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孝贤：台湾电影的“一个噩梦” ZT

1 1984年， 一个时间的坐标原点：台湾导演侯孝贤拍摄完成了《冬冬的假期》，同时结束了他的“乡土时期”。很快，侯孝贤将目光收回到对历史的游历和个人生命的体验上，拍摄完成《童年往事》、《恋恋风尘》、《尼罗河女儿》，一路拍摄、一路成长，藉着电影的灯火在20世纪80年代的台湾寻找孤岛自己的“根性”。 提到台湾新电影，侯孝贤是不可回避的人物。1983年他的《儿子的大玩偶》正式拉开了台湾新浪潮电影运动的序幕，开启了台湾电影个人化的书写方式。随着序幕的拉开，杨德昌、陈坤厚、王童……一拨具有强烈的台湾本岛意识和独立风格的导演浮出水面。 侯孝贤以他充满东方禅意的镜头方式，影响了众多年轻导演，构成了台湾新浪潮电影风格的一大特色，并出现了频频在国外拿奖、岛内票房惨败的现象。引起的轰动效应和泛滥的程度，连侯孝贤都说他自己是台湾电影的“一个噩梦”。 2 噗噗噗的萨克斯节奏，还在耳畔萦绕，李寿全新编、洪荣宏演唱的《港都雨夜》》触动了侯孝贤的内心，他突然想把“台湾歌那种江湖气、艳情、浪漫、土流氓和日本味，又充满血气方刚的味道拍出”，然后有了朱天文在《悲情城市》剧本里的那一句话“雨雾里都是煤烟的港口，悲情城市”。侯孝贤说，如果他能拍出天意，那就太过瘾了，后来他又希望自己能拍出自然法则下人们的活动。 事实上，上天给侯孝贤的天意是，生于1947年广东省梅县，1948年迁入台湾，全家住在高雄附近的一个小岛上。12岁父亲去世，18岁母亲去世，无忧的童年生活从此结束，开始面对世事的艰辛。1969年服兵役期满后，进入国立艺专影剧科，1972年毕业，逐渐进入电影圈。1981年，台湾新浪潮电影运动正处于风起云涌的酝酿阶段，侯孝贤与后来新浪潮电影运动的另一主将杨德昌相遇，那时他们天天与陈坤厚坐在咖啡馆等天上掉胶片，或者看杨德昌从国外带回的西方电影大师的片子，至此侯孝贤认识了帕索里尼，认识了费里尼。与朱天文的联手，使他了解了沈从文的自传和胡兰成的“大自然五大基本法则”，从此他一步步让自己的摄影机静止下来，一步步去获得一个视点，一步步让这个视点成为一种远远地、静静地、客观地看的方式，一步步让这种镜头语言固定成为自己的风格。 3 1986年，詹宏志说，侯孝贤是摇钱树。还说，卖电影可以像卖书，侯孝贤的下部片子的首映应当安排在国外，如巴黎、纽约或东京。 1986年7月3日上午，《恋恋风尘》在台北市红楼戏院附近一家裁缝店开镜，这离《童年往事》的上映时间——1985年8月3日，相距11个月。在这11个月的时间里，侯孝贤摇摆在创作欲望和市场考虑之间，也摇摆在是拍《散戏》还是《悲情城市》之间，最后《恋恋风尘》的开拍结合了侯孝贤的两种企图。因为“这是一个少男少女痴情恋爱的故事，感情简单真挚，易于明白，市场考虑比较容易照顾”。 这个时候，他的《童年往事》在1985年的金马奖前后引起两极争论，“新电影风风光光闹了两年突然色老艺衰，一片招打声”。与此同时《冬冬的假期》蝉联法国南特三洲影展最佳摄影片，各地影展的邀请纷至沓来。 1986的4月，侯孝贤和朱天文应纽约现代美术馆邀请带《冬冬的假期》参加“新导演、新电影”展，同时与大陆影片《黄土地》不期而遇。 他们在抵达纽约的当天，《纽约时报》就刊出坎比（Vincent Canby）对《冬冬的假期》的影评。坎比的权威性表现在他的文章一经见报，影界人士就会立即有所响应，由此可见纽约对侯孝贤的关注程度。纽约一位发行艺术电影的公共关系人蕾内观看了《冬冬的假期》以后，就约朱天文与侯孝贤在第三街她的住所见面，表示了对这部影片的极大兴趣。她认为这样的电影给奥克拉荷马的农民看都没有问题，讲述的是大家都能理解的故事，并且充满了趣味，不是以前中国电影那样的忧愁满腹。 后来蕾内在她28层楼高的住处又提出待9月份把参加纽约影展的《童年往事》与《冬冬的假期》搭到一起做，可卖得较好的价钱，或者在南方特为片商发行人而举办的某影展上推出侯孝贤的电影，包括《儿子的大玩偶》第一段、《风柜来的人》、《冬冬的假期》、《童年往事》，以及新片《花旦与魔术师》。她说，就叫侯孝贤的“四又三分之一展”吧，在场的人听见，都笑了。 似乎真的是应了詹宏志的谬言：投资侯孝贤要比投资成龙还少。侯孝贤的艺术路线确实仍有赚钱的希望。那就是朱天文所说的“特殊区隔市场策略”， 即调子偏高的艺术创作会在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永远占有一部分区隔市场，集合起来就是惊人的规模。这种策略是电影以寻找精英观众为诉求，以品质求得长期持续性的权益收回。所以侯孝贤的电影所具有的特殊性足以开发其市场的无比潜力，而侯孝贤的长镜头、景深镜头所流露出来的“东方情调”在欧洲的艺术电影沙龙引起了巨大骚动： 这么简单到居然可以是一部电影！ 给我们拍的话，他妈还真搞不过这种怪东西！ 但也太简单了吧。 好像并没有说什么，又好像什么都说了。想不承认它，它又笃笃在那儿。是个不言的石头，看半天，似乎倒有块玉隐在里面。拿它没办法，最后只好当成是少见的奇珍异兽，例如稀有动物保护罢。① 4 邱复生受到詹宏志所描绘出的电影美丽乌托邦的蛊惑，下海投资了。 1989年11月25日，金瓜石一处老式理发屋内，梁朝伟扮演的文清在修底片。《悲情城市》开镜。 《悲情城市》的拍摄从一开始，就充满了诸多的机缘巧合，而侯孝贤也是在顺应天意的状态下完成整个拍摄制作。 在侯孝贤拍摄《恋恋风尘》之前，制片张华坤就出了一记怪招，招来两个在现实和逻辑上都不可能搭调的人——杨丽花与周润发，让他们相遇。杨丽花的台语豪气，所以杨的设计是大姐头（阿雪）；周润发说广东话是香港来的侦探。两人冲突磨合，有了微妙的关系。后来，侯孝贤决定先拍《恋恋风尘》，《悲情城市》的剧本于是进一步扩充，阿雪的祖父兄妹们逐一出生，瓜藤般牵引出一大户人家。 侯孝贤拍完《尼罗河女儿》后，周润发和杨丽花已经面目模糊，倒是阿雪的家人和他们的事情构成《悲情城市》的上集。上集的吸引力远胜于下集，所以上集被扶为正本。 在人物关系的处理上，侯孝贤采用取片断的手法。事件的来龙去脉只能抽刀断水，取一瓢饮。被择取的片段，源自它本身存在的魅力，似乎自始到终就处在事件的核心之中，核心到已经完全被沁染透了。他要的就是这种沁透的力量。 拍摄《悲情城市》的时候，侯孝贤启用的演员班底混杂着演员与非职业演员，他们在表演上又是各显神通。梁朝伟的表演精准，恰到好处，但国语太差，侯孝贤干脆让他以哑巴身份出场。非职业演员没有任何表演训练足以支撑个人暴露在特写镜头之下，所以只好用大量的中景和远景。一些老牌演员，如太保、文帅、雷鸣演技一个赛一个，经得起特写，但太抢镜头。再如，吴义芳以舞蹈的节拍演出，辛树芬不像演戏的演戏，导演简直不知该如何把他们调到一个和谐的基调上。后来，侯孝贤干脆让演员各自去演，不和谐就用不和谐的方式剪辑，剪成一股认真而又荒谬的气味，正好成为一种风格。 这些恰恰成全了侯孝贤电影里的“东方情调”。而这种“东方情调”又是侯孝贤仅仅能够做的，台湾才可以有的。 或许“仅此一家，别无仅有”就是侯孝贤的商业，也是1984年所开启的新浪潮电影运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