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推荐（十四）：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

简介 　　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1932- ）是一位享誉世界的哲学家、符号学家、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和小说家。《剑桥意大利文学史》将翁贝托•艾柯（Umberto Eco, 1932- ）誉为20世纪后半期最耀眼的意大利作家，并盛赞他那“贯穿于职业生涯的‘调停者’和‘综合者’意识” 。艾柯的世界辽阔而多重，除了随笔、杂文和小说，还有大量论文、论著和编著，研究者将其粗略分为8大类52种 ，包含中世纪神学研究、美学研究、文学研究、大众文化研究、符号学研究和阐释学研究等。 　　艾柯最引人瞩目的，是他在多个世界间轻松游走的能力、还有那不保守也不过激的精神。正是这种能力和精神，使他既感兴趣于最经院主义的托马斯•阿奎那，也热衷于最现代主义的詹姆斯•乔伊斯；既强调阐释的力量，又担心过度阐释的危害；既能使作品成为行销全球、印数千万的畅销书，也能吸引研究者为之写出数以千计的论文和专著。 　　艾柯还是位积极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为多家报纸撰写专栏，透过日常小事进行社会批评。他在欧洲已成为知识和教养的象征，许多家庭都会收藏他的作品，无论读懂或读不懂。在我国，艾柯也逐步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生平与学术综述 　　1932年1月5日，艾柯诞生于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蒂州的亚历山大，这个小山城有着不同于意大利其它地区的文化氛围，更接近于法国式的冷静平淡而非意大利式的热情漾溢。艾柯不止一次指出，正是这种环境塑造了他的气质：“怀疑主义、对花言巧语的厌恶、从不过激、从不做夸大其词的断言”。 Eco这个名字据说原是一位“先知”给他祖父取的名字，是ex caelis oblatus 的首字母缩写，意为“上天所赐”。艾柯的父亲是一名会计师，祖母达观幽默，从她那里艾柯获益良多。当时的意大利天主教氛围浓郁，自20年代兴起的新托马斯运动方兴未艾，以致于13岁的艾柯就参加了意大利天主教行动青年团，还在方济各修会做过一段时间的修道士。正是这段经历使他接触了天主教的哲学核心——托马斯主义。后来，艾柯进入都灵大学哲学系学习，在美学教授、存在主义哲学家路易斯•帕莱松（Luigi Pareyson）的指导下，于1954年完成了博士论文《圣托马斯的美学问题》，经过修改的论文于1956年出版，更名为《托马斯•阿奎那的美学问题》（The Aesthetics of Thomas Aquinas，1956），是为艾柯的第一部专著。这本著作加上数年后出版的另一部专著《中世纪的艺术与美》（Art and Beauty in the Middle Ages，1959），初步奠定了他作为“中世纪学者”（medieval scholar）的地位。 　　就在大学毕业的那一年，由于一批左倾的青年学生与教皇发生矛盾，艾柯与天主教行动青年团决裂，研究的重点也从托马斯•阿奎那转向詹姆斯•乔伊斯。毕业后不久，艾柯进入了新闻传媒界，在位于米兰的意大利国营广播公司找到一份工作，负责编辑电视文化节目。这份工作为他从传媒角度观察现代文化提供了平台。同时，他开始与一批前卫的作家、音乐家和画家交往。5年之后，他离开电视台，到米兰的一家期刊社当了非文学类栏目编辑，这份工作他做了16年之久。这期间，他也为另外几份报刊撰稿、开设专栏，成为意大利先锋运动团体“63集团”（Group 63）的中流砥柱。艾柯的这些杂文作品起初与罗兰•巴特的风格比较接近，但在研读了巴特的著作之后，他深感“无地自容”，于是转向更为综合的风格，将前卫文化、大众文化、语言学和符号学融为一体。在1962年，他发表了成名作：《开放的作品》（The Open Work，1962），凭借此书成为意大利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主将。 　　1964年，罗兰•巴特发表《符号学原理》，标志着符号学进入新阶段。同年，马尔库塞发表《单向度的人》、麦克卢汉发表《媒体论》，为学术界开辟了媒体符号研究的新领域。也是在这一年，艾柯发表了论著《启示录派与综合派》（Apocalyptic and Integrated Intellectuals: Mass Communications and Theories of Mass Culture，1964），自觉尝试使用符号学方法研究媒体文化问题，这标志着他已经站在了意大利学术界的前沿。此前，他已经在都灵、米兰、佛罗伦萨等地的大学讲授美学，从1964年开始，他成为米兰大学建筑系教授，讲授“可视交往”（Visual Communication）理论，关注建筑中的“符号”问题，也就是建筑传达特定社会与政治含义的方式。1965年，他的论文《詹姆斯•邦德——故事的结合方法》发表于法国符号学阵地《通讯》杂志上，意味着他已经跻身于以罗兰•巴特为核心的符号学阵营。同一时期他又将《开放的作品》中有关詹姆斯•乔伊斯的部分修改出版，是为《混沌诗学：乔伊斯的中世纪》（The Aesthetics of Chaosmos: The Middle Ages of James Joyce，1966）。这种将《007系列》与《芬尼根守灵夜》平等对待的态度，显示出艾柯非同寻常的广阔视野。 　　到1968年，《不存在的结构》（The Absent Structure）出版，这是他数年研究建筑符号学的成就，也是他第一部纯学术化的符号学著作，奠定了他在符号学领域内的重要地位。进入70年代，艾柯的成就进一步获得了国际学术界的肯定。1971年，他在世界最古老的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创立了国际上第一个符号学讲席；1974年他组织了第一届国际符号学会议，担任学会秘书长；1975年发表符号学权威论著《符号学原理》（A Theory of Semiotics，1975，英文版本在1976年出版），并成为博洛尼亚大学符号学讲座的终身教授；1979年用英文在美国出版了论文集《读者的角色》（The Role of the Reader: Explorations in the Semiotics of Texts，1979）。此外，艾柯还在美国西北大学（1972）、耶鲁大学（1977）、哥伦比亚大学（1978）等著名院校授课，以符号学家声名远扬。 　　早在1952年，艾柯已经有意写作一本名为《修道院谋杀案》的小说，但直到1978年3月他才正式动笔。他将小说背景放在自己非常熟悉的中世纪，并从一篇中世纪的散文作品中找到了合适的题目。1980年，长篇小说《玫瑰之名》（The Name of the Rose）出版，出版商原计划印刷3万册，没想到销量很快达到200万册，迄今则已经翻译成35种文字，销售了1600万册。《玫瑰之名》的故事发生在14世纪，当时教权与王权、贵族与平民、信仰与理性正处于复杂的斗争状态，博学而开明的威廉修士带着见习僧阿德索来到一所著名的修道院，为即将召开的高层会议做准备。但就在他们抵达的前一天，修道院里发生了一起离奇的凶杀案，修道院院长委托擅长推理的威廉进行调查、找出元凶。而在以后的数天里，每天都有新的离奇血案，原本已经被异端和欲望搞得乌烟瘴气的修道院，气氛变得日渐阴森恐怖。威廉推测凶手可能是从《圣经·启示录》中得到杀人的灵感，他把注意力集中于修道院的图书馆——这是当时西方世界最大的图书馆之一。凭着对符号、象征、代码的深刻理解，凭着在哲学、文字学、版本学、自然科学等方面的深厚造诣，威廉发现了真凶，揭开了谜底。凶手是个博学而虔诚的、双目失明的老修士，他的杀人动机非常别致：他要保护一本禁书，不希望被他人阅读，因为这本书可能会摧垮整个神圣的基督教世界，而这本书就是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下卷。此书1986年被改编为同名电影，由拍摄过《熊》、《情人》的法国大导演让-雅克•阿诺执导，影坛巨星肖恩•康纳利主演，创下极佳票房纪录，轰动全球，更一举囊括英国影艺学会、法国恺撒奖、德国电影奖、意大利国家影评人奖等多项殊荣。 　　《玫瑰之名》使“安伯托•艾柯之名”蜚声世界，跻身于第一流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家之列。有意思的是，《玫瑰之名》一出，各种研究论文和专著源源不绝，特别是关于“玫瑰之名”的阐释几乎构成一场20世纪末期的“阐释大战”。由于艾柯此前就关注“开放的作品”、“读者的角色”等等问题，对阐释学颇有心得，加之一直关心研究者对自己作品的分析，所以他不断站出来澄清、挑战或是回应，于是有了《<玫瑰之名>备忘录》(Reflections on the Name of the Rose，1984)、《诠释的界限》（The Limits of Interpretation，1990）等专著。最著名的事件是，1990年剑桥大学丹纳讲座（Tanner Lectures）就阐释学问题邀请艾柯和著名学者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try）、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以及克利斯蒂娜•布鲁克-罗斯（Christine Brooke-Rose）展开辩论，最后结集为《诠释与过度诠释》（Interpretation and Overinterpretation）在1992年出版，一时洛阳纸贵。 　　作为小说家的艾柯继《玫瑰之名》以后，又陆续发表了另外四部长篇小说：《傅科摆》（Foucault’s Pendulum，1988）、《昨日之岛》（The Island of the Day Before，1994）和《波多里诺》(Baudolino，2001)，部部畅销，好评如潮。为此，当代文学史往往将艾柯视为与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和伊达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齐名的、20世纪最优秀的意大利作家。艾柯最新小说《洛阿娜女王的神秘火焰》（La misteriosa flamma della regina Loana） 　　《傅科摆》的主人公卡素朋是位治中世纪史的专家，他的朋友贝尔勃和狄欧塔列弗则是一家学术出版社的资深编辑，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爱好：研究中世纪圣堂武士的传说。根据掌握的一份神秘文件，他们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每过120年，一代又一代分散在欧洲各地的36名圣堂武士将要重新聚首一次，拼合他们手上断简残篇的信息，以便掌握一种可以控制世界、改造人类前途的巨大能量。据说西方历史上的种种神秘社团，比如蔷薇十字会、大白兄弟会、共济会等等，一直在追求着这种比核武器还要恐怖的能量。据说莎士比亚、培根、马克思乃至爱因斯坦等历史名人，也都是圣堂武士的传人。卡素朋的女友莉雅通过研究文件得出另外的结论：根本就没有什么圣堂武士的秘密，那份文件不过是个送货－购物清单。但已经走火入魔的三人根本不相信她的解释，同时，许多“要将秘密知识据为己有的人”开始关注此事。最后，狄欧塔列弗死了，贝尔勃因之丧生，卡素朋知道自己也难逃毒手——虽然所谓的秘密不过是他们三人自己的发明。 　　《昨日之岛》的故事发生在1643年，一艘担负着寻找180度经线任务的商船遇到海难，年轻人罗贝托成了惟一的幸存者，他被浪潮冲上了另一艘弃船达芙妮号。罗贝托患有疑心病、妄想症和畏光症，所以尽管不远处有一个美丽的小岛，但是罗贝托可望而不可及。他勉强依靠达芙妮号上残存的东西维生，每天靠书写打发时光。他写情书，写回忆、最后演变成写小说、写一切样式和内容的小说，甚至还幻想出一个弟弟“费杭德”……真实与虚构渐渐分不出界限。到最后，他离开达芙妮号，奋力游向未知的结局。 　　《波多里诺》的故事发生在1204年，十字军东征中君士坦丁堡遭到劫掠，混乱中主人公鲍都里诺救了拜占庭史学家尼基塔，在随后的避难途中，鲍都里诺向尼基塔讲述了自己传奇的经历。他自称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雷德里克收养的义子，皇帝的舅舅奥图是他的老师。在巴黎求学的时候，鲍都里诺和朋友们想像出一个“约翰大主教统治的遥远的东方王国”，他还把亲生父亲的破木碗当成“圣杯”献给养父，以说服皇帝让他们去寻找那个构想出来的国度。一路上他们经历了重重神话和传奇里才有的奇境……最后，尼基塔相信鲍都里诺是个说谎者，他的经历都是编造出来的，但毕竟，这是一个伟大的故事。 　　由中年步入老年的艾柯视野愈加扩大，在学科与学科之间、历史与现实之间、学院与社会之间游刃有余地纵横穿梭。作为学者的艾柯一方面修改完善了自青年时代起就深为关注的中世纪研究；另一方面继续完善其符号学－阐释学理论，延伸或部分修正了昔日的观点。他陆续发表了《符号论与语言哲学》（Semiotics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1984）、《完美语言的探索》（The Search for the Perfect Language，1993）等专著，编著了近20本书籍，并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1984）、剑桥大学（1990）、哈佛大学（1992-1993）、巴黎高等师范学校（1996）等一流名校讲学，还获得了全世界二十多个大学的名誉博士称号。与此同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艾柯也极为活跃，先后发表了《带着鲑鱼去旅行》（How to Travel with a Salmon，1992）、《康德与鸭嘴兽》（Kant and the Platypus，1997）、《五个道德断片》（Five Moral Pieces，2001）等亦庄亦谐的杂文集，甚至为儿童写了两部作品。自1995年始，更是积极投身于电子百科辞典的编修工作，主持了《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部分，并在各地发表题为《书的未来》的长篇演说。 艾柯传播译介史 　　【1987年】 　　林泰等翻译的《玫瑰之名》由重庆出版社出版，是艾柯作品首次进入中国。 　　李幼蒸编译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由三联书店出版，内收艾柯文章一篇。 　　【1988年】 　　闵炳君翻译的《玫瑰的名字》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1990年】 　　卢德平翻译的艾柯学术著作《符号学原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1996年】 　　张学斌文章《写小说的符号学家》在《读书》11月号发表。 　　【1997年】 　　王宇根翻译的艾柯学术著作《诠释与过度诠释》由三联书店出版。 　　【1998年】 　　南帆文章《阐释与历史语境》在《读书》上发表，对艾柯的阐释学作了介绍。 　　【1999年】 　　李幼蒸的《理论符号学导论》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中列艾柯一章。 　　王东亮文章《艾柯的‘小辞’》在《读书》上发表，对艾柯的散文随笔作了介绍。 　　【2001年】 　　作家出版社引进台湾谢瑶玲翻译的《玫瑰的名字》及《昨日之岛》。 　　日本学者筱原资明的《埃柯：符号的时空》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2002年】 　　李幼蒸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更名为《电影与方法：符号学文选》，三联出版。 　　《当代外国文学》第3期发表《恩贝托•埃科访谈录》。 　　【2003年】 　　谢瑶玲翻译的《傅科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读书》2003年第3期，发表了马凌的文章《玫瑰就是玫瑰》，介绍艾柯的阐释学理论 　　【2004年】 　　马淑艳、殳俏等翻译的艾柯文集《带着鲑鱼去旅行》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台湾张大春文集《小说稗类》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含评论艾柯的文章两篇。 　　艾柯来中国主持了国际符号学会议，在国内学者中开始有了较强的反响。 　　【2005年】 　　刘儒庭翻译的艾柯成名作《开放的作品》由新星出版社出版。 　　俞冰夏翻译的《悠游小说林》由三联书店出版，《诠释与过度诠释》再版。 　　【2006年】 　　王天清翻译的艾柯学术著作《符号学与语言哲学》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2007年】 　　中央编译出版社3月推出《美的历史》，译者彭怀栋（台湾） 　　上海译文出版社3月推出《波多里诺》，译者杨孟哲（台湾），并将陆续再版小说《玫瑰的名字》、《昨日之岛》和《傅科摆》，以及艾柯随笔　《密涅瓦火柴盒》（La bustina di Minerva）新作《洛阿娜女王的神秘火焰》（La misteriosa flamma della regina Loana）等。 [编辑本段]附录：艾柯访谈 　　2007年03月15日12:16 《南方周末》　 　　□本报记者 夏榆 　　3月8日北京天气寒冷，艾柯头戴黑色礼帽、身穿军绿呢制风衣夹着黑色皮包步伐快捷地走在冷风中，风吹动的时候，军绿的风衣勾勒出艾柯高大稳健的身躯。同行的中国女翻译打趣艾柯酷得像意大利黑手党，艾柯迎着冷风放声大笑，笑声硬朗，中气十足。 　　开始采访之前，记者把随身携带的艾柯的7本中译本放在和艾柯相对的沙发扶手间。看到那些装帧不同、面貌各异的书，艾柯很高兴，一本一本地翻开看。艾柯随身带一只“掌中宝”计算器，一沓填得密密麻麻的表格。艾柯说这些表格记录他在各个国家能见到的不同语种的艾柯作品，很多是盗版，一旦发现就记录在案。“我想拿走这些书，很多书我自己都没有见过。” 　　记者：遇见盗版书您会生气吗？通常您怎么处理书被盗印的情况？ 　　艾柯：我自己也不清楚(有多少书被盗版)，可能很多。我是个自由派，如果是出于教育的目的，给年轻人、给学生看的，用就用了，版权我不追究。不过还是希望出我书的人能跟我联系。 　　以前有日本的译者来意大利跟我沟通，我非常高兴，他问了很多问题，让我给他解释某些词是什么意思，尽管我不会说日语，我还是很高兴。多种语言我都不会，比如俄语、匈牙利语，但这些译者很多都跟我进行过沟通，我很高兴。很遗憾，中国的译者还没有跟我进行过这样的沟通。也许在以前没有国际公约，不能按照国际惯例进行沟通，不过现在有这么多的交流方式，我希望中国的译者也能够跟我进行沟通。 　　记者：世上大概有两类作家，一种是像卡尔维诺这样的作家，另一种像马尔克斯那样的作家，前者更关注文学形式或者文体试验，后者更关注现实人生和社会公共事务。您认为哪种作家更重要，更有价值？ 　　艾柯：我不觉得他们有很大的不同。卡尔维诺第一部小说其实更多的是关于政治、关于战争的，他在政治上很活跃。他最后一部书是纯文学的，但我不觉得这种纯文学就对现实没有意义。有很多评论说我的一些小说题材跟现实无关。有些人就说《玫瑰的名字》是历史小说，因为我写的是中世纪，但我是借用一个历史题材反映意大利现实的问题——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记者：在中国大陆有个说法是，“文学已死”，您经历过半个世纪的写作，了解过世界各种文学潮流，您怎么看“文学已死”的说法？ 　　艾柯：我今年75岁了，在过去的60年间这样的说法从来没有停止过，一会儿说“文学死了”，一会儿说“小说死了”，更疯狂的说法是“书已经死了”，但事实上，我还不断地在阅读、在写作。我认为那样的说法非常愚蠢。 　　记者：互联网的出现还是对文学构成了影响，互联网的存在对传统阅读方式的挑战也是事实。您怎么看互联网，对您的写作有影响吗？ 　　艾柯：就像不会因为有了飞机就说汽车死了一样，因特网对于阅读的影响也应该分成两类，对像我这样的学者的影响和对普通人的影响，我认为是有区别的。就像人们看电视一样，很多人其实成了电视的奴隶，很多人像呆子一样看电视。 　　作为一个学者，或者作为一个学者型的作家，我是利用因特网而不是被因特网利用的对象。我把因特网当成一个工具，通过它获得信息，甚至我有大量的书也是读者通过因特网来购买。因特网促进了书的流通，原来书的销售要通过书店，现在可以通过网络书店订购，但这跟青少年玩电子游戏、玩网络游戏，跟成年人的色情娱乐完全不同。很多人利用因特网——他不是要找一个女人现实地做爱，他把机器当成做爱的对象，满足一种色情的刺激。因特网使一些人完全成为坏信息的受害者，但它对另一些人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工具，因特网对我而言是一个好工具。 　　“最关心的问题是 怎样继续活下去” 　　记者：您有多种身份，要是请您介绍自己，您怎么说？除了说您是小说家、哲学家和美学家以外，还有一个词是“公共知识分子”，您是怎样的公共知识分子？ 　　艾柯：一个大学教授，在星期六和星期天也会写小说；或者也可以这样说，我是一个在星期一到星期五在大学里教书的作家。 　　至于公共知识分子，我在一个州的报纸有一个专栏，写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上个星期我写了关于意大利选举的文章。我已经出版了若干本书，其中就包括到2005年之前所有的这种新闻性评论文章，这本书的其他语言的版本已经出版了，英文版几个月之后就会出版。还有，比如在今天的会议上，我也作了发言，表达对战争的看法，那么在其他的文章当中，我也会对公共领域、政治方面的问题，作出自己的评论和批评。 　　记者：什么问题是您目前最关心的？ 　　艾柯：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怎样继续活下去，因为我已经很大了。在2001年的时候，我才有了惟一的孙子，我一直很关心这个小孩的成长。我这么关心这个小孩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孩子将来生活的环境比较艰难，因为现在这个世界面临比如生态的危机，还有其他的问题，随着我年龄的增大，我越来越悲观了。 　　记者：您说悲观我很意外。看您的书和听您今天的发言，您的表达和思想的姿态都是强有力的。 　　艾柯：媒体总是对知识分子寄予了太多的希望，其实到目前为止我认为知识分子对很多事情是无能为力的，好像这座房子着火了，你手头有一本诗集，但是这个诗集对你来说根本没有用，你要灭火就需要去找水，或者去找消防队员，诗对你来说，可能以后才会派上用场。对于全世界来说——全世界有很多的知识分子，对他们来说，可能的情况是，很多地方房子着火了，但他们仍然可以躲在自己没着火的房子里捧着诗集看。 　　记者：您使我们看到知识分子精神的变化，以前的知识分子好像不是这样的，比如在1950年代、1960年代，像您同时代的萨特、加缪、罗兰•巴特，还有1990年代的德里达，在社会失去正义的时候，他们会走到街头表达自己抗议的声音。 　　艾柯：并不是萨特自己上街去进行示威，而是那里已经有人示威了。如果没有这些人，即使萨特名望再高，他个人也无能为力。你应该问为什么没有那么多人——普通大众上街去游行示威，而不是说为什么没有知识分子去上街示威。 　　记者：这个问题您可以回答吗？ 　　艾柯：不要把知识分子的行动和公民的行动混在一起，萨特去游行是作为一个公民去的，而不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去的。作为知识分子他做的事情是写书、为社会和民众指引未来的道路和方向。但作为公民来讲，他有权利参加任何的政治活动，比如有人写了一份请愿书，针对环境污染的问题向政府请愿，如果我签了名，那么我签名首先是作为一个公民，而不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别人发现我签了名，才知道我是个知识分子。所以在意大利的大选中，我非常积极地参与，因为我是公民。 　　“谁能清晰地 看见这个世界” 　　记者：熟悉您第一次中国之行的人清晰地记得您有过“中国没有城市”的感慨，为什么这样说？当时的情景您还能记得吗？时隔十几年再到中国，您对中国的印象有改变吗？ 　　艾柯：“中国没有像样的城市”这样的话我说不出来。可能是阿兰•贝特教授说过这个话，因为阿兰在中国丢了行李，这已经是他第二次丢行李，第一次是在印度，可能是因为他丢了行李非常着急，说出这样的话，我是不太可能讲出这样的话。 　　第一次到中国的时候，当时我的感受是很复杂的，我到很多地方，先到香港 、广东、北京、西安 、乌鲁木齐 ，然后又回到香港和澳门 ，所以这个行程很复杂，我也很难用很简短的话来概括。我觉得中国在很多方面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令我感到惊讶的是，当我到了北京之后觉得就像到了洛杉矶。我只能告诉您我第一次对中国的印象，因为第二次我还只见了记者，别的什么人都还没有接触。 　　记者：这次您到北京作“治与乱”的发言，有学者讨论您的讲话，有人认为您的讲话其实是在支持战争，还有人认为，至少您认为后现代战争不如古典战争，认为古典战争还要好一些。 　　艾柯：我的发言只是说战争还没有消失，到现在为止，要消除战争也是不可能的，如果有人因此而产生了一些其他的想法，那个也都是错误。我只是对战争的情况作了一个分析，我根本不是支持战争。因为我认为战争创造了新的平衡这种说法不对。战争很有可能导致新的不平衡。现在看来，战争不但没有消失而且比以往更加疯狂，为打击恐怖主义而投下炸弹，但是炸弹投放的地方根本不是恐怖主义者藏身的地方。 　　记者：您有一本书叫《小记事》，中译本叫《误读》，在您的生活中，您是不是经常经历“误读”？ 　　艾柯：这是书的名字，但是看你怎么理解这个词。误读，对我来说是经常的。我今天早上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来讲我反对战争，但结果还是被误读成赞成战争。如果我写一本哲学类的书，我写的是这样的东西，别人说是另外的东西，我必须马上说“不”。但遇到简单的问题，比如说刚才那两种误读，赞成战争或者说中国没有城市，这都无所谓，我不愿意辩解。 　　如果我写小说或者哲学，别人对我的本意有误解的话，通常有两种可能性：我不这样认为，但你有权利那样认为。我的本意是说，我不想跟别人说你应该怎么理解我，或者你要按我的意思理解，也许你按照你的方式去理解，比我的理解还深，这也说不定。有时候我觉得书比主人更有哲学性，更像知识分子。我的译者也经常这样问我，一个字我用的意思是A还是B，我的本意是想用A，但是译者用B的时候，比我原来的意思更漂亮或者更准确。 　　记者：您长久地生活在学院里面，作为作家，大学的体制更有利于您的创作吗？ 　　艾柯：就像人有胖瘦一样，作家也是分成不同的种类，有的作家写小说，有的作家写诗，有的还写别的。大学不一定都是由精英分子组成，不是说大学里面的人都是天才煷笱Ю镆灿衅胀ㄈ耍可能有些人还不如普通人。我是大学教授，但是并不是完全限制在大学里。我在50岁的时候，已经开始写小说了。有的学者在讲课之余踢球、弹吉他，我是用来写小说。做学者是我的工作，但是让我快乐的事情是做一个作家。18年来我最高兴的事就是一有时间就坐下来写作。 　　记者：早年您做过电台的编辑，后来是学者的生涯，您的写作也处于两极，既有复杂宏大的书写，也有日常的表达，您是一个可以复杂也可以简单的人吗？ 　　艾柯：从多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一直在做同样的事情，不管什么样的工作。我有个专栏，每个星期都要写，我写书，还写论文，在这个之间连接是很严密的。比如说写学术的书，其实很多论点就是从每个礼拜的专栏里面来的，(专栏文字)只不过我是用一种更易懂、简单的方法，面对更多的人在写。很多人会觉得为什么学术的书跟专栏之间有那么大的差别，对我个人来讲，很多论点其实在每个星期的专栏里都写了，而且是用更简单的方式写。我是用记者的眼光研究学问，在我这里，记者、作家和教授是一体的。 　　记者：您写过那么多旧的、新的书，写出过那么多透彻的文字，能说您是一个清楚了解世界的人吗？ 　　艾柯：谁也不能清楚地了解自己所处的这个世界，谁也无法清晰地看清楚这个世界，我从来没有见过谁能清晰地看见这个世界。如果你认为有人能清晰地看清楚世界，把他介绍给我。 　　(本文采访得到北京外国语学院赵媛、哥德学院北京分院崔峤的协助，在此致谢) 转自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