薇依: 文学与道德

五年前翻译的（从英文转译），为了自己。希望对大家也有用。 文学与道德 (1944) 西蒙娜·薇依 （Simone Weil) 没有什么像善一样美丽而奇妙，像善一样永葆新鲜又令人惊讶，像善一样充满甜蜜和永恒的狂喜。没有任何一个沙漠像恶一样沉闷，单调，无聊。这是真正的善与恶的真相。然而，虚构中的善和恶却正相反。虚构中的善无聊而且平板， 但虚构中的恶却各式各样，让人兴奋，引人入胜，深刻又充满魅力。 这是因为，虚构作品中不包括现实中存在的必然性和不可能性，正如我们所服从的重力法则没法控制图画中的景物。在天堂与地面之间的空间里，物体只要没有支撑就会轻易的、其实是必然地坠落；它们从不上升，或者通过吃力的发明上升一点点。一个人下梯子，踩空了掉下来，这是个让人难过或司空见惯的场景，即使我们以前从没见过这事发生。但如果一个人在天空上行走，仿佛天是一把梯子，走进云里又走下来，他可以每天每小时都做这个动作而我们永远也看不厌。纯粹的善也是这样；因为像重力一样强大的必然性把人罚为邪恶，禁止他为善，即使为善，也是在最窄的限度内，极为费劲地获得的、掺杂了恶的善；除非超自然的东西在地上出现，是地上的必然性失效。但如果我在一幅画上画出人在天上行走，这就没什么稀奇了。这事只有真的发生了，才有意思。非现实把善的所有价值都带走了。 看到一个人用普通的方式走路，没有什么意思，而一个乱蹦乱跳的人可能会让我好奇几分钟。但如果我注意到这两人将赤脚走在炭火上的时候，我的反应改变了。蹦蹦跳跳变得让人害怕，不忍观看，同时，在恐怖的背后，是乏味和无聊；而我的注意力却充满热情地集中在了那个自然地行走者的身上。因此，只要恶是虚构的，它就从它能设想的各种形式中获得乐趣，但过后你会发现这乐趣只是来自纯粹的幻想。但无法从现实中分离的必然性把这些乐趣完全取消了。简单平淡虽然使虚构中的善显得乏味而无法吸引他人的注意，在真正的善中，却变成了高深莫测的奇迹。 因此，既然文学大部分是由虚构组成的，“不道德”似乎就和文学密不可分。指责作家们不道德是很不对的，除非你同时指责他们当作家，十七世纪的时候就有人敢这么干。自命为有很高道德的作家也不比其他作家好多少，因为他们仅仅是更差的作家。在他们那里就像在其他作家那里一样，无论他们做什么也不管他们本人如何，善是无聊的，而恶多多少少还吸引人。因此，基于这些原因，有人会把整个文学指责为en bloc。为什么不呢？作家们和忠诚的读者们会叫起来，说“不道德”不是一个审美标准。但是他们必须证明审美标准仅仅被应用于文学，而他们从来没有证明过。既然读者不是一个孤立的物种，既然阅读的人群同时也履行着许许多多别的功能，文学就不可能从善恶这一关乎所有人类行为的概念中得以豁免。每一个行为都从两个方面和善恶相联系：通过其表现及通过其原则。因此，一方面，一本书可能写得好或不好，另一方面它不是源自善，就是源自恶。 但是，虚构并不仅仅在文学中产生不道德。在生活中也如此。因为我们生活的实体几乎仅仅由虚构组成。我们虚构我们的未来；除非我们英勇的忠于真相，我们也虚构我们的过去，根据我们的口味重塑它。我们不研究他人，而只是想象他们所想，所说，所做。现实给我们提供原材料，就像小说家常常从新闻中提取主题，但我们把它们装进一团迷雾里，在其中，就像在所有虚构作品中，价值被颠倒了，于是恶成了吸引人的，善变得无聊。如果现实给我们足够强的一击，使我们觉醒那么会儿，比如说，通过接触一个圣人，或者通过堕入困乏的世界或堕入罪恶，或者其他一些类似的经验，那个时候，也仅仅在那个时候，我们会在短时间里感到恶的极端无聊以及善的高深莫测的奥妙。但很快，我们就再次陷入充斥着虚构的白日梦里。 还有一些其他东西有这种力量使我们觉醒于真实。这就是天才作家的作品，或者至少是那些有天才的人的第一流的、达到完全成熟状态的作品。它们在虚构的领域之外，并把我们从虚构中解放出来。它们以虚构作品的形式，给我们和真实同样密度（density)的东西；生活每天都给我们这种密度但我们没有能力领会，因为我们用谎言取悦自己。 虽然这些人的作品也是由文字组成，但其中展现了控制我们灵魂的重力。它被展现，被彰显。在我们的灵魂中，虽然经常感到这重力，但这重力被它自己产生的效果所掩盖；向恶屈服总是伴随着错误和虚假。滑向残忍和恐怖的深渊的人无法发现自己被什么力量驱使，也不知道这种力量和所有其他外在条件的关系。在天才组织的文字中，一些深渊是可见可感的，处于它们真实的关系中，但是，听众或读者却不会滑进去。读者感到重力，正像我们俯视悬崖时所感，如果那时我们是安全的并且不会晕倒。在这深渊的结构中，他感受到其形式的一致性和多样性。正是这样，在《伊利亚特》中，胜利的深渊和失败的深渊被彰显，同时被感知，而这是一个在战斗中的士兵不会感受到的。这种重力的感觉只有天才可以传达，可见于埃斯库罗斯和索弗克勒斯的戏剧，莎士比亚的一些戏剧，法国悲剧中只有拉辛的《费德尔》（Phedre），莫里哀的几部喜剧，维永（Villon）的《大遗言集》（Grand Testament ）里。在那里，善和恶在他们的真相中出现。这些诗人有天才，而且这天才趋向善的。也有魔鬼式的天才，他们也有他们的成熟期。但既然天才的成熟期是与善恶的真正关系相一致的，代表着魔鬼式天才成熟期作品的，是沉默。兰波就是其例子和象征。 所有那些不具备最高级别天才的作家，即使在其完全成熟时，其存在的理由也就是构成一个环境，以使一个天才有一天会出现其中。仅仅是这个功能才使其存在变得合理，否则，其存在就是应该阻止的，因为事物的本质使他们注定不道德。指责一个作家不道德，也就是指责他没有天才，或者（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只有二流的天才，或者其天才还没有充分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缺乏天才不是他的错，但从另一方面看，则是他犯的罪过。给文学的“不道德”寻找救治完全是徒劳的。唯一的救治是天才，而天才的产生超出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 然而面对不可救药的不道德，可以而且应该被更正的，是作家对于灵性指导职责的僭越。只有具有最高天才的作家、在他们完全成熟时才适于履行这些职责。至于其他所有作家，除非他们少见地在文学爱好之外还有哲学爱好，他们关于生活和世界的观念，以及他们对于当下问题的想法，都毫无新意，如果说他们被召唤来表达它们就更加荒诞了。这一陋习起自十八世纪，特别是浪漫主义，他们把一种弥赛亚式的神示引入文学，而这对其艺术的纯洁性是完全有害的。过去，作家呆在大人物的家里，虽然这一地位有时带来很痛苦的处境，但无论对于作家和公众的道德健康，还是对于文学艺术本身，这也都比弥赛亚式的幻觉好的多。 但正是在最近五十或二十五年里，我们已然看到了这一僭越可能造成的最坏效果，因为只是从那时起，它延伸到了大众。勿庸置疑，坏的文学，不管口头的还是书面的，总是在人们中小有传播。但过去，在民间生活的纯粹美丽的东西中有其解毒剂：宗教仪式，祈祷，歌曲，故事，舞蹈。而且关键是，这种僭越是没有权威性的。但这二十五年以来，灵性指导的职责被卖文者篡夺，一切与其相关的权威已经渗透到最低级的出版物中。因为在这类出版物到最高级的文学产品之间存在着连续性，而公众也知道这一点。在这个文学环境中，人们从不拒绝彼此握手，其中既有那些仅仅被低级读物占据的人，有他们偶尔的合作者，也有我们最伟大的名字。在一首瓦雷里的诗歌，和一则保证你用了之后就能嫁个富翁的护肤霜广告之间，这种连续性没有一点断裂。于是这种文学对于灵性的僭越的结果就是，在一个乡村小姑娘的眼中，护肤霜广告具有了从前教士的话语才有的权威。如果我们甘愿在现在这种状态里沉沦，难道不令人惊讶吗？允许这种充斥着风流韵事的风气的存在是一种罪过，每一个会拿笔的人都应该带着自责的心情对此负担责任。 许多世纪以来，良心指导者的功能一直仅仅掌握在教士手里。看看宗教审判所的烈焰，就知道他们常常把这一指责履行得残酷而糟糕，但至少他们对此还是有些资格的。现实中，只有最伟大的圣人可以履行这指责，正像在作家中只有最伟大的天才可以。但所有的教士，由于其职业，以圣人们的名讲话，从他们身上寻找灵感，努力去模仿并跟随他们，主要是跟随一位真正的圣人，即基督。如果正像现实中常常发生的那样，教士没有这样做，他们就是渎职。但只要他们这样做了，他们就有能力传达善，这种善多于他们自身所具有的善。但另一方面，一个作家除了他自己以外无所倚靠；他或许被许多其他作家所影响，但却不能从他们那里获得灵感。 十八世纪所谓的启蒙运动的结果就是，当教士们在事实上几乎全部丧失了其指导功能的时候，作家和科学家取代了他们的位置。两种情况是同样荒诞的。数学、物理学和生物学离属灵指导的距离，同码字工艺离它一样遥远。当这一职责被文学和科学篡夺了之后，事实表明属灵生活不复存在了。今天无数迹象似乎表明这种作家和科学家的僭越已经是强弩之末了，虽然其表象还仍然存在。如果我们不害怕他们将被一些比他们还糟的东西取代的话，就让我们感到欣慰吧。 但是真正天才的作品从逝去的年代中被保留下来，我们可以读到它们。他们的沉思是源源不竭的灵感之源，有资格指引我们。因为这种灵感，如果我们懂得如何接受的话，正像柏拉图所说，会让我们长出翅膀，挣脱重力的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