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5-17 01:15:02
来自: 巴金斯老爷
(天津)
袁庚传:1978—1984改革现场的评论



现在是夜半,刚读完袁庚的传记。
袁庚不容易,传记作者涂俏也是。
袁庚的不易,在于他在从无到有的创业,在“文革”刚结束不久、“左”的思潮还未完全消失的情况下,他要大破大立,按照全新的思路建立工业区。招商引资时遭遇的置疑,体制改革时触动既得利益者时引起的反弹,与深圳博弈时造成的裂痕,都成为蛇口工业区发展史上难以忽视的组成部分。在实际遭遇中,袁庚所面临的政治和经济风险,也许要比书中呈现的高处许多。
袁庚的特立独行是把双刃剑,在提供发散的改革思维之时,也不时留下偏激的痕迹。他似乎是站在近于干涸的土地上,面对一个巨大封闭的水缸。当他用尖利的锥子刺破水缸灌溉田地的同时,也面临被喷涌的水流冲倒的危险。尽管有时他也深谙政治之道,但并非全知全能,有时,激情使其无可避免地留下遗憾。
再说说涂俏的不易。
她显然下了极大的功夫,从采访的人物数量和对象来看,需要其付诸极大的心血。听说她为写作此书,辞职,甚至要靠卖房维持生活,非常值得钦佩。对当事人的采访保障了素材的原始性质,有时对同一事件的多重采访,也尽量弥补了口述史的天生缺憾。即便书中出现了大量昔日的对话,也大多不会使人感到编造的痕迹。这些素材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许多鲜为人知,读起来非常过瘾。
这部传记显然带有袁庚的性格色彩,还有早期蛇口的精神特征。它不但还原了袁庚等人的努力,也重现了其存在的问题。袁庚并没有被塑造成一个神,他的缺陷与失误,都原原本本地展现在了读者的眼前。我相信在这一点上,作者手中的这些素材,是没有被特意筛掉过的。
但素材的众多也是双刃剑。勾勒一个人数年的历史,缺乏素材会变得文件化,素材太丰盈,又考验作者的驾驭能力。他(她)如同要面对一架精密架构的器械,将成千上万的零件安装进去。
窃以为涂俏的驾驭能力尚存缺憾。她也许太想把掌握到的东西尽量使用了,哪怕有些细节并非事关主题。这让很多章节的内容变得突兀,一个在单独阅读时或许很精彩的细节,穿插在一段本来很缜密的段落中时,不但失却色彩,更干扰了段落的结构,甚至影响了一些章节的主线,使之变得模糊起来。我欣赏王树增先生在传记《长征》中的驾驭方式,他能将个人的细节与事件的宏大巧妙地衔接,不致有太多的累赘之感,形成大历史式的叙述方式,是值得其他传记作家借鉴的。
涂俏将这本书称为“抢救式记录”。我想,在今年这个特殊年份看来,除了考虑到被采访者的年龄、身体等因素外,赶上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纪念这个步点,可能也是一种考虑。我以为传记的写作——尤其是在掌握了这样充分素材的情况下,是不应急于完成创作的。作者宜乎以更宏观的视野驾驭文字,而不是计较于某一两个细节的得失。
ps:这本书的编辑也许很辛苦,但书中出现了好几次排版上的失误,非常明显,不能不说是很大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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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庚传:1978—1984改革现场的评论




现在是夜半,刚读完袁庚的传记。
袁庚不容易,传记作者涂俏也是。
袁庚的不易,在于他在从无到有的创业,在“文革”刚结束不久、“左”的思潮还未完全消失的情况下,他要大破大立,按照全新的思路建立工业区。招商引资时遭遇的置疑,体制改革时触动既得利益者时引起的反弹,与深圳博弈时造成的裂痕,都成为蛇口工业区发展史上难以忽视的组成部分。在实际遭遇中,袁庚所面临的政治和经济风险,也许要比书中呈现的高处许多。
袁庚的特立独行是把双刃剑,在提供发散的改革思维之时,也不时留下偏激的痕迹。他似乎是站在近于干涸的土地上,面对一个巨大封闭的水缸。当他用尖利的锥子刺破水缸灌溉田地的同时,也面临被喷涌的水流冲倒的危险。尽管有时他也深谙政治之道,但并非全知全能,有时,激情使其无可避免地留下遗憾。
再说说涂俏的不易。
她显然下了极大的功夫,从采访的人物数量和对象来看,需要其付诸极大的心血。听说她为写作此书,辞职,甚至要靠卖房维持生活,非常值得钦佩。对当事人的采访保障了素材的原始性质,有时对同一事件的多重采访,也尽量弥补了口述史的天生缺憾。即便书中出现了大量昔日的对话,也大多不会使人感到编造的痕迹。这些素材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许多鲜为人知,读起来非常过瘾。
这部传记显然带有袁庚的性格色彩,还有早期蛇口的精神特征。它不但还原了袁庚等人的努力,也重现了其存在的问题。袁庚并没有被塑造成一个神,他的缺陷与失误,都原原本本地展现在了读者的眼前。我相信在这一点上,作者手中的这些素材,是没有被特意筛掉过的。
但素材的众多也是双刃剑。勾勒一个人数年的历史,缺乏素材会变得文件化,素材太丰盈,又考验作者的驾驭能力。他(她)如同要面对一架精密架构的器械,将成千上万的零件安装进去。
窃以为涂俏的驾驭能力尚存缺憾。她也许太想把掌握到的东西尽量使用了,哪怕有些细节并非事关主题。这让很多章节的内容变得突兀,一个在单独阅读时或许很精彩的细节,穿插在一段本来很缜密的段落中时,不但失却色彩,更干扰了段落的结构,甚至影响了一些章节的主线,使之变得模糊起来。我欣赏王树增先生在传记《长征》中的驾驭方式,他能将个人的细节与事件的宏大巧妙地衔接,不致有太多的累赘之感,形成大历史式的叙述方式,是值得其他传记作家借鉴的。
涂俏将这本书称为“抢救式记录”。我想,在今年这个特殊年份看来,除了考虑到被采访者的年龄、身体等因素外,赶上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纪念这个步点,可能也是一种考虑。我以为传记的写作——尤其是在掌握了这样充分素材的情况下,是不应急于完成创作的。作者宜乎以更宏观的视野驾驭文字,而不是计较于某一两个细节的得失。
ps:这本书的编辑也许很辛苦,但书中出现了好几次排版上的失误,非常明显,不能不说是很大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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