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童看天下提及的书单

评语：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曾对美国驻华使馆秘书谢伟思说：希望“美国人多谈论美国的理想，每一个在中国或在美国与任何中国官员会晤的美国官员都可以谈谈民主”，“每一个在华的美国士兵都应该是一个民主的活广告。他应该向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因为“说到底，我们中国人把你们美国人当做民主的典范”【[美]约思·谢伟思：《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王益、王昭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24页。】。但是由于美国法律规定不允许美国政府和军人拥有对人民进行宣传的权利或职能，所以谢伟思说做不到。所以中国共产党宣传机构叫“新华社”，“新华”即新中国的意思绝对不是指一个新的政权，而是指新文化的中国。

评语：一位党校教师问我这个问题（见图）。答：粮食安全跟中国有多少耕地没有任何关系，例如，被誉为欧洲粮仓的乌克兰在1932年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大饥荒。而日本耕地很少，粮食自给率37%左右，远低于中国的90%，但粮食安全排名世界第8，仅次于加拿大，而中国排名世界第25。问题在哪呢？在于生产力和交换关系。 首先，从历史的统计去看，自工业革命以来，饥荒不会发生在发达国家。饥荒的本质不是耕地多少的问题，而是政治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的《饥荒与政治》就揭示了这一问题的本质。阿玛蒂亚·森的这一观点实际是马克思的，即一切冲突都源自于生产力和交换关系之间的矛盾。 我们都知道，马克思主义是国际主义，而国际主义的发展伴随的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发展。而资本主义之所以形成有一个前提就是美洲的发现，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地方拥有丰富的矿藏和广袤的土地，马克思把这一前提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因为美洲的土地完全可以保障全世界的粮食安全而不发生饥荒。由于这个基础的存在，广大缺少耕地的国家可以不用担心耕地问题或粮食安全而去发展自己的生产力，例如欧洲、日本。 肯定有人会说：美国粮食再多，人家要不给你怎么办？马克思以雄辩的、科学的理论告诉人们，绝对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呢？简单而言，美国这个国家不是用民族国家的思维去看待世界的，它不会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政治问题看待粮食问题。例如苏联大饥荒发生后，对美国的粮食援助，高尔基对美国政府评价到：“在过去的一年中，你们从死亡中拯救了350万儿童，550万成人……在我所知道的全部人类受难史上，没有任何援助的规模和慷慨程度能和这次援助相提并论。” 因此，即便14亿中国人一粒粮食不产，在生产力和交换关系发达的情况下，也不可能发生粮食危机。当然这是一个极端的假设。但是这一极端假设在理论和实践上是完全成立的，是科学的，否则不会有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也更不会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伟大号召。唯一阻碍这一理论在实践中成真的是民族国家的狭隘思维，所以《共产党宣言》宣告“工人无祖国”。通过马克思理论可以知道，他不是无政府主义，而是他知道并科学的证明工人阶级的利益和全人类的解放只有通过打破民族国家狭隘的政治思维，让资本主义在全世界建立起生产力和交换关系的发展才能实现。

评语：中国从来不是GDP第一大国，温铁军说的“清朝世界GDP第一”恰恰是西方人说的，出自英国的麦迪逊的《世界经济千年史》。从财政收入上看，1840—1890年清朝的年财政收入低于日本。1820年清朝的财政收入只有英国的五分之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与英国牛津大学共同组成的研究团队指出，中国落后于欧洲是从宋代就开始落后了，并不是欧洲的工业革命后才落后。只不过我国有些人不愿意承认或面对研究成果。 其实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是承认这一点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句话的来源就是对国民党认为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前是世界强国的批判。

评语：在欧洲更是这样，社会主义运动的开创者都是出身于上流社会。沙皇时期的统治者在评价俄罗斯的革命者时说：“别的地方都是鞋匠想当老爷，而我们这儿是老爷想当鞋匠。”俄罗斯画家列宾的《意外归来》中，门口女庸看着衣衫褴褛的主人回家时，那种的那种诧异、陌生、难以理解的眼神和体态就是描绘这种不理解。所以马克思说：“良心是由人的知识和全部生活方式来决定的。” 所以，在历史中，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国贵族几乎全部战死，英国贵族子弟死亡率远高于普通平民，以至于英国贵族很多封号永远消失了，因为继承人全部战死。王小波在《君子的尊严》中对此评价说：“真正的绅士决不在危险面前止步。大战期间，英国绅士大批开往前线为国捐躯，甚至死在一般人前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时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四个儿子全部上前线，其中最小的儿子战死，时年21岁。

评语：面对当今世界问题，在2008年，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提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解释和解决世界问题。但问题在于，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不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战场上，为了打击德国纳粹的军心，盟军印刷了大量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小册子空投到德军的阵地，希望德军认识到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从而看清德国纳粹的真面目。 早在上世纪50年年代许多思想家就提出未来的世界的挑战是真假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斗争，并指出真假两个阵营，即民主与专制之间的决战必将会到来，如英国物理学家贝尔纳就提出这个问题。美国精神分析学家弗洛姆在《马克思与人》中指出，假马克思主义利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吸引力，把自身作为榜样向亚非拉人民进行宣传，正是由于人们长期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和歪曲。因此弗洛姆说：“我坚信，只有理解马克思思想的真正内容，只有准确识别苏联和x国的假马克思主义，我们才能理解我们当前世界的实际，从而合理地、建设性的来应对他们的挑战。” 在今天，我看到美国各个大学都或多或少的开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如纽约大学（NYU）在每一次讲解《共产党宣言》的课堂上人满为患的场面。因此，我们坚信，当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被更多人了解和掌握时，这个世界将产生巨变。正如马克思说的：“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 而所谓“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就是指人的自由的意思；而自由不是抽象的，而是历史的，因此就要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改造社会关系，因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要想改造社会关系就要求制度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而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是否是真正的民主制度，就要看人民手中有没有选票。而一旦拥有了选票，就等于启动了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历史进程，所以恩格斯说：“民主在今天就是共产主义。”但这种民主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斗争中不断进步的，但归根到底是为人的自由或解放前进的，所以恩格斯说：“民主主义只是个过渡阶段，但不是向新的改良的贵族制过渡，而是向真正的人类自由过渡的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653页）……理解这些还有很多理论的辩证过程，在这里就一一例举了。 因此，如果理解了以上以及马克思，就应该知道当前世界的局势和斗争形势是为什么了。而如何避免最终走向暴力斗争不仅取决于政治人物的觉悟，也取决于人民的觉醒，更取决于理论工作者诚实的、科学的、无私的面对马克思主义，勇敢的承担起所应肩负的历史责任，不要留下历史骂名。不要成为鲁迅《呐喊》这首诗所说的“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积毁可销骨，空留纸上声。” 2023年3月19日 12:27

评语：过去几年，来自美军内部一些人对美国军队马克思主义化进行了非难，指责西点军校开设的PL337；PL300B；SS392的课程是向学生传授马克思主义。 去年美国太空军中校梅洛尔（Matthew Lohmeier）的《不可抗拒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征服目标和美国军队的瓦解》对美国军队马克思主义化的趋势进行了批判。今年2月16日，四位美军退役将领给五角大楼致信提出美军马克思主义化的问题，指责这种趋势会毁了美国。 而实际上这种指责恰恰不理解美国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和责任。因为美国本身就不是民族国家，正如托马斯·索维尔在《美国种族简史》中说的：“美国种族具有超越种族本身的内涵。”，正如该书开篇说的“美国民族的形成实乃整个人类历史的一大奇观。”因此，超越种族观念是把自由民主平等的意识深植于每个人的观念中，这样才能发展出真正的无产阶级意识，从而托起美国所应肩负的全世界无产者解放的历史重任。正如恩格斯指出的：“美国人——这不是民族……在他们当中蕴藏着二十世纪伟大民族的天赋。”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以无产阶级意识为基础的美国武装力量马克思主义化必将为全人类的解放事业做出自己巨大的历史贡献。正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指出的：美国将以工人阶级为中心，联合全世界民主国家为工人阶级而战。 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西欧政治的基础是美国，同时也是欧洲工人阶级的祖国。法国巴黎公社公报也指出：美国是法国工人阶级向前进的带头人。马克思指出：美国开辟了资产阶级解放和无产阶级解放二个历史新纪元。而今天，它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因此，倡导和平，但时刻准备着用暴力解决世界问题的手段是必要的，正如马克思引用的厄内斯特·琼斯的那句话：“在自由没有确立以前，和平就是犯罪。”但是要行使这种手段首先要基于在美国国内实现种族和社会平等的观念之上。所以，西点军校的这些课程恰恰是提升美国武装力量的方法，而不是相反的指责。

评语：过去几年，来自美军内部一些人对美国军队马克思主义化进行了非难，指责西点军校开设的PL337；PL300B；SS392的课程是向学生传授马克思主义。 去年美国太空军中校梅洛尔（Matthew Lohmeier）的《不可抗拒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征服目标和美国军队的瓦解》对美国军队马克思主义化的趋势进行了批判。今年2月16日，四位美军退役将领给五角大楼致信提出美军马克思主义化的问题，指责这种趋势会毁了美国。 而实际上这种指责恰恰不理解美国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和责任。因为美国本身就不是民族国家，正如托马斯·索维尔在《美国种族简史》中说的：“美国种族具有超越种族本身的内涵。”，正如该书开篇说的“美国民族的形成实乃整个人类历史的一大奇观。”因此，超越种族观念是把自由民主平等的意识深植于每个人的观念中，这样才能发展出真正的无产阶级意识，从而托起美国所应肩负的全世界无产者解放的历史重任。正如恩格斯指出的：“美国人——这不是民族……在他们当中蕴藏着二十世纪伟大民族的天赋。”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以无产阶级意识为基础的美国武装力量马克思主义化必将为全人类的解放事业做出自己巨大的历史贡献。正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指出的：美国将以工人阶级为中心，联合全世界民主国家为工人阶级而战。 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西欧政治的基础是美国，同时也是欧洲工人阶级的祖国。法国巴黎公社公报也指出：美国是法国工人阶级向前进的带头人。马克思指出：美国开辟了资产阶级解放和无产阶级解放二个历史新纪元。而今天，它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因此，倡导和平，但时刻准备着用暴力解决世界问题的手段是必要的，正如马克思引用的厄内斯特·琼斯的那句话：“在自由没有确立以前，和平就是犯罪。”但是要行使这种手段首先要基于在美国国内实现种族和社会平等的观念之上。所以，西点军校的这些课程恰恰是提升美国武装力量的方法，而不是相反的指责。

评语：（2）ChatGPT这种形式让知识成为每个人唾手可得的工具提高劳动能力，从而在改造社会的过程中去发展生产力。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将引导人类，尤其是无产阶级意识的发展，认识到一切意识形态都是谎言，而语言本身就具有欺骗性，如尼采说的：“语言正是通过撒谎来发挥作用，亦即通过否认实在的相异性，并捏造虚假的相似性来发挥作用。”俄国诗人纳德松有句话：“世界上没有比语言的痛苦更强烈的痛苦。”语言作为思想的表达工具是帮助人们思维，但同时也是阻碍人类思维的工具。对于人工智能而言更是如此。 因此，ChatGPT的不断进化必将推动人们认识到思想和语言，智慧和知识是不同的东西，正如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语言学家史蒂芬·平克在《思想本质》中说的：“语言是人们表达思想和情感的媒介，但并不等同于思想和情感本身”，“思想是思想、语言是语言。” 同时，ChatGPT也必将让人们认识到，人类理性不仅是人类进步必要的条件，同时也是压迫人类解放自身的因素。因为，人类在知识的海洋中迫使自己运用理性和知识束缚自身，而忘记了知识恰恰是人的感性或直觉的产物，所以法国哲学家萨特认为真正的知识是通过人的直觉而得到的。爱因斯坦也说科学创新是“直觉超越理智，创新是直觉战胜逻辑。”计算机思维能力再强，它都必须以逻辑方式进行思考，但逻辑只属于方法工具，而人类智慧是不依赖于逻辑的。 所以，我们不能为知识而知识，要始终牢记，没有人的感性发展，不仅知识不会进步，而且会被知识所奴役。正如尼采说的：“为知识而知识——这是道德设下的最后一道陷阱：我们因此再一次与道德纠缠在一起。” 因此，认识到ChatGPT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同时，也要认识到是束缚我们的工具，正如著名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和博尔赫斯的文章《ChatGPT的虚假承诺》中警示的“事实上，这类程序还停留在认知进化的前人类或非人类阶段。它们最大的缺陷是缺乏任何智慧最为关键的能力：不仅能说出现在是什么情况，过去是什么情况，将来会是什么情况——这是描述和预测；而且还能说出情况不是什么，情况可能会是什么，情况不可能会是什么。这些都是解释的要素，是真正智慧的标志。” 因此，认识到ChatGPT的作用，同时也要认识并警惕知识和智慧的区别，正如著名的数理学家，哲学家哥德尔指出的：“不管计算机发展到什么程度，最后跟它说话的只能是人，而不是计算机。”所以，认识到什么是人的本质，从而推动人的自我意识，即无产阶级意识的发展，自觉的团结起来为消灭一切人类共同体，即所有制形式和它的产物——语言，砸碎束缚在身上的锁链而斗争，最终获得感性的解放。 （待续）

评语：童老师说：「比如朱熹提出的“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为学。”王阳明的：“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功夫。”到了清代儒家戴震批评儒家“理欲相对”是错误的，但是他依然不知道在“欲”在科学理论和实践中的核心意义。」例如葛兆光的优秀的书《中国思想史》就不理解戴震这一点，他以为又和王阳明近似。优秀的学者理解个清朝学者戴震都困难，就不要说马克思了。更不要指望绝大多数干部与群众理解马克思。

评语：这些天关于《满江红》和《流浪地球》的争论很多，但是大多都没有争论到问题的核心。首先，就历史事实而言，岳飞和秦桧绝不是今天大家知道的这个样子，岳飞的罪名绝不是“莫须有”（注：“莫须有”本身就不是“没的意思），秦桧也绝不是““卖国求荣”。所以不要听文艺作品怎么说，而要看史书的记载，例如宋元时期著名学者马瑞临编纂的《文史通考》中的记载，其中百姓对岳家军的评价是“杀人如草芥， 花钱如泥土”， 对战绩的评价是“一遇女真， 非败即遁”。〉宋史本传》中记载的最可笑的是宋高宗被金人追击时，岳飞躲了起来。所以史学大师吕思勉对岳飞和秦桧的问题总结到：“古人滥得美名，或者枉受恶名。”由于吕思勉在《白话本国史》中“褒扬秦桧，贬低岳飞”，该书被国民党查禁，吕思勉被南京市政府告到法院。但史实就是如此，后被判不予起诉。 但问题的核心并不在于此，而在于英雄和人民的在历史中的作用，即英雄史观和唯物史观区别的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同志指出：“唯民主义乃立宪之本，英雄主义乃专制之原”，英雄主义无非是“为专制政治产孕之思想，今已无一顾之值……盖迷信英雄之害，实与迷信历史同科，均为酝酿专制之因，戕贼民性之本，所当力自湔除者也。” 文革前毛泽东对《武训传》《海瑞罢官》的批判就是由于英雄史观的问题，1970年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后，即庐山会议后，英雄史观的文艺作品被大量查禁，这些作品被称之为“毒草”。毛泽东认为英雄史观就是奴隶史观，正如他的名言“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和《七律·到韶山》所表达的：“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意大利哲学家、历史学家维柯把人类历史分为三个时代，神的世代、英雄的时代和人的时代。英雄主义或英雄史观是封建主义和封建社会的典型特征。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英雄史观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他们指出：“那种轻视现实关系而只看到元首和国家的丰功伟绩的历史观是何等的荒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40页） 尤其是历史告诉大家，每一个历史的动乱时期和末期都是所谓“英雄辈出”的时期，正如吕思勉指出的：“近世论者，乃谓惟末开或半开之社会，然后有赖于英雄。社会愈进化，则英雄愈少。又谓凡有名之英雄，必有无数无名之英雄，盾乎其后，衡以分功协力之义，则此有名之英雄，其功亦与无名之英雄等耳。推斯义也，则英雄者，特不祥社会之产物，窃取他人之力以成其名者耳。” 一个人的良知、精神、修养来自他生活的社会本身，靠帝王将相的“英雄事迹”教育出来的人只能是屈从于权力的奴隶，而由奴隶组成的军队即使拥有世界最先进的武器，也不可能打赢任何一场战争。因此，重塑一个国家的历史观是时代赋予每一个中国人的任务，正如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的这段话：“为了研究历史的规律，我们应当撇开帝王将相，完全改变观察的对象，而去研究指导群众的同类型的无限小的因素。谁也不敢说用这种方法了解历史的规律究竟有多大成就；但是，显然，只有用这种方法才能找到历史的规律，人类的聪明才智在这个途径上所用的精力还不及史学家在描述帝王将相的各种活动和叙述他们对这些活动的见解所用的精力的百万分之一。”

评语：这些天关于《满江红》和《流浪地球》的争论很多，但是大多都没有争论到问题的核心。首先，就历史事实而言，岳飞和秦桧绝不是今天大家知道的这个样子，岳飞的罪名绝不是“莫须有”（注：“莫须有”本身就不是“没的意思），秦桧也绝不是““卖国求荣”。所以不要听文艺作品怎么说，而要看史书的记载，例如宋元时期著名学者马瑞临编纂的《文史通考》中的记载，其中百姓对岳家军的评价是“杀人如草芥， 花钱如泥土”， 对战绩的评价是“一遇女真， 非败即遁”。〉宋史本传》中记载的最可笑的是宋高宗被金人追击时，岳飞躲了起来。所以史学大师吕思勉对岳飞和秦桧的问题总结到：“古人滥得美名，或者枉受恶名。”由于吕思勉在《白话本国史》中“褒扬秦桧，贬低岳飞”，该书被国民党查禁，吕思勉被南京市政府告到法院。但史实就是如此，后被判不予起诉。 但问题的核心并不在于此，而在于英雄和人民的在历史中的作用，即英雄史观和唯物史观区别的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同志指出：“唯民主义乃立宪之本，英雄主义乃专制之原”，英雄主义无非是“为专制政治产孕之思想，今已无一顾之值……盖迷信英雄之害，实与迷信历史同科，均为酝酿专制之因，戕贼民性之本，所当力自湔除者也。” 文革前毛泽东对《武训传》《海瑞罢官》的批判就是由于英雄史观的问题，1970年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后，即庐山会议后，英雄史观的文艺作品被大量查禁，这些作品被称之为“毒草”。毛泽东认为英雄史观就是奴隶史观，正如他的名言“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和《七律·到韶山》所表达的：“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意大利哲学家、历史学家维柯把人类历史分为三个时代，神的世代、英雄的时代和人的时代。英雄主义或英雄史观是封建主义和封建社会的典型特征。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英雄史观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他们指出：“那种轻视现实关系而只看到元首和国家的丰功伟绩的历史观是何等的荒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40页） 尤其是历史告诉大家，每一个历史的动乱时期和末期都是所谓“英雄辈出”的时期，正如吕思勉指出的：“近世论者，乃谓惟末开或半开之社会，然后有赖于英雄。社会愈进化，则英雄愈少。又谓凡有名之英雄，必有无数无名之英雄，盾乎其后，衡以分功协力之义，则此有名之英雄，其功亦与无名之英雄等耳。推斯义也，则英雄者，特不祥社会之产物，窃取他人之力以成其名者耳。” 一个人的良知、精神、修养来自他生活的社会本身，靠帝王将相的“英雄事迹”教育出来的人只能是屈从于权力的奴隶，而由奴隶组成的军队即使拥有世界最先进的武器，也不可能打赢任何一场战争。因此，重塑一个国家的历史观是时代赋予每一个中国人的任务，正如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的这段话：“为了研究历史的规律，我们应当撇开帝王将相，完全改变观察的对象，而去研究指导群众的同类型的无限小的因素。谁也不敢说用这种方法了解历史的规律究竟有多大成就；但是，显然，只有用这种方法才能找到历史的规律，人类的聪明才智在这个途径上所用的精力还不及史学家在描述帝王将相的各种活动和叙述他们对这些活动的见解所用的精力的百万分之一。”

评语：中国今天的处境跟疫情有关系，但并不是根本的，根本问题就在于再生产不能进行。所有经济危机的根本都是再生产问题。中国网络流行语如“韭菜”、“人kuang”，“躺平”等等，以及反腐败问题，党的建设问题，中美关系、修昔底德陷阱等等，这些所有过去和现在中国各界探讨和关心的问题都属于再生产问题，而不可能是其它问题。 同时要理解，人类一切著作，无论是科学、哲学、经济、政治、文学、艺术等等都是关于对历史过程中的再生产问题的阐述或描述，不管作者本人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在迄今为止人类出版的浩瀚的书籍中，真正有价值的书不会超过一百本，尼采曾经说通过十句话就能说明白。正如第十五版《大英百科全书》的编辑指导莫提默·J.艾德勒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查尔斯·范多伦合著的《如何阅读一本书》中说的，那些对提升人类思想，对人类有价值的的书，“我们评估这样的书应该少于一百本。但对任何一个特定的读者来说，数目还会更少。”而美国一位物理学家说过：“不会超过十本。”马克思则说二千年多以来人类思想中的问题就一个价值关系问题，其它全是废话。因此，中国问题再多也很容易看清楚并不是什么高深的理论问题，或难以解决的问题。问题解决的根本在于——勇气。 因为，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必须进行社会关系再生产。这是因为任何一个历史阶段的经济发展都是以消耗从前的社会，即生产资料所能决定的社会为基础的。所以，一个社会所能推动或达到的经济发展有它的限度或承受度，正如一棵树越是要向上生长，它的根就同时需要向下生长，一个社会同样如此。社会关系再生产的意义就在于此。

评语：这是大清晚期和民国留下来的卫生管理经验，变化的只是装备。今日中国在防疫上的措施与方法都来自于清末和民国，即警察机关代替卫生机关，如民国元年，广东卫生司就成为广东警察厅的一个科室。1927年7月1日杭州卫生局成立，8月31日并入杭州警察局……等等。为什么呢？因为“聪明人”发现，借卫生工作控制社会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法，例如法国社会学家福柯指出的：通过空间的“分配艺术”对社会进行管控，同时让国家权力通过卫生工作介入对人身体的监控。或者如，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安东尼·吉登斯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中指出的，通过区域隔离对人们的活动过程进行管控，与人们日常生活彼此交织实现社会控制，这是一种制度再生产困境的表现。 （附录 腾讯视频号 云.景迈）（截止收录时已无法查看） 2022年11月13日 13:35

评语：中国今天的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不仅达不到民国初期知识分子的水平，也达不到清朝中后期知识分子的境界。清朝很多文人有着很好的背景和势力可以依靠，但却不仅不依靠背景，反而为了改变中国付出生命，如谭嗣同。美国学者孔飞力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中看到的，清嘉庆时期的魏源同“各种有着巨大权势和影响的圈子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但他本人从来没有获得过权势，这种模糊性的地位，也是魏源所处时代许多文人的共同经历。” 2022年11月10日 22:40

评语：过去二十多年本应是中国人在思想和理论上进步的二十年，但是却出现了极大的倒退。正如马克思在《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说的：“资产阶级社会完全埋头于财富的创造与和平竞争，竟忘记了古罗马的幽灵曾经守护过它的摇篮。”而对于中国而言，竟忘记了一百多年以来中国革命的历程是反对儒家思想统治的历史。2011年1月11日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北侧，一尊9.5高的孔子像矗立在门前，与人民英雄纪念碑遥相呼应出现在长安街旁。虽然这尊孔子像在三个月后，即在4月20日就被移走，但这背后所代表的意识却不可改变的回来了。 2011 年的12 月14 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在《财经》年会开幕式的大荧幕上致辞，他在肯定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后指出：“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 由于资产阶级群体，尤其是大企业、外资企业、利益集团的愚昧、短视和不学无术，再加上中国学术界与国外先进思想和理论的脱节，他们共同制造出了他们的掘墓人。他们在科学理论和学术中表现出的无知是令人震惊的。例如，他们用哈耶克、米塞斯、波普尔的理论去批判马克思主义，造成理论斗争对象错误。他们这些蠢货根本弄不懂马克思主义是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他们不知道马克思主义是自由主义的坚定捍卫者，正如他们常常用来抨击马克思的著作，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的第十二章中指出的：马克思主义中的自由主义、国际主义、民主主义是德国统治阶级实现社会主义的障碍，马克思主义让极权主义、民族主义无法现身。 这些蠢货也完全也不知道马克思主义与苏联马克思主义是完全相反的理论，正如这些蠢货最欣赏的米塞斯在《社会主义—经济学与社会学分析》指出的：俄国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修订是“回到了前马克思和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教义……”正如中国蠢货们最推崇的波普尔指出的：“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是非科学的。”这种例子我还能举太多太多，总之，中国资产阶级的不学无术害了自己。 因此，一群连书都不明白的人，却在中国最需要科学理论时代掌握了媒体的话语权，四处兜售自己那点可怜的知识，并与错误的理论对象进行斗争，最终为自己召唤来了封建主义亡灵而遭受灭顶之灾。人要为愚蠢付出代价，所以你们今天遭受的一切都是应得的，不要抱怨，而要反思和学习。

评语：小童：现任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父亲老特鲁多是加拿大著名的劳工律师，后任加拿大总理，中加友好的奠基人。曾经为宣传红色中国而被美国政府拒绝入境。据说他儿子被我们训斥了一番。

评语：看“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回忆录，可以看出“延安传统”的大概，毛泽东哈哈大笑的传统。

评语：美国《大西洋月刊》最近一篇文章指出，美国民主党作为传统的工人阶级政党正在失去工人阶级的支持。共和党在向工人阶级政党的转型过程中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美国共和党参议员乔什·霍利（Josh Hawley）在 twitter 上骄傲的宣布：“我们现在是一个工人阶级政党。这就是未来。” 但是，共和党在与民主党的竞争中还没有取得绝对优势。我认为，其中原因在于，共和党在思想和理论上还不足以取得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认同，美国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是马克思主义者，而共和党虽然在实践中实行了工人阶级的政策，但是在理论中是混乱的。例如美国著名保守派政论家马克·莱文（Mark R. Levin）去年出版了一本书《马克思主义美国》（American Marxism）中的很多观点是混乱的。 所以要想取得知识分子的支持要在关于工人阶级的理论和议题上进行突破。对于这一点，美国保守派杂志《国家评论》杂志指出：如共和党拿下两院，需要建设性的工人阶级议程。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马尔科·鲁比奥说：“美国共和党的未来”是“一个建立在由美国工人阶级组成的多民族多种族联盟上的政党。” 祝愿美国作为马克思、恩格斯、爱因斯坦和全世界无产者寄予厚望的国家，书写马克思主义新篇章！正如美国政策研究所及外交政策计划负责人约翰·费弗憧憬并指出的：世界期待新时代的马克思奋笔疾书，只有马克思主义可以解释和解决世界问题！

评语：爱因斯坦和贝尔纳在关于自然科学的基础是什么的结论是：历史。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指出：科学革命是历史观的革命。以色列耶路撒冷大学历史学教授尤瓦尔·赫拉利那本全球畅销书《人类简史》在开篇就指出历史的重大革命就在于科学革命为过去的历史划下句号而另创新局。美国数据库项目“开放课程”（The Open Syllabus Project）通过各大学过去15年以来超过100万项课程和图书阅读信息，公布了美国大学学生的阅读书目数据，其中《共产党宣言》是排名前十的著作，尤其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借阅图书的统计中更受重视。在科学的道路上，建立正确的历史观是科学工作的首要前提。 马克思把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学等一切自然科学的发现作为自己理论的基础，并时刻关注自然科学的发展并为之欢欣鼓舞。正如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说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立即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 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却恰恰相反，他们把马克思主义这一伟大科学理论建立在儒家思想的基础上，其历史观之狭隘在人类思想史中都极其罕见。例如郭沫若的文章《马克思进文庙》中居然让马克思对孔子发出感慨：“我不想在两千年前，在远远的东方，已经有了你这样一位老同志！” （待续） 2022年9月4日 10:04

评语：溥仪《我的前半生》中记录的防疫措施…… 2022年9月3日 19:51

评语：（1）唐山烧烤店打人的事件当然令人们愤怒，但更令人愤怒的是一些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学术不端、思维水平的低下和深重的封建主义意识在此事件中的表现。为了揭露封建主义对今天中国发展的阻碍，我们有必要借此事件对封建主义思想进行批判。 首先，要批判的就是中央政法大学教授罗翔这个不学无术的网红。他对这个事件的看法有篇文章《没有愤怒，就没有正义》，其中有句话：“如果对邪恶只有冷漠，而没有愤怒，那么正义就失去了感性的基础。当然，所有的情感都需要节制，如孔子所言：随心所欲不逾矩。我们愤怒的情绪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在法治的轨道下正常释放。” 这一段话无论从历史学、哲学、自然科学、政治学、法学、逻辑学上去看都是非常无知的。如果普通人这么说倒是无所谓，但作为一个法学教授这么说则影响极坏。因为正义和法律不是一回事，而且恰恰相反，全人类寻求正义的历史都是通过反抗法律的轨道而实现的。 这很好理解，比如，如果大家都遵循大清朝的法律那就不该有中华民国；如果大家受中华民国法律的约束，就不会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如果法律一直是被人们所承认和遵循的，那么按照你罗翔引用的孔子的话“从心所欲不逾矩”，及你所理解和解释的意思“我们愤怒的情绪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在法治的轨道下正常释放。”那么就不该有任何革命的发生，我们还应该生活在秦朝。 所以，法律就是不断被修正的，历史的进步就是通过对法律的否定而实现的。正如美国法理学家埃德加·博登海默指出的：“自有文字记载以来，所有重大的社会斗争和改革运动都是高举正义大旗反对实在法中某些被认为需要纠正的不平等规定的。”（《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318页） 你罗翔说：“如果对邪恶只有冷漠，而没有愤怒，那么正义就失去了感性的基础。”当人们感受并认识到不平等社会又无法改变时，就会变得冷漠。冷漠是愤怒后意识到无力改变社会现状后的沉默，因此不是人冷漠，而是社会本身冷漠。正义只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就是社会关系的冷漠，正如马克思说的：“在现实性上，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你罗翔不应当指责人的冷漠这个结果，而应当指责不正义的社会这个原因。 按照你罗翔的“所有的情感都需要节制”的说法，冷漠不算是对情感的一种节制吗？而你却又要求愤怒，说“没有愤怒，那么正义就失去了感性的基础。”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愤怒居然是正义的感性基础，以前我只知道科学家们说的感性是科学的基础。再说，愤怒是感性吗？如果按照这个看法，那很多的精神病人每天都很愤怒，他们对这个世界中的一切都充满愤怒。所以，愤怒的本质是人的感性条件被扭曲后的痛苦，而绝不是正义的感性基础。如果一个社会需要人们用愤怒寻求正义，那只能说明这个社会太不正义了，同时也说明这个社会中的法律不是为人而存在，而是人为法律而存在。 对犯罪行为的追究并不是实现正义，因为正义只体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正义绝不是让人们付出代价后的事后追究。所以，法律只不过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血还血的报复手段而已。

评语：（4）对于王德峰，他符合哲学教师的一般水平。他的问题在于不理解科学思想或马克思思想的形式。那位老师问我的问题在我看来是想知道：如何在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教学中区分出思维和理论。因为理论虽然是思维的表现，但不可能准确的表达出思维，只是对所思尽可能的进行相似的描述。正如尼采说的：“语言正是通过撒谎来发挥作用，亦即通过否认实在的相异性，并捏造虚假的相似性来发挥作用。” 如果不能把握作者思维的方式，那么仅通过文字是不可能理解的。但是理解思维又必须通过语言，因此阅读理论著作时需要读者通过语言所表达的东西去理解语言背后作者思维的方式是什么。所以康德认为哲学是不能学习的，而只能学哲思的原因就在这儿。 因此，我举王德峰的一个例子，就能知道问题在哪。他说：中文“觉悟”这个词是无法恰当的翻译为外文的。这就基本暴露出了他在哲学、科学或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不具有深刻的理解能力。 假设，一个人对一门知识的理解99.99%都是正确的，但核心的0.1%理解错误，那么99.99%的正确是没有意义的。换句话说，两个人对99.99%做同样的解释，但只有最核心的0.1%理解不同，那就是天壤之别，这一区别在马克思主义领域是最重要的。比如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翻译和编辑中，很多人干了一辈子，但并不知道马克思在说什么，甚至是与马克思的思想相反的认识。因此，并不是对某些话解释正确，甚至两人做出同样的解释就代表一定是正确的理解了。 佛教对这种区别有个形容：第一重境界：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第二重境界：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第三重境界：见山依然是山，见水依然是水。 首先，“觉悟”直接翻译成“直觉”（Intuition）即可，就这个词而言没有那么复杂。如爱因斯坦关于科学创新的来源时说的：“直觉的工作超越理性，众所周知，创新是直觉战胜逻辑。”（The workings of intuition transcend thoseof the intellect, and as is well known, innovation is often a triumph of intuition over logic.）但理解直觉的意思却是很复杂的。 王德峰说马克思主义是哲学革命，从哲学角度看当然是对的，但从马克思的角度则是不对的。恩格斯、李卜克内西、贝尔纳等人的评价是：马克思对科学进行了革命，马克思是科学的革命家。因为马克思与现代物理学一样，是一种直觉理论，正如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评价马克思理论是伟大的历史主义直觉的作品。 直觉是介于理性和感性之间的一种思维形式。直觉代替逻辑和理性的思考是现代科学取得伟大进步的根基。现代物理学的基础就是由直觉产生的两个理论——相对论和量子论构成的。例如在物理学中的自由夸克是真实存在的，但从来就没被发现过，它只是在物理学家的假设中存在，并被实验所证明是可信的，但就是找不到。 用逻辑、理性或感性就根本不可能理解物理世界，例如一辆汽车在镜子中行驶。一般人肯定会认为，镜子中的汽车与正在行驶的汽车保持完全一样的速度。但通过实验发现，根本不是。而这个发现就是李政道和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原因，即宇称不守恒定律。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不是哲学革命，而是科学革命，其根本就在于他的理论是建立在直觉上建立起来的，而哲学是理性的。通过马克思历史理论进而理解哲学，与通过哲学去理解和解释马克思理论，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只是看起来很像，但正如阿尔都塞说的，大学哲学教育埋葬了马克思。 王德峰的对马克思的理解就像马克思在给恩格斯信中批判拉萨尔时所说的：“这个家伙竟打算在他第二部大作中用黑格尔的方式来阐述政治经济学。但是使他遗憾的是，他会看到，通过批判使一门科学第一次达到能把它辩证的叙述出来的那种水平，这是一回事，而把一种抽象的、现成的逻辑体系应用于关于这一体系的模糊概念上，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通过批判即通过直觉；通过逻辑的即通过理性。前者是科学的，后者是哲学的，这两者是两回事。 正如我们今天看到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哲学造诣上都很高，但哲学家未必理解，甚至不可能理解马克思主义，正如萨特说的，存在主义不过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思想形态上的表现，而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无法被超越的思想。 因为哲学和科学都是被历史塑造的，因此也只有通过历史才能被理解，不可能超越历史的解释。量子力学也是如此，如德国科学哲学家赖欣巴哈在《量子力学的哲学基础》中指出的：“量子力学对因果性的批判必须看成是历史发展的逻辑继续……” 还有爱因斯坦提出时间在不同位置是不同的，是相对的，马克思比爱因斯坦早了六十多年就提出了（回头给大家整理出来马克思的这个理论）但马克思这一科学水平一直没有人提及。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停留在这个发现上，而是迈向科学的最高峰，历史科学。 最后，祝这位提问题的老师工作愉快，不断学习和进步。如马克思说的：“在科学上没有平坦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评语：《疫情防控背后的科学》（3） 而在这个“激动人心的时代”中，我们却以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的国家，以西方一百多年前的方法应对当前的危机，而且居然还自豪起来了。去看看全世界有一个科学家会赞同这种方法吗？找出一个给我看看？不过，这也是与二千年以来中国落后的思想和理论环境一致的，但遗憾的是，中国没能发展出科学，也不能应用科学，更糟糕的是诋毁科学。因为有些人居然把防疫的不同方法作为国体之间先进与否的对比，而没有从这种区别中看到科学本身。不仅没看到，而且还强词夺理，混淆视听，例如今天一篇《上海防疫，背后是国体之争》简直无耻至极，居然编造数据去证明自己的正确，例如文章中说中国每年因感冒导致的死亡是5个人，而中国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是9万。文章中每句话都可以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理论进行驳斥，简直是不学无术到家了。 我们看到，有些国家的政府仅采取了一些非常有限的行政措施进行防疫，就导致了一些民众的抗议。从马克思主义或社会科学、生物科学等等人类一切科学理论而言，严防政府的职能借疫情渗透到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就是对人类健康的一项保障。而政府的行政措施和个人行为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他律与自律的问题，他律不能干涉到已经产生自律的人身上。自律和他律是一个核心的理论问题，可以说，所有社会科学中的理论都是围绕这一逻辑关系而展开的。比如人权与法权、市场与计划、个人与社会、自由与集权……等等，都是这一个逻辑关系的问题，在这里就不展开了。 从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革命观点去看，进步的国家决不会也不能以牺牲社会关系为代价，因为当今社会秩序是600年以来，无数人献出生命和艰苦斗争而取得的历史成果，包括二次世界大战从历史意义上来说就是为保卫社会关系而进行的反帝国主义、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斗争。正如裴多菲的诗所表达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伟大的人民和伟大的社会相互成就，国家因此而强大，因此保卫社会就是保卫祖国和人民。负责任的公民是因为社会关系保障和捍卫其自由而生产出来的。自由社会的产品是自律的人，自律的人所组成的社会才是集体主义，靠他律所生产的集体主义是奴役，不是真正的集体主义。 沙皇俄国、苏联就没有理解这一人对自由的渴望以及对这种社会关系的需要导致了自身的失败，今天的俄罗斯在重蹈覆辙。中国作家金雁在《倒转红轮》中引用的这些话可以说是今天一些国家的现实写照———“俄国的“国家主导”“国家主义”成为一种显著的民族需要，正如契切林所说的“所有的俄国制度都带有国家主义的特征”。别尔嘉耶夫也认为:“广袤的空间像一个沉重的负担，压迫着俄罗斯民族的灵魂”，长期以来，为了不使“东方西方波涛威胁着要吞没俄罗斯”，国家“对自由个性和社会力量进行压制，使它们都服从国家的利益”，“俄罗斯的灵魂被辽阔所重创，它看不到边界，这种无边界性不是解放而是奴役，俄罗斯人的整个外在活动都被用于为国家服务”，它是一个为了胜利而牺牲了自由的民族，“它可以造成一个强大的国家，却不能有自由的人民”（金雁《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第27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德国著名哲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恩斯特·布洛赫说：“如果不是从直接的医学角度而是间接的社会角度看，健康更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概念。健康不仅是一个医学概念，也是压倒性的一个社会概念。所谓恢复健康，说实话，就是使患者处于一种健康类型之中，而在既定社会中，这种健康总是受到普遍承认的，是的，只有在社会本身中才能形成世人普遍承认的健康。”（［德] 恩斯特·布洛赫《希望的原理》第二卷29页） 在生物学中也这么看，例如英国生物人类学家理查德·道金斯指出：“理论上讲，基因的原因和环境的原因是彼此没有差别的，两者造成的某些影响都是很难逆转的………没有什么一般性原因令我们可以去期望：基因的影响会比环境的影响更难以逆转。”（［英］理查德·道金斯《自私的基因》304页，中信出版集团） 因此，以牺牲社会关系为代价恰恰是对人的健康的极大伤害，因为社会关系被损害，将导致人的精神损害，自杀律会急剧飙升，各种刺生灾害会大面积发生。因为社会关系被损害意味着经济的衰退。我以前看过一个统计表明，失业率和自杀律的上升是直接关系。（我手头现在没具体数据，如果谁有请发给我） （待续）

评语：《疫情防控背后的科学》（3） 而在这个“激动人心的时代”中，我们却以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的国家，以西方一百多年前的方法应对当前的危机，而且居然还自豪起来了。去看看全世界有一个科学家会赞同这种方法吗？找出一个给我看看？不过，这也是与二千年以来中国落后的思想和理论环境一致的，但遗憾的是，中国没能发展出科学，也不能应用科学，更糟糕的是诋毁科学。因为有些人居然把防疫的不同方法作为国体之间先进与否的对比，而没有从这种区别中看到科学本身。不仅没看到，而且还强词夺理，混淆视听，例如今天一篇《上海防疫，背后是国体之争》简直无耻至极，居然编造数据去证明自己的正确，例如文章中说中国每年因感冒导致的死亡是5个人，而中国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是9万。文章中每句话都可以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理论进行驳斥，简直是不学无术到家了。 我们看到，有些国家的政府仅采取了一些非常有限的行政措施进行防疫，就导致了一些民众的抗议。从马克思主义或社会科学、生物科学等等人类一切科学理论而言，严防政府的职能借疫情渗透到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就是对人类健康的一项保障。而政府的行政措施和个人行为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他律与自律的问题，他律不能干涉到已经产生自律的人身上。自律和他律是一个核心的理论问题，可以说，所有社会科学中的理论都是围绕这一逻辑关系而展开的。比如人权与法权、市场与计划、个人与社会、自由与集权……等等，都是这一个逻辑关系的问题，在这里就不展开了。 从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革命观点去看，进步的国家决不会也不能以牺牲社会关系为代价，因为当今社会秩序是600年以来，无数人献出生命和艰苦斗争而取得的历史成果，包括二次世界大战从历史意义上来说就是为保卫社会关系而进行的反帝国主义、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斗争。正如裴多菲的诗所表达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伟大的人民和伟大的社会相互成就，国家因此而强大，因此保卫社会就是保卫祖国和人民。负责任的公民是因为社会关系保障和捍卫其自由而生产出来的。自由社会的产品是自律的人，自律的人所组成的社会才是集体主义，靠他律所生产的集体主义是奴役，不是真正的集体主义。 沙皇俄国、苏联就没有理解这一人对自由的渴望以及对这种社会关系的需要导致了自身的失败，今天的俄罗斯在重蹈覆辙。中国作家金雁在《倒转红轮》中引用的这些话可以说是今天一些国家的现实写照———“俄国的“国家主导”“国家主义”成为一种显著的民族需要，正如契切林所说的“所有的俄国制度都带有国家主义的特征”。别尔嘉耶夫也认为:“广袤的空间像一个沉重的负担，压迫着俄罗斯民族的灵魂”，长期以来，为了不使“东方西方波涛威胁着要吞没俄罗斯”，国家“对自由个性和社会力量进行压制，使它们都服从国家的利益”，“俄罗斯的灵魂被辽阔所重创，它看不到边界，这种无边界性不是解放而是奴役，俄罗斯人的整个外在活动都被用于为国家服务”，它是一个为了胜利而牺牲了自由的民族，“它可以造成一个强大的国家，却不能有自由的人民”（金雁《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第27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德国著名哲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恩斯特·布洛赫说：“如果不是从直接的医学角度而是间接的社会角度看，健康更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概念。健康不仅是一个医学概念，也是压倒性的一个社会概念。所谓恢复健康，说实话，就是使患者处于一种健康类型之中，而在既定社会中，这种健康总是受到普遍承认的，是的，只有在社会本身中才能形成世人普遍承认的健康。”（［德] 恩斯特·布洛赫《希望的原理》第二卷29页） 在生物学中也这么看，例如英国生物人类学家理查德·道金斯指出：“理论上讲，基因的原因和环境的原因是彼此没有差别的，两者造成的某些影响都是很难逆转的………没有什么一般性原因令我们可以去期望：基因的影响会比环境的影响更难以逆转。”（［英］理查德·道金斯《自私的基因》304页，中信出版集团） 因此，以牺牲社会关系为代价恰恰是对人的健康的极大伤害，因为社会关系被损害，将导致人的精神损害，自杀律会急剧飙升，各种刺生灾害会大面积发生。因为社会关系被损害意味着经济的衰退。我以前看过一个统计表明，失业率和自杀律的上升是直接关系。（我手头现在没具体数据，如果谁有请发给我）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