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希德与20世纪欧美汉学“典范大转移”

——《剑桥中华文史丛刊》中文版的缘起说明 作者：陈珏 1 近三十年前，杜希德（Denis C.Twitchett，1925-2006）先生由剑桥大学汉学讲座教授，转任普林斯顿大学“胡应湘汉学讲座教授”。这在二十世纪欧美汉学的波澜壮阔的“典范大转移”（paradigm shift）中，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事情。然而，这样一位宗师级人物，在中文世界里，却鲜为人知。正为如此，我在2006年1月14日香港《文汇报》，以《不该忘却的杜希德》为题，略作简述，现节引如下： 世纪交接的时候，《华声报》评出“影响中国20世纪的百位外国人”，有外交官、作家、实业家、汉学家和政客等等，很有参考的价值，然而这个名单也有可讨论的地方。就美国汉学家而言，已故的哈佛大学的近现代中国研究的鼻祖费正清（John Fairbank）和耶鲁大学研究中古文明的芮沃寿（Arthur Wright）均在其列。如果这两位够资格，也许不应该漏掉杜希德。 杜希德是二十世纪后半叶西方公认的中国通史学界一代宗师，历任英国剑桥大学第六任汉学讲座教授（首任为英国近代汉学鼻祖、晚清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胡应湘汉学讲座教授，一生最重要的领导二十世纪后半叶汉学研究学术潮流的成绩主要有三个方面。 其一，与费正清合作共同主编1 5卷本的《剑桥中国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这套里程碑式的英语学术性中国通史，与其它各种“剑桥史”一样，其要求十分严格，数十年而磨一剑，至今尚在继续出版中。 其二，在二次大战后接编“原籍”德国的欧洲汉学名刊《泰东》（Asia Major）。Asia Major在二次大战前与法国的《通报》（T‘oungPao）同为欧洲最重要的两大汉学学报，在其退休后，该刊编辑部转到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依然不失为国际汉学界顶尖学报之一。 其三，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为剑桥大学出版社主编《剑桥中华文史丛刊》，经过数十年连续推出重要研究成果，已经成为一种经典。不少今天英、美汉学界的重镇，当年均曾经受杜氏识拔，包括英国剑桥大学现任汉学讲座教授麦大维（David MacMullen）、美国耶鲁大学教授Stanley Weinstein、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主任Robert Hymes、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讲座教授Nicola Di Cosmo、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王汎森（英国皇家学会会士和台湾中央研究院士），以及已故的华裔美籍学者黄仁宇等。他们当年初出茅庐的首部专著，都是通过收入《剑桥中华文史丛刊》而一举成名。 以上的三大遗产中，尤以《剑桥中华文史丛刊》，在中文世界中极少有人知道它的来龙去脉。上海古籍出版社弥补了这一学术缺憾，如今《剑桥中华文史丛刊》中文版，即将陆续与读者见面。而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眼就已是杜公逝世四周年了，令人感慨不已。这里先对杜公如何三十年如一日，通过编辑《剑桥中华文史丛刊》，推动上述“典范大转移”的完成，举几个例子。以龙麟豹斑，稍窥全貌，挂一漏万，在所难免，尚祈谅解。 2 要讨论杜公与二十世纪欧美汉学“典范大转移”的关涉，需先对汉学（sinology）的历史，作一个简单的回顾。时至十九世纪末叶，西方诸国始有大学汉学讲席之设立，并开始有权威性专业学报之出版。以大学讲席而言，1814年法兰西学院设立汉学讲座，1875年荷兰莱顿大学设立汉学讲座，1875年英国牛津大学设立汉学讲座，1888年英国剑桥大学设立汉学讲座，形成了规模。以学报而言，1889年法国高第（Henri Cordier，1849-1925）与荷兰施古德（Gustaaf Schlegel，1840-1903）共同创办的《通报》，出版至今，仍是领域内的权威学报。 换言之，汉学研究的格局，十九世纪末，已经在欧洲跨国形成。在当时的大学体制中，汉学是“东方学”（O riental Studies）的分支，与“古典学”（Classics）等科系为邻，同属于“人文学科”（the Humanities）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从十九世纪开始在欧洲型塑完成的学门“典范”，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二次大战前，仍然是西方汉学的主流与正宗。从二十世纪初叶开始，美国的汉学研究，蓬勃崛起，二次大战以后，它逐步取代欧洲汉学，得到领导世界汉学发展的主流地位。而这一变化的关键之一，就是所谓二十世纪欧美汉学的“典范大转移”。 二十世纪中叶战后的美国大学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结构重整过程中，“汉学”从一门主要与“古典学系”等科系为邻的“冷学问”，锐变为跨学科的“区域研究”（regional studies）中的“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的“热学问”，其所跨越的学科，已远远超出了“人文学科”（the Humanities）的范围，而开始进入“社会科学”的更开阔的新领地。“中国研究”的对象关怀，也从以前的“古代”为主，渐渐转到了“古”、“今”并重，甚至“近现代”为主。 要说到当年发动二十世纪的这场欧美汉学的“典范大转移”的大本营，哈佛自当仁不让，其领军人物，则无疑是费正清。在此种风潮的影响下，美国的东岸与西岸，以及中西部的重要大学中，出现了若干由一流学者领导的“中国研究”的学术中心。例如，芮沃寿在耶鲁，狄百瑞（William de Bary，1919-）在哥伦比亚，牟复礼（Frederic Mote，1922-2005）在普林斯顿，柳无忌（1907-2002）在印第安纳，薛爱华（Edward Schafer，1913-1991）在伯克莱，刘若愚（1926-1986）在史丹福，都从不同的角度，亲身投入这场“典范”大转移，并在他们的学生中培养出许多后来的名教授，继续拓展各个相关领域的深度和广度，型塑“中国研究”的新典范。 “典范”的“转移”，不等于对旧“典范”简单的扬弃，而需要推陈出新，实现创造性的转化。美国费正清等诸公，深明此义，始终不倦，寻求欧洲同行的理解与合作。而在大洋的彼岸，欧洲主流学术机构中的许多汉学名家———如法国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1894-1979）、荷兰许理和（Erik Zürcher，1928-2008）、德国傅海波（Herbert Franke，1914-）等———也深切感到美国发动的这场“典范大转移”是历史的必然，于是如何与时俱进，互相取长补短，与美国汉学界隔海呼应，共襄盛举，一起完成这一场历史性的“典范大转移”，就成了当年大西洋两岸同行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杜公当年的渡海赴美，就有一定的存“亡”续“绝”，继往开来的学术史意义。 3 如前所述，杜公在推动二十世纪汉学的“典范大转移”过程中，有三大里程碑式的贡献，限于篇幅，此处仅聚焦于《剑桥中华文史丛刊》，以滴水观日之法，略窥杜公如何通过这一套世界级学术丛书，为“典范大转移”的进行与完成，识拔了分布在欧、美、澳、亚各洲的不止一代的年轻参与者。 据粗略统计，这套《丛刊》三十年来，出版了约五十种专书，其中作者在当时大多数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而他们通过自己的专书在《剑桥中华文史丛刊》中出版，脱颖而出，后来约有一半都成为出类拔萃、声名煊赫的顶尖欧美汉学家。壮岁曾在《丛刊》中出书，如今已经荣退的大学者，除了本文第一节所提到的各位外，这里再稍举数例———哥伦比亚大学毕汉思（Hans B ielenstein）、牛津大学杜德桥（G lenD udbridge）、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侯思孟（Donald Holzman）等等都是，而其中年纪较轻、现在仍在国际间纵横驰骋的成名人物———如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康达维（David Knechtges）与伊沛霞（Patricia Ebrey）、宾州大学（美国“常春藤八校”之一）林霨（Arthur Waldron）与梅维恒（Victor Mair）、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施吉瑞（Jerry Schmidt）、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艾朗诺（Ronald Egan）、纽约州立大学贾志扬（John Chaffee）等等———则为数更多，难以全列。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以上的举例名单，尚完全没有包括《剑桥中华文史丛刊》当年推出、如今已成为国际级人物的华人学者。当年的华人学者中能升到汉学界顶层者的人数比例很少。虽然赵元任、杨联升、余英时诸先生，已在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声名远播，然在整个汉学界，毕竟是少数。回到《剑桥中华文史丛刊》，总体而言《丛刊》中华人著者的比例，约只有西人著者的七分之一。然而，如今回顾发现，在这场世纪“典范大转移”完成之后，上述七分之一的华人学者中，几乎无一“漏网”，全部都成为国际间重要的大学者：除黄仁宇外，美国还有普林斯顿大学周质平、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陈启云、T ufts大学陈荔荔（美国国家图书奖National Book Award得主），台湾则有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黄进兴、陈弱水、王汎森。 4 世界进入二十一世纪，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全球范围的广义“汉学”研究的“气运”，正在以相当快的频率，不知不觉中由西文世界向中文世界移动。照如此速度，也许只要在本世纪再过短短的十五到二十年，“汉学”研究的重心，就会从欧美返回到东亚来，出现第三次国际性的“典范大转移”。以笔者观察，这场可能出现的再一次“典范大转移”，将会以“中文”书写媒介与“西文”书写媒介并重，为变化的标志之一，因为语言、思维模式与“典范”三者之间，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在本世纪的今天，如要找一位主要以中文来写作，并在汉学界乃至西方人文学界具公认宗师地位的华人学者，当然非余英时先生莫属。2006年，余先生获得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美国国会图书馆克鲁格奖（Kluge Prize）时，出版的中文专书超过四十部。评奖委员会在衡量余先生四十年来，主要在哈佛、耶鲁与普林斯顿三所顶尖的学府度过的绚烂的学术生涯的整体成就时，无疑重点在其中文著作的学术价值。这些中文著作，无论是早期的《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1987），还是近年的《朱熹的历史世界》（2003），都透露出一种处处入乎欧洲“汉学”与美国“中国研究”的“典范”之内，又随时超乎其外的崭新“典范”，也可以说是一种创造性的转化。这种“典范”决未停留在传统的“国学”范围内，却是一种以中文为书写媒介而具有国际化视野的新的研究“典范”，很可能成为下一次“汉学”与“国学”交融的典范转移的主体。 值得注意的是，在费正清、杜希德等领导的二十世纪欧美汉学“典范大转移”的后期，一个有能力贯通中西各种“典范”的新学术群体，已悄然出现。本文上节尾谈到，《剑桥中华文史丛刊》的著者总数中，有七分之六是西人学者，只有七分之一是华人学者。令人诧异的是，经过上世纪“典范大转移”的洗礼，今天这七分之六的西人学者中的得大名者约占其总数之半，而其中的华人学者，成功率却近乎是百分之百。更令人惊奇的是，上节提到的七位华人学者中，竟有四人（黄仁宇、黄进兴、陈弱水、王汎森）先后出自余英时先生的门下。 杜公在晚年，很可能也感到了将来也许会出现的第三次“典范”转移。杜公1997年即决定将他当年从伦敦迁到普林斯顿的《泰东》学报，再度从普林斯顿迁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内。这是欧美汉学的三大学报之一，有史以来，破天荒第一次迁到亚洲，使货真价实的“汉学”的“典范”，与货真价实的“国学”的“典范”，有机会直接发生“肢体”的“接触”和“碰撞”。如果未来汉学“典范”的第三次大转移，真的是以“中文”书写媒介与“西文”书写媒介并重，为变化的标志之一，那么《泰东》这样的专业西文学报，转到中文世界来，也许就可以视为是一种“春江水暖鸭先知”的信号。 值此之际，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剑桥中华文史丛刊》中文版开始陆续与读者见面，就变得非常及时。鉴往知来，通过这套丛书的中文版，读者不仅可以了解杜公的其人其书其贡献；也可以知道围绕这套丛书，当年的一批年轻的学者，是如何通过参与二十世纪的“典范大转移”，而成长为如今汉学界的举足轻重的人物的；还可以进一步把握未来学术“典范”可能的转移方向的脉搏。温故知新，对于学术界研究二十世纪欧美汉学之“典范大转移”，与准备迎接二十一世纪未来也许会出现的新的“典范大转移”，都有无量之功德。 □陈珏 陈珏 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台湾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暨历史研究所教授，近年主持“高罗佩与物质文化研究”增能计划、“英国汉学研究”图书补助计划与“超越文本：物质文化研究新视野”学门规划推动计划等大型项目，研究聚焦于汉学的典范转移与探索物质文化研究的新视野两大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