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只做两件事 玉龙观雪，故宫看画

作者:张文礼 坊间出版的中国美术史类的图书已经很多了，其内容无非是介绍历朝历代的绘画、青铜器、瓷器等门类的发展历程及艺术特色，同时会分析一些“名作”，李霖灿先生所著的《中国美术史讲座》和《天雨流芳：中国艺术二十二讲》讲的也主要是这些内容。但这两本书，实在又颇有可说之处。 李霖灿先生曾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是有四十年馆龄的老博物馆员，“一生中只做了两件事，一是玉龙观雪，一是故宫看画”。李先生在台北故宫日日伴随着历代珍宝，饱览名作，这远非那些仅凭借复制品甚至印刷品来写作中国美术史的人可比。用李先生的话来说，“现今对画迹本身的基本认识，还没有达到张张坚实的程度。在四十年看画的经历中，还常常有画迹本身的问题发生。以故宫博物院的名画庋藏为例，时时还会有所谓新的发现”。台北故宫的镇馆之宝《溪山行旅图》历来没有人看到画家的签名，李先生于1958年在这幅画的右下角发现“范宽”二字签名，轰动一时，这也只有经常接触真迹的有心人才有可能发现。 李先生应许倬云先生的邀请，在台湾大学开设中国美术史课程，一讲就是二十载。二十年中，李先生不断补充材料，修改教案，《中国美术史讲座》一书就是在这份教案的基础上改写而成的。据李先生的女弟子、现任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教授的陈葆真回忆，《天雨流芳》一书的大部分内容当年也在课堂上讲授过。这就决定了这两本书的特色：一方面在于有专业做底，另一方面又通俗易懂，不掉书袋，不空谈理论或者主义。书中还有很多与名迹相关的掌故，读来轻松有趣又有料。 艺术是文化的表征，观赏一幅画、把玩一件瓷器都要深入体味其背后的历史与文化乃至人生的诸般况味。李先生从汉画像石的功用在于安慰死者中，看到了中华文化的重要因素———孝道；由郭熙《早春图》看到郭河阳“见阳春之融和，知大地之复苏，心中充满了温暖和希望”的内心感受；在《榴实图》中看到了徐渭“颗颗明珠走”的怀才不遇心理；而从宋人《小寒林图》黄叶落尽、剩枝摇曳中又看到枝梢末端的生长意识，春来寒枝就会发芽生长，无往不复，“生易”二字正是中华文化的要旨，“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引申下去就是万物各得其所的宇宙观；在白石翁的虾图中不仅看到鱼虾之至乐，还“更上层楼，人鱼俱化，直潜沉入中华文化巨流之中，不复作人鱼分别之齐物相也”，进而发现“正是由于活活泼泼，才能够堂堂正正，中国文化之精粹在于此”；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论述边疆民族的生死智慧的一章，么些族面对生死之劫所唱的挽歌，由季节的循环了却生死，“万物兴衰，时序更改，皆有自然规律，人亦万物一端，岂能独特例外？生与死，皆平常事耳”，虽非直接论述艺术品，但人生本身不就是艺术之一种？李先生从这些艺术珍品中读到了中华文化的精微精髓所在，字里行间处处都是情，对中华文化的珍惜热爱之情，这种情不是“我爱中华文化”之类的大声叫嚷，而是融入在对作品的分析点评之中，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有所悟有所得。 书中偶尔会涉及中西艺术比较，也颇有意思。在雕塑门类中，罗丹的沉思者像与北魏思维像截然不同，一个是肌肉紧张满头大汗地想，一个是悠闲自在地思，并且还呈现了悟后的愉悦微笑。李先生开玩笑说：思想需要这样吃力吗？如此紧张，说不定真理反而会失之交臂。西方艺术重解剖，中国艺术侧重直取内心，在形似方面或有所缺，但传达出来的神圣光辉却充沛异常。在鱼藻画中，李先生借法国人Dr.Gueniot夫妇之口说出欧洲画家所画的鱼常是市场上“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贩鱼图，而中国画中的鱼都在水中，活生生浮游自如，不对立而融合，正是中西文化的基本差异。李先生又在差异中发现了中西艺术的“同”，如梁楷《泼墨仙人图》与毕加索《泼墨人骑图》的笔墨淋漓。“异”在于中西文化发展的迹辙不同，“同”则出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普遍心理。 据说李先生早年的散文深得沈从文先生的赞赏，这两本书也是篇篇文字优美，正如台湾雄狮美术的出版人李贤文所说：“它们不只是美术文化的最佳引导书，篇篇也如散文般清淡幽奥，更是结合李老师生活哲理的现代人的案头良伴。美术与文学的相得益彰，也是文学与哲思的美妙结合，三者合而为一，李老师透过著作为世人留下了可贵的人文典范。”欣赏是开启艺术之门的钥匙，这两本书即是李先生送给我们的一把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