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胡里奥·科塔萨尔：一朵黄花

这好像是开玩笑，可是我们是不会死的。这一点，我是从反面知道的，是从认识一个唯一死去的人之后知道的。在坎布龙街一家酒吧里，他对我讲讲述了他的历史。他虽然喝得醉醺醺的，但仍旧毫不费力倾吐着他的肺腑之言，老板和主顾们笑得不行，连酒都从他们的眼里流出来了。而他，准是看到了我脸上流露出的某种兴趣，于是拼命地跟我拉近乎。后来我跟他终于在一个可以安静地喝酒和交谈的角落里尽兴地喝了一顿。他对我说，他已经从市政府退休，妻子回娘家了，要在那里住一段时间，她耍尽手段丢下他走了。他一点儿也不显得衰老，也不是无名之辈，只是面孔清瘦，眼睛象患了结核病似的。其实呢，他喝酒完全是为了忘记昔日的一切，第五杯酒下肚之后他就宣布了之一点。我感觉不到他做为巴黎人特有的气味。而这种气味，好像只有我们外国人才能闻出来。他的指甲修剪得极仔细，里头一点脏东西也没有。 他说他在一辆九十五路公共汽车上看见了一个十三岁的男孩。他对着那男孩瞅了一阵后，发现男孩很像他，起码像他记忆里保存的他自己十三岁时的模样。渐渐地，他觉得那男孩处处都象他了：面孔、双手、垂在额前的发髻、两只隔得很远的眼睛、胆怯的性格、埋头翻阅连环画报的方式、把头发向后挼去的动作，以及一些难以改变的笨动作。他觉得他跟那个男孩象极了，这简直使他要笑起来。男孩在雷内斯街下车时，他也跟着下去了，把那位在蒙特巴纳斯街等他的朋友撂在了那里。他找了个借口跟那男孩搭上了话，向他打听某条街在那里。他听到的是他自己童年时代的嗓音，可他已经毫无惊讶。男孩向那条街走去，两人怯生生地走了好几百米。这时，他忽然想起一件什么事情告诉他。不是什么需要解释清楚的事情，而是一件他试图――像现在这样――解释而其实可以不做解释的事情，一件看来难以说清或者愚蠢可笑的事情。 总之，他要设法认识男孩的家。他以当年担任童子军教员的资历赋予他的威望开始向那座要塞中的要塞――一个法国人的住宅走去。他看到是一派破败景象，一个衰老的妇人，一位退休东西大叔，两只猫。后来，他轻而易举地让他自己的一个兄弟把一个十四岁的儿子交给他照看，又经过他的介绍，两个男孩成了朋友。他开始每星期到卢克家里去：那男孩的母亲用重新加热的咖啡招待他，彼此谈论起战事、工作、还有卢克。他们谈的事情像批露机密一般编得很精确，采用的是人们称之为必然性的明确概念，甚至能够用天天都讲的话来证明：那卢克还是卢克，人是不会死的，我们也都不会死。 “我们都不会死，老兄，你瞧，以前还没有人能够证明这一点。可是我在九十五路公共汽车上证明了它。那是由于机械方面的小毛病，行车时间发生了变化。那是一种同时发生而不是先后发生的事情。卢克本应该在我死后出生，但是相反，……不用说，在公共汽车上碰到他，纯属奇迹般的偶然。我相信我已对你讲过，那也是一种无需赘言的完全的必然性。如此而已。但是后来，问题产生了，因为在那种情况下，一个人会故装白痴或服震静药。连同问题一起，他把不会弄错、没有理由加以怀疑的证明也一个个给扼杀了。我要对你讲的这类事情，有时我想讲给那些白痴听，他们一定会越发觉得好笑了。卢克不但曾经是另一个我，而且将来也会跟我一样，跟我这个跟你说话的不幸的可怜虫一样。只要看到他玩耍，看到他总是跌得那么惨：不是扭伤一只脚，便是摔坏一根锁骨，看到他的面皮那么薄：一问他什么事情，便羞得面红耳赤，就都清楚了。可是他母亲却相反，她是那么喜欢交谈，那么善于向别人讲述什么事情，讲述最不能令人相信的心事，最新奇的轶事，八年前的绘画，各种病症等等……哪怕卢克在旁边听了羞得无地自容。而那些善良的妇女当然什么也不会怀疑。在大叔跟我下象棋时，我就好像成了这个家庭的一员。我甚至预付给了他们直到月底的生活费。我毫不费力地了解了卢克的过去，这只需在老人们感兴趣的话题――大叔的风湿病、女门房干的坏事和政治――中间插问一些问题就办到了。我就这样知道了卢克是在‘将军′和对肉价的焦虑之中度过了童年；也正因为如此，问题才得到确实可靠的解决。但是我们要另一杯酒时，请明白我的话：我觉得卢克是我，是孩童时代的我，不过不要把他设想成我的复制品，而应该想像成一个相像的形象，就是说，我们七岁时，我的一个手腕脱了臼，卢克的一跟锁骨也摔坏了。九岁时，我们都患过麻疹和猩红热。此外，据病例记载，我的麻疹持续了十五天；由于药物的进步，卢克的麻疹四天就痊愈了。一切都十分相象。所以，还可以再举些例子证明。比如这种情况也是可能发生的：街角上的面包师和拿破仑长得很象，而他自己之所以不知道，是因为秩序没有发生变化，仅在一辆公共汽车上是永远不可能碰到相象的人的。但是如果他以某种方式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就会明白他过去和拿破仑相象，现在仍然和他相象。他是从一个洗碟子的人变成了面包房老板的，他跟那个从柯西嘉一跃而登上法国王位的人同属一个形象。如果他回头在自己的历史上慢慢地寻找，他就会找到相当于埃及战役、领事职位和奥斯特利茨的时刻。他甚至会意识到，几年后他的面包房会发生什么事情，他将死在一个名叫圣赫勒拿的海岛上，但这也许就在一栋六层楼的某个封建里。不过，他也许是一个败将，也是被一片凄凉的水包围着，并且也会为他那象鹰翼似的面包房感到骄傲。你明白吗？” 我明白。不过，我还是想指出，在童年时代，我们也患过一个时期的典型的疾病，而且在踢足球时几乎都打碎过东西。 “我知道。我只对你讲了看得见的相象处。比如我说卢克象我，这并不重要，但对在公共汽车上的这种发现来说却是最重要的。真正重要的是连续性。这一点不容易被人理解，因为它涉及到难以磨灭的印象、不准确的记忆和童年时代的故事。我想说明的是：在那时，在我处于卢克那样的年纪时，我已经度过了一个从长期患肝病开始的痛苦时期。后来痊愈后，我去找朋友们玩儿，结果跌坏了一条胳膊。胳膊刚复原，我就爱上了一个同学的妹妹，象人们不能盯着看一个喜欢捉弄人的姑娘的眼睛一样，我饱尝了痛苦。卢克后来也得了病，也是刚刚痊愈就应邀去看杂技表演，下台阶时滑了一跤，结果一只脚踝脱臼了。可是没过多久，他吃惊地看到，母亲在窗前哭起来，手里拿着一块蓝色手帕，那手帕不是自己家的。” 正如有人必须充当这种生活的反对者一样，我说，童年时代的爱情也是对跌伤和脚膜炎的不可缺少的补充。但是我认为，那架小飞机是另一回事。那是为庆祝他的生日我送给他的一架螺旋桨飞机玩具。 “当我送他飞机时，我又想起了我十四岁时母亲送给我的装配玩具和我的遭遇。那是在花园里，尽管碰到一场大雨，天上雷电交加，但是我仍然去街门附近空地上的桌上装配起一台小起重机。有人在房里喊我，我只好进去一会儿，门也敞开了。我声嘶力竭地喊着跑到街上去，但是街上早已杳无人迹。就在此刻，对面的酒店透出一道光线。这一切好像同时发生的。我一面把飞机送给卢克（他像我欣赏我的装配玩具一样快活地望着它），一面回想那一幕幕往事。他母亲给我送一杯咖啡，我们还像往常那样交谈着，忽然听到一阵喊声。卢克向窗口跑去，仿佛要从那里跳下去。他面色如土，眼里噙着泪水，吃力地结巴着说：飞机改变了方向，正巧从半开半掩的窗口飞了出去。‘飞机看不见了，再也看不见了！′他一面哭着一面叫。我们听见楼下有人呼喊，大叔跑上来说，对面的方子着火了。现在对这一切你都明白了吗？对，最好我们再喝一杯。” 后来，他发现我沉默不语，便说：那时他已经开始考虑卢克，考虑卢克的命运了。母亲把他送进一所艺术与职业学校，以便象她说的那样使他的生活道路能正派地开始。但是生活之路已经开辟，可只有他――只要不被当做疯子，不永远离开卢克，他是不会开口的――能够对他母亲和大叔说，一切都无济于事，任何事情：丢丑的行为，可悲的陈规，单调的岁月，折磨皮肉和心灵的创伤，向可恨的孤独和市区一家酒吧的逃遁等等，凡是能带来某种影响的行动其结果也都是那么一回事。但是最不幸的还是卢克的命运，卢克会死去，另一个人将重现他的形象，那另一个人也将死去，第三个人再重现他的形象，如此循环往复。而对他来说，此刻卢克已经不重要了。夜间他的失眠影响到另一个卢克，影响到名叫罗伯特、克劳德或米切尔的另一些人。这是无数可怜虫的属性：他们在不知不觉地重复着别人的形象，却相信自己是有自由和意志的。他有自己的苦酒，什么事情也不能把他怎样。 “现在，如果我说几个月后卢克会死去，肯定会有人笑我。他们太无知了，一点儿也不明白……是的，你也别用那样的目光望着我。几个月后，他果然死了，最初得的是支气管炎。我也是在这样的年纪染上了肝炎被送进医院的。但是卢克的母亲坚持要在家里照料他。我几乎每天都去看他，有时带着我的侄子去跟他玩。他家里一片凄楚，我的来访成了对他们真正的安慰：我为卢克做伴，为他带来一包大西洋鲱鱼或夹杏馅饼。人们都习惯叫我去为他们买药，因为我对他们提过一家药店，我去买药时总是少收药钱。他们终于答应让我担任卢克的护理员了。可以想象，在这样一个连大夫都不大乐意进的家里，谁也不会主意最后的病状是否跟最初的诊断完全一致……你干嘛这样看我？我说错了什么吗？” 不，他没有说错什么，尽管酒已饮到这种程度。恰恰相反，只要不认为可怜的卢克之死是件可怕的事情，那就可以断言，任何一个习惯于想象的人都可能在九十五路公共汽车上产生一种幻想，并使它发展下去，最后在一个正默默死去的孩子床边结束。为了让他保持平静，我这样对他说。他望着空中，凝视了一会儿，又开口了。 “好吧，随你的便。其实在卢克入土以后的那几个星期里，我才头一次体会到那种可能跟幸福十分相象的感觉。每个星期我照样到母亲家去，给她带去一包饼干。但是她和他的家对我来说都不那么重要了，我好像被一种奇异的想法困扰着：我成了第一个会死去的人，我觉得自己的生命在一天接着一天，一杯酒接着一杯酒地继续消耗着，最终必将在某个时刻死在某个地方，和某个随便死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刻的人的命运一模一样。但是我也许会真的死去，却不会有一个卢克来愚蠢地重蹈一个愚蠢的生命的覆辙。老兄，你要明白那是一件堪称完美的事情，羡慕我有这么一种福气吧。但愿这种事情能继续下去。” 然而现在来看，事情并未能得到继续。酒吧间和廉价酒证明了这一点，还有那双发散着并非来自身体的热量的眼睛。不过，在他此后度过的几个月里，他每时每刻都在品位着日复一日的贫困生活、夫妻关系的破裂和他五十岁的身体的病痛，他相信自己已必死无疑了。一天下午，他穿过卢森堡街时看见一朵花。 “在一方花坛的边上，有一朵普通的黄花。我停下来点上一支烟，漫不经心地望着它，那朵花好像也在望着我。那种对望，有时……你知道，任何人都会感觉到那种对望。你该懂得人们所说的那种美，花儿是美的，那是一朵极为美丽的花。我却已经被判定：有朝一日我将永远死去。花儿是美丽的。决不会有什么东西，没有什么东西，也不可能有什么东西能使我相信那是一个安宁、痛苦的尽头。我将会死去，卢克已经死去，再也不会有一朵花留给跟我们一样的某个人，什么也不会有，再也不会有一朵花了。燃烧的火柴烧疼了我的手。我走到广场上，跳上一辆驶向某个地方的公共汽车，开始胡乱地观望，看街上和汽车上的一切。汽车到达终点，我下了车，又跳上开往郊区的另一辆车。整个下午，直到入夜，上车下车我都在想着那朵花和卢克，在人群中间寻找某个象卢克的人，象我的人，可能成为我的人，知道自己是我而上车的人，然后我什么也没说就让那个人走了，我几乎是在保护他，让他沿着那条可怜的愚蠢的活之路、那无知的不幸生活之路走向另一种无知的不幸生活，走向另一种无知的不幸生活，走向另一种……” 我付了酒钱。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