：
[坦率地说，我不明白这一切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想我们和马歇尔之间有过相互同意的协定，King将军也得到了他在太平洋战争中所需要的物资。但是现在在美国军队中一些老练的人的控制之下好像一切又回到了糟糕的原点，我有一些很深的忧虑，那就是总统的伟大事业可能会一点一点地被毁掉。这有可能会毁掉盟军今年唯一的希望。]
首相先生的信从来没有被发出去。在这封信道到达邮箱之前丘吉尔接到了罗斯福通过海底电缆传过来的紧急电报，电报宣称罗斯福已经说服了美军中的反对意见，现在他们又开始全力支持“火炬”计划了。如果罗斯福在这个关键时刻不阻止马歇尔的计划会发生什么？毫无疑问，苏联人将会在地中海享受他们的占领和统治，就像他们现在在铁幕下享受占领和统治那些可怜的国家和地区一样（麦卡锡指的是1950年代的东欧）。早在那次被称为世外桃源的会议刚刚召开的时候，罗斯福总统本人就对北非战事给予全力支持，Arnold 将军的回忆录《Global Mission》中记载了当时罗斯福说的这段话：
“我们必须赶在德国人之前到达北非”
我向读者或许会想起Stimson在他的书中曾经提到的 ‘地中海永远是罗斯福的最爱’。Sherwood 同样回忆起总统对这一行动（登陆地中海）非常偏爱，这大概是因为罗斯福有很强的“海军意识”吧（naval mindedness），还有另外一层原因那就是一旦我们把纳粹赶出北非，我们就可以保障通向中东和远东的运输生命线--苏伊士运河的畅通，我们就可以不用劳师远征绕道好望角。这将给我们提供一个全新的平台，使得我们可以站在这个平台上狠狠的打击纳粹。
如果我们在二战期间抛弃了“火炬”计划或者大幅减少在大西洋沿岸登陆的部队，那么历史的走向会怎样改变？这真是一个有趣的假设。英国人那时极力想在突尼斯和丹吉尔(摩洛哥北部城市)登陆。英国大本营的一项提议建议从马耳他向突尼斯空投几千名士兵，当时突尼斯只有一些法国士兵防守，属于很薄弱的环节，这项行动可以和入侵摩洛哥和阿尔及尔的军事行动一同展开，相互策应。但是这项提议被否决了。因为希特勒有能力在短时间内向突尼斯派增10万精良的部队。这些部队都是当年跟着隆美尔同蒙哥马里作战的军人，他们是一支令人生畏的力量，可以这样假设，没有绝对的空中优势，在北非的战事有可能陷入无限期的拖延状态。假设一下如果我们没有在阿尔及利亚登陆，假设一下北非的战事不得不拖上几个月之久，最后我们不得不增援多得多的士兵和装备，那么谁更喜欢看到这样一个结果？在我们赢得了北非和后来的西西里、意大利之后 -- 这些都是当年马歇尔极力反对的。是我们，而不是苏联人，至少能在战后保障地中海沿岸可以免遭红色力量的染指。如果意大利向苏联投降，那么欧洲现在就会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了。后来的结果就是，我们得到了意大利并且在亚得里亚海的对岸Trieste（第利亚斯特）建立了我们的立足点，这个立足点今天无疑是消除（南斯拉夫）铁托威胁的一个绝好的保证。
北非战事一开始实施，马歇尔就又一次开始表达他强烈的反对意见，后来丘吉尔把这叫做“企图利用未来的胜利的行为”。尽管丘吉尔用雄辩的演说辩护，马歇尔仍然是非常勉强的同意进攻西西里，艾森豪威尔那时已经被任命为北非的总司令，他是马歇尔忠实的支持者。
（第二章完）
第三章：为东欧而斗争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在欧洲战场上所作出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决定；这个由马歇尔作出的决定直接违背了罗斯福那半推半就的愿望和丘吉尔坚如磐石的决心，这个决定就是保住法国，把整个东欧扔给红色力量。马歇尔对这个战略计划投入了巨大的热情，有时候对两个方向（保法国，弃东欧）都全力以赴。直到德黑兰会议，当斯大林和马歇尔联合起来把丘吉尔置于下风，他的热情才稍稍减低了一些。我现在并不急于说出这个战略的细节。这个战略的军事部分反而显得并不是那么重要，在斯大林和马歇尔的责成下，盟军对法国南部发起了一系列毫无必要的进攻，这给了在意大利北部的德国Kesselring 元帅一个宝贵的喘息之机并且延长了克拉克将军的战役，使得美军的伤亡增加了很多。这就是这场争论的政治后果，直到今天还深深的影响着我们。在这里我试着简要地描述一下这场争论。
英国人在开始讨论北非战略的时候，就非常倾向于把战火引进地中海，他们的动机十分复杂。最主要的可能还是他们想要减轻驻埃及部队的压力，在埃及的英军已经遭到了好几次毁灭性的打击。第二，他们想把地中海当作一个天然的通讯渠道。第三，英国已经持续好几代人的时间把地中海东部当作非常宝贵的地方，他们同样还非常珍惜苏伊士运河，因为这是通向印度以及英国在东方其他附属国的重要通道。另外，还有更深一层的个人原因，正如马歇尔不断提到的，首相有时会全神贯注于一些古怪的军事行动，比如一战中厄运频频的达达尼尔海峡战役，邱吉尔的名字牢牢的和这次战役粘在了一起。毫无疑问的，让我们现在再来回顾那段历史或者从当时主要的参与者所写的书籍来看，毫无疑问，非常确定的是英国人当时想要做的就是抢在红色力量之前到达东欧和巴尔干。
我想Hanson Baldwin用“短视”来批评美国在这段时间内的军事计划无疑是十分正确的。丘吉尔，用他那独特的对欧洲事务的深刻理解非常明白战争只是历史的一个部分。胜利是一回事，胜利之后你站在哪里又是另外一回事。他早已预见到在特定的政策下欧洲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马歇尔在1943年8 月的第一届魁北克会议中在这个问题上（保法国，弃东欧）彻底压到了丘吉尔。那次会议终结了丘吉尔在支配战争大的战略方向上的权利。从此以后，美国在欧洲战场上的政策便和约瑟夫.斯大林所宣布的政策几乎一模一样了。在这两个说英语的的二战盟国之间确实有一些裂痕，他们都肩负着重任，但是美国在那以后会发现开始站在了斯大林的一边。为了达到这个效果，马歇尔开始用尽全力削弱英国人在地中海全力以赴的军事行动。我已经列举了英国人为什么对地中海如此感兴趣的几点原因。但是马歇尔认为这些原因都不足为信，唯一的原因是英国人太过自私自利。他矮化并且嘲笑英国的立场，就好像他经常用达达尼尔海峡的那件事来嘲笑首相的战略决策能力。
我相信因为在这件事情上出现分歧所而导致美国和英国之间出现裂痕是我们当今这个世界最为不幸的事情之一。它使得我们在第一次魁北克会议上闹得很不愉快，然后是开罗，然后是德黑兰
我在这里稍微总结一下，1943年是整个战争中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都是至关重要的一年，那一年所发生的事情直到战后还深深的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在1943年的二月，苏联人在斯大林格勒取得了对德国的胜利。事实上，可以这样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没有打错，原文是第三次）在苏联人取得斯大林格勒的胜利之后开始了。从那以后，他们对西方展开了外交战役，他们用尽一切方法诋毁波兰军队、波兰人民和位于伦敦的忠实的波兰流亡政府。
克里姆林宫在 1943年春天对波兰的诋毁，是他们整个计划开始实施之前的一个试金石。然后在后来的魁北克会议上，美国的外交策略准备全面倒向苏联的危险趋势已经非常明显了。在魁北克，我们决定进攻法国南方并且把虚弱的美军第五军和英军第八军莫名其妙的部署在意大利。这次魁北克会议上所起草的一些令人吃惊的文件正在慢慢的从浩如烟海的二战文档中浮现出来，并且值得我们牢牢记住。让我们来看看这份文件，在这份标题为“俄国的地位”（Russia\'s Position,不理解为什么不用苏联）的备忘录中，已经非常清晰的表明了我们将会在未来的德黑兰、雅尔塔和波斯坦向苏联投降。这份备忘录只有在 Sherwood有关霍普金斯的书中出现过一次，在748页。这份备忘录被授予这样一个意义--“美国军事战略计划中的高级参考标准”Sherwood写道霍普金斯曾经在参加魁北克会议的时候随身携带这份备忘录。我们是否有理由怀疑这份备忘录是由马歇尔将军起草的？但是不管是谁起草的，这份文件的起草人有太大的问题。我希望不久的将来这个人可以曝光于天下。
在整个二战历史中不会再找到另外一份文件对我们未来命运的影响可以超过这份文件了，这是文件的全文：
[俄国在战后将成为主宰欧洲的重要力量。在德国被粉碎之后，欧洲将没有第二支军队可以对抗俄国人强大的军事力量。英国人确实正在地中海建立着他们的领域，和俄国人面对面的相持着，他们或许在保持欧洲力量平衡方面有一些作用。但是尽管这样，英国还是没有实力与俄国相抗衡，除非英国得到外来支援。
上面所提到的事情都指向一个明白无误的结论。那就是俄国人是这场战争中的决定性的力量，它必须给予足够的援助，我们必须尽我们一切努力保持与俄国的友好关系。同样的，既然俄国将在粉碎轴心国之后主宰欧洲，建立并保持与俄国的友好关系将显得极其重要。
最后，正在进行中的太平洋战争也是美俄关系中需要重点考虑的一个因素。俄国作为我们的盟国是反对日本的，如果不是俄国（反对日本），这场战争将会延长并且美国在人员和装备上的损失要大的多。难道你愿意当美国在太平洋和日本人拼命的时候俄国人却怀着（对美国）敌对的或者是消极的情绪站在一旁？（如果是这样的话）太平洋战场将会变得无比艰难并且会导致一些战役的失败。]
Sherwood 很清楚这份备忘录有多么重要。他写道：“这份备忘录显然指明了我们今后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方向，深深的影响了我们在德黑兰还有后来在雅尔塔所作的决定”。这份文档，在二战剩下的时间内，实际上为我们制定向俄国人全面投降的外交政策扫清了障碍，同样的，（这份文档）也深深的影响了后来我们同中国的关系。在卡萨布兰卡我们一致同意让德国“无条件投降”，在德国被彻底粉碎之后，这份文件的意思是在战后让俄国人当欧洲的“头面人物”（top dog），（这份文件）意思是让伟大的、开明的、有进取心的说英语的人民迎合、安抚、实际上是顺从于克里姆林宫的意志。但是，这份文件同时也明白无误的说明了英国人在地中海的努力是在尽量平衡与之对视的俄国人的力量，而这一切（英国在地中海的努力）则是马歇尔极力反对的。
这已经足够糟糕了，但是这份文档的意义还远不止这些。它还坚持我们对俄国人的关心、顺从的态度不能仅仅局限在欧洲。我们必须在远东也向俄国人屈膝。正是受这份文件的影响导致我们了我们在雅尔塔无耻的出卖了中国。罗斯福迫不及待的给俄国人送上了他们（俄国人）所敲诈的赎金（出卖中国利益）
有关地中海策略问题的争论在1943年5月的白宫达到了一个高潮，当时丘吉尔又一次横跨大西洋跑到华盛顿希望能达成共识。在盟军占领意大利西西里岛之后，邱吉尔发现马歇尔对夺取撒丁岛之外的任何军事行动都表示反对。从那以后，所有工作的重点又一次转到了 ---- 正如驻华盛顿的英军总司令John Dill勋爵有一次写给丘吉尔的信中所提到的 --“马歇尔的最爱”-- 跨海峡作战上面来。罗斯福这个时候在这件事情上所受到的影响比任何其他的时间都多。罗斯福根据他丰富的地理知识和过人的战略水平非常倾向于把战场推进到东欧境内。但是最终，罗斯福还是跟着马歇尔走了。
这次意志坚定的邱吉尔5月份在白宫设法说服了罗斯福派马歇尔和他一起飞到北非去和他的军事指挥官举行一次会谈。我从这本书《The Hinge of Fate 》里看出正是在这个时候丘吉尔才第一次发现他的真正的反对者原来是马歇尔，他和马歇尔都在尽力争取情绪非常容易冲动的罗斯福总统的信任。正是通过这次北非之行，邱吉尔写下了对马歇尔的赞词（可以在《The Hinge of Fate 》812，813页找到）“对全局有着敏锐的、威严的看法的政治家”（statesman with a penetrating and commanding view of the whole scene），但是丘吉尔并没有把马歇尔描绘成“对全局有正确的、值得信赖的看法”的政治家，而且在它们之间面临着如此巨大的分歧的时候，这样的赞美之词很让人感到怀疑，或许是首相先生在熟练的运用他的“反讽”法吧。
在突尼斯，邱吉尔本人和他的军事幕僚竭尽全力试图给马歇尔和他忠实的支持者艾森豪威尔施加一些影响，英国人已经在北非的战争中承担了主要的义务，这使得英国人的观点显得更有说服力。马歇尔还是一如既往的反对，正如丘吉尔评论的“直到最后一分钟仍然是沉默或者是让人不知所云”。最后马歇尔坚决主张在西西里的残敌被扫清之前推迟其他的军事计划，这件事被记载于丘吉尔的会议报告中。我们必须再一次提到8月14日的魁北克会议，正如Leahy将军在他的书中175 页写道的“马歇尔非常热衷于反对地中海的军事计划”
丘吉尔确实暂时的说服了马歇尔，并且成功的入侵了意大利。但是马歇尔和斯大林最终当罗斯福在德黑兰站到他们一边的时候还是笑到了最后，在那次会议上，我们辛辛苦苦在意大利取得的优势被抛到了一边。在这里我们再次感谢Sherwood先生对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中所作所为的精彩描述。这些描述取自于霍普金丝的口述和他自己的自传。在Sherwood的书中的780页，（描述了）斯大林所急着要求的“尽快在土耳其开辟战场，这也是丘吉尔非常愿意做的，也是俄国人从前急切要求的，这样会打开通向巴尔干的门户。但是巴尔干离德国的心脏实在是太远了，最直接的通向德国心脏的方法就是通过法国”。这时罗斯福建议让美国和英国部队配合铁托的游击队向东进攻取道罗马尼亚最终和红军会合于Odessa（苏联港口城市）。苏达林询问这个计划会不会影响准备跨海峡入侵法国的那35个师团？丘吉尔回答说不会。Sherwood评论道：然而“没有人可以影响美国总参谋长的计划”（意思是马歇尔连罗斯福都不放在眼里）最终，还是斯大林掏出了枪结束了这场争论。我引用一些Sherwood的话，他写道：
[斯大林表达了他的看法：那就是把部队散开进入东地中海的计划是不明智的。他说“霸王”行动在1944年应该被看作是所有行动的基础，在占领了罗马之后，当地的盟国军队应该被派到法国南部作战一边策应“霸王”行动。他甚至建议可以完全放弃夺取罗马的行动，用10个师防守现在的意大利防线，把其他的军队用于进攻法国南方。他说这是因为红军对德国有丰富的战争经验，最好的方法就是在两个汇聚的方向上对德国进行攻击，这样可以让敌人把他的战略储备来回运送。因此，他最喜欢的战略是从法国的南北方同时夹击敌人，而不是把部队散到地中海东部去作战。]
我们或许可以确定斯大林的这个意思被故意泄露出来以便能传到马歇尔的耳朵里。很明显在德黑兰会议上马歇尔受到了斯大林深深的赏识。在Sherwood的书783页，作者批注到斯大林和Voroshilov（伏罗希洛夫 ）意识到马歇尔是他们的好朋友因为作为盟军最高指挥官他青睐“霸王”行动。
Sherwood 记载当马歇尔谈到霸王行动的一些困难的时候，Voroshilov把脸面对着他赞叹的说“只要你能想得到，你就能做到”，在第791页，当谈到霸王行动由谁来最终指挥的时候，Sherwood列举了斯大林和罗斯福谈话的一份报告，里面明白无误的写道（斯大林说）“找不出第二个人所作的选择其聪明程度、可靠程度可以超过马歇尔”
值得注意的是在德黑兰会议上的美国人中间，斯大林 -- 这个粗鲁的、多疑的人唯独对霍普金斯一个人报有好感，斯大林甚至于1941年8月以个人名义邀请霍普金斯访问莫斯科，霍普金斯一定很带了什么礼物去取悦这个暴君。从那以后，霍普金斯开始向俄国人提供几乎没有限制的各种援助。
Arnold将军，他当时因病没有参加德黑兰会议，在他收到会议结果的时候发表了他自己的看法。他的看法可以在《Global Mission》这本书第456页找到，他说：
[Uncle Joe （斯大林）显然居高临下的发表了他想怎样打这场战争的看法，他的想法，很大程度上已经和美国和英国的想法一致了]
当时参加会议的Leahy 将军针对斯大林有关战争策略的那段看法发表了他自己的评论，在他自己的书中204页：苏联和美国看起来已经在最基本的战略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
德黑兰会议在1943年的11月和12月召开。入侵法国南部的计划被命名为“Anvil”（铁砧）。虽然丘吉尔和他的顾问仍然全力以赴的争取向东欧方向进军，但是显然他们失败了。丘吉尔用它雄辩的口才给予克拉克将军高度的赞赏，这位伟大的美国将军正在意大利半岛高歌猛进，邱吉尔保证克拉克如果这样打下去，西方盟军就会“撕开纳粹柔软的腹部”。但是显然首相先生的努力没起到多大作用。在占领罗马之后，美军第五军 （就像克拉克自豪的宣称的当时已经成为一个“拥有无限潜能的可怕的战争机器”）被人为的拆散了。
尽管克拉克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他的第五军还是被抽调出精锐的第六军团和7个法国师参加Anvil行动。克拉克被强令停止向波兰的进军。这样就给了德国的凯瑟琳元帅一个宝贵的喘息之机，在德国投降之后，我们从德军的文件看出当时这个突然的决定甚至让德军统帅部都迷惑不解。克拉克在他自己的书《Calculated Risks》中371页这样写道：“这个（停止前进的）命令绝对会让历史学家迷惑很长一段时间”。战后当克拉克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这段时间的经历时，他写道，在368页：
[斯大林，他在三巨头汇聚的德黑兰会议中在有关进攻法国南部的议题上毫无疑问并不是最强有力的鼓吹者。他很清楚他在军事上和政治上想得到些什么，他也明白需要做些什么把我们挡在巴尔干之外，他早已为红军画好了他的这块地盘（巴尔干）。如果我们把重点从意大利转到法国南部，对斯大林来说，太明显了，我们将远离欧洲的中部。Anvil计划将带领我们走进一个死胡同。很容易猜到为什么斯大林在德黑兰如此重视Anvil并且如此热心的推动它。]
现在摆在克拉克面前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刻，克拉克当然想要继续他的军事行动，但这显然是马歇尔和斯大林都非常反对的。克拉克写道：
[在罗马落入我们手中之后，凯瑟琳的军队离被摧毁只差一步之遥，我们只需要在给他最后一击。然后我们就可以通过亚得里亚海，踏上南斯拉夫的土地，过了南斯拉夫，就是维也纳，布达佩斯和布拉格。]
在这个时候请允许我提醒读者一下，那个时候无论红色军队在哪停下休息，他们便永远驻扎在那里直到今天。红色军队在战胜德国之后没有从他们所占的领土上放弃一寸领土。克拉克将军继续写道：
[毫无疑问，英国人始终没有忘记巴尔干。但是从目前我可以搜集到的资料来看，美国高层的计划制定者们已经对（巴尔干）失去了兴趣。罗斯福显然对巴尔干问题表示过关心，但是他的意志并不坚定，而且霍普金丝并不支持这个提议。在罗马被盟军占领之后，我们突然间出于某种政治和战略的立场而“向着一个错误的目标前进”。]
克拉克将军，他在战后作为美军驻维也纳最高军事长官，并且工作出色，他对后来局势的判断有着天然的优势。正是在维也纳，他感觉到了苏联帝国对征服东欧钢铁一般的决心。正是在维也纳，他有大把的时间和机会仔细考虑我们当年的战略决策会对未来的局势发展有多大的影响，如果我们当年继续进军波兰而不是在法国南部发动一系列琐碎的、毫无意义的进攻，那么现在这个世界将会有多大的不同？克拉克将军在他的书中第3页曾经做过总结，我在这里认为克拉克将军是对那段历史最有资格的见证人，他写道：是的，我认为我们出色的履行了我们的使命，只有一件错误的事情除外，那就是高层命令我们远离巴尔干诸国而让那里的人民被红色力量控制，在战后看来，地中海战役是我们所做过的一次决定性的战役。
在另外一个地方，克拉克表达了在意大利战役期间他的军队是如何被整得疲惫不堪的，在368页，他写道：
[一次足以改变西方世界和苏俄关系历史的战役就这样被命令取消了******意大利战役的被削弱******是这场战争中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政治上的错误之一]
杜鲁门总统是否委派这个伟大的将军去当一个和军事无关的驻梵蒂冈大使还没有被最终确认。马克.克拉克，这个战功卓越的在意大利屡建奇功的、在维也纳无论是军事还是政治上都表现出色的将军，在他从维也纳回来之后，克拉克将军始终被安排作为一名二线指挥官
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维德迈将军身上，同样是一个一流的将军，同样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对他的国家具有奉献精神的军人。
威德迈和克拉克都对马歇尔的“世纪”决定表达过反对意见，克拉克是对欧洲，威德迈是对亚洲。Lucius Clay 在哪里？就像麦克阿瑟和克拉克，他（Lucius Clay）也是一个地方总督（占领敌国后的暂时军政府首脑）。他相当聪明，他忠于国家而不是某一个党派。Clay甚至要求把俄国人挡在柏林之外。
这个教训对于我们政府中的当权派来说实在是太明显不过了。一个小心谨慎的官员，在面对他未来的职业和养老金的时候，如果要发表一些对我们军事行动战略战术的公正的不偏不倚的观点，他需要三思而后行。
马歇尔对驾权我们政治经济的政策有很强的雄心，这种雄心表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迈克阿瑟就是这种（驾权政治经济雄心）的一个例证，但麦克阿瑟的例子并不是唯一的一个。在德黑兰实在是太明显了，在那里我们就和无头苍蝇一样根本就没有任何政治政策。它同样也表现在John R.Deane少校的回忆录中。在他的书中《奇怪的盟国》43页，他写道“斯大林显然在我们和英国的分歧中站到了美国的一边，斯大林的想法和美国总参某长得想法不谋而合。斯大林向罗斯福提出了大量的援助要求，然而罗斯福这些援助要求有些犹豫不决，但是马歇尔在德黑兰会议上说的每一句话都似乎影响着罗斯福最终批准这些要求”
斯大林显然明白他在这次会议上想要些什么。丘吉尔也知道自己想要些什么，但是罗斯福却有些茫然不知，没有方向。这倒不是说总统性格本来就是这样，但是他的优柔寡断和迟疑不决直接导致了我们在外交政策上的模糊不清。罗斯福总统在考虑怎样赢得战争，其他人则再想赢了战争之后他们的地位如何？斯大林希望美英军队保持在西欧和南欧。丘吉尔则希望英美军队在和俄国军队合作的基础之上共同在巴尔干地区驻军，并在这个基础之上把英国对这一地区的影响最大化。从政治的观点来看，战后我们所期望的其实就是丘吉尔当年所主张的
正如Hansen Baldwin（纽约时报军事专栏评论家）所提到的，在德黑兰会议上我们的将军在政治上的不成熟实在是表现的太明显了，如果，这真的仅仅是政治上的不成熟而不是其他的隐藏的、没有被揭露出来的其他的一些因素，这些因素促使我们和斯大林的政治策略站到了一起。
难道我们在德黑兰的军事顾问就像孩子一样仅仅看着眼前的成果而从来不想想明天吗？他们难道就不能设想一下在很多其他人眼里很明白的一个事实，那就是在战后的苏联，随着他们一步一步的实施他们那野蛮的、宏大的征服世界的计划，美国将会感受到从世界每一个角落带来的威胁。难道马歇尔和他的参谋长们在德黑兰认为是英国人而不是俄国人是我们未来的敌人吗？
在结束丘吉尔和马歇尔在二战中这段重要历史时期的争论之前，我想有必要再引用一段马歇尔冷酷无情的指控。当时是邱吉尔，这个在英国下议院或者其他地方从没碰到过对手的家伙，甚至在他的提议已经毫无希望的时候仍然坚持反对Anvil计划（进攻法国南部）
在黑海的雅尔塔会议举行之前英美两国首脑在马耳他举行了一次会议，英国高层始终坚持在准备跨海峡作战的同时进行一些在地中海的军事进攻。在Sherwood的书中第848页，揭示了在联军高层之间的这次争论：
[这次争论激烈到如此程度，以至于马歇尔，这个平常温文尔雅，说话语速很慢的人，甚至宣布如果英国人的计划被首相和罗斯福批准的话，他将通知艾森豪威尔他没有办法只能辞去自己的职务。]
又一次的，在有关“立即的第二战场”的最后通牒中，马歇尔威胁如果他的要求不被满足的话他将立即发动这次战役（跨海峡作战）。为什么马歇尔如此惧怕我们全心全意的盟友--英国人的军事力量在地中海达到一个力量平衡的效果呢？要知道这可是霍普金斯的备忘录在魁北克会议上明确写明了的（英国人在地中海和俄国人的力量平衡）
在我们继续谈论这些政治政策之前，先让我们看看二战中在有关美军军事事务的管理方面，马歇尔的行动是如何直接与美国的利益相违背的。
Deane将军是马歇尔的一个很奇怪的证人。它属于马歇尔的党羽，曾任华盛顿的联军秘书长（secretary of the combined chiefs），后来马歇尔1943年秋天把他派到莫斯科当我们军事代表团的团长（chief of our military mission）。需要指出的是，当时我们已经从莫斯科撤出了我们的陆军和海军的武官。因为这些武官所做的正常的本职工作引起了克里姆林宫的不满。这些工作无非是向本国政府报告武官们合法搜集到的一些所在国的军事信息，这些信息包括所在国的武器信息、战略战术信息，以及军队训练、规模、部署信息等等。
在 Deane将军被派到莫斯科之前，马歇尔和他长谈了一次，其间总参谋长警告Deane千万不要去搜集刚才提到的那些信息，以免引起俄国人的愤怒。同时我们在派送给俄国人大量的军火，诚心诚意地送。在Deane到达莫斯科后不久，他便感觉到了俄国人的态度和我们对他们的态度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在他自己的书中第49页，他写道：
[在美国有上千的俄国代表团被允许参观我们的制造工厂，旁听我们的学校，观看飞机试验和一些其他工业设施。在意大利，后来在法国和德国，俄国人被允许到我们的大本营参观访问，允许看到他们所想看到的一切军事设施和军事行动。我们的政策是向俄国人开放我们最新发明的电子设备和其他的一些尖端领域********每个月我都会收到一张经过更改的表单，上面列满了俄国人希望参观的美国的秘密设施或者设备，我的任务是确保表单上的设施、设备尽量准备完毕以便俄国人届时可以参观。这些设备设施都有可能用在俄国的前线上。我们从来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向俄国人提供我们的设备、武器或者信息以便于帮助我们这个战争中的盟友]
在丘吉尔发明“铁幕”这个词之前美军在莫斯科的头头（Deane）就已经感受到了它的存在。一直到战争结束，当Deane感觉到俄国人根本无法保证美国人所关心的要求的时候，Deane会建议用强硬的姿态对付俄国人。每次他都提议美国必须向俄国要求一个完整的协议，但是几乎每次俄国人都明显地破坏掉我们和他们达成的协议，最终Deane被华盛顿召回，被谁召回？根据Deane的报告，他被马歇尔召回。
在这个时候为什么美国，或者至少是盟国连一条通向柏林的通道都没有？为什么在有关联合占领德国的问题上美国要受到俄国人任意的摆布？为什么俄国人可以随意的在柏林设置各种路障，然而美军忠诚的将领Clay将军却发现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后来人们总是乐于把脏水都泼到 John G. Winant的头上，说他缺乏远见和深谋远虑。Winant作为美国当时驻伦敦的大使，他也负责欧洲顾问委员会的事务，德国被打败之后，各个国家在德国都有临时的占领范围，这个顾问委员会就是负责协调各国之间如何管理这些临时占领范围。Winant 并不能回答我刚才提出的这些问题。Clay将军，在他任美国驻德国占领区最高长官期间写的一份报告《Decision In Germany》中，也认同Winant应该承担一定责任的观点。但是后来，在他的报告第26页，他承认他应该承担主要责任。他于1945年6月晚些时候到达柏林，与苏军将领朱可夫商谈美军如何在柏林驻军的问题。俄国人还和以往一样的难缠。Clay急切地想把美军带到珀林驻扎下来。Clay希望美军按照自己的规矩建立一条通向柏林的通道和地盘，完全由美军守卫，利用美军自己的物资和通讯设施，完全和俄国军队分离开。但是这个希望当时并没有成为现实。 Clay和朱可夫达成了一项口头协议，那就是俄国人不会有意阻挡美国人进军柏林的行动。但是最后的事实是：我们占领区的边界，据回忆，是在离柏林100英里以外的地方。
这样的出乎意料的结果被普遍归结为Winant在战后所做出的愚蠢的、错误的决定，但是这个结论遭到了来自于Hanson Baldwin的强有力的质疑。他认为如果公正的说，责任并不在于Winant而是在于陆军部（War Department）。陆军部在那个时代就意味着一个人--马歇尔。从1939年秋天到1946年秋天，实际上，马歇尔就是陆军部。在Stimson的回忆录中，我找不到一个案例他曾经反对马歇尔的意志。
在Baldwin的书中第47页，他表达了他坚定的观点：“关于我们在柏林（驻军）的事情不能完全怪罪于Winant，甚至不能将主要责任加在他身上”。2页之后，在审视了这段糟糕的事件的背景之后，Baldwin指出美国国务院在 1943年就提议战后的占领区应该是“每一个国家都应该画一片区域共同分管柏林”。大家应该注意当时的国务卿是Cordell Hull，还不是马歇尔或者艾奇逊。
让我们继续跟着Baldwin的思路走：
[出于一些违背常理的原因，陆军部反对这项几乎可以完美解决战后柏林问题的提议，我们也就用不着在后来的ECA（不太明白是什么东西的缩写）会议上来回讨论这个问题。在1944年2月，英国人非正式的提出应该打通一条通向柏林的走廊并且保卫这条通道，但是陆军部又一次的拒绝了，说这不是美英军队的目标，但是关键的问题是通向柏林是一个军事上的问题，柏林应该在一个合适的时间由我们的军事代表进驻。这些最后确实实现了，但是我们的军事代表作对这一目标作了一些修改。在1945年5月，盟军已经深入德国的土地。我们和俄国人都相互同意了怎样分割占领德国**********把柏林纳入了俄国人的占领区****。在1945年5月，ECA的工作终于结束，SCAEF（同样不知道是什么的缩写）被称作是伟大的成就。]
军队则被告知了这段事情的历史。他们被通知说陆军部同意任何EAC所作的决定，EAC建议陆军部我们自己应该开辟一条由美军自己守卫的走廊。可是后来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马歇尔还是艾森豪威尔都没有为此做好准备。Clay将军临时和朱可夫达成了一些协议，这引发了大麻烦。
为什么陆军部，或者说马歇尔在柏林要我们忍受俄国人的任意摆布？为什么我们的部队不能首先进军柏林？为什么把顿将军没有被允许攻取布拉格？对这些问题背后的原因我们现在只是模糊的了解一点点。从布莱德里的回忆录中我们可以看到艾森豪威尔关于不攻打柏林的决定多少是因为布莱德里和蒙哥马里将军之间的一些争吵造成的。在他（布莱德里）关于这一事件的描述中，在1951年4月30日的《生活》杂志第69页，布莱德里和艾森豪威尔有过一次讨论，其间他们商定不让蒙哥马里的军队攻入柏林。艾森豪威尔当时担心的是俄国军队和美英联军有可能在德国的某个地方头对头的碰上。关于艾森豪威尔怎样解决这一担心，我引用一段布莱德里的话：
在Hodge和Simpson完成对鲁尔区包围的5天前，艾森豪威尔通过美国驻莫斯科的美军代表团向斯大林发了一封电报，说我们的军队准备从中部向东朝向易北河沿线方向发起一轮强力攻击。
艾森豪威尔向斯大林保证美英军一旦到达易北河沿岸就会就地休整，停止前进。艾森坚守了这个和斯大林达成的至关重要的决定。很明显从布莱德里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来，埃森在实施这个如此重要的决定的时候没有知会丘吉尔。他是否通知了罗斯福和马歇尔布莱德里并没有提及。但是他肯定事先和马歇尔商量过。我接着引用布莱德里的话：
丘吉尔认为埃森私自通知莫斯科并且把军事行动演化为政治问题的做法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干扰，首相先生提起了抗议。但是他对埃森的所作所为强压下了他的怒火。首相先生对艾森豪威尔极为失望并且打乱了原来的计划，因为蒙哥马里的部队将得不到美军的增援，这使得他们的抢先于俄国人攻取柏林的计划几乎不可能完成。让我们再来看看下面一段证据，足以让人目瞪口呆，在Edward Ansel Mowrer的书《The Nightmare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美国外交的灾难）中，他叙述了他曾经被白宫中的某个人私下里告知“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建议杜鲁门让俄国人攻占柏林”，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当然就是马歇尔。
我们已经审视了马歇尔在欧洲战场上的纪录，可以说是斯大林实现他们政治决定的坚强后盾。民主党在丹福宣称马歇尔是一个“全球战略大师”，这个头衔当然并不仅仅局限于军事上。正如我们看到的，如果你仔细看看最近战争中的高级将领所作的决定，比如马歇尔、丘吉尔、罗斯福，你会发现军事决定总是伴随着很多政治因素。他们是不可分割的。一场战争不再仅仅意味着杀死敌人有生力量，虽然在二战中罗斯福总统对俄国人所取得的战果表达了高度的赞扬，可是我有一个疑问，罗斯福真的明白战争的本质吗？我们已经看到在最近的朝鲜战争中，尽管有很多宝贵的值得考虑的战争目标摆在眼前，我们的武装部队还是仍旧根据马歇尔的誓言，把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放在第一位。先把这些道德理由放在一边，我想指出的是仅仅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当然，迫使敌人投降是很重要的。但是，强大的一方必须考虑当敌人投降之后的后果会把我们引向何方？
我们可以观察到如果罗斯福当年接受了马歇尔的“立即的第二战场”的建议那么盟军将会遭受什么样的灾难。我们在北非的军事行动中见识到了他那危险的、模糊不清的建议。我们也见识到了他在战争中几乎每一个重大问题上都与斯大林保持高度一致。我们看到了他是怎样指挥Deane将军的，他是怎样设法拒绝
建立通向柏林的走廊的，它是怎样希望俄国人首先占领那座伟大的充满瓦砾的城市的，马歇尔将军的决定坚定的和克里姆林宫保持高度一致。
民主党人在丹福的会议把马歇尔在战略上的成就评估为伟大的造诣或许是正确的。可是问题是，在审视过我们列举过的这些事例之后，马歇尔把他的聪明才智到底用在了哪一方的利益上？如果他是全心全意地为美国着想，那么他的这些决定可以说是巨大的错误。如果这些（决定）遵从一个我们还没有发觉的秘密的模式，那么我必须承认这些事情做得实在是太成功了。
(第三章完)
第四章：雅尔塔的出卖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太平洋一侧，看看马歇尔在这个广袤的舞台上都作了些什么？
首先，我们应该了解一下在雅尔塔都发生了什么？如果正如Hanson Baldwin所观察到的，我们因为在二战中所犯下的一系列严重的政治错误而失去了和平，那么，这些严重的政治方面的错误主要可以归结为我们在德黑兰和雅尔塔会议上所作出的决定。我的判断是我们在德黑兰会议上失去了欧洲的和平，更加明显的是我们在雅尔塔会议上失去了亚洲的和平。在德黑兰，在有关地中海问题和东欧的问题上马歇尔的意愿和斯大林保持一致。在雅尔塔，对于已经羽翼丰满的俄国人所提出的把远东地区作为战利品收入囊中的要求，马歇尔又一次和斯大林的意见保持一致。
雅尔塔是俄国前沙皇Romanoff在黑海边上的一个度假胜地。罗斯福去雅尔塔之前已经患有重病，身体非常不好，这导致了他4个月之后不久于人世。但是他不得不和丘吉尔一道远赴重洋去和这个全俄国人的大独裁者会面，这个时候，罗斯福已经和他在德黑兰的时候大不一样了。
我们的总统，忍受着病痛的巨大痛苦，旅行了上千英里，其中坐飞机，坐轮船，最后是做汽车，去和这个暴君会面，去和他达成某些协议，去和这个家伙对有关波兰和中国的问题进行讨价还价，而结果却是使得这两个国家感染了瘟疫并且至今仍然是我们的羞耻。而罗斯福对斯大林近乎贿赂一般的讨价还价的核心问题就是让苏联在最后关键时刻参加对日本的战争。
满洲是中国最富饶的地区。如果从面积和自然资源来说可以说是中国的德克萨斯。但是满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属于中国的管辖范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古老的中华帝国走到了它的尽头。在这里我简要叙述一下中华帝国崩溃的原因。帝国在崩溃之前已经被西方思想深深影响，有很多从西方回来的改革家，其中就有著名的孙逸仙，但同时也有很多保守的、不称职的大臣和顾问，也有心怀鬼胎、虎视眈眈的西方列强和各路军阀。自从帝国倒下之后，中国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在外国的侵略下处于一种既没有和平又没有自由的状态中。
满洲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充满了战乱。在1894年的中日战争结束之后，日本和俄国在满洲这块土地上为了各自的利益大打出手。从那之后，日本被欧洲列强所排挤使得日本无法享受到满洲的利益。俄国则迅速从西伯利亚的沿海省份调集大军填充了满洲这块真空地带。
在 1904年，日本觉得自己已经羽翼丰满足够挑战俄国在满洲的军事力量了。这就是日俄战争的起因。那次战争爆发时正是西奥多.罗斯福当政时期，当时他出于恐惧俄国在东亚势力的逐渐强大而转而支持日本。西奥多.罗斯福所在乎的仅仅是美国的利益，当他意识到如果日本人赢得太彻底的话，那么他们会有可能取代俄国人在满洲的地位，从而进一步蚕食中国内地的领土；罗斯福果断地进行了干预，他把日本和俄国的首脑请到新罕布什尔州的朴次茅斯开会，这时日本在满洲对俄国已经占据了绝对优势，但是即使这样，这次会议还是多少阻止了一些日本侵占满洲的决心。
在接下来的时间内日本逐渐的、一步一步的蚕食着满洲的领土，这种蚕食被我们当时主管外交政策的诚实的美国官员看在眼里并且发出了警告，这种行为一直持续到1937年，当日本在完全的、彻底的占领满洲和中国北方领土之后开始对中国发动全面的侵略战争。韩国，地理位置位于满洲的边上，作为日本通向满洲的必经之路，这个时候早已被日本帝国吞并并且成为帝国的一部分很长一段时间了。中国在历史上遭到的侵略总是来自北方。在很多个世纪内，中国在它的北方边界屯以重兵用来防御来自满洲、蒙古、和西伯利亚人的侵略，在很多个世纪内，这些人被南部文明的中国人称为野蛮人。自从满洲人在将近4个世纪之前征服了中国之后，满洲就成为中国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当我们提起雅尔塔的时候，以上我说的这些历史应该被记住和想到。
样一个富饶的、高度发达的满洲地区在雅尔塔（对中国人来说）可以说是到了一个岌岌可危的地步。弗兰克林.D.罗斯福把这样一个满洲扔给了俄国；在雅尔塔，美国等于是对新的野蛮人说：我们很高兴的承认你们前沙皇在克里姆林宫内所制定的关于满洲的政策。我们在以前的时间内总是致力于维护中国的主权完整，但是在雅尔塔我们却没有通知中国人我们的所作所为，我现在引用一段Edward R. Stettinius的书《Roosevelt and the Russians》（罗斯福和俄国）中的一段，来描述一下罗斯福在雅尔塔向斯大林割让中国领土是为了恢复“俄国在1904年日俄战争中所失去的权利”。根据罗素委员会（Russell Committee ）的证词，蒋介石并没有被邀请去参加雅尔塔会议，有关出卖中国利益的各项决议也始终对他保密。在之前的开罗会议，与会国庄严的向蒋介石保证中国在满洲的利益会被完全的尊重和保障。当魏德麦将军到罗素委员会作证的时候，他证实当赫尔利大使告知蒋介石雅尔塔会议那出卖中华民国利益的决议的时候，蒋介石居然都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以至于他让赫尔利又重复了一遍决议的内容。
这项无耻的计划甚至都没有稍微的伪装一下。这是帝国主义者赤裸裸的在中国气若游丝的躯体上的侵略和掠夺。罗斯福和斯大林相互签署这份秘密的协议只用了11分钟的时间，但是后来却放在白宫的一个保险箱内长达数月之久。协议中涉及的一些重要内容，比如大连和旅顺港口、中东铁路、南满铁路等等，都极大的牵扯着中国的神经。俄国人历史上派出重兵占领了些港口和铁路，控制了铁路沿线所有的通讯和电报线路，后来日本人接管了这一切，现在又是俄国人，这次俄国人借此机会想要控制整个满洲。
这份协议最初由美国驻俄国大使馆官员 Averell Harriman参与起草，根据协议的内容，大连港口将会被“国际化”，并且将由苏军士兵守卫。旅顺港口将重新恢复由苏联“租借”的状态。我已经引用了一些Stettinius的书中所提到的该协议的内容，在这里我在引用一些：
[通向大连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该由一个中国和苏联联合组建的公司共同管理。苏联在这一事物上的利益应该得到有效的保障，同时中国在满洲的主权也应该得到保障]
还有一些其他条款，比如：俄国将成为外蒙古的长期保护国。在朴次茅斯协定中被划入日本势力范围的南库页岛要“回归”俄国（译者注：我记得库页岛最初也是中国的吧？），还有千岛群岛也将被划入俄国，但是千岛群岛历史上从来都是日本的，而不是俄国的。
我们该怎样理解罗斯福的这种不可思议的向苏联帝国投降的交易？要知道，在Sumner Welles的书《Seven Decisions That Shaped History》（七个震撼历史的决定）中，罗斯福被描写成一个道德情操高尚的主张废除香港和印度殖民地地位的总统。他在整个战争期间不断的劝说丘吉尔结束对印度的占领并且放弃英国对香港的统治。在Sherwood的书中第866页提到罗斯福在雅尔塔向斯大林提议说：香港应该回归中国或者国际化以便于以后被联合国托管。罗斯福还建议法属印度支那置于联合国的托管之下，他把他的这个想法通知了Sumner Welles。
所有这一切肮脏的交易使得我们该怎样看待罗斯福身后站着的那些顾问们，还有那些五花八门的自由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共产主义同情者，还有那些克里姆林宫的顾问们，比如艾奇逊、拉铁摩尔、Philip Jessups，还有那个太平洋关系学院，这个学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全心全意的使亚洲人民陶醉于帝国主义学说以及向他们宣传他们的权利。
在他们眼里，西方帝国主义是欧洲扩张时所使用的的腐朽的、糜烂的工具，是非常邪恶的，必须要加以阻止。但是对于俄罗斯帝国来说，这些人不仅仅要在宣传上尽力的赞扬，而且还要使得苏俄在外交上和战争中都要保持对美国的优势，无论用什么样的方法和手段。这就是左派自由主义者对帝国主义的理解。难道我们在参议院中或者其它什么地方听到过自由主义者谴责罗斯福在雅尔塔对苏联的投降？这是一个很好的测试，可以让我们看出国会中和我们国家里的自由主义分子有多么的虚伪，他们推动了中国向俄国的投降并且鼓掌欢迎，兴高采烈，但是却没有说过一句谴责俄国的话。
罗斯福先生的辩护者试着减轻罗斯福的“罪责”。 Sherwood 的看法是罗斯福当时实在是身不由己，我摘录几段他的话：“当时雅尔塔会议已经接近尾声，罗斯福已经疲倦之极，实在是不想再引起任何的争吵”。根据《罗斯福和霍普金斯》这本书867页的说法，罗斯福，根据他本人的意愿，或许并不愿意签署这个协议。但是根据此书前一页的内容，推翻了罗斯福的“疲倦”一说，（前一页内容如下）：
[很明显罗斯福甚至在1943年德黑兰会议之前就准备接受苏联后来提出来的一揽子利益要求，这些（罗斯福准备同意的）要求，如果不是所有的要求，那也可以说是绝大部分的要求。这些要求就是恢复以前因为日俄战争而让俄国失去的种种特权。]
而且Sherwood在其他的地方也曾经提到过罗斯福远在德黑兰会议之前就准备把“不冻港”大连呈现给苏俄。Sherwood先生被认为是一个货真价实的 “自由主义者”。当苏俄准备恢复 他们以前用武力从虚弱的中国手里强取而来的殖民地中的 特权和地位的时候，Sherwood先生没看出这有什么不对。自由主义者的伪善、表里不一、逻辑混乱的特点在俄国人对满洲的野心面前被Sherwood先生暴露的一览无遗。
（译者注：我记得“爱心与雄心“ 曾经对所谓的“自由主义者”表达过类似的观点，真是英雄所见略同）
Well 先生的表现要好一些，他同样也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是对历史所负的责任要强一些。我想我不需要过多地介绍谁是Welles先生。他起先在美国国务院供职直到1943年秋天，后来因为和Cordell Hull长期不和而辞去了他的职务。他辞职的时候是在国务卿手下任职。他的书《Seven Decisions That Shaped History》（七个震撼历史的决定）是为他后来的上司--罗斯福的一份辩护材料，也同时是为罗斯福所主导的一些列重大事件进行辩护的一份材料。Welles先生坚持罗斯福在雅尔塔背叛中国和美国的事情是可以被原谅和解释的。可是理由是什么？理由就是军事上的需要。根据Welles的说法，虽然罗斯福当时认为美国要求苏联出兵对付日本实在是一件太自私自利的事情，但是美国别无它法，只能要求苏联在关键时刻出兵，否则后果将会对美国不利。为什么罗斯福会有这样的想法？那是因为他周围的军事顾问是这样建议的。
参谋长联席会议，他们所作出的建议认为我们对日本的作战将会极为艰苦，没有俄国的帮助，我们不大可能获得胜利。这同时也是Welles先生的观点。也是马歇尔-艾奇逊 政府的一条准则。可是Welles和其他人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同时也指出美国军方对于罗斯福的做法持强烈的反对意见。可是是谁在背后主导着这一切？
我们当然可以猜到：是马歇尔
是马歇尔在雅尔塔站在罗斯福的左右，努力促使罗斯福同意斯大林所提出的要挟条件。是马歇尔向罗斯福提供情报以支持他的观点，但是同时马歇尔却努力忽略掉了更多的实事求是的情报报告。比如根据Hanson Baldwin的书第81页，当时日本知道自己败局已定而正在积极地寻找停战的机会，但是马歇尔却没有让罗斯福知道这一切。
这难道就是这个“全球策略大师”对美国的利益所作的真诚的奉献？难道俄国的出兵真的如此迫不及待？或许是其他的一些难以名状的原因使得马歇尔又一次迎合了克里姆林宫的意志？
把俄国人拖入远东的战争是马歇尔的主意也是他一手实施的，这一点早在1943年8月第一次魁北克会议上的那篇著名的“绥靖”备忘录上已经写得很明白了。那篇备忘录指明了我们后来在德黑兰和雅尔塔的方向。对于促使俄国加入对日本作战的正式要求是在我刚才提到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上制定出来的，并且在随后的1944 年9月的第二次魁北克会议上正式公布。回到1943年秋天，总统派Averell Harriman作为大使派驻莫斯科，同时马歇尔派 Deane 将军去莫斯科，他们的“首要任务”，正如Deane在它的书中第23页解释的，是去“劝说苏联加入对日本的作战”。这种劝说有必要吗？难道已经羽翼丰满的克里姆林宫的本来兴趣不正是在远东的战争吗？参加一场击败日本的战争然后在和平谈判桌上占有一席之地，在美美的分享后来的战利品，这难道不是俄国人的希望吗？让苏俄派军队深入满洲地区，让他们重新恢复1905年因为日俄战争而失掉的殖民地和各种特权，这难道不是克里姆林宫梦寐以求的吗？
如果一些美国人还没能意识到满洲战略的重要性，那么有大量的证据可以证明克里姆林宫对于满洲的关注一刻也没有放松，俄国人--他们始终效忠于列宁的那句教条：“谁控制了中国，谁就控制了世界”。任何一个聪明的美国人，再看过足够多的证据之后，应该很明白罗斯福和马歇尔在雅尔塔不应该让俄国人卷入远东，而是应该让他们远离远东。
我有4个场景的证据用以证明斯大林曾经向美国官员提出他所想要的一些要求。第一个要求是他向Averell Harriman提出的，在1942年的8月，当他（Averell Harriman）和丘吉尔到莫斯科向斯大林传话说北非的作战行动已经被斯大林和马歇尔急切要求的“立即的第二战场”所代替。这个场景在Deane的书中第226页：
[斯大林告诉Harriman说日本是俄国历史上的敌人，它的最终的彻底的被打败对俄国的利益来说非常重要。他暗示虽然俄国现在的情况不允许他分享（对日作战），但是他最终会加入进来的。]
罗斯福很清楚这一点，根据推断，马歇尔也应该很明白。应该指出的是斯大林对参加对日作战的兴趣应该是与生俱来的
这个红色沙皇下一步通知了Patrick J. Hurley将军他的打算。在1943年4月，Hurley将他所知道的报告给了Leahy将军，在Leahy的书中第147页，我摘录这一段话：
[Hurley见到了斯大林********马歇尔告诉他在德国被击败之后，他（马歇尔）将会加入到对日作战的战争中来******我们的军队，在打击日本的计划中，将会急切的渴望苏联的帮助。可是我的意见是我们完全可以在没有苏联帮助的情况下独立的战胜日本。]
刚毅的海军将领Leahy自始自终都坚持他的这个意见，因此也被马歇尔一直排挤。如果Leahy将军可以成为罗斯福最主要的军事参谋的话（根据他的军衔，他可以成为）,远东战争的历史和中国的沦陷，还有后来随之而来的朝鲜战争，都将会大大的不同。但很不幸，马歇尔的意志最终压倒了Leahy将军，就如他后来压倒了罗斯福，在成功入侵意大利之后，压倒了丘吉尔。
我之所以岔开话题讲讲Leahy将军反对让俄国人参与进来这件事情是因为这实在是太贴切了，而且Leahy将军的军衔、职位也非常高级，他的思考过程非常的美国化。在整个二战期间，Leahy享有很高的荣誉，他对美国的忠诚是没有丝毫问题的。
在讨论结束对日本的战争该用什么样的战略的时候，马歇尔极力主张陆上进攻是非常有必要的。从日本本土南端的岛屿登陆，然后向北进攻。据马歇尔估计，登陆需要 200万陆军，伤亡大约会在50万左右。Leahy将军则在1944年7月10日在白宫的一次会议上发表了一篇报告，在他的书中第245页：
[这是我的意见，我强烈的建议参谋长联席会议，对日本的陆上进攻没有必要，我们同样会赢得战争。]
更加令人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建议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在251页，麦克阿瑟将军和尼米兹将军在火奴奴的一次会议上也认同Leahy将军的观点。根据回忆，Leahy陪着罗斯去参加了1944年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那次会议上，Leahy、总统和陆军、海军驻太平洋的高级指挥官共同制定了对日本的胜利计划。这些人，麦克阿瑟和尼米兹，才是真正的太平洋战争专家。然我们看看他们在那次会议之后所发表的意见：
这次会议有两个成果，第一就是大家就采用怎样的一个基本战略来给日本以最后一击达成了基本共识，第二就是罗斯福总统熟悉了当前太平洋的形式，这对于抵抗参谋长联席会议和陆军部所制定的那些不切实际的入侵日本的战争计划非常有用，就是那些就是不惜代价从日本本土攻击的计划。麦克阿瑟和尼米兹都同意首先要收复菲律宾，使得那里成为西太平洋中的陆上和空军基地，这样日本就会在我们海空军的打击下被迫接受我们的投降条件，从而不用进攻日本本土。
这样我们有麦克萨瑟、尼米兹和Leahy将军所同意的赢得战争的计划，但是马歇尔并不同意，谁更正确一些？
但是，尽管有这些专家的建议，马歇尔仍然坚持他的意见。在两个月后第二次魁北克会议召开之前的一次讨论会上，Leahy发表了一份报告，在他的书中第259页：
[在 9月初的时候，日本在彻底的海空封锁下已经基本被打败了。然而，我们却被要求制定一份登陆日本本土的计划，此计划要从九州岛登陆，进而进攻日本本土，然后再迫使日本投降。********* 军方好像并不理解在空军支援下的海军实际上已经击败了日本。军方不仅仅在制定一个大规模的登陆日本本土的计划，而且还确信我们需要俄国人的帮助才可以完成对日本的胜利]
对于这件事情的描述实在是太多了。
我现在回到俄国对远东的窥探。Cordell Hull 是第三位见证人。他是一位年长的受人尊敬的国务卿，一位正直的、有自尊心的人，虽然它不是完全明白围绕在他周围的这些政治戏法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在 1943年10月去了莫斯科参加盟国外长会议。这对Hull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在他任职期间最风光的时刻了。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他开始轻信俄国人对美国高层官员所讲述的肺腑之言。Hull先生开始坚信，美国对俄国和英国应该公平对待，俄国是一个国家、英国也是一个国家，俄国对美国有可能造成威胁，英国同样也有，所以不应该从意识形态上区别这两个国家。Hull作为一个内心公平的人，他认为他正在在和一个君子打交道。
在他在莫斯科的最后一晚，Hull先生参加了克里姆林宫的头头举行的一次国宴招待会。招待会在克里姆林宫内的最豪华的凯瑟琳大厅内举行。他们准备了黄金打造的盘子和数不清的水晶杯具。Hull先生觉得自己被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暴君给予了至高无上的礼节和荣誉。在被斯大林盛情款待过后，Hull“即被震惊又很高兴”，这时马歇尔走到他的身边和他说，正如 Hull自己的回忆录里第1309页写道的：
[当盟军在欧洲击败德国之后，毫无悬念的，没有任何问题的，苏联将会参加对日本的作战。斯大林本人已经向我提及了这个计划*********马歇尔临走时告诉我我可以用极端保密的形式向总统通报这件事。我真心的感谢他]
这位美国国务卿没有浪费一分钟的时间马上用陆军和海军的密码电报向罗斯福通报了马歇尔告诉他的这件事，他希望这样可以达到对英国人保密的目的。后来Hull先生一直对我们驻伦敦的外交部耿耿于怀，认为是他们泄漏了他向总统报告的这个消息。
在得知雅尔塔协议的结果时候，Hull已经辞职了，但是他还是表现出了非常的不理解，为什么罗斯福在请求俄国的帮助时还要同意俄国所提出的“大量的领土要求”？要知道，他说：“当初斯大林向我保证这一切的时候并没有提及这些领土要求啊？”
斯大林窥探远东的第四个证据是在德黑兰，那时他已经观察到，随着欧洲战事的即将结束“我们传统的正面战场（对德战场）将会胜利”。那个时候，当斯大林意识到Harriman 和 Deane 将军跑到莫斯科是来恳求他的帮助（对日作战），很自然的，斯大林开始盘算他的要挟条件。这个要挟条件可并不轻松。在1944年10月，当丘吉尔第二次访问莫斯科的时候 ，Harriman 得到了斯大林关于介入对日作战的正式答复。Deane在他的书中第247页提到斯大林同意在德国被击败之后发起对日本的作战，但是同时美国必须保证对俄国提供必要的物资支援，这些支援包括对驻西伯利亚的60个独立师的援助，并且对俄国参与战争所带来的政治上影响美国要表示支持。这份报告中的附加条款指出只有在中国的认可下俄国才会卷入在远东对日本的战事。
在这次会议上，斯大林同意美国海军可以使用俄国海军位于太平洋上的军港 Petropavlovsk 作为海军和空军基地，允许美国空军飞机起降，包括重型轰炸机，但是却拒绝我们使用穿越西伯利亚的铁路运输物资。这等于是一把指着罗斯福脑袋的枪。如果我们希望俄国人参与进来，我们必须帮助俄国人武装他们的军队，同时蒋介石必须接受满洲的失去，可满洲问题是我们和丘吉尔一道在开罗庄严的向蒋介石保证过的。马歇尔又一次坚持，超越了使命的召唤，说我们需要俄国的帮助。罗斯福相信了他。对俄国的援助是很巨大的，俄国人在条件中讲明，他们需要86万零410吨固体援助物资，20万6000吨液体援助物资。所有这些都是在援助欧洲的第四条款之外的额外的要求。俄国人总共得到了援助远东地区所有物资中的80%的货物。其中一项 2万5000吨肉罐头，如果把1磅肉算作一顿饭的话，仅这一项就足够红军士兵吃5000万次饭。
我在回到雅尔塔，在那里斯大林全盘接受了他提出的要挟，这次会议被Hanson Baldwin称为“政治历史上最悲惨的一章”（列出原文，翻译比较麻烦：the saddest chapter in the long history of political futility which the war recorded.）
在1945年1月的时候太平洋战场上的形势是怎样的呢？莱特岛已经是我们的了，日本的舰队已经被击败了，马里亚娜在雅尔塔会议期间已经被美军攻占。冲绳群岛就在眼前，我们的空军正在日夜不停的轰炸日本的各大城市。根据战略服务办公室（OSS）的William J. Donovan将军从中国发回的报告显示关东军已经在溃散并且数量正在大大减少。但是不管在哪种情况下，OSS说，在中国的资源都不可能被运回日本本土，因为他们缺乏货船。同样的，在中国的日本士兵也动弹不得。到处都在显示着同一个故事。日本的货船队已经长眠于海底。封锁正在使得日本窒息。Leahy将军在他的书中第293也写下他对这段时局的看法：
[我还是坚持我的那个观点，那就是我们应该在日本本土之外击败日本，这时是一个时间和消耗的问题。这样，我们就可以不用斯大林的帮助而在太平洋上击败我们的敌人。军部并不同意我的意见，罗斯福准备开始同斯大林讨价。]
Hanson Baldwin在会后写下了他的感受，他同意Leahy的观点。在他的书中第79页：
在雅尔塔会开始的时候，日本已经被击败了，不是被还没有面世的原子弹，也不是被刚刚开始的常规轰炸，是被消耗和封锁所击败。
但是在雅尔塔，马歇尔又一次使尽全身力气力求让俄国人加入，就如同他在欧洲拼命推行“立即的第二战场”和组织英国人的东欧战略一样。后来的美国国务卿Edward Stettinius曾经在雅尔塔执掌重任，在他的书《罗斯福和俄国》中第90页写道：
[我知道在雅尔塔**********总统被他周围的军事参谋施以巨大的压力力求达到让俄国人参加远东战争的目的]
在 Stettinius离开华盛顿之前，他看到了参谋长联席会议递交给美国国务院的一封备忘录，上面写道：“我们希望俄国参与远东的战争越早越好”，为了支持他的这些急切的要求，马歇尔用了 -- 正如Baldwin在他的书中第80页讲到的 --“最悲观的情报估计”，那就是在日本陆军驻亚洲大陆的200万军队当中，70万关东军驻守满洲，据马歇尔所说：他们“全都是最精锐的部队，经过良好的训练”。
但是，与之相对应的，是Baldwin所暴露的另外一种更加接近实际情况的情报分析，这和战后所揭露出来的相一致，也和当时Leahy和其他将军所持的观点相一致，那就是“（日本军队）从来没有达到过雅尔塔所估计的那种规模”。甚至连华盛顿邮报--左派报纸中的中流砥柱--在1948年9月9日所发表的文章□□布 参谋长联席会议“在雅尔塔给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建议中有关欧洲胜利之后对日本的作战将持续18个月之久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但是还不止这些，海军少将E. M. Zacharias，在他的书《在关着的门后面》（Behind Closed Doors）中写道：在罗斯福起身赴雅尔塔之前，日本人的求和试探就已经通过麦克阿瑟带到了华盛顿。所以在我们为了怂恿俄国出兵而出卖中国的时候，日本人已经在向我们投石问路了。在雅尔塔之后，日本人的求和尝试越来越密集。后来的波斯坦公告算是对日本和谈尝试所作出的一种正式的、提前的答复。
在 1945年4月的晚些时候，马歇尔仍然在全身心地投入让俄国人参加远东战争的事业中。正如Stettinius 在他的书中第97页写道：在4月25日旧金山会议举行之前，白宫举行了一场高级政策会议，杜鲁门总统，军方的高级领导人和我讨论了一下如果俄国人不遵守在雅尔塔所达成的有关巴尔干的协议该怎么办？在这次会议上军方代表恳求我们要对苏联人有耐心，因为他们害怕如果我们对俄国人（不遵守雅尔塔巴尔干协定的做法）施以惩罚的话，那么俄国人很可能就不会出兵远东。
是谁在建议对俄国人报以耐心？是马歇尔？在7月的波斯坦，马歇尔武装红色军队的努力和把他们带入亚洲的雄心一点都没有减少。Stettinius 在他的书中第98页写下了这样一些困惑：[在波斯坦会议快结束的时候，甚至在我们已经在洛斯阿拉莫斯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之后，军方仍然在强烈建议苏联介入在远东的战争。]
Welles先生，在他努力为罗斯福开脱其雅尔塔之耻的努力当中，把责任都推到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头上。但是我们知道是马歇尔作出了这些决定并且努力将其实施。Welles将马歇尔努力把俄国人带入远东的战事称之为“一个基于事实的明显的误判”，这句话写在他的书中第 153页。
可是这就是答案吗？或者马歇尔坚持俄国人有权利用远东为他们的利益服务是他的一系列未知计划中的一环，如果我们追踪他的职业生涯，我们就会看到这些个计划逐渐明显的浮现出来。这些计划都是由他制定，用尽所有的力气和技巧加以维护和坚持，并且都毫无疑问的和克里姆林宫的意志保持一致。
总统在雅尔塔还有另外一位顾问--阿哥亚.锡思（Alger Hiss）.锡思，他参与起草了有关远东的计划并且对中国问题涉及很深，或许正是在锡思的建议下，罗斯福可以友善的和斯大林坐在一起，很自信的向斯大林保证说：“在中国所发生的一些摩擦主要是在共xx国际和国民党之间发生的，而不是由当地普通老百姓所组成的所谓的共xxx主义者和国民党之间”，这段话可以在Sherwood的书第868页找到。值得注意的是，忠实的效忠于克里姆林宫的红色军队，后来派出大军在朝鲜与我们作战的红色军队在罗斯福眼里竟然只是一些“所谓的”共xxxx主义者（so-called Communists）, 或许总统接下来还会接着说，这些“所谓的”共xxxxx主义者要比蒋介石的军队和俄国的那些元帅还要亲切得多，合理的多。在随后的章节中，当我们检视马歇尔的中国计划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他眼里的中国红色力量是多么的清白、无辜、充满希望。
让我们假设一下马歇尔在二战中的所作所为没有那些秘密的使命，没有那些见不得阳光的目的。
那么这样一个“全球战略大师”在雅尔塔犯下了一个什么样的错误？这反映出了这位大师一个什么样的天才能力？我们看看所有马歇尔的战略努力，他力推“大锤”计划或者说是“立即的第二战场”，却不愿通过地中海经阿尔及利亚进军。在诺曼底登陆之后2个月时坚决的要求从法国南部进军，是不是有些不符合常理？在这里我们必须比较一下马歇尔和麦克阿瑟的能力，当时麦克阿瑟已经从新几内亚成功登陆并且开始向东京进军。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怎么会采取马歇尔的意见当作我们战略的基石？既然他在德国投降后对日本所苟延残喘的时间竟然会高估到1年半，那么我们又怎么能够相信他对俄罗斯帝国和俄国的中国卫星国所作的分析和判断？
然后，原子弹落在了日本人的头上，战争结束了，连最苛刻的军事评论家Hanson Baldwin 都相信原子弹的使用把战争的结束的时间提前了1天。日本的命运早在很久以前就被确定了。随着战争即将结束，雅尔塔的“肉鸡”马上就要回到它的笼子里去。这时苏俄红军迅速开始了一场兵不血刃的6天战役，占领了满洲，站在了中国的北方。恰到好处的吞掉了雅尔塔的战利品。
现在我们来看看朝鲜。是谁画了那条令人郁闷的38线，并且规定俄国人接收线北的日军投降，美军接收南边的日军投降？在这里有必要澄清一下那段历史。在雅尔塔，斯大林同意罗斯福战后把朝鲜归于4国委任统治之下，4国分别是美国、中国、俄国和英国，这个决定在霍普金斯1945年晚些时候访问莫斯科时被斯大林以文件形式签署下来。托管将一直持续到一个由韩国百姓自由选举的独立的民主政府产生为止，这个政府将负责统治整个朝鲜半岛。托管一事最后怎么样了？当日本投降之后，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怎样接管日本在当地的武装。Welles在他的书《七个震撼历史的决定》中第167页描述了当时的情形：
[一些五角大楼的下级军官匆忙的报告说俄国人正在接受38度线以北的日军投降，尽管美军也会接受那条线以南的日军投降]
我得知那条线之所以被划出来是因为很“方便”。当然这条线被划出来是因为它出自一些没有知识和头脑的官员之手，也没有咨询任何对政治和经济在行的专家的意见。
没有人在乎这些直到缅因州参议员Brewster指出38度线重要的历史意义。我一直感到很奇怪为什么陆军部在1945年8月选择38度线作为接受日本投降的分界线，为什么不是37度，39度？为什么被固定为38度？
这位缅因州参议员，史学知识丰富，发现俄国人早在一个世纪前的沙皇时期就尝试和日本帝国谈判定下这条38度线，因而可以彼此分隔开各自的利益范畴，互不干扰。
我在这里举一个听证会的例子，是军队和外交事务委员会在1951年6月8日举行的一场听证会。当时是部长艾奇逊被参议员Brewster问到有关这个问题。艾奇逊指出这个决定并不是由一些“下级军官”做出的，而是由陆军部长做出的，并由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海军、空军联合委员会同意，最终是总统同意。这是一个高层的决定，最初是由战争部长作出(Secretary of War)。但是，谁是Stimson先生后来负责的部门内的战争部长？我想任何一个在五角大楼里面任职的、接触过一些内部资料的官员，读过一些后来部长（Stimson）回忆录的官员，或者是和这两个人（马歇尔和Stimson）密切工作过的人，都会毫无意义的指出 正是马歇尔实际作出的决定，Stimson只是他一个橡皮图章而已。正是马歇尔选择了俄国外交部门在将近50年前划出的以三十八度线作为划分朝鲜势力范围的边界。是马歇尔在1945年的时候恢复了俄国人在1904年便梦寐以求的在朝鲜的特权
我特别呈现出这一段对话，缅因州参议员发问，艾奇逊部长回答：
参议员Brewster：这件事难道不是很奇怪吗？在朝鲜的三十八度线是45年前的日俄战争中俄国人为了划分双方的势力范围而划出的。
部长艾奇逊：我对此并不熟悉，参议员，我承认作为一个美国的国务卿，虽然在那段历史时期内美国正在扮演一个人道的、光荣的角色，然而却并没有察觉到其他帝国在远东的野心，这对于一个远东外交专家来说是不称职的。
战争结束了，成千上万的美国人错误地认为我们的国际灾难也结束了，他们狂欢了24小时。我们在损失了巨大的人员和物资之后赢得了战争，但是并没有想到我们即将被一只无形的手牵引着又一次失去和平。
（第四章完）
马歇尔和史迪威
第六章：马歇尔的中国政策
是谁真正制定了对中国的政策？这个政策持续不断的、一步一步的把美国在远东的利益损失掉，并且把中国出卖给克里姆林宫。当魏德曼将军1945年11月10结束他在中国的任务回到华盛顿的时候，他带回来一份对蒋介石政府全新的、极为重要的报告。但是我相信这份报告自从回到美国开始就从来没见过天日。魏德迈将军是蒋介石总统的参谋长，并且，实际上，是全中国政府军的总司令，他同时也是美国军队在那一地区的最高指挥官。正因为他头顶着这两项帽子，他才有资格在蒋介石政府和美国政府之间周旋、调停。
他还有一项职责是（向蒋介石）报告美国官方对于中国危机的态度。他完成了这一项工作，在这里我引用一段他自己写的被魏德迈称为“与总统的商榷” 的报告，我引用几段话：
1）总统希望我（向蒋）传达他的敬意
2）他对于我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非常满意
3）他（总统）强调了从中国撤出美国陆军、海军和空军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总统还指出我们应该尽快从中国撤出一切相关人员，美国在这一点上受到外界强大的压力。
这种“压力”来自何方？难道是来自于广大的爱好和平的美国民众，他们渴望战争尽快结束并且尽快恢复秩序，她们希望他们的儿子、丈夫兄弟回到家乡，但是却很不聪明的希望我们尽快从中国撤出武装部队？那么答案是什么？答案是：这种“压力”来自于苏俄帝国在美国的朋友们。
总统向蒋介石传达的信息并不算太令人沮丧。至少这个时候还让蒋介石对于美国在道义、经济、和军事上的支持报以一线希望，蒋迫切需要这些支持用以剿灭--- 用Leahy将军的话说--在中国的武装叛乱，直到后来我们的国务卿或者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歇尔使得这一切希望化为乌有。从魏德迈报告中所记载的他和部长Byrnes的谈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对中国的政策已经大体确定，那就是：如果中国政府开始实施剿灭红色力量的行动，那么美国将不向中国政府提供任何援助。国务院很清楚的向魏德曼表明了这一立场，（国务院的报告）如下：
美国不会允许自己卷入在中国的武装冲突，美国也不会在政府军和反叛力量的武装冲突中支持政府军一方。
我们的参谋长--当然指的是马歇尔--则表现的更加露骨、更加令人沮丧。最后是马歇尔宣布那个至关重要的政策：
如果我们看到在中国的反叛力量被以任何形式所压制 或者 被蒋介石政府用武力围剿的话，那么美国将撤走所有对中央政府的援助。不仅如此，美国希望在中国组建一个联合政府。蒋介石必须把共xx主义者带进他的政府中来。
我们已经看到了在波兰和罗马尼亚的例子，就在我们眼前。我们现在却要让中国重新走一遍这通向灾难的老路。不仅如此，在这次反对“中华民国”的行动上，我们走得更远了一些。在这里我摘录一段魏德曼报告中的段落：
“严肃地宣布美国军队绝对不允许参与在中国的内战，对中国中央政府与英国、法国、苏联以及其他国家的关系，美国将保持一段疏远的距离”
是谁在宣布这项外交政策？总统？国务卿？不，是军队的参谋长。在这里我稍微岔开一下话题说一说以上那段话的重要性。在战争结束的时候，美国政府运用它那强大的影响力试图劝说蒋介石接收雅尔塔会议的结果。蒋随后和克里姆林宫达成了一份协议，协议中尊重中华民国关于满洲主权的要求，但是同时这份协议在从日本投降的那一天起就不断地被俄国人违反，据战后赔偿委员会官员Edward Pauley估计，俄国人在日本投降后从满洲地区抢走了价值8亿美元的可动资产，俄国人的理由是这些都属于模棱两可的“战争战利品”。这就是俄国人从兵不血刃的六天战争中所获得的“战利品”--- 8 亿美元的战利品。
我从魏德曼报告中引用的那段声明向蒋介石传达了一个十分清晰的信号，那就是：
美国，在迫使中国接受雅尔塔的出卖之后，将不会再过问中国和俄国之间的事情，也不会再关心中国和俄国之间的关系。
我们就这样把羔羊留给了狮子。我怀疑在历史上我们找不出第二份这样荒谬的声明了，或者我们能找到一份类似声明能把它的作者的意图解释的更清楚一些？但是谁是这份声明的作者？不是总统、也不是当时的国务卿，国务卿本人在这一问题上是为美国忠诚服务的，而是参谋长联席会议，这个名词非常明白，它只不过是乔治.马歇尔 委婉的代名词而已。
我继续这份重要的报告：
[参谋长联席会议清晰地做出指示：如果接受美国援助的中国政府军正在做一些美国政府所不允许做的事情--用于内战或者在做一些进攻性的行动，如果美国政府有确凿的情报可以证明这一点，那么美国对中国的军事援助将立即停止。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军事、和其他形式的援助将 直接取决于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联合政府的牢固程度。美国政府将严肃的考虑以上所提出的条件，美国是否继续类似援助将取决于一个有效的联合政府是否可以建立起来。]
现在你可以读出这份报告中所蕴藏的直言不讳的恐吓的味道，这就是我们对中国的政策。从那时候起，在这个政策的操作下，中国一步一步的落入了克里姆林宫的手掌当中。这个政策从每一个方向阻止了蒋企图剿灭红色力量的努力，阻止了蒋对他的国家恢复秩序的努力，也阻止了蒋满怀巨大热情对他的国家进行内部改革的努力。这个政策的后果就是：把我们带入了朝鲜战争，并且把4亿5000万美国人的朋友变成了4亿5000万美国人的敌人。
到底谁是这个政策的起草人？
难道这些给魏德迈的指令是由克里姆林宫内的 “策略大师”亲自口述的吗？因为这实在是完美的体现了他们的愿望。这项“中国政策”在哪里考虑了美国在远东的重要利益？美国在亚洲战场牺牲了成千上万的士兵生命、损失了无数的物资财产，并且与我们诚心援助的中国盟军一道浴血奋战了四年，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难道不是为了维护美国人的基本价值和利益吗？可是到头来，这一切努力都付之东流的？我们如何面对那些牺牲在太平洋的空中和水面的美国将士们，他们为了维护美国的荣誉和在亚洲的利益而牺牲。每一个战士的母亲、连同我们的中国盟友都被这个政策所出卖。
根据魏德迈给蒋介石的报告我可以确定马歇尔是制定“中国政策”的其中一个重要的作者。读者可能会问，可是这意味着什么？在马歇尔对军事服务委员会1950年9月19日的证词中（这份证词在我看来是一份蓄意的含糊其辞的说辞），他设法给听众这样一个印象，那就是在他起身飞往中国的时候，他并没有参与策划那些（中国政策的）命令。当时来自马里兰州的参议员 Millard.F.泰丁斯正在向马歇尔发问，泰丁斯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
以下这段是马歇尔回答泰丁斯主席非常友好的提问时的回答：
[当我在这间屋子里接受关于珍珠港事件的调查的时候，美国的政策正在国务院中被制定出来，当我在飞机上飞行在海面上的时候，这个政策已经被发布了。]
这是在1950年9月的事情。这个时候由马歇尔帮助制造的战争已经爆发，他正在接受战争服务委员会的调查同时也受到了国防部长的提名。那个时候中国政策对于美国人民来说还不熟悉。但是人们被朝鲜战争的残酷现实所唤醒。马歇尔很希望自己得到这份工作（国防部长）。
于是他左右推委，放纵了事态的自由发展。他相信只要在需要几天的时间，他的国防部长提名--这项参议院历史上所犯的最大的错误，就会通过。他的这种左右推诿甚至连“华盛顿邮报”都觉得有些过分，要知道“华盛顿邮报”是一家鼓励背叛美国在远东利益的一家新闻媒体。我不想在这件不光彩的历史片段上投入太多的笔墨。马歇尔在这一事情上的左右推诿或许看起来让人觉得他不太诚实，这或许会使得他通过正常途径当上国防部长造成一些不便。但是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问题远远超过他的所谓的是否诚实的话题。
现在我们需要关心的问题是马歇尔所参与的一系列事件威胁到了我们能否继续作为一个自由的、独立的人继续生存下去。我们的生存将和远东密切相关，也和在那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密切相关。我们的生存也将取决于在美国政府中那些聪明的对美国忠诚的高级领导人，那些执掌生杀大权的人。我们现在迫切需要在一个更大的角度重新审视马歇尔将军对国家的忠诚问题。
“中国政策”当然还有其它的一些起草人。根据“罗素委员会”的证词，很清楚马歇尔起草了对中国政策的大致方案，其中得到了 艾奇逊 和 John Carter Vincent的帮助。
那么这第三个人--- John Carter Vincent是谁呢？
那么这第三个人---John Carter Vincent是谁呢？
有这么一些人，他们所帮助制定的政策持续不断的使美国遭受到灾难而却使苏联获得胜利，现在已经很明显地看到，Vincent的名字非常频繁的出现在这些人的名单当中。Vincent，他和欧文.拉铁摩尔一道指导了 Wallace在中国的工作。在Wallace的中国之行结束的时候，Wallace向国务院递交了一份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他建议美国“用鱼雷击沉蒋介石政权。”
在他的书《苏维埃的亚洲使命》（Soviet Asia Mission）中 Wallace陈述道，在第172页：当他、拉铁摩尔和Vincent周游中国的时候，Sergei Godlize，一个级别很高的苏联官员--西伯利亚地区执行委员会主席还有一个斯大林的私人密友，同拉铁摩尔和Vincent在一个晚宴上一同举杯欢庆,就好像他们（拉铁摩尔和Vincent）是可以主宰未来中国命运的人
当然还有其它的一些人帮助制定了或者说影响了“中国政策”。在马歇尔飞往中国的前两周，12月2日，William Z. Foster，美国xx党主席，在纽约召开了一次美共政治局会议，其间无非说了一些在xxx主义世界流传很久的老生常谈的东西。但是这次会议还是加了一些新的东西进来，会议里面说到“在中国所发生的内战将是解决其它国际问题非常关键的一把钥匙”。换一种说法就是，欧洲的问题取决于中国方面的形式。克里姆林宫下一步的伟大征服计划将取决于他们在中国能否胜利。这些就是这次会议中这些话的最直白的理解
在2周之前，11月14日，迪恩.艾奇逊 解释了为什么他和马歇尔终于下定决心让俄国必须掌控中国。
在2周之前，11月14日，迪恩.艾奇逊解释了为什么他和马歇尔终于下定决心让俄国必须掌控中国。我相信这是他对克里姆林宫以及他们在美国的朋友们所做的一次美国对中国问题的官方的保证。艾奇逊在发表这次讲话的时候身份是美国"次国务卿"（Under Secretary of State），由坎特伯雷大学的红色校长--Hewlitt Johnson陪同，由未来的叛国者 Corliss Lamont 陪同，由Paul Robeson 和 Joseph E. Davies 陪同，这两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总是尽其所能向美国人民宣扬俄国或者克里姆林宫的种种好处。
艾奇逊是以陈述一段不真实的历史作为开场白的，他说美国和俄国的利益在全球任何地方是从来没有冲突过的；他的充满热情的演说显然忘记了他的俄国母亲当年因为企图染指北美西海岸而迫使美国产生的“门罗主义”；他也忘记了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当时的总统 西奥多.罗斯福 支持日本就是因为担心俄国在中国的侵略会对美国在亚洲的利益产生不利影响。
就在这个时候俄国的红色军队已经很明显的对满洲表现了他们的意图，那就是把满洲当作他们的殖民地而不是把它当作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他们全心全意地为这件事情而工作，彻底的毁灭掉了由 John Hay所创立的对中国的“门户开放”的政策。他们同时也在赤裸裸的显示出要把北韩吞并到满洲殖民地去的意图。为了他们的利益，我们帮助他们完成了敲诈勒索蒋介石的条约，但是现在他们仍然在违反着这些（同蒋） 的条约。
可是我们的“次国务卿”却在俄罗斯帝国面前卑躬屈膝，没有发现任何我们曾经和这个帝国曾经发生过利益冲突的例子；在这里他（艾奇逊）无限虚伪的把那些被强迫征服的俄国民众、布尔x维克的首批牺牲品、克里姆林宫的匿名的奴隶称为 “苏联人民”-- 和那个臭名昭著的暴君当作一回事来论述。我们可以在艾奇逊的这次公开讲话中发现一个彻底的（和我们的）观念上的不同，他继续说道，当他说完这些话 Dean Hewlitt Johnson，Corliss Lamont、Robeson 和 Davies 都鼓掌表示欢迎，
艾奇逊继续说道：“我们理解并且完全同意“苏联人民”的意见，他们要求在那些与他们接壤的国家中保持一个对苏联友好的政权，这对苏联的安全至关重要，同时也对世界的和平至关重要”。
“世界的和平”-- 这就是杜鲁门总统给蒋介石强加的冠冕堂皇的道德理由，用这个道德理由迫使蒋介石向中国的红色力量投降。
我想这是艾奇逊向莫斯科发出的一次很清晰的信号。他实际上在说：“你们已经看到了我们把满洲和北韩让给了你们。这项工作已经完成了。你们又给了我们另外一项工作，想让沿你们边界的满洲和蒙古拥有一个友好的政府。不用害怕，稍微等等，我们会办到的，只要给我们一些时间，你们就会拥有一个友好的亚洲，这样我们就可以达到世界和平了”
这应该是这段话最直接的解释了。并且，我们也应该看到，对于避免“克里姆林宫”在中国拥有一个友好的政权以及我们在朝鲜拥有一个血腥的、没有意义的战争，马歇尔和艾奇逊没有使出一点力气，没有考虑到他们国家的一点利益。
就这样马歇尔的指示被马歇尔、艾奇逊和John Carter Vincent最终确定下来，当然，还有 挨戈鲁.锡斯（Alger Hiss），此人当时供职于远东部门，现在则是艾奇逊先生的最信任的朋友。马歇尔这时已经撤回了他在1950年9月作出的不实证词，他试图在那篇证词中表示他并没有参与制定“中国政策”并且只是一个负责传递总统“中国政策”的信使（我记得论语老兄在他的帖子《试图重新认识马歇尔》中提到过这一点）。因为他已经意识到真相正在透过一本书中的描述紧紧地盯着他的眼睛，这就是在James F.Byrnes的书《坦率地说》（Speaking Frankly）中所写到的，在这本书的第226页Byrnes写到：
[在我启程飞往莫斯科的前一个星期日，次国务卿艾奇逊，马歇尔将军和他们的手下在我的办公室里开了一次会。那天早晨，在那次讨论结束的时候，我们一致同意了这些（我们所共同商讨的）政策，这些政策随后被总统所批准，并且于12月15日向公众公布]
我们还知道，从艾奇逊在“罗素”委员会面前的证词来看，马歇尔--在向其出示了国务院中的一份他所勾勒的政策草案之后，通知Byrnes他将会很愿意“参与其中”，而且他也确是这么做了。
还有一件事我们应该回忆起来，泰丁斯主席曾经写信给马歇尔询问拉“拉铁摩尔”是不是在美国国务院中远东政策的制定方面起到很重要的作用？马歇尔回答说他从来没有见过“拉铁摩尔”。可是，拉铁摩尔曾经参与了国务院召开的有关远东政策问题的一次3天的圆桌会议。其中一些与会者后来指出拉铁摩尔在这3天当中就坐在马歇尔的旁边，而且非常热情地与马歇尔交换和讨论各自的观点。
关于这段时期的形势有一段非常有意思的注脚，Byrnes曾经带着他那被诅咒的任务访问了莫斯科，同一时间马歇尔带着他的任务去了中国，Byrness后来记下了这次近乎天真的访问过程。在他的书《坦率地说》地228 页，Byrnes用他和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内有关中国问题的一段谈话揭示了一些事情，我引用Byrnes的原话：
[他（斯大林）对于马歇尔将军给予高度的赞扬，说不会有第二个人在中国的工作可以做得比马歇尔更好。斯大林同时加了很多细节的描述，以便让我觉得满意]
在Jonathan Daniel的近乎史诗般经典的描写杜鲁门传记的书《独立的人》（The Man of Independence）中曾经记录过一段在白宫中针锋相对的场景，过了几天之后，斯大林在莫斯科给予了马歇尔上文提到的高度的赞扬。这段场景是这样写的：马歇尔去找杜鲁门批准他的政策，同时，Leahy将军也在场，Leahy 断然的责备马歇尔他的“中国政策”已经完全背离了罗斯福总统对于中国和远东问题的态度。他们两人的争论非常的激烈，这对于他们后来的友谊造成了永久的裂痕。
Daniels在他的书中第317页这样引用Leahy的话：
“当马歇尔准备启程飞往中国的时候我就在场。他说他准备告诉蒋介石他必须和共xxx者合作，否则将失去我们的帮助。当他从中国回来的时候说了同样的话。
我想这两次他都错了”
Leahy在他自己的回忆录里对这件事情的描述非常的模糊和简略，这或许是是因为他（Leahy）当时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并且照顾到杜鲁门宣称的他（杜鲁门）是罗斯福全球政策的忠实继承人的缘故吧！考虑到这些，Leahy在他的书《我在那里》（I was there）104页写道：
“在战后的日子里，马歇尔将军和我在我们的一些外交政策方面有着巨大的分歧”
我暂时把我们的“中国政策”所带来的道德方面的问题先放一放，这些“道德问题”足以让每一个有良心的美国人感到羞耻。我们看一看这个简单而又清楚的问题-- 美国的国家利益。在1945年秋天的时候美国在中国的利益是什么？美国和俄国的赌注是什么？那些是可以摇摆的，那些是可以被允许渗透进中国的？这些都是我们描述中国问题的核心。
我想如果俄国控制了整个太平洋沿岸的亚洲海岸对我们来说会意味着什么？如果他们进一步控制了外围的一些地方，比如 日本、台湾、菲律宾等等。
我们的腹部将不可救药的暴露在外面。不仅仅是夏威夷会感觉到巨大的威胁，我们的太平洋沿岸同样也会陷入不安全当中，最严重的是，通向阿拉斯加和加拿大北部的道路会直接在俄国航空兵的威胁之下，俄国人已经为了完善他们的北极作战筹备了好长一段时间，他们可以通过他们自己的大陆架登上阿拉斯加。在掌控了西太平洋之后，他们可以通过海洋和陆路补充和更新东西伯利亚的军事装备，而我们即使想要阻止也不太可能。从阿拉斯加到皮斯堡，还有美国整个的西海岸，都将在苏联远程轰炸机和导弹的威胁之下。
试图掌控沿亚洲的海岸线是俄国人在雅尔塔所下的赌注之一。这也许叫做“面向海洋的战略”问题。但是同样还有大陆战略问题，这也将促使俄国人在大陆上作一些对未来的战争的防范措施。我承认我对这一领域并不精通，于是我转而请教了另外一位专家。我询问了一位主要的战争亲历者--陈纳德将军，他是空军人员，在二战期间指挥驻中国的美国空军，它同时也是长期以来驻亚洲的志愿航空队的指挥官。我在这里引用一段陈纳德将军的书《一个战士的路》（Way of a Fighter）其中的一段话，在这本书的序言：
“中国对太平洋来说非常关键*****，美国应该基于事实基础全面评估中国对美国的价值，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应该根据这样一个全面的价值评估基础之上。”
我继续引用：
“俄国人同样明白中国的价值”
我继续引用：
“在俄国人的亚洲腹部完全安全之前，我很严肃地认为俄国人在欧洲不会做作出太出格的事情，仅仅会制造一些小规模的试探性的冲突和麻烦”
（译者注：我记得以前有位网友说过俄国人在亚洲的历史就是寻求其远东安全的历史，高见）
陈纳德接着解释了为什么他会这样认为：
“在二战期间中国人帮助修建了一些为美国空军服务的空军基地，这些基地位于成都、西安、兰州，都位于中国的西北，通过这些空军基地，俄国人在乌拉尔山以东的工业基地都会受到这些驻扎中国的空军轰炸机的打击范围之内。通过这些空军基地和中国北方数十个类似的基地，俄国共xx义者在西西伯利亚和东西伯利亚之间狭长地带中任何可以造成威胁的动作都会被一小队空军轻而易举的发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