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雅笺

文人雅笺 　　文人对书斋及其用品大多都很讲究，大至环境、书桌、书柜，小至笔筒、砚墨、一枝笔、一方印章、一盒印泥，甚至一张纸笺。 　　笺，《辞海》的解释是：“精美的纸张，供题诗、写信等用”。 　　笺纸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早在南北朝时期就有诗赋书写于笺纸上。笺纸又称花笺、诗笺、彩笺、尺牍，是手札的载体。唐代著名女诗人薛涛与元稹、白居易等名士互赋诗词，“躬撰深红小彩笺，裁书供吟，献酬贤杰，时谓之薛涛笺。”“薛涛笺”距今已逾千年。 　　除传统的花笺外，历代文人还喜以书斋馆名自制专用笺，清代《芥子园画谱》作者李渔自制角花笺，赵之谦自制梅花笺，吴昌硕自制桃花笺，五彩缤纷，古朴典雅。二十世纪上半叶，文人雅士对花笺的喜好有增无减。鲁迅曾与郑振铎合编《北平笺谱》，收集了北京荣宝斋、上海朵云轩等斋馆笺纸藏版，精选其中的三百余幅古今名人画笺，有林琴南的山水笺、陈师曾的诗笺、戴伯和的鹤笺、姚芒父的唐画壁砖笺、齐白石的人物笺、吴待秋的梅花笺、陈半丁的花卉笺等，于1933年木刻精印100部，分送友人，成为近代出版史上的一大佳事。该书宣纸线装，色彩古雅，内容丰富，雕刻、印刷、图案俱极佳。郑振铎对笺纸的收藏可谓着迷，他觉得用木刻水印制作的笺纸特别珍贵，他说：“这是一片新的园地，还没有人涉足过，这里精美的图画每一幅我都舍不得放弃。”1930年，郑振铎在北京短短一年之内，就搜得刻印俱佳的笺纸500多种。 　　汪曾祺在回忆沈从文的《星斗其文，赤子其人》中，说沈从文“有一阵搜集旧纸，大都是乾隆以前的。多是染过色的，瓷青的、豆绿的、水红的，触手细腻到象煮熟的鸡蛋白外的薄皮，真是美极了。”我揣测，这旧纸应该是花笺，所言“染过色”大凡就是经过木刻水印的。此外，我就想不出还有别的什么纸可以让沈从文迷恋的了。 　　“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之际，近代文化名人陈独秀、梁启超和徐志摩写给胡适的信札在嘉德春季拍卖会上以744.8万元的高价成交。陈独秀、梁启超和徐志摩用以写信的正是这种水印纸笺。 　　二十世纪下半叶以后，我辈既无诗词雅兴，写信又多用钢笔圆珠笔和机制有光纸，传统的毛笔书法和文房四宝退出了实用舞台，笺纸已在市上少见。民间虽如此，毛泽东却仍以花笺写信赋诗，与柳亚子等旧日文人唱和。到了比我更年轻的一代，现代文明的快速推进和电脑办公自动化的普及，使他们连钢笔字都写不好，宣纸花笺便更成为稀罕之物了。 　　虽如此，一些传统文化的守望者仍执著地喜好花笺，这些洋溢着文人气息的抽象线条在现代文化的比照中也越发显得不同凡响，笔者的收藏中就有鲁彦周、王火等著名作家的花笺。2007年夏秋之交，上海作家陈鹏举在刘海粟美书馆举办《凤历堂尺牍展》，笔者奉邀观赏，见五色花笺满布大雅之堂，有俗称“红八行”的普通笺纸，也有自制“凤历堂专用笺”，更有相当部分为朵云轩所制。 　　花笺承载着鹏举书写的诗词信札，更承载其浩瀚文思，雅洁不俗。满室花笺尺牍之美令我心动不已，与鹏举见面时我对他说：“日后凡有事，手机短信少发， 尺牍一页，鸿雁传书，也让我等俗人斯文一回。”鹏举大笑。 　　几天后，他来嘉定，还是以手机短信告诉其行踪，只是见面时他以一尺牍相赠。那笺素色，右上方隐约几枝兰草，花蕊鹅黄含绿，极秀逸。笺上是他自己的诗：“十年面壁万年文，到得秋山草木纷，昔日传书托黄耳，今无黄耳觅机云。”落款、印章，满纸温馨。 　　鹏举的尺牍虽清淡却气派，每每欣赏，总让我联想起苏州园林、明代家具、古典书画、景瓷紫砂。 　　“……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球，陈旧而迷糊。”上世纪四十年代，张爱玲曾在她的小说《金锁记》中，把信笺作为比拟物运行于细腻的文字之中，以此形容朦胧月色的美。信笺的风雅由此可见。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薄薄的一页素色纸笺，多少年来载乘着文人诗咏、名士书札，人们在体味其不俗情境的同时，感受不尽的是它散发出的文化艺术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