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出版文化史研究的宝库——评范军新著《中国出版文化史研究书录（1985～2006）》

开启出版文化史研究的宝库——评范军新著《中国出版文化史研究书录（1985～2006）》 -------------------------------------------------------------------------------- 作者：夏兴通 来源：出版学术网 时间：2008-3-5 被阅读次数：658 出版文化研究是近年的一个研究热点，无论是编辑学、出版学研究者，还是其他学科领域（如文化学、文学、传播学等）的研究者，在此领域内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综观当下的出版文化研究，热点之一是研究现时的流行的出版文化，比如对畅销书文化、品牌报刊、网络文化、文化产业的研究。但研究现时的出版文化，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对过去的出版文化的研究。“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历史性十分强的概念，没有历史就谈不上文化；而就现实而言，过去的出版文化仍是我们今天的出版文化的基础，过去形成的优良的出版文化传统，对我们如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以和谐为重要主题的出版文化事业（当然，同时也是产业），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近年不少学者（如王建辉先生）对商务馆、中华书局等著名出版机构及张元济、陆费逵、邹韬奋等杰出出版家的深入研究探讨就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　　相比现时的出版文化研究的热度，出版文化史研究的整体发展状况似乎并不尽如人意，除了在某些专题领域（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出版文化史）有深入的探讨，谈不上整体的全面深入的进展。笔者认为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任何的历史研究，掌握史料总是第一位的（否则很容易落入人云亦云、“炒冷饭”的窠臼），与收集丰富的现时的资料相比，掌握新鲜的历史资料难度无疑更大，有时甚至让人不敢涉足。而如果有一本书目性质的著作，不仅总结近年出版文化史研究的成果，而且还将与出版文化史研究有关的各种资料都尽力搜集并整理分类、列目解析，无疑将是一本非常“解渴”的著作。近期读到范军先生的《中国出版文化史研究书录（1985～2006）（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以下简称《书录》），感觉它正是这样一本填补了出版文化史研究书目专著空白的书。 　　一本高质量的研究书目专著，应该充分发挥资料导航和科研指南的作用，是从事有关研究的基础，正如我们非常熟悉的那两句话：“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清代史学家王鸣盛言）。通读《书录》，可以说它以很好地达到了高质量书目专著的标准。 　　一、《书录》所收资料齐全，构筑了一座收藏丰富的出版文化史研究资料宝库 　　有关出版文化史的研究资料目录，以前不是没有人涉及，但大多散见于一些出版史研究著作的附录,如方厚枢所著的《中国出版史话》（东方出版社1996年8月出版），书后附录“中国出版史研究书录”，就收新中国成立后至1995年在中国大陆正式出版的著作一百余种，其中不少也是出版文化史的研究资料，很有参考价值。而以专著形式出版的出版文化史研究书目，就笔者看来，《书录》是第一本，它以出版文化史研究为核心，收录的资料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　　一是数量大。整本《书录》收集各类资料3000余种，这样的数字肯定是以前那些附录性的目录所不能比拟的。 　　二是时效性强。《书录》所收的资料，上起1985年，下迄2006年（1985年前和2007年出版的著作也适当收录），跨越三个十年，基本反映了出版文化史相关研究的基础和最新成果，如“书刊文化史”部分，共收资料230种（此数字不包括以附注形式收录的资料），其中2000年出版的130种，2000年后出版的100种，2007年6月出版的《多维视野下的〈新青年〉杂志研究》（张宝明著，商务印书馆出版）也予以收录。 　　三是种类齐全。对于出版文化史研究来说，善于挖掘和掌握各种新鲜的丰富的资料显然是十分关键的。报刊文章当然是十分重要，但现在有了中国期刊网、万方数据等各种电子报刊数据库，要查询报刊文章已经是十分方便的事，而要全面掌握著作类或其他类资料，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依赖于专题目录。《书录》就是以著作类资料为主，除了提供在中国大陆正式出版的图书资料（包括国内专著、丛刊、论文集及从国外引进翻译的国外著作）目录之外，还收录了港台地区出版的相关论著及大陆地区的内部出版物（包括各种大学讲义、内刊、店志、社史、纪念文集等，参见《书录》附录），所收的著作类资料可谓种类齐全（当然能够再加上未引进翻译的外文著作资料更佳）。特别是《书录》对于内部出版物及港台地区相关论著目录的整理当属首创，这些目录指示着新的研究切入点和资料来源，弥足珍贵。 　　二、《书录》对资料的整理分类紧紧围绕出版文化史研究体系和研究需要，既清晰体现出版文化史研究的脉络，也方便读者检索使用 　　《书录》所收资料数量宠大、品种丰富，因此在时对其进行分类整理是十分有必要的。 　　作者在分类整理时没有囿于严格的图书馆式的资料分类体系，而是以出版学科分类为基础，整体考虑出版文化史研究的基础、相关学科及主要内容，以及资料的形式特点等标准，分成十二个主体部分和三则附录，仔细研究这个分类体系，不难理清出版文化史研究的脉络，启示我们寻找到适合自己的研究切入点。 　　《书录》主体的十二个部分分别为:“出版史志”、“出版史料”、“编辑史”、“书刊文化史”、“新闻传播史”、“发行史·藏书史”、“印刷史”、“版本史·文献学”、“出版人物”、“出版机构”、“综合及其他类一·个人文集”、“综合及其他类”。在这十二个主体部分中，“出版史志”和“出版史料”体现了出版文化史研究的学科定位，即出版文化史研究说到底属于出版史研究的一个部分，它的研究要建立在扎实的史学功底和丰富的史料基础之上。而“编辑史”之所以单列在前，笔者理解是因为编辑（这部分的“编辑”概念是涵盖著述意义的，如收录的《两浙著述考》、《四库全书纂修研究》、《翻译文化史》等著作）本身的文化创造和选择功能，使它在出版文化的发展中起着源头的作用，要研究出版文化史，就不能不联系编辑史；同样道理，“新闻传播史”“发行史·藏书史”、“印刷史”、“版本史·文献学”都是与出版文化密切相关的活动或学科，要研究出版文化史，离不开与这些活动或学科相关的成果或资料。“书刊文化史”“出版人物”“出版机构”这三部分则体现了出版文化史研究的主要内容或对象，因为出版文化的载体说到底一个是出版物，即书报刊等，另外还有出版人物和出版机构。如我们要研究上世纪初至二三十年代的出版文化，就不能不研究鲁迅著作、《新青年》、《生活周刊》、《丛书集成》，不能不研究鲁迅、陈独秀、邹韬奋、张元济，不能不研究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生活书店，近年出版文化史研究的热点和突破口也正集中于此。通过对这三部分资料的阅读，结合作者的精心点评，我们不难掌握近年出版文化史研究的成果和可以使用的研究材料；“综合及其他类一·个人文集”、“综合及其他类”及三则附录（“港台地区出版文化史研究论著目录”“相关内部出版物”“外国出版文化史研究论著”）则主要是从资料本身的特点（出版地、出版性质等）来立类的，同时也体现了一定的科研指导价值，如从三则附录来看，我们应该加强对港台地区出版文化及国外出版文化的研究。 　　同时，为方便读者检索使用相关资料，《书录》设计了以专题分类和作品出版时间相结合的检索系统，读者可以先在目录中检索合适的专题，再到正文以出版时间为标准检索相关资料，使用起来比较方便。 　　当然诚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言，《书录》在分类归类的把握上不尽完美，有的类与类之间区别不是很严格，有的书则有交叉跨类的性质,只入一类不太恰当。著作资料本身是十分复杂的，要想对其进行百分之百严格的分类难度极大，对此我们也不能过于苛求。另外笔者认为《书录》在检索性上似可再进一步，如能编制以书名或作者名为检索入口的索引附于书后，将更加方便读者作用。 　　三、《书录》对所收资料介绍详细，评点精要、客观，体现了作者出版文化史研究的扎实功底和深厚学养，有利于读者对资料的甄别选择 　　《书录》不是一本纯索引式的书目著作，而是带有评论性质的“录”“评”兼顾的著作，这也是它区别于那些简单的资料目录之处。 　　《书录》的每个条目，在书名后，均尽可能地详细列出著者名、出版时间、出版者、篇幅、字数、印数、开本、定价、修订情况等版本信息。 　　除了实录以上各种版本信息之外，作者对各种资料的内容也尽可能地加以简要地介绍、注释或评点。《书录》所收条目绝大多数有这类文字，这些文字或用一两句话概括主要内容，或附上书的主要章节标题，这样便于读者掌握书的主要内容。 　　最能使《书录》增色不少的是那些注释和评点的文字，这些文字的写作只能是至少读过条目所涉书才能写出来的，粗略统计，有这样性质的文字的条目占总体的1/3强，这也说明作者在研究出版文化史时对资料的掌握之广、之深。 　　一是注释性的文字。对于一些涉及专业背景、不太知名的人物、特殊的写作背景的著作，作者均加以注释，使读者在获得基本信息的同时，不用读原书，也能获得有益的知识，如173页收《书斋与书坊之间——清代子弟书研究》一条，如果不是专业人士，可能对“子弟书”一头雾水，作者就注释“子弟书是清代北方曲艺之一种，流传时间从清乾隆年间至民国初年”；再如“出版人物”类中许多传记类图书，对传主的生平和成绩都尽可能地加以注释，让我们认识了不少以前不太知道的有作为的编辑出版家；又如320页关于《古籍出版漫谈》的出版由来的介绍，352页关于《邹韬奋传记》写作过程的介绍。 　　二是评点性的文字。对资料的特点、学术研究价值等，作者也实事求是地加以评论。这些评论或是一两句点晴之语，如130页《现代文学期刊漫话》一书的评论：“文字清新可读、资料丰富，各篇重点突出，全书富有知识性、史料性，是有关现代文学期刊史的有价值的著作”，219页《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增订版）的评论：“为这一领域厚重而又颇具突破意义的著作。”有的则比较详细，有数百字之多，如152页对《中国学校教材史》的评论，对此书的定位、内容、写作特点、学术价值进行了全面的评论，认为此书是中国出版史研究的“重要收获”。 　　正是有了这些详细、精要、客观的介绍、注释或评点文字，使本书读起来不像是一本枯燥的纯目录著作，而是有点饶有兴味。能读过这么多的著作和写出这样精彩的文字，不扎扎实实地坐下来读书是不可能做到的。而作者之所以能做到，与他扎实的研究功底和深厚学养是分不开的，熟悉范军先生的人都知道，他一向致力于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出版，在期刊风格、古代诗歌编辑史、书刊广告艺术、出版品牌等研究领域上颇有建树，特别是他在担任出版社领导期间，仍笔耕不辍，2004年出版的《出版文化散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5月出版），就是作者在出版文化研究领域努力耕耘结出的丰厚成果。在那本书中，作者就提出了《出版史料的普及化》《佛教出版研究别有洞天》《印刷史也是出版文化史》《出版史研究的创新重在史料》等关于出版文化史研究的灼见，这本《书录》可以看作是其出版文化史研究思想的一脉相承之作，同时也是作者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编撰的，其间甘苦，从作者的后记中不难看出。 　　总之，《书录》可以说为我们提供了出版文化史研究资料宝库的“导航图”和科研的“指南针”，有助于我们登堂入室,打开出版文化史研究的宝库。编撰这样一本书，是做了一件惠及有志于出版文化史研究的学人的好事，必将推动出版文化史研究事业的进步。  （作者为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出版科学系2006级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