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评》凌越：第三双眼睛看印度

第三双眼看印度 2010-3-21 1:37:20 保护视力色: 　　在对待印度古老的文明和宗教方面，墨西哥诗人大使帕斯作为一个纯粹的外来者（和奈保尔和阿马蒂亚·森相比），对于印度文明基本采取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立场，也就是充分理解印度的传统文化，哪怕其中的某些部分当然地令西方人感到不适。 　　凌 越 　　《印度札记》 　　[墨]奥克塔维奥·帕斯著 　　蔡悯生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0年1月第一版 　　240页,20.00元 豆瓣链接http://book.douban.com/subject/3771868/ 　　 　　《惯于争鸣的印度人》 　　[印]阿马蒂亚·森著 　　刘建译 　　上海三联书店 　　2007年11月第一版 　　330页,45.00元 　　 　　《印度：受伤的文明》 　　[英]V.S.奈保尔著 　　宋念申译 　　三联书店 　　2003年8月第一版 　　215页,15.00元 　　帕斯、奈保尔和阿玛蒂亚·森，这三位著名的文人和经济学家，不仅都得过诺贝尔奖（帕斯获1990年文学奖，奈保尔获2001年文学奖，阿玛蒂亚·森获1998年经济学奖），而且他们三人和印度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帕斯是墨西哥人，可是作为墨西哥驻印度大使在那里度过了六年时光，这段经历在他的文学创作中留下清晰的印记：诗集《东坡》、散文集《猴子文法学家》以及介乎随笔和游记之间的《印度札记》。 　　奈保尔是作为英国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身世颇为复杂的他出生于加勒比海上的岛国特里尼达和多巴哥，在那里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后去英国留学并在那里定居下来，可是奈保尔自己却是印度移民的后裔，这种血脉关系如此顽强，将奈保尔在1962、1975和1988年三度带回印度，并分别撰写了三部有关印度之旅的书《幽暗国度：记忆与现实交错的印度之旅》、《印度：受伤的文明》和《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 　　阿马蒂亚·森是确凿的印度学者，可是在《惯于争鸣的印度人》的序言最后，阿马蒂亚·森特别强调：“作为一名渊源殊深的非常关注印度文化、历史和政治同时也关注印度一般生活状况的印度公民，我很难在提到印度人时用‘他们’一词而不用‘我们’一词。”如此强调其来有自，阿马蒂亚·森和奈保尔一样也是弱冠之年就离印赴英学习，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就读，其后他的学术生涯在西方和印度一系列著名学府展开，由于对印度的高度关注，森一直保持着印度国籍，并且经常回到印度高校做客座教授，这些都是为了保证他对印度国内公众事物保持敏锐的嗅觉和发言权。阿马蒂亚·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由于在福利经济学和社会选择理论研究上的突出贡献，这一研究视角注定他是一位视野开阔的学者，《惯于争鸣的印度人》这本书就超越了经济学的范畴，它有一个副标题：印度人的历史、文化与身份论集。 　　 　　不同的阅历、不同的职业身份决定了他们在观察本身极为复杂的印度社会时，采取了不同的视角和态度。帕斯同时具备外交官和诗人的身份，这种相对疏离的关系，使帕斯得以一种较为轻松的心情观察印度，他的笔触有着诗人的优雅和内省。尽管帕斯并没有回避印度社会和宗教问题的复杂性，可是他也在不经意中时时流露作为诗人的敏锐感触，比如在写他1951年首次到印度，去德里旅行，就有这样极富诗意的描述：“我永远忘不了有一天下午，我无意间漫步至一座小清真寺中。寺里空无一人。墙壁是大理石打造，壁上刻有《古兰经》的经文。上方是平静祥和的蓝天，只有偶尔一群绿鹦鹉飞越，才会打破这股静谧。”这样诗意的感悟在以尖刻著称的小说家奈保尔看来未免有些奢侈了，小说家的身份决定了奈保尔的《印度三部曲》是以细致入微的描述铺展开来，而且这描述多半指向印度社会的那些阴郁角落：“拉贾斯坦的狭义风尚已经荡然无存。宫殿空荡，王公们的小规模战争已经无法记数岁月，全都化在传说之中。所剩下的就是游客能看到的：狭小贫瘠的农田、破衣烂衫的人、窝棚、雨季的泥泞。” 　　在对待印度古老的文明和宗教方面，帕斯作为一个纯粹的外来者（和奈保尔和阿马蒂亚·森相比），对于印度文明基本采取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立场，也就是充分理解印度的传统文化，哪怕其中的某些部分当然地令西方人感到不适。帕斯习惯用西方文明和印度文明做比较，比较的结果不是谴责印度的落后和愚昧，而是对西方文化自身提出更多的忧虑和批评，这种态度无疑颇具风度，而且是建立在细致的理性分析的基础上，因而帕斯得出的观点往往也是非常睿智的。关于印度备受批评的种姓制度，帕斯先是通过评述托克维尔的观点，对西方流行的个人主义大加挞伐：“民主社会不断改变，将个人与他的祖先联系在一起的关系已经荡然无存，而将他与他的同胞联系在一起的关系也已经如风中残烛。冷漠是民主社会最大的缺点之一。”随后对印度传统的种姓制度，帕斯则提出自己独特且颇具深度的观点：“有‘贱民’这种阶级存在是一种耻辱。不过种姓制度绝对不能消失，惟有如此，它的受害者才不致沦为个人主义这些贪婪的神袛的仆从，而是在我们之间，找到一种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情怀。”这种情怀当然也是像帕斯这样的大诗人才会拥有的，那是一种超越庸常胜负、生死的美丽而温暖的境界，无论如何，这样的观点映衬出诗人自身的博大的胸怀。前不久在香港见到几位曾去印度进行文化交流的中国诗人，他们对印度落后的不屑态度，和帕斯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小说家比诗人总是要更入世一些，像帕斯书中随处可见的感慨在奈保尔的《印度三部曲》中可以说是凤毛麟角，或者也可以说奈保尔的感慨是别样的：没有诗人式的抽象和升华，而是针对印度现实的毫不妥协的犀利批评——通常以反讽的方式。尤其在《印度：受伤的文明》一书中此类的批评比比皆是：“只有印度，以其伟大的过去，以其文明，其哲学，以及近乎神圣的贫穷，提供这一真理，印度曾经就是真理……而印度则正因了它所有表面可怕的现象，可以被毫不狡诈、毫不残酷地称为完美。”——对于印度停滞的现实的不满和抨击溢于言表。 　　奈保尔总是将他的注意力放在印度之行的所见所闻，其描述有着小说家特有的细致和生动，只需寥寥数笔，他所交往的印度各色人物的形象和个性即跃然纸上，通常这是些滑稽可笑的形象。给读者留下更多印象的也是这些奈保尔所交往的芸芸众生，对于这些人，奈保尔同样毫不留情，充满讥讽和冷嘲。拉贾斯坦的村民很英俊，很自信，可是“他们所知有限。他们是模范村，所以考虑的也是自己。他们所需的东西很少，除了食物与生存之外，没有更多的雄心大志”。对于这个村落的一个女村民，奈保尔这样写道：“她从她的小砖房里拽出绳床给我们坐，而她的态度却有些傲慢。这是有原因的，她很幸福，她觉得自己很有福气。她有三个儿子，这让她功成名就。”如果是帕斯这样谈论印度，他一定会被贴上种族主义的标签，可是奈保尔自身的印度血统保证了他的抨击不被扭曲和意识形态化。是啊，这是自己人对自己人不争气的无奈和愤怒，虽然奈保尔是游客的身份，可是他身上流淌着的印度之血，使他自然获得更为复杂的理性和情感，如此尖俏的讽刺才自动转向沉郁乃至悲怆的分析和描述，那愤怒讽刺终究掩盖不了对故国的深沉眷恋。 　　可是相较而言，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对印度的爱则理性很多，也许也更为纯正。这和森自幼在印度长大有关吗？或许是。森是一位极富同情心的经济学家，他的研究动机之一，就是帮助印度摆脱经济贫困，走向繁荣。这说来简单，却是一个极为庞大的问题，除了森潜心研究的经济学，势必还要涉及印度的历史、政治、宗教、哲学乃至文学。《惯于争鸣的印度人》正是森除了纯粹的经济论文之外有关印度的文化论集。这本书专业性不强，可是仍然鲜明保留着森一贯的文雅和雄辩的文风。与帕斯和奈保尔文学化的叙述不同，森的文章是典型的论文，充满理性、优雅的分析，他对于印度的历史和现状有着深刻的了解，这是帕斯、奈保尔这样外来的观察者无法比拟的。因为没有文学化的描述，森对印度的态度相对隐藏较深，既不是帕斯的那种外露的赞赏，也不像奈保尔那样不加掩饰的厌恶。森对于印度的爱流淌在他的字里行间，流淌在他对印度历史和现状入木三分的透彻剖析中，既充分肯定印度文化传统中积极的因素，又不讳言它的封闭和落后。森对印度的爱是低调而深沉的，分析性的论文语言下时刻让人感受到一颗温情的学者之心。森毕生研究集中在两大课题：贫穷和民主。《惯于争鸣的印度人》的标题论文，可以看作是长文《作为普世价值的民主》中有关印度部分的延展。它着重强调的是民主制度和公众争鸣的联系，具体说就是，它想证明“当独立的印度成为非西方世界第一个断然选择民主政体的国家之时，它不仅采用了它从欧美学来的法理经验，而且利用了自己的公众讲道理和惯于争鸣离经叛道之见的传统”。 　　为了厘清印度的“惯于争鸣”的传统，森主要论述了印度历史上的四大伟人——阿育王、阿克巴、泰戈尔和甘地。阿育王（公元前272年－前242年在位）是孔雀王朝的第三位君主，曾经建立起古代印度最大的帝国。阿克巴（1556年－1605年在位）是莫卧儿王朝第三代君主，是印度六百余年穆斯林统治者中最杰出者。并不让人意外的是，这两位印度历史上的伟人对异己的宗教势力都持宽容和理解的态度，阿育王矢志确保公众议事能够在没有敌意和暴力的情况下举行，“在所有场合，在每一方面，均应尊重其他教派”。阿克巴则在十六世纪晚期为公众对话安排会议，广泛涉及不同宗教信仰成员，包括印度教徒、穆斯林、基督教徒、琐罗亚斯德教徒、耆那教徒、犹太教徒乃至无神论者。对于这一传统的梳理，对于森来说，目的在于证明当代印度世俗主义在独立后对于民主政体的选择，其实来自于印度历史上多元文化的传统。也因此，至少在森那里，印度稍显杂乱的历史和现状，印度五花八门的宗教和世俗政体达至某种平衡。 　　 　　对甘地这位二十世纪最著名和最有影响力的印度人，三本书都花不少篇幅加以评述。的确，甘地倡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如此有名和独特，而他所具备的将宗教和政治、苦行主义与实用主义等相互对立的特质巧妙融合的过人能力，必然使他成为二十世纪特立独行的伟人之一，要观察印度——甚至是观察印度的历史和现状，没有再比甘地更合适的标本了。奈保尔对甘地的评述一如既往地以生动的细节娓娓道来，他所依据的蓝本则是《甘地自传》，在细致的叙述中穿插奈保尔自己带有怀疑和苛刻色彩的议论。在三本书中只有奈保尔这本对甘地生平给予了细致的介绍，显然他所依据的理论支持是一般传记作家所信奉的——对一个人了解越多，对他的思想也就可能理解得越深。那种一贯的苛刻语调，也不可避免地沾染在奈保尔自己的形象上——他从来不是那种让读者觉得亲切的作家，可是这种苛刻确实给奈保尔的观察带来某种充满自相矛盾的结论，通常这矛盾和深度密切相关。对甘地，奈保尔的观察就带有这种交织着怀疑色彩的肯定，或者也可以说是交织着钦佩的怀疑：“‘古代情感’、‘怀旧记忆’：当这些东西被甘地唤醒时，印度便走向自由。但由此创造出来的印度必将停滞。甘地把印度带出一种‘黑暗年代’；而他的成功则又不可避免地将印度推入另一个黑暗年代。” 　　帕斯对甘地的评述则尽显诗人的睿智和宽容的情怀。对甘地主义的来源，帕斯有清醒认知：“甘地的政治行动不是建构在印度教传统上，而是筑基于托尔斯泰的和平主义之上；他的社会改革理念比较接近提倡无政府主义的克鲁泡特金，而不是印度神话中人类祖先及制定法典的摩奴所订立的法律；在他的消极抵抗理念的背后是梭罗的不合作主义。”甘地思想的西方来源，并不难厘清，而且对甘地思想中某种保守的倾向，帕斯也并不讳言，可是难能可贵的是，帕斯对甘地思想的精确理解和包容。帕斯比较了甘地和泰戈尔的分歧，并显然站在泰戈尔的立场上（“诗人们通常比较能明辨是非，我们对圣人不能如此论断”），可是对甘地，帕斯仍然服膺于他的道德追求，服膺于甘地言行一致地无私地对理想的追求。“一个圣人与神或与自己交谈，都是沉默之声。” 　　阿马蒂亚·森在书中对甘地着墨不多，只是在《泰戈尔与他的印度》一文中，主要以和泰戈尔比较的方式谈到甘地。他引用罗曼·罗兰致一位印度学者的信件褒扬了这两位伟人：“我已经完成我的《甘地传》，我在书中颂扬你们的两位伟人泰戈尔与甘地，他们就像江河一样，流淌着非凡的精神。”可是对泰戈尔与甘地的分歧，森也不讳言，而且多半他也更欣赏泰戈尔的立场。泰戈尔自己对作为人和政治领袖的甘地是极为钦佩的，可是对甘地的民族主义和对印度传统的保守态度，泰戈尔也是不以为然，在这一点上泰戈尔和托尔斯泰倒是有完全一致的态度——托尔斯泰在生命最后一年，曾谈及甘地：“他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玷污了一切。”当然，森写作此文的根本目的，还是想借助泰戈尔之口，或者通过甘地和泰戈尔的比较，道出森自己真正关心的主题——即对文化多元主义和民主制度的追寻和坚持。 　　 　　三本书引人注目的还有对文学资源的利用，以及在此过程中显露出来的精湛的文学修养。帕斯是大诗人，因此当他在《印度札记》第四编中将笔墨转入对印度古代诗歌的评述时，他立即显得极为放松和游刃有余，不像在介绍印度历史和宗教时那样稍嫌拘谨。他对印度诗歌的评述准确深刻，足见其精深的诗歌修养。他这样评价梵文诗：“最伟大的梵文诗，就如希腊文和拉丁文杰作，具备着雄辩滔滔、高贵典雅、一种形式的淫荡、强烈而雄浑的激情。简言之，足堪称伟大的艺术。不过它也和希腊文与拉丁文作品一样，不懂得如何无声胜有声。它从来不懂得中文与日文意在言外、迂回婉约的奥秘。”奈保尔对文学资源的利用当然就是小说，奈保尔在书中不仅细致描摹他的所见所闻，而且也不忘穿插反映印度现实的印度小说家的作品——比如印度著名的小说家纳拉扬、阿南塔默提的小说——以这些小说作为自己观察印度现实的参考和佐证。而在对这些小说的转述和分析过程中，也显示出奈保尔强调现实和历史的文学观，那远不是形式主义的文学观，但这也许正印证了这位出语尖刻的小说家何以重要。最让人意外的是阿马蒂亚·森，这位经济学家对文学的熟悉和理解力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在《泰戈尔与印度》一文中，森引经据典如数家珍，显然对整个西方现代派文学有极为精深的了解，而他对于印度自己的文学传统和现状的了解更是不在话下，也许是因为他的第一位妻子黛乌就是印度著名的诗人和小说家？不管怎么说，良好的文学修养赋予森观察事物灵活的视角，以及优雅又雄辩的文风，通常这种文风和卓越的见识紧密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