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塔格：她始终在旁观皇帝的新衣

2005-01-06 16:31:38　南方周末　赵武平 -------------------------------------------------------------------------------- 　　 　　我不仅仅只是一个作家，我主要是有道德良知的人。——苏珊·桑塔格（1933－2004） 　　在那个令人生畏、固执己见和广纳博采的面具背后，是另一个桑塔格，更温和、更脆弱，我们对她仅略知一二。 　　——《纽约时报书评》前主编查尔斯·麦克格拉斯 　　被形容的桑塔格 　　40年来，公众对桑塔格的读解几度分裂，她被截然不同的词汇描述着：引发激烈争议的，虎头蛇尾的；创造性的，无创意的；幼稚天真的，深奥难解的；亲切随和的，冷漠超然的；高人一等的，民粹主义的；清教徒般的，纵情享乐的；真挚诚恳的，矫揉做作的；禁欲主义的，浮华奢侈的；左翼激进的，右翼保守的；深刻的，肤浅的；热情的，冷血的；傲慢专断的，犹豫不决的；明晰的，模糊的；狂热的，理智的；疏远冷淡的，溢于言表的；中肯的，过时的；模棱两可的，坚持不懈的；狂欢的，忧郁的；幽默的，古板的；冷漠的，激情的；刚愎自负的，性情和顺的……但从来没有任何人把她和愚蠢沾边。 （摘译自2004年12月28日《纽约时报》讣闻版） 　　12月29日，星期三。上午九点半，我住院半个月后重返出版社，看见自己案头堆积的邮包当中，有苏珊·桑塔格的版权代理人辗转送来的3部作品：《床上的爱丽丝》、《我等之辈》和《我们生活的方式》。一丝淡淡的欣喜随即涌上心头：桑塔格作品系列文学部分的翻译和出版，长久期待之后即将成为现实。然而，半个小时后刚打开电脑，一则讣告就从纽约时报电子版跳入眼帘： 　　苏珊·桑塔格，小说家，随笔家，一个激情昂扬地支持前卫艺术的批评家，一个以同样激昂的政治见解而跻身20世纪最著名、最偏激的文人之列的批评家，昨天早晨在曼哈顿去世。她享年71岁，生前定居于曼哈顿。 　　她儿子戴维·里夫说，死因是急性骨髓白血病并发症。桑塔格女士在斯隆—凯特林癌症中心去世。过去30年，她一直断断续续地经受着癌症带来的病害。她同病痛的搏斗，为她最著名的著作之一《隐喻的疾病》（1978）提供了素材。 　　噩耗的来临很突然，但我并不意外，自从前年10月在法兰克福和她的约会取消后，各个国家出版她作品的相关编辑，就已开始默默祈祷她早日康复，癌症的化疗已要求她不时出入医院。英国《卫报》2002年1月的报道称，她1998年就诊断出子宫癌，医生说这种病人的寿命顶多还有5年，而且存活率只有5％。从很多年前开始，她身上突发的极度疼痛会持续数月，甚至连走路都成问题，生命依靠吗啡制剂来维系。她的文学代理人安德鲁·怀利曾说：“有好几次，我认真地想到，我们怕是要失去她了。”但桑塔格一如既往地乐观看待自己的病况。她说：“这次，是一种不同的癌症，不过尚在早期阶段。”她第一次被确诊患上乳腺癌是上世纪70年代，当时医生说，她恐怕连两个月都活不了了。从那之后，正如讣告所说，她同疾病的斗争30年来一直没有停止。 　　疾病没有妨碍她参加重大的国际活动，我与她的两次见面，就是在2001年5月的以色列国际书展期间。当时她在书展上获得了耶路撒冷奖，那是一个表彰对人类进步作出独特贡献的有道德良知作家的重要奖项。当地发行量最大的《国土报》援引以色列外交部长、耶路撒冷奖评委主席佩雷斯的话，称赞桑塔格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杰出的作家之一”。 　　声誉仅次于诺贝尔奖的耶路撒冷奖对桑塔格的肯定，实际上代表了国际社会对她作为当今并不多见的有良知作家的普遍认同。这使她进入由罗素、博尔赫斯、波伏娃、昆德拉、帕斯和伯林等文学家、思想家组成的获奖队伍，再次向世人展示了她独特的文人身份：与大多数美国知识分子不同，她更像传统的欧洲知识分子——经常涉身政治漩涡的深处，即使在激进的60代结束之后。此前，美国文化思想研究界，通常认为她是与左派批评家欧文·豪齐名的美国“现有的目光最敏锐的文论家”。 　　“14岁的印地安新娘” 　　“大多数小说家创作之初，总是以自身的经历为题材，希望讲述的是他们童年时代、他们的父母亲、或学生时代的故事；也有可能，他们要写自己年轻时的军旅生活，或者年轻时做的荒唐风流韵事，要不就是过早走进的糊涂婚姻。”这是2003年12月桑塔格的小说处女作《恩主》中文版付梓前，她应邀所写序言的开篇内容。 　　除了短篇小说集《我等之辈》，桑塔格的生平故事并不经常在她的虚构世界中出现。这本书里的《中国旅行计划》，开头部分基本上可说是她的童年记忆： 　　我虽出生在纽约，成长在美国的某个地方，可是生命却是在中国孕育的。 　　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激发了自我有记忆起的第一次说谎。我上一年级的时候，就对班上的同学说我出生在中国。我想他们一定印象深刻。 　　我清楚我并不是在中国出生的。 　　桑塔格的生命肇始于中国。1933年1月16日，苏珊·罗森布拉特出生于纽约。母亲在临产前几个月，才独自离开在天津从事毛皮贸易的的丈夫杰克·罗森布拉特回到美国。苏珊5岁时，父亲因肺结核在中国病逝。母亲回国后把家搬到亚利桑那，不久再嫁美国空军退役飞行员内森·桑塔格。苏珊从此改姓桑塔格。这位桑塔格先生给少女苏珊留下的早年印象中，一个片断非常有戏剧色彩：“苏珊，要是你再这么读下去，以后怕永远都嫁不出去了。”那天又看到她躺在客厅地板上痴读《追忆逝水年华》，继父不由得对她的未来忧虑起来。在美国人热心经济、疏远文化的战后岁月，书呆子少女自然不合时宜。苏珊忍不住笑了出来，她想：“天啊，这家伙真是古怪得够可以了。外面肯定有无数人想认识我呢。”自信的苏珊相信，像她这样迷恋普鲁斯特的人一定还有很多，否则谁还愿意写书呢？ 　　她从那时就打定主意，将来一定要摆脱追逐物质的粗俗生活环境。她后来写道：“我最大的梦想，是长大后去纽约，为《党派评论》写文章，拥有5000个读者。” 　　16岁的生日还没有到来，桑塔格就进了伯克利加州大学；一学期之后，她又转学到芝加哥大学，在课堂上结识了28岁的社会学老师菲利普·里夫。10天后，他们就结成了夫妻。桑塔格时年17岁，外表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要小，于是校园中流传着一条轰动新闻：里夫博士娶了个14岁的印地安姑娘！ 　　两年后，他们的儿子戴维出生。随后，桑塔格和丈夫迁居波士顿，开始了在哈佛大学的研究生学习。她在1954年获得了英语硕士学位，又于次年得到了哲学硕士学位。接着，她开始攻读博士学位，但没有完成毕业论文。此间，她阅读了大量的欧洲哲学著作，并得到社会学老师、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马尔库塞的指导，这点燃了她对欧洲知识分子传统的向往。不久，她得到资助前往牛津和巴黎读书，投身到由摇滚乐、新浪潮电影、新小说写作和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组成的新兴欧洲文化当中。 　　价值观受到冲击后，桑塔格的生命历程发生了改变：1958年回到美国后她要求离婚，主动提出不要资助独自抚养儿子。1979年，她接受《滚石》杂志采访时说：“摇滚乐是我离婚的理由。”正是从那个时候起，她萌发了赞颂前卫艺术的想法，并且很快以针对流行文化艺术为对象的研究论集《反对阐释》（1964）一书扬名文坛。这也标志着她与恪守“高级文化”的那群以严肃左派文人为代表的正统纽约知识分子分道扬镳。到70年代初，随着评论集《激进意志的风格》（1966）和《在土星星象下》（1972）的相继出版，桑塔格作为文化批评名家的地位已经得到了确立。同时，她的小说家声望也随着《我等之辈》（1963）、《恩主》（1963）和《死亡装备》（1967）的问世而驰名遐迩。 　　70年代之后，桑塔格文化批评成就，随着《论摄影》和《疾病的隐喻》的陆续出版，再次达到学术高峰。然而，世人并不知道，在桑塔格一生的大多数岁月里，她居无定所，经常入不敷出。她是一个靠教书、写作和编书维持生活的清贫知识分子。她虽然从60年代起就在曼哈顿定居，但直到1990年获得麦克阿瑟基金会为期5年共34万美元的学术津贴，加上首次拥有文学代理人而得到可观税收，她才得以买下自己的住所，依靠自己的力量偿付医疗费用。在她1976年患上癌症前，她一直靠借住朋友的房子栖身纽约；因为付不起医疗保险，她是仰赖朋友的慷慨筹款，才得以同病魔搏斗，并完成了轰动一时的名著《疾病的隐喻》（1978）和《艾滋病及其隐喻》（1989）。 　　席卷全球的消费主义狂潮，始终是桑塔格坚决抵制的对象之一。她生活中没有奢侈品，没有小汽车，家中甚至连电视机都没有，她身后留下的只是将近两万册的私人藏书。 　　2004年5月23日的《纽约时报杂志》以少有的素雅封面推荐桑塔格文章《我们就是照片》，这也是桑塔格公开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 　　参与老战斗的新兵士 　　作为美国文化思想史的重要人物，桑塔格的声名和成就主要来自她以文化批评家身份所写作的随笔和论文，而不是她偶尔客串电影制作者、剧作家和话剧导演身份所取得的成就，甚至与她的小说创作努力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她过去40年里所出版的那些非虚构文集已成为美国当代学术构成的不可分割部分。 　　对此，桑塔格自己也有明晰的判断：“我知道《反对阐释》一书被人们看作是60年代的示范文本之一，而且如今那段岁月已经成了传奇的年代。其实我并不愿意用‘20世纪60年代’之类的标签。把自己的生活以及自己时代的生活以10年为单元打包是时下的通行做法，然而我对此并不热衷。当初人们并不称它为60年代。对我来说那首先是我写头两部小说的年月，也是我开始派发有关艺术、文化以及意识的功能等想法的时辰，那时这些想法不断袭扰我，使我不能专注于小说写作。我心里充溢着传播福音的狂热。”她承认自己当时已经意识到，自己作为“参与一场老战斗的新兵士”要承担的使命，那就是“反对市侩思想，反对道德上以及美学上的浅薄和冷漠”。 　　这部经典论集中所收录的《反对阐释》、《论风格》、《关于“坎普”的札记》和《一种文化与新感受力》4篇文章，是桑塔格在1960年代为张扬和捍卫电影、摄影、现代绘画、舞蹈和流行音乐等前卫艺术的特殊价值而建树的理论核心。当年以特里林和欧文·豪为中心的纽约知识分子群，自认是英国人文主义思想家马修·阿诺德在美国的传人，殚精竭虑地倡言保卫“高级文化”的严肃性，视通俗流行文化和先锋艺术为“旁门左道”，立场基本上是文化保守主义。桑塔格却反其道而行之，激励推举“以风格取代内容”的“新感受力”价值观，为前卫艺术和流行文化开路和正名。她说：“我心中充满着赞叹：有那么多值得颂扬的东西。我四下环顾，看到不少重要事物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也许由于我的书卷气，由于我对欧洲的热爱和我在艺术中得到的快乐，我特别适于注意那些被我发现的事物，适于理解那些被我领会的东西。人们认为我所发现的那些东西‘新奇’（对我来说算不上怎样新），认为我代表着前卫的感性，而且从我的第一篇文章问世之初，就把我看作情趣缔造者，……我不过是把自己作为一名年轻的哲学和文学学生，从尼采、佩特、王尔德、奥尔特加以及乔伊斯那里学到的一些美学观点，用到了一些新的资料上。” 　　稍后出版的《激进意志的风格》、《在土星星象下》，还有那部获得1978年全国批评家奖的《论摄影》，主要论述依然是对《反对阐释》所倡导思想的延续，但她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到阿尔托、本雅明、西贝尔贝格和巴特等欧洲知识分子思想艺术资源的研究上面。 　　对于桑塔格令人眼花缭乱的思辩艺术，老派文学理论家并不买账。在他们看来，桑塔格不是有原创性的思想家，她有把艰深晦涩的作家解释得通俗易懂的特异才能，本质上却只是一个出于为满足大众消费需求而奔忙的流行文化推广者。有人还认为，她为普及流行艺术所取的学术手法暧昧不明、矫揉造作。欧文·豪则将她贬斥为“一个有把老奶奶的破布烂衫连缀成光鲜被褥本事的广告推销员”。 　　数十年的艺术发展事实证明，桑塔格的眼光并没有问题，文化保守主义者对她的判断是偏颇和失当的；她的论著40年后依然不断再版重印，不断得到广泛阅读和研究，也是她晚年由衷感到高兴的理由。可她的欣喜之中，同样夹杂着惆怅和感慨。她在文集《重点所在》（2001）中的《30年后……》末段说：“我希望随着书的再版和新读者的到来，这部作品能有助于完成一项堂吉诃德式的任务，即传播当初我写这些文章和评论时所想阐发的价值观念。这些文章所表达的情趣判断或许已经成了主流。然而支持这些判断的价值却仍然没有得到光大。” 　　那篇文章是她1995年为次年在马德里出版的《反对阐释》西班牙文版所写的序言。 　　左手批评，右手小说 　　进入80年代后，桑塔格毅然宣布，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小说创作上面。1987年，她在《纽约客》上发表了关注艾滋病患者境遇的动人杰作《我们生活的方式》，讲述一群纽约人得知友人感染艾滋病后，自动表现出的迥然相异的连锁反应。由于其写作手法的别具匠心，以及作家自然流露出的对艾滋病患者的同情之心，这个作品在1999年入选了《20世纪最佳美国短篇小说集》。 　　1992年，桑塔格的第一部历史小说《火山情人》出版。这是一部以意大利那不勒斯为背景，描绘3个英国男女之间浪漫情感的传统小说。虽然这部书问世后风行一时，名列《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达两个月之久，书评界却普遍冷淡相待。这丝毫没有影响桑塔格继续探索用小说的题材再现历史人物故事的信心，8年后问世的《在美国》可以看作是她以实力回应书评界的一部巨作，但该书也给她惹来一场文墨官司。 　　这部小说以19世纪移民美国试验乌托邦理想的波兰女演员海伦娜·摩德耶斯卡为原型，再现了早期欧洲移民在新大陆的人生遭际。小说出版后不久，《纽约时报》就报道了一位图书馆研究员指控桑塔格涉嫌剽窃。那位读者反复比照相关图书后得出结论，这部382页的小说中至少有12个段落与4本摩德耶斯卡传记内容雷同，有些句子甚至一模一样。她认为作者尽管在书前附言中提到小说写作时曾参考部分图书，却并未具体告知读者引用了哪些书的哪些内容，因此完全应该看作是剽窃行为。 　　被迫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桑塔格承认自己写作中间参考了所说的那些传记，可并不认为自己的小说是剽窃之作。她说自己引用的那些段落，在小说中都根据虚构需要，经过了艺术加工和改变，并不完全是照搬历史事实。她说：“摩捷斯卡给人们忘得差不多了。她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人物。我把她变成了一个出色的人物。真实的摩捷斯卡却是一个可怕的有种族歧视的人。”她表示自己的作品并不是完全的历史作品，而是取材于历史人物和故事的“艺术作品”，而这种艺术创造的风格样式，并不要求作者必须按照传统历史的写作规矩，以脚注的方式展现自己引用的资料。 　　桑塔格的辩白没有得到指控者的认同，也没有影响这部小说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在美国》获得了当年的美国国家图书奖。桑塔格对于自己的获奖感到诚惶诚恐，因为这也可以说是美国文学评论界给予她小说创作的最高赞赏。文化批评家桑塔格的杰出小说家的文坛地位也因之得以确定。 　　“自由的母狮子” 　　桑塔格身份的复杂，是很多她的观察者无以恰切置评的因素。 　　在不同人眼中，桑塔格可能是情人、母亲、朋友、预言家、思想者、人权活动家、文化批评家、小说家、戏剧家、电影制作人、戏剧导演、文学编辑、学院临时兼职教员、自由写作者，甚至还是一个电影演员。但这一切或恰当或适当的称谓以外，她更偏爱一个令人敬佩的称号：知识分子。她明白在众多谄上媚下的权贵和胆小怕事的庸众眼里，自己往往会是“麻烦制造者”，而不是到处都受欢迎的人。 　　如同所有成长中会遭遇挫折、信仰和立场发生转变和动摇的知识分子一样，素来以激进的政治姿态得到世人瞩目的桑塔格，从来都不是行动机械、头脑僵化的循规蹈矩者。 　　上世纪60年代中期政治风云变幻的岁月，桑塔格热血沸腾地投身于反战运动。在《巴黎评论》主办的一次讨论会上，她振聋发聩地喊出了“白种人是人类历史的癌瘤”这样的吼声，乃至得出“美国的立国基础是种族灭绝的大屠杀”和“美国生活的质量是对人类发展可能的羞辱”的极端结论。为了亲眼目睹战争的现实，她于1968年以美国公民的身份访问北越，写出了长篇纪实报道《河内之行》。这时的桑塔格已经彻底告别了纽约高雅知识分子的安逸书斋，对越南和古巴反美事业的持续声援，加上1979年对中国的访问，左翼自由知识分子对她给予欢迎并引之为同道。然而，桑塔格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因为波兰当局对民众的残酷镇压，明确指责其施行的举动乃是“戴着人类面具的法西斯行径”，则无疑引发了新的众说纷纭。桑塔格政治姿态从左到右的极端转变，使她的许多追随者陷进困惑之中。 　　进入21世纪，桑塔格已年近古稀，但她对时事的发言力度却没有减弱。对“9·11”事件，她在《纽约客》上发表了强烈批评美国霸权主义的意见，认为那些恐怖分子并不是布什所谓的胆小鬼，而是对一个世界超级大国肆无忌惮干涉民主和自由的勇敢报复。她说：“我希望自己不会因为年老而越发胆怯。我认为自己是站在中间的立场上，以明显的主流常识来写文章。我仅仅是说，让我们一起哀痛，让我们不要一起蠢下去吧。” 　　桑塔格无所畏惧的公开表态，自然引起了轩然大波。随即出版的《新共和》杂志则反唇相讥：“奥萨马·本·拉丹、萨达姆·侯赛因和苏珊·桑塔格，他们有什么共同之处？答案是：他们都期望着美国的毁灭。” 　　然而，桑塔格并没有因此而缄口不言，随后就出版了关于战争暴行摄影的论著《旁观他人之痛苦》，进一步申明了她对美国霸权立场的否定态度。 　　2004年5月，在巴格达阿布格莱布监狱传出美军虐待囚犯事件的消息后，桑塔格在《纽约时报杂志》发表文章，对布什政府的伊拉克的战争进行谴责。英国《金融时报》迅即作出反应，称赞她为“自由的母狮子”。这几乎是桑塔格留给人间的最后一篇文章。 　　“千万别阐释我的作品” 　　“我要到中国去。母亲在那里怀上了我，父亲染上肺结核后再没能离开中国。” 　　1963年，桑塔格在短篇小说中写下上面的话时，到中国去的念头可能已经萌生许久，但她肯定想不到10年后，她接连两次来到，一次是在1973年，一次是在1979年。 　　桑塔格的中国之行，其实怀着复杂的情感。在1984年的《旅行反思》中，她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许多西方的游客都深信接待他们的中国主人的话：中国夜不闭户，没有同性恋，也没有婚前性行为。……随着去中国旅行的人越来越多，人们不禁发现，旅行者描写的旅程简直一模一样：杭州附近的同一家产茶公社，上海的同一家自行车厂，北京的同一个‘胡同居委会’，——尽管这么雷同，许多人还是热情不减地往那儿跑，写的书几乎千篇一律。” 　　2000年，桑塔格说了意味深长的一句话：“我不是相对主义者，我是在耳闻亚洲与西方文化不同的言谈中长大成人的。好多代汉学家，包括费正清在内，都宣称只要讨论亚洲，西方公民自由的标准就不相干，或者说不适用，因为这些标准源于强调个人价值的欧洲清教徒文化，而亚洲文化在根本上强调的是集体价值。” 　　20多年来，桑塔格对中国的关注没有消减。她的代理人接受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邀请，要安排她于2003年5月再次访问中国时，她没有犹豫就答应了。然而，伴随她的《疾病的隐喻》中文版同时出世的那场SARS疫症阻断了她的来访。但她并没有放弃希望，10月间还同译者姚君伟在电子邮件中说：她计划2004年5月访问中国，她期待着和译者见面。 　　正如桑塔格自己所言，基本上她所有的主要译者，都能真切感受到她对翻译的苛求和积极支持。姚君伟谈到《恩主》的翻译时说：“她仍然坚持自己反对阐释的立场。她在发给我的电子邮件中也多次表达了这一观点。她一次次对我说，‘就按字面意思译，不要尝试去阐释，千万别作进一步的解释……’” 　　尽管有“美国最睿智的女性”（乔纳森·米勒语）的美誉，桑塔格却依然对写作有着超常严谨的态度。她并不是一个多产的作家，写作更是经常字斟句酌。很多已经开写的作品，常常因为不肯迁就自己的草率而胎死腹中：她在2000年前后，一直在收集和研究相关资料，希望着力写作一部描绘1920年代日本人在巴黎生活的长篇小说，并且计划完成一部讨论中国和共产主义关系的专著。在三十年创作生涯中，她主要为《纽约客》、《纽约书评》和《纽约时报》等报刊撰写随笔，很多年后才结成文集出版。一篇长篇随笔，通常要写9到12个月时间，反复写作二三十稿才最后定稿。在1992年的一个访谈中，桑塔格说：“有篇30页长的随笔，我写有数千页的草稿。《论摄影》里面收录了6篇文章，我天天都在写，花了5年才完成。” 　　到2004年5月为止，从1999年7月《论摄影》首次由湖南美术出版社推出以后，南京译林出版社除了正在翻译的《死亡装备》之外，已经出版了《恩主》、《火山情人》和《在美国》等长篇小说。在台湾，除了香港学者陈耀成和黄灿然编译的《苏珊·桑塔格文选》之外，她的《论摄影》、《疾病的隐喻》、《我等之辈》、《火山情人》、《床上的爱丽丝》和《旁观他人之痛苦》等，都已经在晨星和麦田等出版社相继推出。我所在的上海译文出版社除了已经出版的《反对阐释》、《疾病的隐喻》和《重点所在》之外，又已取得《激进意志的风格》、《在土星星象下》和《旁观他人之痛苦》等三部文集的翻译版权，目前正筹备出版她的戏剧《床上的爱丽丝》、短篇小说集《我等之辈》和《我们生活的方式》等系列虚构作品。 （编辑：李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