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维礼崇——东周之前青铜兵器的物质文化研究》读后感
小雨12354
本书是徐坚在他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以新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为指导对东周之前青铜兵器进行研究的一部著作,一改传统考古学方法的方法,从青铜兵器的技术—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三个方面进行阐释,得出青铜兵器就是青铜礼器,并且可能具有标识身份、地位等功能,在社会禁忌、偏好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并辅之以玉兵的演变,揭示东周之前社会的变革。 本书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论,包括的内容主要是当前对青铜兵器研究存在的困境——以物论物,并指出纾解这一困境的办法便是情境分析法,接着介绍青铜兵器可能为权力的象征、身份的标识、区分族群的指向性器物、禁忌和偏好等等多重功能,跳出其所局限的物质形态,并介绍宾福德的新考古学思想与方法,指出从三个方法研究青铜兵器,对三种不同的考古学史进行观察,对青铜兵器的学术史回顾采用“范式”和“危机”的互动关系进行回顾,对青铜兵器的定名与分类等进行了介绍;第二部分是书中的第一章至第三章,分别从技术—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三个方面对青铜兵器进行了研究,第一章指出本书对青铜兵器形式研究所采取的方法,以及对蒙特柳斯类型学的反思,通过对铜戈、铜矛、铜戟、铜铍、铜刀、铜剑、铜钺等等的青铜兵器的形式风格分析,推测其不同风格产生的原因,并将东周之前的青铜兵器分为四个群:中原传统、北方传统、西南传统、出自长江中下游的独立群体,以铜戈和铜钺为例的纹样分析,可能暗示非实用功能,并指出青铜兵器形态的功能化和美术化倾向:青铜兵器在满足功能性需求的演变之后,仍在进一步演化变迁,则要考虑它的非功能性需求,一些青铜兵器数量稀缺,可能不是制式化生产的产物,而更接近艺术,即使数量多的青铜兵器也会出现美术化倾向,如繁缛纹饰的装饰。以往研究过分关注青铜兵器的实用功能而忽略它还具有“符号”的价值。第二章是对青铜兵器社会层面意义的研究,首先介绍了考古学情境,对考古学上情境的界定以及本书所采用的情境分析,物质、空间和学术史情境,对商和西周这一学术史情境进行分析,指出其存在的优缺点;以个案为例进行情景分析,包括对偃师二里头、盘龙城、殷墟、张家坡、天马——曲村晋国墓地等等一系列的墓葬进行分析,并对其各自的情境进行了讨论,得出结论:作为社会标识的青铜兵器,青铜兵器就是青铜礼器,其组合稳定,但不同类型青铜兵器在墓葬中的年代差异、等级差异、文化归属差异等增加了青铜兵器在社会区分上的表达能力,青铜兵器在墓葬中的空间分布表明其是独立的类别。第三章是对青铜兵器意识形态方面的研究,首先对于考古能否揭示历史上人类的思维判断、偏好、禁忌等精神层面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对青铜兵器所揭示的精神层面的意义属于礼制、小传统的讨论,以柳叶形青铜短剑为例,对青铜兵器的文化归属进行研究,相较与其他墓葬,弓鱼国墓地出土柳叶形青铜短剑较多且在墓葬中的位置也相对一致,推测柳叶形青铜短剑对弓鱼国人具有文化归属价值,而对于其他地区,则可能作为宝物或威望物流通。并通过对不同性别墓葬中的青铜兵器进行分析,研究青铜兵器是否具有明确的性别指征,研究结果并未显示有明确指征。以青铜兵器中的折喙现象为例,探讨青铜兵器的禁忌和信仰,青铜兵器折喙广泛且有意为之,当有一定的意义,但学界仍未能达成共识;第三部分是第四章,对早期玉质兵器的研究以及对以玉戈、玉质斧钺等玉兵的形态分析,存在两条发展线索:继承演变,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即有,青铜时代延续,断裂则是不同历史情境下特定行为的结果,指出玉兵的多元特征:以玉戈为中心,但其所代表的含义随时代而发生变化,并从玉兵的衰落看中国青铜时代社会复杂化程度的加深,青铜器取代玉器地位体现社会的巨变,玉兵作为铜兵的辅助线索看中国青铜时代,单单依靠铜器复原青铜时代是片面甚至是误导的。 本书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穷极所有资料对青铜兵器进行类型学研究,而是把新考古学方法运用于中国考古学研究,摒弃以物论物,而是把器物放在具体的情境中,采用情境分析法,对青铜兵器的技术—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三个方面意义进行研究,得出青铜兵器就是青铜礼器,并且具有某些标识社会身份地位、禁忌和偏好等方面的功能,辅之对玉兵研究,揭示这一时期社会巨变的动因以及社会复杂化程度的加深。 徐坚的《时惟礼崇——东周之前青铜兵器的物质文化研究》是多年来考古学家在致力引进西方考古学研究理论方法的一个尝试,很多学者都在做这样的工作,刘莉、陈星灿等都致力于此,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为中国考古学研究提出了许多新思路和新方法。文章中把青铜兵器放在特定的出土环境中进行分析并得出了相应的结论,尤其是对弓鱼国墓地青铜短剑的分析,这种分析方法提示我们不能单单关注器物本身,器物所处的环境与器物是一个整体,从情境的角度分析器物可能会更有利于分析当时人类的社会行为,对于中国传统考古学的研究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以玉兵为辅助线索来研究这一时期的社会变化,提示我们可以从多角度来研究当时的社会状况,并不一定局限于当时时代的主流遗物,在田野工作中可以进行更细致的工作,这两点对于考古学研究有方法上的借鉴意义。但是,西方考古学与中国考古学属于不同的学术体系,运用西方考古学方法所得出的结论正确与否需要时间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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