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音乐的民族特色 萱 萱
赵辛楣
作为电影这门视听艺术中声音的重要构成元素之一,中国电影音乐在经历了艰难与坎坷之后步入了目前蓬勃发展的阶段。人们对电影音乐的认识已从最初用来掩盖放映机工作时发出的噪音、填补音效与语言的空白而逐渐发展成为形式内容多样并具有一定的主题和规模、可以与电影共存同时又能够独立于电影之外存在的新的艺术形式。 纵观中国电影音乐的历史,从1930年联华公司上映的《野草闲花》中金焰、阮玲玉演唱的《寻兄词》标志中国电影有声时代的来临,到2001年谭盾以《卧虎藏龙》配乐赢得奥斯卡最佳电影音乐大奖,中国电影音乐在七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短小到庞大、从单一化到多元化的过程,并与不同时期的不同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紧密联系。表现出不同的时代特点: 左翼电影时期,几十部进步电影如《渔光曲》、《桃李劫》、《大路》、《马路天使》、《十字街头》等片中的主题歌短小精练、朗朗上口,很多作品因鼓舞士气、催人奋进而脍炙人口,传唱至今。其中《风云儿女》中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还被光荣地确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作为新中国的象征响彻全世界; “十七年”电影时期(1949~1966),以革命正剧为主导的戏剧式电影如《林则徐》、《风暴》、《红色娘子军》、《聂耳》、《青春之歌》等,用音乐直接表现人民的革命斗争生活,正面塑造英雄形象,更多地体现“电影音乐为政治服务”的思想; http://www.qikan.com.cnnkRB5t8tvs3tv7tv “新时期”电影阶段(1979至今),改革开放大大促进了电影音乐界的观念转变,老中青三代导演的多元化尝试也促使一大批思想性、艺术性上乘的优秀电影音乐作品问世:《红高梁》、《城南旧事》、《红河谷》、《和你在一起》、《天上草原》等片的音乐感人至深,风格各异,更多地强调个性化色彩,为影片更好地表达主题提供了帮助。 中国电影音乐在发展过程中深深植根于传统文化的沃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民族审美心理传统的深刻影响;同时,由于我们国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不同地域和民族间不同的音乐风情为中国电影音乐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此外,借鉴和运用其他国家和民族的音乐风格也成为中国电影音乐的最好补充。在此基础上,中国电影音乐呈现出与众不同的民族特色。 深厚的文化底蕴 含蓄的表达方式 中国是文明古国,数千年绵延不绝的中国文化,以其源远流长与博大精深的深厚底蕴赋予了电影音乐极强的生命力。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独特的民族精神、心理状态、风俗习惯,以及从先秦时期算起至今已有两千多年悠久历史的美学思想,为电影音乐的创作与实践提供了无尽的源泉。很多为观众所接受而家喻户晓的优秀电影音乐(包括主题音乐和插曲),正是满足了不同层次观众长久以来形成的欣赏习惯,因旋律简洁明晰,歌词寓意深远,在思想性方面深刻挖掘人性美、歌颂英雄人物、赞美爱情而久盛不衰。 中国传统文化十分注重含蓄委婉的表达方式,很少西方文化中的直白坦率,追求“点到为止”、“弦外之音”、“言外之意”的美学境界。中国电影音乐在表情达意的过程中也与绘画、诗歌等艺术形式一样,强调内在、深沉、写意、自然,不仅能够充分发挥其凝练、抽象的特点营造意境美,同时还恰到好处地帮助画面完成单凭视觉无法表达的复杂感受,使观众产生遐想与回味。特别是一些电影插曲的歌词,借鉴中国古典文学的比喻、拟人、对偶、排比等修辞手法,将主人公的心理活动惟妙惟肖地展示给观众。如:《人生》中“上河里的鸭子下河里的鹅,一对对毛眼眼照哥哥,煮了那个钱钱哟下了那个米,大路上搂柴瞭一瞭你”表达巧珍对高加林的思念和爱恋之情;《黄土地》中“六月里黄河冰不化,扭着我成亲是我大,五谷里数不过豌豆圆,人里面数不过女儿可怜”表达女主人公对贫穷愚昧生活的哀叹……耐人寻味的歌词和感人至深的旋律赋予人物鲜活的个性特征,观众在领略剧情的同时浮想联翩,感慨万千。 带有鲜明文化烙印的中国电影音乐不仅传承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音乐风格,还在此基础上开拓创新,尽可能地深层次挖掘音乐所要表达的内涵,而非停留在表面的听觉享受上。影片《李时珍》中的主题歌先后三次出现在一个近似的场面:波澜壮阔的长江边,纤夫拉着纤绳、喊着号子,拖着逆流中的航船艰难地前进。它每次出现都是李时珍生命中的关键时刻:第一次是他年轻时恳求父亲同意自己放弃举业,从事济世救人的医学;第二次是李时珍中年为修本草四处奔波而无望,面临坚持还是放弃的抉择;第三次是李时珍晚年重修本草的事业完成却得不到肯定。这段音乐配以五言绝句:“身如逆流船,心比铁石坚,望父全儿志,至此不怕难”,生动刻画了李时珍逆水行舟,坚韧顽强的性格,三次歌声让人们听到了身处逆境的李时珍却始终不屈不挠、敢于和命运抗争的心声。在这里,音乐不仅完成了结构影片的“句逗”作用,还意味深长地揭示了影片主题;影片《巴山夜雨》的音乐含蓄、简洁、细腻、深邃,抛开一个个性格不同的人物,从孩子的视角去发现被蹂躏践踏却倔强地觉醒的人性美。苦难中,人们依然能够相濡以沫,对生活充满美好的信念。像小伞一样在太阳的光斑中舞动的蒲公英伴着孩子童谣般清澈纯真的歌声徐徐飘落:我是一颗蒲公英的种子,谁也不知道我的快乐和悲伤,爸爸妈妈给我一把小伞,让我在广阔的天空中飞翔…… 诚然,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越来越多的影片不再满足于简单的主题歌和小规模的音乐片断,一些运用MIDI及其它高科技手段制作的大型电影音乐作品正逐渐在电影声音的塑造中占据重要地位。但无论形式怎样变化,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中国文化的根与中国美学思想的魂。黑格尔说,中国是特别东方的(《历史哲学》)。而“特别东方”的原因就在于我们有属于自己的传统的东西。毫无疑问,牢牢把握根本才能赢得观众,才能在电影市场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鲜明的民族语言 浓郁的地方特色 首先应该澄清的是这里的“民族”并非文化层面广义的“民族”,而是特指具体的少数民族。众所周知,中国不仅有灿烂的历史,还有勤劳善良的56个民族的兄弟姐妹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和睦相处,休养生息,许多少数民族拥有自己悠久而丰厚的艺术传统,创造着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各个不同地区的环境、风土人情乃至人物性格都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回、满、蒙、藏、壮、苗、羌、维吾尔等不同民族的音乐富于变化,风格各异;陕北的信天游、宁夏的花儿、东北的二人转、内蒙的长调短调以及耳熟能详的地方戏曲等不同地区、不同种类的音乐特色鲜明,易于辨认,为繁荣中国电影音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地方特色影片音乐的创作多直接取材于民间,作曲家要深入生活、收集第一手资料。早期电影《刘三姐》源自广西壮族音乐;《五朵金花》则运用了云南大理地区的民间音乐;《冰山上的来客》的音乐虽然出自作曲家雷振邦之手,却充满了天山南北的新疆民歌味道;《成吉思汉》中蒙族音乐的运用营造了茫茫草原、鹰击长空的气氛…… 而地域和民族差异在中国电影音乐中的体现,突出了影片和音乐的民族风格。吴天明导演的《人生》展示了当代中国西北的风土人情。片中“运肥”一场戏里,德顺老汉的回忆是和记忆中多情女子的歌声《走西口》交织在一起的;沿袭了传统戏剧性情节结构的影片《老井》中,两个主题全部用民族乐器演奏:片头及片尾的管子奏出苍茫凄凉的旋律,而取材于山西民歌并稍带哀怨的琵琶曲则很好地诠释了人们矛盾复杂的心情;凌子风导演的《骆驼祥子》,故事发生在解放前的老北京,原汁原味的京韵大鼓在影片一开始就把这一地点交待得清清楚楚,片中多段音乐虽没有加入人声演唱,但我们依然能够从略带伤感和叹息的曲调中感受到人物命运的悲剧色彩;张艺谋的《红高梁》捧回了柏林国际电影节的金熊奖,而其中充满北方平原浓郁乡土气息的《颠轿歌》、《酒神曲》、《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等音乐让人们感受到“我爷爷”与他那一辈最终投入抗日斗争的庄稼汉们朴实、率真与豪放的性格;主题音乐直接取材于蒙古族同名短调民歌的影片《嘎达梅林》,记录了这位为争取自由和土地而率众起义,最终献出宝贵生命的民族英雄。作曲家三宝在片中运用了酒歌、盅碗舞、长调、短调等大量民间音乐素材展现蒙古族人民的生活以及对英雄人物的赞美。 除此以外,戏曲音乐也是不可忽视的元素之一,它同样在中国电影音乐的构成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京剧、昆曲、秦腔、豫剧、越剧、河北梆子等不同剧种的地方戏因其唱腔、方言、作功、人物造型等方面的差异而深受不同地区群众的喜爱。从某种程度上说,戏曲音乐的出现能够更明确地交待故事背景、人物身份、环境特征等,而戏曲音乐中特有的唱段、过门儿、锣鼓点等不同形态的组合还能够帮助推动剧情发展、渲染人物情绪,烘托环境气氛、揭示主题:如运用了秦腔的影片《活着》;京剧音乐占重要比重的《霸王别姬》;采用豫剧音乐风格创作、令人荡气回肠的《焦裕禄》;《小兵张嘎》里巧妙地运用河北梆子音乐结合画面交待了故事发生在冀中平原的白洋淀地区…… 广泛地借鉴吸收 巧妙地“洋为中用” 说到中国电影音乐的民族特色,人们往往只局限于本土的、本民族的、本国的东西。中国音乐的长期发展过程其实就是借鉴和吸收的过程。不用说二胡、扬琴、琵琶等从西域传入的民族乐器现在被我们的民乐演奏大量应用,就是钢琴、小提琴、长笛、单簧管等尽人皆知的西洋乐器,以及交响乐、协奏曲、弦乐四重奏等现在已经司空见惯的音乐体裁最早也是西方文明的产物。所以,“洋为中用”的做法不仅不会削弱中国电影音乐的民族性,相反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成为另一种民族特色——兼容并蓄、扬长避短的表现。 中国电影音乐很早就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除直接引用国外成形的音乐作品如民歌、交响乐之外;还将国外不同风格的音乐材料巧妙地融入创作音乐之中,用特殊的音乐语言塑造人物形象与环境。 改编自台湾作家林海音小说的影片《城南旧事》中的主题歌《送别》,在剧作结构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每一次出现都意味着主人公英子失去了一位朋友:小妞子、秀珍、小偷、爸爸。它的旋律来自20世纪初的欧美流行歌曲。由“学堂乐歌”时期的著名教育家李叔同填词后传唱至今;影片《和你在一起》多次出现俄罗斯作曲家柴科夫斯基的传世之作《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在音乐史上其难度令很多成年演奏者望而却步,准备用这部作品参加国际大赛选拔赛的琴童刘小春在经历了一系列挫折与坎坷后,虽然没能如期参赛,但他却得到了比参赛更为重要的启示,那就是宽容、感恩和亲情;大家熟悉的影片《平原游击队》,没有像《和你在一起》、《城南旧事》那样引用“成品”,而是将其他民族的音乐风格融入到音乐创作中。相信很多人还对片中“鬼子进村”的情节记忆深刻:鬼鬼祟祟的动作,小心翼翼的神态,在滑稽而略带嘲讽的音乐声中显得栩栩如生。片中借鉴了日本民间音乐节奏平稳(4/4拍)、旋律——特别是在句中和句尾多用fa(4)和si(7)这两个音的特点(如大家熟悉的日本传统民歌《樱花》中乐句多用fa和si),让观众对人物的身份、国别一目了然,并在旋律中用下行音调预示日本鬼子必然灭亡的下场。 近年来,随着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日益频繁,制作手段的不断进步,特别是不同国家间文化形态的交会融合使得中国电影音乐的借鉴和吸收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作曲家“本土化”的现象已不再绝对。导演何平在影片《天地英雄》中大胆启用曾以《印度往事》获奥斯卡最佳音乐大奖的印度作曲家拉赫曼谱写音乐,片中手鼓、二胡、歌舞等不同以往的配器形式及创作手法无不让中国观众感到扑面而来的异国风情,但音乐与影片情节浑然一体,丝毫不觉生硬死板;而过去曾被认为是生搬硬套的做法,在某些影片中也因为有了新的解释而被广大观众所接受:香港的“无厘头”巨作《大话西游》便竭尽嬉笑怒骂之能事,别出心裁地将美国流行歌曲《Only You》与古装影片结合在一起,追求意想不到的喜剧效果,令人忍俊不禁。 综上所述。中国电影音乐的民族特色在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影片中有着不同方面的体现。创作者无论是刻意的追求,还是自然的流露,都是想让音乐具有与众不同的魅力。的确,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面对“人世”后国外大片以及片中大制作电影音乐的冲击,我们必须头脑清醒地看到自己的优势和长处,在发出“中国是否还有属于自己的电影音乐”的质问时,我们应该自信地回答:是的。因为我们拥有历史悠久的文化,有可以写出优秀电影音乐的作曲家,有取之不尽的民间音乐素材和博采众长的优良传统。中国电影音乐必须坚持走自己的路,才能成为世界电影乐坛的一枝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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