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解的贝克特》

◎[英]詹姆斯·诺尔森文 王绍祥译 　　就贝克特在世时的知名度而言，很少有作家可以与其并驾齐驱；但是，他不喜欢为声名所累。他的脸上皱纹密布，纵使人海茫茫，我们也能一眼将他分辨出来。但是，他并不喜欢别人认出自己。他痛恨任何形式的自我曝光和自我炒作。每当人们邀请他参加访谈节目或是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讲，或是在电台和电视台亮相时，他总是很礼貌、但又很坚决地说“不”。因此，他给人的感觉总是那么的神秘，人们也就自然而然地对他产生了种种的误解。有些误解甚至在他过世之后，仍然存在。 　　■误解一：他是一个现代隐士 　　其中最大的一个误解就是：他是一个现代隐士，在巴黎圣雅各大道的七楼寓所过着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他确实喜欢沉默、孤独和宁静，他知道，沉默和独处对他的写作是至关重要的，他最痛恨别人窥视自己的私生活。然而，当他身处都市时，形形色色的社交生活却让他应接不暇。事实上，他交游广泛，朋友和熟人足足有数百人，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各行各业。有人曾经这样对我说过：“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人争先恐后，不顾舟车劳顿地赶着上巴黎去见一个所谓的隐士！” 　　在撰写贝克特传记的过程中，我翻看了贝克特生命中最后二十年的记事本，我真想不明白，在如此众多的凡尘琐事的滋扰之下，他是如何完成那么多工作的？在巴黎的那段日子，他每天都有两三个约会，多的时候甚至有四个约会，而且往往是连续几周，没完没了，除了见亲朋好友、合作者、出版商之外，偶尔他还要接待许多慕名而来的不速之客。他还把很多时间花在了回信上，大多数时候他都会亲笔回信。 　　成名之后，尤其是在他获得诺贝尔奖之后，种种压力和烦恼也就接踵而至了。为了应对这些烦恼和压力，他总是突发奇想。比如，在他七八十岁高龄的时候，他只会在上午11点到12点之间接听电话。他买了一部特制的电话，上面有一个红色的开关，开关一旦关上，什么电话都打不进来了。他的约会大多是通过信件来安排的，而且必须很早预约。对于非私人信件，他通常三言两语就打发了。他与法国子夜出版社的热罗姆·兰东先生的秘书还约定了一系列的程式化用语，回信的事就经常由她代劳了。回信的内容是标准化的：“贝克特先生从来不接受采访”,“贝克特先生谢绝审阅关于他的作品的论文和手稿”,“贝克特先生去乡下了”。尽管最后一种说法很多时候仅仅是一种托词而已，但是，它为贝克特提供了一个相当不错的借口，而且，贝克特通常就是靠着这么一点点硬挤出来的时间写作的。 　　由于贝克特非常注重自己的工作，所以，一旦才思枯竭，他就会感到特别苦恼。有时他找不到灵感，或者太多的凡尘俗事打断了他的写作计划时，他也会莫名地冲着人们发火。70岁之后，他发觉自己已经时日无多了，这种绝望的感觉也随之变得无以复加了。1981年的时候，他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引用了英国诗人亚历山大·蒲柏的诗篇《笨伯咏》中的一句话：“去你的，名声”。在信中，他大发感慨，说为他举办的75岁生日庆典，不仅占用了他的时间，而且也侵犯了他的隐私。他在写给自己的朋友、英国舞台设计师乔斯林·赫伯特的信中称：“我担心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在巴黎，人们小题大做，把我的生日庆典搞得像我的百年诞辰一样轰轰烈烈。我要在生日庆典隆重举行的那一天悄然离去。去哪里，我自己也不清楚。也许会去中国的长城吧！我要躲在长城背后，直到大浪淘尽为止。” 　　　■误解二：他是一个难以相处的人 　　贝克特很少谈论自己的作品。记者、批评家，甚至朋友在问及他的作品的含义时，他也总是避而不谈，缄默不语。他非常乐于和记者交谈，但是，他从来不接受记者的采访。这或许是因为他认为艺术作品本身就笼罩着一种神秘感，而他天生就不喜欢揭开这层神秘的面纱。这也可能是因为他意识到，作为一名作家，他只是“苹果核里的虫子”（贝克特的原话），不懂得整个苹果从外面看起来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由于他沉默寡言，所以，人们对他又产生了另一种误解：他是一个难以相处、缺乏合作精神、神经兮兮的蒙昧主义者。这种说法可以说荒谬至极。他一向都非常乐善好施，乐于帮助那些与他共事的演员们。但是，他又是一个务实的人，他所提出的建议是实实在在的、脚踏实地的，因此，他的建议也仅限于如何说台词、如何表演、如何打手势而已。他从来不和演员们谈论哲学问题，也从来不和他们谈论心理动机问题。在私下交谈中，和他谈论某一部作品在制作过程中的实际问题，或是每个演员的长处，他会显得无拘无束；而在论及剧作主题或是剧作形象时，他则显得相当拘谨。 　　贝克特严于保守个人隐私，然而，他对别人的隐私却是非常好奇。贝克特也喜欢东家长、西家短地议论别人的私事。在这一点上，他和普通人并没有区别。他经常会和你一起谈论你们共同的朋友以及你的家人。他的记性很好。其实他的办法也很简单，他会在通讯录里记下朋友和熟人的名字，然后在这些名字的旁边注明他们的孩子的名字。这样一来，在别人看来，他对朋友的家人似乎记得特别牢。贝克特也经常因此而深受别人的称许。 　　运动是他经常谈论的话题之一。终其一生，运动可以说是他人生最大的乐趣之一。他经常收听有关拳击赛的广播。他一直对足球、板球、高尔夫球怀着浓厚的兴趣。即使到了耄耋之年，他也依然兴趣不减。年轻的时候，无论是网球、板球，还是高尔夫球，他都可以说是样样精通。而且他的橄榄球也打得相当好。20世纪50年代，他经常上体育馆观看法国网球公开赛。他的台球技术也相当不错。如果你去巴黎看他，或者他在伦敦导演话剧的话，你很快就会知道，周六下午最好不要去找他，因为每周六下午他都会全神贯注地收听电台广播，或收看国际橄榄球赛电视转播和其他体育赛事的相关信息。对他来说，一周中的这个时候是极其神圣的。 　　国际象棋恐怕是贝克特这一辈子最着迷的业余爱好。在他的多部作品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国际象棋的影子。国际象棋大师卡帕布兰卡和阿勒金都是他的偶像，他的书房里也摆满了国际象棋类的书籍。他非常喜欢阅读《世界报》的国际象棋栏目。他经常和自己的画家朋友亨利·海顿一起下象棋，头尾算起来他的棋龄少说也有二十来年了。贝克特告诉我，他的棋艺远远不如法国超现实主义画家、国际象棋大师马克尔·杜尚。但是，从他的言谈当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对于能和这样级别的人物对弈，内心深处还是非常高兴的。 　　海涅是贝克特热爱的诗人。他说，海涅曾经提到过“生命的磨炼”和“古老的循环”。这样，我们又自然而然地谈到了他对晚年和自己作品的看法。“年少无知，人老又不中用，而其间的这段时间又全花在了对知识的不断追求上，但这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这就是一条抛物线。但是，我从孩提时代起就一直希望有朝一日，等我老的时候，我可以从纷繁复杂存在中找到事物的本质。”他接着又谈到了歌德和叶芝这两位大诗人，他尤其欣赏他们在其生命的最后关头还写下了优美的诗篇。所以，在他看来，老年意味着光明和精神。他尤其渴望精神。此时此刻的贝克特坦坦荡荡、心胸开阔。行文至此，你不禁要问：为什么会有人错误地认为贝克特是一个难以相处、沉默寡言、不善言辞的人呢？ 　　■误解三：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对于贝克特的另一个误解是认为贝克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痛苦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他的生活是如此，作品亦如此。这是一种最常见的误解。有时，贝克特确实显得非常忧郁、严肃，显然，痛苦、折磨、失望深深地困扰着他，而他笔下某些最伟大的作品正是来源于这种切肤之痛和失落之感。有时，当忧郁像潮水一样涌向他的时候，他也会吃一些药。对于未来，有时他悲观至极。曾经有报道称，有时他甚至想到了自杀。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贝克特在面对痛苦和逆境时所表现出来那种旺盛的生命力和不屈不挠的精神。自杀毕竟没有成为他的最终选择。面对痛苦和折磨，他之所以能够咬紧牙关挺了下来，这和他的新教徒家庭背景和高度克己的生活态度不无关系。我记得在贝娄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不久，我曾经给他写过一封信。在信的结尾，我鬼使神差地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又一个获诺贝尔奖的悲观主义者”。贝克特回了一封信，挖苦我说：“你从哪里知道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呢？” 　　无论是在贝克特的作品中，还是在他的生活中，即使是到了最困难的关头，他都有着一种不怕逆境、勇往直前、永不言败的精神。75岁高龄的时候，他引用了《李尔王》一剧中埃德加的一段话：“谁能肯定我现在的处境最糟？”“只要我们还懂得说最糟糕，就说明最糟糕的时候还没有到来。”在他的作品中，甚至是在那些最黑暗的、最萧索的句子中，我们也不难发现一种形态、一种能量和一种活力，它们抵消了作品中的虚无主义。 　　和贝克特相处是一件非常令人惬意的事儿，他的言谈之中充满了智慧。你只要加入到他的行列，不出几分钟，你肯定会被他逗乐。有一回，由于口腔囊肿，在动过手术之后，他戴了一副假牙。他就说：“戏剧让我恶心到假牙了！”当他觉得力不从心，无法再进行写作的时候，他给朋友写了一封信说：“头脑空空如也，只有假牙。” 　　即便到了晚年，幽默仍然是他面对逆境时的一种自然而然的反应。这是一种很典型的爱尔兰人的特质。这并不是说他总是能够轻松地面对生命中的沉重打击。幽默的作用也并非总是为了逃避现实。幽默过后，你还是禁锢在泥潭中，一样在风雨来临之际不断挣扎，但是，幽默有助于加固墙壁上的裂缝，使自己能够承受住更大的打击。贝克特可以一笑置之的东西，实际上一直在他的内心深处折磨着他。而其中最大的痛苦莫过于疾病缠身、身体日衰、才思枯竭。多年来，在公开场合，他对自己“充血的老膀胱”、病痛不断的口腔、前列腺、眼睛、心脏从不忌讳。但是，在私底下，他还是忧心忡忡，担心口腔内的那个囊肿会发生癌变；担心多年来一直困扰着他的前列腺老毛病会发生癌变；担心视力一天比一天差，担心自己最后会像乔伊斯一样，慢慢地双目失明；担心心跳会一天天加快，担心这个从学生时代就开始困扰着他的老毛病，最后会变成心脏病，而他的父亲就是死于心脏病的。 　　■误解四：他是一个目空一切的人 　　人们对于贝克特还有两种误解，而且这两种误解看起来似乎是互相矛盾的。有时人们认定他是一个目空一切、甚至是虚荣的人。而有的人则认为他谦虚得令人难以置信，他非常随和、大方，富有同情心，简直就是一个圣人。事实上，贝克特的性格比人们所说的这两种极端都要复杂得多。 　　年轻的时候，贝克特异常聪明，但是有一点自恋的倾向，他难免会觉得自己鹤立鸡群，远远超过了都柏林三一学院的大多数同龄人。但是，他的这种优越感、自我封闭和淡漠的态度很快就使他感受到了他自己所说的“可怕的生理症状”：惊悸万分，心跳加速（或者，就像他当时所说的“冒着气泡的心脏”）；最严重的时候，甚至出现了瘫痪。有一位当医生的朋友对他进行了检查之后发现他的身体并没有问题，所以，他从都柏林来到了伦敦，在伦敦塔维史托克诊所的比昂医生那里接受了长时间的心理治疗。 　　“痛苦、孤独、冷漠和轻蔑都是我个人优越感的表现……直到这种生活方式，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否定生活的生活方式，演变成为一些无以复加的可怕的生理症状之后，我才意识到原来我真的有病。简而言之，如果我的心灵中没有闪现过死亡的恐惧的话，那么时至今日，我一定还沉醉在灯红酒绿之中，一定还是目中无人，一定还是终日无所事事，因为我觉得自己太优秀了，优秀得别无选择了。” 　　由于他的自我剖析入情入理，所以，贝克特的自助和康复之路就显得显而易见了：贝克特应该把更大的兴趣放在关注他人身上。刚开始的时候，他态度上的变化完全是出于实用的目的———为了治病。但是，从他的朋友们提供的证据来看，后来已经逐渐发展为自然而然地为朋友分忧解难。 　　但是，他生命中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在他从一个张狂的自恋者转向一个富有爱心的博爱者的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38年1月，他在巴黎街头被一个男妓捅了一刀，刀锋离心脏只差了那么一丁点儿。这次九死一生的经历使他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态度。 　　后来，1941年9月，作为生活在法国的爱尔兰公民，贝克特参加了巴黎英国特别行动委员会的一个抵抗组织。后因一位天主教牧师的叛变，组织遭到了敌人的破坏。事发前几个小时，贝克特和他未来的妻子闻讯逃了出来。此后几周，他们东躲西藏，担心自己随时都会被抓走。在战争几近结束之际，贝克特又加入了一个抵抗组织，他穿越了饱受战火摧残的法国全境，回到了巴黎。他所经历的这一系列事件极大地震撼了他。 　　另一个决定贝克特一生的事件则是发生在战后。1945年，他在圣洛的一家爱尔兰红十字医院工作了几个月时间，亲眼目睹了真正的毁灭、摧残和痛苦。作为院方翻译和仓库管理员，贝克特尽其所能、倾其所有帮助那些明显比他更为不幸的人们。 　　战争的磨炼和早期的心理治疗使他渐渐摒弃了20世纪30年代那种张狂和自我陶醉的年轻心态。在战争刚刚结束的那段日子里，贝克特一家也家徒四壁，一无所有。但是，在苏珊娜的极力鼓动下，他们仍然倾其所有，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朋友渡过了难关。《等待戈多》等多部作品风靡世界各国，给贝克特带来了可观的版税，与此同时，他的善良和大方简直就成了盛行一时的传奇故事。许多人都获得了他的慷慨资助。不等他们开口，他就不声不响地把支票寄给了那些入不敷出的朋友。有时，他对素昧平生的人也会慷慨解囊。 　　年纪大了之后，贝克特特别容易被人打动。他觉得，因为自己年轻时太自私、太张扬，太不关心他人，所以，自己活该老来受罪。走在大街上，见到乞丐，他从来都不忘施舍。有一回他对我说：“我知道他们当中有些人是骗子。但是，我不能冒这个险。” 　　他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出于他对弱势群体自然而然的同情。这个弱势群体包括：失败者、病人、囚犯（政治犯等）、乞丐、流浪汉，甚至还有无所事事者。尤其是在战争结束之后，他对任何一个人所受过的痛苦和压抑都无法视而不见。 　　但是，由于他同情心太强、很容易被人打动，所以，他也常常被人利用。为了保护他，他的朋友们想方设法，希望他不要成为冤大头。很多时候，他丝毫没有觉察到自己被人利用了，偶尔上了当他也浑然不觉。有时他明知自己被人利用、被人欺骗，还是乐此不疲。他宁愿和无所事事者相处，也不愿和良好市民———沉默寡言的人相处，因为前者能给他带来很多快乐，而后者一张口就会令他感到厌烦。他对都柏林市郊那些中规中矩的中产阶级新教徒敬而远之。所以，他的熟人中除了那些确实穷困潦倒的人之外，还有一些可爱的无所事事者。人们对他有所“依靠”，但没有“欺骗自己”，这让他多少从中获得了某种乐趣。 　　随着年龄的增长，贝克特除了变得极度慷慨之外，他的朋友还经常说他非常谦虚。他对自己的作品从来不会感到百分百的满意。但我个人觉得，说他“谦逊”未免有些过于简单化了。他非常清楚，自己是一个一流的文体学家，而且他所创造的舞台形象也是非常震撼心灵的。同时，他也知道，自己的作品在世界各地公演以来，他在文学界和戏剧界成了众人争相追捧的对象，他认为这一切完全是自己应得的荣誉。在其晚年生活中，偶尔年轻时代的贝克特的那种尖锐和暴躁又会显露出来。虽然大多数时候他总是彬彬有礼、逆来顺受，但是有时他也很难相处，少言寡语，甚至对许多事情都看不惯。 　　（本文摘编自《贝克特肖像》，大小标题为编者所加。原文及照片收入《贝克特肖像》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