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江村经济》有感

费孝通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他于1930年进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习，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系就读研究生，师从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并于1935年硕士毕业。后又公费至伦敦大学师从马林诺夫斯基，完成博士学业。《江村经济》是费孝通在伦敦大学学习期间完成的博士论文，论文依据的是作者1936年在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今属苏州市吴江区七都镇）的调查资料，最初以英文发表，题为《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1939年在英国出版，书名为《中国农民的生活》，作者将开弦弓取名为江村。1986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文本时沿用原书扉页上的《江村经济》一名。 《江村经济》的正文共分十六章节，介绍了开弦弓村的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生产方式、贸易方式、生活起居、民风民俗、人际关系、社会教育等方面，几乎是面面俱到的记录。文章内容通俗易懂，结构简明，有利于外国研究者对中国该类代表性的乡村有一个大致清晰的印象，但村中某些社会现象的描写对于一名土生土长的中国读者而言或因习以为常而显得没有冲击力，因此笔者不再对书中的开弦弓村的乡村生活进行总结，而是试图理解本书的书写方法为何倍受学界的推崇，即其为学界做出的贡献。 涂尔干的社会事实论理论认为社会事实是先于个体存在的，个体受社会事实的约束。《江村经济》中记载了开弦弓村的村民不知道为何要交租给拥有田底的地主，但他们依照以往的惯例遵守着这项约定，甚至认为不交租是不道德的行为，这一心理说明村民在无意识中已被交租的社会事实所约束。此外，对村中种植业、养殖业等经济生活和婚丧嫁娶、财产继承等民俗的记载体现了这些社会事实具有源远流长的特点，早于这一辈人而存在于社会中，且具有相对稳定性，不一定与国家政策和制度同步变革。当读者阅读文末“重访江村”一节中对二五期间江村的描写却会发现，在强有力的政权领导下，传统的航船制度、不在地主制等经济生活面貌消失了，村里的手工业连同小型工厂也一并退出了村民的经济生活，诸多类似的事实应正了本书的第一章前言中所道：“人们使用文化以便生存，同时为了一定的目的要改变文化。”因此，某些社会事实虽然早于人们而存在，却会随着社会的需要被改变。这是涂尔干的社会事实理论的局限性所不能表达的地方，也是作者比前人进步之处。 其次，在阅读了历史学、考古学、艺术史和人类学的著作后，笔者日益感受到各学科之间在学理上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区别。郭大水先生将本书作者的写作方式总结为“询问——建构——反馈”，是通过活生生的人来了解当地社会的状况，无论是已经沉寂的传统制度和习俗，或是现行的经济、政治和人文面貌。历史学和考古学都是与无法自言的过去对话，需要研究者根据自身经验来解读历史文献和遗存的内容和逻辑。相比之下，《江村经济》的资料是通过作者与实地的“知情人”或“信息提供者”沟通交流而得出的总结性记录，再加上作者的家乡便是吴江县，本书的结论似乎更容易让读者信服。20世纪30年代成书的《江村经济》采用的“询问——建构——反馈”的书写方式是对早期西方社会学经典名著的超越，展现了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特点。 最后，本书中立严谨的态度展现了作者的家国情怀。其一，作者不仅依据所得信息，不偏不倚地记录了30年代国共内战期间村庄的经济境况，如种植业、养殖业、商业贸易、信贷服务，甚至是经济发展与教育之间的矛盾，还大胆分析了农村经济未来发展的方向，如在文末“重访江村”一节中作者对二五期间开弦弓村的经济发展分析并提出了对策。其二，作者敢于提出自己的批评意见。当解放后村里的农业社和砻谷厂之间的矛盾导致村里的砻糠都当燃料烧了，限制了养猪业的发展。针对该现象作者勇于提出批评，认为是领导农村工作的部门没有很好地贯彻关于多种经营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并相信国家在未来的发展中会解决该问题。 纵观全文，本书的贡献主要集中在以上三个角度，但也存在些许不足。全书将开弦弓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三维合一地记叙出来，是作者的独到见解，但书中花费了大量笔墨来表现宏观的团体性惯例，而不突出微观的个人意向性反应，即村民被去个性化，因此读完全书后读者会对开弦弓村的各个方面有一个宏观整体的印象，除了两位村长和一位船工之外，再难有个性鲜明的村民形象深入人心。再者，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走访调查需要研究者长时间深入实地考察、体验和记录所需的材料，但由于本书的写作材料来源于作者出国留学前两个月的匆忙走访调查记录，所以作者还是没能对村庄的状况有更深入的了解。正如作者所言，他所得出的结论不代表开弦弓村的全部面貌，他现有的材料“只能为进一步的调查提出一些问题”，因此读者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切忌以偏概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