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江南古村落的景观价值及其可持续利用

　在二十世纪行将结束之际，位居皖南徽州黟县的西递、宏村古民居村落，被联合国评为世界文化遗产，这是中国古代民居村落价值与魅力的充分体现与展示。在江南，极具文化和开发价值的古村落还很多，它们都应得到极大的关注和可持续利用。有鉴于此，笔者拟就江南古村落的景观认知、景观价值、景观保护及景观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谈几点看法，以期使中国古村落的景观价值和文化价值能得到更广泛的社会关注。 一、古村落是不可多得的人文景观资源 “村落”是中国人居建筑聚落的最小单元,也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细胞。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 由于社会制度的变迁和地域文化的差异,中国各地“村落”的概念不尽一致,有村、寨、屯、庄、湾、坊、堡、庙等不同的叫法,地理位置特殊一点的村还承担着集市交易的功能,因而又有集、镇、墟、场、铺等不同称谓。本文所指的古村落特指那些形成于历史年代，至今其村落环境、民居建筑、历史文脉、传统氛围依然保存较好的各类古代村落。显然,那些仅载于史书方志,如今已无踪迹可寻，或很仅能凭一点遗址的古代村落，不属于“古村落”的研究范畴;同时,那些现代人所仿建的复古建筑，或移植在一起的民居建筑群落也不是本文关注的对象。 　古村落的成因不尽一致,多数是由从事农业或渔猎的原始聚落逐步演化和自然衍生的民居群落;有的是历代以来当权者为扩大原始农业地区开发而有意识移民形成的，如清朝推行“移民实边”政策致使大批关内人移往当时人烟稀少的关东地区，从而在那里形成许多村落；有的是历史上因社会动乱而导致的民族或家族迁徙，如西晋末年、北宋末年,由于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引起的汉族人口的大举南迁；也有的是为躲避盗匪、仇杀，或追求隐居等目的由别处迁来的家族繁衍形成的;还有的是因某些特殊原因,如为重大工程服务、为卫边的兵营服务的人渐渐聚集而形成的一些村落。但由于多种原因，绝大部分古代村落已演变为现代村落乃至现代城镇，只有那些地处僻远山区，或远离现代的交通干线、较小受到战乱侵袭及现代文明影响的地方，才可能存有历史文脉完整和传统氛围浓郁的古村落。 　从旅游的角度来看，古村落的景观无疑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内涵丰富、能较好满足当代都市人景观需求的人文旅游资源。由于文化的差异及自然环境的不同,现存的中国古村落有着千姿百态的景观特征,亦即各地的古村落都有着自已独特的景观意象和文化表征，尤其是长江以南各地的古村落的景观意象最为明显。这里所说的“意象”,是“景”与“情”的统一,既不同于单纯地“情”,也不同于单纯的“景”,而是一个新的质。简单地说,就是带有感情色彩去观察一个景物所得到的富有“情韵”的形象表征。如苏南一带的古村落多具有典型江南水乡的特色:聚落空间多随河流两侧排列，随河道自由曲折;小河上有各具形态的木桥或石桥；民宅临水而建,水巷中有小船穿梭。“家家临水,户户瞰波”的水乡周庄是其典型代表。浙西的村落：民居青瓦、白墙、木板面和乱石墙裙不加修饰地组合在一起,是那么和谐、宜人和亲切,其韵味远非色调统一的近现代民居所能替代的。一些历史悠久的文化村落景观布局极富文化创意，如进村口的地方有寨门、寨墙、歇荫树、歇脚亭，周围还有文笔峰、文笔塔等,其中,楠溪江畔的苍坡村的布局呈“文房四宝”形状制,令人叹为观止。 岭南的古村落：村口多有一棵大树，树后多有个守村的小土地庙，周围还通常有宗祠和戏台，村内挖有水池，民居周围遍种芭蕉和翠竹。湘西的村落：或者依山而建，建筑物沿山坡依次向上排列，错落有致，有拾级而上的村道，富有特色的马头墙，民居随地形起伏；或者缘水而建，村落沿河呈带状分布，村内有众多小桥以及临河的吊脚楼，整个村落与周围的群山组成一幅绝妙的山水画。赣北的古村落：古树苍老的枝杆被雨水浸泡成深黛色,透过沉沉云霭,淅淅沥沥的淫雨像雾一般,将小村化作一幅烟雨空灵的水墨画卷。皖南古徽州的村落最富园林意境：无论是其地理位置还是村落布局、民居建设上都有独到之处。其中,以皖南黟县“村势舟航似,高高建两桅”的西递村、“山深人水觉,全村同在画中居”的宏村最为典型，似出土的古鼎般时时散发出一股诱人的古文明韵味。 　以往人们对旅游资源的理解还多局限于名山大川、历史名城、国家公园和著名文化遗存等。其实,旅游资源是丰富多彩的,正如国际旅游组织前总裁奥瑟.豪洛特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的旅游业,就如同我们在舞台演戏一样,戏中有古代的明星,也有现代的明星;有古代文化,也有现代文化,绚丽的风景、建筑和历史遗迹等。换句话说,我们所拥有的资本,不只是金钱,更重要的是伟大的传统和人类历史最卓越的成就”[1]。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各地的古村落中那些古色古香的传统建筑、别有情致的传统制造加工活动（如烹调、舂米、编织、雕刻等）、传统服饰、传统家具、民间工艺品、圣庙、宗祠、礼仪等有形文化活动,以及世代相传的神话、民俗、民歌、民间舞蹈、口头传说以及宗教信仰等，也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文旅游资源。 　 从更深层次的景观美学角度观察，中国古村落的传统民居聚落还体现了生态、形态和情态三方面的有机统一。其生态意义在于它“顺应自然,为我所用”或是“改造自然,加以补偿”,搞一村一乡,一户一室的局部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而不是一味地掠夺自然,征服自然;它的形态意义就是因地制宜地将建筑环境、空间和造型上的内和外、虚与实、动和静、奇和正、简和繁、私密和公共等做到对立统一,强调和谐、秩序和韵律;它的情态意义就是人与建筑、与环境交流着情感,集落或单体都使人们触发聚合感、归宿感、安全感、亲切感、秩序感、领域感等[2]。感而生情,使建筑突破了物质技术乃至功能的范畴,进入人情和心理的境界。工业革命以来,社会物质产品得到了极大丰富,但一排排似工厂化生产出来的“水泥丛林”楼房仅仅是为了把人“装”进去,根本忽视了人的居住景观要求和生态要求。如今,人们已深深地认识到,人类在促进技术进步的同时,也应当提高生活的品质,尤其是需要提高居住生活的质量。“机器美学”已不再让人感动,“冰冷的房子”已令人生厌,人们已不满于把人当作机器或生物的冷酷现实,对居住景观需求和生态需求前所未有地强烈。中国古村落之所以能被不同肤色、不同文化、不同地域的人所广泛欣赏,其深层原因,正在于它这种独有的生态、形态和情态“三合一”的深层魄力。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古村落除了作为供人们观光外，它作为自然、文化教育课堂,对诗歌、绘画、摄影、文学作品也有着明显的启迪作用,对各类文字、图片、音像出版物也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及商业价值。如皖南宏村，近年来就相继有《画魂》、《逆火》、《古刹鬼影》、《王稼祥》、《皖南星火》、《风月》等影视剧组在此选场地、定镜头；水乡周庄先后成为《杨乃武与小白菜》、《胡雪岩》、《新白娘子传奇》、《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等影视作品的重要外景地，成了艺术家们成长的沃土，展示才华的芳草地。与此同时,众多知名作家、诗人、画家也纷至沓来，创作了一批数量可观的佳作。此外,古村落还是一个最好的民居民俗博物馆,科研工作者可以在这里研究民居、民俗、建筑、木雕、石雕、砖雕、楹联、宗祠、家教等。如皖南的宏村目前仍有150余幢保存完好的明清古民居，有历经400多年的参天古木，有 [1]（美）罗拍特•麦金托会《旅游学》第8页,上海文化出版社,1985版。 [2]单德启《中国乡土民居述要》，载《中国传统民居与文化》第4辑，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版。 　身于高墙深院的百年牡丹，有精雕细镂、飞金重彩的“民间故宫”承志堂、敬修堂，有气度恢宏、古朴宽敞的乐贤堂、三立堂，还有清代修建的“南湖书院”，更有绕家穿户、贯通月沼和南湖的古水利系统,都让人陶醉其间,留连忘返。 　从科研的角度来看，中国古村落的传统建筑较之于极重礼制的历代官式建筑，在适应地理环境、适应当地风土人情习俗、满足生存需要诸方面显示出无比的机巧、智慧，极富地方特色和灵动之气，无论是木构造、砖木构造、竹木构造、土木构造，还是石木构造的古村落民居，它们在采光、通风、隔热、防寒、防潮、防水、防震、防风、防虫、防盗等方面各有独到的设计，村寨布局、道路设置、建筑规制中更是蕴含着丰富鲜活的营造理论、设计方法，是各类研究人员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和研究基地。 二、古村落环境布局的经验及其启迪 　中国传统建筑以其博大精深的内涵和无比伦比的魅力早就吸引了众多中外学者。早在20世纪上半叶，梁思成、刘敦桢等一批先哲就开始了对中国传统建筑的研究。但客观地说，对传统村落民居的深入研究还只是近一二十年的事，且往往局限于单体民居建筑的技术性和表征性研究，对整体村落的环境规划和景观布局及其对当代人居环境建设的启示关注得不够，而后者恰恰是古村落深层的文化价值所在。笔者以为,对江南古村落整体景观意象和环境布局的深入研究,有助于了解人类对居住环境的景观需求和生态需求，从中获取有益的启示，有的放矢地应用于现代人居环境建设实践，提高包括当代都市建筑在内的人居环境质量。 　 总体来看,江南古村落至少在如下方面值得今人利用和借鉴: 　一、选择诗意栖居之景观环境。一般认为,人们只是在生活富裕后才追求“诗意地居住”之环境。但众多江南古村落的景观环境择址及布局却极明确地向人们展示,:他们的先人在为生存而奔波的同时,非常重视选择理想的居住环境，并实实在在地在有限的空间里创造了无尽的诗意美。事实上,早在四五千年前,人类离开洞穴,架屋而住,房址大多便选择在离河流较近、有一定坡定、土质干燥坚定的台阶地,且房屋大多坐北朝南,背坡临水。这表明,此时人类已注意到了环境中地形的作用,有了朴素的环境观。《诗经》中有一篇名为《小雅》的叙事诗,描写了先周史上公刘率领族人自邰迁豳的重大事件:“逝彼百泉,瞻彼溥原”,“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详细记录了公刘等人登山历原,察看地势,最终确定了基址,建立宅邑并定居下来的史实。这体现了古人对居住环境质量有了较高的认识水平,并开始在观察环境的同时,能动地选择有利于居住的生活环境。后来，经过长期的实践总结，人们丰富了环境选择理论，并将其体现在众多披上迷信色彩的风水典籍中。纵观这些风水典籍，其人居环境的选择模式大体如下，从大环境而言，理想的居住环境应是:北面有蜿蜒而来的群山峻岭,南面有远近呼应的低山小丘,左右两侧有护山环抱,重重护卫,中间部分堂局分明,地势宽敞,且有屈曲流水环抱。从小环境而言,应是一个后有靠山(或称镇山),左右有屏障护卫,前方略显开敞的空间环境。简单地说,理想的居住环境是三面环山、一面临水、水口紧收、中间微凹、山水相伴、朝抱有情的较为完整的微观地理单元。若是平原，就以“高一寸为山，低一寸为水”的标准来选择最佳基址。不难想象,这种山环水抱的场所,是很有利于形成良好生态和良好局部小气候的:背山可以屏挡冬日北来的寒流;面水可以迎接夏日南来的凉风;朝阳可以争取良好的日照;近水可以取得方便的水运交通及生活、灌溉用水,且可适于养殖。不仅如此,这种程序所选择出的环境还将自然生态环境、人文环境及景观环境作了统一的考虑。纵观中国南方现存的古村落,或依山傍水,或背坡临流,或枕山面水,或依山跨水,而且开窗见山、槛外是水。既使是在小平原上，许多古村落也是溪水穿村而过,或傍村而过,或引水入村。皖南宏村等许多村落都以上游山涧流水为源,在平川上布局,形成一条迂回曲折的“牛肠状”。宏村千百户人家都居住在“牛肠”上,流水穿宅而过。水布口村民居依山脚沿等高线排列,村后有庄重的山势,茂盛的树林衬托出村落的秀美,弯曲的小河环绕村前,村对面还有丘陵作为屏障和对景。学术界普遍认为,“徽州民居的布局不仅仅源于风水之说,其还有点科学的成分”[1]。 　二、改造非理想之景观环境。尽管人们追求理想的景观环境以定居，但真正符合理想居住景观模式的所在毕竟有限。为此，古人在实践中创造了一系列非理想景观环境的改造经验[2]。一是建塔建桥。即当山水形势有缺陷时,他们就通过修景、造景、添景等办法达到风景画面的完整和谐调；用调整建筑出入口朝向的办法来避开不愉快的景观或前景,以期获得视觉及心理上的平衡；改变溪水河流的局部走向,改造地形,在山上建风水塔,河上建风水桥或水中建风水墩等，一方面弥补了自然环境中的某些缺陷,使景观更趋完美;另一方面也满足了人们心理上的需要,对促进地方y文化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二是开沟挖渠。在住宅或整个村落前后左右开挖沟渠,以形成“环绕宅之四面如腰带水”、“宅前弯绕横过水”。沟渠的开挖,疏通了一方水的供排系统,,既保持了住宅的干净,又免于负汲之劳,同时,也改善了自然景观,使静止的居住空间因曲折的流水而富于动感,而且,由于消防取水的近便,可有效地防止火灾。三是打井开塘。打井凿泉一般是为取水之用,但有时取水并水是主要目的,即打井不是取水之便,而是固一方之生气,通一地之龙神。开挖池塘,主要是在来水冲射处开挖池湖以缓其势,在四周逼压阴暗处开挖池湖以明亮之;在四周空阔处以池湖聚气;在水流湍急处以池湖以静注之。仔细品味,,其中的确不乏生活的真谛。四是锄砂裁气。锄砂,即去除那些在视野中形体粗恶、散漫阔荡、瘦弱陡泻,臃肿斜飞之类“不卫护生气”的护山;裁气,即裁去山脉的余气。此举不仅利于形成美的景观,而且有开阔视野、挡风或通风的实际功用。五是培土补基。古人认为,宅后空虚、凹陷不藏风时,可“以土填之或堆土增高之”；“下砂低旷,培起玉带一条”,即水口处的地势太低,有水患之虞,宜培土以障之;地势坦荡,四面吹风者,可培土筑墙以护之。事实上,这些改善非理想景观环境的举措还有很多，对它的研究和借鉴,无疑有助于今人提高人居环境质量。 三、营建良好的生态小气候。古人认为，人要居住在有“生气”的地方，而草木茂盛与枯萎,是一地有无“生气”的重要标志。即所谓“草木郁茂,吉气相随’(《葬经》);“树木荣盛,可征山有气至”(《堪舆杂著》)。另外,古人认为,“非得林障不足以御寒气,故乡野居址,树木兴则宅必发旺,树木败则宅必衰落”。因此,古人普遍比较注意护草植树。以往,中国南方的民居前面,常有一个池塘,背后是一片树林,即为“风水池”或“风水林”，目的在于“聚气”，这里的“气”实质上是生态系统的综合功能，如此多植林木,多植花果树,形成郁郁葱葱的绿化地带和植被,能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涵养水源、减轻旱涝和风灾、调节湿度,造成 [1]韩小卢《徽州的明清民宅建筑》，载《建筑•社会•文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版。 [2]孙明泉《论诗意地居住》，载《21世纪中国城市发展》，红旗出版社，2000版。 良好的小气候,而且可以形成鸟语花香、优美动人、风景如画的自然环境。此外，我国学者还认为，中国传统乡村“风水林”还明显带有盆地农业文化生态节制的典型特征，即具有保护整体生产和生活环境的功能，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村民们都能自觉地保护这些林木不被侵害。许多村落还种植“水口林”、设立神庙，以保护村落所在地的“盆地”入水口或泉眼。如果是多个村落共用一个水源，则通过村际或家族间的合约来实行水源的合理分配；在村内，还通过水流的合理规划来实现全村人共享水源”[1]。皖南宏村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流经该村西边的溪水经拦坝截流引入村内，水渠曲折蜿蜒（称为“牛肠”），从各家门前流过，每家又可将水引入院中，使村中的每个成员都与水源建立密切关系，在取水之便的同时，也唤起了人们对保护水资源的高度责任感。 四、提高居住环境的文化品位。江南古村落建设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规划师，如果说有的话，也多是当地的文人或亲近文人的富商。但他们在村落建设中，比较注意将中国园林建筑手法用于村落布局及环境完善。如园林借景方面,它们远借园外村外的自然山水,使居住者足不出园,便“悠然见南山”;邻借别人家的景色,一般是通过漏窗和矮墙,将邻家的佳景“引”进来,使视野所及皆有天然之趣。一些村落建在半山坡，如黟县木坑村上有峰峦苍翠,下有波光潋滟,周边是一望无垠的竹海,俯仰之间均有佳景,夏听蛙鸣,冬赏山雪,晴有鸟语,雨闻荷声,在有限的空间上,“聚借”了众多的各有特色的景观。另外,中国古村落的一些“文人”或准文人,多喜欢在居宅、祠堂等建筑内外广泛张贴春联、题写匾额、摆设诗屏字画，或为本村的景点命名。他们认定，“偌大景致,若干亭榭,无字标题,任是花柳山水,也断不能生色”《红楼梦》第17回)。将文字引入村落环境设计是世界文化史上比较独特的现象,这是因为汉字本身构造的特殊性,使人能够“望文生义”,所以动人景观处多有佳联妙对相伴随，,一些古村都有自已的“八景”、“十景”,如西递村的八景是西溪乔木、梧桥夜月、藜馆书声、霭峰插云、天马涌泉、槐荫夹道、前山积雪、乌岭樵唱；呈坎村八景是永兴甘泉、朱村曙光、灵金灯现、汐峰凝翠、鲤池鱼化、道院仙升、天都雪霁、山寺晓钟；周庄八景为全福晓钟、指归春望、钵亭夕照、蚬江渔唱、南湖秋月、庄田落雁、急水扬帆、东庄积雪花等。这些点睛之笔均极富诗意，让人不免费心仪心醉。 五、 注重建设村落公益性建筑。江南古村落大多有规模可观的社区交流场所。如侗族的一些古村落至今还保存有鼓楼和风雨桥,这些都是村寨公共建筑。鼓楼一般位于本村寨的中心部位，面临一个小广场，实际上就是一个多功能大厅，村民们在这里进行击鼓报信、聚众议事、迎宾送客、摆古论今和吹笙踩堂等社会活动和文娱活动。从它的位置和功能来看，有些类似于西方城镇中的“市政厅”，在它的一侧，往往还有一个戏台，那就是村民们的“歌剧院”了。风雨桥不仅可以便利过河的行人，而且还可供行人歇脚、纳凉、避雨、会友和观赏风景之用。丰富多姿的建筑轮廓线，使风雨桥大大美化了其周围的景色，自身又成为水上的人造彩虹。“这些传统的公益性建筑还充分体现了当地人们团结互助、爱好集体生活、关心集体利益和重视人际交往的高尚思想，为当代建筑提供了有益启示，值得我们虚心学习和大力提倡”[1]。南方村落常见的“水口园林”，也是公益景观和交往场所。也就是在村口、溪边，广植高大乔木，点缀凉亭水榭，因借自然山水，使山水、田野、村舍溶为一体。如安徽歙县的唐模村的檀干园，园内“三塘相连，宽亘十亩，灌田六十亩。整座园林，连同村落 [1]愈孔坚《景观：文化、生态与感知》第84页，科学出版社，1998版。 的石坊、门楼、响松亭、行道树、溪流、水榭、玉带桥、魁星楼、祠堂、高阳桥等景观环环相扣，路随溪转，柳暗花明,“山深人不觉，全村同在画中居”。这种规划设计理念，应为现代乡村建筑和都市住宅建设所借鉴。事实上,现在一些为城里人所建的住宅群名之曰“某某村”、“某某庄园”，但大多既没有村口，也缺少公益建筑景观，很难从中找到“村”的意境。为此建议住宅开发商在开发住宅中,要合理吸收中国古村落合理科学的环境布局理念,在住宅社区中规划中预留足够的空间建设小型公益园林。如果可能,还应当在住宅小区的“村口”设置适当的公益景观,让其成为住宅群落环境艺术的有机组成部分,使之不仅成为民居民们迎来送往、闲暇休息的社交场所,同时也建成最富有乡情和民族特色的艺术空间。作为聚落与外界的过渡,“村门”可以考虑设置一些“寨门”、栈桥、路亭等标志性建筑,作为景观空间环境的界定,可以让“村口”形成于山坳,一湾池水映着几片荷花,几方巨石伴着几棵古木,以自然景观为之界定。在社区中心,应有足够的社区公共交往空间,可以建绿地花园,也可以设富有乡土气息的井台、戏台、鼓楼,或以自然景观为空间的主题:几株古树浓郁拥翠,或半亩方塘映天光云霞,以形成空间环境及居住群落有意识围合的空间,使之具有浪漫、柔和的意味和情趣。 应当看到，从机械的自然观转向有机的自然观,从强调“天人相抗”到注重生态平衡以及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共处，正日益成为当代人的共同心声。国内外的众多有识之人已明确提出,在开发建设人居环境方面应向东方人学习,向中国的古人学习。美国学者西蒙(John.O.Simonds)在其所著的《景观建筑学》中,对东方传统自然观、环境观及其面向自然的规划设计意象和造诣,给了极高的评价,并极力推崇,作为“重新学习旧日的真理”,介绍了东方的大量优秀创作实例为引鉴。美国著名建筑学家吉.戈兰尼（G.S.Golany）盛赞：“在历史上，中国十分重视资源保护和环境美，中国的住宅、村庄和城市设计，具有与自然和谐并且随大自然的演变而演变的独特风格”[2]。在此情况下,西方学者开始关注中国的古代建设实践,强调建筑要与自然环境共存,提出要自觉地注重于自然环境的审美观照,追求自然界固有的和谐美,顺应之并有节制地加以修饰,利用风景景观于建筑空间的组织规划中,使之成为整体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江南古村落为此提供了最好的范例,我们决不应妄自菲薄。 三、古村落景观资源的保护及其可持续利用 　 　 古村落独特的景观价值、文化价值及其环境布局理念,注定了它“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事实上，西递、宏村、周庄等古村落近年来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外游人已为此作了最好的注解。然而,随着游人纷至沓来,相应而产生的是一系列令人忧虑的现象也已初露端倪:一是开发性破坏。个别村镇为了接纳更多的游人,不适宜地在古村落内外修建宽阔的柏油马路乃至水泥路面、宏大的停车场、富丽堂皇的宾馆及现代化娱乐设施;有的古建筑修复或仿制得极为精糙，形似神不似,甚至是不伦不类,与原有建筑极不协调，破坏了原有古村的意境和纯朴。二是生活性破坏。由于社会的进步，以往由封建伦理观念约束的多代同堂的多进制大宅共同 [1]张开济《桂北民居冠中华》，载《中国传统民居与文化》第3辑，建筑工业出版社，1995版。 [2]刘沛林《风水：中国人的环境观》第316页，上海三联书店，1995版。 　生活方式已不复存在，大家庭分裂成少人口的多户结构，厨房分立，原有房间的功能重新安排，格局难免有新的组合；居住在古村落里的居民,尤其是年轻的一代,新生活方式的追求与攀比使他们对旧宅持全盘否定态度，当他们从事经营或出外打工有了点积蓄后,便大规模翻修原有的住宅，或新建住宅、旅馆饭店及其它旅游设施,甚至兴建设同城里人一样的两三层小楼房,用的也是现代电器设备，服装打扮及生活方式已与别处无二。长此以往,古村落还有多少特色?还有几年的旅游市场? 三是自然性破坏。主要是风雨侵蚀和洪水、泥石流、地震、台风等自然力的破坏。古村落建筑的土木结构，抗风雨侵袭及抗灾能力差，众多已无人居住的名宅、祠堂面临着倒塌的威胁；原有的里巷、民宅、地貌、水系、植被缺乏必要的保护,其历史特征和传统文化风貌也将很快消失殆尽。保护这些文化遗产无疑是当务之急。但如何有效地保护，如何处理发展与保护的矛盾？作为引玉之砖，这里谈几点建议。 一是要遵循整体保护原则，坚持有机更新，保持古村落的历史可读性。古村落作为一种不可多得的人文旅游资源，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既有自然景观，又有人文景观，众多民居建筑不是孤立的，而是被联系在传统村落格局之中；既有物质环境，又有活跃于这一环境之中的社会生活和民俗民风；是不同时期在特定的地理位置上、由不同的个体创造的和谐和统一体。因此,古村落的任何保护性举措和开发性举措都必须坚持整体保护原则，而不是单纯对某些个体进行保护。另外就是要保持它的历史可读性，尽量保持它的“原汁原味”和历史沧桑感。当然,众多古村落不可能象保护世界文化遗址那样一概不能改动，有时适当的更新也是必须的，但要注意有机地更新，即在不破坏原有氛围的前提下有选择有、步聚地、整旧如旧，或新旧协调。如可以更新建筑外围上朽腐的木料和严重锈蚀的铁皮，但应尽量保留砖瓦上的青苔野草等抒情格调浓重的东西，让人发思古之幽情。当古建筑的初始形式有特殊的历史意义，而缺失部分在总体上只占很小发量时，可以修复缺损。对古村落的个性典型建筑，如祠堂，著名商人的宅弟、书院等，也可以部分修复，重要的已毁坏的标志性建筑可以依旧样重建。但要有考古的精确性，在建筑的立墙、启窗、作顶、挑台应与原有建筑一致。在青瓦、漏花、木饰、石阶、栏式、脊饰等细微的选择上也应当精益求精，以使修复部分要与其余部分整体上协调，以保持民居的历史可读性。有关部门应制定严格的保护规划，户主按照规划进行合理维修的，政府应给以适当补贴，反之则应处以罚款。 二是要遵循景观美学原则，保持景观和谐，严格控制开发性建设。为了保持古村落的景观价值和文化价值,在古村落内不应建设新的旅游设施，那怕是完全与原有建筑保持一致，也应当尽量避免。这是因为古村落的是一个历史遗产，破坏了原汁原味，就大大损毁了它的特色和文化价值。古村落周边影响景观和谐的服务设施也是越少越好，对游览道路系统和少量的必不可少的服务设施要作好规划。如果没有科学的规划和管理，盲目地开发只能加速生命力的消亡。西递村近年在村口牌坊四周建了一批仿古新建筑, 尽管从建筑形式上与原有的民居基本协调,但笔者窃以为大大破坏了原有牌坊为村入口处的意境和整体景观和谐。宏村的村口有两棵树，如果在它周围又盖了一批建筑，这两棵树的价值就失去了。 此外,旅游者要看的是真古董,是文化原汁原味,新建的“购物一条街”之类的建筑不仅有损于古村落的文化韵味(如果适当点缀相关民间工艺品卖点另当别论),还往往会导致乱搭棚设摊、市场杂乱无章、环境污染。一些古村到处可见充斥现代高科技产品的广告牌，进村的道路拓为宽广的水泥路面,有的正准备建设一些星级宾馆，说是为了留住客人。其实，游客千里迢迢来此，决不是为了欣赏那些他们在家乡就能欣赏到的东西，他们未必要住，住也不一定非要住宾馆大厦不可，民居对他们更有吸引力。如果一定要建现代宾馆的话，也应当在远离古村落的地方修建仿古建筑，以保持景观的和谐。 三是要遵循可持续利用原则，抢救民俗资源，提高古村落居民的生活质量。古村落不同于其它古文化遗址，也不是一个单纯的博物馆，而是一个鲜活的处于变动中的有机体。古村落人文旅游资源显然不只是它的居居建筑,其传统日用品及相关实物工具、民俗文化、传统食品加工方法、民族服饰、传统手工艺品也是不可多得的资源,应及时进行抢救性保护。否则,古村落的“古意”也将荡然无存。另外，还要有效保护古村镇的传统生活氛围，逐步提高村民的生活质量。离开了其中居民的活动，古村落的特色和生命力也就无所依附了。但生活在其中的居民，同时又是生活在现时代的人们，他们有提高生活质量的要求，有向城里人生活看齐的愿望。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决定了简单要求古村落居住者放弃对新生活的追求是不现实的。不考虑他们的这一生活需求，古村落的保护是不可能得到当地人认同的。但如何既满足他们的生活要求，又使其生活的环境不至于因“现代化”而影响传统氛围的确不易。建议对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宅院采用国家收购的方式使之得以保护，其工作人员应尽量着与当地人统一的服装；严禁在村落及周围建设有污染的乡镇企业，可鼓励发展生产手工艺品的小作坊；有条件的地方，村内可铺设上下水道管线，让村民用上自来水、液化气乃至天燃气，以减少对村内水系的污染和破坏；对古村镇居民使用电话等电器设备也应特殊设计，使其外观上与民居中的传统摆设协调一致；可考虑有线电视入户，减少每户居民都在自家院里架设电视接收天线，从而避免形成“天线如林”的现代景观；可考虑在离村稍远的地方开辟新的居住区，让村中的居民不至于拥挤在原有狭小的空间里，同时又让那些不满足于原有生活氛围的年轻人有享受现代生活的可能。 　四是要坚持容量不超载原则，保持古村落传统氛围,控制重要景点的游人密度。 　　环境容量或称环境承载力、环境忍耐力，本是一个生态学学概念，引用到旅游和景观资源管理中，环境容量就是某一风景区的环境在一定时间内维持一定水准给旅游者使用而不会破坏环境或影响游客游憩体验的开发强度。作为人文旅游资源的古村镇，其环境容量应是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村镇本身的容量，二是旅游者数量。在其“养在深闺人未识”时其环境容量仅表现为居然住者数量和建筑物数量，当其成为著名景点时，其旅游者数量控制更显重要。很明显，古村镇的小巷里挤满了游人，小巷的幽静就荡然无存了，再说，游人太多对文物的破坏也很明显。因而应适当控制游人数量和景点的游人密度。这一点可能很多人都不大理解,他们会认为,古村镇当前不是游人太多,而是如何吸引更多游人、如何使古村镇的价值得以充分实现的问题。事实上，现代的周庄等个别古村落已是游如织了，如不能适当控制游人即时流量和著名景点的游人密度，这些景区景点的旅游潜力将大受破坏，那时再谈保护就比较困难了，对游人的吸引力也大为减弱，古村镇的可持续开发利用也就失去了根基。古村落环境容量的特殊性还在于， 对一般风景区而言，可以通过增加投资多建一些宾馆饭店容纳更多的游人，也可能通过多开辟登山道，或扩大空间利用率，还可以通过其它努力提高环境容量，一般不会影响人们的体验，但古村落大大不同，既使建一些与原有建筑相协调的建筑也会破坏其古意。 　如何保护古村落这一日益被看好的人文旅游资源,使之能够可持续开发利用,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前不久,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的邀请,江苏周庄、同里、乌镇、西塘、南浔和用直等六大江南水乡古村镇的负责人,走出国门，先后到法国和意大利的十多个城镇取经，一些古村镇开始尝试在国际互联网上推销自已，如皖南西递村在因特网上有自已的网页，并申报了世界文化遗产。这些都是有益的积极的探索,值得鼓励和提倡。但中国古村落景观价值和文化价值的可持续开发利用还任重道远,不只是古村镇负责人应关心的事,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孙明泉，《光明日报》社主任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