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urning and Melancholia
哀悼与忧郁症 作者：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译者：马元龙 提要 对忧郁症的分析讨论，往往会回溯到弗洛伊德1917年的论文《哀悼与忧郁》。在文中，弗洛伊德比较了忧郁与哀悼，揭示出前者的某些性质——“对象丧失”变成了“自我丧失”。
梦可以被我们当作各种自恋性的精神紊乱在正常生活中的原型，现在我们将通过比较忧郁症和正常的哀悼情感，以此来尝试解释一下忧郁症的性质。但是，这一次我们必须首先承认绝不能高估我们所做诸结论之价值。即使在描述性的精神病学中，忧郁症的定义也是动摇不定的。忧郁症具有各种临床形式，将这些不同形式归类纳入一个单一的类别似乎未见成功；其中一些形式让人想起的不是心理疾病而是躯体疾病。除了这些每个观察者皆可获得的印象，我们所拥有的材料局限于数量有限的事例，但其心理性质则是无可置疑的。因此，从一开始，我们就将认定所有断言对于我们的结论来说都是普遍有效的，而且我们还可以安慰自己，因为借助我们可以支配的调查，我们通过反思知道，我们所发现的东西即使不是在所有精神紊乱中都具备典型意义，至少也在其中一小部分精神紊乱中具有典型意义。
忧郁症和哀悼的相互关系似乎为人们对这两种情况所做的一般描绘所证实。而且，对这两种情况来说，就我们目前所知而论，源于环境影响的诱因是相同的。哀悼通常是因为失去所爱之人而产生的一种反应，或者是对失去某种抽象物所产生的一种反应，这种抽象物所占据的位置可以是一个人的国家、自由或者理想等等。在某些人身上，这些相同的影响所导致的是忧郁症而非哀悼，我们因此怀疑他们具有一种病态的气质。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哀悼涉及到主体与正常的生活态度严重分离，但它绝不会让我们将其当作一种病态的情况，并且认为它需要求助于医学治疗。我们认为克服哀悼只需一段时间的缓解即可，并且认为任何干预不仅无济于事甚至有害无益。
忧郁症最突出的特征是非常痛苦的沮丧，对外在世界不感兴趣，丧失爱的能力，抑制一切活动，并且自我评价降低，以至于通过自我批评、自我谴责来加以表达，这种情况发展到极致时甚至会虚妄地期待受到惩罚。当我们发现这些特征在哀悼中同样可以遇到时——只有一种特征例外，这幅图画就变得更加清晰可辨了。自我评价方面的失调在哀悼中是没有的，但其他特征则相同。深沉的哀悼，因为失去所爱之人而起的反应，包含着同样的心灵痛苦，同样对外部世界失去兴趣——因为外部世界已经不能引起他的兴趣，同样失去爱上一个新对象的能力（因为这意味着取代了他），同样逃避任何可能使其联想到他的活动。显而易见，这种抑制和画牢自困所表达的是对哀悼排他性的虔诚，这种虔诚不为其他目的和其他兴趣留下任何东西。的确，只因为我们非常清楚如何解释哀悼所以我们才不把这种态度视为病态。
而且，将哀悼情绪称为“痛苦的”情绪，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合适的比喻。当我们能够对痛苦的经济学做出准确的定义时，也许我们就能明白这样做的理由了。
哀悼在哪里执行其工作呢？我并不认为以下列方式呈现其工作有任何牵强之处。现实已经表明所爱对象已经不存在了，这进而要求所有的力比多都应该从对这个对象的依恋中回撤。这一要求遭到了可以理解的反对——这是一个普通观察都可以发现的事实：人们决不愿意放弃一种力比多立场，即使已经有一个替代品在向他们招手。这种反对有可能如此之强烈，以致主体竟然会逃避现实并以一种满怀希望的幻觉性精神症为中介从而继续依附原来的对象。正常情况下，尊重现实才能赢得生活。尽管如此，这些命令却不会得到立刻服从。它们是一点一点逐步得到执行的，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和发泄很多精力，与此同时，失去的对象在精神上得以延续其生存。在力比多与对象于中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些记忆和期待中，每一个单独的记忆和期待都得到了培养和过度贯注，力比多的分离就是针对它而完成的。为何这种妥协——现实的命令因为这种妥协而得到逐步执行——是如此之痛苦，这不是一个根据经济学可以轻易解释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痛苦的不悦被我们视为理所当然。但事实是，当哀悼工作完成之后，自我再次变得自由无拘。
现在且让我们把从哀悼中学习到的知识应用到忧郁症中来。在一些事例中，忧郁症显然也是因为丧失所爱对象而起的一种反应。但在诱因的差异之处人们可以辨认出这里有一种更加典型的丧失。对象不一定真的死去了，而是不再能作为一个爱恋对象了（比如一个被抛弃的已订婚女子）。但在其他一些事例中，人们可以确信这种丧失确实发生了，但不清楚究竟丧失了什么。因此，猜测患者不能从意识上觉察他所丧失之物也是完全合理的。其实，即使患者知道引起其忧郁症的丧失，这一点也是成立的，但这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才是成立的，即他知道他失去了谁，但不知道他在他那里究竟失去了什么。这就意味着忧郁症以某种方式与从意识中撤回的对象—丧失联系在一起，这和哀悼是相反的，在哀悼中，没有什么与丧失有关的东西是无意识的。
在哀悼中，我们发现兴趣的抑制和丧失可以用吞并了自我的哀悼之工作加以充分说明。在忧郁症中，未知的丧失会导致一种类似的内部工作，且因此对忧郁性的抑制负责。差别在于，忧郁症患者的抑制似乎令我们困惑，因为我们不能理解那整个吞并了他的东西究竟是什么。除了哀悼之中没有的东西，忧郁症患者还展示了某种别的东西——自我评价异乎寻常地低，自我大幅度地变得贫乏。在哀悼中，是世界变得贫困和空虚；在忧郁症中，变得贫困和空虚的则是自我本身。自我把自己呈现为一个无足轻重、一事无成而且德性卑劣之辈；他谴责自己，贬低自己，希望自己被抛弃、被惩罚。他在所有人面前贬损自己，并且对他的亲属们深表怜悯，只要他们和这种乏善可陈的人有关系。他并不认为他发生了变化，而是将其自我批评追溯到过去；他宣布他自己一点也不好。这幅虚妄的（道德）自卑图画最终由失眠和厌食完成，在心理学上非常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对本能的战胜而完成的，本能驱使一切生命体维护生命。
从科学和治疗的观点去反驳这个谴责其自我的患者同样无济于事。在某种意义上他这样做必定是正确的，他必定是在描述某种对他来说似乎如此的东西。的确，我们必须立刻毫无保留地确认他的部分陈述。他的确如其所说缺乏兴趣，没有爱的能力和成功做事的能力。但正如我们所知，这只是次要的东西；正是内部工作的效应消耗了他的自我工作，虽然我们还不了解自我的工作，但它和哀悼的工作类似。在我们看来，他在其他一些方面的自我谴责也是合理的；与其他非抑郁症患者相比，他似乎在发现真理上目光更加敏锐。在强烈的自我批评状态下，他把自己描述为一个可怜的、自私自利的、不诚实的、缺乏独立性的人，一个把隐藏自己的缺点当作惟一目的的人。就我们所知而言，或许他更了解他自己。我们惟一好奇的是，何以人必须患病才能接近这类真理。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有人对自己抱有这种观点（哈姆莱特对自己和他人都持这种观点），并在他人面前表达这种观点，那么他一定是病了，不管他正在述说的是真理，还是多少对自己有失公允。发现这一点也并不困难，那就是在自我贬损的程度和真实的辩护之间并无一致之处——就我们的判断而言。一个善良、能干、尽责的妇女在患上忧郁症之后会说自己不如一个事实上无足轻重的人；的确，前者比后者更容易患忧郁症，关于后者我们也的确没有什么好说的。最后，让我们非常吃惊的是，忧郁症患者的行为举止最终不会和被悔恨与自责以正常形式压倒的人完全一样。后者最突出的特征莫过于面对他人时的羞愧感，这些羞愧感在忧郁症中是没有的，或者至少在他身上并不突出。人们也许要强调的反而是出现在他身上的另一种几乎相反的特征，那就是坚持不懈的畅所欲言，这种畅所欲言在自我揭露中获得了满足。
因此，事情的关键不在于忧郁症患者痛苦的自我贬抑是否正确，所谓正确乃是在这个意义上而言，即他的自我批评与其他人的观点吻合。毋宁说问题的要点在于他对自己的心理状况做出了正确的描述。他失去了自尊，而且这必定具有正当的理由。的确，我们于是所面对的就是一个矛盾，这个矛盾带来了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忧郁症与哀悼的类似使我们断定他因为丧失某个对象而痛苦；他所告诉我们的一切都指向有关其自我的丧失。
在进入这个矛盾之前，且让我们驻足沉思一下人类自我的构成，忧郁症患者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此一问题的观点。我们发现，在忧郁症患者身上，自我的一部分如何让它自己反对其他部分，批判性地评判其他部分，而且可以说，把其他部分当作它自己的对象。我们怀疑，这一从自我分裂出来的批判性代理也会在其他情况下展示其独立性；任何更进一步的观察均可确证这一怀疑。我们真的应该为区分这一代理与自我的其余部分奠定基础。我们在此所熟悉的就是通常所说的“良知”；在自我的主要机构中，连同意识的稽查和现实检查，我们应该把它也算上；我们还会得到证据以表明它可能因为自身的原因而患病。在对忧郁症所做的临床图画中，在道德方面对自我不满是其最突出的特征。患者的自我评价通常很少关注身体上的残疾、丑陋和缺点，或者自己低下的社会地位；在因为身体缺陷或者社会地位低下而引起的自卑中，占据突出位置的只是他的恐惧和怨叹，恐惧和怨叹自己变得可怜。
还有一个不难获得的观察，它可以使我们对上述矛盾做出解释。如果有人耐心倾听忧郁症患者滔滔不绝、各式各样的自我谴责，他将不可避免地获得这样一种印象：这些自我谴责中最为猛烈的那些部分根本不能应用到他自己身上，但只要略加修正，这些谴责倒是很符合其他某个人，这人就是所爱之人、曾爱之人或者应爱之人。每当人们检验这些事实，这一猜想都会得到确证。由此我们发现了这幅临床图画的关键：我们发觉这些自我谴责都是指向一个恋爱对象的谴责，这个恋爱对象从它转移到了患者自己的自我中。
对自己的丈夫摊上一个诸如自己这样无能的妻子而报以无限同情的女人其实是在谴责她的丈夫无能，这种无能可以就任何意义而言。在那些折回来针对自己的谴责中，确实也散布着少许真正的自我谴责，这也无需大惊小怪。这些真正的自我谴责获许强行冲出，因为它们有助于掩饰其他谴责，并使辨认真实的事态变得不可能。此外，它们来自爱的冲突正反两方面的辩论，爱的冲突导致了爱的丧失。现在，患者的举止也变得更加清晰可辨了。他们的抱怨表达的确实就是“抱怨”这个词的古老意义。他们并不为自己感到羞愧，也不隐瞒自己，因为他们针对自己所说的任何贬抑之事其实都针对着别人。他们绝不会在周围熟悉的人面前表现出平庸之辈惯有的谦卑和柔顺。相反，他们把自己弄得极为令人讨厌，并且他们似乎总是觉得自己被人轻视且受到了巨大的不公正对待。所有这些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他们的行为所表达的反应仍然来自于心理上的反抗丛，这种心理反抗丛借助某种程序进入了忧郁症破碎的领土。
重建这一程序并不困难。选择一个对象，将自己的力比多附着到一个特定的人，这种事曾经存在过；后来，由于来自于这个所爱之人的真实的轻视或者失望，二者之间的关系便被打碎了。其结果不是力比多正常地从这一对象撤回并以一个新对象取而代之，而是某种别的东西，但这种别的东西要发生还需要各种条件。事实证明，对象贯注（object-cathexis）没有什么抵抗能力，而且要持续到底。但自由的力比多并未流向另一个对象，它回撤进了自我。但是，它不是以任何未加规定的方式被利用，而是用于以那个被放弃的对象来建构自我的认同（identification）。因此，对象的影子倒伏在了自我身上，自我从此将受到一个特殊代理的评判，似乎它就是一个对象，那个被放弃的对象。以这种方式，对象丧失（object-loss）变成了自我丧失（ego-loss），而自我与所爱之人的冲突变成了横亘在自我的批判性活动和由于认同作用而改变的自我之间的裂缝。
关于这一程序的前提和效果，有一或二件事情是可以推断出来的。一方面，对所爱对象的强烈固恋必须存在；另一方面，与此相反，对象贯注受到的抗拒力量必须微弱。正如奥托兰克所敏锐指出的那样，这一矛盾似乎意味着是在自恋的基础上受到影响的，以便在受到阻碍时对象选择能够退回到自恋。与对象的自恋性认同于是变成了情欲贯注的替代品，其结果是，尽管与所爱对象有冲突，但恋爱关系无需放弃。用对象认同代替对象-爱恋（object-love），这在诸自恋情感中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机制；卡尔·兰道尔（Karl Landauer）最近在治愈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过程中，成功指出了这一点。当然，这代表着从一种对象选择退化到原初自恋。我们曾在别处指出，认同是对象选择的初级阶段，它是自我为挑选出一个对象所采取的最初方式——而且这种方式是以一种模棱两可的方式来表达的。自我想把这个对象合并到自己中来，这和力比多发展的口欲期和同类相食期一致，在此阶段，自我想通过吞噬对象实现这一点。在把厌食归因于这一联系上，亚伯拉罕无疑是正确的，在严重的忧郁症中，我们会遇到这种厌食症。
易患忧郁症的气质（或部分这样的气质）就存在于自恋性的对象选择非常突出；这就是我们的理论所需要的结论，但不幸的是，这个结论至今尚未被观察所证实。在这篇论文开篇所做的评论中，我承认这一研究所立足的经验材料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如果我们能够在观察的结果和我们的推断之间达成一致，我们将毫不犹豫地把这种退化，即从对象贯注退化到力比多依然自恋性的口欲期，纳入我们对忧郁症的解释中。在移情性神经症中，对象认同这种现象也绝不稀少；的确，对象认同是症状形成（symptom-formation）非常显著的机制，尤其是在癔症中。但是，自恋性认同与癔症性认同之间的差异可以由此看出：在前者中，对象贯注被放弃了，而在后者中，对象贯注持续存在并表明其影响，虽然这通常仅限于某些孤立的行动和运动感觉。无论如何，在移情性神经症中，认同所表达的也是这些病症所共有的东西，这种东西指示了爱的存在。自恋性认同是二者之中更为古老的一种，它为理解癔症性认同铺平了道路，后者尚未得到彻底研究。因此，忧郁症从哀悼那里借得了一些特征，而其他一些特征则来自于从自恋性的对象选择到自恋的退化。一方面，类似哀悼，这是对真正失去所爱对象的一种反应；但除此之外，它还被一个决定因素打下了痕迹，在正常的哀悼中这种决定因素是不存在的，如果存在，它就会把后者转变为病态的哀悼。恋爱关系中的两歧情感要使自己有效并开放出来，对象爱恋的丧失是一个绝妙的机会。在存在固念性神经症气质的地方，源于两歧情感的冲突给予了哀悼一种病态的命运，并强迫它以自我谴责的形式表达自己，以便哀悼者自己要为所爱对象的丧失受到指责，也就是说，这是他所希望的。在力比多没有被退化性地吸取时，这些紧随爱恋对象之死而产生的固念性的沮丧情形向我们表明了源于两歧情感的冲突自己也可以实现的东西。在忧郁症中，引起疾病的机会远远不止于因为死亡而带来的显而易见的丧失，而是包括所有这些情况：受到轻视、忽略或者受挫，这些都会使人把相反的爱恨感情输入既有的关系中，或者强化一种既已存在的两歧情感。源于两歧情感的冲突有时更多来自于真实的经验，有时更多来自于构成性的因素；无论如何，在忧郁症的各种前提条件中，这种冲突是不可忽略的。如果针对对象的爱——虽然对象本身已被放弃，但这种爱仍然不会被放弃——在自恋认同中寻求庇护，那么针对这个替代对象的恨就会发作了，就会虐待它，贬低它，折磨它，并从它的痛苦中获得虐待狂性的满足。忧郁症中的自我折磨无疑是令人享受的，正如固念性神经症中的对应现象，它表示了与一个对象相联系的虐待狂倾向和愤恨倾向的满足，这种虐待狂和恨现在以我们正在讨论的那些方式掉头转向了主体自己的自我。在这两种精神紊乱中，通过自我惩罚这条迂回路径，患者通常都能成功向最初的对象复仇，并借助他们的疾病来折磨他们所爱的对象；为了避免公开表达对所爱对象的敌意，患者借助了疾病。不管怎么说，引发患者情感紊乱的人——患者的疾病也是以其为中心——通常可以在患者的切身环境中发现。忧郁症患者针对其对象的情欲贯注因此遭受了双重变迁：其中一部分退化到认同，但其他部分由于两歧情感带来的冲突的影响，则回到了与这种冲突更为邻近的虐待狂阶段。
正是这种虐待狂解释了使忧郁症显得如此有趣又如此危险的自杀倾向。自我的自我爱恋（self-love）是如此强大——我们将自我爱恋视为本能生活由之开始的原始状态，自恋力比多的总额是如此庞大——在生命受到威胁是产生的恐惧中，我们看到了自恋力比多的自由释放，以致我们难以设想自我如何能够同意将它自己毁灭。说真的，我们长久以来便知道，没有哪个神经症患者怀有自杀念头，针对他人的杀戮冲动没有转而针对自己，但是我们无法解释各种力量之间的哪种相互作用能够将这一目的贯彻实施。现在，关于忧郁症的分析已经表明，只有在下述情况下，自我才能杀死自己：当自我——由于对象贯注的回归——把自己当作一个对象加以对待时，当它把与对象相联系的敌意针对自己时，这种敌意代表了自我在外部世界中对对象的最初反应。因此，在从自恋性的对象选择开始的退化中，对象就被除掉了，但尽管如此，事实证明它还是比自我本身强大。在两种相反的情形中，其一是陷入强烈的爱恋，其二是自杀，自我都完全受制于对象，虽然是以不同的方式。
至于我们提及的忧郁症的一种特别引人注目的特征，也就是特别害怕变得可怜，认为这源于与其背景撕裂并在退化的异议上被改变的肛门情欲，这其实是似是而非的。
忧郁症还使我们面对另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答案有一部分回避了我们。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忧郁症停止了，而且没有留下任何明显的改变痕迹；这是它与哀悼共有的特征。借助解释我们发现，在哀悼中，现实检查（reality-testing）的命令要得到不折不扣的贯彻是需要时间的，当这一工作完成之后，自我就可以自由地将其力比多从丧失的对象上移开。我们可以设想，在患忧郁症期间，自我正忙于类似的工作。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我们都无法对事件进程的经济学获得任何洞察。忧郁症中的失眠证实了这种情况的僵硬性，以及实现睡眠所必需的一般性的欲力收缩的不可能性。忧郁症的情结表现得就像一个敞开的伤口，它从各个方向把宣泄——在移情性神经症中我们称之为“反宣泄”——的能量吸引到自己，并掏空自我，直到它变得完全贫乏。它抗拒自我的睡眠意愿，这是可以轻易证明的。
可能存在的躯体因素，也就是不能从心理学上解释的因素，是容易发现的，只要改善一下夜间发生的条件即可。这些考虑带来了一个问题，是否自我中发生的无关对象的失落——这是自我遭受的纯粹自恋性的打击——不足以描绘出忧郁症的图画，是否源于毒素直接引起的自我力比多的贫乏不能导致这些疾病。
忧郁症最显著的特征，也是最需要解释的特征，是它有转变为躁狂症的趋势。但正如我们所知，这种转变并非在每一起忧郁症中都会发生。有些忧郁症以周期性的复发进行，在间歇期间，躁狂症的迹象可能完全缺失或者非常轻微。有些忧郁症显示了忧郁症和躁狂症规律性的更替，这使我们假设存在一种循环型的精神错乱。如果不是因为这个事实，即正是在这一类型的几起病例中，精神分析的方法成功找到了答案并实现了治疗性的改善，人们将不由得把这些病例视为非心理根源性的。因此对我们来说，把忧郁症的解释延伸到躁狂症，不仅可以，而且义不容辞。
我不敢保证这种尝试会完全令人满意。这样做不会让我们超越最初的方位。我们可以根据两件事情行动：第一是精神分析的印象，第二是我们所说的要凭经济学经验来决定的事情。业已得到几个精神分析调查者表述的印象是，躁狂症的内容与忧郁症的内容无异，这两种精神疾病都和同一种“情结”扭结在一起，但在忧郁症中，自我可能屈从于这一情结，而在躁狂症中，自我可能控制了这一情结或者将其排挤到了一边。我们的第二个指针是由这一观察提供的：所有精神状态，诸如高兴、狂喜或得意洋洋——这些状态为我们提供了躁狂症的一般模式，都依赖相同的经济条件。作为某种影响的结果，这里所发生的是：大笔支出那些长期保持或者习惯性地发生的心理能量最终变得毫无必要，以致巨额的能量应用和能量释放都可以实现；比如，当一个可怜的穷人因为赢得了一大笔钱而突然从长年累月的衣食之忧中解脱出来之时，或者当一项长期坚持的奋斗最终圆满完成之时，或者当一个人发现自己能够一举扔掉某种压迫性的义务之时，或者一举摆脱他长久以来困守其中的窘境之时。兴高采烈、欢欣鼓舞、对各种行动均跃跃欲试是所有这些情形的特征——这和躁狂症中的情形如出一辙，而与忧郁症中的沮丧和压抑截然相反。我们斗胆认为，躁狂症与这类得意洋洋无甚区别，唯一不同的是，自我在此业已克服的和正在战胜的东西不为它自己所知罢了。酒精陶醉也属于这一类情形，可以（因为这是一种兴高采烈的状态）用同样的方式解释；在此，用于压抑的能量可能因为酒精毒素的作用而被暂停支出。通常人们认为，处于这种躁狂状态的人是因为非常“欢乐”才在这些活动和行动中寻找快乐。这种错误的联系必需得到纠正。事实是，主体心灵中的上述经济条件已经得到了实现，他一方面如此兴奋另一方面在行动上如此放纵的原因也正在于此。
如果我们把这两种迹象放到一起，我们所发现的就是这个。在躁狂症中，自我必定克服了对象的丧失（或者克服了对这种丧失的哀悼，或者克服了对象本身），因此，反贯注的全部欲力份额——忧郁症的痛苦折磨将这些欲力从自我吸引到对象本身——和“限度”变得可资利用。此外，躁狂症主体明白表明，通过寻求新对象，就像一个饥饿之极的人寻找新的对象贯注一样，他已经从给他带来痛苦的对象那里得到了解放。
这一解释当然听起来似是而非，首先这一解释过于模糊，其次，与其说这解释了我们所能解释的问题，不如说带来了更多的问题和疑惑。但我们不会逃避讨论这些问题，即使我们不能期待它能使我们获得一个明确的答案。
首先，正常的哀悼也克服了对象的失落，而且在哀悼持续期间，它也吸收了自我所有的能量。那么，在哀悼完成之后，为何在经济条件方面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的胜利呢？我发现直接回答这一反驳是不可能的。还有一个事实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甚至不知道哀悼履行其任务所借助的经济手段。但是，在此也许有一个猜测可以帮助我们。与期待有关的记忆和情形证明了力比多对业已丧失的对象的依恋，任何一种这样的记忆和情形都遭遇了现实的判决：对象已经不存在了。是否要承担这一命运呢？面临这个问题的自我最终被大量自恋性的满足——这些满足来自于活着这一现实——说服，从而切断它对那业已被废除的对象的依恋。我们也许可以假设，这一切断工作是如此之缓慢而渐进，以致在这一工作完成之前，它所必需的能量支出也烟消云散了。
从这一关于哀悼所进行的工作的猜测出发，并试图由此解释忧郁症的工作，这是颇为诱人的。在此，我们一开始就遭遇到一个不确定性。迄今为止，我们几乎不能从拓扑学的观点来考虑忧郁症，我们也不能问自己忧郁症的工作在何种心理体系之中和之间进行。这种疾病的哪些心理过程的发生仍然与业已放弃的无意识的对象贯注有关？哪些心理过程的发生又与自我中因为认同而来的替代物有关？
快捷而方便的答案是“这个对象的（物）表象被力比多抛弃了”。但事实上，这一表象是由无数单独的印象（或这些印象的无意识痕迹）构成的，力比多的这一撤回不是一个可以瞬间完成的过程，而必定像在哀悼中一样，是一个漫长而渐进的过程。至于它是在几个地点同时开始，还是遵循某种固定的顺序，这倒不易确定；在分析中，这些情况倒是显而易见的：记忆一个接一个被激活，但那些千篇一律令人生厌的哀叹每次都从不同的无意识来源升起。如果对象对自我没有如此巨大的意义——一种被上千种联系强化的意义，那么，它的失落既不会成为忧郁症的原因，也不会成为哀悼的原因。力比多逐渐分离既是哀悼的特征又是忧郁症的特征；在这两种疾病中，这一特征可能得到了同一种经济形势的支持，并服务于相同的目的。
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忧郁症中包含了某种正常哀悼所不具备的东西。在忧郁症中，主体与对象的关系不是单一的，因为两歧情感带来的冲突把这种关系复杂化了。两歧情感要么是构成性的，也就是说，是这一特定自我形成的任何爱恋关系的基本因素，要么它只是来自于那些经验，这些经验涉及了丧失这个对象的威胁。因此之故，忧郁症的诱因范围远比哀悼宽广，后者绝大多数情况下只是由对象的真实丧失、它的死亡引起的。因此在忧郁症中，有无数各自为战的斗争在针对对象进行，主体对对象爱恨交织；一些斗争试图让力比多与对象分离，一些斗争则反对攻击力图保持力比多。除了将这些斗争的位置划归无意识——无意识是物的记忆痕迹的场所（物与词语-贯注相反），不能将其划归到任何别的系统。在哀悼中，让力比多与对象分离的努力也是在相同的系统中进行的；但是在哀悼中，没有任何东西阻碍这些过程沿着正常的途径通过前意识到意识。对忧郁症来说，这条路径被封锁了，原因可能很多，或者是由这些原因共同作用所致。构成性的两歧情感天生就是被压抑的；与对象联系在一起的创伤经验可能激发其他被压抑的材料。因此，与这些由于两歧情感而起的斗争相关的一切始终不能进入意识，直到典型的忧郁症特征出现。正如我们所知，这种事存在于被威胁的力比多贯注最终放弃了对象，但只是缩回到了自我中的位置，这是它原来出发的地方。通过逃跑进自我，爱逃避了灭绝的命运。经过力比多的这一退行之后，这个过程被意识到了，但在意识中它表现为一种冲突，一方是自我，另一方是批评性的代理人。
因此，在忧郁症的工作中，意识所能觉察的不是其最根本的部分，甚至也不是对终结这种疾病有影响的那一部分。我们看到，自我贬低自己，愤恨自己；这一切究竟会导致什么又如何改变，对此我们和病人一样所知寥寥。我们更加乐意把这种功能归诸于这种工作的无意识部分，因为在哀悼的工作和忧郁症的工作之间不难觉察到一种根本的类似。正如哀悼通过宣布对象已死和为自我提供继续生存下去的动机，从而迫使自我放弃对象一样，两歧情感中的每一种单独的斗争也通过蔑视、诋毁甚至是杀死它，从而松开了对对象的固恋。无意识中的这种过程有可能进行到底，要么是在狂怒耗尽了自身之后，要么是在对象被当作无价值之物抛弃之后。在这两种可能的情况中，忧郁症究竟更多地是在哪一种情况中终结，我们还难以说清；这种终结对这种病例将来的进程有何影响，也不甚明了。自我可能会享受这种将它自己当作两者之中的优胜者、当作优于对象的一方之满足。
关于忧郁症的工作，即使我们接受了这种观点，仍然不足以解释我们力图阐明的一种情况。我们期待继忧郁症之后那使得躁狂症得以出现的经济条件能在支配后一种情感的两歧情感中被发现；在这种两歧情感中，我们从其他各种领域中的类似得到了支持。但有一个事实存在，我们的期待在这个事实面前必需俯首认输。在忧郁症的三个前提条件中——对象的丧失，两歧情感，和力比多在自我中的退行，前两种在对象死亡之后发生的固念性自我批评中也能发现。在这些病例中，无疑正是两歧情感是冲突发生的驱动力量，而且观察表明，在冲突终结之后，在躁狂的心灵所享受的那种胜利的性质中，不会留下任何东西。这就促使我们认为只有第三个因素能对这种结果负责。欲力贯注的积累最初是绑定的，但在忧郁症的工作结束之后就自由了，并使躁狂症成为可能；这种积累必定与力比多向自恋的退行联系在一起。忧郁症患者用自我中的冲突代替了与对象的斗争，自我中的冲突必定像一个痛苦的伤口那样行动，这个伤口需要极高的反贯注——但是，在此我们最好还是再次暂停下来，并推迟任何关于躁狂症的进一步解释，直到我们首先对生理痛苦的经济性质获得某种洞察，然后再对与此类似的心理痛苦的经济性质有所洞察。正如我们业已所知的那样，复杂的心理问题之间的相互依赖迫使我们中断每一种询问——直到其他询问的结果能够有所帮助。
本文选自《生产·第8辑》，汪民安等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