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O&书评增刊》主编访谈《老师的谎言》译者：谎言比真相更危险

谎言比真相更危险 程：怎么想到翻译这本书的？能否介绍下翻译这本书的背景？ 马：两年前，经清华大学刘北成教授引荐，中央编译出版社、青豆书坊的苏元女士把这本书的07年和08年的英文本送给我，请我翻译。 初读这本书，我对其中的很多内容感同深受。作者从前哥伦布时代着笔，内容涉及海伦·凯勒、林肯、《飘》、越战、“9·11”等多种人物与事件，揭示了美国现有的18种主要中学历史教科书中令人震惊的错误与疏漏，并指出了美国历史应该如何，以及能够如何向美国学生讲授。 我是学历史出身，博士论文做的是美国历史方面的。我现在是一名大学教师，主要教的都是与历史有关的课，所以我有很深的感受和体会，这本书中谈及的很多问题在国内的历史教学中也是存在的，甚至在某些方面我们的问题更严重。因此，把它翻译给中国读者，无疑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我个人也很喜欢这本书，它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文风朴实而泼辣。此外，它还是一本好评如潮的畅销书，在美国卖到100万册，并获得“美国图书奖”。因此，我决定接受这项翻译工作。 现在这本书终于与中国读者见面了，我的朋友们和身边的学生们也都很喜欢这个中译本。我期待这个中译本能引起国内历史学界及教育界、思想界更进一步的思考。 程：书中对美国历史真实细节的大量还原，非常令人震惊！一定程度上颠覆了我们对美国过往的印象，让人一时间有些错乱，究竟我们该如何认识美国这个国家的优越性和局限性？ 马：这个问题让我想到一个关于苏格拉底的故事。邻居们都说苏格拉底是最智慧的智者，但苏格拉底本人打心底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自己不如木匠会做床，不如祭司会占星。于是他问神：神啊，为什么都说我是最智慧的呢？神的回答是神明的：苏格拉底啊，正因为你认为自己不是最智慧的，你才是最智慧的。 我在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就有一种担心，担心读者会误解作者、译者和出版人的良苦用心；但书出版后的事实证明我的担心不是多余的。一些读者看到书中对美国历史的“爆料”后感到“很爽”，对我说，美国有什么好？还不是和我们一样。美国早晚要完蛋，中国终究比美国强。 我在《译后记》里特意强调：问题人人都有，所不同的，一是程度的轻重，二是问题能不能被提出、被批评、被改正。美国的优越性不在于它没有局限性；而在于允许有人站出来揭露自己的局限，即便揭露者说得不对、说了也白说。 中国人讲究见贤思齐。但如果见不贤呢？难道就沾沾自喜？如果读者从《谎言》中读出的是自豪感，我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不高兴。 作者曾戏谑地向我挑战：他期待看到一本《老师的谎言：中国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并且表示只要有人写这样一本书，他不介意书名的侵权问题。我不知道那些“很爽”的读者，有没有一位愿意担当此任。 程：作为译者，你觉得作者为何要如此激烈地批评美国的历史教科书？本国的历史背景和知识，对一国之国民，尤其是青少年学生而言，究竟意义何在？ 马：有位历史学家说过，要灭亡一个民族，先灭亡它的历史。作者担心，如果美国的整个一代人都不了解、也不愿意了解自己的历史，如果在美国这个由多个利益集团控制的国家里，有一些人出于自身集团利益的考虑去弯曲历史，而读者们不明白真相，也懒得或者害怕正视真相；那么，这个国家早晚是要出大问题的。 中国人对历史的态度向来比较实用：读史使人明智。这总体上没有错，但多少带有功利的成分。历史、历史书是有用的，但不是可任意利用的，不能对自己有用的就写，没用的就不写或篡改。实际上，有些看似没用甚至有 害的历史，其实是一种反面教材，只有勇敢而有进取心的人才会面对它。 我们说“读史使人明智”；洛温说，在美国， 对于历史，“学得越多越愚蠢”。道理是一样的。只有真正的历史才能使人明智，歪曲的、自我粉饰的历史只会使学生厌倦甚至反感。到那时，这个民族的历史灭亡了，这个民族的精神也就灭亡了。 程：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学习历史知识？ 马： L e a r n 这个英文单词很有意思， 可以翻译成“学”——学习的意思，也可以翻译成“背”——背书的意思。学历史是不是就是死记硬背？我现在上课的大学 生，不少非历史专业的人的历史知识甚至达不到初中水平。我问他们：“你们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他们说不知道。我告诉他们，原因在于，当初学历史是在应试教育 下的死记硬背，没有介入的学习是短效的，正所谓“学而不思则罔”。 我的文章里也讲到了，美国中学生的历史课本往往很厚，甚至上千页。中国目前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没有这么厚。但是，另一方面，美国历史教科书里的内容并不见得比中国的多。美国教科书里有很多的辅助学习内容，比如大量的插图、“地理聚焦”、“每日生活”、“历史聚焦”、“历史话题”、“地理话题”等栏目。我们的教科书没有这些，但是学生们要学习的——准确地说，要背的——内容却多得多。 中学生对历史要记到什么程度？我个人的看法是，在历史常识的基础上，思考历史的能力是更重要的。比如，学生们害怕背历史年代，害怕记历史人物。我告诉他们， 不用记那么多，书到用时可以查。1851年1月11日（金田起义）若记不住，就写1851年初、1851年、19世纪50年代、19世纪中叶、19世纪，等等。关键是，你要知道这个年代意味着什么，它承前启后的是什么。当然，底线是历史常识，中学生不能不知道鸦片战争是那一年开始的。但是，什么是历史常识？标准在哪里？又是一个问题。 程：作者也在书中说，“学校必须帮助我们学会如何就我们的社会及其历史提问，学会如何自己寻找答案。”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如何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思考和辨别能力？ 马：作者这个观点我很赞同。有时候，对于学生而言，提出问题的能力比回答问题的能力更重要。 传统的教育模式下，教师鼓励中小学生在课堂上“积极举手回答问题”，对于插嘴提问的同学一般是感到头疼的。一个美国中学生在读了洛温的这本书后，写信告诉作者：“我实在太喜欢你的《老师的谎言》了。我一直在用你的书从教室后排向我的老师发难。”这样的学生不能被简单地看成“捣乱分子”，他（她）可能具备热爱思考的良好习惯。当然，学生对问题的寻找，应该在教师的辅助下进行。课堂教学不能沦为学生的自问自答。 根据我的观察和体验，我认为，要履行这一责任，学校要有一个开放的态度，要允许学生提问，允许教师引导学生适当地离开课本。同时，教师要注意处理 好“有为”与“无为”的关系。一堂好的课，并非是教师讲得多、讲得好、讲得“绘声绘色”的课。教师可以像一位牧羊人，引导学生们自己吃草，清晰地看着全班每个同 学的走向，一旦发现有谁开始偏离方向，在空中打个响鞭，学生们就会回到正确的路上来。 当然，我这里只是举个例子。没有一种方法是“屡试不爽”的，教学必须是多种手法相结合。而且，要改变不好的现状，单靠学校和教师是不够的。应试教育的问题天天讲，但几乎没得到什么解决。应试教育的受害者出现在教育的很多环节，但这些环节反过来又都是应试教育模式的创造者和推动者。这不仅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而且是一个要付诸行动的问题。 让学生学会检验从课本中学到的历史，最大的好处有两点。一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当今世界，创新是一个民族的发展动力所在。鼓励学生怀疑、思考、检验课本知识，就是训练学生的创新能力。这不仅是历史课的任务，而且几乎是所有课程的任务。二是有助于学生通过历史把握未来。学生如果不知道自己国家的历史发展，就看不清自己国家现在所处 的历史阶段，也就不知道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程：作者在书中除了指出美国历史教科书的错误，提出历史教学的建议之外，也充分表达了他本人的历史观。作为中国的一名历史教授，您觉得我们应该在课堂教学和社会舆论中树立一种怎样的历史观？ 马：人们经常引用历史学家克罗齐的一句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意思是，历史书都是当代人用当代的眼光写出来的。历史教科书选择历史内容时，难免带有所谓“时代的局限”。这个问题很难克服，但其实并不可怕。只要读者们认识到面前的历史书籍都是“有选择的”，是需要用批判的眼光来看的，误导就会被减少到最低程度。 当然，教科书本身也应该注意立场的公正，特别是历史教科书，既要在知识性方面注意恰当的选材广度和深度，也要在思想性方面意识到论点的相对性和开放性。我发现美国的历史教学中有一个滑稽甚至愚蠢的现象，就是用不恰当的证据去论证恰当的论点，它们本来要宣扬一个好的命题，却填充一些似是而非的材料，让人反而不信。比如，要证明杰斐逊的成就，却硬说他不是奴隶主，更不提他与女黑奴萨莉·海明丝的私生子。 如何改变这种现状，作者最后提出了一些建议，我可以总结为两条：形式上，教科书内容应该少而精；实践上，学生、教师、社会等各方面应该有求真的决心。洛温告诉人们，不必担心真相会引起混乱；最危险的，是对真理与良知的麻木，以及对思考惰性的习惯。 顺便说一下，这本书的中文名字在翻译上并不完全对应原文。原书名中的正标题为Lies My Teacher Told Me，直译过来应该是“老师告诉我的谎言”；也就是说，老师只是谎言的传播者甚至受害者，而非蓄意制造者。 程：程明霞，《EEO&书评增刊》主编 马：马万利，《老师的谎言》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