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荣明：知几”：历史中的另一种眼光

知几”：历史中的另一种眼光 (2015-12-18 09:00:31)转载▼ 《周易·系辞传下》记载了孔子的一段意味深长的言论：“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 所谓“几”者，是指事物将变的微小征兆。察将变之微兆而能作预测，确是一种神乎其神的本领。君子对上交往不阿谀奉承，对下交往不傲慢自大，是因为深知“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眼前的权贵虽气焰熏天，但或许仅是座冰山，背靠依傍不得；而草莽之中诚然蓬头垢面、鸡鸣狗盗，但保不定哪一日有位打天下坐龙庭的英雄好汉崛起于此。君子“不谄”、“不渎”，有时或许仅是一种不卑不亢的气节风度，有时或许又是一种远害避险的生存韬略。如果是后者，这自然是一种“知几”的表现。对于能够察觉事物将变的微小征兆而独具只眼作出准确判断——如同从山西洪洞县老槐树上蛰伏已久的那只蝴蝶褐金色的翅膀上看出微微一抖，便能预言海南岛五指山上空将会掀起一场大风暴的人物，我们除了恭送一句“知几，其神乎”，还能有什么更好的表示呢？ 以笔者管目所及，自晚清民国以来，能够担当得起“知几，其神乎”这五个字的人物大抵有好几位，这里先谈谈三位：常州师爷赵烈文、湖南巡抚邵友濂、历史学家吕思勉。 一 赵烈文（1832－1893），字惠甫，江苏阳湖（常州）人。少年富有文才，但造化弄人，三次考举人皆未中。咸丰五年（1855），经人推荐，成为湘军首脑曾国藩的幕僚。其时湘军在战场中迭遭挫败，四处告急。赵烈文以其非凡的智慧韬略替曾国藩出谋划策，深得后者的宠信。 1867年（同治六年）夏季某日，两江总督曾国藩循惯例来找他的心腹幕僚赵烈文聊天，谈及当时北京城内：“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袴，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赵烈文夙具卓识，当即对天下政局大势作出自己的判断：“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当太平天国的金戈铁马踏遍东南半壁江山，咸丰皇帝准备收拾行囊暂回东北老巢以避其锋之时，倘或有人断言清王朝过不了几年就要垮台，这自然使人可以理解；然而须知曾、赵两人谈话之日是同治六年。三年前洪秀全病死，李秀成被擒，曾国藩麾下大股湘军攻陷南京，已成功击败太平天国。清王朝摇摇欲坠的大厦得以安稳，因此，世人称之为“同治中兴”。偏偏就是在这种转危为安的政治大势下，赵烈文极富远见地指出：不足五十年就会出现清廷崩塌、天下大乱的局面。 历史上王朝衰亡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轰然倒下，彻底垮台，如秦朝、隋朝；另一种渡江南下，割据一方，如东晋、南宋。当时曾国藩对赵烈文的判断表示怀疑，所以又问道：莫非清王朝将会“南迁乎”？ 赵烈文的回答是斩钉截铁：“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意即要垮台即彻底垮台，不可能南下割据一方。客观地说，清朝自道光、咸丰、同治以来，虽然国势日趋衰落，但这几位统治者并没有像历史上秦始皇、隋炀帝那样公然施行暴政。因此，曾国藩反驳道：“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对于曾氏心存幻想的强辩，赵烈文提出了清廷将亡的几个根据：“国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 众所周知，清王朝能够君临中原，统一天下，并非经过长年累月的艰苦征战，而是利用明王朝与农民起义军的“鹤蚌相争”，坐收“渔翁”之利。此即“国初创业太易”之谓，或者也可以说“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其次，清军挥戈南下，对于各地民众的反抗，有时采取的是残暴的屠杀手段，如“嘉定三屠”、“扬州十日”，此即“诛戮太重”之谓。唯其“创业太易”，王朝后继者就不可能深谋远虑地制定各种长治久安之策。唯其“诛戮太重”，怨仇深结之下，民众再隔久远也不可能淡忘当年的屠杀，一旦后世天下风吹草动，当年屠伯伯的血腥就会成为揭竿而起的动因——这就是常州师爷赵烈文断定清廷不足五十年将亡的弦外之音。 四十四年后，清王朝大厦果然应声而倒。 二 二十世纪初，湖南巡抚邵友濂（1841－1901）临终时曾给他的后代留下一条“遗训”：“三十四年之内，必然要发生世界大战，中国将是被各国军队分割混战的战场，全国任何地方都不安全，不能照以往的，小乱避城，大乱避乡的办法。要避难只有到美国最安全。”（邵绡红：《我的爸爸邵洵美》，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263页。） 此言可谓“不幸而言中”。三十多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军横扫欧洲大陆，先后吞并波兰、荷兰、丹麦、挪威诸国，攻占法国本土，逼近英伦三岛，转而又入侵苏联；日本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又偷袭了珍珠港，并南下占领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及印度尼西亚。这是一场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所进行的规模最大、伤亡最惨重的全球性战争，战火遍及五大洲四大洋。相对而言，美国本土独处大洋彼岸，由于地理环境的优势，幸免战火殃及而最为安全。 何物邵友濂，竟然对于世界大势的趋向预测得如此准确呢？倘如说邵氏身居一省巡抚之尊，故眼界见解自然高出普通人之上——此种“官大则识高”的滥调恐怕未必说得通，因当时满清官员中颟顸昏庸之辈决不是少数。估计邵氏之卓识还是与其个人阅历有很大的关系。考察一下邵友濂的行状，原来他懂西方语言，早年担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汉章京”一职，管理外交事务，1879年又出任俄国钦差大臣。二年后，清廷重臣曾纪泽赴俄重新订约收回伊犁，在此谈判过程中邵氏协助曾纪泽发挥了不小的作用。1883年，中法战争发生，时任江苏省苏松太道的邵友濂又被调命襄办台湾防务。因颇有政绩，数年后分别官授湖南巡抚及台湾巡抚。甲午战争爆发后，邵友濂与张荫恒被清廷委派为全权大臣赴日谈判。 由此可见邵友濂这位洋务派驰骋外交舞台数年十年，折冲樽俎，眼界开阔，深知天下各国大势，因而他瞻望五大洲四大洋，断言唯有美利坚合众国才可成为未来避大难的一方净土。不言而喻，邵氏预言是其多年外交生涯洞察世界八方风云变幻的结晶。 古人留给子孙后代的东西，风雅者或是万卷藏书，浊富者或是万两黄金。湖南巡抚邵友濂除了遗留财富、书卷之外，何以还要殚精竭虑为他的后裔留下一则遗训呢？原来邵巡抚临终前一年，正是发生“庚子事变”的这一年。八国联军的枪炮攻破北京，烧杀掠抢，无恶不作。慈禧太后惶惶然西逃，京城遍地疮痍。连得天子脚下的皇城都被洋兵番鬼糟蹋得火光冲天、鸡犬不宁，华夏大地还有何处可以藏身呢？邵友濂深思之余，指示子孙后代只有“乘桴浮于海”，躲到大洋彼岸星条旗下的国土去，方可避开将来的刀兵劫难。 邵府一门前后曾做过漕运总督、数省巡抚，与晚清大佬李鸿章、盛宣怀彼此通婚，互为奥援，也可说是个钟鸣鼎食的簪缨世家。但孟子说得好：“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不必说五世，在“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晚清，世家大族的急速陨落几如流星之划过。邵友濂的儿子邵恒，除了用银子捐了个“吏部候补郎中”之外，一事无成。他整日在十里洋场的上海厮混，跑狗赛马，金屋藏娇，尤其喜欢豪赌，常常一掷千金，临死前已挥霍完邵家大半财产。 邵友濂的长孙邵洵美性喜文艺，留学英国，自称是个“天生的诗人”，归国后开金屋书店，前后编过《时代画报》、《论语》等九种杂志，广交文友，仗义疏财，被人誉为“文坛孟尝君”。这位公子哥儿不擅长观察时代风云，也早已把祖训抛在脑后。等到1937年“八一三”日寇进攻上海时，他的家财损失惨重。孤岛时期，邵洵美仍然呆在租界里编编杂志，乐此不疲。大陆解放，他因各种历史问题身陷囹圄，释放后只能躲在一间小屋中译书糊口，历经坎坷，最后在文革期间潦倒而死。 不过，世事有时正应验了“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这句大俗话。当年日寇蠢蠢欲动，正欲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据说大文人林语堂就想起友人邵洵美祖父邵友濂那条警世遗训，于是在1936年毅然携带妻女离开故土而移居美国。林氏此番行动似乎实践了孔子的理论：“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从一部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史来看，林语堂不仅避免了抗战中众多文化人跋山涉水、颠沛流离之苦，而且也无从恭逢后来发生的“反右”、“文革”等盛大场景，只是隔洋望风，写写《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京华烟云》，食丰履厚，尽享文坛盛名，直至1976年才寿终正寝。这位鲁迅当年在厦门大学的挚友——语堂先生在历史诡谲多变的风云中独善其身，真可谓洪福齐天也哉！ 三 吕思勉（1884—1957）是一位学识渊博、著作等身的现代史学家。他历任沪江大学、光华大学、安徽大学以及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在五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他著有两部中国通史、四部断代史、五部专史和包括读史札记在内的其他各种著作，总计有七百万字。这是位“自甘孤寂”、默默耕耘、不汲汲于声名的学者，尽管著述宏富，但远未被世人广为知晓，然而他对于历史所发的一些真知灼见，使人半个多世纪后仍然感到可敬可佩。 在讨论吕思勉“知几”之前，先来谈谈丰子恺。1933年春天，丰子恺在故乡浙江石门湾建造高楼三楹，取名为“缘缘堂”。此堂构造酝酿于七年前，当时请弘一法师写一横额。“缘缘堂”虽然不能比拟官宦之家的高堂丽屋，但文化气息极浓厚。竣工落成之日，堂中央挂上了一块马一浮题名并附一首诗偈的匾，“又请弘一法师把《大智度论·十喻赞》写成一堂大屏，托杭州翰墨林装裱了”，挂在匾的两旁。“匾额下面，挂着吴昌硕绘的老梅中堂。中堂旁边，又是弘一法师写的一幅大对联，文为《华严经》句：‘欲为诸法本，心如工画师。’大对联的旁边又挂上了我自己写的小对联，用杜诗句：‘暂止飞鸟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东面间里，挂的都是沈子培（曾植）的墨迹，和几幅古画。西面一间是我的南书房，四壁图书之外，风琴上又挂着弘一法师的长对，文曰：‘真观清净观，广大智慧观；梵音海潮音，胜彼世间音。’最近对面又挂着我自己写的小对，用王荆公之妹长安君的诗句：‘草草杯盘供语笑，昏昏灯火话平生。’”（《告缘缘堂在天之灵》）不仅如此，“堂前大天井中种着芭蕉、樱桃和蔷薇。门外种着桃花。后堂三间小室，窗子临着院落，院内有葡萄棚、秋千架、冬青和桂树。”（《辞缘缘堂》） 马一浮、吴昌硕、弘一法师、沈曾植这些一流大师的墨宝悬挂在堂中，四壁生辉，堂内外天井庭院又是姹紫嫣红，生机盎然，显示了缘缘堂主的一片经营苦心。常人坐拥书城可以声称“南面王不换也”，而这一方书画琴棋俱备的小天地足可供艺术的精神在内中栖息、滋养、升华，因此丰子恺宣称：“我只费六千金的建筑费，但秦始皇要拿阿房宫来同我交换，石季伦愿把金谷园来和我对调，我决不同意。”（同上） 然而令丰子恺万万想不到的是：五年之后，抗日战争爆发，日寇铁蹄逼近桐乡、石门湾，枪炮齐鸣，风声鹤唳之中，丰氏一家扶老携幼仓皇逃难。这一年的残冬，朱楼粉墙的缘缘堂被炸倒塌。消息传来，丰子恺悲愤地提笔写下了二篇名文，以悼告他的精神家园——缘缘堂在天之灵。 笔者在痛惜缘缘堂毁于一旦的同时，也注意到历史学家吕思勉早在抗战爆发之前十年，就作过一个没有广为人知的判断。据他的女儿吕翼仁回忆： 父亲对抗日战争是有精神准备的，而且对长期抗战也有精神准备。他认为中国同日本的战争必然是要发生的，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而且中国人也只有打胜这一仗，才能立足于世界。早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和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也就是抗日战争发生之前十年，父亲就两次上书光华大学行政会。第一封信上提出《一个足食足兵的计划》，希望学校提倡，学生带头，“造成能战之民和充足维持民生之食”。他认为若能做到这点，“吾国就能与人大战十年，而无粮食匮乏之患”。写第二封信的时候，光华大学正拟扩建学生宿舍，父亲就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以中国目前之处境，迟早总不免与凌我者一战”，但一朝启衅，战略上不免要放弃一些地方，在不能坚守的地方，“室庐器用，必极简单，俾迁徙便利，即毁之亦所损不多”，他建议把当时的男生宿舍，让给女生居住，而在乡间另造男生宿舍，地区不必集中，建筑不必讲究，土墙茅房就可以了，一旦战争发生，这些建筑物，就不会被敌人利用了。（《蒿庐问学记·先父吕思勉在抗战生活中的生活片断》，三联书店，1996年，第209页）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眼光？这种洞察历史进程的远见卓识方可称之为“知几，其神乎”。吕思勉熟读二十四史，据闻循环往复有七遍之多，此种饱览史书的深厚功底在近现代史学大师中可说是独冠群彦。二千多年的历史风云变幻决不会等闲飘过，历史上血与火的刀光剑影反复淬砺了吕思勉的火眼金睛，使他能在文恬武嬉的年代中，一眼看清日寇亡我之心不死，指出这中间没有退缩求和的余地，中日必有一战，只有打胜这一仗，中华民族才能自立于世界。为了迎接长期艰苦的抗战，国人必须未雨绸缪，在精神与物质上预作种种应对的措施。 世上战争呈现的激烈残酷，决非和平年代的人们所能想像。抗战中湖南长沙一片大火后的焦土灰烬，陪都重庆遭受数千架敌机大轰炸后的惨象，都使后人久久无法忘怀。著名学者吴虞此时正居住在成都，当日写下的日记有几段文字令人注目：“日机袭重庆，死千余人，报上止登三四百人。”（《吴虞日记》 1939年1月24日）“成都烧炸，天为之红。”（1939年6月11日）“敌机三批轰成都，地震窗颤，其声甚烈。”（1939年8月19日）“渝自五月初旬，敌机每日光顾，全城已成灰烬。”（1940年6月12日）这就是战争的真实场景，明乎此读者就会同情地理解吴虞日记中的另外两段文字：“国府有迁兰州消息，此川人之幸也。”（1938年12月5日）“又闻委座（指蒋介石）来成都，恐敌机寻来轰炸。”（1938年12月28日）吴虞忐忑不安的心情可为当日战争的酷烈添一解。 我们现在不免要感叹：倘或有吕思勉一线之明，人们在大战逼近之时或许就不会兴致勃勃地筑屋造楼了。实际上，不仅仅是艺术家丰子恺，文学家郁达夫亦重蹈覆辙。1933年，曾为创造社发起者的郁达夫从上海迁居杭州。二年后，郁达夫想盖个住宅作中年归宿，他说： 自以为青山到处可以埋骨的飘泊惯的流人，一到了中年，也颇以没有一个归宿为可虑；近来常常有求田问舍之心，在看书倦了以后，或夜半醒来，第二次再睡不着的枕上。尤其是春雨萧条的暮春，或风吹枯木的秋晚，看看天空，每会作尝雨茅屋及江南黄叶村舍的梦想。（《住所的话》） 为了实现这个梦想，郁达夫在杭州购了块土地动工兴建，经过半年多时间，一幢主人亲自规划的住宅终于在1936年完工，并取名为“风雨茅庐”。此名令人闻听之下不免有几分萧瑟衰飒之感，但或许正是浪漫的郁达夫所喜欢的。虽曰“茅庐”，却有两扇大铁门，铁门内左右有三间小屋，或作“儿童游嬉之处”，或堆放杂物，“正屋是一幢南向的三开间平房，当中一间有后轩的作客厅，两旁前后间均为卧室，三面有回廊，回廊下便是水泥通道和草地，临墙草地上还种植着玉兰和蔷薇等花木；厨房、浴室等，都在正屋的东北角；另从水泥通道向东穿过圆洞门，有一幢双开间的书屋，座落在后花园内，因与正屋隔有一道围墙，所以特别清净。”（郁云：《郁达夫传》，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33页）这一幢规模不大却雅趣盎然的住宅，据说造价达一万多元。郁达夫为此还负债四千多元。 小说中的卧龙先生曾吟诗道：“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看来规划人生，亦如对枰下棋，不仅要照顾眼前的一饮一啄，而且时时要有整体大局观。三年前丰子恺造“缘缘堂”，还情有可原，因为彼时日寇的狼子野心尚未全盘显露，而此时此际，真可谓是“今夕何夕兮”，山雨欲来风满楼，中日大战即将爆发，钱塘江畔的郁达夫尚浑然不觉，孜孜矻矻精心构筑“安乐窝”，岂非筑巢于幕朝不保夕乎？杭州新宅中的白玉兰估计还未重开二度，郁达夫就因抗战骤起，风雨苍茫中出洋流亡，永远告别了这幢“茅庐”。 丰子恺是艺术家，郁达夫是文学家，两人在中国现代文学艺术史上都是具有特殊贡献的著名人物，值得后人追念敬仰，但毋庸讳言的是：在观照历史的大局走向以及选择人生自我安顿时，艺术家、文学家的见识与历史学家吕思勉相比，确有云泥霄壤之别。 四 中国历史上战乱频仍，春秋时期，“杀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故孟子总结说：“春秋无义战。”后来经过二十多年的混战，秦始皇吞并六国，一统天下。然而不到十五六年，陈用胜、吴广起义，秦王朝在楚汉两军的攻击下轰然垮台。东汉末年又是一场大混乱，结局是三国鼎立，仍然厮杀不休。晋朝建立不久，王室内哄，酿成“八王之乱”，导致天下骚动不安，引爆史家所说的“五胡乱华”，十六个小国先后在北方割据称王，而司马氏的政权只能黯然渡江，偏安东南。“乱离人不及太平犬”，人们在饱经忧患之后，对于战乱引起的公共危机及社会风险特别敏感。南北朝时期有个人名叫韦鼎,出身官宦世家，不仅“博涉经史”，而且精通各类阴阳术数。这是一位在王朝更迭的狭小隙缝中腾挪闪烁，仰仗术数预测“知几”，高难度取得趋利避害神奇效果的典型人物。 南朝有宋、齐、梁、陈四个王朝，总共历时一百六十多年，可以说是短命王朝。梁武帝萧衍后期，北魏大将侯景率重兵来投，不久又开始造反，逼死梁武帝，废黜简文帝，自称汉帝。此时，湘东王萧绎（后称梁元帝）派遣陈霸先等人率军进攻侯景。二军对阵： 侯景登石头城观望形势，意甚不悦，谓左右曰：“此军上有紫气，不易可当。”（《陈书·高祖纪》） 陈霸先统治的这支军队是梁朝的一股新生力量，其气甚锐，军容雄壮。按照望气术的准则，紫气通常是一种吉祥之气。侯景登高远望，发现该军上面有紫气出现，故觉得不易抵当。最后，侯景之军被陈霸先一方所击败，只得孤身一人逃出，遭人杀害。 陈霸先后来取代萧梁而开创陈朝，史称陈武帝。当陈霸先作为梁朝的一位将领驻扎在南徐州时，那位擅长阴阳术数的韦鼎，通过“望气知其当王，遂寄孥焉”。把自己家中儿女妻子寄托给他。并对陈霸先说，陈姓是上古舜帝的后裔，再过四年，梁朝衰亡，取而代之的就是你这位“天纵英武”的明公。（《隋书·韦鼎传》） 纵览史籍，韦鼎确是一位罕见的深谋远虑的人物。他原先在梁朝做官，后来攀附陈霸先，说陈有帝王之气。待到陈朝建立，韦鼎“拜黄门侍郎，俄迁司农卿”，取得一官半职仍保持荣华富贵。但是到了陈朝后期，韦鼎又突然把田宅卖掉，寄住在寺庙中： 友人大匠卿毛彪问其故，答曰：“江东王气尽于此矣。吾与尔当葬长安。期运将及，故破产耳。”（《隋书·韦鼎传》） 因为天下即将暴发大乱，故先卖掉田地住宅等不动财产，以免在战火连年之中遭受损失。此其一。其二，韦鼎作为陈朝的官员出使北周时，已经结识周朝大臣隋国公杨坚，夸他有帝王之相，不久能统一天下。后来杨坚取代北周，又扫平江东陈朝，终于统一天下，成为隋朝的开国皇帝。不消说，韦鼎又及时投靠隋朝。由于原先预言有功，被杨坚封为高官。 显然，韦鼎的“知几”是建筑在望气、看相这一类神秘主义的特殊技艺之上，与前述赵烈文、邵友濂、吕思勉建立在理性分析上的“知几”有所不同，在此姑妄言之，只能算是本文的“外一篇”罢了。 原载《社会科学家茶座》2009年第1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