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门罗：抵达日本

抵达日本 To Reach Japan

彼得刚把她的行李箱提到火车上，就急着下车，一副不想碍事的样子。但他并不是要马上离开。他向她解释说，自己只是担心，火车马上就该开了。他站在外面的站台上，仰头望着她们的窗口，不停地挥手。一边微笑，一边挥手。对凯蒂，他笑得非常热烈、阳光，对这世界没有丝毫疑惑，好像坚信他们会一直是彼此的奇迹，直到永远。对他妻子，他的笑容看起来充满希望和信任，并且带着某种决心。那是种难以言表、也的确可能永远不会说出来的东西。就算格蕾塔提起这回事，彼得一定会说，别闹了。她也就不再反驳，觉得朝夕相伴的两个人还解释来解释去的，怪不自然的。

彼得还在襁褓中的时候，他的母亲带着他穿越了重重大山，从苏维埃控制下的捷克斯洛伐克逃往西欧。那些山的名字，格蕾塔一直没记住。当然，还有其他人同行。彼得的父亲本打算跟他们一起走，但临近秘密离开的日子时，他被送到一家疗养院去了。他原本准备等身体好点再去找他们，却不幸离世。

“我读到过这样的故事。”彼得第一次告诉格蕾塔这些事时，她说。格蕾塔解释说故事会讲到婴儿开始哭闹，于是必须无一例外地被闷死或掐死，如此一来哭闹声便不会危及整个地下团体。

彼得说他从没听说过这样的故事，也不肯说他母亲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做出什么举动。

她所做的，是来到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在那里进修了英语，并找到一份教书的工作，在高中教一门当时称作商务实践的课程。她独自把彼得养大，送他去读大学，他现在是一名工程师。她每次来他们的公寓，还有后来去他们的房子，都是坐在客厅里，从来不进厨房，除非有格蕾塔的邀请。这就是她的行事方式。她把不闻不问发挥到了极致。不闻不问、不干涉、不指手画脚，尽管她无论是哪种家务技能或手艺都要比儿媳妇高超得多。

并且，她卖掉了抚养彼得长大的那个公寓，搬到了一个没有卧室的小公寓里，家里只放得下一张折叠沙发。这样彼得以后就没法回家找妈妈了吧？格蕾塔这样调侃她说，但是她好像被吓到了。开玩笑让她不舒服。可能是语言的问题。可如今英语是她常用的语言，并且其实是彼得懂的唯一一种语言。他学过商务实践——尽管不是他母亲教的——而格蕾塔当时正在学《失乐园》。她像躲避瘟疫一样避免接触任何实用的东西，彼得则恰恰相反。

隔着窗玻璃，凯蒂又不停地用力挥着手，他们脸上写满了滑稽，甚或有些疯狂的祝愿，彼此都沉浸其中。格蕾塔想，他长得多英俊啊，而他似乎对这一点浑然不觉。他留着寸头，是时下流行的样式——尤其对从事工程师之类职业的人而言——他的浅色皮肤从来不会像她的那样容易发红，也不会被太阳晒出斑点，无论哪个季节，总是晒成均匀的小麦色。

他的观点跟他的肤色有点类似。他们一起看完一部电影后，他从来不想讨论它。他会说这部电影好看、挺好看或者不错。他觉得深究下去就没意义了。看电视或者读书的话差不多也都是这样。他对这些东西非常宽容，认为创作这些东西的人可能已经尽了全力了。格蕾塔以前常跟他争论，质问他是不是对一座桥也会有类似的评价，说建桥的人已经尽了全力了，但尽力不等于能把事情做好，结果桥塌了。

他没有争辩，只是大笑。

这是两码事，他说。

两码事？

是的。

格蕾塔早该认识到，这种放任和包容的态度对她来说是一种福祉，因为她是个诗人，而她的诗里有些东西永远无法进行简单积极的解释。

（彼得的母亲和同事——那些知情的人——依然叫她女诗人。她交代他别那么叫。除他之外，就没有交代的必要了。她已经远离了过去生活中的亲戚们，在现在认识的人面前又只充当一个家庭主妇和母亲的角色，所以这些人就没必要交代了，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她会写诗。）

在她后来所处的那个时代里，就连简单的对错都会变得难以解释。你可能会说，哦，女性主义是不对的。但接着你就不得不解释，人们甚至都不用女性主义这个词。然后，你还要忙不迭地解释，拥有任何严肃的思想都可能被认为是可疑的，别说什么雄心壮志了，连读本真正的书也是，你的孩子得肺炎肯定跟这有关系。在公司聚会上你谈了句政治，就可能导致你丈夫失去晋升机会。这跟你支持哪个政党无关。完全是因为信口开河的是个女人。

人们听到这些解释会大笑着说，啊，你肯定是在开玩笑，你则不得不说，对啊，不过也不都是开玩笑啦。随后她会接着说，不过有一点，如果写诗的话，作为女人要比男人多少安全一些。在这儿，女诗人这个词就派上用场了，像一团棉花糖。彼得按理说不会那么想的，她说，但别忘了他出生在欧洲。不过，他应该懂得那些跟他共事的男人对此会作何感想。

那年夏天，彼得要到伦德接管一个项目，为期一个月或者更久。那里特别远，事实上一直到这片大陆可抵达的最北端。不提供凯蒂和格蕾塔的食宿。

然而，格蕾塔和一个跟她在温哥华图书馆共事过的女孩一直保持着联系，现在这个女孩已经结了婚，住在多伦多。那个夏天她和丈夫要去欧洲度一个月的假——他是一名教师。女孩曾经给格蕾塔写信问能否请她和她的家人帮个忙——她说得非常客气——在他们度假期间去他们多伦多的房子里小住，别让它空着。格蕾塔已经回信告诉她，彼得因为工作无法同行，她和凯蒂愿意接受这个邀约。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此刻会不停地挥手，在站台上挥手，在火车上挥手。

那时多伦多有一本不定期发行的杂志，叫《回声》。格蕾塔在图书馆发现了这本杂志，就投了几首诗过去。其中有两首发表了，结果，去年秋天，这本杂志的编辑来温哥华了，邀请她和一些别的作者一道去参加一个聚会，见见他。聚会地点在一个作家家里，那个作家的名字她简直生来就耳熟能详了。聚会定在傍晚，那时彼得还没下班，她就雇了个保姆，坐上北温哥华巴士出发了，横跨狮门大桥，穿过斯坦利公园。之后，她要在哈得孙湾前等一趟去郊外大学城的长途公交，那位作家就住在那儿。她在公交最后一个拐弯处下了车，找到了要去的那条街，一边走一边瞥着门牌号。因为穿着高跟鞋，她走得相当慢。并且，她身上这条黑色连衣裙做工复杂，拉链开在背后，还是收腰的款式，臀部又总有点太紧。这件衣服让她看起来有点滑稽，她一边这样想着，一边在日薄西山的下午，形单影只、跌跌撞撞地走在没有人行道的弯弯曲曲的街道上。这里全是现代风格的房子，大落地窗，随便哪个蒸蒸日上的郊区都是这番光景，这样的街区是她根本料想不到的。她开始琢磨自己是不是走错了街道，这倒也没有让她不开心。她可以走回公交站，那里有张长凳。她可以脱掉鞋子，等待那趟孤独漫长的回家之旅。

但当她看到旁边停的车子，看到门牌号，再要返身回去就太迟了。嘈杂声不断从关着的门里钻出来，她不得不按了两次门铃。

迎接她的那个女人看来在等其他什么人。说迎接并不贴切——这个女人打开门，格蕾塔说，这里想必是举行聚会的地方吧。

“不然呢？”那女人一边说着，一边倚在门框上。她一直挡着路，直到她——格蕾塔——说“我能进去吗？”才让开了道，这一动作似乎让她很是痛苦。她没有邀请格蕾塔跟她进去，不过格蕾塔还是进去了。

没有一个人跟她说话，也没人注意到她，不过没过多久就来了个十来岁的女孩，端着一个托盘，托盘上面摆着几杯看起来像是粉红色柠檬汁的饮料。格蕾塔取了一杯，由于口渴难耐，便一饮而尽了，接着又取了一杯。她谢过这个女孩，想跟她聊聊自己这热烘烘的漫长旅途，但女孩不感兴趣，转身走开了，继续送饮品。

格蕾塔继续寻找机会。她一直保持着微笑。没有人表现出认出了她或是见到她很开心的样子，怎么会有呢？人们向她投去不经意的一瞥，就回到自己的谈话中了。他们开怀大笑。除了格蕾塔以外，每个人身边都围绕着朋友，他们讲着笑话、分享着小秘密，每个人看起来都有人欢迎。只有那几个少年绷着脸，在面无表情地分发粉色饮品。

即便如此，她依然没有放弃。喝完饮料，她感觉好多了，决定等托盘又端到她跟前的时候就再喝一杯。她观察着那些谈话的人，希望找一个合适的切入口，自己也加入进去。当听到有人提起一些电影的名字时，她好像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他们说的是欧洲电影，当时刚刚在温哥华上映。她听到一个她和彼得一起看过的电影的名字，《四百击》。“噢，我看过那部电影。”她充满热情地大声说道，大家都朝她看过来，其中一个，显然是那个圈子里的发言人，说：“真的吗？ ”

当然，格蕾塔已经醉了。她把飘仙一号和粉红西柚汁一口气灌了下去。她没有像往常一样把这种冷落放在心上。她只是继续到处晃悠，知道自己好像有点失态了，却又感到这个房间里有种让人忘乎所以的氛围，让她可以这样做，交不到朋友也不要紧，她可以只是到处转转，发表自己的见解。

拱门处有一群大人物聚在一起。她在人群中看到了聚会的主人，就是那个名字和面容她长久以来都十分熟悉的作家。他说话的声音很大，语气很兴奋，他和周围的几个人似乎都散发着危险的气息，好像看着你就能把你侮辱一通似的。她开始觉得，自己刚刚试图挤进去的那个圈子就是由他们的妻子组成的。

刚才开门的那个女人不属于任何一拨，她自己也是个作家。有人喊她名字时，格蕾塔看到她转身了。那是发表她作品那本杂志上的一个作者名。有了这些渊源，能不能走过去介绍下自己呢？尽管开门时她态度有点冷淡，但毕竟是一个同类？

可这会儿这个女人正把头耷拉在刚才叫她名字的那个男人肩上，看起来不会愿意被人打扰。

想到这里格蕾塔坐了下来，由于没有椅子，她直接坐到了地板上。她想起一件事。她想起来那时候她和彼得一起去参加一个工程师的聚会，虽然谈话的内容无聊，但气氛是愉悦的。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定位，至少在当时是有的。但在这里没有人是安全的。即便是发表过作品的知名人物，也可能遭到背后的议论。不管是谁，都有点小聪明和神经质的感觉。

而就在这里，她刚才还那么渴望随便谁会来向她抛出哪个老掉牙的话题，想得都快抓狂了。

终于弄明白自己格格不入的原因之后，她觉得释然了，不太在意到底有没有人和她说话了。她把鞋脱掉，感觉太舒服了。她背靠墙坐着，把腿伸到聚会通道人少的一边。为了不把手上的酒洒到地毯上，她迅速喝光了它。

一个男人站在她面前，说道：“你是怎么来的？”

她可怜他那沉重麻木的双脚。她可怜所有不得不站着的人。

她说有人邀请她来的。

“我知道。我是问，你是开车来的吗？”

“我是走路过来的。”但仅仅说走路是不够的，过了一会儿她终于设法把话说全了。

“我先坐了公交车，然后又走了一段路。”

那个特殊圈子里的一个人正站在这个穿着鞋子的人后边。他说：“真是个好主意。”他看起来准备跟她聊天。

之前的那个人没太理会后来的这个人。他已经找来了格蕾塔的鞋子，但她不愿意穿，说太伤脚了。

“提着你的鞋。要不我就提着了。你能自己站起来吗？”

她想找那个更重要的人物帮她，但那人已经不在那里了。现在她记起来他写过什么作品了。一部关于杜克波尔派 [1] 的舞台剧，曾经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因为里边的杜克波尔派都不许穿衣服。当然他们并不是真的杜克波尔派，他们只是演员。毕竟，裸体演出是行不通的。

她试图把这些解释给扶她起来的男人听，但他明摆着不感兴趣。她问他写过什么。他说自己不是那种作家，而是一名记者，带着儿子和女儿，也就是这所房子主人的外孙和外孙女来做客。他们——孩子们——在聚会上送饮品。

“贻害无穷，”他说，指的是那些饮品，“罪大恶极。”

他们这会儿来到了室外。她脚蹬长筒袜穿过草坪，差点踏到一摊水渍里。

“有人在这里吐了。”她对护送者说。

“确实。”他说着把她扶进一辆车里。外面的空气改变了她的情绪，从一种起伏不定的欢欣变成了一种近乎尴尬甚至羞耻的东西。

“北温哥华。”他说。她之前一定跟他说过这个地址。“对吧？我们要出发了。狮门大桥。”

她但愿他不要问起自己干吗来参加这个聚会。如果她不得不说自己是个诗人，那么凭她现在的状态，她的醉相，他就会把她看作那种可怕的典型。外边天还没黑，但已经是晚上了。他们前进的方向看起来是正确的，沿着海边走了一段，又穿过一座桥。布拉德街大桥。之后车流密集起来，她每次睁开眼，看到的都是掠过的树，然后眼睛又会不由自主地闭上。车停的时候她知道时间还太短，他们肯定还没到家。没到她的家。

他们头顶的树木高大，枝繁叶茂。一颗星星也看不见。但是一些星星在水面上反着光，就在它们的藏身处和城市灯光之间。

“稍微坐下想一想。”他说。

这个词让她着迷。

“想一想。”

“比如说你打算怎么走进家里。你还能保持端庄吗？那样的话，别做得太过头了。或者做出无所谓的样子吗？我猜你有丈夫吧。”

“首先我得感谢你开车送我回家，”她说，“那么你得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他说自己已经告诉过她了。可能已经说了两遍。不过还是再说一遍吧，也无所谓。哈里斯·贝内特。贝内特。他是聚会举办者的女婿。分送饮料的是他的孩子。他和孩子们从多伦多过来拜访。她满意了吗？

“他们有妈妈吗？”

“他们当然有妈妈。不过她住院了。”

“对不起。”

“不必。那家医院非常好。是为了治疗一些精神上的问题。或者你也可以说是情绪问题。”

她赶紧接上话茬，告诉他她的丈夫叫彼得，是个工程师，他们有个女儿叫凯蒂。

“噢，那非常好。”他说，开始倒车上路。

在狮门大桥上，他说：“原谅我刚才那么说话。我之前在考虑是不是要吻你，然后决定还是不要了。”

她想他的意思是自己有些方面不值得被吻。这份屈辱像一记清脆的耳光，让她一下子清醒过来。

“待会儿过了桥是不是要往右拐上滨海大道？”他接着说，“得靠你指路了。”

在接下来的秋天、冬天和春天，她几乎没有一天不想到他。就好像一睡着就开始做同一个梦。她会把头倚在沙发的靠枕上，想象着自己躺在他怀里。你可能以为她不会记得他的长相了，但是这张脸上的每一个细节都会浮现在她眼前，一张布满皱纹、精疲力竭的脸，略带嘲弄的表情，看起来又像足不出户的样子。他的身体也没有缺席，在她想象中，那个身体有点疲惫但足够健壮，有种独特的吸引力。

她想他想得快哭了。然而每当彼得回到家，所有这些幻想就都消失了，休眠了。然后日常的感情占了上风，像平时一样真实可靠。

这个梦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与温哥华的天气类似——一种忧郁的期待，雨意朦胧的忧伤，和在心头变换的沉重。

那么那个她没得到的吻又怎么说呢，那看起来总是一个无礼的打击了吧？

她直接把这件事从记忆里删掉了。忘得一干二净。

还有她的诗呢？一句都没再写过，一个字都没有。完全看不出来她曾经喜欢写诗。

当然，她的这些痴迷都只有等凯蒂午睡了才有机会发作。有时她会大声说出他的名字，她享受着这种痴癫。接下来她会感到一种灼人的羞耻，在这种羞耻中她鄙视自己。确实是痴癫。白痴。

这时，突然出现了转机，伦德那份计划中的工作确定了，加上来自多伦多那所房子的邀约。好像天气突然放晴了，她觉得浑身是胆。

她发现自己在写一封信。这信的开头完全不合常理。没写亲爱的哈里斯。也没写勿忘我。

写这封信就像往漂流瓶里放一张纸条——

并且希望

它能抵达日本。

这是一段时间以来最像诗的东西了。

她不知道地址。她傻乎乎地大着胆子打电话给举办聚会的人。但当一个女人接起电话，她却一下子口干舌燥，感觉嘴里像有一大片荒漠，只好挂了。之后，她把凯蒂推到公共图书馆，找到一本多伦多市的电话簿。电话簿上有很多个贝内特，但单单没有哈里斯或H. 贝内特。

她产生了一个惊人的想法：查讣告。她根本控制不住自己。一直等到读图书馆订阅报纸的那个人读完。她一般不看多伦多的报纸，因为得过了桥才能买得到，彼得都是带《温哥华太阳报》回家。她窸窸窣窣翻了一遍，终于在一个专栏顶部看到了他的名字。那么他没死。原来是一家报社的专栏作者。他自然不愿意随便哪个知道他名字的人都往他家里打电话。

他写政治评论，行文看似满腹经纶，但她一点都不把这些放在心上。

她把给他的信寄了出去，寄到报社。她不确定拆信的会不会是他本人，觉得在信封上写上“私人信件”字样又完全是自找麻烦，所以除了关于漂流瓶的那几句话，信里只有她的到达日期和列车时刻。没有署名。她想不管谁打开信，都可能会认为写信的是一个喜欢玩文字游戏的年长亲戚。就算是这封奇怪的信真的被送到他家里，出院的妻子将信拆开，也完全不会给他惹麻烦。

凯蒂显然没意识到，彼得站在车厢外面的站台上就意味着他不和她们一起走了。当她和妈妈开始往前移动而他还留在原地、当火车不断加速彻底把他甩在身后，她对离他而去感到特别悲伤。不过，过了一会儿她平静下来，还跟格蕾塔说，爸爸明天早上就来了。

到了第二天早上，格蕾塔有点担忧，但是凯蒂并没有提爸爸没来这件事。格蕾塔问她饿不饿，她说饿了，然后跟她妈妈解释——像格蕾塔上火车前跟她讲的那样——她们现在得换掉睡衣，去另外一个房间吃早餐了。

“你早餐想吃什么？”

“脆豌豆。”意思是脆米花。

“我们去看看他们有没有。”

他们有。

“现在我们要去找爸爸了吗？”

火车上有个儿童游乐区，但非常小。已经被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占领了——从他们一样的复活节兔子外套可以看出来是兄妹俩。他们玩的游戏是把小汽车开向对方，然后在最后一刻躲开。碰碰车。

“这是凯蒂，”格蕾塔说，“我是她妈妈。你们叫什么名字？”

碰撞变得更猛烈了些，不过他们并没有抬头。

“爸爸不在这儿。”凯蒂说。

格蕾塔觉得她们最好回去，拿上凯蒂那本克里斯托弗·罗宾故事书，到火车的圆顶观光车厢去读。她们应该不会打扰到任何人，因为早餐时间尚未结束，重头戏的山景也还没开始。

问题是刚读完克里斯托弗·罗宾，凯蒂就要求马上再读一遍。第一遍读的时候她很安静，可现在她开始在每句话的结尾跟着念了。接下来她逐字跟读，不过还没准备好自己来。格蕾塔可以想象等观光车厢里挤满了人，再这样会招人讨厌的。像凯蒂这么大的孩子对单调重复是完全无所谓的。实际上，他们喜欢单调重复，可以沉迷其中，把这些熟悉的词当作永远都吃不完的那颗糖一样裹在舌头上一直念。

一对年轻的男孩和女孩从楼梯走上来，坐在格蕾塔和凯蒂对面。他们相当愉快地说了早上好，格蕾塔也回应了。凯蒂非常不喜欢妈妈跟他们打招呼，继续盯着书轻轻地吟诵。

从走道对面传来了那个男孩的声音，几乎像凯蒂自己的一样轻：

白金汉宫的士兵在换岗——

克里斯托弗·罗宾和爱丽丝一起出场 [2] 。

念完这句他又念起另外一句。“‘我不喜欢，我是山姆 [3] 。’”

格蕾塔笑了但凯蒂没有。格蕾塔看得出来她有点震惊。书上的傻话她能理解，但是她不理解一个手上没书的人嘴里怎么会冒出这些傻话。

“不好意思，”男孩对格蕾塔说，“我们是学前班的。那是我们的文学。”他斜倚过来认真地对凯蒂轻声说。

“那是本不错的书，对吧？”

“他的意思是，我们的工作是关于学龄前儿童的，”女孩对格蕾塔说，“尽管有时候我们确实会弄混。”

男孩继续跟凯蒂说话。

“现在我大概能猜出你的名字了。叫什么呢？是鲁弗斯？罗弗？”

凯蒂一直咬着嘴唇，但这时忍不住正言厉色地答话了。

“我不是小狗 [4] 。”她说。

“当然不是了。我不该这么傻的。我是个男孩儿，我的名字叫格雷格。这个女孩儿的名字叫劳丽。”

“他逗你呢，”劳丽说，“要不要我给他一巴掌？”

凯蒂思量了一番，然后说：“不要。”

“‘爱丽丝要嫁给一名警卫，’”格雷格继续背，“‘爱丽丝说，士兵的生活真艰苦。’”

背到第二个爱丽丝时，凯蒂轻轻跟着一起背了起来。

劳丽告诉格蕾塔，他们之前一直到各地的幼儿园演小品。这叫给孩子们做阅读准备。他们实际上是演员。她将在贾斯珀下车，她在那里找了份做服务员的暑期工作，同时还能演一些喜剧。那就不能算阅读准备了。成年人的娱乐，他们这样称呼。

“上帝呀，”她大笑着说，“随遇而安吧。”

格雷格不用工作，他会在萨斯卡通下车。他家在那儿。

两个人都很漂亮，格蕾塔想。身形修长、敏捷，苗条得异乎寻常，男孩长着深色卷发，女孩一头乌发，像圣母一样光彩照人。稍后，当她提到他俩长得有点像时，他们说在安排住宿的时候，有时候还能因此占点便宜呢。伪装成兄妹让事情简单太多了，但他们得记得要两张床，并且保证晚上把两张床都弄乱。

不过现在，他们告诉格蕾塔，现在不必担心这个问题了。没有什么要避嫌的了。他们在一起三年了，现在正分手呢。他们已经几个月没有行过房事了，至少彼此之间没发生过什么。

“现在白金汉宫要靠边站了，”格雷格对凯蒂说，“我做锻炼了。”

格蕾塔以为这意味着他会下楼，或者至少到过道上做点健身操，但没有，他和劳丽一起仰起头，提提嗓，开始学鸟鸣、乌鸦叫，唱起一些怪腔怪调。凯蒂开心起来，把这些当作一份礼物，一场为她做的表演。她表现得也像一个有教养的观众——一直到结束都非常安静，然后哈哈大笑。

有些人本来打算上楼，却在楼梯底下停住了，他们可不像凯蒂那样，对这表演那么着迷，有点进退两难的样子。

“不好意思。”格雷格说，没做任何解释，不过语气是友好亲密的。他向凯蒂伸出一只手来。

“我们去看看这里有没有游戏房吧。”

劳丽和格蕾塔跟在他们后面。格蕾塔希望他不是那种为了展现自己的魅力才跟小孩子打成一片的人，等意识到孩子的热情无止无休时又会感到烦躁无聊。

还不到午餐时间，格蕾塔就知道不必担心这个。事实上，凯蒂的关注并没有让格雷格感到厌烦，并且还有几个别的小孩子也加入到了竞争中，也看不出他有一点厌烦的意思。

他并没有组织竞争。他让那些一开始被他吸引的孩子们把注意力都转移到了认识彼此上，然后转移到了活泼甚至是狂野的游戏中，但气氛并不暴躁。他们没有勃然大怒。也没有骄纵。根本就没空——眼下有那么多有趣的事情呢。这是一个奇迹，在这么小的空间里，那么轻松地应付着孩子们的野性。筋疲力尽之后他们下午就会睡个好觉吧。

“他太厉害了。”格蕾塔对劳丽说。

“他基本上都是活在当下，”劳丽说，“毫无保留。你知道吗？很多演员都会保存精力。男演员尤其爱这样。一下台就跟死了似的。”

格蕾塔想，我就是那样的。我大部分时间都有所保留。对凯蒂加着小心，对彼得加着小心。

在两人已经迈入、但格蕾塔却从未留心的十年里，好多精力都耗在了诸如此类的事情上。活在当下，被赋予了新的意义。顺其自然。去付出。有人会付出，有人不大会。要在心中消除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樊篱。这样才真实。像格蕾塔的诗那样，并非自然流露的东西，疑点重重，贻笑大方。当然她依然故我，大惊小怪，刨根问底，暗自对抗着主流文化，强硬得像颗钉子。但在那个时刻，她的孩子被格雷格和他的所作所为征服了；她心里满是感激。

到了下午，正如格蕾塔所料，孩子们都睡了。有些妈妈也睡着了。另外一些在打牌。劳丽在贾斯珀下车时，格雷格和格蕾塔向她挥手道别。她从站台上向他们飞吻。一个年长些的男人出现了，接过她的手提箱，深情地吻了她，往火车上张望，向格雷格挥手致意。格雷格也向他挥手。

“她的现任男朋友。”他说。

车开动的时候，他们把手挥得更热烈了。然后他和格蕾塔把凯蒂带回包厢，凯蒂在他们之间睡着了，跳着跳着就睡着了。既然现在不用担心孩子会掉下去，他们就打开了包厢的窗帘，换一些新鲜空气进来。

“有孩子太帅了。”格雷格说，“太帅了”是当时的又一个新词，至少对格蕾塔是新的。

“这没什么。”她说。

“你真淡定。下面你该说，‘这就是生活’了。”

“不会的。”格蕾塔说，说罢就眼也不眨地逼视着他，一直到他摇着脑袋大笑起来。

他告诉她，自己是因为宗教信仰而开始接触表演的。他的家庭属于格蕾塔从没听说过的某个基督教教派。信仰这个教派的人不多，但非常富有，或至少有些人是这样的。他们在大草原的一个镇上建了座带剧院的教堂。他不到十岁就开始在那里演出了。演圣经里的寓言故事，也演当今的生活，演不信这个教的人会遭遇的可怕之事。他的家人很为他骄傲，当然他也为自己骄傲。一些富有的信徒会到教堂去重新宣誓，重注神性，格雷格做梦也没想过把这些事全都告诉家人。不管怎么说，他喜欢被人赞赏，也喜欢表演。

直到一天，他突然发现不用通过教会那个渠道，他也照样可以表演。他试着礼貌地说出自己的看法，父母却说他是着了魔了。他说，哈哈，我知道我是着了什么。

那就再见。

“我不想让你觉得宗教全是不好的。我依然相信祈祷和所有的一切。但我永远也无法告诉我的家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只说出一半的实情，他们就能寻死觅活。你知道那种人吗？”

格蕾塔告诉他，当她和彼得刚搬到温哥华时，住在安大略省的祖母帮她联系了一名牧师。牧师来访时格蕾塔表现得非常傲慢。他说会为她祈祷，格蕾塔直接回答，不必麻烦了。那时，她祖母奄奄一息。格蕾塔之后每每想起这件事，就会一边羞愧难当，一边为自己的羞愧而气恼。

彼得并不理解这一切。他母亲从没去过教堂，虽然她带着他翻越万水千山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一厢情愿地相信这样他们就可以成为天主教徒了。他说天主教可能有个好处，一直到临死前都可以皈依。

这么长时间以来，这是她第一次想到彼得。

实际上，她和格雷格一边喝着酒，一边聊着这些痛苦却又抚慰人心的话语。格雷格拿出来一瓶茴香酒。她喝得相当谨慎，自从上次作家聚会后，她对喝酒就很小心了，但酒精还是起了些作用。酒力之下他们开始轻抚彼此的手，随后亲吻爱抚起来。这些都不得不在睡着的孩子旁边进行。

“我们最好就此打住，”格蕾塔说，“不然就难堪了。”

“这不是我们，”格雷格说，“是别的人。”

“那么让他们就此打住吧。你知道他们叫什么吗？”

“我想一下。雷吉。雷吉和多萝西。”

格蕾塔说：“打住，雷吉。我的孩子怎么办？她是无辜的。”

“我们可以去我的铺位。离这里不远。”

“我没有带——”

“我带了。”

“你不会是带在身上吧？”

“当然不是。你以为我是禽兽啊？”

于是他们整理好刚才弄乱了的衣服，悄悄从包厢里溜出来，小心翼翼地扣上了凯蒂铺位上的每个锁扣，假装若无其事的样子从格蕾塔的车厢去他那里。根本没这个必要——他们一个人都没碰见。人们不是在观光车厢里拍连绵不断的群山，就是在有酒吧的车厢里，要么就是在打瞌睡。

他们在格雷格乱糟糟的铺位上继续刚才没完成的动作。地方太小躺不下两个人，不过他们来回翻滚。起初两人一直强忍着笑，然后是惊人的快感，除了睁大眼睛彼此对望，根本无处可看。他们互相咬着对方，以免发出难抑的叫声。

“真好，”格雷格说，“太好了。”

“我得回去了。”

“这么快？”

“待会儿凯蒂可能会醒，而我不在。”

“好吧。好吧。我也得准备待会儿到萨斯卡通下车了。要是我们正做着呢就到了会怎么样？你好妈妈。你好爸爸。不好意思，等我一会儿，我在——哇——吼！”

她把自己收拾妥当就离开了。其实她并不在乎会遇到谁。她弱不禁风，总爱一惊一乍，但还算有活力，像个角斗士刚刚结束了赛场里的一场决斗。她居然想到了这个，便微笑了起来。

反正她是一个人也没碰到。

帘子最下边的纽扣开了。她确定自己是扣上了的。即使没扣，凯蒂也很难钻出去，肯定也不会往外钻。有一回格蕾塔离开凯蒂一小会儿去卫生间，还清清楚楚地跟她交代了千万别在后边跟着，凯蒂当时说“我才不会”，就好像不满当她是小孩子似的。

格蕾塔抓住帘子，把它完全拉开，却发现凯蒂不在。

她要疯了。一下子掀开枕头，好像凯蒂那么大的孩子真能藏在枕头底下似的。她用手捶打着毯子，好像凯蒂能藏到毯子下面。她让自己镇静下来，试着回想刚刚和格雷格在一起时火车在哪一站停靠过，有没有停靠过。要是火车停过，会不会有绑匪趁停车上来设法拐走凯蒂呢？

她站在过道里，试图思考自己怎么做才能让火车停下来。

然后她想，迫使自己去想，那种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别扯淡了。凯蒂一定是醒来发现她不在，出去找她了。一个人去找她了。

就在这附近，她一定就在这附近呢。车厢两端的门都太重了，她打不开的。

格蕾塔几乎挪不动步子了。她的整个身体，她的大脑，都一片空白。这一切本可以不发生的。让时光倒流吧，倒流吧，回到她和格雷格一起走之前。停在那里。停下来。

这会儿走道对面有个空位。有人用一件女式毛衣和几本杂志占着座。再远一点，有一个铺位也扣得严严实实的，像她——她们——那个铺位之前那样。她一把就把帘子给拽开了。里面睡着的老头翻过身去，不过并没有醒。他不可能藏着人。

多蠢啊。

新的担心接踵而至。万一凯蒂跑到了车厢的其中一端，并设法打开了门呢。或者是前边有人开了门，她跟着出去了呢。两节车厢之间有一个短短的走道，也就是车厢连接处，人可以从上边走。在那里你能感受到火车那吓人的猛然行进。你身前身后都是沉重的车门，走道两边的金属板叮当作响。下边盖着的就是火车靠站时要放下来的梯子。

你总是迅速穿过这些通道，脚下乒乓作响，摇摇晃晃，提醒着你这些东西连接得好像并不那么牢靠。那种声响和摇晃几乎是随意的，却又那么匆匆忙忙。

车厢尽头的门对格蕾塔来说都有些重。要么就是因为她被恐惧耗尽了气力。她使劲用肩膀挤开了门。

在那里，在两个车厢之间，一块不停乒乓作响的金属板上坐着凯蒂。她眼睛睁得很大，嘴巴微微张着，一副吃惊的样子，孤零零地坐着。一点儿也没哭，不过一看见妈妈她就哭了起来。

格蕾塔抓住她一把抱起来，磕磕绊绊靠到刚刚打开的门上。

所有的车厢都有名字，用来纪念战役、探险或是杰出的加拿大人。她们那节车厢的名字叫康诺特 [5] 。她永远也忘不了这个名字。

凯蒂毫发无损。她的衣服并没有被来回晃动的锋利的金属板边缘挂住，原本是有可能发生的。

“我去找你了。”她说。

什么时候？就在刚刚，还是格蕾塔一离开她就去了？

当然不会太久。要不肯定会有人发现她，领着她去报警。

天气晴好却并不太暖和。她的脸和手都是冰凉的。

“我以为你在楼上呢。”她说。

格蕾塔用铺位上的毯子把凯蒂裹了起来，这时她自己才像发烧似的颤抖起来。她感到恶心，呕吐物已经涌上了喉咙。凯蒂说“别推我”，说着她扭到了一边。

“你闻起来臭臭的。”她说。

格蕾塔把胳膊拿开，平躺下来。

太可怕了，她设想的后果太吓人了。孩子依然生气地抗议着，跟她保持着距离。

当然，一定会有人发现凯蒂的。某个正人君子，而不是坏人，可能会在那里发现她，并把她带到安全的地方。格蕾塔会听到一条让人沮丧的广播，说在火车上找到一个落单的孩子。一个自称凯蒂的孩子。她会把自己尽量收拾得体，从她当时所在的地方冲过去，去认领孩子，并撒谎说她刚刚去卫生间了。她肯定会被吓坏，但就不会看到刚刚那一幕了，不会看到凯蒂坐在嘈杂的车厢之间，那么无助。她不哭不喊，好像要一直在那里坐下去，没人给她任何解释，任何希望。她的眼神怪怪的，目光空洞，嘴巴张着，直到获救那一刻才开始哭泣。直到那时她才回到了自己的世界，重拾受伤和抱怨的权利。

现在她说自己不困，想起床。她问格雷格在哪儿。格蕾塔说他在睡觉，他累了。

她和格蕾塔到观光车厢打发下午剩下的时光。那里几乎没有别人。落基山脉一定把那些拍照的人累坏了。像格雷格说过的，它们在大草原上显得那么低矮。

火车在萨斯卡通停了一小会儿，有几个人下车了。格雷格也在其中。格蕾塔看到一对夫妇来接他，肯定是他父母。一起来的还有一个坐轮椅的妇女，可能是他奶奶或姥姥吧，周围还有几个晃来晃去的年轻人，开心又略带尴尬地跟他打招呼。这些人看着都不像某个教派的教徒，也没有一点不苟言笑或是不好相处的迹象。

不过你怎么能仅凭这一点就对任何一个人下定论呢？

格雷格从人群中转过头来，扫视着火车的窗户。格蕾塔从观光车厢里挥着手，他看见了，也冲她挥了挥手。

“格雷格在那儿，”她对凯蒂说，“从这里往下看。他在挥手呢。你也冲他挥个手？”

但是凯蒂觉得他太难找了。或者，她并没有去找。她带着严肃并且有点生气的神情转过身来，而格雷格，在最后一次自讨没趣的挥手之后，也转过身去。格蕾塔不知道孩子是不是在惩罚他，因为曾被他丢下，她就不愿想念他，甚至不接受他。

好吧，倘若事已至此，那就随它去吧。

“格雷格冲你挥手了。”火车开动时，格蕾塔说。

“我知道。”

那天晚上，凯蒂在她身旁睡觉时，格蕾塔给彼得写了封信。那是一封长信，她试着写得有趣一些，写火车上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大部分人都更喜欢透过相机镜头看风景，而不是看真正的风景，如是等等。凯蒂基本上很乖。当然，信里完全没提到凯蒂丢失和受到惊吓的事儿。大草原被远远抛在身后，黑色的云杉连绵不尽，当他们因故停在偏远的小城霍恩佩恩时，她寄出了这封信。

在这几百公里路上，她把所有醒着的时间全投入到了凯蒂身上。她意识到以前她从没在凯蒂身上这么投入过。她的确一直在照顾这个孩子，在彼得去上班、只有她俩在家的时间里，给她穿衣，喂她吃饭，陪她说话。但格蕾塔那时在家里有别的事情要忙，她的关注一阵一阵的，她的柔情也常常出于权宜。

并且不只是因为家务。别的想法太多了，让她顾不得想孩子。甚至在陷入对多伦多那个男人无望的、耗人心力的、白痴般的迷恋之前，也有其他事情要想，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她好像都在头脑里作着诗。现在她突然觉得那也是一种背叛——是对凯蒂、对彼得、对生活的背叛。而如今，她头脑中那个画面，那个凯蒂独自坐在哐当作响的两节车厢之间的金属板上的画面让她明白，作为凯蒂的母亲，诗歌创作是她不得不放弃的又一些东西。

罪过啊。她曾如此心不在焉。她曾如此决绝地把注意力放在孩子之外的事情上。罪过啊。

她们到达多伦多时正是上午。天阴沉沉的。是那种夏日典型的电闪雷鸣的天气。凯蒂在西海岸从没见过这种喧嚣景象，但格蕾塔告诉她没什么好怕的，而她看起来也确实不害怕。之前火车在隧道里停下，四周一片漆黑，只剩灯光，她也没有怕。

她说：“晚上了。”

格蕾塔说，没有，不是晚上，她们已经下了火车，现在只要走到隧道的尽头就好了。然后得再上一些台阶，或许会有电梯，之后她们会进到一栋大楼里边，从那出去就可以打出租了。出租车就是汽车，这是最后一程，出租车会带她们去要去的那座房子。那是她们的新住处，她们会在里边住一阵子。她们住一段时间之后再回家去找爸爸。

她们走上一个斜坡，那里有一部自动扶梯。凯蒂停了下来，格蕾塔也跟着停下来，人们从她们身旁走到前面去。然后格蕾塔把凯蒂抱起来放在腰间，用另一只胳膊拉着行李箱，弯着腰磕磕绊绊地拖到移动着的电梯台阶上。到了上面，站在多伦多联合车站明亮耀眼的光线中，她把孩子放下来，她们又可以牵着手走了。

走在她们前面的人四散而去，等候的人喊着他们的名字，或径直走上前接过他们的行李箱，把他们接走了。

就像现在有人接过了她们的行李箱那样。接过行李箱，抱住格蕾塔，第一次如此坚定地吻了她，像是在庆祝什么。

是哈里斯。

格蕾塔先是大吃一惊，然后内心一阵翻腾，安心落意之感油然而生。

她试图抓住凯蒂，但孩子这时挣脱了，松开了手。

她不是想逃跑。她只是站在那里，等待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一切。

[1] 杜克波尔派（Doukhobors），基督教一个教派，产生于18世纪的俄国，他们拒绝东正教，不承认上帝之外有任何权威。许多的杜克波尔派教徒后来移居加拿大西部。

[2] 出自英国著名作家艾伦·亚历山大·米尔恩（Alan Alexander Milne，1882—1956）的诗歌《白金汉宫》。他最脍炙人口的作品是《小熊维尼》。

[3] 出自美国20世纪儿童文学作家和插图画家苏斯博士（Dr. Seuss, 即Theodor Seuss Geisel, 1904—1991）的著名童书《绿鸡蛋和火腿》。

[4] 前文中的鲁弗斯和罗弗都是常见的狗名。

[5] 指康诺特和斯特拉森公爵，全名阿瑟·威廉·帕特里克·阿尔伯特，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之子，于1911年至1916年任加拿大总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