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维尔《狱中书──致妻子奥尔嘉》

哈维尔《狱中书──致妻子奥尔嘉》 哈维尔《狱中书──致妻子奥尔嘉》 这本书将会不朽。 　　卡夫卡曾经写下过一段令人匪夷所思却发人深省的话，他说：“受难是这个世界的积极因素，是的，它是这个世界和积极因素之间的唯一联系。”这段话用在哈维尔身上极其合适，是受难催生了这本书信集。 　　严肃、从容、凝重，那是绝对意志力下的精神劳作。有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文字品质和深刻的思想质量。哈维尔的这些信件写于１９７９年至１９８３年，在他４３岁到４７岁的入狱期间。让我们想象这样一幅画面：一个中年男人，政治犯，一个纯粹的作家型知识分子，性情中人。在暴政的刑罚下，他低着头，沉思着，抽烟，目光专注，带着我们已熟悉的哈维尔式微笑。 　　 这本书共由一百四十多封从狱中写给妻子的信件构成，在书中，哈维尔不是用对上帝的祈祷，而是用对自己的严苛要求，在一个只有内心生活而不能正常生活的地方，用在狱中唯一被允许的书写行为──写信，写啊写，对自已、对他人、对人类“存有”（ｂｅｉｎｇ）的状况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和探究。 　　监狱和囚禁，作为一种无法回避的人类现象和人类经验，深刻反映着所处时代的人类生活和人类的精神状况。正如哈维尔在写给妻子的第１７封信中所说：“只有监狱环境才能成为人类普遍境遇的隐喻”。对于政治犯来说，监狱是你或早或晚总会踏入的一所考验意志力的伟大学校，除非你疯了，否则，它最终会使你学会沉思，并迫使你审视自已。 　　准确地说，不是哈维尔担任捷克总统时期对当今世界或对捷克现状予以审视及剖析的那些演讲，也不尽是他在共产党专制时代充满异议勇气和公民责任感的文字和行动，而是他在监狱这一严酷环境下给妻子写的这些信件，让我读出了哈维尔与绝大部分从事政治的人物微妙但却是本质的不同。从性格上讲，他有着被政治人物视为致命缺陷的个性：不自信──他甚至从不掩饰这种不自信。这使得他不倦地进行自我反省和自我分析，如同他在第１３封信中所说：“过多的反躬自省是我的‘死脑筋’的另一面。”然而，恰恰是这种不自信和由此而来的反躬自省，成为哈维尔个性中最为迷人、也最为珍贵的特质。就像哈维尔对自已的描述：“忠贞和不屈不挠是我最重视的品格，时间一年年过去，我越来越看重这些。我并不是保守、喜欢现状，而是尊重人的一致性和延续性。无论如何，我的所有剧本都围绕着一致性与延续性崩溃的主题打转，我想绝非偶然。” 　　了解哈维尔最好的方式莫过于阅读这些写自狱中的信，许多信件中有着对身体状况和个人心境极其细节化的描述，从茶对于身心益处的论述，到在狱中偶尔得以独处的兴奋，从疾病──他在信中不断描述的痔疮──到牙痛、炎症或发烧等症状对于他的折磨。他那一板一眼的生活要求，他对友人的挂念和对友情的缅怀，他那与生俱来的□腆，他感叹着自己“基本上是一个社交型的人，而写作是一件最孤独的事……”，他那喜欢朋友、充满对朋友的惦念、渴望和友人们相聚的天性，都使我们如晤其人般地感受到一个真性情的哈维尔，一个看似随和、实则固执──择善固执的哈维尔；一个有着凡人的习性（如对琐事的唠唠叨叨）、凡人的怪癖（如对小事的一丝不□）、凡人的七情六欲、凡人的喜怒哀乐、乃至凡人的痼疾（痔疮）的哈维尔。一个通过监狱生涯最终学会了怎样和妻子交谈的哈维尔；一个执着但绝不自以为是的哈维尔；一个注重外表和他人观感的哈维尔；一个即使在噩运中仍旧保持优雅和良好品味的哈维尔；一个将精神生活视为人生最高乐趣的哈维尔。 　　通过这些信件，我也深切感受到，对于一个身陷囹圄的人，家人的信件、妻子的探监、友人片言只语的问候，甚至辗转抵达的遥远喜讯，都不可或缺，这一切是多么的重要。 　　从第３７封信开始，也就是在他入狱一年之后，哈维尔开始有意识地写“深思熟虑的信”，而不像之前那些虽然严谨和一丝不□，但是充满对亲人吹毛求疵的抱怨，指示奥尔嘉来探监时要带什么、要买什么，罗列得清清楚楚。因为在狱中不能写剧本，他只能对自己以往的剧作展开深入的思考，“我的所有剧本处理的都是人类身份这个主题，以及意识到的危机状态……”，他甚至警句式地强调他在思考“所有主题中最重要的主题：“身份与不朽”。他在随后的许多信件中对戏剧形式、戏剧观念、剧场的意义、剧作家和剧场、剧场和观众的关系，以及他在不同的剧作中究竟想表达什么，作了持续而专注的探讨。 　　哈维尔也在信件中对他和神的关系作了深刻的论述，他在第４１封信中曾说：“他有时是我的良心，有时是我的希冀，有时是我的自由，有时是世界之谜。……我的上帝的另一个典型之处：他是一个等候的大师……”。哈维尔并不是一个教徒，但他也不是一个无神论者，他在信中详尽阐述了他的内在信仰，最重要的是，他对这个他称之为“秘密的永世的他”充满了崇奉。哈维尔是以一个知识分子的深刻思辩写下了这些思考。 　　他在囚禁后期所写的信几乎完全是他与现代哲学的一场虚拟对话，哈维尔曾在第１０８封信中大量使用哲学术语对人的存有进行了连篇累牍的表述，并且滔滔不绝，我在这封信的最后一段突然发现了这一切表达的潜背景，哈维尔说：“我终于熬过了这个狱中的圣诞节，我的忧郁已经消失，我的肚子也渐渐大了。” 　　其实，他此刻对哲学式“存有”的思考，就是对他在牢狱中受难的“存有”现实的挑战，这使他在４５岁时战胜了囚禁生活中那致命的忧郁。他在这些用数字编码的、看似可以无穷无尽写下去的后期信件中孜孜以求地探讨精神秩序、视界、存有秩序、存有的地平线等带着我们所处时代深刻烙印的哲学概念，反复阐述着人的责任、人的信念及信仰的必要性和意义，其思想的纯度之高、思路之严谨和思绪之缜密，令人震撼，不仅是人类受难史上、也是人类思想和人类精神进程中不朽的文献。 　　我的建议是，将哈维尔的这本书信集放在床头，就像在床头搁放诗集，可兰经或福音书一样，每天在睡前读上一页或一封信，它可以成为我们精神的校正器，在狂躁或沮丧状况下按时服用的“药”。 　　我甚至冒昧地建议哈维尔先生，他二十年前写出的这些狱中书信也应该作为他此时此刻“后总统生涯”中的床头书，在他今天仍旧活跃的退休生涯中，或许可以通过重读自己早年写就的书信，重拾当年他在政治和文学那巨大的鸿沟间达至惊人平衡的伟大技艺。 书名：《狱中书──致妻子奥尔嘉》 作者：瓦茨拉夫·哈维尔 译者：王一梁等 出版：倾向出版社 日期：二零零四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