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山彝汉关系：西南地区民族关系一隅
这篇文章是在两周前开始动笔，是从当时西昌两起歧视彝族的案例说起，谈了一些民族政策的历史和现实。3•01事件之后，网上和民间的论调起了微妙的变化，极端情绪和高端圣母配合废话公知翩翩起舞。因此，我把文章进行了大幅度删改，局限在凉山范围内，加了更多凉山地区的具体说明。整体意思就是凉山人说凉山事，其他的地区和问题，我也无力参与了。由于删改前后思路有所差异，因此文章结构体系有些混乱，请多包涵。
其实凉山地区的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是很有代表性的。如同我之前的文章，我并不想提出过多政论。我希望这些文字能成为大家思考的参考资料，因此对于网上常见的主流论调没有做太多介绍，着力在我认为内地读者可能不太了解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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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则新闻
前两周彝族朋友的微信和微博圈子里在大量转发两个贴子。一个贴子是西昌街头的一个小广告，内容是一个私人房主出售房屋，在广告上突出说明“不卖彝族”。另一个贴子是西昌市小庙乡小庙村十组的一个公告，不准村民将房屋租给非法经营者，括号说明“包括吸毒、贩毒、卖淫嫖娼及彝族和带黑社会性质的团体和个人”。这两个帖子在彝族青年中掀起了轩然大波，各种转发回帖说什么的都有，并都对这种明显的歧视行为表示了极大的愤慨。虽然小庙乡最近发了政论通知称撤销小庙村十组的公告，但也不能阻止最近两天微博上就此开始的骂战。
更有人拟了一个声讨书发在网上，并署名作者为全体彝族同胞。我支持声讨的行为，但是却不想用那篇文章一样的叙述，所以我还是写个文来说说。
2. 凉山地区的彝族与汉族分布
凉山彝族地区，大致是指彝语北部方言区，包括凉山州、乐山市马边县、峨边县、丽江市宁蒗县（以上为彝族自治地方）、乐山市金口河区、雅安市石棉县、汉源县（以上为比照民族地区享受政策县区）、甘孜州九龙县、攀枝花市盐边县、米易县（以上县彝族人口占全县人口25%以上）、攀枝花市仁和区、宜宾市屏边县、泸州市叙永县（以上县区有较多彝族乡）等地的彝族聚居区。
实际凉山州辖区有多个汉族人口比例较高的县，如会东县汉族人口约占90%，会理县汉族人口约占83%，宁南县汉族人口约占77%，德昌县汉族人口约占75%，西昌市汉族人口约占75%，冕宁县汉族人口约占65%。与此相对，凉山腹心地区，多个县汉族人口低于5%。这是典型的“大杂居，小聚区”的格局。
就凉山州全境而言，彝汉人口大约各占一半，各220万左右。攀枝花辖区内，汉族110万左右（据说本地世居汉族与三线建设迁入汉族各约55万，数据存疑），彝族大约15万左右。
3. 凉山地区彝汉迁徙历史
凉山地区彝汉关系长期互动发展。彝汉人口均是长期持续迁入凉山的。南诏之前，西昌及周边地区是中原王朝的正式行政编制行政区，多称嶲州，彝族人口迁入较为零星，汉族也只主要在今西昌附近活动。此时，彝族先民乌蛮民系大量在今滇东黔西一带活动，其中大姓爨氏与中央王朝多有互动。南诏大理时代，凉山地区属于南诏大理的重要辖区，彝族人口大规模迁入凉山东部，元灭大理后在凉山地区设立罗罗斯宣慰司。罗罗斯即蒙古语对云南部分彝族自称罗罗的音译。明清改土归流及土司的衰落促使凉山彝族大量向西部与南部迁徙发展。而汉族人口则以西昌（唐嶲州、南诏建昌府）至会理（唐会同军、南诏会川都督府）一线安宁河谷为中心，南（来自滇中）北（来自川南）两向持续迁入，并向四周扩展。
彝汉迁徙路径基本表现为，汉族是翻山按水系前行；彝族是渡河按山脉前行。产生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生产方式上的差异。当地汉族以稻作农业为主，主要在平坝河谷地区活动。而彝族大多半农半牧。畜牧以羊最为重要，特别是绵羊，牛马也比较多，牧业在生产生活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农作物原以荞麦、燕麦等为主，后大量种植玉米和土豆作为主食，相应农业在社会经济中的比例有所提升。美国学者Stevan Harrell以及巴莫姊妹彝学小组称凉山彝族的生产生活模式为“Mountain Patterns” ，并在美国举办了有关专题展出。
清中期以后，凉山地区彝汉冲突增加。汉族方面表现为因人口压力逐渐向偏远地方开荒，与彝族聚居地愈加靠近，甚至深入彝区。彝族方面表现为土司衰落后持续迁移，社会新结构对于奴隶人口的需求增加，到汉地劫掠人口的情况增多。这种冲突和互动一直持续到解放后、民主改革前。但总体而言以小规模零星冲突为主，没有大型战争。
与此相对，彝汉边界地区，特别是安宁河谷地区，汉族地主与彝族领主为求互保，往往以“干亲家”的方式（双方子女互认对方男性家长为干爹，或两家男主人结为异姓兄弟，以前者居多）结成联盟。实际上这一方式非常有效，使得多数彝汉边界保持了稳定。红军长征在凉山的彝海结盟，在彝族一方看来是带有“干亲家”联盟意味的。至民国时期，汉族农民租种彝族领主土地、彝族贵族家庭把子女送入汉族先生私塾的情况在安宁河谷彝汉边界地区已不新鲜。同时，彝汉互市虽规模不大但在彝汉互保的平和中持续存在。“干亲家”这一民族和解联盟方式至今仍在部分彝汉杂居地区延续。“干亲家”方式的本质是把宏观的、冰冷的民族集团关系分解为微观的、温暖的家庭成员关系，以一个个家庭联盟为焊点，弥合彝汉地区。
参见附件1 凉山地区彝汉迁徙路线
4. “民主改革”对凉山的深刻影响
民主改革，这里特指中共配合汉区土改，针对民族地区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经常简称为“民改”。与土改激烈的政治经济行为相比，民改在方式上初期相对温和，最后结果大致相同。
凉山彝族传统社会结构为等级种姓制度，分为贵族（主要为奴隶主和领主，部分为自耕农，约占总人口10%）、平民（主要为受领主管辖的自耕农，少数为奴隶主，约占总人口75%）、奴隶（包括掠夺的其他民族人口，奴隶按人身自由程度的差异又可细分为几类，奴隶约占总人口15%）。社会治理方式的基础是姓氏宗亲“茨威”，按当地汉语习惯一般称作“家支”或者“家门”，社会治理是外部家支结盟、内部宗法管理、平民家支依附于贵族家支、奴隶无家支庇护的宗法社会。相应的婚姻制度为民族内婚、等级内婚、家支外婚。法律制度以习惯法下的长老调解为主，巫术神判为辅。宗教生活为万物有灵信仰，以毕摩主导的经书诵读及仪轨为主，以苏尼主导的跳神为辅。社会生产为半农半牧，农业生产所占比例有提高的趋势。此外，不同家支联盟间争夺土地和人口的战争频繁发生（当地汉语称为“打冤家”）。
民主改革首先从调解家支间的战争入手，大量的家支矛盾在政府主导下平息。接着政府组织上层贵族学习讨论，希望他们主动释放奴隶、平均地权，实质是在军事压力下要求统治阶层进行自上而下的革命。这一阶段，初期推进温和，一些贵族主动进行了改革，但多数贵族没有响应。同时，政府开始接收逃跑的奴隶，甚至怂恿奴隶怠工、逃跑，从而导致一些贵族对政府产生不信任。由于温和民主改革进程太慢，凉山民改中期政府开始了一些激进的改革动作，最终造成大规模的贵族武装叛乱。但是武装叛乱中仍有很多贵族对政府没有直接敌意，而是不愿意改变社会形态，他们很多人对政府喊话的内容都是“让汉人不要插手，看这些奴隶能不能翻天”云云。民主改革的末期，政府武装迅速平息了贵族武装叛乱，全面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
凉山民主改革的积极意义不言而喻：废除了奴隶制及平民对贵族领主的身份附属关系，并使大量的民众获得了生产生活资料，各个种姓的民众获得了人格和人权上的平等，理论上所有民众获得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些都是是社会的极大进步。但凉山民改没有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是旧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全面破除之后，新的现代化的社会结构并没有建立；领主奴隶主经济被完全消灭，但新的社会化生产经济没有建立。这一组问题在内地陷入极左和文革漩涡中，社会经济发展缓慢时，并没有突显出来，或者说，虽有很大问题，但和内地差异不大。近三十年来，内地和沿海经济突飞猛进，凉山的汉区和内地其他地区一起，并入到中国经济的大市场脉络中，虽程度不同，但都得到快速发展。但是凉山彝区由于社会治理和经济结构，特别是社会治理方面的问题，无法融入中国经济脉络，民族隔阂陡然增加，凉山彝族社会经济全面“坍缩”，直至出现贫困、偷盗、毒品、艾滋病的“黑洞”。
参见附件2 凉山民改扩展阅读资料
5. 彝族社会的“坍缩”与社会问题的“黑洞”
凉山民改只“破”不“立”，这和内地土改有一定相似性，但是因为混杂了民族因素，结果形成了恶劣的后果。
凉山民改最终的结果，在经济方面是使所有人成为自耕农，全面消灭了社会分工；在社会治理方面是铲除了长老习惯法制度，却并没有使现代法制进入凉山彝族生活。本来政府有相当的时间修补和培育，但几十年的极左风潮，凉山彝族地区，特别是“老九县”腹地一直处于停滞的状态，其间甚至出现了“杀光贵族”的极端政治运动。
改革开放之后，内地经济运行逐渐进入正轨，凉山汉区也通过政府和民间的种种联系，搭上了发展快车。而凉山彝区，全民自耕农的社会经济结构、恶劣的自然条件造成的低农业产出与封闭环境，以及语言文化差异，使得彝族民众较难融入主流经济。但是较难不等于不能够，克服种种困难外加政府努力，本来有机会搭上末班车。然而，彝族地区社会治理机制的缺位开了一个逃逸窗口，使得这种艰难的融入过程奄奄一息。
假设一个房间门很难打开，但是窗上了栅栏，要出去，一般会选择努力开门。但一个房间门很难打开，窗户却大开着，很多人（并非全部）就会跳窗出去了。凉山彝区的社会治理机制缺位就开了这样的逃逸窗口，第一个让很多人翻出去的窗口就是偷盗。
民改之前，凉山彝族的社会制度教育主要通过家庭教育配合习惯法判例这两处进行教育和约制，前者是教育后者是实践。因此，对于各类社会“违规”行为有制度化的管理手段，其中也包括对偷盗、危害社会、妇女保护等的习惯法约定。自从长老习惯法制度被全盘打碎、宗法管理被极力压制之后，凉山彝区实际是一个无法制社会。当地民众普遍反应“现在的人管不了了”、“家支也说不上话了”等等。相应地，社会运行主要靠道德进行家庭约束。这等于是说，社会的制度化管理坍缩为家庭单位的自我管理。这个道德约束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强制性弱（依靠个人自觉和家长管理），二是地域性强（带有“乡规”的意味）。这样的结果就是，偷邻居家的东西，自己也知道是错，当地社会也不容忍；到汉区偷东西，好像已经无关自己的对错，当地基层社会也认为事不关己。偷了东西回来，改善家庭生活反而让人羡慕，和当年的中国偷渡客衣锦还乡是一个感觉：谁管他在外面做了什么，即便知道。
但是为什么偏偏是偷盗最先有也最普遍呢？我想恐怕是偷盗行为“门槛低”又易操作。有些前往内地偷盗的，其技术含量之低，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更有各种无目的偷盗，简直就是为了偷而偷。我曾听凉山州的刑警说过一个案子，那个彝族青年入室盗窃，没找到现金，就把人家一锅饭吃了。
其实，与偷盗相比，还有一类比较温和的行为——卖血。1995年前后，我多次在西昌血库遇到前来卖血的彝族青年，他们形容憔悴，年纪很轻，很多还不会讲汉语。血站的工作人员说，一般到彝族年和火把节前，前来卖血的人数会激增。
1990年前后，毒品开始大面积在凉山泛滥。我上初中的时候，我同桌的汉族同学偷着吸烟都要裹上头痛粉（含少量咖啡因等兴奋剂），足见社会风气如此。后来，凉山州和西昌市的媒体几乎每周都在播放禁毒的内容，以至于我们中学都多次组织学生观看禁毒专题片和禁毒主题的电影。
当时主要还是金三角地区的海洛因经云南向凉山地区输入。毒贩先引诱文化程度低的无业彝族青年吸食，之后强迫或半强迫其以贩养吸，再利用这些青年作为向内地输送毒品的脚力。毒品利润丰厚，对当地无收入来源的青年来说，很少的一点跑路费就被看作是巨额收入。再加上自己吸食，现金挥霍飞快，又不得不再次运毒，实际形成一条利用毒品控制大量脚力的运输渠道。最近10年，政府打击力度加强，毒品运输又出现新情况。毒贩利用毒品诱使和控制人数较少的一批彝族人，唆使他们诱骗没有文化不懂汉语的深山中的彝族妇女，特别是孕妇和哺乳期的妇女，通过消化道或者阴道体内藏毒乘长途汽车进行运输。从昆明到西昌，每个妇女一趟可以有一千至几千人民币的收入。这笔“巨款”对很多无知妇女很有吸引力，但是代价不仅是受法律制裁，更有人因毒品包装破损而身亡，而这些妇女在藏毒前则对此一无所知。
传统彝族社会，对妇女有相当程度的尊重，因为女性出嫁，代表的是两支家支结盟，出嫁妇女在夫家代表的是娘家的宗亲势力。所谓“射雁天空怒，打妻岳丈怒”。未出嫁妇女受到本家的保护，出嫁妇女由娘家宗亲势力提供支持，夫家提供保护。因此，传统彝族社会不可能出现由妇女单独远出挣钱的情况，更何况是运输毒品。事实上，彝族妇女体内藏毒的新闻出来后，老一辈的彝族人纷纷说“这些女的她后家（娘家）在做啥子！”
大规模的毒品泛滥必然带来艾滋病的扩散，主要扩散途径是共用针头注射毒品。像毒品重灾区的昭觉等地，村里只剩老人小孩和无劳动能力艾滋病患者的情况一度相当普遍。这已经是又从家庭管理坍缩到个人堕落的黑洞。
在这样糜烂的社会环境下，传统社会治理方式开始寻求方案。“家支禁毒模式” 即是彝族社会利用传统的宗法制度，在本姓氏内通过宗法管理、宗教盟誓的方式，在宗亲内部进行禁毒。这种方案被很多学者看作是新型的社会工作形式，但在我看来，这是社会管理缺位的彝族社会在回归传统的管理方式。因为实际上，近年来凉山彝族地区各姓氏的宗亲盟会活动越来越活跃，讨论的内容除编写家谱等必谈话题外，往往会涉及宗亲内后代教育、男女平等、汉区就业等等内容。家支盟会其实质就是对传统社会管理方式的回归，不同之处在于现代家支盟会涉及内容是当下生活中的议题，而毒品问题因为其特殊性而突显出来。很多教育程度高低不同的彝族人都表示：“过去（指民改后到1990年代）不敢开茨威蒙格（家支盟会），现在黑彝白彝大姓小姓都开，是好事。”这其实是表达了一种在社会管理缺位结构下，对传统社会治理方式的渴望。
然而，汉区在外部看来，很容易把彝区的问题黑洞归结为彝族“好逸恶劳”或者“劣根性”。一些到过凉山的志愿者也表示，到凉山彝区工作，“收获的感动少、感到的无奈多”，对彝区青年“不上进”、“没追求”感到痛心。这一认知上的差异，使得汉区民众对于彝族的误解不断加深，因此才会出现文章开头说的，把彝族与吸毒贩毒并列起来。而又造成彝族民众对汉族的对立情绪，形成恶性循环的死结。
前面这几段不厌其烦的叙述，都是在讲彝族社会治理缺位开出的“逃逸窗口”，实际上，本质还是那扇“门”——就业——不容易打开。很多网友都提出，就业不畅是民族地区各类矛盾的症结所在，我完全同意，只是我想强调，社会管理的缺位或者混乱造成的凉山彝族社会的腐坏，与就业无门的状态一起共同造成了偷盗、毒品等社会问题的黑洞。我希望，不仅要“开门”，还要“关窗”。
参见附件3 凉山地区偷盗和毒品问题扩展阅读
6. 艰难的就业与民族照顾政策
有关凉山彝族青年的就业问题，我在凉山童工 一文中已经提到。我想再说两句。青年劳动力在本地就业困难，不是少民地区特有的情况，全中国都有这个现象，因而出现了打工潮和大规模季节性人口流动。但是凉山彝族地区因语言文化壁垒以及教育程度较低的问题，就业难度进一步提高。这种现象，必须要有政府的Affirmative Action作为支持和协调。
在解放初期，中国政府提出和实践的针对少民的优待政策，对于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发展有相当的积极意义。但是几十年过去，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已经完全不同，而民族政策仍然僵化不变。特别是其中的“民族照顾”政策成为不适应当然社会生活的鸡肋。像一刀切的民族考生加分，各类案件中的对少民从宽处理，完全不符合现今的社会状况。而最重要的一环——就业方面的措施却几乎没有。
由于早期的民族照顾政策是配合计划经济体制而制定的，因此没有在就业上问题单独制定促进措施。其实现在的少民加分或者降分录取，也是因为全国大致一体的教育体系才使得这一政策仍在实施，私立学校或者自主招生的部分也并没有执行民族照顾录取政策。
在市场化的经济运行中，少民青年因为各种原因在经济运行中总体上处于劣势，无论从社会公平还是国家稳定的角度看，采取适当的Affirmative Action对其就业予以促进是相当必要的，这也是不少国家正在采取的政策。
像凉山彝区这样的地方，社会生产凋零，经济活力枯竭，必须要促使大量的人口转到非农业的领域才能促使当地经济结构的转变和民众生活方式的改变。实际上凉山彝区220万彝族，青壮年劳动力抛高算占35%，其中一半需要通过Affirmative Action解决或者促进就业，也不过38万人，实际很可能没有那么多。这些劳动力人口对于全国经济总量来说微不足道。可是如果没有政府的积极干预就业，这些人当中如果有十分之一从事不法活动，对全国的影响将是巨大的。
很多人对于“民族照顾”政策的印象就是“偏袒”少民。其实，这是现在僵化的民族政策的体现。一项好的Affirmative Action不仅要使民族青年得到雇佣，同时还要促进对这些青年进行培训和管理，否则大量出现雇员不能完成工作或者不按现代企业雇佣的方式工作（例如随意旷工）等现象，则无法长效地提高民族青年的就业水平。在现代生产方式下的雇员生活方式也会随之转变，这对民族文化的时代化和汉族与少民的关系都有促进作用。
在西昌，我们能明显感受到很多汉族民众对彝族的排斥心理不完全是简单的民族隔阂，还有一方面是生活方式的差异，彝族群众进入城市后依然采用乡土生活方式（这是与其经济模式相关的），无法完全融入当地社会，加上民族标签就形成了鲜明的民族差别。说到这一点，其实与内地一些大城市中本地居民和外来人口的摩擦有类似之处，只是在少民和汉族的交往中被深刻地打上了民族烙印。
事实上，汉族地区的文化也因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不断时代化，如果少民青年不能加入到主流社会经济的发展脉络，其本土文化不能或缓慢时代化，就造成了民族之间沟通包容的鸿沟。换个角度说，生活方式的差异不在于吃什么、玩什么、信什么宗教、过什么节日，这种生活方式差异在于是否在同一个社会化生产的结构中生存，彼此了解的社会信息是否有大面积交集。要知道，我明白你在想什么，最大的可能是我有同样或者类似的经历。
7. “淡化民族特色”可不可行？
3•01事件出来以后，网上一大票公知大声疾呼，要“淡化民族特色”，“让全体民众公民化”。我感觉这里面有两类思路，一是希望民族差别不要左右现实的政治经济生活；二是对少民文化和身份持消极态度，不公开地支持汉化和同化。不论是两者中的哪类，其政策设计都是与胡鞍钢先生的“大熔炉” 论调是完全一致的。
胡先生对美国的族群关系和构架方案推崇备至，但却选择性的忽略了三个问题：美国的国民从哪里来？美国的印第安人状况如何？美国为什么又有Affirmative Action？
人人都知道，美国的历史就是移民的历史，美国的族群人人都是“外来人”，白人从一开始就是各国各色人等抢占地盘，相互斗争平衡，哪里来的“历史区域”？英语成为共同语也是经济交往和政治博弈的结果。更何况现在美国南部仍然有大面积的区域通用语言是西班牙语。黑人就更不要说了，贩卖来的奴隶来自不同的地域和部落，逐渐采用奴隶主的语言作为交际工具，基本丧失了自己的文化，根本称不上一个民族，在这种情况下投入了美国的“大熔炉”。这些历史难道还需要重复细说吗？这和中国境内很多民族在现分布区域内，动辄几百年的居住历史有可比性吗？请问胡先生是没有听说过一个词汇叫“世居民族”吗？更何况中国的汉族民众不让他们住历史分布区域那让他们住哪里，全赶高山荒漠里？
我也非常想知道胡先生对美国印第安人的生存状态有何种了解，特别是印第安人酗酒问题及印第安人毒品问题。美国的“大熔炉”为什么不“熔”他们，或者没“熔”好他们？这是因为他们生活在“历史区域”还是因为他们被抛弃在主流社会之外？
最后，我希望胡先生对美国的Affirmative Action多说两句，再不济谈谈加州大学董事会诉巴基案，说说逆向歧视恐怕也比完全避而不谈高明得多。
从实际效果来说，身份证是否显示民族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而各个人群是有权保存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即使在全球化浪潮的今天仍然显得十分珍贵。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胡先生等人谈的大熔炉正是试图消弥地域和群体文化，这受到阻力必然是空前的。事实上，现行的很多政策或者实务当中的情况，正是很多少民青年必须放弃或者缩减自己的文化才能获得教育和就业。实施胡先生提的政策和今天的现状又有什么两样，胡先生只是想做得更公开、更彻底而已，这能解决民族问题吗？既然爱情不是你想买，想买就能买，那么民族“特色”也不是你想淡化，想淡化就能淡化，您说是不是？
其实“公民化”是很好的正确思路，但是公民化不等于均质化。我前面已经说了，生活习惯、民族文化、正常宗教信仰不是公民社会的障碍，相反，每个人有权保留自己的习俗文化和信仰正是公民社会的状态。而且，正因为要建设公民社会，才应该使全民普惠地进入趋同的社会生产方式。就好像我们都知道微博可以发图片，这和我用中文版还是英文版是没有关系的。与此对应，葛剑雄先生提出“应当适当增加民族地区企业对当地少民的招工”是有真知灼见的。
当下的事实是少民青年进入全国一体经济的脉络有各种问题和障碍，这种种问题和障碍有的是制度性的（比如三线建设企业主要是汉族工人），有的是市场性的（比如企业主更愿意招收熟练汉族工人）。不解决这些问题，你再出什么民族政策都是没用的。就好像你给我说，全国男人都要对女朋友说普通话，我说：首先，我得有个女朋友。
我们日常的工作中，已经有大量的少民青年在内地工作，汉族同事朋友也乐于与他们交往和合作。这正是因为有了共同的社会生产生活模式，有了共同的话语。他们中相当部分回到家中还是和家人讲民族语，过民族节日。还有更多的少民青年希望有这样的权力和机会。（我顺便给某些少民朋友提醒一下，谁说社会化生产方式就是汉化的？哪个发达经济体不是社会化现代化生产方式？）
我在瑞士语言现状一文中也提到，只有各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大致相当，他才能保证多元一体和相对稳定的布局。在中国来说，不仅是地域的问题，还有人群的问题。我想内地汉族民众也不希望生活模式完全不同的少民来影响生活，让各族群众都在自己的家乡平衡发展难道不是好事吗？
8. 少民一定想和汉族分家？国族解决一切？
首先，各个集团之间的联盟本质上讲是政治经济利益的共同体。抛开境外敌对势力不谈，少民中想和汉族分家的想法通常有两个原因，一是觉得自己受到汉族压迫；二是觉得分家后自己会过得更好。（其实就后一种想法而言，世界上失败的例子太多，但是没有人觉得自己会那么倒霉。）这其中的原因错综复杂，并非一时一事。但是，其中少民没有参与社会经济主流，不能或较少分享国家发展的成果有相当大的原因。这个问题不解决，越是强制同化，效果越差，分离情绪越浓厚。换句话说，各少民地区和人群与国家的经济一体化程度越高，分享社会发展程度越深，就越不愿意分家。甚至达到一定程度就无法分家了。我们从小学的汉族与少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就是讲的利益集团一体化。
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少人大谈民族认同，大讲“想象共同体”。且不说是不是全国都一个民族就肯定没有分离思想，你这“想象共同体”不是一代人几句宣传就能实现的啊。而且认同同一个国家，各自又属不同民族这不是很常见的现象吗？怎么把分离情绪全部打在民族认同的十字架上，又以为“操纵”民族认同就可以解决问题？
民主改革之初，凉山多少翻身奴隶是如此地认同这个国家和政权，真心认同汉族亲人，不就是因为他们分享了国家发展的红利，对这个国家充满了感情！那个时候哪里来的国族认同？同样这些人，怎么现在就要咬牙切齿地偷攀钢的钢材？
9. 怎样打开民族问题的死结
我作为一届民科，我也提不出什么解决民族问题的灵丹妙药。但是我想有这么几个方面需要注意。
一是，汉族学者搞民族问题一定要有田野工作的基础，就是我们说的“同吃同住同劳动”，否则你不能真正了解他们想什么，需要什么。拉着一堆外国政策架一个空中楼阁明显会水土不服。那些汉族警察在抓到贩毒彝族妇女之后为什么会泪水涟涟？不就是因为有了交集之后，了解了她们的生存状态与诉求。
二是，少民青年应当认识到所谓毒粒也不是灵丹妙药。不能解决融入世界经济主流的问题，越是毒粒就越是成为“印第安保留地”。不论你毒粒的想法有多强烈，解决与世界经济发展的接口问题才是当务之急，这个问题一定不是实现了毒粒就自动出现的附加效果。退一步来说，你非要毒粒，那没有毒粒之前你的乡亲们就不要发展了吗？
最后，我们不要耻于谈利益，只是高唱道德上的“民族团结”。政治经济文化的共同利益才是各民族共处团结的基石。虽然小的龃龉不可避免，但大方向上的共同利益才是“同呼吸、共命运”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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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凉山彝汉迁徙路线
按照传统彝族自述史，凉山彝族主要为古候、曲涅两支。他们从今云南昭通渡过金沙江进入今雷波等地，在今美姑至峨边间辗转来回迁徙。后两支人在今美姑举行盟会，确定了两支人的迁徙方向，称“古候在右边，曲涅在左边”，即古候大致在东，曲涅向西。现今凉山彝族的分布仍大致如此。美姑等腹心地区古候、曲涅两支比较混杂。近代以来，彝族人口在九龙、康定、永胜一带扩展。
凉山汉族人口不少有明确家谱记载从内地搬迁来的时间。至少在明朝后期已经大致形成当代当地汉族农村的布局。安宁河流域一带的汉族在明清时代出过不少的有相当学识水准的文人。
图为大致示意，只限文中所谈到地区。蓝色区域为彝族大致分布，蓝色箭头为彝族大致迁徙方向；红色区域为汉族大致分布，红色箭头为汉族大致迁徙方向。箭头大小表示大致迁徙人口多少。红色与蓝色交叠区域为大量混居地区。
附件2 凉山民改扩展阅读资料
《民改实施办法》
一则当代新闻报道
一则民改专题事项的讨论
有关回忆书籍
这张1958年美姑县巴普镇俄其呷惹在民主改革中历史性地分得了2.5亩土地的图片一直是凉山彝区民改的标志性图片。
附件3 凉山地区偷盗和毒品问题扩展阅读
说起凉山彝族的偷盗行为，在我印象里，是1980年代初期开始泛滥。但我家长辈认为，1970年代时期已经开始出现端倪。当时内地来凉山的知青带着革命激情而来，结果被凉山落后的现实当头浇了冷水。待上一段时间以后，很多青年人出现了营养不良等症状。其间，有些个别的知青因为身体上的饥饿和精神上的困苦，开始出现偷盗行为，主要是对老乡饲养的鸡、羊等。老乡开始不相信知青会偷东西，加上高山确有牲口走失的事情，也未加防范，偷盗便多起来。后来，彝族青年中有人发现知青偷东西，开始是质问，后来有人就去偷知青的生活用品。
据说这样的事情在成昆铁路民工和当地民众之间也发生过，我不太确信，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一定在攀钢二代青年和彝族青年中发生过，因为攀钢几十万移民的后代在1980年代前后出现了严重的就业困难。1980年代后期，攀枝花市区治安极其糟糕，偷盗泛滥，主要就是一些攀钢二代青年无业造成的。我都记得当时大白天在攀枝花市区的商场里我妈的背包被一个明显是汉族青年的人用刀片拉了个大口子。第二天，我妈公司的车又在某处被几个青年围住，他们用带点外地口音的四川话胡吹，说“我爸是高官，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你们拿点买路钱”。几年之后，各地又渐渐形成以彝族人为主的偷盗团伙。从这些例子来看，偷盗确实是各族无业青年最容易从事的不法活动，而且很容易发展为抢劫。
现在凉山彝族的偷盗活动明显减少了，很大程度上是一些青年开始有了打工的机会，家支管理也在加强。我常举的例子就是成都等地很多保安是凉山彝族青年。
凉山毒品及艾滋病情况专题片
妇女体内藏毒新闻：
其一 其二 其三 其四
其实凉山地区的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是很有代表性的。如同我之前的文章，我并不想提出过多政论。我希望这些文字能成为大家思考的参考资料，因此对于网上常见的主流论调没有做太多介绍，着力在我认为内地读者可能不太了解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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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则新闻
前两周彝族朋友的微信和微博圈子里在大量转发两个贴子。一个贴子是西昌街头的一个小广告，内容是一个私人房主出售房屋，在广告上突出说明“不卖彝族”。另一个贴子是西昌市小庙乡小庙村十组的一个公告，不准村民将房屋租给非法经营者，括号说明“包括吸毒、贩毒、卖淫嫖娼及彝族和带黑社会性质的团体和个人”。这两个帖子在彝族青年中掀起了轩然大波，各种转发回帖说什么的都有，并都对这种明显的歧视行为表示了极大的愤慨。虽然小庙乡最近发了政论通知称撤销小庙村十组的公告，但也不能阻止最近两天微博上就此开始的骂战。
更有人拟了一个声讨书发在网上，并署名作者为全体彝族同胞。我支持声讨的行为，但是却不想用那篇文章一样的叙述，所以我还是写个文来说说。
2. 凉山地区的彝族与汉族分布
凉山彝族地区，大致是指彝语北部方言区，包括凉山州、乐山市马边县、峨边县、丽江市宁蒗县（以上为彝族自治地方）、乐山市金口河区、雅安市石棉县、汉源县（以上为比照民族地区享受政策县区）、甘孜州九龙县、攀枝花市盐边县、米易县（以上县彝族人口占全县人口25%以上）、攀枝花市仁和区、宜宾市屏边县、泸州市叙永县（以上县区有较多彝族乡）等地的彝族聚居区。
实际凉山州辖区有多个汉族人口比例较高的县，如会东县汉族人口约占90%，会理县汉族人口约占83%，宁南县汉族人口约占77%，德昌县汉族人口约占75%，西昌市汉族人口约占75%，冕宁县汉族人口约占65%。与此相对，凉山腹心地区，多个县汉族人口低于5%。这是典型的“大杂居，小聚区”的格局。
就凉山州全境而言，彝汉人口大约各占一半，各220万左右。攀枝花辖区内，汉族110万左右（据说本地世居汉族与三线建设迁入汉族各约55万，数据存疑），彝族大约15万左右。
3. 凉山地区彝汉迁徙历史
凉山地区彝汉关系长期互动发展。彝汉人口均是长期持续迁入凉山的。南诏之前，西昌及周边地区是中原王朝的正式行政编制行政区，多称嶲州，彝族人口迁入较为零星，汉族也只主要在今西昌附近活动。此时，彝族先民乌蛮民系大量在今滇东黔西一带活动，其中大姓爨氏与中央王朝多有互动。南诏大理时代，凉山地区属于南诏大理的重要辖区，彝族人口大规模迁入凉山东部，元灭大理后在凉山地区设立罗罗斯宣慰司。罗罗斯即蒙古语对云南部分彝族自称罗罗的音译。明清改土归流及土司的衰落促使凉山彝族大量向西部与南部迁徙发展。而汉族人口则以西昌（唐嶲州、南诏建昌府）至会理（唐会同军、南诏会川都督府）一线安宁河谷为中心，南（来自滇中）北（来自川南）两向持续迁入，并向四周扩展。
彝汉迁徙路径基本表现为，汉族是翻山按水系前行；彝族是渡河按山脉前行。产生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生产方式上的差异。当地汉族以稻作农业为主，主要在平坝河谷地区活动。而彝族大多半农半牧。畜牧以羊最为重要，特别是绵羊，牛马也比较多，牧业在生产生活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农作物原以荞麦、燕麦等为主，后大量种植玉米和土豆作为主食，相应农业在社会经济中的比例有所提升。美国学者Stevan Harrell以及巴莫姊妹彝学小组称凉山彝族的生产生活模式为“Mountain Patterns” ，并在美国举办了有关专题展出。
清中期以后，凉山地区彝汉冲突增加。汉族方面表现为因人口压力逐渐向偏远地方开荒，与彝族聚居地愈加靠近，甚至深入彝区。彝族方面表现为土司衰落后持续迁移，社会新结构对于奴隶人口的需求增加，到汉地劫掠人口的情况增多。这种冲突和互动一直持续到解放后、民主改革前。但总体而言以小规模零星冲突为主，没有大型战争。
与此相对，彝汉边界地区，特别是安宁河谷地区，汉族地主与彝族领主为求互保，往往以“干亲家”的方式（双方子女互认对方男性家长为干爹，或两家男主人结为异姓兄弟，以前者居多）结成联盟。实际上这一方式非常有效，使得多数彝汉边界保持了稳定。红军长征在凉山的彝海结盟，在彝族一方看来是带有“干亲家”联盟意味的。至民国时期，汉族农民租种彝族领主土地、彝族贵族家庭把子女送入汉族先生私塾的情况在安宁河谷彝汉边界地区已不新鲜。同时，彝汉互市虽规模不大但在彝汉互保的平和中持续存在。“干亲家”这一民族和解联盟方式至今仍在部分彝汉杂居地区延续。“干亲家”方式的本质是把宏观的、冰冷的民族集团关系分解为微观的、温暖的家庭成员关系，以一个个家庭联盟为焊点，弥合彝汉地区。
参见附件1 凉山地区彝汉迁徙路线
4. “民主改革”对凉山的深刻影响
民主改革，这里特指中共配合汉区土改，针对民族地区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经常简称为“民改”。与土改激烈的政治经济行为相比，民改在方式上初期相对温和，最后结果大致相同。
凉山彝族传统社会结构为等级种姓制度，分为贵族（主要为奴隶主和领主，部分为自耕农，约占总人口10%）、平民（主要为受领主管辖的自耕农，少数为奴隶主，约占总人口75%）、奴隶（包括掠夺的其他民族人口，奴隶按人身自由程度的差异又可细分为几类，奴隶约占总人口15%）。社会治理方式的基础是姓氏宗亲“茨威”，按当地汉语习惯一般称作“家支”或者“家门”，社会治理是外部家支结盟、内部宗法管理、平民家支依附于贵族家支、奴隶无家支庇护的宗法社会。相应的婚姻制度为民族内婚、等级内婚、家支外婚。法律制度以习惯法下的长老调解为主，巫术神判为辅。宗教生活为万物有灵信仰，以毕摩主导的经书诵读及仪轨为主，以苏尼主导的跳神为辅。社会生产为半农半牧，农业生产所占比例有提高的趋势。此外，不同家支联盟间争夺土地和人口的战争频繁发生（当地汉语称为“打冤家”）。
民主改革首先从调解家支间的战争入手，大量的家支矛盾在政府主导下平息。接着政府组织上层贵族学习讨论，希望他们主动释放奴隶、平均地权，实质是在军事压力下要求统治阶层进行自上而下的革命。这一阶段，初期推进温和，一些贵族主动进行了改革，但多数贵族没有响应。同时，政府开始接收逃跑的奴隶，甚至怂恿奴隶怠工、逃跑，从而导致一些贵族对政府产生不信任。由于温和民主改革进程太慢，凉山民改中期政府开始了一些激进的改革动作，最终造成大规模的贵族武装叛乱。但是武装叛乱中仍有很多贵族对政府没有直接敌意，而是不愿意改变社会形态，他们很多人对政府喊话的内容都是“让汉人不要插手，看这些奴隶能不能翻天”云云。民主改革的末期，政府武装迅速平息了贵族武装叛乱，全面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
凉山民主改革的积极意义不言而喻：废除了奴隶制及平民对贵族领主的身份附属关系，并使大量的民众获得了生产生活资料，各个种姓的民众获得了人格和人权上的平等，理论上所有民众获得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些都是是社会的极大进步。但凉山民改没有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是旧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全面破除之后，新的现代化的社会结构并没有建立；领主奴隶主经济被完全消灭，但新的社会化生产经济没有建立。这一组问题在内地陷入极左和文革漩涡中，社会经济发展缓慢时，并没有突显出来，或者说，虽有很大问题，但和内地差异不大。近三十年来，内地和沿海经济突飞猛进，凉山的汉区和内地其他地区一起，并入到中国经济的大市场脉络中，虽程度不同，但都得到快速发展。但是凉山彝区由于社会治理和经济结构，特别是社会治理方面的问题，无法融入中国经济脉络，民族隔阂陡然增加，凉山彝族社会经济全面“坍缩”，直至出现贫困、偷盗、毒品、艾滋病的“黑洞”。
参见附件2 凉山民改扩展阅读资料
5. 彝族社会的“坍缩”与社会问题的“黑洞”
凉山民改只“破”不“立”，这和内地土改有一定相似性，但是因为混杂了民族因素，结果形成了恶劣的后果。
凉山民改最终的结果，在经济方面是使所有人成为自耕农，全面消灭了社会分工；在社会治理方面是铲除了长老习惯法制度，却并没有使现代法制进入凉山彝族生活。本来政府有相当的时间修补和培育，但几十年的极左风潮，凉山彝族地区，特别是“老九县”腹地一直处于停滞的状态，其间甚至出现了“杀光贵族”的极端政治运动。
改革开放之后，内地经济运行逐渐进入正轨，凉山汉区也通过政府和民间的种种联系，搭上了发展快车。而凉山彝区，全民自耕农的社会经济结构、恶劣的自然条件造成的低农业产出与封闭环境，以及语言文化差异，使得彝族民众较难融入主流经济。但是较难不等于不能够，克服种种困难外加政府努力，本来有机会搭上末班车。然而，彝族地区社会治理机制的缺位开了一个逃逸窗口，使得这种艰难的融入过程奄奄一息。
假设一个房间门很难打开，但是窗上了栅栏，要出去，一般会选择努力开门。但一个房间门很难打开，窗户却大开着，很多人（并非全部）就会跳窗出去了。凉山彝区的社会治理机制缺位就开了这样的逃逸窗口，第一个让很多人翻出去的窗口就是偷盗。
民改之前，凉山彝族的社会制度教育主要通过家庭教育配合习惯法判例这两处进行教育和约制，前者是教育后者是实践。因此，对于各类社会“违规”行为有制度化的管理手段，其中也包括对偷盗、危害社会、妇女保护等的习惯法约定。自从长老习惯法制度被全盘打碎、宗法管理被极力压制之后，凉山彝区实际是一个无法制社会。当地民众普遍反应“现在的人管不了了”、“家支也说不上话了”等等。相应地，社会运行主要靠道德进行家庭约束。这等于是说，社会的制度化管理坍缩为家庭单位的自我管理。这个道德约束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强制性弱（依靠个人自觉和家长管理），二是地域性强（带有“乡规”的意味）。这样的结果就是，偷邻居家的东西，自己也知道是错，当地社会也不容忍；到汉区偷东西，好像已经无关自己的对错，当地基层社会也认为事不关己。偷了东西回来，改善家庭生活反而让人羡慕，和当年的中国偷渡客衣锦还乡是一个感觉：谁管他在外面做了什么，即便知道。
但是为什么偏偏是偷盗最先有也最普遍呢？我想恐怕是偷盗行为“门槛低”又易操作。有些前往内地偷盗的，其技术含量之低，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更有各种无目的偷盗，简直就是为了偷而偷。我曾听凉山州的刑警说过一个案子，那个彝族青年入室盗窃，没找到现金，就把人家一锅饭吃了。
其实，与偷盗相比，还有一类比较温和的行为——卖血。1995年前后，我多次在西昌血库遇到前来卖血的彝族青年，他们形容憔悴，年纪很轻，很多还不会讲汉语。血站的工作人员说，一般到彝族年和火把节前，前来卖血的人数会激增。
1990年前后，毒品开始大面积在凉山泛滥。我上初中的时候，我同桌的汉族同学偷着吸烟都要裹上头痛粉（含少量咖啡因等兴奋剂），足见社会风气如此。后来，凉山州和西昌市的媒体几乎每周都在播放禁毒的内容，以至于我们中学都多次组织学生观看禁毒专题片和禁毒主题的电影。
当时主要还是金三角地区的海洛因经云南向凉山地区输入。毒贩先引诱文化程度低的无业彝族青年吸食，之后强迫或半强迫其以贩养吸，再利用这些青年作为向内地输送毒品的脚力。毒品利润丰厚，对当地无收入来源的青年来说，很少的一点跑路费就被看作是巨额收入。再加上自己吸食，现金挥霍飞快，又不得不再次运毒，实际形成一条利用毒品控制大量脚力的运输渠道。最近10年，政府打击力度加强，毒品运输又出现新情况。毒贩利用毒品诱使和控制人数较少的一批彝族人，唆使他们诱骗没有文化不懂汉语的深山中的彝族妇女，特别是孕妇和哺乳期的妇女，通过消化道或者阴道体内藏毒乘长途汽车进行运输。从昆明到西昌，每个妇女一趟可以有一千至几千人民币的收入。这笔“巨款”对很多无知妇女很有吸引力，但是代价不仅是受法律制裁，更有人因毒品包装破损而身亡，而这些妇女在藏毒前则对此一无所知。
传统彝族社会，对妇女有相当程度的尊重，因为女性出嫁，代表的是两支家支结盟，出嫁妇女在夫家代表的是娘家的宗亲势力。所谓“射雁天空怒，打妻岳丈怒”。未出嫁妇女受到本家的保护，出嫁妇女由娘家宗亲势力提供支持，夫家提供保护。因此，传统彝族社会不可能出现由妇女单独远出挣钱的情况，更何况是运输毒品。事实上，彝族妇女体内藏毒的新闻出来后，老一辈的彝族人纷纷说“这些女的她后家（娘家）在做啥子！”
大规模的毒品泛滥必然带来艾滋病的扩散，主要扩散途径是共用针头注射毒品。像毒品重灾区的昭觉等地，村里只剩老人小孩和无劳动能力艾滋病患者的情况一度相当普遍。这已经是又从家庭管理坍缩到个人堕落的黑洞。
在这样糜烂的社会环境下，传统社会治理方式开始寻求方案。“家支禁毒模式” 即是彝族社会利用传统的宗法制度，在本姓氏内通过宗法管理、宗教盟誓的方式，在宗亲内部进行禁毒。这种方案被很多学者看作是新型的社会工作形式，但在我看来，这是社会管理缺位的彝族社会在回归传统的管理方式。因为实际上，近年来凉山彝族地区各姓氏的宗亲盟会活动越来越活跃，讨论的内容除编写家谱等必谈话题外，往往会涉及宗亲内后代教育、男女平等、汉区就业等等内容。家支盟会其实质就是对传统社会管理方式的回归，不同之处在于现代家支盟会涉及内容是当下生活中的议题，而毒品问题因为其特殊性而突显出来。很多教育程度高低不同的彝族人都表示：“过去（指民改后到1990年代）不敢开茨威蒙格（家支盟会），现在黑彝白彝大姓小姓都开，是好事。”这其实是表达了一种在社会管理缺位结构下，对传统社会治理方式的渴望。
然而，汉区在外部看来，很容易把彝区的问题黑洞归结为彝族“好逸恶劳”或者“劣根性”。一些到过凉山的志愿者也表示，到凉山彝区工作，“收获的感动少、感到的无奈多”，对彝区青年“不上进”、“没追求”感到痛心。这一认知上的差异，使得汉区民众对于彝族的误解不断加深，因此才会出现文章开头说的，把彝族与吸毒贩毒并列起来。而又造成彝族民众对汉族的对立情绪，形成恶性循环的死结。
前面这几段不厌其烦的叙述，都是在讲彝族社会治理缺位开出的“逃逸窗口”，实际上，本质还是那扇“门”——就业——不容易打开。很多网友都提出，就业不畅是民族地区各类矛盾的症结所在，我完全同意，只是我想强调，社会管理的缺位或者混乱造成的凉山彝族社会的腐坏，与就业无门的状态一起共同造成了偷盗、毒品等社会问题的黑洞。我希望，不仅要“开门”，还要“关窗”。
参见附件3 凉山地区偷盗和毒品问题扩展阅读
6. 艰难的就业与民族照顾政策
有关凉山彝族青年的就业问题，我在凉山童工 一文中已经提到。我想再说两句。青年劳动力在本地就业困难，不是少民地区特有的情况，全中国都有这个现象，因而出现了打工潮和大规模季节性人口流动。但是凉山彝族地区因语言文化壁垒以及教育程度较低的问题，就业难度进一步提高。这种现象，必须要有政府的Affirmative Action作为支持和协调。
在解放初期，中国政府提出和实践的针对少民的优待政策，对于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发展有相当的积极意义。但是几十年过去，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已经完全不同，而民族政策仍然僵化不变。特别是其中的“民族照顾”政策成为不适应当然社会生活的鸡肋。像一刀切的民族考生加分，各类案件中的对少民从宽处理，完全不符合现今的社会状况。而最重要的一环——就业方面的措施却几乎没有。
由于早期的民族照顾政策是配合计划经济体制而制定的，因此没有在就业上问题单独制定促进措施。其实现在的少民加分或者降分录取，也是因为全国大致一体的教育体系才使得这一政策仍在实施，私立学校或者自主招生的部分也并没有执行民族照顾录取政策。
在市场化的经济运行中，少民青年因为各种原因在经济运行中总体上处于劣势，无论从社会公平还是国家稳定的角度看，采取适当的Affirmative Action对其就业予以促进是相当必要的，这也是不少国家正在采取的政策。
像凉山彝区这样的地方，社会生产凋零，经济活力枯竭，必须要促使大量的人口转到非农业的领域才能促使当地经济结构的转变和民众生活方式的改变。实际上凉山彝区220万彝族，青壮年劳动力抛高算占35%，其中一半需要通过Affirmative Action解决或者促进就业，也不过38万人，实际很可能没有那么多。这些劳动力人口对于全国经济总量来说微不足道。可是如果没有政府的积极干预就业，这些人当中如果有十分之一从事不法活动，对全国的影响将是巨大的。
很多人对于“民族照顾”政策的印象就是“偏袒”少民。其实，这是现在僵化的民族政策的体现。一项好的Affirmative Action不仅要使民族青年得到雇佣，同时还要促进对这些青年进行培训和管理，否则大量出现雇员不能完成工作或者不按现代企业雇佣的方式工作（例如随意旷工）等现象，则无法长效地提高民族青年的就业水平。在现代生产方式下的雇员生活方式也会随之转变，这对民族文化的时代化和汉族与少民的关系都有促进作用。
在西昌，我们能明显感受到很多汉族民众对彝族的排斥心理不完全是简单的民族隔阂，还有一方面是生活方式的差异，彝族群众进入城市后依然采用乡土生活方式（这是与其经济模式相关的），无法完全融入当地社会，加上民族标签就形成了鲜明的民族差别。说到这一点，其实与内地一些大城市中本地居民和外来人口的摩擦有类似之处，只是在少民和汉族的交往中被深刻地打上了民族烙印。
事实上，汉族地区的文化也因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不断时代化，如果少民青年不能加入到主流社会经济的发展脉络，其本土文化不能或缓慢时代化，就造成了民族之间沟通包容的鸿沟。换个角度说，生活方式的差异不在于吃什么、玩什么、信什么宗教、过什么节日，这种生活方式差异在于是否在同一个社会化生产的结构中生存，彼此了解的社会信息是否有大面积交集。要知道，我明白你在想什么，最大的可能是我有同样或者类似的经历。
7. “淡化民族特色”可不可行？
3•01事件出来以后，网上一大票公知大声疾呼，要“淡化民族特色”，“让全体民众公民化”。我感觉这里面有两类思路，一是希望民族差别不要左右现实的政治经济生活；二是对少民文化和身份持消极态度，不公开地支持汉化和同化。不论是两者中的哪类，其政策设计都是与胡鞍钢先生的“大熔炉” 论调是完全一致的。
胡先生对美国的族群关系和构架方案推崇备至，但却选择性的忽略了三个问题：美国的国民从哪里来？美国的印第安人状况如何？美国为什么又有Affirmative Action？
人人都知道，美国的历史就是移民的历史，美国的族群人人都是“外来人”，白人从一开始就是各国各色人等抢占地盘，相互斗争平衡，哪里来的“历史区域”？英语成为共同语也是经济交往和政治博弈的结果。更何况现在美国南部仍然有大面积的区域通用语言是西班牙语。黑人就更不要说了，贩卖来的奴隶来自不同的地域和部落，逐渐采用奴隶主的语言作为交际工具，基本丧失了自己的文化，根本称不上一个民族，在这种情况下投入了美国的“大熔炉”。这些历史难道还需要重复细说吗？这和中国境内很多民族在现分布区域内，动辄几百年的居住历史有可比性吗？请问胡先生是没有听说过一个词汇叫“世居民族”吗？更何况中国的汉族民众不让他们住历史分布区域那让他们住哪里，全赶高山荒漠里？
我也非常想知道胡先生对美国印第安人的生存状态有何种了解，特别是印第安人酗酒问题及印第安人毒品问题。美国的“大熔炉”为什么不“熔”他们，或者没“熔”好他们？这是因为他们生活在“历史区域”还是因为他们被抛弃在主流社会之外？
最后，我希望胡先生对美国的Affirmative Action多说两句，再不济谈谈加州大学董事会诉巴基案，说说逆向歧视恐怕也比完全避而不谈高明得多。
从实际效果来说，身份证是否显示民族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而各个人群是有权保存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即使在全球化浪潮的今天仍然显得十分珍贵。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胡先生等人谈的大熔炉正是试图消弥地域和群体文化，这受到阻力必然是空前的。事实上，现行的很多政策或者实务当中的情况，正是很多少民青年必须放弃或者缩减自己的文化才能获得教育和就业。实施胡先生提的政策和今天的现状又有什么两样，胡先生只是想做得更公开、更彻底而已，这能解决民族问题吗？既然爱情不是你想买，想买就能买，那么民族“特色”也不是你想淡化，想淡化就能淡化，您说是不是？
其实“公民化”是很好的正确思路，但是公民化不等于均质化。我前面已经说了，生活习惯、民族文化、正常宗教信仰不是公民社会的障碍，相反，每个人有权保留自己的习俗文化和信仰正是公民社会的状态。而且，正因为要建设公民社会，才应该使全民普惠地进入趋同的社会生产方式。就好像我们都知道微博可以发图片，这和我用中文版还是英文版是没有关系的。与此对应，葛剑雄先生提出“应当适当增加民族地区企业对当地少民的招工”是有真知灼见的。
当下的事实是少民青年进入全国一体经济的脉络有各种问题和障碍，这种种问题和障碍有的是制度性的（比如三线建设企业主要是汉族工人），有的是市场性的（比如企业主更愿意招收熟练汉族工人）。不解决这些问题，你再出什么民族政策都是没用的。就好像你给我说，全国男人都要对女朋友说普通话，我说：首先，我得有个女朋友。
我们日常的工作中，已经有大量的少民青年在内地工作，汉族同事朋友也乐于与他们交往和合作。这正是因为有了共同的社会生产生活模式，有了共同的话语。他们中相当部分回到家中还是和家人讲民族语，过民族节日。还有更多的少民青年希望有这样的权力和机会。（我顺便给某些少民朋友提醒一下，谁说社会化生产方式就是汉化的？哪个发达经济体不是社会化现代化生产方式？）
我在瑞士语言现状一文中也提到，只有各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大致相当，他才能保证多元一体和相对稳定的布局。在中国来说，不仅是地域的问题，还有人群的问题。我想内地汉族民众也不希望生活模式完全不同的少民来影响生活，让各族群众都在自己的家乡平衡发展难道不是好事吗？
8. 少民一定想和汉族分家？国族解决一切？
首先，各个集团之间的联盟本质上讲是政治经济利益的共同体。抛开境外敌对势力不谈，少民中想和汉族分家的想法通常有两个原因，一是觉得自己受到汉族压迫；二是觉得分家后自己会过得更好。（其实就后一种想法而言，世界上失败的例子太多，但是没有人觉得自己会那么倒霉。）这其中的原因错综复杂，并非一时一事。但是，其中少民没有参与社会经济主流，不能或较少分享国家发展的成果有相当大的原因。这个问题不解决，越是强制同化，效果越差，分离情绪越浓厚。换句话说，各少民地区和人群与国家的经济一体化程度越高，分享社会发展程度越深，就越不愿意分家。甚至达到一定程度就无法分家了。我们从小学的汉族与少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就是讲的利益集团一体化。
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少人大谈民族认同，大讲“想象共同体”。且不说是不是全国都一个民族就肯定没有分离思想，你这“想象共同体”不是一代人几句宣传就能实现的啊。而且认同同一个国家，各自又属不同民族这不是很常见的现象吗？怎么把分离情绪全部打在民族认同的十字架上，又以为“操纵”民族认同就可以解决问题？
民主改革之初，凉山多少翻身奴隶是如此地认同这个国家和政权，真心认同汉族亲人，不就是因为他们分享了国家发展的红利，对这个国家充满了感情！那个时候哪里来的国族认同？同样这些人，怎么现在就要咬牙切齿地偷攀钢的钢材？
9. 怎样打开民族问题的死结
我作为一届民科，我也提不出什么解决民族问题的灵丹妙药。但是我想有这么几个方面需要注意。
一是，汉族学者搞民族问题一定要有田野工作的基础，就是我们说的“同吃同住同劳动”，否则你不能真正了解他们想什么，需要什么。拉着一堆外国政策架一个空中楼阁明显会水土不服。那些汉族警察在抓到贩毒彝族妇女之后为什么会泪水涟涟？不就是因为有了交集之后，了解了她们的生存状态与诉求。
二是，少民青年应当认识到所谓毒粒也不是灵丹妙药。不能解决融入世界经济主流的问题，越是毒粒就越是成为“印第安保留地”。不论你毒粒的想法有多强烈，解决与世界经济发展的接口问题才是当务之急，这个问题一定不是实现了毒粒就自动出现的附加效果。退一步来说，你非要毒粒，那没有毒粒之前你的乡亲们就不要发展了吗？
最后，我们不要耻于谈利益，只是高唱道德上的“民族团结”。政治经济文化的共同利益才是各民族共处团结的基石。虽然小的龃龉不可避免，但大方向上的共同利益才是“同呼吸、共命运”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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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凉山彝汉迁徙路线
按照传统彝族自述史，凉山彝族主要为古候、曲涅两支。他们从今云南昭通渡过金沙江进入今雷波等地，在今美姑至峨边间辗转来回迁徙。后两支人在今美姑举行盟会，确定了两支人的迁徙方向，称“古候在右边，曲涅在左边”，即古候大致在东，曲涅向西。现今凉山彝族的分布仍大致如此。美姑等腹心地区古候、曲涅两支比较混杂。近代以来，彝族人口在九龙、康定、永胜一带扩展。
凉山汉族人口不少有明确家谱记载从内地搬迁来的时间。至少在明朝后期已经大致形成当代当地汉族农村的布局。安宁河流域一带的汉族在明清时代出过不少的有相当学识水准的文人。
图为大致示意，只限文中所谈到地区。蓝色区域为彝族大致分布，蓝色箭头为彝族大致迁徙方向；红色区域为汉族大致分布，红色箭头为汉族大致迁徙方向。箭头大小表示大致迁徙人口多少。红色与蓝色交叠区域为大量混居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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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凉山民改扩展阅读资料
《民改实施办法》
一则当代新闻报道
一则民改专题事项的讨论
有关回忆书籍
这张1958年美姑县巴普镇俄其呷惹在民主改革中历史性地分得了2.5亩土地的图片一直是凉山彝区民改的标志性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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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凉山地区偷盗和毒品问题扩展阅读
说起凉山彝族的偷盗行为，在我印象里，是1980年代初期开始泛滥。但我家长辈认为，1970年代时期已经开始出现端倪。当时内地来凉山的知青带着革命激情而来，结果被凉山落后的现实当头浇了冷水。待上一段时间以后，很多青年人出现了营养不良等症状。其间，有些个别的知青因为身体上的饥饿和精神上的困苦，开始出现偷盗行为，主要是对老乡饲养的鸡、羊等。老乡开始不相信知青会偷东西，加上高山确有牲口走失的事情，也未加防范，偷盗便多起来。后来，彝族青年中有人发现知青偷东西，开始是质问，后来有人就去偷知青的生活用品。
据说这样的事情在成昆铁路民工和当地民众之间也发生过，我不太确信，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一定在攀钢二代青年和彝族青年中发生过，因为攀钢几十万移民的后代在1980年代前后出现了严重的就业困难。1980年代后期，攀枝花市区治安极其糟糕，偷盗泛滥，主要就是一些攀钢二代青年无业造成的。我都记得当时大白天在攀枝花市区的商场里我妈的背包被一个明显是汉族青年的人用刀片拉了个大口子。第二天，我妈公司的车又在某处被几个青年围住，他们用带点外地口音的四川话胡吹，说“我爸是高官，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你们拿点买路钱”。几年之后，各地又渐渐形成以彝族人为主的偷盗团伙。从这些例子来看，偷盗确实是各族无业青年最容易从事的不法活动，而且很容易发展为抢劫。
现在凉山彝族的偷盗活动明显减少了，很大程度上是一些青年开始有了打工的机会，家支管理也在加强。我常举的例子就是成都等地很多保安是凉山彝族青年。
凉山毒品及艾滋病情况专题片
妇女体内藏毒新闻：
其一 其二 其三 其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