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武：《四库全书总目》 经部诗类小叙平议

《诗经》为古代经书的一种，诗经学又是经学之重要内容。《总目》诗类小叙应该说是总结诗经学史的一篇较早的文献，小文以平议案语的形式对诗经研究史上的一些问题稍作探讨。

《诗》有四家，《毛氏》独传，唐以前无异论。

吴案：汉以来，传诗已成四家之势，但明言“诗有四家”者始于隋唐之际的陆德明。其《经典释文·序录》云：“（《诗》）汉兴，传者有四家。鲁人申公，受《诗》于浮丘伯，以《诗经》为训故以教，无传、疑者则阙不传，号曰《鲁诗》。……齐人辕固生，作《诗传》，号《齐诗》。……燕人韩婴，推《诗》之意，作内外传数万言，号曰《韩诗》。……《毛诗》者，出自毛公，河献王好之。”

《史记·儒林传》只记齐、鲁、韩三家，不载《毛氏》。这三家即后世所谓“三家诗”，均属经今文学，当时已立学官。明代又有“六家诗”之说，始于冯应京《六家诗名物疏》。所谓“六家诗”，是在四家诗的基础上外加郑玄《毛诗笺》和朱熹《诗集传》而成。不过馆臣对此颇有微词，《提要》云：“惟所称六家乃谓《齐》、《鲁》、《毛》、《韩》、《郑笺》、《朱传》，则古无是目，而自应京臆创之。且毛、郑本属一家，析而为二，亦乖于传经之支派。”其实，冯氏分六家，注意到《郑笺》融合今古文，与纯为古文的《毛传》有所区别。

《毛诗》迟至《汉书·艺文志》才见著录，有“《毛诗》二十九卷”、“《毛诗故训传》三十卷”。可见，汉初《毛诗》不显。《汉志》还有一处提到：“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杨树达《汉书管窥》注云：“姚振宗云，平帝时立毛诗博士，以迄王莽之末，此云未得立者，本《七略》旧文，哀帝时之言也。”此为确论。皮锡瑞《经学通论》云：“自谓者，人不谓然也。《毛诗》始发见于刘歆，《汉志》多本刘歆《七略》。”（见《论毛传不可信而明见汉志非马融所作》）大体，《毛诗》立于学官最晚，其源流当时已难以釐清。徐整所记《毛诗》授受源流，疑出徐氏《毛诗谱》一书（《隋志》有著录，惜已佚）；而《经典释文·序录》引徐氏之记时又歧出异说，不过二说都以子夏为宗。

《经典释文·序录》云：“《齐诗》久亡，《鲁诗》不过江东，《韩诗》虽在人无传者，惟《毛诗》、《郑笺》独立国学，今所遵用。”《隋书·经籍志》云：“《齐诗》魏代已亡，《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虽存，无传之者。”郑樵《诗辨妄自序》又云：“迨五代之后，《韩诗》亦亡。”其实，据《直斋书录解题》引北宋末年馆阁学者董逌之语，《齐诗》至北宋尚存。《韩诗》亦行于北宋，馆臣已有论断。其证有三：一则宋初所编《太平御览》有载，二则宋仁宗时期所修《崇文总目》已著录，三则刘安世《元城语录》有“少年尝记读《韩诗》”之语。此外，现存数种《韩诗》辑本中，至少有七处佚文仅见于董逌《广川诗故》中（参见《笔者董逌〈广川诗故〉辑考》一文）。

何以“毛氏独传”？这与经古文学的兴盛有关。《汉书·儒林传》赞云：“平帝时，又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经过后汉经师的提倡，《毛诗》和其他古文经的地位渐渐显要。《经典释文·序录》云：“后汉郑众、贾逵传《毛诗》，马融作《毛诗注》，郑玄作《毛诗笺》，申明毛义难三家，于是三家遂废矣。”《隋志》著录有马融的《毛诗注》、贾逵的《毛诗杂议难》，而且还有《毛传》、《郑笺》的合钞本。后来，魏王肃起而述毛非郑，但是仍不敌《郑笺》。至唐初，天下皆服《毛传》、《郑笺》。其实，郑玄虽主毛传，亦有与毛传相左之处。对此，历代皆有研究。

所谓“唐以前无异论”，其实只是就《释文》、《隋志》、《毛诗正义》而言。此三书同作于隋末唐初，为官方所推崇。然而至中唐，异论遂起。比如，施士丐虽宗毛、郑，但其说诗多补正毛、郑。《唐语林》云：“施士丐善毛、郑《诗》，刘禹锡同韩退之、柳子厚诣士丐听说《诗》，曰：‘《甘棠》勿拜，如人身之拜，小低曲也。’”此处解“蔽芾甘棠，勿翦勿拜”之“勿拜”，可补《毛诗》之阙。又比如，韩愈力主“子夏不序《诗》”（见杨慎《升庵经说》引《诗之序议》），并言“汉之学者欲显立其传，因借之子夏”（见《毛诗李黄集解》引），遂开宋人疑序之先河。所以，南宋程大昌《考古编》卷二《诗论十》云：“谓序诗为子夏者，毛公、郑玄、萧统辈也。谓子夏有不序诗之道，而疑其为汉儒附托者，韩愈氏也。”不过，这种怀疑并未导致说诗本身的转变，故欧阳修《诗解统序》云：“唐韩文公，为最知道之笃者，然亦不过议其序之是否？”（见《居士外集》卷十）再比如，成伯玙以为“《诗序》首句为子夏所传，其下为毛苌所续。”（见《毛诗指说》提要）此说对宋人取序首句解诗一派如苏辙《诗集传》等有影响，故馆臣云：“惟取序首，伯与已先言之，不自辙创矣。厥后王得臣、程大昌、李樗皆以辙说为祖，良有由也。”（见《诗集传》提要）

宋以后则众说争矣。

吴案：关于宋人说诗，馆臣云：“自北宋以前，说诗者无异学。欧阳修、苏辙以后，别解渐生。郑樵、周孚以后，争端大起。绍兴、绍熙之间，左右佩剑，相笑不休。迄宋末年，乃古义黜而新学立。”（《诗经大全》提要）此所谓“新学”，即以《朱传》为代表的“宋学”。

宋以后异论，始于欧阳修之《诗本义》。此书《提要》云：“自唐以来，说诗者莫敢议毛郑。虽老师宿儒，亦谨守小序。至宋而新义日增，旧说几废。推原所始，实发于修。”疑经惑传，中唐首开风气，至宋庆历之际几成潮流。前面提到成氏、韩氏已经疑序，而欧阳氏说诗也不专主毛、郑。然而北宋诸家仍立论平稳，不尚攻诘，处于疑序阶段。比如欧阳氏《诗本义》，《提要》云：“修作是书，本出于和气平心，以意逆志。故其立论未尝轻议二家，而亦不曲徇二家，其所训释往往得诗人之本志。”又如苏辙《诗集传》，《提要》云：“辙于毛氏之学亦不激不随，务持其平者。”即便王安石的《诗经新义》，所发新解中有不少也是毛、郑旧说。

南渡以后，则大变。郑樵《诗辨妄》率先攻序，以为小序“皆是村野妄人之作”。稍后，王质《诗总闻》、朱熹《诗集传》继之，故馆臣云：“南宋之初，废诗序者三家，郑樵、朱子及质也。”（见《诗总闻》提要）而且，朱子之说多取郑氏，故《黄氏日钞》卷四《读毛诗》云：“雪山王公质、夹漈郑公樵，始皆去《序》而言《诗》，与诸家之说不同。晦庵先生因郑公之说，尽去美刺，探求古始，其说颇惊俗，虽东莱不能无疑焉。”与之相反，尊序最甚者为范处义之《诗补传》，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严粲《诗缉》、林岊《毛诗讲义》亦以毛、郑为宗。故馆臣云：“自是以后，说诗者遂分攻序、宗序两家，角立相争，而终不能以偏废。”（朱子《诗集传》提要）。其实，更多的学者属于仍属于兼采两家、间下己意一类。

另外，郑氏、朱子又创“淫诗”之说。早在北宋，欧阳氏就把《野有死麕》、《静女》等诗说成是“淫奔之诗”（见《诗本义》卷二、卷三）。至南宋，郑樵开始把郑风诸篇说成是“淫奔者之辞”，这与孔子所言“郑卫之声”相一致。至朱子，又把“淫诗”扩大到卫风、王风、陈风、邶风、唐风、鄘风等。后来，王柏据此删诗，为说诗者不耻。

朱子以后，大体说诗者或尊毛郑，或尊朱传，亦有自出新意者，所谓“众说争矣”。

然攻汉学者，意不尽在于经义，务胜汉儒而巳；伸汉学者，意亦不尽在于经义，愤宋儒之诋汉儒而巳。各挟一不相下之心，而又济以不平之气，激而过当，亦其势然欤？

吴案：应当说，北宋诸儒说诗多循史实、义理、人情三者来断毛郑之是非，其旨在经义。而至南宋，“务胜汉儒”之风渐长，故馆臣云：“自郑樵以后，说诗者务立新义，以掊击汉儒为能。”（见范家相《三家诗拾遗》提要）比如程大昌《诗论》，此书《提要》云：“大昌之意惟在求胜于汉儒，原不计经义之合。”

在这一点上，朱子也不能免俗。其《诗集传》初稿多宗毛、郑，馆臣甚至说：“其说全宗小序。”（见《诗集传》提要）据今人潘重规所辑《朱子诗序旧说叙录》一文、杨钟基《诗集传旧说辑校》、束景南《诗集解》两辑本可知，朱子旧稿虽主毛、郑而有变通。后人所见《诗集传》，已是废序之作品。馆臣云：“盖《集传》废序，成于吕祖谦之相激，非朱子之初心。故其间负气求胜之处，在所不免。”（见《钦定诗经传说汇纂》提要）后代宗朱攻毛郑者不少，如清王承烈《复庵诗说》，此书《提要》云：“是书奉朱子诗传为主，以攻击毛郑。其菲薄汉儒，无所不至。”

宋末，诸儒多尊朱传。元承宋风，但是“元儒之学，主于笃实，犹胜虚谈高论、横生臆解者也。”（《诗演义》提要）至明初，此风仍在。然而，明中叶以后有所变化，“愤宋儒之诋汉儒”始于明人郝敬《毛诗原解》。此书《提要》云：“敬徒以朱子务胜汉儒，深文锻炼，有以激后世之不平，遂即用朱子吹求小序之法以吹求朱子。”从此，攻朱传者日多。比如明章调鼎《诗经备考》，此书《提要》云：“是编因钟惺未成之本增损成书，以攻击朱子《集传》。”又如清初吴肃公《诗问》，此书《提要》云：“是书大旨攻朱子《诗集传》，然亦不甚从小序。”

馆臣所谓汉、宋之争，起于意气用事者固然不少，但多数学者仍然是就诗论诗，不必强分汉、宋。比如，明末人说诗非汉非宋，如何入汉、宋？馆臣云：“明季说诗之家，往往簸弄聪明，变圣经为小品。”（见《毛诗陆疏广要》提要）又云：“盖钟惺、谭元春诗派盛于明末，流弊所极，乃至以其法解经，诗归之贻害于学者，可谓酷矣。”（见《诗经偶笺》提要）无论如何，明末人说诗亦自成一派。

夫解《春秋》者，惟《公羊》多驳，其中高子、沈子之说殆转相附益。要其大义数十，传自圣门者，不能废也。

吴案：《春秋》三传，其中《公羊》、《谷梁》乃经师口授之学，至汉初才书于帛上。口授之中必有附益，相互抵牾、体例不合之处亦不少。馆臣所举高子、（子）沈子之例，就是体例不合者。

《公羊传》引高子一处，见《文公四年》：“夏，逆妇姜于齐。其谓逆妇姜于齐何？略之也。高子曰，娶乎大夫者，略之也。”考《公羊》书例，“高子曰”部分或为传经之初便入《公羊》者，或为经师口授误入正文者。又引沈子二处，一见《隐公十一年》：“冬十一月壬辰，公薨。何以不书葬？隐之也。何隐尔？弑也。弑，则何以不书葬？春秋君弑贼不讨，不书葬，以为无臣子也。子沈子曰，君弑，臣不讨贼，非臣也；不复仇，非子也。葬，生者之事也。春秋君弑贼不讨，不书葬，以为不系乎臣子也。”又见《庄公十年》：“三月，宋人迁宿。迁之者何？不通也，以地还之也。子沈子曰，不通者，盖因而臣之也。”后汉何休解云：“沈子称子冠氏上者，著其为师也……其不冠子者，他师也。”（《隐公十一年》）由于今本《公羊》成于汉初，何休去古未远，知古之经注非必成于一人之手，故不因书例而删之。唐徐彦亦云：“其隐十一年传记子沈子者，欲明子夏所传非独公羊氏矣，故辄记其人以广义也。”（见《春秋公羊传注疏》）馆臣所谓“传自圣门者，不能废也”，即是。

《诗序》称子夏，而所引高子、孟仲子乃战国时人，固后来搀续之明证。卽成伯玙等所指篇首一句，经师口授亦未必不失其眞，然去古未远，必有所受。意其眞赝相半，亦近似《公羊》。全信全疑，均为偏见。

吴案：唐初以前，诸儒多主子夏作《诗序》，始作俑者为后汉郑玄、三国吴人陆机。《释文·诗音义》引沈重云：“按，郑《诗谱序》意，大序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陆氏《诗疏》云：“孔子删诗，授卜商，商为之序。”馆臣基本肯定诗序可信，但是其中文字多为后人所搀杂和续写。

《诗序》引高子二处，一见《小雅·小弁》：“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诗也。”又见《丝衣》：“高子曰，灵星之尸也。”高子其人见于《孟子》，东汉赵岐以为与孟子同时的齐人。引孟仲子二处，一见《周颂·维天之命》：“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无极而美周之礼也。”又见《周颂·閟宫》：“孟仲子曰，是禖宫也。”郑玄《毛诗谱》以孟仲子为子思之弟子。二人为战国时人，故馆臣有诗序搀续之说。其实，《隋书·经籍志》早已明言：“子夏所创，毛公及敬仲又加润益。”稍后，孔颖达《毛诗正义》也多次提到毛公编定《诗序》时加进了子夏以来的种种意见。可见，搀续之说最迟始于唐初。如果考虑到早期古书多成于众人之手的情况，《诗序》原作者本来就难以确认，所以无需以子夏为基点来证所谓“搀续”。

馆臣认为，既便成氏有关小序首句为子夏所传的说法是对的，文字也难保不失其真。成氏《毛诗指说》云：“（关雎之序为子夏所作）其余众篇之小序，子夏惟裁初句耳，至‘也’字而止。‘葛覃，后妃之本也’、‘鸿雁，美宣王也’，如此之类是也。”同时，又认为汉人所传《毛诗序》，离周、孔不远，其说一定有根据。

今参稽众说，务协其平，苟不至程大昌之妄改旧文、王柏之横删圣籍者，论有可采，并录存之，以消融数百年之门戸。

吴案：四库馆臣虽以汉学家为多，而其论学仍多兼采宋学之精华，故能“协其平”。

《总目》著录程氏《诗论》一卷十七篇，又见《考古编》内。他提出：“《诗》有《南》、《雅》、《颂》，无《国风》，其曰《国风》者非古”，并且认为“《国风》之名，汉人盛言之，而挈著篇首，则自毛氏始。”于是，他改“毛氏本”为“今定本”，即改“国风”为“周南”（“召南”亦归此）和“邶”（自“鄘”以下至“豳”归此）。此所谓“妄改旧文”。

《总目》又著录王氏《诗疑》二卷。此书《提要》云：“攻驳毛、郑不已，并本经而攻驳之，攻驳本经不已，又并本经而删削之。……此自六籍以来，第一怪变之事也。”该书删去了朱子认定的淫诗，此所谓“横删圣籍”。

至于鸟兽草木之名、训诂声音之学，皆事须考证，非可空谈。

吴案：三国吴人陆机《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为训释鸟兽草木，开毛诗名物训诂之先，故此书《提要》云：“讲多识之学者，固当以此为最古焉。”宋人亦有名物训诂之学，如蔡卞《毛诗名物解》二十卷。蔡氏为王安石之婿，人虽不足取，其书却多有发明，与《诗经新义》、《字说》同中有异。声音之学，始于宋吴棫《毛诗补音》，后来明陈第《毛诗古音考》、清顾炎武《诗本音》继之。另外，前面所提到的程大昌《诗论》以及宋末王应麟《诗考》、《诗地理考》等也是典型的考证作品。而且，元明两代以朱传为依托的名物训诂之学也有发展。过去大家不太注意，馆臣在各书提要中有说明，但在小叙中却语焉不详，比如许谦《诗集传名物钞》、刘瑾《诗传通释》等。所以，“鸟兽草木之名、训诂声音之学”并非汉学之特质，馆臣不误，今人更不可误解。

今所采辑，则尊汉学者居多焉。

吴案：纵观《总目》，除尊汉学者外，属于宋学的考订著作亦不少，另有一些调和汉宋之作。事实上，元明至清初无所谓汉宋之争，各是其是、非其非（参笔者《顾炎武与宋元以来的经学》一文）。门户之见既不始于宋人之疑经惑传，也不始于元明人之科举取士用《朱传》，而始于康熙朝的毛奇龄。故而，《总目》所谓“尊汉学者居多”也是持门户强分汉、宋之见。

近代以来学者对诗经学史的描述，无不从今古文之别、汉宋之争入手，受馆臣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正因为标榜汉、宋起于意气之争，研究者更应当排除那些“激而过当”之词，仔细考察他们著作中的具体说法，才能给予大家一个更符合实际的诗经学发展史。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