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拉特、布利斯和图形符号语言

Neurath, Bliss and the Language of the Pictogram by Phil Patton 翻译: 吴亦淳 2010年2月9日 今天，奥图·纽拉特作为用于机场与其他地方的图形符号的创始人而为世人所铭记。但当时纽拉特的理想要不仅限于此。而这些都可以在好莱坞的辛德勒馆 (Schindler House) MAK 艺术与建筑中心举办的展览 "奥图·纽拉特: 吉普赛人城市主义" 中得以呈现。展览的策展人由纳德尔·沃索昂 (Nader Vossoughian) 友情担任，他也是《奥图·纽拉特: 国际城市的语言》(Otto Neurath: The Language of the Global Polis) 一书的作者。展览的日期为2009年11月4日至2010年1月31日。 在欧洲以外的一些国家中大规模使用的国际通用图形符号系统 (isotype)。摘自奥图·纽拉特的《社会与经济》(Gesellschaft und Wirtschaft)，维也纳，1930 (MAK 中心友情提供)。 本次展览旨在纪念纽拉特在1925年创造的国际通用图形符号系统 (或称为 isotype)，并还原了纽拉特在1925年创立的社会与经济博物馆的一部分。当时他以图标和图形描述了社会和经济模式。他还为打造一个 "无边界的博物馆" (museum without boundaries) 设计了图像，这个 "博物馆" 如同一个流动图书馆或迷你展览，可以被运往偏远地区。展览中包括了100幅这样的图像。 纽拉特的一生可谓是一个为崇高的理想屡败屡战、并逐步降低目标的过程。他出生于1888年，在一生中曾扮演过许多角色: 经济规划师、房屋局官员、教授、博物馆馆长。他曾经和著名的阿道夫·卢斯 (Adolf Loos)、约瑟夫·弗兰克 (Josef Frank)、勒·柯布西耶 (Le Corbusier) 和拉兹罗·莫霍伊-纳吉 (László Moholy-Nagy) 等人共事。1919年，面对一战所遗留下来的创伤，他曾希望为短暂的巴伐利亚 "苏维埃共和国" 政府执掌经济。政权颠覆后，他搬到维也纳，指导该市的住房政策。他希望通过 "定居与花园分配组织" (Settlement and Allotment Garden Association) 为流离失所者建造花园式住宅。但政府却希望发展高层建筑，因此他离开了维也纳。 之后纽拉特重新专注于创造一种新型的博物馆、一种能演示社会和经济趋势的教学手段。这些最终在市政厅中找到了一个栖身之所。然而它却以流动展示和街坊展览的形式产生了更大的影响，纽拉特为这些展览设计了巧妙的展示形式。 纽拉特创造这种博物馆的初衷与 "语言必然负载了意识形态" 这种观点有关，因此他想创造一套符号和图表以超越文字。他宣称 "文字分裂，图形团结"。国际通用图形符号系统可以提供一套图形符号，后来这套图形符号还被称为 "世界语图形" (picture Esperanto)。 图表: 美国国内外的汽车数量，摘自《社会与经济》，1930 (MAK 中心友情提供)。 纽拉特在哲学家和文艺人物组成的 "维也纳小圈子" 中是一个领导型的人物，这个小组精通逻辑实证主义。逻辑实证主义是基于鲁道夫·卡尔纳普 (Rudolf Carnap) 和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Ludwig Wittgenstein) 的学说发展起来的。这个小组坚信传统的、基于语言的哲学已经陷入了 "形而上学" 的困境。摆脱语言缺陷的唯一途径是运用数学，包括用于表达逻辑和选择的数学，比如布尔运算。这种学说正好契合了纽拉特希望以数字和图形的形式描述社会和经济事实的想法。 让纽拉特扬名的国际通用图形符号系统，起初只是叫做 "维也纳方法" (Viennese method)。其中很多图形是由纽拉特1928年聘用的一名平面设计师盖尔德·安茨 (Gerd Arntz) 创作的。安茨强调简化的形状和轮廓，这样使图形容易复制并具有高度的识别性。 纽拉特十分清楚为社会统计学提供虚假细节的危害 (必要估计和近似的数据)，特别是当它们以曲线或其他图表形式呈现的时候。他追求国际图形语言的梦想获得了得到了来自奥地利国外的响应。他的《国际图形语言》(International Picture Language) 1936年在伦敦出版。两年后，此书的新一版在纽约出版。在美国，纽拉特在拥护罗斯福新政的思想家和设计师中很有影响力。 这些关于 "社会与经济" 的100个图表和30个文字表格仿佛一套涵盖了历史与社会的地图集，它还包括了从古罗马和希腊到当代的各个时期文明的比较。他的方法，按照他的话说，是受了狄德罗 (Diderot) 的《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 和夸美纽斯 (Comenius) 的《世界图解》(Orbis Pictus) 的启发。《世界图解》出版于1658年，可能是世界上第一本面向儿童的图书。 以图形符号的形式表现的高度简化的人种。摘自纽拉特的《国际图形语言》（1936)。 相应地，纽拉特又以他简明且轻松的风格启发了其他设计师。他的作品在图表和插画领域所产生的影响，可与奈杰尔·霍姆斯 (Nigel Holmes) 为《时代》杂志和其他出版物所创作的插画相媲美。 但是即使是展示数字也不可能做到完全客观。纽拉特的一幅关于 "当今社会问题" 的示意图提供了各大洲人种的图解——其中一个黄皮肤的亚洲人戴着一顶圆锥形的帽子。看来国际通用图形符号教育系统也不能完全避免种族成见。 1934年纽拉特离开维也纳，搬到英国。之后他在英格兰中部地区的比尔斯顿做城市设计。 纽拉特的符号最终成了用于机场和火车站的图标的雏形。它们的风格中性，和现代风格的无饰线字体非常相配，象征高效、公司权力和全球化。 对这种结果，许多人觉得有点讽刺: 纽拉特希望宣扬社会主义的世界语言，最终却变成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通用代码。 纽拉特于1945年辞世，就在乔治·奥威尔 (George Orwell) 写下著名的文章 "政治与英语" (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 的前一年。战争刚刚结束，奥威尔反思意识形态和政府宣传对语言的影响，宣称 "当今的政治混乱和语言的衰落有关。" 文字由于被空想家滥用而贬值。 纽拉特也因为类似理由对语言产生怀疑。他主张使用图形，因为他不信任文字。比这个更极端的例子是查尔斯·布利斯 (Charles Bliss)，他创造了一套图形化的文字并命名为布利斯符号 (Blissymbolics.)。布利斯比纽拉特年轻15岁，但是经历了战争的创伤。布利斯在他的系统里，把国际通用图形符号系统这一概念进一步发展，并在他1949年出版的《西曼特图案 》(Semantography) 一书中把自己的系统命名为 "世界书写" (World Writing)。 布利斯符号的象形文字示例。 对纽拉特和布利斯来说，语言的缺点和20世纪西方文明发展的挫折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必然需要一套全新的符号系统。 对于语言，布利斯比纽拉特还要悲观。对布利斯来说，语言不仅未能服务人类，还成为人类本身毁灭的原因。他认为文字被用来为集权主义服务，已经不可救药地被损坏了。布利斯比纽拉特的 "文字分裂，图形团结" 走得更远，他宣称 "语言的隔阂是真实存在的，它的代价可以用人的生命来衡量——已经有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因为言语被杀害。" 布利斯的想法成形于幼年时期，他在欧洲长大，后来为躲避纳粹来到中国。布利斯出生于古老的奥匈帝国，出生时的名字是卡尔·凯西尔·布里兹 (Karl Kasiel Blitz)。他在1965年这样描述奥匈帝国: "20个不同民族的人互相憎恨，只因为他们用不同的语言说话和思考。" 他最终相信，曾一度被视为人类文明的精华并具神圣价值的文字，在两次世界大战及大屠杀之后，可以被证明不但是空洞的，而且可能彻底成为邪恶势力的工具。 以布利斯符号写出的 "用创意架起桥梁，通向更人性化的世界" (来源: CID)。 在他眼中，世界已经倒退回了原始社会，所以他倡导一套新鲜的、重要的但同时也很原始的符号字母表。布利斯并不想焚书或者完全地消灭文字。他承诺在他发明的系统中，"语言不会被取代，只是字母表和词符会被革新"。他坚信字母表是不自然的，仅仅是 "委员会发明的"。因此图形应取代文字。 布利斯实际上希望返回语音字母时代前的象形文字。和国际通用图形符号系统不同，布利斯符号有自己的语法。与纯图形文字不同的是，布利斯的图形文字系统限制了基本符号的数量，但是设置了变形符号，这样基本符号就可以组合成一个像句子一样的东西。符号上标有指示符，这有点类似于现在的指示标志中常以斜杠来表示 "禁止"。一个小方块可以表示一个符号是名词。一个像荣誉晋升令一样的符号则表示动词。和纽拉特一样，布利斯发现他的系统的应用范围越来越窄。他成立了一个名为 "国际布利斯符号通讯" (Blissymbolics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 的国际组织。他为推广系统所付出的努力收效甚微，这使他很失望。布利斯最终在他的晚年开始尝试把系统提供给有学习障碍或残疾的人士使用。例如，它被证明对脑瘫病人有用。 但是对于1985年辞世的布利斯来说，这样小范围的使用是对广泛真理的藐视——这个真理是，文字是人类的枷锁，只有图形才能使人们自由。对一个平面设计师来说，这或许有些太狂妄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