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chard L. W. Clarke：马舍雷思想概述

皮埃尔·马舍雷 （1938.2.17—） 理查德·克拉克（http://www.rlwclarke.net） 西印度大学 著作： 1、《阅读<资本论>》（Lire Le Capital），2卷，与阿尔都塞、巴里巴尔、埃斯塔布莱、朗西埃合著（巴黎：马斯佩罗出版社，1965；再版，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Quadrige丛书，1996）。 2、《文学生产理论》（Pour une théorie de la production littéraire），（巴黎：马斯佩罗出版社，1966），杰弗里·华尔英译（伦敦：路特里奇出版社，1978）。 3、《黑格尔或斯宾诺莎》（Hegel ou Spinoza），（巴黎：马斯佩罗出版社，1979）。 4、《黑格尔与社会》（Hegel et la Société），与让-皮埃尔·列斐伏尔合著（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84）。 5、《孔德：哲学与科学》（Comte: la philosophie et les sciences），（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89）。 6、《文学在思考什么？文学哲学的练习》（A quoi pense la littérature? Exercices de philosophie littéraire）[ 中文参见张璐、张新木译《文学在思考什么》，译林出版社，2011年。]，（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90），大卫·麦凯（David Macey）英译《文学的对象》（The Object of Literature），（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5）。 7、《与斯宾诺莎对话》（Avec Spinoza），（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92） 8、《斯宾诺莎<伦理学>导读》（Introduction à l’Ethique de Spinoza），5卷，（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94-1998） 9、《从唯物主义出发：皮埃尔·马舍雷自选集》（In a Materialist Way），泰德·斯托泽（Ted Stolze）翻译，沃伦·蒙塔格编辑（Warren Montag）（伦敦：Verso，1998），内收“答辩（1991.5.25）”、“作为手术的哲学”、“走向文学再生产理论”[ 中文译为“为了一种文学再生产的理论”，见《文字即垃圾：危机之后的文学》，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黑格尔的诱惑：作为黑格尔读者的拉康”、“在《疯狂史》的源头：异化及其界限”、“福柯：伦理学与主体性”、“取径福柯，从康吉莱姆到康吉莱姆”[ 中文参见刘冰菁译《从康吉莱姆到福柯》，120-135页，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斯宾诺莎中的德勒兹”、“斯宾诺莎的哲学实在（海德格尔，阿多诺，福柯）”、“斯宾诺莎，历史的终结，及理性的狡计”、“乔治·康吉莱姆的科学哲学：认识论及科学史”。 10、《落伍的历史：哲学的工作，1965-1997》（Histoires de dinosaure: faire de la philosophie）（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 其他作品： 1、“La philosophie de la science de Georges Canguilhem: epistemologie et histoire des sciences，” [ “乔治·康吉莱姆的科学哲学：认识论与科学史”，中文参见刘冰菁译《从康吉莱姆到福柯》，36-87页，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La Pensée，113 (1964): 50-74； 2、“L’analyse littéraire: tombeau de structures，”[ “文学分析：结构的坟墓”，中文参见赵毅衡编选《符号学文学论文集》，481-504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Les Temps Modernes，246 (1966)； 3、Renée Balibar， Geneviève Merlin， and Gilles Tret，Les Français fictifs: le rapport des styles littéraires au Français national，présentation by Macherey and Etienne Balibar (Paris: Hachette， 1974)， 7-49； 4、Renée Balibar and Dominique Laporte，Le Français national: Politique et pratiques de la langue nationale sous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présentation by Macherey and Etienne Balibar (Paris: Hachette，1974)，9-30； 5、“The Problem of Reflection，” Sub-stance， 15 (1976): 6-20； 6、“Problems of Reflection，”translated by John Coombes， in Literature，Society and the Sociology of Literature: 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Held at the University of Essex，July 1976， edited by Frances Barker，John Coombes，Peter Hulme，David Musselwhite，and Richard Osborne(University of Essex，1977)，41-54； 7、“Sur la littérature comme forme idéologique: quelques hypothèses marxistes，”[ “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形式的文学”，中文参见陈永国译“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形式的文学”（这个译本颇具误导性，它参考的是Oxford Literary Review的英译本），见弗朗西斯·马尔赫恩编《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39-6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by Macherey and Etienne Balibar，Littérature，13.4 (1974): 29-48；translated by Ian McLeod， John Whitehead， and Ann Wordsworth as “On Literature as an Ideological Form: Some Marxist Propositions，” in Oxford Literary Review 3 (1978): 4-12； translated by James H. Kavanagh as “Literature as an Ideological Form: Some Marxist Propositions，”in Praxis: a Journal of Cultural Criticism，5 (1981): 43-58；translated by Ian McLeod，John Whitehead，and Ann Wordsworth as “On Literature as an Ideological Form: Some Marxist Propositions，”in Untying the Text: a Post-Structuralist Reader，edited by Robert Young (London & Boston: Routledge & Kegan Paul，1981)，79-99； reprinted in Contemporary Marxist Literary Criticism，edited by Francis Mulhern (London: Longman，1992)；reprinted in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a Reader，edited by Terry Eagleton and Drew Milne (Oxford:Blackwell，1996)，275-295； 8、"De la médiation à la constitution: description d'un parcours spéculatif，" Cahiers Spinoza， 4 (1983): 9-37； 9、"Entre Pascal et Spinoza: le vide，" in Spinoza nel 350 anniversario della nascità: atti del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Urbino 4-8 Ottobre 1982)， edited by Emilia Giancotti (Napoli: Bibliopolis， 1985)，71-87； 10、"Leroux dans la querelle du panthéisme，" Cahiers de Fontenay， 36-38 (Mars 1985): 215-222； 11、"Déterminisme，" by Macherey and Etienne Balibar， in Encyclopaedia Universalis， Vol. 7 (Paris:Encyclopaedia Universalis， 1989-90)， 283-288； 12、"Dialectique，" by Macherey and Etienne Balibar， in Encyclopaedia Universalis， Vol. 7 (Paris:Encyclopaedia Universalis， 1989-90)， 359-363； 13、"Engels (Friedrich)，" by Macherey and Etienne Balibar， in Encyclopaedia Universalis， Vol. 8 (Paris:Encyclopaedia Universalis， 1989-90)， 372-374； 14、"Formalisme et formalisation，" by Macherey and Etienne Balibar， in Encyclopaedia Universalis，Vol. 9(Paris: Encyclopaedia Universalis， 1989-90)， 707-710； 15、"Marx et marxisme，" by Macherey and Etienne Balibar，in Encyclopaedia Universalis，Vol. 14 (Paris:Encyclopaedia Universalis，1989-90)，646-656； 16、"Condillac et Spinoza: une lecture biaisée，" by Macherey and Jacqueline Lagrée， in Spinoza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Méridiens-Klincksieck， 1990)， 241-253； 17、"Les paradoxes de la connaissance immédiate dans la Korte Verhandeling，" in Dio， l'uomo， la libertà:Studi sul Breve Trattato di Spinoza， edited by Filippo Mignini (l'Aquilà-Roma: Japadre Editore，1990)， 203-225； 18、" La philosophie à la française，" Revue des sciences philosophiques et théologiques， 74.1 (1990)； 19、"Spinoza，la fin de l'histoire et la ruse de la raison，" in Spinoza: Issues and Directions: the Proceedings of the Chicago Spinoza Conference (1986)， edited by Edwin Curley and Pierre-François Moreau，(Leiden: E. J. Brill， 1990)， 327-346； 20、"From Action to Production of Effects: Observations on the Ethical Significance of Ethics I，" in God and Nature: Spinoza's Metaphysics， edited by Yirmiyahu Yovel， (Leiden: E. J. Brill， 1991)，161-180； 21、"A propos de la différence entre Hobbes et Spinoza，" in Hobbes e Spinoza: Scienza e Politica: Atti del Convegno Internazionale - Urbino，14-17 Ottobre，1988，edited by Daniela Bostrenghi；introduction by Emilia Giancotti (Napoli: Bibliopolis，1992)，689-698； 22、"L'actualité philosophique de Spinoza，”in Nature，Croyance，Raison: Mélanges offerts à Sylvain Zac，(Fontenay-aux-Roses: Cahiers de Fontenay，1992)，119-133； 23、"La dissociation de la métaphysique et de l'éthique: Russell lecteur de Spinoza，" in Spinoza au XXe siècle， edited by Olivier Bloch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Paris， 1993)， 285-305； 24、"Entre la philosophie et l'histoire : l'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 La Philosophie et son histoire， edited by Gilbert Boss (Paris: Editions du Grand Midi， 1994)， 11-45； 25、"Éthique IV: les propositions 70 et 71，" Revue de métaphysique et de morale， 4 (1994): 459-474； 26、“Spinoza est-il moniste?，" in Spinoza: Puissance et ontologie， edited by Myriam Revault d'Allonnes et Hadi Rizk (Paris: Kimé， 1994)， 39-53； 27、“A Production of Subjectivity，” Yale French Studies，88 (1995): 42-52； 28、"Spinoza， lecteur et critique de Boyle，" Revue du Nord，77 (1995): 733-774； 29、"Spinoza et l'origine des jugements de valeur，" in Architectures de la raison: Mélanges offerts à Alexandre Matheron， edited by P-F. Moreau (Fontenay-aux-Roses: ENS Editions， 1996)， 205-212； 30、"Choses， images de choses， signes， idées (Éthique II，18，sc.)，" Revue des sciences philosophiques et théologiques， 82.1 (1998): 17-30； 31、"Spinoza，une philosophie à plusieurs voix，" Philosophique，1 (1998): 5-22. 马舍雷思想概述 皮埃尔·马舍雷是夏尔·戴高乐-里尔第三大学哲学的教学与研究单位（UFR）（哲学系）的荣休教授，精于美学以及哲学史。在“答辩”——为学术全集而于1991年提交给一个同行评审集团的答辩——中，马舍雷对他的生涯给出了这样的概述：“我专注于三个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就是与斯宾诺莎主义有关的（内容），哲学与文学的关系，以及法国哲学史。”如果汉斯-罗伯特·尧斯所说正确，即文学的（甚至于哲学和批评的）历史从其影响的（而非习惯上对创作的强调）角度加以重思有可能不无裨益，那么马舍雷更近来的哲学探索，尤其是他对哲学家巴鲁赫·斯宾诺莎以及法国哲学史的广泛介入，将会被英语世界全都忽略。可以很保险地说，对于大多数讲英语的人，马舍雷的哲学轮廓被还原成了同他老师路易·阿尔都塞同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式变体，此外，他的主要贡献被局限在批评理论而非哲学本身。他以两篇影响深远的理论著作而为人所知：《文学生产理论》（1966；1978年英译）以及“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形式的文学：若干马克思主义的设想”（1974；1978年英译），后者与其同事艾蒂安·巴里巴尔合作。 马舍雷出生在1938年2月17日的法国贝尔福。就读于路易大帝中学，其后又在1958-1963年负笈于尤里姆街的高师（ENS），研读哲学。在那里他于1960年拿到了哲学学士（Licence），1961年拿到硕士（Maitrise），1962年拿到大学教授资格（Agrege）。科学哲学家乔治·康吉莱姆指导了马舍雷的硕士论文—“斯宾诺莎作品中的哲学和政治”，这个主题反映出他甚至在很早的阶段，就对这位在他生涯后期将返回到的哲学家的热切关注。阿尔都塞对马舍雷的教师学衔考试（Aggregation）——一个为获取中学（学院）和大学教师资格的竞争激烈的考试——准备进行了辅导。在1962-1963年，阿尔都塞举行了他那知名的论结构主义研讨班，马舍雷与其他同事如米歇尔·佩肖、艾迪安·巴里巴尔以及雅克·朗西埃一同参加。聚焦于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雅克·拉康、米歇尔·福柯和康吉莱姆这些哲学家，他们既注意到了在他们视之为有益的结构主义事业的反人道主义（尤其是它对匿名且超验主体的解中心化贡献），又看到了它原则上的盲点，尤其是主体以另一种方式的复归：正是结构本身这个概念。研讨班之后马舍雷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论文——“乔治·康吉莱姆的科学哲学：认识论与科学史”（1964；英译1998年），出现在法共的理论机关刊物《思想》上。 1963至1965年，马舍雷任教于国立拉弗莱什陆军子弟学校，1965至1966年又供职于图尔的笛卡尔中学。在1963-1964年他参与了阿尔都塞举行的，更加知名的有关马克思《资本论》的研讨班，与阿尔都塞、巴里巴尔、朗西埃以及罗杰·埃斯塔布莱一起为研讨成果《阅读<资本论>》（1965；英译1970年）作出了贡献，该作即导源于此。阿尔都塞和同伴们这里在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达成部分和解，既寻求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也不放过与乔治·卢卡奇同义的黑格尔式马克思主义。他们经讨论认为社会构型由一些“层次”和“实践”——经济的，政治的，及意识形态的，以一种类似于符号组成符号系统的方式彼此独立或半自主——组成，尤其追求重写传统的基础/上层建筑模式，以及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的表现总体性（expressive totality）概念。从这种观点来看，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存在反映（以一种因对果的关系）经济和社会基础就不再有任何问题。以此类推，组成社会构型的种种成分也不再被视若它们所从属的经济总体性的基本表现（以一种形式对内容的关系）。相反，组成社会构型的这些成分由阿尔都塞所说的“结构效应”所决定，那也就是说，纯粹是各自及其由此形成的整体的关系决定的。假定的反映或者表现过程因此就被一种特殊性或“相对自主”——源于他们在符号系统中的符号身上看到的独立和相对性——取代。 1966年，凭借《阅读<资本论>》有限的成功马舍雷在巴黎第一大学（先贤祠-索邦）哲学系获得了一个教职，至此任职直到二十世纪90年代早期。同年马舍雷出版了它的第一本成书篇幅的研究，即《文学生产理论》，其关注点显而易见是在批评理论而非哲学本身。尽管下结论的权利应留给马舍雷本人，但该书还是使他（就像阿尔都塞一样）受到了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变相反对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的解读的顽固派和传统主义者的指责。其在英文世界的接受显然受惠于特里·伊格尔顿的《批评与意识形态》（1976），后者的出版时间先于《文学生产理论》的英译本两年。然而，伊格尔顿本人在“马舍雷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批评了他所认为的这部著作的主要缺点：源自结构主义非历史倾向的“固有论”和“形式主义”，以及由此削弱了它在批评实践中的内在潜力。 由于《文学生产理论》的巨大影响，要想抓住他对批评理论贡献的重要性，做以详细地阐述在此必不可少。借用《阅读<资本论>》考察过了的结构效应概念，还有对传统指示（referential）和表现意指(signification)模式的后索绪尔批评，它对当前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批评中模仿论和表现论提出反思。马舍雷这里的工作可能被还原成下面这个问题：如果作为社会构型意识形态层面一部分的文学文本，既不反映经济和社会的基础，也不表现经济总体性，那么什么是文本与生产了它的社会构型其他层面之关系的精确属性？ 马舍雷以指出与批评相关的三种主要谬误起笔，每一种都以知识的归纳法模型为基础。第一是“经验主义的”谬误，其视文学作品为树立在现实之前的一面镜子（就是说，作为缺场原因的结果），并视批评为树立在文本自身（原因的二次方）之前的第二面镜子（结果的二次方）。第二种谬误是“规范的”，指的是结构主义叙事学——那正是后者如日中天的年代——这样的取径，其约定俗成地度量文学作品与一个先验的理想模型相符性如何（以此种立场观之，可以这么说，作品就是一个缺席的文学原因的结果）。第三种谬误是“阐释的”，它把文学作品的形式看成是作者意图（那就是作品的内容，应该能这么说）的物质显现，而批评就是个阐释的过程。 马舍雷本人倡导一条对批评的“理性的”进路，建基于知识的演绎式模型，认为一种客观的批评应该得以建立。马舍雷的观点在于，根据索绪尔理论化了的意指属性，文学文本的意义既不出自对现实某些简单化的镜式反映，也不是对理想文学模型的模拟，还不是对作者意图的表达。此外，据在《阅读<资本论>》中提出的社会构型的属性观念，马舍雷认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应该集中注意力的地方，既不在作品是所谓的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效应，也不在所设想的作品形式对经济基础的表现和媒介，当然也不在排除掉所有其他内容的文学形式上。相反，一种科学的批评理应去探索决定了文本的“规律”。说得准确些，关注点必须在作品自身的“现实且基本的复杂性”（这就有别于那吸引了叙事学家注意的叙事结构展开的“线性复杂性”），并且在其中人们必须指认出“必然性的符号”，抑或是——借由阿尔都塞的说法——结构效应的确定，即既复杂化了文本与现实之间关系的简单观念，又避免了单纯的文学形式概念。 马舍雷认为文学与意识形态是能指与所指（按索绪尔的经典案例，这可与一张纸的两面相类比）而非表现形式对表达内容的关系。仅作为意识形态所采取的一种形式（而言），文学文本的意识形态特殊性同时取决于它和其他意识形态的相似与区别。因而通过向占支配地位的概念化现实方式的不可避免的部分偏离，文学文本避免自身完全陷入意识形态的水流（flow）之中，以一种几乎是悖谬的方式运行着对自身的释放（set into relief），并由此提供了接近于一种科学知识的东西，（而）采取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多种方式。正如社会构型中的一种实践，意识形态之物的特殊性相应地就取决于它与组成了社会构型的其他实践的部分的区别。因此，作为意识形态形式的文学文本既相关于又区别于它所释放出的（sets into relief）政治与经济实践，而不是简单地反映或表现。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文学无论如何都不能被说成只是对现实的镜像：相反，它生产一种“现实性效应”（effect of reality）。 从这种观点来看，批评应该追求去解释(explicate)的“法则”（laws），就是指示了文学文本不同于其他意识形态形式、其他组成了社会构型的实践及其导致了在文本中正面呈现的缺席之物（the absence of positive presence），它那根本的他者性以及随之而来的解中心性（decentredness）。换句话说，批评应该是一种解释（explication）的形式，它被设计来描述沉默的必然性（语言）用这种方式决定一个既定的文学文本（言语）。批评与其作为一种阐释——仅仅设计来花样繁多地说出（ventriloquist）文本所未说的——而起作用，它更应该追求去解释负责文本之存在的缄默的法则，并因此去描述那些文本不能公开说出的。由此，有一种和文本——它不能说出结构了它的复杂区分（它的“过度决定”）——“已说出”共存的“未说出”。历史（不能被还原成单纯的文学史）正是以这种方式，而不是通过简单的明显反映或表现过程在文本中潜伏地在场。 伊格尔顿认为“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形式的文学：若干马克思主义的设想”（1974；英译1978年）——大约八年后与巴利巴尔合作完成——代表了对《文学生产理论》修正的尝试，因为形式主义的缺陷有损于这部著作。然而，也可以说是受到进一步改善早期研究中采取的论证的一些方面的鼓舞，以期追赶在后索绪尔语言学理论和阿尔都塞式社会构形模式时期的进展。应该记住，如果说《文学生产理论》受到了《阅读<资本论>》的影响，那么“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形式的文学”就尤其受到阿尔都塞同样有名的文章“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影响，不单单是他认为意识形态的起源（例如说认为意识形态是对经济基础的超结构反映）远不如它的作用重要的观点：通过提供借以辨认身份的图景，意识形态为个人分配了特定的主体位置或者角色，继而保证了对现存不对等（asymmetrical）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再生产。（阿尔都塞称这个主体-构型的过程为“质询”。） 巴利巴尔和马舍雷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模型——在它各种各样的化身中——反复出现这样一个观点：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形式，文学或多或少地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reflection）。然而，这个反映的概念并不能准确描述组成了社会构型的各种实践和相应的组成了这些实践的元素的“相对自主”。因而，对意识形态的特殊性与其他社会实践的关系，以及文学的特殊性与其他形式——道德的、政治的等以意识形态面目出现的——的关系进行理论化就不可避免了。巴利巴尔与马舍雷设想，正如同意识形态既相关于又区别于其他实践一样，文学也是既相关于又区别于其他的意识形态形式。由此，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不必再面对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二中择一的困难，也就是，要么“在其自身基础上分析文学……要么从一个外部的立足点”，因为要分析文学的“意识形态特殊性”并不是将其还原为“非其本身的东西或者它自身”。他们在这里的论点是，文学的特殊性更多地由其对读者的意识形态影响（作用）而更少由其所再现的（它的起源）所定义。 巴利巴尔和马舍雷据此提出看法，尽管文学并不全然独立于它的社会-历史语境，但却在某种程度上是自主的。举例来说，现代法国文学不可能完全切断与阶级斗争的关系，后者历史性地伴随其发展，并且被组成文学的特定语言编码于其中。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此类冲突的自主性不能在它们起源的、前文学的形式中被发现。相反地，巴利巴尔和马舍雷暗示，这样的冲突出现于一种特定的文学形式，其被设计来提出解决之道（或整体上与之远离），但借助于“溶解在宗教、政治、道德、审美和心理中的替代性的想象的矛盾”。他们认为《文学生产理论》最大的缺陷在于没能详细说明“文学折衷（compromise）的特定机制”，经过这样的机制，解决也就完成了。 在巴利巴尔和马舍雷看来，这种终结（方式）的关键工具乃是人物刻画（characterisation），在对个体读者的质询中它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提出，对特定读者的主体化（subjectification）通过一种“认同效应”而完成，这一效应类似于拉康理论化了的在个体与镜像之间所经验到的：“文学的意识形态作用……经由一种认同过程而物质化”，这个过程发生在受众与“英雄或反英雄”之间，导致了“虚构的人物‘意识’和意识形态的读者意识同时的相互构成。”正是以这种方式，文学“在展示给每个人的时候，不断地‘生产’主体”，从而转换“（现实的）个体为主体”并且赋予他们“一种准现实的幻觉个体性。”也正是以这种方式，读者受到鼓舞而采取一种“针对想象的斗争的态度，好像他们对现实也会如此作为。”通过把特定的态度与行为模式反复灌输给读者，文学成为“意识形态主体化（subjection）的特许代理人”，并且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复返（regurgitated）与确保资产阶级社会再生产的最为重要的途径之一。 如果说马舍雷早期的不少作品集中关注批评理论的诸多问题，那这基本上是因为他在理论与哲学的诸多论题上看到了深刻的关联，尤其像他在“答辩”中所说，是它们“与支配各自追寻真理的路向的共同关联”。他在这里也强调，对文学与哲学关系的兴趣只是他对法国实践中的哲学——他称之为“一种法兰西哲学”，尤其是在19到20世纪的——的历史发展这一更广泛兴趣的一部分，一小块。完全不同于那些置身英美分析哲学传统的人，马舍雷极为关切涉及到哲学史的问题，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他必然将其视为一种实践，被社会地内刻。在马舍雷看来，哲学，亦即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并不是一种“独立的思辨性活动”，与现实的历史处境毫无关联。这也是为什么马舍雷论证说，本质上讲并没有法国哲学这样的东西，至少在 一个自然基点（datum）——完全由所属土地和人民或种族的源流而决定——的意 义上没有。根本没有我称之为“一种法兰西哲学”这样的东西，从一个机构中产生的哲 学必然与社会的转型社会性地关联在一起，而社会又是作为经济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 的结构的总体性来考量的。 因此，法国现代哲学的发展与作为1789年革命之结果的法国民族-国家的形成决计密不可分，他论证说，表面看来构成法国现代哲学的最“遥远和分殊的思维体系”，事实上“反映了赋予这些思辨内容的同一社会构型的结构与演化。” 马舍雷在“答辩”中同样强调，对他本人的思考不可或缺的一位哲学家特别扎根在大陆理性主义传统之中，那就是斯宾诺莎，后者从70年代后期开始就再也没有离开过马舍雷的主要兴趣点，尽管他间或也对其他的重要哲学家或批评理论的要点有兴趣。他解释说：“我必须从斯宾诺莎研究出发，因为这项研究提供了一个支撑，一个基础，对我其他的研究来说意味着总体性。”在1979年，也就是因其批评理论而引起英语世界关注的一年之后，随着《黑格尔或斯宾诺莎》一书的出版，他重新返回到了自己的斯宾诺莎之根，这本书特别的标题意在强调定义了斯宾诺莎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的一致与分殊元素。1987年，他与让-皮埃尔·列斐伏尔合作完成了《黑格尔与社会》。1989年，他又出版了《孔德：哲学与科学》一书。 《文学生产理论》出版约24年以后，马舍雷又回到了文学再现的论题上，出版了《文学在思考什么》（1990；英译1995年）。在这本书里面，马舍雷分析了从18世纪晚期到1970年代一批法国作家的经典作品，包括斯塔尔夫人、乔治·桑、福楼拜和雨果。他的论点在于，文学文本尽管形式多样，但都提供了一种特别的指示（sign）“现实”的关系概念，因此成为他所说的“文学哲学”的来源，也就是一种典型的哲学化的文学方式（的来源）。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学并不是以某种简化的、无媒介的方式复返到关键的哲学母题（topoi）上。马舍雷在“答辩”中解释说，他之所以这样说，其目的并非将所有哲学都还原为文学，而是通过强调“哲学的主题并不只是借助于职业哲学家做出系统化的努力才存在的”，从而扩展传统上广泛接受的哲学定义。 1990年代早期，马舍雷接受了戴高乐-里尔第三大学哲学的教学与研究单位（UFR）（哲学系）的教职，从此在该地授业直到2003年退休。在这段时间里，他在《黑格尔或斯宾诺莎》中所追求的研究的比较与对话精神，明白体现在《与斯宾诺莎对话》（英译In Dialogue With Spinoza: Studies in the Doctrine and History of Spinozism，1992）和《斯宾诺莎<伦理学>导读》（英译Introduction to Spinoza’s Ethics，1994-1998五卷）等后续作品中，后者是1981到1991年间诸多已出版论文和一系列座谈会上有关斯宾诺莎的报告的顶点。在“答辩”中他坚称，这些作品致力于廓清和厘定（situating）斯宾诺莎思想中的关键方面，尤其是与其接受的关系，也就是说，“成功的阅读，总是在某种程度上通过使其适应于有些时候已经与它最初被生产出来的传统相隔甚远的理论与意识形态的配置，从而对它加以再生产。”在这样做的时候，马舍雷的基本目标就是考察，经过替代性阐释棱镜的反射之后，斯宾诺莎的哲学在多大程度上保持了自身的同一。马舍累的论点在于，一位哲学家的学说并不独立于“它的阐释史”，因而这第一眼看上去可能呈现为真正（true）是斯宾诺莎的虚构却“以其自身的方式而有理有据”。马舍雷强调，此类“正确（true）的错误”的有罪阐释事实上悖谬地揭示出意义，也即没人能宣称是“彻底外在于”斯宾诺莎的著作，据此证明了它“本质上的多产”。 马舍雷把斯宾诺莎的方法论（discourse）放入一个“不断演化出变体的空间中”的尝试，是一项更大工程的一部分：去洞察其再生产的动力学，甚至于一般哲学史的过程。马舍雷对哲学史研究的最重要贡献之一，可能就在于他试着给出一个思想史的模型，而这一模型（的建立）部分地有赖于他对文学史/互文性的兴趣以及拉康“镜像阶段”概念的启发。在这里，“答辩”再次提供了洞悉马舍雷思想的要点。对马舍雷来说，哲学像文学一样，都是由绝不仅仅单纯反映现实的观念所构成，它们起着“转换、制作、破坏（unmake）、再制作现实”的功能。这些观念不但不是静态的，反而都有着各自可识别的历史：“通过追寻和使这些观念的改变、破裂和冲突为人所知，这一历史也揭示出它们的生产力和多产性。”组成了哲学史的诸多文本像上面一样，也并不免疫于文学史的互文性组构过程，在“走向文学再生产理论”一文——明显是对《文学生产理论》的作结——中，他着力描绘了这个过程。该文中他认为，人们的写作从来都不在一张“完全空白的页面上：即便是摧毁一个文本，也必然有赖于对或隐或现引用的先在文本的再生产。每本书本身都包含了一个图书馆的错综复杂。”从这点来看，人们是“在已写之文上写作”，其结果则是“重写文本（the ‘palimpsest’）”有可能与哲学文本（the philosophical）一样，被说成是定义了文学文本的本质。 马舍雷在此暗示，文本之间这种镜子一般的关系应该借用拉康的“镜像阶段”予以概念化： 除非作品被驱散，并且通过这种驱散和似乎是无始无终的镜式效应，而在它们的内 部产生距离，否则作品就不再被思考和回应（reflected）。原创作品的概念死于这个分 裂……贯彻这样一种模仿主义，任何风格就都能够得到解释。 因此，就有必要把哲学家们（例如说黑格尔与斯宾诺莎）的看法放入一种彼此的镜式关系中。马舍雷在“答辩”中说，由于在“哲学难题性”上有差异，所以黑格尔在读斯宾诺莎的时候，并不能“理解……斯宾诺莎实际上在说什么。”结果黑格尔不得不阐述了一种“想象的思维形式”，这个产物至少部分地是他本人的学说，由此斯宾诺莎的哲学“被限定在其理论边界之外，因而扮演了一面镜子……的角色，在它的表面上明显外在于他自己的概念……追踪它们的轮廓。” 此一同时是亏欠和差异的镜式关系，并不仅限于黑格尔和斯宾诺莎，而是能广泛应用在作为整体的思想史的辩证过程上。这种“反映”那“陌生的甚至是误导性的相似”“出了明显的差异”，可以说对所有组成了“曲折的、断裂的……哲学话语”的人物来说都是真的。例如说，这种看法可能为影响的焦虑——借用哈罗德·布鲁姆的概念——提供线索，它可以说塑造了马舍雷与其继承者例如说伊格尔顿之间的关系，所有的“后来人”都尽力批评以使得自己的作品与前辈的区别开来。 尽管在很大程度上都为导师阿尔都塞所遮蔽，但马舍雷无疑是法国知识界的重要人物，尤其在哲学圈中，这不仅因为他在发展后来被称为结构马克思主义中的重要角色，还因为其在文学研究中的应用。然而，马舍雷论述一般哲学史，尤其是论斯宾诺莎的作品的重要性，尚未得到英语哲学世界足够的认识和接受，后者依旧被英美分析哲学路向所支配，对大陆传统有相当的敌视。此外，尽管要低估把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到批评理论上的开创性是很难的，但是他的名字却往往被那些英语继承者们过分遮蔽（至少在英语世界），而他们的贡献如果没有马舍雷提供的基础就将是不可能的。当然了，如果长期脱销的经典之作如《文学生产理论》能再版，并且更晚近的对像斯宾诺莎这样的哲学家的研究可望翻译，那这种情况也就有可能得到改善。 参考文献： 1、Louis Althusser, For Marx, translated by Ben Brewster (London: Verso, 1969); 2、Althusser, “On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Notes towards an Investigation),”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translated by Ben Brewster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1971),127-186; 3、Althusser and Etienne Balibar, Reading Capital, translated by Ben Brewster (London: New Left Books,1970); 4、Frances Barker,“Ideology,，Production, Text: Pierre Macherey’s Materialist Criticism,” in Praxis，5 (1980):99-108; 5、Terry Eagleton, Criticism and Ideology: a Study in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London: Verso, 1976)； 6、Eagleton, “Macherey and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in Against the Grain: Selected Essays 1975-1985(London: Verso, 1986), 9-22; 7、Hans-Robert Jauss, "Literary History as a Challenge to Literary Theory," in Toward an Aesthetic of Reception, translated by Timothy Bahti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2), 3-45; 8、Jacques Lacan, "The Mirror Stage as Formative of the Function of the I," Critical Theory Since 1965,edited by Hazard Adams and Leroy Searle (Tallahassee: UP of Florida), 734-773; 9、Warren Montag, “Introduction,” In a Materialist Way: Selected Essays by Pierre Macherey, edited by Warren Montag, translated by Ted Stolze (London: Verso, 1998), 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