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2009年西方知识界重要事件综述

柏林墙：20年后的纪念与思考 柏林墙不只是一幢建筑。它是分割东西德国的铁幕，也是冷战两大阵营对垒的超级象征物。它并没有自行“倒塌”而是被人们“拆毁”，是意志行动的结果。于是，1989年被铭记为一个历史时刻，柏林墙的拆毁被视作一场革命的标志。20年过去了，那个历史时刻再一次成为举世注目的中心。从今年初开始，相关的纪念活动、学术研讨会、书籍、文章以及影像作品纷至沓来。11月9日在柏林墙原址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庆典。当1000块巨型的“多米诺骨牌”相继倒下，欢呼的声浪掠过柏林的夜空。两周以后，欧盟二十七国通过了《里斯本条约》。但是，“完整而自由的欧洲”只是故事的一部分。东欧的巨变既带给人欣悦与希望，也让人不安、疑虑甚至幻灭。因此，“20年之后的思考”比庆典更值得关注。 牛津大学欧洲史家阿什（Timothy Garton Ash）以研究“苏东巨变”而蜚声学界。他在今年发表多篇文章，对最新的相关研究做出分析评论，并提出自己的见解。1989年巨变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突发性，当时几乎无人预料。但事后却有不少人做出一种“后知之明”的判断，认为这是注定要发生的革命。阿什反对这种决定论式的解释，指出当时的局势实际上存在着多种可能的走向，而各种力量的交汇互动，以及某些偶然性的因素（甚至包括媒体的错误报道），促成了形势急转直下，直到不可逆转的时刻。在对巨变之成因的探究中，目前的研究各有侧重，有些注重领导人（戈尔巴乔夫、里根、布什以及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等）的作用，有些则强调“公民运动”（波兰的团结工会、捷克的公民论坛以及各种民间抗议活动）的力量。阿什坚持主张，各地人民的集体行动是1989年革命的主导力量。他反对所谓“西方阴谋论”的主张。的确，西方或明或暗地卷入其中，但在任何一场当地的抗议运动中西方势力都没有决定性的影响。实际上，“宣称西方阴谋本身就是当地政治斗争的组成部分，力图在反西方的公共舆论中剥夺反对派领袖的资格，以叛国的理由封锁他们。” 阿什认为，整个东欧的巨变当然具有国际背景，但在1989年的最后几个月中，美苏两国领导人对时局的反应是消极被动的，而他们谨慎克制的主要原因是出于对形势的误判——他们不相信会有重大的变局，他们“低估了小国寡民之作为的意义”。大国由于误判而做出了正确的决定，“通过无所作为而‘创造’了历史”。 在阿什看来，这场巨变的第二个特征是以和平方式完成，即所谓“天鹅绒革命”。“如果1789年式的革命图腾是断头台，那么1989年革命的标志是圆桌。” 它的行动主体不是阶级联盟，而是广泛的社会大联合；运动的高潮不是恐怖暴力，而是妥协谈判。 抗议运动所追求的目标不是全新的乌托邦，而是在世界其它地方已经存在的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经济安排，甚至是指向当地曾经的传统（所谓“重返欧洲”）。阿什相信，天鹅绒革命作为一种范式具有深刻的启示，但它并不普遍适用。其适用性取决于每个国家的具体国情，也取决于国际关系的形态。 究竟应当如何看待1989年的遗产？捷克前总统哈维尔（Vaclav Havel）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总结说，“当时的基本理想实现了，这包括自由选举、民主程序，言论自由等。我们没有放弃或背离这条道路。但是，一切都比我们当初设想的要困难得多，一切都需要更长的时间。” 也许，值得探讨还不只是“道路有多么曲折”，更重要的问题是“前途是否光明”或者“方向是否正确”。这正是左翼明星学者齐泽克（Slavoj Zizek）关切的主题。 他撰文指出，“当天鹅绒革命的崇高迷雾被民主资本主义的现实所驱散，人们报以不可避免的失望，这种失望体现在不同的情绪中——怀旧的、民族主义的民粹主义的情绪，以及复兴的反共偏执狂。”在他的描述中，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很多人如今生活在不满与怨恨之中。在巨变之初，当抗议运动的英雄还沉浸在对一个正义、诚实和团结的新社会的梦想之中，前政府的党员干部早就急迫地投身于新资本主义的市场游戏之中。他们无所顾及地玩弄肮脏腐败的伎俩，远比那些异议人士更适合经营新的资本主义经济。于是，那个“新社会的梦想”化为泡影。人们不禁要问：“如果资本主义确实比社会主义要好得多，那为什么我们的生活仍然如此悲惨？” 许多人或许相信，巨变之后没有真正的民主，是因为他们还没有生活在真正的资本主义之中。但齐泽克认为这是一种幻觉。人们所谴责的并不是什么“变态的伪资本主义”，它就是资本主义的现实。他分析指出，某些威权国家实施的资本主义比起西方自由资本主义还更加资本主义。人们总是以为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要与民主关联，“但是，如果威权资本主义的变体能证明自己比我们的自由资本主义更为有效、更有利可图，那会如何？如果民主不再是经济发展必然和自然的同伴而是其障碍，那又会如何？”齐泽克的意思很清楚，我们应该放弃对资本主义的幻想，它与当初对新社会的梦想无关。他相信，在20年前东欧的抗议者当中，“大多数人并不是在要求资本主义。他们要的是过自己生活的自由，不在国家的控制之下，可以随心所欲地相聚交谈；他们要过一种简单而真诚的生活，摆脱粗糙的意识型态灌输和普遍的犬儒虚伪。”他们追求的理想可以被最恰当地界定为“具有人性面目的社会主义”（Socialism with a human face）。而在今天，这种理想和态度应当被赋予第二次机会。 新资本主义还是新世界？ 距离“天鹅绒革命”不到20年，世界经济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华尔街的溃败之于市场原教旨主义，就相当于柏林墙的崩塌之于共产主义”——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一篇访谈文章的标题，如今已成为被广泛引用的名句。今年5月，著名法律经济学家波斯纳（Richard Posner）发表新著，其书名点出了他对这场经济危机的诊断：这是“资本主义的一场失败”（中译本将书名做了更为耸动的修饰，译作“资本主义的失败”） 。反讽的是，1989年的幻灭感似乎在20年后再度出现，却是以“命运逆转”（reversal of fortune）的方式指向“资本主义”——这个许多人曾天真而热烈地寄予的希望。在历经了双重幻灭之后，未来的希望何在？人们是否会像20年前“拥抱资本主义”那样热切地投身于对社会主义的期望？ 2009年的西方思想界，既有对“复兴社会主义”的呼吁，也有对“改造资本主义”的诉求。但是，无论是“复兴”还是“改造”，都必须面对曾经的历史教训。左翼（托派）理论家伍兹（Alan Woods）认为，当前的危机显示，人民需要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但不是过去那种官僚极权式的社会主义——这种歪曲版的社会主义导致了1989年的巨变，最后演变为一场“反革命运动”。我们需要返回“真正的民主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社会主义”。 同样，许多资本主义的辩护者，也诉诸“理想的”而非“现实存在的”（也是陷入危机的）资本主义。在新的思想辩论中，每一方都将现实中的失败归咎于（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不良“变种”，而其“纯正的”版本似乎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冷战思维”，作为一种认知模式与政治想象，并没有随着柏林墙的崩塌而消失，甚至深藏在许多冷战思维指控者自身的批判意识中。但我们仍然需要这类标签吗？或者，我们应当给旧的标签赋予新的意义？ 2009年1月，巴黎举办题为“新资本主义、新世界”高峰论坛。欧洲许多政要（包括法国总统萨科奇、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和德国总理默克尔）以及一些国际著名学者参加了这次论坛。政要们竞相发表改良资本主义的各种见解，但与会的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提出了更切中要害的问题：“我们应当寻求一种‘新资本主义’还是一个‘新世界’？”在他看来，“资本主义这一理念在历史上确实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到了今天，其有效性很可能基本耗尽了。”他通过对亚当•斯密的重新解读发现，斯密等早期思想家所主张的市场观念与当代流行的资本主义模式，具有两个重要的区别：他们“没有将纯粹的市场机制当作一种独立的最优运行者，也没有将利润驱动当作所需的一切。”森主张，我们必须同时把握斯密的两个思想要义：一是对市场运作有限度的肯定，一是对市场自足性和唯利润主义的批判。这意味着我们所寻求的不是一种新的资本主义，甚至不是经过凯恩斯主义平衡的资本主义。因为凯恩斯的主要关切仍然是稳定市场波动，而很少论及公共服务和社会公正。我们必须基于对市场、社会和国家各种机制的清醒认识，来寻求一种新的更正派的经济世界。 森的言下之意是：如果仍然信奉市场自足性与利润最大化是资本主义的核心要旨，那么资本主义的任何改良版都不是我们所寻求的“新世界”。 备受瞩目的中国模式 在柏林墙纪念活动的“多米诺骨牌”表演中出现了意味深长的一幕：相继倒下的999块骨牌，最后停在一块没有倒下的汉字石碑上（上面刻着陆游的《钗头凤》）。这或许是暗示还有一堵“要被推倒的墙”，但也有人认为，这恰恰象征了中国是社会主义最后的中流砥柱，屹立不倒。中国30年来的持续高速发展也许是冷战后最出乎西方预料的一个现象。中国似乎摆脱非此即彼的选择——它是社会主义的，又是市场经济的，它是全球化的，又是中国特色的，超出了二元对立的视野。在2009年，西方知识界对中国崛起的讨论更趋热烈。 2月下旬，Glasshouse论坛在巴黎郊外举办了一个学术高峰会议，邀请十多位中外著名学者聚集讨论“存在一个中国模式吗？”。有学者认为，以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目前存在的各种问题而论，现在就宣布存在所谓“中国模式”为时过早。而大多数学者都承认，无论是否称得上“模式”，中国独特的发展经验值得高度重视，而且具有全球性的影响。许多与会者对中国经验的示范意义以及未来的前景仍然存在分歧。 美国《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杂志今年两次刊登有关中国崛起的辩论。在《龙来了》的标题下，弗里德堡（Aaron L. Friedberg）与罗斯（Robert S. Ross）就“中国是一种军事威胁吗？”展开辩论。文章的引言如是写道：“一种威胁在东方隐约迫近。中国的军事力量正在前所未有地增长，或许不久就会使我们失去太平洋霸主的地位。但北京真的怀有统治世界的幻想吗？罗斯认为，美国的创新和同盟关系将阻止中国的进展，而弗里德堡则相信，华盛顿在21世纪的这场军备竞赛中危险地落后了。”整个讨论透露出“中国威胁论”的气氛，双方关切的焦点在于中国是否会在军事上领先美国，而很少考虑中国军事的强盛对促进世界的可能。 在另一次题为“中国的颜色”的讨论中，裴敏欣和安德森（Jonathan Anderson）就中国经济的前景展开激烈辩论。裴敏欣持较为悲观态度，他认为环境的恶化、民众的难以掌控、大规模基础建设的隐患、发展的社会成本过高以及发展失衡等等因素，会造成严重的负面效应，对此不可低估。他的基本判断是，“如果中国不做必要的变革，将会面对远比低速增长要严重得多的后果——统治精英的脆弱联盟将会分化，执政党的合法性会被销蚀，社会动荡将会激化。”而安德森则相信，中国GDP势不可挡的增长力量会继续走强，甚至会打破世界纪录。在未来10到20年内，中国出现经济滑坡的可能性要比大多数人的预计低得多。他在回应中写道：“要想证明中国的崛起终将失败，仅仅含糊地指出发展的失衡或断言其经济不能完全维持原先的增长是远远不够的。这需要发生一场能将中国推出发展轨道很长时间的明确的、根本性的危机，而且危机还要及时发生，最好在5到10年之内。”安德森确信，虽然裴敏欣指出了中国经济在长程发展中面临的种种挑战，但完全没能证明存在那个正在迫近的危机。 日本《中央公论》今年9月号刊登日裔美籍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关于中国问题的演讲和访谈。福山指出，中国的政治文明具有独特的传统，并对亚洲地区的现代化发展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支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东亚经济奇迹的宝贵传统”。他相当重视中国30年来的发展经验，认为其长程的结果是检测“历史终结论”的重要案例。同时，他也强调指出，“真正的现代政治制度除了强大的有能力的国家机构外，还需要同时具备法治和问责。”建立这种现代政治秩序会经历挫折，过程也会是漫长的。但从长远看来，这个的过程是必须的。 马丁•雅克斯（Martin Jacques）今年的新著《当中国统治世界》格外引人注目。英国版在6月发行后，11月又推出美国版（书名的副题略有改动）。 著名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为其背书，重要的西方报刊纷纷发表了书评和讨论。作者本人受邀在世界各地的许多机构演讲，频频接受媒体（包括CCTV）访谈。有评论注意到书名的用词：使用“当”而非“如果”，意味着“中国统治世界”已经不是“会不会”的问题，而是迟早要来临的现实，其结果将是（副标题中的）“西方世界的终结”。雅克斯承认，之所以使用有些“耸动”的书名，是针对流行的观念发出告诫与警醒之声：西方人久已习惯用自己的认知框架来理解中国，而且想当然地将自身的历史发展看作是普遍必然的现代性模式，但这完全是误解和幻觉。他指出，中国不是西方所熟悉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而是一个“文明国家”（civilization state）。中国独特的传统历久弥新，随着目前难以阻挡的迅猛发展态势，将在2050年成为主导世界的最强大的国家。他预言，如果说英国曾是海上霸主，美国是空中和经济霸主，那么中国将成为文化霸主，会开创一种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性模式，并根本地改变目前的世界格局。到那个时候，“人民币将取代美元成为世界的储备货币；上海作为金融中心的光彩将使纽约和伦敦黯然失色；欧洲国家成为昔日辉煌的遗迹，与今天的雅典和罗马类似；全球公民将使用普通话会多于（至少等于）使用英语；孔子的思想将变得和柏拉图思想一样为人熟知”。那么，所谓“中国统治世界”或者“西方世界的终结”究竟意味着什么呢？雅克斯的论述似乎在“中国主宰”与“世界多元化”这两种景象之间摇摆不定地游走。一方面，“时间不会使中国更西方化，而会使西方以及世界更中国化”。而另一方面，彼此竞争的多种现代性模式仍然共存，西方人可能会看更多的中国电影、学习汉语、阅读更多的孔夫子，而中国人会更多地学习莎士比亚。 雅克斯的著作也遭到许多尖锐的批评。英国评论家赫顿（Will Hutton） 在《卫报》发表书评，题为《中国处于危机而不是在上升》。与雅克斯的观点完全相左，赫顿认为，由于认同的不确定性以及经济中隐含的脆弱性，中国无论在硬实力还是软实力方面都不可能获得霸权地位，其威权体制不是力量的源泉而是弱点的根源。“中国同时是巨大而贫穷的、强有力而弱小的，在没有发生根本的政治变迁之前，它将仍然保持这个状况。” 美国政治学家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在评论中指出，雅克斯的著作是一部危言耸听之作，其中充满犹豫不定的论述。作者说“中国最终注定要成为首要的全球性强国”，又说中国形成的挑战“是文化的”而不是政治或军事的，“在未来20年中，中国实质上仍然是维持现状的力量”。但最终，“中国将以它自己的形象重新塑造世界”，“迫使其余世界默许它的行事方式”。而对于中国的民主化前景，雅克斯告诉我们可以“合理地期望”这种可能，又说“儒家正统学说的力量会使民主化更为困难”，但“从长远来看，中国似乎不太可能阻止民主化的过程”。黎安友认为，雅克斯论述混乱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企图传达某种实际上不存在的东西——中国所特有的“中国性”。黎安友反对这种夸张的特殊主义立场，指出在讨论政治与外交事务的抽象层面上，中国文化与俄国、法国或美国没有多少根本的差异——“所有这些国家都为自身历史感到骄傲、都注重家庭的价值、都偏爱社会秩序和寻求国家安全”。而中国传统也不是铁板一块，其文化内部并不比其它文化更为统一。与其它社会的民众一样，中国人之间也存在对根本价值的分歧和争议。 在另一篇题为《当中国成为第一》的文章中，黎安友指出，“就历史意义而言，中国将成为一种新类型的首领（第一）。中国的支配地位既不是基于技术上的优势，也不是基于殖民其它国家的能力，而主要是基于其人口状况：中国成为最大的经济体只是因为它有最多的人口。就人均水平而言，中国在可预知的未来仍然是相对贫穷的国家。” 达尔文进化论：在争议与误解中传播普及 在近代科学历史上，查尔斯•达尔文的贡献几乎无可匹敌。进化论具有世界性的、经久不衰的深远影响，它不仅是关于整个生物界生存演化的自然科学，而且对社会科学、宗教和文化领域以及公众的世界观，都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冲击和启示。今年，适逢达尔文诞辰200周年（2月12日）与《物种起源》发表150周年（11月24日），世界各地纷纷举办纪念活动。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自然》杂志、剑桥大学、BBC等机构联合开办了“达尔文200”网站。剑桥大学以“达尔文节”为名，组织多场有关《物种起源》的辩论与研讨活动。进化论与神创论（Creationism）之间的长久辩论今年再度活跃，而梵蒂冈教廷开始抛出新的“调和论”，声称进化论与神创论是相互兼容的。 难以计数的展览会、主题演讲和研讨会、著作与文章以及影视作品，令人目不暇接。 进化论，这个150年前的革命性异端思想，如今已经深入人心。但是，进化论的传播史也是一部受争议、被误解的历史。特别在社会文化领域中，对达尔文思想的普及运用，也一直交织着危险的甚至灾难性的误用和滥用。借助纪念活动掀起的达尔文热潮，许多学者致力于澄清对进化论的误解。 科学史学者谢尔默（Michael Shermer）在《科学美国人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指出，对于“自然选择”与“适者生存”这两个流行短语，至今仍然存在很深的误解，成为“公众的迷思”。首先，自然选择（“天择”）常被理解为“自然”似乎具有（如人类一般）的选择意向，使“进化”按照既定的方向展开。但实际上，进化是一种过程而不是推动这一过程的力量，也没有谁在“选择”适合生存的生物——无论是温和的（如养鸽人的优选品种）还是残暴的（像纳粹在集中营挑选牺牲品）。自然选择没有既定方向，也无法预期怎样的变化会对未来的生存有益。第二，更危险的滥用是“适者生存”的口号，常常被解释为“生存完全由你死我活的竞争优势所决定”。实际上，所谓“适者”并非指由力量大小来界定的“强者”。流行的迷思以为“更高大强壮、更敏捷迅速、更能残酷竞争的有机体才会更成功地繁衍后代”，或许如此，但同样可能的是“更小、更弱、更慢而更善于社会合作的有机体也能同样成功地繁衍”。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otkin）在1902年发表《论互助》（Mutual Aid）中写道：“如果我们问大自然，‘谁是最适合的生存者？是那些不断彼此争斗厮杀的，还是那些互相支持帮助的？’我们马上就明白，那些习得了互助习性的动物无疑是最适合的生存者。”因此，谢尔默认为，进化论的正确理解应当同时包括两个论题：自私与无私，竞争与合作。 如果把握这种双重性，我们甚至会在达尔文的洞见中发现对理解当下经济危机的启示。康乃尔大学经济学教授弗兰克（Robert H. Frank）撰文指出，亚当•斯密著名的理论“看不见的手”与进化论中的竞争论题相兼容，但只是整个进化论学说的一种特例。斯密认为，出于自私动机的竞争常常会提升群体的利益，但在达尔文看来，这种竞争依照个体成功的原则展开，未必能提高物种或群体层面上的生存适应性，有时甚至是对群体有害的。在经济活动中，我们会发现竞争增进整体利益的例子（比如企业之间的竞争会有利于整个消费群体），但也可以找到相反的案例。比如，父母都想让子女就读好的学校，纷纷购买好学校附近的住宅，于是导致优质学校周边的房价飞涨。父母们为此更加辛苦地工作挣钱，来提高自己家庭的购买力。但是，当众多家庭都卷入这场竞争，最终付出的努力会相互抵消，仍然只是少数人能进入优质的学校，而整个群体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类似地，运动员为争夺奖牌而服用兴奋剂，或者国家之间展开军备竞赛，都同样属于两败俱伤的恶性竞争。对于这类个案，达尔文（关于性别选择）的学说比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提供了更好的解释：如果竞争是导向奖赏个体的相对表现优势，那么往往会与群体利益相冲突。弗兰克指出，“通过关注个体利益与群体利益之间的冲突，达尔文已经为现代社会我们所熟知的许多规则确定了基本原理，这些规则包括：在体育比赛中禁用类固醇，在工作场所制定安全和工时规范，产品的安全标准，以及施加于金融界的诸多限制。”今天的经济学家通常会将亚当•斯密看作这个学科的奠基人，但弗兰克预言，在100年之后这个位置会被达尔文取代。 片面强调“自私”与“竞争”是对进化论的误解与滥用。但这种迷思主要不应归咎于大众的蒙昧无知。进化论的一些著名捍卫者都倾向于将“适者生存”解读为“弱肉强食”和“优胜劣汰”，其中包括达尔文的亲戚高尔顿（Francis Galton）、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和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等人。甚至达尔文本人的另一部著作，1871 年出版《人类的由来》（The Descent of Man），也有多种解读的可能。在历史上，从令人忧虑的“优生学”、粗俗版本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到纳粹德国骇人听闻的“种族净化论”，以及当今世界盛行的极端自利、无情竞争的“生存铁律”迷思，这一切都意味着，进化论在社会和道德意义上的影响是毁誉参半的。因此，我们仍然有必要继续研究和全面理解达尔文的思想，特别是他对于道德生活与意义世界的洞见。 “气候门”事件与怀疑派的声音 “抑制全球气候变暖”已经成为人类的共同关切和努力——从1988年联合国建立“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到1997年《京都议定书》问世；从2007年IPCC与美国前副总统戈尔（Al Gore）分享诺贝尔和平奖，到今年年底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拯救地球”行动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据说是依据科学界的三项共识：（1）全球气候正在变暖；（2）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人为因素造成的“异常”趋势；（3）这会给人类生存环境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但在科学家当中，也一直存在着对“主流共识”的批评者与反对者，他们形成了少数“怀疑派”（其中包括一些声誉卓著的专家学者）。他们的支持者致力于揭露“被压制的真相”——气候异常变暖造成环境危机的说法，完全是一种误解或编造的神话。但怀疑派的声音在媒体舆论中非常微弱，公众甚至闻所未闻。 然而，恰逢哥本哈根峰会召开期间，一个突发事件使局面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11月20日，有黑客攻入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气候研究中心（CRU）的服务器，盗走了60多兆的数据（包括1000多封电子邮件和3000多份文件），并在网上陆续公布。其中有迹象表明，气候研究领域的一些著名学者涉嫌伪造和操纵数据，夸大全球变暖的证据，党同伐异，可能误导政府和公众。CRU是气候研究方面的权威机构，并在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中承担了重要工作，而这份报告成为目前制定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重要依据。消息传出后，西方各大媒体竞相报道，引起公众哗然，被称为“气候门”（climategate）事件。CRU的负责人琼斯（Phil Jones）教授坚决否认存在造假行为，却很快在舆论压力下宣布辞职。事件还暴露出许多相关机构阻碍气候信息数据的公开化。 气候门事件的爆发变成了怀疑派及其支持者的节日。欧美许多电视和报刊媒体邀请主流派和怀疑派科学家展开辩论，怀疑论的声音第一次得到如此广泛的传播，其影响力已经在最新的民意调查中有所显示。英国《每日电讯报》专栏作家布鲁克（Christopher Booker）等人声称，气候变暖论是“我们时代最大的科学丑闻”，气候门事件将“给变暖派的棺材钉上最后一枚钉子”。 但实际上，所谓怀疑派并不是意见一致的群体。其中，有人认为IPCC气候方案的准确性是可质疑的；有人相信气候的异常变暖没有发生或已经停止；有人主张全球变暖的确在发生，但主要是自然而不是人为因素所致，或是原因不明；还有人坚持全球变暖并不会造成环境危机。多种怀疑论的观点或许有不同的证据支持，但任何一种观点都没有被科学界普遍接受。而且，个别怀疑派“推手”的历史并不清白，曾受到石油巨头公司等特殊利益集团的操纵而卷入丑闻。 科学界权威刊物《自然》发表社论，敏锐地警觉到气候门事件可能带来的政治后果，指出在明年美国国会的辩论中它会被某些议员所利用，来抵制“清洁能源工作及美国能源法”（Clean Energy Jobs and American Power Act）的通过。社论指出，气候门事件的真相还有待调查，但目前并没有伪造数据的确凿证据；即使发现个别科学家有“不规范”的行为，也不足以改变科学界根据大量数据和多种机构广泛研究而达成的结论性共识。 这也是目前许多官方机构和主流派科学家在回应气候门事件中的基本立场。很难想象气候门事件会使怀疑派获得主导地位，但却是一次天赐良机，使得他们的声音获得公众的关注。 与此同时，一些政要和国际组织纷纷呼吁对事件展开调查，许多科学家和公共舆论都要求对“气候异常变暖”理论做出更为公开和严格的评估考察。更为重要问题的是，当代科学研究对公共事业甚至人类命运正在发生越来越深刻的影响，但科学证据与结论却只能由少数专业人士支配掌握，公众对此基本无从判断。因此，公众完全有正当的理由督促政府、科学机构和科学家更严格地遵守公开透明的问责规范，承担其重大的伦理责任。 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旧问题新争论 海德格尔与纳粹的关系是欧美学界反复争论的一个问题。有些人主张，这种肤浅的“政治正确”问题根本不值一提。更多的学者（出于不同的理由）倾向于将海德格尔的学术与政治区分开来：充分肯定他的哲学贡献和影响，而对其亲纳粹的政治立场或做出批判清理或置之不顾。但这种“分离论”并没能平息争论，因为分离论本身的依据和涵义都是有些含混不清的。首先，将一种具有内在伦理维度和政治涵义的哲学思想“与政治分离”究竟是什么意思？根本理据何在？深究起来，“政治正确”的讥讽者未见得比其标榜者更为清醒、更有说服力。其次，就海德格尔的具体个案而言，在何种意义上做如是分离才是可能的和正当的？这或许取决于他的政治理念在多大程度与他的哲学思想互为贯通。有论者（比如汉娜•阿伦特）似乎相信，投身纳粹不过是海德格尔的偶然失误，与他的哲学思想基本无关；而另有论者（比如海德格尔曾经的学生卡尔•洛维特[Karl Löwith]）则主张，海德格尔对纳粹国家社会主义的支持内在于他的思想理路。 两派之间的争议与纠葛并没有了结，也继续成为一些学者的研究课题。 今年11月，耶鲁大学出版社推出一部英译新著——《海德格尔：将纳粹主义引入哲学》 ，被视作一枚“重磅炸弹”。作者是巴黎大学哲学副教授费耶（Emmanuel Faye），他根据大量的档案和文本材料（包括此前未曾公开的1933－1935年研讨班讲稿），并对文本和事件与历史背景做出细致的语境化分析，试图表明海德格尔的纳粹主义“远比至今为人所知的情况恶劣得多”：他的所谓“政治失误”完全不是那种书呆子式的天真或一时糊涂，而是动机明确的自觉担当——自命为纳粹主义的“精神向导”。与惯常的见解相反，海德格尔在1934年4月辞去弗莱堡大学校长一职之后，他的纳粹主义倾向并未收敛而是更为激进，甚至在“二战”之后仍未放弃。他的思想发展既从纳粹主义中吸取灵感，又自觉地为其提供哲学基础，主旨是高扬国家和民族（Volk）的绝对至上性，以“血与土地”的神圣名义要求个体的忠诚与牺牲，以此诉求一个“新开端”以及重归“德国民族的命运”。由此，费耶提出了相当极端的结论——纳粹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理念如此之深地交织在海德格尔理论的整个机体之中，以至于他的理论具有毁灭人道与伦理的可能，“不配再被称作哲学”，他的著作应当从图书馆的“哲学类”编目转到“纳粹史”的类别。 这部著作的法文原版早在2005年出版，曾在法国学术界引发热烈争议。而此次英译本在正式面世之前就卷入了激烈论辩的漩涡。10月，《高教纪事》发表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哲学教授、著名批评家罗曼诺（Carlin Romano）对此书的介绍评论（题为《哈哎，海德格尔！》）。 该评论以讥讽的文体抨击海德格尔，将他称作“黑森林的聒噪者”，“过高估计自己崇高性”、“至今还被其信徒离奇崇敬”的骗子。文章的网络版发表后引发170多条“在线回应”，许多海德格尔的拥戴者被这篇文章所激怒。《纽约时报》、《新共和》等报刊和网络也纷纷发表文章介入争论。但所有这些公共讨论或许都不及荷兰哲学家菲利普斯（Herman Philipse）的分析来得细致、中肯和具有洞见。他早在2008年对此书的法文版发表一篇书评，认为费耶的研究是独特而卓越的，对海德格尔“将纳粹主义引入哲学”的论证也是确凿有力的。但由于费耶没能真正成功地把握“纳粹论题在海德格尔整个哲学中占有多么核心的位置”，因而做出了过于极端的结论。这遭到了法国海德格尔派的激烈攻击，这种情绪化的争吵反而令人遗憾地转移了重点，错失了作者原本提出的真正值得深思的问题。 英语世界中的这场争论似乎正在重蹈法国学界的覆辙。 保守主义的衰落与思想多样性的危机 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这个昔日的激进文化运动重镇，在今年3月宣告成立一个“右翼运动比较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Right-Wing Movements），多少有些出人意料。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马克•里拉（Mark Lilla）借题发挥，撰文呼吁“认真对待右翼”，引起多位学者的热烈回应，主要论及如何理解保守主义在当今学术界遭到的冷遇及其对思想多样性的影响。 里拉早年曾在著名保守派刊物《公共利益》担任编辑，后来从保守主义转向亲自由派的立场，但他警觉到当下美国学术界对保守派的排挤与打压日益严重，为此深感忧虑。他指出，名牌大学的课程几乎被左派所支配，从“身份政治”到“后殖民主义”等等不一而足，甚至细致到讨论男同性恋与女同性恋之间的差别，但几乎没有多少以保守主义思想为主题的课程。保守派的教师在校园处于少数，也相当孤立，而持保守立场的博士生如果不掩藏自己的政治倾向就很难找到教职，以后也难以获得终身职位（tenure）。这种“自由派压制学术自由”的氛围，正威胁着大学的思想多样性。里拉强调，保守主义是严肃的思想流派和重要的政治传统，而不是一种“病灶”（pathology）。“将20世纪的美国保守主义简约化为冷战政治，这是方便宜人的左派伎俩。”实际上，在1930年代，美国保守派更“纠结”于罗斯福的国内新政而不是斯大林。所谓反共事业首先也是由冷战自由派而不是保守派所构想发起的。伯克利的这个研究中心，如果要像自我期许的那样，展开“对20世纪和21世纪美国与海外右翼运动的学术比较研究”，那么首先要认清一个重要的事实：美国的保守派与欧洲右翼不同，他们接受宪政自治政府的合法性。主流的美国保守主义（基本上也就是所谓“美国右派”）完全不同于海外的那些亲法西斯主义的右翼分子——比如法国的勒庞（Jean-Marie Le Pen）和现居于奥地利的杜克（David Duke）。里拉强调指出，保守主义是一种独特的看待人类生活的方式，是一种值得研究的传统。但现在年轻人并不真正理解保守主义传统，许多年轻的保守派也只是轻信地依赖从福克斯电视节目中听来的只言片语。因此，在学术界认真对待并重新展开对保守主义思想的教学和研究，将有助于抵制反智主义，推动真正自由和开放的辩论和思考，这对左右两派都有重要意义。 沃尔夫（Alan Wolfe）教授认为，美国大学的思想多样性要比里拉所说的状况充分些，但仍然相当不足。学术界没有赋予其高度的优先性，结果使思想生活遭受损害。但排斥多样性的倾向既存在于自由派和左派，也存在于少数保守派。当保守派会聚在校园，他们就把自己看作是被围困的少数派，由此造成一种保守主义的宗派性和受害感，很难形成多元化的政治，也导致了保守派的封闭性——他们在自己的刊物上发文章，召开自己的学术会议，引用其他保守派的作品，使用自己的术语发言。的确，对自由主义而言，如果能更多地介入与保守主义的对话会强化自己，但反过来对保守派也是如此。史密斯（Bruce Smith）教授指出，美国大学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保守派的观点受到压制，而是缺乏任何严肃的政治讨论。教授们不喜欢发生冲突，也认为这种辩论没有多少学术价值。但他希望在课堂内外能认真地辩论有关政治理论和宪政秩序的经典问题，并认为“核心课程”能相当好地发挥这个作用。在其它的回应中，有学者指出，保守派的学生精英大多都奔向金融界、商界和企业界谋职，这才导致了他们在校园中的颓势；也有人认为，真正的分歧不是政治立场的左右之争，而是发生在那些认真思考与写作的人与那些对学术敷衍轻慢者之间；还有论者指出，保守主义既向往那种有序而神圣的自由，又屈从于那种瓦解自由教育的资本主义激流，保守派的失败在于无法在这两者之间达成调和，这是严肃的保守主义研究需要充分重视的问题。 美国著名大学的开放课程 今年秋季，哈佛大学开始启动系列课程公开化项目，首先推出的是其名牌通识课程——桑德尔（Michael Sander）主讲的《正义》（Justice）。桑德尔是美国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他从1980年起为本科生讲授这一课程，一直深受学生的欢迎，连续多年名列课程注册人数之榜首（2007年秋季选课学生达到1115人，创下了哈佛的历史记录），20多年来，已经有14000多名学生修读了这门被称作“传奇”（legendary）的课程。哈佛大学与波士顿公共电视台合作，将原来的24节课通过多机位拍摄和精心编辑，制作为12集（每集片长1小时的）教学片，在全美多个公共电视台同步播出，并在互联网上开放视频和辅助材料，获得热烈的反响。 （日前已有中国网友将整套教学视频上传到“土豆网”。） 这门课程的巨大吸引力，固然来自桑德尔作为教师的非凡魅力及其精湛的教学艺术，但同样重要的，是他致力于“公民教育”的通识课理念。他深信民主社会的健康发展需要一种强劲和善于思考的公民精神，而不只是一套程序和制度。而哈佛所培养的所谓“精英”首先应当成为优秀的公民。桑德尔的教学将经典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洛克、康德、边沁、密尔以及罗尔斯等）的理论学说引入对现实问题的关切与思考：如何面对生活中的道德困境？何种制度设计与政策安排才是“在道德上正当的”？我们道德直觉中的“正义”究竟包含着哪些前提、又会面对怎样的挑战？诸如此类问题以“苏格拉底的方式”——不断地诘问、应答、反驳和再追问——在课堂上呈现出来，使学生通过对具体个案的辨析和争论，来培养批评思考以及推理论说（reasoning）的能力。这门课使抽象的理论学说变成回应现实问题的思想资源，同时激发学生在对公共问题的思考中理解经典思想的卓越之处及其对当代世界的相关性。目前，哈佛大学每年有大约六分之一的本科生会聚集到古老而庄重的Sanders剧场（授课场所），与桑德尔一起探讨“正义”的理想与实践。 近年来，美国多所著名的私立大学纷纷向社会公众开放教学资源。2001年，麻省理工学院（MIT）率先启动“开放式课件”项目（OCW），在互联网上推出各种学科的课件（包括部分教学视频），至今已累积多达1925门课程，可供自由访问浏览（http://ocw.mit.edu），并相继制作了多个语种（包括中文）的版本，被视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教育创新举措。随后，耶鲁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等高校也陆续推出类似的开放课程。在这个据说是公益精神日渐蜕化的时代，私立大学积极承担公共教育的责任是一个值得赞许和关注的动向。 2009年人文与社会学科重要奖项 法国物理学家和哲学家贝尔纳・德斯帕那特（Bernard d’Espagnat）荣膺2009年度坦普尔顿奖（Templeton Prize）。他对量子物理之哲学涵义的探索打开了界定现实的新视野，也让人们重新审视可知科学的边界限制。坦普尔顿基金会总裁小约翰•坦普顿评论道，87岁的德斯帕那特“用纯粹的知识和质询精神……对我们的存在和人性的本质做出了深入探究”。德斯帕那特认为，人最终来自一种值得敬畏的高级存在，而无法（像唯物主义那样）予以概念化理解。他说自己不信奉任何宗教，而是一个唯灵论者（spiritualist）。坦普尔顿奖是目前世界上金额最高（100万英镑）的授予个人的奖项，由约翰•坦普尔顿于1972年创立，旨在鼓励通过各种不同方式来探索和扩展人对神性的感知，促进科学与宗教的对话。去年的获奖者是波兰宇宙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迈克尔•海勒。 2009年度霍尔堡国际纪念奖（Holberg International Memorial Prize）授予科学哲学领域中的重要人物——伊恩•哈金（Ian Hacking）。他对实验科学的重视，改变了科学哲学长期重理论轻实验的观念。并且，他将福柯“考古学”的历史观点引入科学哲学研究，颁奖辞称赞他的这一贡献“深刻地改变了我们对科学实践和特定社会及制度语境中出现的那些主要概念的理解方式。哈金的工作在整个人文社科领域反响热烈，重构了我们对自然与社会之间交互关系的理解”。该奖项由挪威议会于2003年创立，专门授予每年在人文、社科、法律和神学领域中成就最为杰出的一位学者，奖金为450万挪威克朗（约合75万美元）。去年的获奖者是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和理论家弗莱德里克•詹姆逊。 2009年辞世的学者和作家 2009年10月30日，被称为“法国思想界最后巨人”的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在他101岁寿辰即将到来之前因病逝世。早在26岁的时候，他就深入亚马逊河流域印第安部落组织多项人类学调查研究，基于这段“生命中最重要的经历”，他相继发表《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忧郁的热带》等重要论著。1941年因受纳粹威胁，他前往美国纽约社会研究新校。得益于罗曼•雅柯布森，他投入到对结构主义的研究。1958年《结构人类学》的出版奠定了他作为“人类学领域结构主义思想创始人”的重要地位，并由此引发了他与萨特之间的激烈论辩。1962年问世的《野性的思维》标志着两大思想营垒展开正面交锋，列维－斯特劳斯继而在1960年代后期出版四卷本的《神话学》，使其结构主义理论日臻成熟。在结构主义的影响下，法国乃至整个西方学界和文艺界，在20世纪下半叶不断涌现出各种新兴思潮。法国现已设立一项奖励法国“人文社科领域内最佳研究者”的国家奖，被冠名为“列维－斯特劳斯奖”。 经济学大师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12月13日逝世，享年94岁。他将数学分析方法引入经济学领域，帮助肯尼迪政府制定“减税方案”，并于1948年出版《经济学》。该著作以简单易懂的语言重写了大部分的经济学理论，彻底改变了经济学的教授方式，影响力超过半个世纪，现在全世界大学所使用的已是此书的第19版。他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人。 7月17日，81岁的波兰裔思想家莱斯泽克•考拉克夫斯基（Leszek Kołakowski）辞世。早在1960年代他已经是波兰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者之一，后来由于对斯大林主义的批评被开除党籍，1968年移居国外，在哲学与宗教等多个领域中开展了重要研究。他曾提出，自发组织的社会团体有可能在极权体制中逐渐而平和地扩展市民社会的空间，这一思想对波兰团结工会运动产生了重要启示。2003年，他获得了首届“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8月5日，杰拉尔德•科恩（Gerald Allan Cohen）这位在全球哲学领域相当活跃且充满睿智的哲学家因中风骤然离世，终年68岁。科恩最为人熟知的贡献是领导了1980年代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运动。科恩始终认为，就马克思对非正义、独裁和非理性的资本主义系统的批判而言，其核心就是平等主义道德。他倾其余生为“平等主义道德”辩护。《拯救正义和平等》是科恩经过多年研究、反复修改的著作，于2008年正式出版。 英国政治哲学家布莱恩•巴利（Brian Barry）于3月10日突发心脏病去世，终年72岁。巴利在英美政治理论界声誉卓著，1965年发表的《政治的论证》成为研究民主、权力和正义的纲领性读本；1972年发表《自由主义的正义理论》，对罗尔斯的《正义论》做出深刻评论，并将罗尔斯所开创的正义理论称为“自由主义左派的平等主义理论”。巴利在1979至1982年担任《伦理学》主编，使之成为道德与政治哲学领域中最权威的刊物之一。 美国保守派思想家欧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9月18日病逝，终年89岁。克里斯托在美国1960年代政治动荡时期放弃了自由主义，创办《公共利益》杂志，开始对保守主义政治思想产生影响。加入共和党之后，他又创办《国家利益》季刊，着力于凝聚新保守主义的各种流派，使之成为一种坚固的意识形态，并在里根和老布什当政期间帮助重塑共和党，被称为“新保守主义教父”。 著名的“兔子世系”创造者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1月27日病逝。这位集小说家、诗人、剧作家、散文家和评论家于一身的美国文坛巨匠，生前已获得多次普利策奖、国家图书奖、欧•亨利奖等。他通过“兔子四部曲”关注美国中产阶级生活，探索平凡人的生存现状和灵魂救赎。但他的政治观点颇受争议。 4月19日，英国著名作家詹姆斯•巴拉德（J. G. Ballard）病逝，终年79岁。1930年出生于上海的巴拉德，在日军集中营里度过少年时期，他最著名的小说《太阳帝国》正是基于这段经历的创作。巴拉德对文坛的主要贡献在于其科幻小说，以“世界三部曲”为代表作。由于其作品的独树一帜，“Ballardian”（巴拉德风格的）一词被收入字典。 （作者简介：刘擎，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241）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