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公畹：君子之学如蜕，幡然迁之

曾晓渝 徐世梁 一 邢公畹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长期以来从事汉藏语言历史比较、汉语言文字学的教学研究工作，为我国语言学研究做出了卓著的贡献。 邢先生原名邢庆兰，字公畹，1914年10月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市，祖籍江苏高淳，1937年毕业于安徽大学，随即考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生，师从语言学大师李方桂先生，1942年到南开大学文学院边疆人文研究室工作，1947年被评聘为中文系副教授，1951年晋升为教授，1953至1956年，受国家委派作为中国专家赴前苏联莫斯科大学讲学，曾经担任南开大学中文系主任、顾问、汉语侗台语研究室主任，并担任过中国语言学会副会长、中国音韵学研究会顾问、中国民族语言学会理事等职务。1981年，他所主持的南开大学汉语侗傣语研究学科被国务院批准为我国首批博士点，他成为首批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成为国内唯一设有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点的综合性大学，并逐渐成为在汉藏语研究领域具有重要影响的科研基地。 2004年7月7 日，邢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天津逝世，享年90岁。邢先生一生孜孜不倦、严谨勤奋，为我们留下了丰硕的学术成果，而他的求学经历、治学态度也给我们后学以启发。 二 现今学科划分越来越细，语言学文字学的大专业下面，小方向越分越多，不少学者都是专攻一个方向，很少涉猎其他方向，但老一辈学者特别是其中取得突出成就的往往是兼通古今中外，兼顾语言学的各个方向的。邢先生的研究以汉藏语为主，还涉及语言理论、语法学、音韵学、甚至语言与文学的关系等，从先生的求学经历中我们可以得到很多启发。 读邢先生的论著，如《〈诗经〉“中”字倒置问题》、《汉台语构词法的一个比较研究——大名冠小名》、《汉台语比较研究中的深层对应》、《汉台语比较手册》等，首先会被丰富的历史文献材料所折服。先生在自述《我和汉藏语研究》中提及，中学时曾以书为精神寄托，以忘却面对国事家事前途时的苦闷，当时在安庆新建的安徽省立图书馆中藏了丰富古代典籍和新出版的图书期刊，先生的大量阅读，开拓了他的思想境界。在安徽大学读书时，先生所学课程有“老先生们”所开的传统的记问传经式的《群经选读》、《诸子选读》、《历代文选》、《历代诗选》、《词选》等，也有如周予同先生所开的“能讲出一些新信息、新道理”的《群经概论》、《经学历史》等，此外还有《目录学》、《中国文化史》、《文字形体学》、《音韵学》、《训诂学》等。在将上大学三年级时邢先生曾决心写一部有关宋朝风土人情的书，于是在当时省立图书馆搜集有关资料，工整地记了十多本读书笔记。邢先生虽然未明确提及受过专门的古学方面的训练，但这样的求学经历已足以打下坚实的古学功底。在汉藏语的比较研究中，必然涉及所比较语言的历史，尤其是汉语史，没有扎实的古学功底，很难在这方面做出深入的研究，很难写出象《汉台语比较手册》那样扎实的语言比较的著作。邢先生在《汉台语比较研究中的深层对应》一文中指出“动用汉藏系语言的古文献是可以取得比印欧系语言比较研究更大的成绩的”，在《汉台语比较手册》中又强调“除丰富的方言和古老的文字之外，用汉字写成的古代典籍也浩如烟海，它们不但能为上古汉语研究提供考证资料，也可以为检验另一种语言跟汉语有没有发生学关系做试金石。断言某种语言和汉语有发生学关系，或是没有发生学关系，而不理睬古代文字和典籍，是极不明智的”。在先生几乎每一篇讨论汉台语同源关系的文章中都能看到大量对古代典籍和传统语文学家著作的引述，不能不令人钦服。聂鸿音先生（2002）曾说：“邢公畹先生的态度值得学习，他每征引一个词语，必先利用古代典籍尽可能地究其音义原委，力求把比较研究建立在扎实可靠的资料基础上面，这种颇具乾嘉遗风的治学精神将永远成为我们的楷模。” 1937年，邢先生考上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语言组的研究生，老师是被称为“非汉语语言学之父”的李方桂先生。李先生是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大师布龙菲尔德和萨丕尔的高足，曾经在萨丕尔那里得到了严格的田野调查的训练，在美洲印第安语、台语的调查和研究中成绩卓著。邢先生回忆李先生曾对他说：“只研究一种语言,不如研究一系列可能有发生学关系的语言,这样就可以看出这些语言在各自演变过程中的相关线索。马学良学了藏缅语，张琨学了苗瑶语，你就学台语吧!”于是邢先生就学了台语，并于1942 年夏天深入到贵州惠水调查了远羊寨布依语，写出了研究生毕业论文《远羊寨仲歌记音》。在邢先生以后的研究中，一直没有离开过田野调查。从1943 年开始，他先后在云南的罗平、新平、元江三县的少数民族地区调查了依语、偻语、傣仂语、黑彝语、傣雅语等，积累了不少资料，1980年又带领学生到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调查了侗语。 邢先生把自己在史语所时的学习体悟总结为三点，其中第一点就说：“语言学不能只凭书本儿学，首先要学会做语言学田野工作，以取得大量具体语言资料。语音学（包括审音、记音技术）、语法学是田野工作的基本功。如果对具体的语言结构（语音的、语法的）没有亲自动手分析的经验，是没法儿学好语言学的。”由于种种原因，邢先生早期调查所得资料都没有很好地整理，只在八十年代先后整理出版了《三江侗语》和《红河上游傣雅语》。但没有田野调查的基础，没有对整个语言系统的感性认识，是无法对汉藏语诸语言的关系有深刻理解的，更无法写出一系列探讨汉台同源关系的材料丰富而扎实的著作来。 汉藏语系的诸语言，尤其是汉语、藏语有丰富的历史文献，同时又有数量众多、变异复杂的方言，如果能将这两方面的材料完满地结合起来，一定能为汉藏语系诸语言的比较提供极大的帮助。邢先生在其大学毕业论文《中国古代民歌的拟似记音及其与安徽流行民歌的比较研究》中，根据黄侃的古音系统，用国际音标把《诗经•国风》里的诗句逐字标写出来，然后调查、搜集安庆郊区、桐城、舒城、青阳、东流、寿县等地的“山歌”，用安庆音记下来，在节律、用韵、章法等方面跟《国风》作出对比。将古代的语言材料与调查所得的活材料相比较、应证，这是邢先生在后来的论著中经常使用的方法，也是当前语言学界经常强调的历史文献和活语言相结合的方法，这在邢先生大学时的毕业论文中已见端猊了。 邢先生的著作中有不少讨论语言学理论的文章如《谈荀子的“语言论”》、《论语言普遍性的研究》等，有些甚至涉及语言学与信息学、控制论等新兴学科的关系，如《语言和信息》、《信息论和语言科学及文艺科学》，还有关于语言和文学关系的讨论，如《论语言和文学的关系——纪念罗莘田先生90寿辰》、《符号学和语言研究——祝贺叔湘先生九十大寿》等，在《汉藏语系研究与中国考古学》、《原始汉藏人的住所和火的使用》、《傀儡戏寻根》等论文中又涉及到语言与历史考古、民俗文化的关系。邢先生在其自述中说：“治学的总目的在于探索宇宙间（包括人类社会）的各种规律，以便人去利用。至于具体学某一门学科，则常常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从我说，决心学语言学只是出于一些偶然的原因；但是想探索某些规律，则不是偶然的，现在不过是通过语言研究来进行这种探索罢了。”他正是把语言现象放在了与人类社会文化各种现象的联系中来观察和讨论的。 邢先生的研究还涉及音韵学、现代汉语语法及语言学习等方面，相关论文有《安庆方言“字调群”的组结模式》、《对外汉语[ɚ][ï]两音位的教学及[ɚ]音史的问题》、《语法和语法学》、《论汉藏系语言的比较语法学》、《说汉语的“连锁复句”》、《怎样学好汉语？》、《谈语法教学》等，在《论转换生成语法学》中结合亲属语言的比较对转换生成学派的理论做了评判和介绍。 语言学的各个分支构成一个整体，同时语言现象又与社会文化领域的其他现象相关联，只有把语言学的各个分支结合起来，把语言现象同其他社会文化现象结合起来，才能对语言有更为全面的认识。一些有突出成绩的语言学家往往不只局限于某一领域的研究，而是对语言的各个方面都有着浓厚的兴趣。邢先生在其自述中说“基础知识越丰富，楼就上得越高；看得也越远”，先生能在汉藏语比较研究中取得卓著的成绩，与他古学和田野调查这两方面扎实的功底以及广博深厚的学术基础是分不开的。 三 邢先生（1994）曾说在他的研究领域中，传统语言学研究和语言理论研究是为其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服务的，在历史比较语言学中，他的热点又在汉语、侗台语有无发生学关系上。从邢先生在汉语台语的比较研究中我们可以深刻地体悟到他严谨、求新的治学态度。 三四十年代，李方桂先生主要以单音节和声调一致性为标准，认为藏缅语族、壮侗语族、苗瑶语族和汉语族同属于汉藏语系，后来国内外一些学者又相继提出量词、虚词、语序等方面的相似来支持这种观点。美国学者白保罗（Paul K．Benedict）以词汇相似、类型相似以及考古学、民族学等方面的标准，提出侗台语和苗瑶语应从汉藏语系中划出去，划归南岛语系，也得到国内外不少学者的支持。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汉藏语系诸语言的接触远比印欧语系诸语言要深，而且这种接触不仅可以造成一般词汇的借用，也能导致核心词汇甚至语法结构的借用，于是人们逐渐放弃了类型上的相似转而寻求判定关系词来自同源还是借用的方法，先后提出了同族词对应、深层对应、关系词的阶分析等理论。 邢先生一直主张汉、藏缅、壮侗、苗瑶语族的同源关系，在他的早期文章如《汉语“字”“儿”和台语助词 luk 试释》、《汉台语构词法的一个比较研究——大名冠小名》、《论调类在汉台语比较研究上的重要性》、《现代汉语和台语里的助词“了”和“着”》、《论汉藏系语言的比较语法学》等中从调类、虚词、语序等的相似出发来论证这种同源关系。1982年邢先生在第15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上提交的论文《汉语遇蟹止效流摄的一些字在侗台语里的对应》中，提出了一个“对应同源体系”的研究方法，也开始转入判定关系词性质的探讨。邢先生根据自己多年以来对汉语和台语的研究坚信二者之间有发生学的关系，但又感到很难把那种能证明深层次的发生关系的材料从因语言接触而产生的材料中剥离出来，他对自己的研究从材料和方法进行了反思和改进，先后撰写了《论汉语台语“关系字”研究》、《汉台语比较研究中的深层对应》、《台语tɕ-、s-组声母的字和汉语的深层对应》、《汉苗语语义学比较法试探研究》、《汉台语舌根音声母字深层对应例证》等文章，提出了寻找亲属语言中深层对应关系的语义学比较法。 白保罗先生认为汉语和台语的关系词是借词，但是并没有提供如何判定借词与同源词的有力证据。相比之下，邢先生根据语义比较法所确定的同源词却很难反驳，不同语言的词汇在意义和音韵形式上的一层、两层对应可能借用的话，但很难说那些多达四五层对应的关系词是借用产生或者是偶然性对应，而且正如邢先生在《汉台语比较研究中的深层对应》中所言，说汉语和台语之间没有同源关系，必须具备汉语古典文献、古文字、古音韵、现代方言（包括侗台语）的丰富知识，拿汉台两语所有可比的语词进行全面的比较，这是相当困难的，但用语义比较法所确定的同源关系词却不易反驳。 1999 年，邢先生又出版了专著《汉台语比较手册》，以他所调查的傣雅语为中心，参考傣语另两种方言和泰语，及侗、水、藏等其他语言，寻检出台语中可以和汉语对应的“关系字”909 组，对它们一一作出原始台语与上古汉语拟音的对应比较和训诂学的诠解，又把它们重新按汉语上古音的韵部分别部居，逐步加以检查、补正，做出汉台语韵部对应字统计表,然后又把它们按照古声母拟音重排，揭示他们的声母对应规律。从声母部分可以查到每对关系字在韵部中的地位,也能看出声调间的对应。通过这些可以互检互证的扎实的材料证明了其音义对应不是借贷和偶合，而是同源，进一步证明了汉语和台语之间的发生学关系。 在《汉藏语系研究和中国考古学》一文中，邢先生又从历史、考古、人类学方面的证据出发，结合语言材料，对中国早期文明和汉藏语系诸语言的发生、分化过程做了详细的描述，虽然这仅仅是一种假说，但这种描述为汉藏语系诸语言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基础和指导。 邢先生在自述中引用《荀子•大略》中“君子之学如蜕，幡然迁之”这句话来总结自己对治学境界的领悟，他说“治学应当不断地从旧范围里走出来，走向新的境界”。这正是对先生治学态度和学术人生的最好写照。科学哲学家库恩曾指出某一学科在某一时期必须有某种范式，没有范式的学科不能称其为科学。范式可以通俗地说是某种指导性的理论，科学家只有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才能集中力量对相关现象做深入的研究，在这种研究中才有可能发现理论的不足，这种不足越积越多便会引发所谓科学危机和科学革命，导致新的理论或范式的产生，科学正是在这种不断循环的模式中不断发展。汉藏语系的研究是比照着印欧语系的研究展开的，但由于汉藏语系诸语言的复杂情况，研究过程中语遇到了很多在印欧语系的研究中建立起来的历史比较法所不能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促使学者们从各种角度探索，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但这些探索还刚开始，汉藏语系的研究中还有广阔的空间等待着开垦。邢先生在多年潜心研究的基础上，不仅在关系词同源关系的断定方面提出深层对应体系的理论，用丰富而扎实的材料对汉语台语的同源关系做了极有说服力的证明，而且对汉藏语系的发生、发展做出了较为全面的论证和描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供遵循的范式，这个范式是汉藏语系的研究向纵深发展的基石。 四 王均先生在为邢先生大作《汉台语比较手册》所写的序中说该书是在李方桂先生《台语比较手册》的基础上前进的，不仅在材料，更在研究方法了取得了成果，“这是两代语言学家、两位语言学大师的接力赛”。邢先生在该书前言中也说他的成果是在前人、特别是李方桂先生的研究基础上取得的，所谓“‘前人种树后人收’，但前有古人，后有来者，千古悠悠，‘更有收人在后头’，是所望于来者”。对每一个从事语言研究的人来说，邢先生留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巨大的财富，首先邢先生学术著作中经过了严格整理的各种材料、所阐发的各种重要观点是我们的研究得以深入的基础，此外从先生严谨求实、不断创新的治学态度以及先生的求学经历中我们也可以得到很多宝贵的启发。我们正应该在先生学术人生的激励下努力学习和工作，为汉藏语的研究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以不负先生之所望。 参考文献： 陈保亚，20世纪中国语言学方法论，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 聂鸿音，“深层对应”献疑，民族语文，2002年第1期。 托马斯•库恩 著、金吾伦 胡新加 译，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邢公畹，汉台语比较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邢公畹，我的语言学研究工作和博士生培养上的困难，《语言教学与研究》，1994年3期。 邢公畹，我和汉藏语研究，载《学林春秋——著名学者自序集》，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 邢公畹，邢公畹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 邢公畹，语言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 邢公畹先生生平及著作目录，语言研究，2004年第3期。 （南开大学中文系 30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