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授奖词

约翰·高尔斯华绥(1867年——1933年)，英国小说家、剧作家。193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1867年8月 14日，高尔斯华绥出生于英国萨里金斯顿希尔。除他之外，他的父亲约翰和母亲布兰奇·贝利·巴特利特还有另外三个孩子。高尔斯华绥曾在伦敦附近的著名私立男子公学哈罗公学就读，因足球踢得好和善于越野赛跑，他在该校赢得了荣誉。而后，他进入牛津大学新学院攻读法理学，1889年他的学习成绩名列第二。1890年，他取得了律师资格，但他没有兴趣去积极从事法律工作。在以后的几年里，他周游世界，部分原因是为了学习海洋法，部分原因是接受其父亲的力劝——逃避一桩不适当的爱情纠葛。在旅行期间，他首先遇到了约瑟夫·康拉德，此人以后成了他的朋友和文学导师。1895年，高尔斯华绥返回伦敦时，他和堂兄亚萨·高尔斯华绥的妻子艾达间的爱情有了发展。艾达和亚萨不和，但和高尔斯华绥倒是情投意合。在艾达的鼓励下，高尔斯华绥决心从事专业写作。 高尔斯华绥的父亲是一位带着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特征的道德家，也是高尔斯华绥的经济支柱，不可能容忍自己的儿子同亲属之妻胡来，他不能让离婚和再婚之事发生。因此在他的堂兄1904年死去之前，高尔斯华绥同艾达之间的关系一直处于隐蔽状态。1905年，艾达和高尔斯华绥这对情人终成眷属。他们成婚的那一天正是前一年艾达和亚萨离婚的那一天。随着感情生活的稳定和事业的确立，高尔斯华绥便专心致力于写作和其他改革事业。财富有了独立，搞写作、耗时于自己所选择的工作，他就有了不考虑商业意义的自由，他一直过着英国中上流社会人士的富裕生活。除了文学创作，他还花费时间，用文章和金钱来支持多种慈善事业。他支持资助的包括反对戏剧检查制度、废除牢房中的单独拘禁、不得虐待动物以及战争中禁用飞机。他特别关心“笔会”的工作，“笔会”是个国际性的作家组织，他本人是创始会员并担任了第一任会长。他生前做的最后一件事是捐赠诺贝尔奖金，用于建立“笔会”信托基金。 高尔斯华绥几乎每年都要出游，他经常出访欧洲大陆和美国，奥地利是他最爱去的地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年事已高，不能服役，就将自己当时的全部收入捐献给了战争机构，并在法国的一个医院里服务了将近6个月。战争结束后，高尔斯华绥继续过着写作和旅行的生活。 尽管拒绝了1917年授给他的爵士头衔，高尔斯华绥还是赢得了众多的荣誉。他拥有曼彻斯特大学(1927年)、剑桥大学(1930年)、牛津大学(1931年)、普林斯顿大学(1931年)的荣誉学位。1929年，他还获得过殊功勋位。 差不多在谢世前两年，高尔斯华绥的健康状况就开始恶化了，因为怕艾达焦心，几乎到病危时他才找医生看病。1932年，病情已不容再被忽视，脑瘤终于被诊断出来。高尔斯华绥未能去瑞典接受诺贝尔奖。1933年1月 31日，在颁奖后不到两个月，他就在汉普斯特德格洛夫洛奇与世长辞了。 二、约翰·高尔斯华绥的文学历程： 在他律师的父亲坚决要求下，高尔斯华绥学了法律，这样就使他从事文艺创作相对晚了一些。直到30岁时，他的第一本书——短篇小说集《天涯海角》(1897年)才出版。尽管到了这个时候，而且又有他的未婚妻艾达和朋友约瑟夫·康拉德的鼓励帮助，但是发表《天涯海角》时，他还是用了约翰·辛约翰的笔名，其他几本书，包括最初的两部小说《乔斯林》(1898年)、《洛宾别墅》 (1900年)，也是用的这个笔名。 高尔斯华绥开始写作时，深受伊凡·屠格涅夫和居伊·德·莫泊桑作品的鼓舞。爱德华·伽纳特对他的影响更为重要。伽纳特是名气不大的文学界人士，也是一位非常好的编辑。他是高尔斯华绥的朋友，也是其作品的评论人。他曾尽了很大努力，指出高尔斯华绥作品的不足并提出修改意见。小说《法利赛人岛》(1904年)是高尔斯华绥的第一件真正有创见的杰作，也是他头一回用自己的真名发表作品。小说里的主人公谢尔顿出身名门，他想通过帮助一个流浪汉使之变得有出息来实现自己的一个理想主义愿望。然而，与皮格马利翁神话相反，流浪者飘然离去，仍然固守原来的生活。这便使得谢尔顿醒悟了过来，而且也不能继续自己原来的那种生活了。 当高尔斯华绥小说创作开始取得成功的时候，艾达和爱德华·伽纳特开始力主其尝试戏剧创作。尽管高尔斯华绥表示不愿意，他的第一个剧本《银匣》还是在1906年由哈利·格兰维尔·巴克和J．E．韦德雷纳在宫廷剧院上演了。虽然这出戏被评论为有点情节化了，但总的来说观众还是很欢迎。这个剧本只不过是他很多成功的剧本中的第一个。当他的第二个戏剧《欢乐》(1907年)使人普遍感到失望时，他的描写劳资纠纷中互相冲突人物的剧本《斗争》(1909年)得到了充分的肯定。抨击英国法制的剧本《正义》(1910年)对减少单独监禁犯人产生过作用。作为一个勤奋的作家，在三十多年里，除了上面提到的几个剧本以外，他还创作了很多其他戏剧，其中《忠诚》(1922年)是最受欢迎的，可被证明为是最好的一个。《忠诚》表达的主题是：一个为社会习俗包围了的人，应当去嘲弄习俗，而不是被习俗所恼——这是高尔斯华绥喜爱的主题，也与他自己对待爱情生活的态度很相像。《骗局》(1920年)和《脱逃》(1926年)也受到了好评，且具有明显的商业效果。 尽管在戏剧上取得了成功，但高尔斯华绥的声誉还是在于他的小说。使他成名的那本书是《有产业的人》(1906年)，和第一个剧本同年出版。福尔赛之家是他落笔的中心。他的目的是要展示财产的破坏作用，表明僵硬固守社会习俗会产生令人惊愕的后果。他有力地将自己所属的那个阶级的形象在镜子中亮出，指出它的弊端所在。在这本书里，索姆斯·福尔赛之妻艾琳，同丈夫堂侄女的未婚夫坠入了爱河。为了求得报复，索姆斯使男方在经济上破产，而不顾艾琳的热望让她固守原来的婚姻。他的情敌死后，索姆斯剩下的是没有爱情的婚姻，其他方面也失去了很多东西。在《有产业的人》一书中介绍的其他家庭成员包括福尔赛家族之长——中产阶级坚定可靠的代表人物老裘利安，以及喜爱艺术而不喜欢经商、最后告别家庭的小裘利安。 《有产业的人》是福尔赛家族系列小说的第一部。高尔斯华绥原先并没有打算写长篇家世小说，它的问世与其说是作者自己的意愿，倒不如说是出版公司促成的结果。在战后的几年里，对当时的人来说，传统世界失去的东西看起来比实际的要多，高尔斯华绥在他作品里那些反应迟钝的中产阶级的品性中，开始发现越来越多的优点。随着作者本身的成熟，他笔下的人物形象也变得丰满和真实可信，这同《有产业的人》中只有狭隘占有欲的索姆斯的情况有所不同。 高尔斯华绥第一个三部曲的后两本小说是《骑虎》(1920年)和《出让》 (1921年)。第二个三部曲《现代喜剧》包括《白猿》(1924年)、《银匙》(1926年)和《天鹅曲》(1928年)。《—章的结尾》(1934年)是他的第三个三部曲，把写作重心转到了查尔威尔之家，福尔赛之家则变为次要的了。这个三部曲由《姑娘在等待》(1931年)、《开花的荒漠》(1932年)和《在河上》(1933年)组成。人们对《一章的结尾》的评价远没有前两个三部曲高。 高尔斯华绥的声誉显然是建立在对福尔赛家史的描绘基础上。他的塑造福尔赛家族人物形象的作品不仅是讽刺文学，也是社会历史，作者极善于捕捉他那—代人的本质。随着他所依据的人物模特儿的演进，他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也变得鲜明逼真，更富有情感。当高尔斯华绥在研究人的原动力时，他采取简单、直接的方式进行，而未试用20世纪初开始风行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回顾起来，他的研究方法虽然原理简单，但并未显得不妥。能够像高尔斯华绥那样将社会历史溶进小说使之成为多彩的艺术精品的作家是不多见的。 有关福尔赛之家的书只不过是高尔斯华绥文学作品中的一小部分。他的全集约有30卷。《庄园》(1907年)是《有产业的人》的续篇，这本书可能要算是福尔赛家世系列之外最好的了。在《贵族之家》(1911年)中，他嘲弄了上流社会，不过没有像对他更为熟悉的中流社会的讽刺那般成功。与赫伯特·乔治·威尔斯、乔治·萧伯纳那样的激进分子比起来，虽然高尔斯华绥更多地算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但他对社会习俗也很不满。这一点从他的小说和戏剧里可以明显地看出。高尔斯华绥还写了很多文章和小册子，倡导他所信仰的各种事业。 高尔斯华绥的创作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不大，尽管他也亲身受到冲击。他将大战期间三本小说和一个剧本的全部稿费捐给了战争机构和退伍军人安置部门。战争时期，他的作品少了一些，这不仅是因为他对时局感到担忧，也因为他和他的夫人接受了军训，并于1916年至1917年的冬季在法国的一所军人医院里差不多工作了半年。在短期内，他还为残废军人编过一份期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他拒绝接受爵士封号。 战后的十多年里，高尔斯华绥写了几个最受人欢迎、最为成功的剧本和大部分关于福尔赛的书。《一章的结尾》完成于他的生命尾声之际，这是他的最后一部小说，死后才出版。高尔斯华绥也写了一些有关文学和自己最喜爱的事业的文章。他爱游历，这个嗜好差不多持续到去世。1933年1月 31日，他在伦敦汉普斯特区自己的寓所中，为其生命画上了句号。 三、193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瑞典学院诺贝尔奖评委会委员安德斯·奥斯特林： 一种孜孜不倦而又磊落认真的创作欲不断地鞭策着高尔斯华绥。总览他的写作生涯，似乎是发展得非常顺利。然而他当初选定文学事业却并不是毫无阻力、一蹴而就的。用英国人的俗话说，他生来口含银匙，也就是说家境富裕，在经济上全无后顾之忧。他曾就学于哈罗公学和牛津大学，选学法律，毕业后没有真正从业，却到世界各地广为周游。他28岁时受到一位女性朋友的敦促，开始尝试写作。但这在他来说仅仅是玩玩而已。绅士们对写作的行业仍然怀着与生俱来的偏见，他似乎也未能例外。他以约翰·辛约翰为笔名发表了最初的两个故事集。这位初涉文坛的试笔者待己很严苛，不久就把这两版的书统统收回了。直到他37岁时发表了《岛国的法利赛人》 (1904年)，才真正开始了写作生涯。两年后《有产业的人》问世，初步奠定了他的声誉。这也是他的传世之作《福尔赛世家》的开篇。 在那部讽刺岛国法利赛人的小说里，高尔斯华绥日后作品的主要特征都已经初见端倪。小说描述一位英国绅士久居国外，淡忘了英国人传统的思想和感受方式，于是他严厉批评祖国的种种不是，他在英国火车车厢里邂逅逢迎的一个比利时流浪汉也在旁火上加油。结果这个外国人大大地影响了他的命运。当时高尔斯华绥本人也是刚刚归国的世界公民，他和萧伯纳一样，打算和旧式资本主义贵族社会大战一场。不过，那爱尔兰人主要是以机智为武器，而这位英国人则意在影响人们的情感和想象。高尔斯华绥早期小说着力讽刺英国统治阶级的伪善自私，他后来的作品也继续发挥了这一主旨，只不过在各个作品中侧重有所不同罢了。他不倦地反对英国国民性中狭隘冷酷的方面。他坚持攻击社会罪恶，这表明他刻骨铭心地痛感世道不公。 他凭借着福尔赛这种人物类型，把矛头对准了上层中产阶级的富商，这些人还没有成为真正的绅士地主，可是却一心地仰慕他们，并本能地把众所周知的严格、镇静、自以为是、盛气凌人的理想绅士作为效仿目标。他们特别小心地防范那些危险的感情，但仍然免不了有时偶尔会出些纰漏，让激情扰乱了他们的生活，让自由在财产本能的世界里抢占了一席之地。美——这里由伊琳代表——不肯与“有产业的人”共同生活，索米斯·福尔赛作为有产业的人，对她的态度愤恨不已。他最后几乎成了一个悲剧人物。这第一部福尔赛小说是写人性的杰作，扎实有力而又独立成篇。说不准高尔斯华绥是否从一开始就想到了要给它写续集。不管怎样，待他再次着手写福尔赛时，已经事隔15年，世界大战的后果大大地改变了生活的远景。《有产业的人》得到了扩展，添加了《骑虎》(1920年)、《出租》(1921年)和两个作为插曲的短篇。至此《福尔赛世家》全部完成。但对该家族的青年一代人尚未作交代，高尔斯华绥觉得意犹未尽，接着写了结构完全相同的另一组三部曲《现代喜剧》，包括《白猿》(1924年)，《银匙》(1926年)和《天鹅之歌》(1928年)，及穿插其间的两个承前启后的短篇插曲。这两套三部曲是了不起的文学成就。小说家通过三代人的命运刻画了自己的时代，非常成功地把握了这一无论从深度还是从广度上说都是无比困难的题材。他的成就是英国文学中令人难忘的功绩，考虑到他作此尝试时欧洲大陆在这方面早有杰作在先，其努力可谓倍加可贵。 这部编年史式的小说的前景记述的是福尔赛家族的人的日常生活，是种种的个人际遇，冲突和生活悲喜剧。但在背景里可以看到历史事件的深色经纬线。每位读者都一定记得那一章——其中描述了索米斯和他的第二个妻子在一个阴沉沉的日子里站在海德公园围栏旁看维多利亚女王出殡，随后又简略地回顾了女王登基以来的这些年：“社会风气变了，习尚变了，人变得离猿猴更远了，上帝变成了财神——而财神爷被人捧得也自以为是上帝了。”在福尔赛系列小说中我们看到了维多利亚时代如何演变瓦解，直至我们的时代。第一组三部曲表现的是英国贵族与富豪融合的时期，描写了“绅士”观念的变化，这是急风暴雨之前的富人们的小阳秋。第二组三部曲被称作“喜剧”而不是“家族史”，描写一个新的英格兰的深刻危机，它面临的任务是把过去的废墟和战时的临时的兵营建设成将来的家园。人物的画廊丰富多彩，令人赞叹。强壮的生意人，任性的社交界女士，老派的三姑六姨，反叛的妙龄少女，出入俱乐部的绅士，以及政客，艺术家，儿童，甚至各种的狗——其中最后一项特别为高尔斯华绥所青睐——所有这形形色色的一切都在伦敦生活的全景图中出现，具体形象，栩栩如生。 一些情境重复出现，饶有趣味地记录了一个有某些特定遗传性格的家族命运中的兴衰波动。对每个人物的刻画高超卓异。起支配作用的则是社会生活的法则。 观察在这些小说中高尔斯华绥本人的观点如何逐渐演变，也是很有教益的。他最初激进地批评现存文化，后来评价事物时变得较为公允客观，最后采取了更自由化的纯人道主义观念。对此人们常举的例子是他对索米斯的处理。索米斯是个标准的民族类型，起先被大加讥刺，后来描写的笔触里有了些尊重，尽管作者似乎不情愿，这尊重却渐渐增加，最终化作了真正的同情。高尔斯华绥充分运用了这一同情，他对索米斯这个人物的全面刻画是福尔赛家族史及其后代人的喜剧中最令人难忘的部分。人们很容易记住《天鹅之歌》中近结尾处的一个精彩情节；老索米斯驱车到了西海岸他祖先住过的村庄，借助一张旧户籍地图找到了当年福尔赛农场的所在地，如今那里只剩一块石头标志旧址。一条隐约可见的小路把他引到长满青草和金雀花的谷地。他迎着清新而猛烈的海风呼吸着，一时有些沉醉；他披上大衣，倚着岩石坐下陷入沉思。他的祖先可就是在这荒凉的土地上亲手建造了房舍?他们是这里的第一批居民么?他冥想着。先辈的英格兰在他眼前出现了，在那时的英格兰“用马驮运货物，很少有煤烟，烧的是泥炭和木柴，老婆永远不会离开你——也许因为她们办不到。”他坐了很久，沉湎在对于老家的种种感情中。“他的心被触动了，仿佛这荒凉地域的带盐味儿的独立精神仍然留在他的骨髓里。老乔里恩和他的父亲，以及其他叔叔们——难怪他们个个独立不羁，因为他们的血液里凝集着这地方的孤独和海边的空气，他们被这些渍腌得乖戾——不愿放弃，不能撒手，不肯死去。一时间他甚至似乎了解了自己。” 对于高尔斯华绥，索米斯成了静态的老英格兰的一个最后的代表。我们被告之说，他从不欺瞒，他的做派也许不堪忍受，但却是真实的．高尔斯华绥的写实主义以这种方式本份地向索米斯式的冷静平淡的尊严表示了敬意，而这一点被认为是他对人性评价的一个根本因素。随着时间流逝，随着冷嘲的怠倦的放纵行为变得越来越摩登，这位编年史作家发现，过去不被自己赏识的若干特征其实或许正是英国能够御敌拒变的秘密之所在。总的说来，高尔斯华绥的后期小说浸透着自我辩护的爱国情绪。同样的感情也表露于他对家和自然的描写中，作者以更温情，更焦虑的诗意表达这些，带着保护某种注定要失去的珍贵物品的惋惜之情。这可能是旧房间，过去人们曾在那里盘桓，仿佛要永世延续下去。这也可能是一处英国花园，那儿九月的艳阳照耀着青铜色的榉林叶和百年的老杉木篱墙。 时间不容许我再这样详述高尔斯华绥的其他作品，虽然它们在质量上常常是可以和福尔赛系列媲美的。后者的长处只在于它的史诗规模。作者的重要的成熟人物尤其应在《庄园》 (1907年)、《友爱》(1901年)和《殷红的花朵》 (1913年)等作品中寻找。《庄园》描述乡间大宅生活，其中的本戴斯太太或许是高氏笔下最精致的女性形象。她是位完美的毫不做作的女性，经历着有限度的小悲剧。那些真正的高尚天性每每总是被这样的悲剧所纠缠，注定要被传统的枷锁拘束、甚至毁灭。《友爱》中以混有同情与讥讽的严谨笔触展示了一位社会良知的半吊子的牺牲者，一名审美家。他因伦敦无产者大众的苦难而感到不安，却不能采取断然步骤，将自己的利他主义冲动付诸行动。在这部小说中我们还见到了独具创意的老斯通先生，一个总是在夜空下无休止地独自的乌托邦梦想家，他实在是高氏笔下最令人难忘的类型之一。我们也不应忘记《殷红的花朵》，它可被称之为是由高明的乐师演出的一阙心理奏鸣曲，依据人的不同年龄阶段中的激情和忍从态度奏出种种变调。甚至在短篇小说中高尔斯华绥也常常能通过具有图画般直观效果的明暗对比引发读者的感情呼应。当浸透着他的个人风格的叙述变得异常生动时，他能在短短几页中打动读者，比如他在《质量》中讲述那个德国鞋匠的朴实的经历时就是如此。那个短篇写的是优秀传统技艺如何在与廉价工业品竞争中绝望地挣扎。 高尔斯华绥的叙事艺术诉诸于教育和正义感，往往对当时的生活见解和思想习惯有所影响。他的剧作也是如此。它们经常直接地参与社会讨论并至少曾在一个领域——即英国的监狱管理——中引发了明确的变革。在他的剧作中，异常丰富的思想与高度的机智和技巧相结合，造成出色的剧场效果。剧中所体现的意愿倾向总是公正的并富于人情味。在《森林》 (1924年)中他揭示了冷酷的贪欲如何为了获取钱财而利用英国人的征服全球的英雄主义思想。《展览》 (1925年)则通过一个家庭悲剧表现了个人在新闻界面前的无能为力：报纸的野蛮的好奇心像一部耳聋的机器一样无节制地运转，甚至无法找到对其恶劣后果负责的人。 《忠诚》的题材有关荣誉：忠诚被检验，它在家庭、企业、职业和国家等不同的领域里的运作都一一受到不偏不倚的考察。这些和其他剧作的长处在于它们的逻辑结构和非常集中的行动，有时它们也具有不可忽视的诗情氛围。这里我特指的是《鸽子》(1912年)和《一点爱意》(1915年)，尽管它们在舞台演出时并未大获成功。总的来说，虽然高尔斯华绥的剧本在艺术上比他的小说稍逊一筹，但它们同样明确地映证了他是多么强烈地执着于他早年对自由的向往，当年雪莱曾为那自由理想插上翅膀并点燃曙光的火焰。即使在高氏的比较冷静的作品中，他也是种种精神和物质的压迫的坚定反对者，是一个憎恨冷漠无情、要求公平行事的敏感的人。 在技巧方面屠格涅夫是他最早的老师之一。像那位迷人的俄国作家的作品一样，他的小说中也有一种明确的音乐美，能够抓住并保持人的隐秘的感情。他的直觉从不失误，以至他可以只稍作隐射或仅仅留下半个提示。还有他的独具特色的讽刺，甚至笔调也与其他作家不同。讽刺各不相同。有一大类是否定性的，有如是炉火早已熄灭的冷房间里窗户上的白霜。但也有一种亲近生活的讽刺，来自于热忱、关切和人情味。高尔斯华绥的讽刺就是这样。他的讽刺似乎面对罪恶的悲喜剧发问：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必然这样，是否有什么补救方式。高尔斯华绥有时甚至让自然参与关于人的种种讽刺戏剧，让风、云、花香和鸟语强调事件的苦痛或甜美。借助讽刺，他每每成功地唤起人们的心理想象，而这永远是理解和同情的最好的同盟。 高尔斯华绥曾把他的艺术座右铭归纳为和谐，匀称，均衡。这些表达了他的思想的天然特色，表达了一种精神追求。也许是因为太难于实现，这种理想如今常常被怀疑。这位诗人曾长久地严厉抨击典型的自立自足的绅士，然而我们很快就发现他本人无疑给古老的绅士观注入了新生命，使它与切近的人生及不被拘束的美感本能保持联系。艺术家高尔斯华绥身上得到充分发展的那些性情特征在英语中正是用与“绅士”同词根的“温文”一词表达的。这些特点体现在他的作品中，因而也是对我们的时代的文化贡献。 令人遗憾的是，高尔斯华绥先生身体欠安，今天不能如其所愿来这里亲自领取1932年诺贝尔文学奖，因此将由英国的代表克拉克·科尔部长代为领奖。 现在请部长阁下接受瑞典国王陛下颁给贵国著名作家的诺贝尔文学奖。 四、评论界对约翰·高尔斯华绥获诺贝尔奖的反应： 并非各方面的人都能像诺贝尔奖委员会那样看待高尔斯华绥的作品。20世纪20年代，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正在为洞察人的原动力提供新的方法，像詹姆斯·乔伊斯、弗吉尼亚·吴尔夫这样的作家都在把小说创作的中心从外部客观世界转向内心主观世界。尽管事实上高尔斯华绥作品的现实主义确实表现了一种现代倾向，但他们还是认为他的直接叙事的作品已经过时了，差不多还是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老套套。当高尔斯华绥获奖后7个星期多一点就与世长辞时，弗吉尼亚·吴尔夫便不客气地发表议论说：“那个自以为了不起的老顽固”死了。 吴尔夫认为高尔斯华绥同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之间的这一代人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像吴尔夫这样突兀的人是极少数，但她的看法却有代表性。《新共和》周刊评论说，对高尔斯华绥的赞誉“来得太晚，以致没有什么时代意义了。有些作家不能及时被承认，日久天长，会为人所忘，高尔斯华绥先生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那些比高尔斯华绥更多地亲身经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创伤的人，对高尔斯华绥作品中所描述的客厅势利行为以及因实利主义而造成的人类感情的麻木，并不感兴趣。人在战壕里，财产算不了什么。现代世界比起高尔斯华绥所描绘的那个世界，暴力更多而理性更少。《民族》周刊也认为：“他被同代人所淡忘……” 很少有人否认高尔斯华绥的成就，纵然有些人认为诺贝尔文学奖要是能在他能力最强、声誉鼎盛之时授予就好了。高尔斯华绥的人道主义应予以承认，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赞同。他对慈善事业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他讲究传统和礼仪，这使得人们把他看作是文学界的领袖。他本人未曾去寻求这种领导位置，不过他乐意在他关心的问题上牵头出面。诺贝尔奖承认了这一社会事实，还是令人高兴的。 当时，并不是人们认为高尔斯华绥不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是过去时代的人，很多评论者认为，如果诺贝尔奖早一点授给他或者现在授给其他某个反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新现实的作家，那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