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

在上海 年轻时装设计师生态 by 赵茜 from 城市画报 一个挂满了各种咸鱼的鱼档顶着路口,这是路口上能看到的扬州路上最堂皇热闹的小店。小店之后各种大小相仿的铺面鳞次栉比，路面上坑坑洼洼，宽度只够人们走进去。靠着黄埔江，又见到鱼，未免让人怀疑来到了上海的捕鱼年代。很显然，这个传说中的上海的北外滩、未来新CBD的某个部分,仍然保留着某个历史阶段的外貌，还没有建设得如外滩一样光鲜——这只是摩登上海的开始，亦是上海年轻的时装设计师生存空间的一面。 这一天，应上海服装设计师协会的邀请，20多名年轻设计师在平凉路988号的上海纺织科技工业园内参观上海纺织科技发展中心（STD）从加拿大进口的制版打样机器。设计师协会的工作人员说，这台机器多复杂的样都能打。于是，当一台试衣间内的三维量体机器捕捉完人体70几处体表静尺寸之后，尺码通过电脑实现三维试衣。电脑中的虚拟模特根据自己的需求和设计师想体现的设计细节，调用信息中心中的配件、款式、面料等等数据库，整合之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完成制版打样。 与之相隔不远的扬州路267号正是与之配合的服装加工厂。上海市纺织科技发展中心的李健主任以前接触过军工和卫星，但他说都没做服装累。“中国的服装制造是手工业，我们的配套基础太差”，别的大城市，“纽约、伦敦都有纺织制作工厂在市区”。STD的打版样衣及其制造业务中心把自己推出的服务叫做“个性化定制时尚”，简称“快时尚”。“提供快速、高质量、低消耗的打样、制版和工艺制作及小批量服装生产服务，解决服装制版等薄弱环节”。STD提供的“小批量”定制服务意味着一种就近选择，能够帮助上海的设计师快速将设计变成现实。这样带着政府推介性质的活动对设计师们并不是第一次，实际上STD能够接受的最小起始批量一定是在商言商，被批量门槛拒绝在外的设计师仍需要寻找其他的加工渠道，但与北京相比，这已经非常方便。 在黄浦江的另一侧，则是上海刻印于人们心中的惯常景象。大都会高高的天际线。远看过去，梅龙镇伊势丹、中信泰富和恒隆广场依次排开，被上海人简称做“梅中恒”，能够进入这样等级的百货公司，往往是年轻时装设计师奋斗目标。有时这样的摩登足以让人忽略那些近在咫尺的场景，比如扬州路28号。 另一件关于上海摩登的趣事是上海市政府最近号召上海市民世博会期间“不要穿睡衣出门”。在中国居住了10年的美国摄影师贾斯汀•格里高利亚（Jstine Guariglia）此前正好将历时两个月拍摄的50多张上海市民睡衣照收在《行星上海》（planet Shanghai）中。在这些照片中，上海市民穿着睡衣出入各种公共场所，也不乏穿着睡衣卖菜、穿着睡衣抽雪茄。贾斯汀接受《华尔街日报》时描述这种“睡衣文化”之美时解释：“我到过中国上百座城市，以我的见识，我能肯定地说，这根本是上海的一种时尚现象，并且是一种相当迷人和优雅的时尚。” 离开北外滩往上海内环，进入浦西的高密度街网。这其中有一条叫做长乐路的不能忽略。2005年，1979年出生的郑一在长乐路租下一间25平米大的铺面，开了一间叫THE THING的小店。郑一大学时在北京服装学院学习的是平面设计，家里有10多年做服装批发的经验。THE THING简单明快的本土“涂鸦设计”（GRAPHIC&FASHION）风格加上店内清晰的以街头服饰货品为主的结构：包括T恤、牛仔、外衣、帽子、包包和一些配饰，令它很短的时间内就成为长乐路上性格鲜明的一家特色小店。 照郑一的总结，THE THING成功的关键还在于选择长乐路而不是其他的路开店。长乐路在上海素有外贸一条街的名气，上海人但凡要买好的外贸货，都知道来这里，消费力很强。郑一寻找店址时，还找了巨鹿路做备选。“幸好长乐路当时的房租只是万把块，一狠心还够得上，要是一万五都没戏。”到现在，“巨鹿路都没起来”，郑一说。 THE THING并不是长乐路上的始作俑者。2003年，设计师翘翘和邱昊在此开设了one by one，售卖自己设计的品牌“lab/one by one”和“neither nor”。他们成功后，更多的时装设计师选择在此开设表达自己设计趣味的小店，创立个人品牌。到2006年，这股风潮自成一景。这其中有曾入选伦敦V&A博物馆China Design Now”设计展的何艳开设的何艳成衣店，美特斯邦威的前首席设计师高欣创立的“EVEN PENNILESS”，美特斯邦威副总设计师尹剑侠创立的“ESTUNE”（东土）。同年，陈冠希在长乐路开设ACU。郑一说，长乐路风生水起，房租得到质的提高，尤其是社科院一段。他的房租涨到两万五。 2008年，长乐路迥异于其他上海街道的年轻设计师群生态得到《国际先驱导报》驻香港的时装评论人Alexandra A. Seno的关注，在采访“EVEN PENNILESS”的高欣和“ESTUNE”的尹剑侠之后，Alexandra以《上海：个人主义的重生》（Shanghai: The allure of individualism）为标题阐述了在长乐路开店的上海新一代的设计师不同于前一代设计师如曾担任逸飞Layefe设计总监、2002年创立“ZUCZUG素然”品牌的设计师王一扬等人的特色，“前一代更像将时尚当作艺术来演绎，而新一代则更为乐趣”。《经济观察报》的时装评论人叶滢则撰写了《从时装街到工作坊——中国时装的多元生存》。 到2010年记者采访之时，长乐路又逐渐归于沉寂。四白落地、极简的店面装潢成为这条路的大流。一些人留下，更多人离开。沸沸扬扬的关于中国年轻“独立设计师”的讨论还未结束，设计师们的个人趣味就接受了残酷现实的考验。“到底什么才是真独立？”王一扬在采访时表示，即便是现在所谓独立设计师店，设计师“所模仿的实际上是过去一代设计师的东西，并不是真正走在前面。”关键是设计师如果能“看到一个真正对的穿衣方式，表达出服装理解的前瞻性，他能抓住很多人心理的需求，他一定挣钱。” 实际上，长乐路这样的街在上海也找不着第二条，虽然临近的新乐路和进贤路都曾经被人抱以同样的期待。Natoo设计师张娜2008年也在长乐路开了一家店，最近合同刚好到期，但如果再开店，她还是“首选长乐路”。张娜说：“这里的店铺开开关关，但是路的氛围和特点还是保留下来了。设计师如果想开店，会到长乐路来选。市场上也已经培养了一部分有独特审美的客户会到长乐路买衣服，因为在商场这样的衣服你买不到。” 张娜介绍我认识了上海亦睿商贸有限公司的Cindy。七十年代末出生的Cindy是上海摩登女性的一种代表。她的妈妈远嫁国外，早年从事外贸，Cindy的穿衣打扮从来就不走寻常路。Cindy说：“初中时候我就热爱品牌，会请妈妈去香港给我带东西。等到我高中末大牌都进入中国时，我已经不喜欢这些东西，开始淘小店。”也许，这些见过世面，强调特立独行的顾客无形中也令上海的年轻设计师保持了一个相对高的水准。在中国购物还不是太宽裕的年代，上海女人如Cindy的妈妈会看着画报样子帮她打扮，有时候甚至自己设计了找裁缝做。Cindy至今还记得一顶绒线帽和蝙蝠衫如何地令她与众不同。到今天，隆重的有淮海路796号DUNHILL的西装定制，裁缝来自伦敦Savile row 裁缝街；各种街道旁边，甚至是住宅小区都不乏裁缝铺，上海昔日的红帮裁缝和各地在上海讨生活的裁缝仍然是面目清晰不可或缺。张娜和Cindy因为买卖成了好朋友，她笑着说：“上海人眼光高、门槛精、荷包紧。他们见得太多了。其实在北京设计师品牌更好卖。” 王一扬2004年在上海复兴路创立的“茶缸”如今已经搬到永福路70号。他说由于自己设计重心近年更多投在“素然”上，“茶缸”的货品已经很久没有更新。“青草长成的地毯真棒啊！”张娜就常常回忆。人们虽然忘不了复兴路茶缸店的靛蓝大衣，军手套，微笑着售货的上海阿姨，但永福路70号完全以住宅小区一楼改成的茶缸店仍然保持了一种随时生长的可能性。对于王一扬现在的设计重心“素然”，一个重大的转变是不再强调它是一个“设计师品牌”，但是仍然“强调设计”。他说“素然”“最早是按照想象参考国外设计师设计品牌做的，但是现在很多行业实际上面临一个相同的变化，这种变化跟整个社会生活方式，价值观变化有关系，比如说网络。什么样的人穿什么样的衣服可能是过去的设计师定位，可能更符合以前的价值观，现在人不是这样生活了。”“素然”希望抓住未来已经成熟的年轻客人。2010年“素然”的春夏季就十分年轻，不仅推出了光面皮做的包包等配饰，新增加了暗红色系的衣服，在品牌的细分标识上越加讲究。比如牛仔系列是let’s blue，而日常基本款则用了白线绣成的O,表示氧气。 郑一亦少用独立设计师来概括自己。在创业之前，他换过不少工作，也曾到王一扬的“素然”应聘。完全不能忍受做自己没兴趣的东西。THE THING的成功靠的不是运气，“更多的我有个积累，对服装比较理解。”他本人也是长三角精纺加工发展业的见证者。他家在无锡，父母在常熟做低端、跑量的服装批发，针对上海七浦路那样的客户群。通常“先开款，不需要设计，凭眼光挑五六个款后进入操作阶段。父母坐半天车去浙江柯桥进面料，拿布，马不停蹄地把布交给托运公司送回常熟。人赶回常熟接了料又拉到服装加工厂裁剪。中间马不停蹄，至少需耗两个白天，一个晚上。休息时间非常少，这样的进度每个月来一两次。每天清晨4店营业，中午就结束，下午就没事了，整个批发市场档口都这样作息。一件衣服毛利大概7块钱，完全走量。”郑一说。这种“疲累玩命的生存状态”令他觉得非常没盼头，而最初学习设计只是为了让自己不需要像家人一样承受这样的苦。 THE THING的灵感来源于近年兴起的街头文化，也参考了日本的一些潮牌，但强调本土的设计趣味，价格平实。作为中国摩登文化的桥头堡，上海人有着良好的接受力。“上海有多少条街多少家店（街铺）卖衣服，统计起来怕是北京的10倍。内环以内哪都有卖衣服的。上海这城市喜欢穿。”郑一说。对于他这样希望兼顾品牌的设计生产和销售，需要严格控制成本的小本设计师，长三角的精纺能力也在考虑之内。不过单在上海市内环，人民路的“上海滩商厦”是开了八九年的老字号辅料市场，扣子、流苏、毛皮、嵌带、织带甚至消防用的反光材料等等都一应俱全。而东门路“十六铺面料城”号称与国外流行面料的同步，对于订货量不大的设计师，这里还能淘到不少时新的尾料。“上海周边精纺能力比北京强。广州还要强，但问题是它强得过头了，大家都买便宜货，广州人过日子讲吃讲住，但是穿得很普通。做服装话上海比较好做。”郑一一句话总结。 北京筹办针对年轻人的商场大悦城之时，主打年轻潮流，商场招商部的人员专门在长乐路做了推介，打包带走了THE THING、eno等品牌。这是THE THING进的第一家商场。“这就是长乐路抱团的价值”，郑一说得很兴奋，“除了上海之外，北京的问题是它没有几间街铺。商场的选择很大——你在街铺做好仅仅可能只意味着一条街一个城市，但是如果你在商场做好了，那就意味着整个中国。这个渠道完全不一样。假如你能在上海久光，杭州银泰站稳脚跟，那就意味着所有一线百货公司都会向你敞开大门。” 目前，THE THING的自营店和代理店有20多家，他希望向着100家发展。王一扬认为这些从街铺起家的设计师的生长状态已经非常接近国外。 采访之中，上海摄影师汤亭还带我去了凯旋路和安顺路交界处的安西服装市场，这个市场专卖二手衣服。过去，安西市场主要针对上海的中老年人，他们的生活可能不太宽裕，但对穿着依然很讲究。现在，像汤亭这样的80后强调个性的一代少年也渐渐习惯于接受 VINTAGE风格，对他来说，这种选择既环保又能搭出特立独行的风格。 安西的不远处可以看到东华大学，里边有东华大学和新加坡合办的东华大学—莱福仕国际设计专修学院。毕业于东华大学的叶琪峥2005年在上海创办“观潮”网（fashion trend digest），热衷于讨论时尚流行趋势和时尚产业。他说在上海学服装设计的学生毕业了一半都出国，临近上海的温州鞋子公司来招人，待遇不错，但是根本招不到人。在他看来，上海的生活好，而服装行业是讲求生活方式的行业，连生活方式都不懂又何谈设计？上海的精致生活和高度的商业化程度给了年轻设计师肆意生长的空间，但生活成本的高昂和过于西化稍显单一的价值观又令这种空间无法焕发出更大的活力并产生动力——设计师们在长乐路生根发芽，却无法在此开花结果。另一面，如果能够进入美特斯邦威这样的上市公司，获得好些的收入，“可有点儿抱负你是受不了的，如果你做毛衫，一年到头都做毛衫。只不过这个线粗点，那个线细点。” 叶琪峥说。 访谈： 王一扬：我对时装的理解有变化 城市画报：你的很多设计理念受城市影响很大，比方说房子，建筑什么的，尤其是“茶缸”就用到很多居住的体验，你觉得你的这种设计灵感是从上海这城市来的吗？ 王一扬：没有，至少我自己觉得没有太大的关系。对衣服理解的这方面，好象跟地域没有特别大的关系。我原来长在北方，北方还是对我的设计有影响的。 城市画报：你的消费者大都在什么地方？ 王一扬：“素然”长江以南的店不多，北方普遍的接受度反应还是不错的，象北京、成都、哈尔滨、杭州这种城市都很好。我们大部分店都在长江和北方一带。而且南方品牌抄袭太厉害了，我们没有开发深圳那块。上海这个城市消费习惯其实更西式一些，更象香港，接近香港，实际上更中产吧，更白领，上海的消费比较典型是白领消费，这点和北京有点不太一样。 城市画报：我昨天看你们网站，“素然”这季明显年轻了很多，而且特别说明“素然”从“个人设计师品牌转化为多元化本土设计品牌”，这个转换有什么特别吗？ 王一扬：这是从2008年开始的，主要是我们对设计师对时装理解有些变化。实际上现在很多行业都面临一个相同的变化，这个变化跟整个社会生活方式，价值观变化有关系。比如说网络，网络变化很象以前的工业革命，蒸气机带人类进入电气时代，现在是转化为信息时代。以前信息时代我没感觉，这几年发现网络已经对整个一代人影响非常大。反过来这会对价值观、生活方式、生活态度影响非常大，至少现在是更多元化。原来服装消费一季季分得非常清楚，现在你没法把人的消费分级，他可能在这一级，也可能在那一级。很笼统了。原来那种设计师定位，我觉得可能更符合以前的价值观，我是什么样的人，就穿什么样的衣服，现在人不是这样生活了。可能现在有一定年纪的人还是保持那种观念。但是我们的品牌想成长想抓住未来已经成熟的年轻客人，现在年青人再过五六年也会成熟起来。所以我们觉得必须去关注这样一个变化，不能按原来的观念看看待时装。基于这一点，我们不强调它是设计师品牌，但我们强调设计。我的出发点是发生变化，这个设计不是从设计师一个人出发，更多要从生活角度考虑这个问题。 城市画报：网络的影响大到需要重新调整培养消费群体的方式，是从哪一年开始特别明显？ 王一扬：我们是2008年开始转的，但之前已经有这种感觉了，就觉得好象不是那么回事。你看得出很多新的时装也不是以前某个大师那种感觉，因为我们是受这些大师熏陶长大的，比较敏感。后来发现不再是八十年代那么回事了，现在一个大师引领潮流的机会越来越少了。人们都有权去表现自己，大家一下变得很平均了。 城市画报：前些年上海长乐路年轻设计师群体非常受人关注，但现在过了好几年看起来反而还不如过去热闹，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王一扬：有一部分原因是现在开店的成本非常高，所以刚毕业的学生可能选择去网上开一个店卖衣服。但我觉得根本原因是包括媒体和舆论觉得独立设计师就是好。我觉得这个导向有点问题，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就鼓励独立，那你没法看他是不是真的独立，因为有很多假独立。并不是我个人觉得做了些事，我开一个小店就叫独立。如果真的仔细观察，所有这些店背后都非常雷同，他没有真正做到独立，就是说看上去让你觉得独立，只不过我们中国人没见过，你见过就知道他模仿谁。要他真的是独立的设计师，我相信他能抓住很多人心理需求，他一定能挣钱。但是问题是我们必须要经过这个阶段。还有一个是消费习惯在改变，包括购买的方式，你看包括长乐路它也有变化，潮牌，街牌的东西在增加，运动的东西在增加，某种程度反应了一种穿衣喜好的变化。这事实上也说明原来所谓独立设计师那些店，他们所模仿的实际上是过去一代设计师的东西，并没有真正走在前面。而这种店需要反应一种真正对的穿衣方式，具备一种真正对服装具有前瞻性的理解才行。 在这一点上市场是最公平的。虽然市场可能很趋同，很无情。在看待国外的独立设计师时，我们没看到它其实已经死了多少。所以国内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家能够慢下来，真正了解西方怎么回事，明白你真正的创意是什么，真正的生活该怎么去生存，否则就都是表象。市场像一个自然界，能活就活，活不了就死，就是这样。有的死得很正常，有的死得很难看，有的死得很壮烈，有的就为了壮烈而去死一把，他的价值也在。有的做得确实特别好，很精彩，因为太少人接受了就必然无法生存，他的付出与回报没法取得一种平衡，但他可能有他精彩的地方，你壮烈牺牲了，我们也记住他了。这也是一种死法，也很好。 城市画报：现在一代年轻设计师的渠道大多数都是从小店面走向商场，这跟你创业的时候完全不同。 王一扬：从街铺开始进入商场，开始逐步商业化，这已经越来越接近正常国外设计师的发展。 我们是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造成，我个人状态和逸飞有关系，因为逸飞就是在商场里做的，我比较自然地就顺着这个方向做下来。马可（例外设计师）那时候也是，我记得她在广州农林下路那边开了他的专卖店“例外”，但“例外”真正生存实际上也是靠商场。那个时期个性化的消费没有或非常少，如果我们要像现在的设计师，我们会死得比他们还要快。现在商场也开始关注个性化、多样化的选择，商场的生存空间也比我们那时候好。 城市画报：在这样多元的生存环境之下，为什么近年来涌现的设计师品牌会越来越少？似乎想通过开店来谋求生存的设计师也可能会越来越艰难。 王一扬：这个挺正常，本身你从一个个人的小店状态，进到商场意味着你必须系统化，必须商业化，它必须经历这样一个过程。最关键有一个问题是我们通常是拿欧洲来比较，但我觉得国内的人没有看到欧洲商业模式的体系跟中国是不太一样的，欧洲的百货公司非常少，欧洲核心优势就是文化，它消费的多样性，丰富性是不可比的。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有大量的设计师艰难生存。中国的情况是国内的多元消费还没到那个程度，另外商业环境和模式，也不太一样。网络给了大家更多的可能性，很多设计师网上开店都很好。 城市画报：有些设计师调查后觉得网上售卖的东西在100到300元之间是最好卖的，高了就卖不动。所以设计师品牌很少选择网络。 王一扬：这两年网络上零售价提高非常快，不会总停留在100到300。网络会促成多元化，大家的机会某种程度上都差不多。 城市画报：你是从学院出来的，曾经在上海纺织大学（今东华大学）当老师。学院能为设计师提供多少养分？ 王一扬：上海服装专业很容易走市场，毕业的学生，跟北服（北京服装学院）出来的人可能不同。但现在没法这样简单来分了，因为现在也有北方品牌。东华大学现在的莱福仕国际设计专修学院有个好处，它采取西方的建学模式，相对来说说对时装的理解是比较正确，毕竟时装概念是从西方过来的。国内的大学呢，因为我从大学出来，我始终国内大学教育是个基本教育。从过去到现在，我一直觉得大学的教育始终都是有问题的。我们读大学的那段时间，也是混过来，只是玩玩玩。但玩的过程中间，我觉得要比现在有意思。院校应该带来一些新的东西。 城市画报：陈逸飞原来就曾经在上海做过一些很新的事情，促成杂志、模特公司、时装公司这些系统内部的个体对话。 王一扬：陈逸飞做的事情，确实和上海有关系。那时陈逸飞看到外面事物之间的一种关联，但中国还没有建立起那种关联来，所以他就去尝试做，这跟他的个体的兴趣、喜好有关系。还有一个上海本身，上海在是最早洋化的一个城市。客观地评价，上海本土文化、意识实际上是比较弱，崇洋心态比较强，跟他的殖民地是有关系的。但优点是他背靠整个中国，最早它可以很浅表很肤浅地把很多东西拉进来，这是上海的一个特点。对整个中国来说，某种程度需要一个这种肤浅的东西。北京它洽洽是另外一种文化，它的历史文化非常深厚，等到这个东西经过上海到了北京之后，它跟自己文化结合就更深了。所以我觉得对时尚这块，上海陈逸飞做的事情，既跟他个体有关，也跟时代有关，跟上海这个城市的特点有关系。但它是某个时间段发生的很正常的一件事，它有它积极的意义。 上海城市在九十年代在全国是走在前面的。它的发展是是阶段性的，九十年代的上海城市是我觉得是最活跃的时候，但恰恰现在它活跃不如北京，也不如它自己之前。 城市画报：最近上海世博会，上海政府也有意思把自己打造成设计之都。 王一扬：我觉得没啥意思，设计之都不是争取来的，是做出来的。不是说你政府同意了，干干就是设计之都。我觉得真正的设计之都必须先是一个文化城市，其次它本身的经济水平很高。设计与纯艺术还不同，必须有养分。柏林、伦敦、纽约、东京这些所有这些城市都有这些特点。有了这两条还要看你的文化有多大的包容性，背后是不是有产业的配套。现在国内城市老是说我要做个什么之都，我觉得这很没意思，这可能是一种行政的思维方式，争取一种城市地位。我倒觉得北京是最具优势的，具备吸引全国的这种开放性、包容性，这种活跃。其它城市则可能会有地域性的优势。可是北京，比方说服装设计这块，硬件上的配套，比方说打样啊，打完样生产的这条线好象不如上海连得这么润滑。上海它确实有个环境，毕竟它有长乐路这样的地方，在北京你不太能找得到。上海有很多地方可以步行，北京步行的商业模式比较少，北京是美国式的那种商业模式，就是开车到一地，哗，再开车到一地。上海有个老城区，基本上城市的肌理还没有完全被破坏掉，浦东就完全不同了，浦东是典型的被拓宽的城市，用汽车的尺度来衡量，非常不方便，象个大郊区。 城市画报：浦西仍然是一个让人有步行欲望的城市的格局。 王一扬：看一个城市能不能适合步行，如果能，就适合这种小社区的生存，因为它有很小的空间，可以租得相对便宜。这对设计师相对来说容易一点——城市的郊区也可以生产，供应都不是非常大，也有面料的批发市场，零售商，它都能够形成一种小规模的起步的模式。但上海的优势也就剩时装，别的设计都能给并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