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师爷的盛衰

盛衰 古代将帅出征，治无常处，以幕为府，故称幕府，其佐治人员则统称幕僚。以后相沿成习，幕府成为各级军政官署之代称，应聘帮助军政大员办理各类事务之文人学士，也就获得幕僚、幕宾、幕友等称谓。清平步青在《霞外捃屑》中称：“应是聘者，率呼之曰‘友’。友于义何居?曰以属则‘寮’，以德则‘师’，以礼则‘宾’。寮近乎卑，师过乎尊，宾介乎尊卑之间，故曰‘友’云云尔。”至于“师爷”一词出自何时?尚无确切文献可稽。据平步青同代人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载：“盖仆从之于官，称老爷；于幕友称师爷。刑名、钱谷二席均得此称。”可以认为“师爷”之名，起自明，盛于清之民间。因为“师爷”并无官衔职称，与主人实属雇佣关系。故幕主尊之为“宾”、为“友”，“师爷”称主人为“东翁”、“东家”。因师爷为幕主出谋划策，参与机要；起草文稿，代拟奏疏；处理案卷，裁行批复；奉命出使，联络官场等特殊身份，故府内衙役、仆从尊主官为“老爷”，其宾友为“师爷”。而后，师爷由各级地方行政官署扩展至士绅、工商家族，不仅称呼依旧，而且连其类似佐僚人员亦统统名之为“师爷”。 师爷头上冠以“绍兴”二字，出于两种原因：一示地域差别。明、清时，徽州亦多出师爷；二因“操是业者之类皆绍人也”①，即绍兴八邑之人为多。山阴徐渭，会稽沈文奎，萧山汪辉祖，诸暨骆彪，嵊县张益，均为饮誉大江南北之名幕。据余姚《邵氏宗谱》记：邵氏家族有师爷7、8人。《会稽陶氏族谱》中明确记载有作幕经历者达39人。《绍兴县志资料》第一辑记有名师爷150余人。故绍兴府县县出师爷，而以山阴、会稽最多。据不完全统计，两县约出师爷2000余名。乾嘉时期龚萼在《雪鸿轩尺牍》中曰：“吾乡之业于斯者不啻万家。”王士性《广志绎》载：“自九卿至闲曹细局，无非越人”。顾炎武《日知录》称：“户部十三司胥算皆绍兴人”，故有“无绍不成衙”之谚。 绍兴多出师爷有其特定之历史、地理环境与经济、文化条件：一是绍兴向为文化之邦，人文荟萃，仕进有限，读书无成者，学幕为其一大出路。汪辉祖在《佐治药言》中谓：“吾辈图名未就，转而治生。惟习幕一途，与读书为近，故从事者多。”据《绍兴县志资料》第一辑统计，从顺治元年(1644)至宣统三年(1911)，绍兴学子中进士者636人，举人者竟达2361人。如此众多士人，势必不能一一仕进，遂以幕业为其进身之途。加之清代仕途杂进，可由佐变官。徐珂《清稗类钞》：“雍正初，上谕有曰：‘今之幕宾即古之参谋记室，凡节度、观察皆征辟幕僚，功绩果著即拜表荐引’。”只要在幕中积得军功、治功，可以由督抚等“保题议叙”。二是绍兴人处世精明，治事审慎，工于心计，善于言辞，具有作为智囊之多方面能力，故绍兴幕宾多受幕主欢心，从而为绍籍人士广泛入幕造就良好契机。三是越地偏狭，士人清高自恃，薄农工商贾而不为，遂驱而之幕。《祁彪佳集》：“越中依山阻海，地窄民稠，即以山阴一县计之，田止六十二万余亩，民庶之稠何止一百二十四万。以二人食一亩之粟，虽甚丰登，亦止供半年之食，是以每籍外贩，方可卒岁。”人口密度与土地面积比例失调，迫使许多文人外出壮游，择主而幕。四是幕业地位特殊，待遇丰厚，可仰以养亲育后。与师爷交往者，多为社会上层人士，妙如徐文长所谓“处于不显不隐之间”②，故乐以为幕。名幕汪辉祖曰：“吾辈从事于幕者，类皆章句之儒。为童子师，岁脩不过数十金；幕脩所入，或数倍焉，或十数倍焉，未有不给于用者。”③据《病榻梦痕录》所载，乾隆初年，刑、钱师爷年薪已达银220两至260两。乾隆二十七年(1762)以后，幕脩愈高，至乾隆四十九年、五十年时，岁脩有达800两者。而当时七品官之年脩亦不过45两而已。 幕业之在中国，可谓源远流长。《周礼》载：“六官、六军并有吏属，大则命于朝廷，次则皆自辟除。”夏商之家臣、两周之命士，“身贱而见信，位卑而使重。”④当是幕僚之昉始。战国时期，一些才识之士，挟术怀策，四处奔走，多被各国诸候聘为宾客、舍人，显示幕宾制度已在日逐成型。秦汉时期，养士辟客之风演进。“汉氏公卿、郡守皆得自举其属，中兴之后辟召尤盛。”⑤汉末，各派豪族军阀，拥兵割据，激烈混战，为确保各自发展，争将天下文人、学士罗致幕下，幕僚制度有所发展。隋始罢郡，置州统县。改别驾赞务为长史司马。及至唐代天宝之后，各地有团练防御使及节度使之属，允许配备判官2人，掌书记1人。“五代之初，各方镇犹重掌书记之官。盖群雄割据，各务争胜，虽书檄往来亦耻居人下。觇国者并於此观其国之能得士与否，一时遂各延致名士，以光幕府。”⑥唐末，藩镇势力导致中央大权旁落，致使北宋统治者对幕僚制度作出许多举措：聘用方式由自辟，改为中央任命；数目无定，改为员额限定。最大更张乃是削弱幕僚地位，使其功能由可以侵代正官，决策政务，转向协助官长管理行政。自此幕僚渐次与官长脱钩，成为幕主之佐治人员而定型下来。元、明两朝，基本沿袭宋制。清代明确规定，各省、道、州、府、县之主篆者及主持学政者由中央任命，其属下之三班六房、胥吏书办一概列在编外，全由官长自行辟除聘请。故师爷之与官长，才无行政隶属关系，而一宾一主。师爷所得只是聘书，而不是委任状。可见，幕僚制度曾经过由聘用到任命，又由任命到聘用这样一条曲曲弯弯之道路。然而，自明以来，我国封建经济开始孕着资本主义胚胎，各级各类行政衙门事务纷繁，师爷名额渐渐失控。清初，统治者从建立国家官职机构，平定边疆叛乱，发展生产，安定社会大局出发，改“排汉”为“溶汉”，利用汉族知识分子进行统治，尽管这一政策曾经受到满族贵胄反对，但是清太宗皇太极还是告诫曰：“譬诸行道，吾等皆瞽，今获一行导者，吾安得不乐。”⑦由此，以沈文奎等为代表之文人学士终于踏上政治台阶，开始参预清廷政事。师爷也乘国家需用之机，凭藉聪明才智，纷纷投入各级政府衙门，发挥其熟谙政治、经济、文化乃至风俗习惯之优势，加速汉、满一体之进程。世宗雍正曾在河南巡抚田文镜所述之清安摺上硃批曰：“朕安，邬先生安否?”据《清稗类钞》所述，邬系绍兴人，曾为田文镜劾世宗元舅隆科多出力，深得世宗赏识。于是清代幕景特别繁荣，师爷数量之多，史所未有。 及至中国社会进入近代以后，中外之间通商，西方文化东渐，捐输、厘金等事务一时蜂起，又多系前所未闻，驱使各级地方行政官吏必须广泛辟用幕僚方能应付，由是师爷队伍得到进一步壮大。18世纪中叶，太平军兴起，清王朝摇摇欲坠，曾国藩、李鸿章、左中棠等地方实权派为各自打算，招兵买马，扩充势力，师爷多投入封疆大吏幕下，幕业又为之一振。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9月“戊戌变法”归于失败，为适应帝国主义需要，以慈禧为首之清政府，也不得不高唱“变法”，开始“新政”。相继裁撤河东河道总督、詹事府、通政司、太常寺、太仆寺、光禄寺、鸿胪寺以及督抚同城之湖北、云南、广东巡抚衙门，以减少重叠、虚设机构，各省也相应裁撤一些机关。由于行政官吏削减，迫使大量师爷离开衙门，另找出路。 同时，由于新政采取废八股，停科举，兴学堂，奖游学等措施，至宣统三年，全国各地兴办各类新式学堂达5万多所，学生100多万人。这一新知识群体出现，使师爷独占政坛局面遭到极大冲击。尤为致命者，清末民初，各地司法独立，北京设立大理院，各省设立高等厅，府县设立地方厅，讼事由法院专司其职，传统审判方式为法律程度取代，衙门师爷亦为专业司法人员替换，幕业遂趋衰微与没落。 格式：exe 大小：648k 作者：郭建(网名老木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