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对话格里耶

尊重文字传统，颠覆写作内容 余华：我对罗伯－格里耶的了解肯定超过他对我的。法国新小说在上世纪80年代对中国有很大的影响。我在我英文、法文、德文版书的介绍里，都提到曾经受阿兰·罗伯－格里耶的影响，但至今我还没发现我们之间的共同点。他是我在“新小说”作家里最能接受的一位，最好读，也最畅销。他的描写很精细，语言是有方向的，尽管用了暗示的方式表达意图；另外一位克洛德·西蒙，我就实在读不下去：他的语言堆得太多，没有目标。我是个阅读非常有耐心的人，可是西蒙的尝试令我觉得阅读非常困难。 罗伯－格里耶：说得非常正确。我写作用的都是法语里正常的语法，如果把我的每句话单独拿出来，你会看到语法结构很简单。我可以说：我写的文字与加缪的文字是处于同一层次的语言。可是有些人即使看懂了字面，却不知道小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因为我说出来了一些，隐藏了一些。我的好朋友克洛德·西蒙，他写的句子长而繁复，有时候甚至没有标点符号。有的作家像我这样：尊重法语文字传统，但颠覆写作内容；而有的是两者一起颠覆，比如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就是对语言的彻底颠覆，所以用任何语言都无法读懂。 我的难懂和我面对这个世界时觉得难懂是一致的。有些作家理解了这个世界，然后以写作帮助你理解世界，巴尔扎克就是一个典型。我正好相反：我写作是因为我不了解这个世界，从专业角度看，我没有受过专业训练，我是农学工程师———当时我在研究非洲水果的一种病，研究着研究着忽然问自己：我到底在干什么？我是谁？于是跑去写小说了。有时候读者说你的书到底说什么，我不明白，我说我也不明白。 余华：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20世纪，也存在于19世纪的作家中吧。作家如果对自己写的东西都很了解，这本书是不可读的。我们写下去，只是感觉到了，而不知道写了什么。我们要把完整的苹果送给读者，而不是分解了当中的矿物质送出去。到底里面有多少东西，我们不知道。 罗伯－格里耶：我同意。不要说19世纪了，18世纪的狄德罗，17世纪的斯宾诺沙，他们都表达过相同的观点。斯宾诺沙说过，人类的自信建立在善于虚构的基础之上，所以人更善于观察而不善于理解。面对世界产生怀疑，这种心态在20世纪更为强烈。上帝死了，小说也就开始出现变化。 ----节选自<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