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曼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鲍曼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郑莉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1925-)是英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也是当代西方研究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的最著名的社会学理论家之一。鲍曼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的关注始于1987年出版的《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一书。从此，在鲍曼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中，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动力关系取代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争斗。（注：Denins Smiths,Zygmunt Bauman:Prophet of Postmodrnity(Polity Press,1999),112.）对于鲍曼来说，“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首先是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策略而提出的。鲍曼不仅以后现代性为参照点，以各种隐喻的修辞手法分析了源于现代性的动力机制和理论追求的内在的两难困境，而且他对后现代性自身也进行了双重的批判与反思，从而凸显了其理论建构的精髓。 　　一、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一个重要的分析策略 鲍曼在1987年出版的《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一书中，首次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作为两个共存的理论背景、分析视角和实践策略纳入到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分析中。鲍曼指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表达了知识分子所处的截然不同的两种境遇，以及相应的截然不同的两种策略。这两个对立的概念，是从知识分子实践的角度，对近三个世纪以来西欧历史进行理论总结的产物。正是这种知识分子的实践，可以被分别称作“现代的”与“后现代的”。鲍曼指出，作为划分知识分子实践之历史时期的“现代”与“后现代”，不过表明了在某一个历史时期中，某一种实践模式占主导地位，而绝不是说另一种实践模式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完全不存在。即使是把“现代”与“后现代”看作两个相继出现的历史时期，也应认为它们之间是连续的、不间断的关系。（注：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页。） 对于鲍曼来说，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作为两个理想类型(ideal type)，是把握西方社会历史变迁的最为重要的理论工具。正如鲍曼在1988年发表的《是否有一门后现代的社会学》（后收入1992年出版的《后现代性的通告》）中所指出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无论它们的不同之处是在于‘现实状况’(actual conditions)还是在于它们的感知(perception)，在我看来，所讨论的这一对概念是最最重要的。其原因就在于知识分子自我觉醒的语境中，就在于知识分子认识他们的社会地位、任务和策略的方式的联系中。就‘西方文化’的困境而言，此处对于这两个概念的定义方式雄辩地展示了它们是把握我们这个时代社会变化趋势所必须阐明的那些对立体中最为根本的对立体。”（注：Zygmunt Bauman,Intimation of Postmodernit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2),103.）在这个对立体中，鲍曼是从后现代性经验的角度来定义现代性，由生成中的“后现代性”概念来确定“现代性”概念的内涵。也就是说，后现代性的话语产生了它自己的关于“现代性”的概念，从而使得由于缺少后现代性的概念而隐藏起来的事物得以重现。 在这一理论前提下，鲍曼对现代性问题的关注是以一种回溯式的、反思的方式进行的。其目的不是分析现代性发展过程中的利弊得失，也不是宣告现代性的终结，而是对于现代性尚未完成的承诺、受阻的希望或是令人不安的两难困境作出回应；认清现代性带来的非意图后果及其限制，从而使现代性得以重构。对于后现代性的分析，鲍曼则称之为“途中的报道”。他不仅将后现代性作为一个成熟的社会系统予以描述，而且对后现代性自身进行了内在与外在的双重批判。在批判的过程中，他又一度“复活了现代性的光彩”。可以说，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鲍曼并不是采取“或者批判，或者接受”的态度，相反，对诸多悖论与两难困境的揭示成为鲍曼理论追求的目标。因此，尽管鲍曼在其理论发展的不同阶段存在着理论上的偏向（早期侧重于从后现代性视角来反观现代性诸多的两难困境，逐渐地确认作为一个完全成熟的后现代社会系统，到反思后现代性自身存在的诸多困境），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孪生关系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策略贯穿于分析问题的始终。 　　二、后现代性理论视阈下的现代性分析 鲍曼始终认为，理解现代性就必须站在现代性之外。鲍曼将这种现代性之外的理论视角称之为后现代性。对鲍曼来说，引入后现代性实际上是为了更好地反观现代性诸多的两难困境。在对现代性进行回溯式地反思和超越的过程中，鲍曼确认了现代性的核心特征： （一）现代性表现为对秩序的一种永无止境的建构 鲍曼在《对秩序的追求》一文中指出：“在现代性为自己设定的并且使得现代性成其为是的诸多不可能的任务中，秩序的任务——作为不可能之最，作为必然之最，作为其他一切任务的原型（将其他所有的任务仅仅当作自身的隐喻）——凸现出来。”（注：鲍曼：《对秩序的追求》，《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第37页。）秩序是一项任务，也是一种实践，同时也是对生活状态的反省、维持和培育，这种理念是现代性所内在固有的。秩序的另一面并不是另一种秩序：混乱是其唯一的选择。混乱是一切恐惧的源泉和原型。为了避开混乱，“格网”式的分类统治成为现代性追求的目标。然而，悖谬的是，为了实现有序而实施的各种干预似乎又在促成其他的失序，并带来失序的种种效应或者说“非意图的后果”，这就造成了秩序整合念头的再生与重构。（注：鲍曼：《对秩序的追求》，《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第37、43页。）对现代性的后现代意识表明：对人类存在的复杂性强加严格划分的系统网络的现代抱负是注定要失败的。任何形态的社会设计所产生的痛苦如果不是比产生的幸福更多的话，至少也会和它一样多。 鲍曼以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屠杀事件为例，对现代性进行了重新的审视。鲍曼指出，大屠杀是一场犹太人的悲剧，但大屠杀并不仅仅是一个犹太人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发生在犹太人历史中的事件。大屠杀在现代理性社会、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发展阶段和人类文化成就的最高峰中酝酿和执行，从这个意义来说，大屠杀是这一社会文明与文化中的一个问题。尽管现代文明不是大屠杀的充分条件，但毫无疑问是大屠杀的必要条件。没有现代文明，大屠杀是不可想像的。（注：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页。）由此，鲍曼探讨了大屠杀与现代性之间的选择性亲和关系(selective affinity)。 鲍曼对大屠杀事件的分析构筑了另一种历史的（或逻辑的）“真实”。他在不同语境下对这一事件进行的分析，绝不是因为他挥之不去的“犹太情结”，而是因为他预感到集中营和大屠杀时代并未终结。正如鲍曼所言：“我们的政府，为了我们的利益——让我们的工厂开工并保证我们的工作——而向谋杀者供应枪支弹药及毒气使杀人者为所欲为。”（注：Zygmunt Bauman,Life in Fragment-Essays in postmodern Morality(Blackwell,1995),203.）这是一种变相的大屠杀，是以一种更为隐蔽、更为迷惑人的形式的大屠杀。这也再一次印证了鲍曼的观点：只要现代性继续下去，大屠杀就既不是异常现象，也不是一次功能失调。如果现代性的理性化和机械化不受到控制和减缓，如果社会力量的多元化在实际中被销蚀，那么现代性的理性化和工程化趋势就可能带来大屠杀的后果。（注：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第151页。） （二）知识／权力的共生是现代性的最显著特征 按照鲍曼的理论逻辑，如果说对秩序的追求是现代性内在的理论目标，那么在对有序化追求的过程中，知识分子——作为现代国家规划与设计的“园艺师”——的角色必然凸显出来。鲍曼关于知识分子实践模式的分析是围绕着合法化的主题而展开的。鲍曼指出，在现代社会中，知识／权力关系既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历史中形成的。鲍曼认为这一关键的历史时刻的发生地在法国。在法国，知识分子和国家之间的联合是现代社会知识和权力融合的历史基础。知识分子一方面以对民众进行启蒙的教化者身份出现，另一方面为国家权力提供合法化的依据。知识分子就是在这一历史脉络中确立了其立法者的身份。 然而，由于西方社会的现实发生了变化，作为立法者的知识分子无法在社会结构脉络中发挥核心作用，他们必须调整自身的角色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承担着阐释者角色的知识分子就是在这一时刻从边缘走向了中心。在鲍曼看来，立法者的衰落只是表明知识分子放弃了在社会整体中的普遍主义野心，而没有放弃针对自身的普遍主义野心，没有放弃在共同体内部充当立法者的普遍主义野心。（注：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第7页。）也就是说，虽然不存在适合于所有共同体的立法者，但在每一个共同体内部依然存在着立法者，依然存在着为争夺权威性话语而展开的斗争。但问题是，如果阐释者将他们的立法野心局限在自己的共同体内，那么，他们如何为自己的共同体划定边界，以确定他们立法活动的范围？因此，在后现代性的策略中，对于自身活动领域的合法性的论证，成为了一个内在的困境，阐释者的立法活动也因此变得艰难。 在对知识／权力关系的分析中，鲍曼不仅探寻了知识分子实践模式产生和衰落的可能性条件，而且对具体权力技术的变化进行了分析。在鲍曼看来，权力技术经历了从前现代的散点监视(adiffuse surveillance)（注：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第60页。）到现代的全景监视(panopticon)（注：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第61页。），再到后现代的单景监视(Synopticon)（注：Zygmunt Bauman,Globalization:The Human Consequence(Polity Press,1998),52.）（对观监视）的变化。 鲍曼在知识／权力的问题上通过将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合法化问题与福柯的微观权力技术结合起来，通过将后结构主义与批判理论结合起来而创造性地进行了自身的理论建构。 （三）时空的重组——现代性之社会结构的转型 鲍曼不仅仅从一种体验、一种思维方式、感知方式和认知框架的维度对现代性进行反思，他也从社会结构的层面上来剖析当代西方社会所经历的结构转型。这集中体现在鲍曼晚年的重要代表作《流动的现代性》(2000)一书中。之所以选取“流动的”(liquid)一词，不仅因为液体所具有的渗出、涌流等易变与快速移动特性更直观形象地反映了当今的社会现实，而且还因为它暗示了时空关系的重大转变。这种时空关系的变化推动了现代性从沉重的、固态(solid)的现代性到轻快的、液态的现代性的转变。鲍曼将这一转变过程称为是一次比资本主义和现代性来临更为激进、更具深远影响的新的起点。（注：鲍曼：《流动的现代性》，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98页。）这种结构的转型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空间丧失了它存在的优势地位。鲍曼指出，在沉重的现代性中，空间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福特主义工厂”作为最理想的管理模式体现了早期现代性的沉重、庞大、静止、固态的特征。（注：鲍曼：《流动的现代性》，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78页。）但随着软件资本主义的到来和轻快的现代性的出现，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空间不再对行动和行动绩效产生约束，空间已没有多大意义，或者根本没有意义。在轻快的现代性中，谁运动和行动得更快，谁在运动和行动上更为接近瞬时，谁就可以统治别人。（注：鲍曼：《流动的现代性》，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88页。） 其次，资本与劳动力的分离。在沉重的现代性时期，资本和劳动力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鲍曼将沉重的现代性称为伟大的协定(great engagement)（注：Zygmunt Bauman,Community:Seeking Safety in an Insecure World(Polity Press,2001),40.）的时代。但在轻快的现代性中，资本却单方地离开了劳动力，而自由流动起来。鲍曼将这一时代称为伟大的分离(great disengagement)的时代，或解除管制(deregulation)（注：Zygmunt Bauman,Community:Seeking Safety in an Insecure World(Polity Press,2001),41.）的时代。 第三，权力与政治的分离。资本和劳动力的分离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以资本形式呈现的权力从政治活动中解放出来。真正的权力是超越地域的全球性权力，它居无定所，而政治还和过去一样局限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中，仍然和以前那样附着在原地。由于权力具有全球性和超地域性，政治依然是地域性和局部性的。因此，权力与政治分离开来。这种权力与政治的分离，标志着全景权力关系模式的终结，预示着权力关系双方相互抗争时代的终结。 从上述鲍曼对现代性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一方面鲍曼对现代性的分析建基于后现代性的分析视角之上，另一方面，鲍曼又始终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这一分析策略贯穿于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大屠杀事件及现代社会结构转型等问题的分析中。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塞德曼(Sediman)认为鲍曼有建构“宏大叙事”的理论倾向。（注：塞德曼：《有争议的知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3页。） 　　三、关于后现代性的描述性分析 由于鲍曼是从后现代性经验的角度来确定现代性的内涵，因此，我们有必要厘清鲍曼后现代性概念的内涵。 鲍曼最初是从经验的角度将后现代性描述为知识分子的新奇经历(experience)。鲍曼指出，“‘后现代性’的概念把握和阐释的仅仅是当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类别——知识分子的新奇经历，就这一点而言，后现代性的概念具有一种完全属于它自身的价值。知识分子的新奇经历就是对他们自身社会地位的重新评估，对他们集体发挥的功能的重新定位以及他们的新策略。”（注：Zygmunt Bauman,Intimation of postmodernit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2),93.）鲍曼指出：从三方面来说，知识分子对后现代性的体验是一种“焦虑、脱位（并）失去方向”的感觉。首先，当今世界不再需要知识分子提供“对认识真理、道德判断和美学鉴赏等问题的权威解答”；其次，知识分子传统的合法化功能已被更经济有效的“诱惑与压制”机制所抹杀；第三，知识分子在不断扩大的文化生产和消费领域中（潜在）的影响和控制地位已为“资本家”和“官僚”所取代。（注：Zygmunt Bauman,Intimation of postmodernit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2),96-101.）鲍曼指出，正是知识分子这种忧虑、失落以及迷惘的情绪构成了“后现代性”概念的真正所指。 然而知识分子的新奇经历并非是后现代性概念的唯一内涵。鲍曼在对现代性进行反思的过程中，确立了后现代性的认知框架。与现代的认知框架关注秩序与混乱、正常与反常、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划分相反，鲍曼认为，后现代性所关注的恰恰是在这种二元划分中不断扩大的“灰色区域”。也恰恰是从这一灰色领域出发，后现代性寻求进行创造并使自身永远陷入不稳定的更新状态的原动力。在鲍曼看来，后现代世界需要接受的是：人类世界的“混乱状态”不是一个暂时的、可修理的状态，这种状态也并非迟早要被有秩序的、系统的、理性的规则所代替。事实上，这种混乱的状态将会持续存在。在后现代的世界中，我们不仅要学会与尚未解释的事实和行为共存，而且要学会与无法解释的事实和行为共存。正是这些事实和行为构成了人类困境中坚硬的、不可消除的主要部分。（注：鲍曼：《后现代伦理学》，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7-38页。）因此，后现代性需要表达的恰恰是这种不确定、模糊、偶然、不可捉摸、不可表达、不可设定及不可化约的精神状态、思想模式、品位模式和事物状态。 除了上述两种涵义之外，后现代性还标志一个成熟的社会系统、一个崭新的社会形态以及全新的生活策略。作为一个崭新的社会形态，鲍曼将其称为以“消费”为核心的消费者的社会。鲍曼指出，消费者的行为和消费已经稳步地进入到认知和道德生活的中心。个体首先和最主要的是作为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而存在。工作逐渐离开它所占据的中心地位，而被消费自由所占据。在这种情况下，对快乐的追求必然是透过服务和商品的消费，而非克制或延缓报偿。因此，在系统的再生产和整合过程中，提供复杂而微妙的诱因显得愈来愈重要。 鲍曼以隐喻和象征的修辞手法对后现代消费社会及人们生活策略的描述形象地再现了当代西方社会的现实，从而进一步证实了一个与古典现代社会完全不同的新的、成熟的后现代社会已然确立。 在鲍曼对后现代性的涵义进行多重诠释的过程中，不可忽略的事实是，鲍曼在晚年以“流动的现代性”取代了“后现代性”一词。在鲍曼看来，吉登斯的“晚期现代性”、贝克的“第二现代性”不能准确、精当地反映当今社会所发生的重大变化，相反，他认为”流动的现代性”的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世界的变化和它的连续性。应该说，这种概念的转换，一方面表明了鲍曼理论关注重点的转移，他更趋于对当今西方社会现实的描述，重视社会结构的变迁；另一方面也表明他确认了对自身进行批判与质疑的现代性精神的持久性。鲍曼意识到了后现代性也许面临着比现代性更多、更难以解决的问题。由此开启了他对后现代性自身的反思与批判。 　　四、对后现代性的批判与质疑 鲍曼指出，当后现代性作为一个主导的力量（历史与逻辑）登上历史舞台时，对它进行批判与反思的时刻也就来临了。正是在此意义上，鲍曼通过阐述后现代道德及全球化的后果而展开了他在伦理与制度层面上对后现代性的全面反思。 （一）后现代的道德 鲍曼首先从后现代视角对现代伦理进行了反思。在鲍曼看来，整个现代社会就是在普遍伦理法典的面具下实践着狭隘的道德观念。（注：鲍曼：《后现代伦理学》，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因此，对这种普遍的伦理法典的质疑就构成了鲍曼后现代伦理学的核心。或者说，对现代野心的后现代批判结果的探索构成了鲍曼后现代伦理学研究的主题。（注：鲍曼：《后现代伦理学》，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就此而言，后现代伦理学就是“后现代视角”的伦理学。“后现代视角”首先意味着撕破幻想的面具，认识到某些假设是有问题的，某些目标是既不能达到又不值得达到的。对于鲍曼来说，伦理学的后现代方法的新颖之处最重要的并不在于放弃有特性的现代的道德关怀，而在于拒绝从事道德问题研究的传统的现代方法。（注：鲍曼：《后现代伦理学》，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在鲍曼看来，现代是并且不得不是伦理的时代，否则就不成其为现代性了。在现代性中，伦理(ethic)先于道德(moral)，道德是伦理的产物。（注：鲍曼：《生活在碎片之中——论后现代道德》，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31页。）然而，后现代时代的来临意味着伦理时代的终结迎来了道德的时代。鲍曼认为，后现代的时代应该是一个道德的时代。我们仅仅能在这样一个意义上称后现代是一个道德的时代：当道德问题从人类的生活经历中出现的时候，当它们在一切不可挽回并且无法更改的矛盾情感中面对道德本身时，我们有可能而且必然在它们裸露的真相中直接面对道德问题。只是到这一时代，行为对道德自身来说才是一种负责任的选择，最终是一种道德觉醒和责任。（注：鲍曼：《生活在碎片之中——论后现代道德》，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41页。）但这并不意味着后现代时代能创造更多的善、更少的恶，也不意味着能简化道德选择或较少出现道德两难；相反，后现代的时代是一个强烈地感受到了道德的模糊性的时代，这个时代给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选择自由，同时也把我们抛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令人烦恼的不确定状态。后现代的个体丧失了可以信赖或可以永久信赖的权威。这就是“后现代道德危机”最强烈、最广为人知的实践方面。（注：鲍曼：《后现代伦理学》第24页。） 面对后现代的道德困境，鲍曼提出了“为了他者”的道德，作为其宏观伦理学的微观基础。鲍曼区分了“与他者共在”(being with)和“为他者而存在”(being for)。鲍曼指出，“共在”(being with)是对称的，而“为他者而存在”(being for)很明显是非对称的。“为他者而存在”使参加者变得不平等，它通过将我的位置从对他者可能采用的所有立场的依赖性中解放出来给予我的位置以特权。鲍曼认为，这种存在方式排除的不仅是孤独，而且还有冷漠。（注：鲍曼：《后现代伦理学》第58页。）在此基础上，鲍曼区分了“向……负责”(responsibility to)与“为……负责”(responsibility for)。“向……负责”是对规则、规则的制定者和规则的守护者负责。“为……负责”是对他者的健康和尊严负责。（注：Zygmunt Bauman and Keith Tester,Coversation with Zygmunt Bauman(Polity Press,2001),52-53.）在鲍曼那里，真正的道德应当采取“为……负责”的模式，因为道德的“原初场景”是“面对面”(face to face)的领域。在这里，把他者作为一个独特的面孔而与之相遇。 透过鲍曼对道德问题的关注，我们看到，当鲍曼通过后现代性使普遍的、根基牢固的伦理规范的现代雄心黯然失色时，他也使“团结的匮乏”和“个体的漠视”的后现代道德显得更为令人忧心。因此，对于“伦理世界中——后现代性被看做是前进了一步，还是后退了一步”这个问题，鲍曼的回答是，任何回答都是正确的，也都是错误的。因为它反映了社会变革的一个普遍特征——当它表述正确或削弱昨天的错误时，它也引导了新的错误，这些新的错误注定会变成明天治疗努力的一个目标。（注：鲍曼：《后现代伦理学》，第261页。）因此，尽管鲍曼批判的立足点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无论是现代社会从认知空间对社会化(socialization)的强调还是后现代社会从美学空间对社会性(sociality)的强调，它们都导致了相同的结果：免除道德评估，在社会空间中剔除道德的维度。 鲍曼通过对现代与后现代的双重批判在伦理学的维度上将建构自治的主体与实现人类的团结(solidarity)、社会的正义联系在一起。正如鲍曼所言：自主的、道德自立与自治的公民与自我反思、自我修正的社会如果要到来的话，只能一起到来。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道德问题成为鲍曼理论建构的基石，因为良善(good)社会的一切皆由此生发出来。 （二）全球化的后果 鲍曼关注全球化实际上是关注经济（资本）全球化的后果，或者说是关注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鲍曼对这些问题与困境的思考实际上是从制度维度上对后现代性所面临的困境的思考。鲍曼首先是要凸显这些困境，然后尝试性地提出超越这些困境的办法。 对于鲍曼来说，“全球化”(globalization)不同于“世界化”(universalization)。鲍曼指出，“世界化”这一概念传达了建立秩序的意图和决心（即它是面向全球的倡议和行动）。不仅如此，它还指一种普遍的秩序，即世界性的真正全球规模上的秩序建构。与此不同，“全球化”指的主要是完全非蓄意和非预期的全球性效应（后果），而不是全球性倡议和行动。也就是说，我们的行动可能经常具有全球化的后果，但我们不具有也不可能获得全球性地规划和实施行动的方法。（注：Zygmunt Bauman,Globalization:The Human Consequence(Polity Press,1998),60.）鲍曼就是在此意义上展开了对全球化后果的分析。 首先，鲍曼指出，资本的全球化使民族国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一方面，由于资本和金融的自由流动，“经济”已逐渐摆脱了政治的控制，从而使民族国家日益成为全球跨国公司的保安。另一方面，与资本的全球化相合拍的是，在全球范围内，更弱、资源较不丰富、“政治上独立”的新领土实体创建起来。（注：Zygmunt Bauman,Globalization:The Human Consequence(Polity Press,1998),67.）这反映了当今世界民族主义势力的抬头。 其次，鲍曼指出，资本的全球化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更为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与其他一切社会一样，后现代消费社会是一个阶层化的社会。“上层”与“下层”根据消费者的“流动程度”，即选择何处去的自由度来进行划分。鲍曼指出，在后现代这个阶层化的社会中，第一次没有给穷人分配角色。鲍曼将后现代消费社会的穷人称为“新穷人”。鲍曼指出，“新穷人”不是消费社会中的一员，他们被排斥在“消费大餐”之外，因此，新穷人也就永久地被排斥在社会结构之外。 可是比“新穷人”的贫穷更令人忧虑的是：穷人将它们的不幸看作是应该独自承受和解决的问题，由此他们没有形成一个企图通过集体力量来解决个人不幸的利益共同体。结果是，个人在“系统化矛盾”的面前找不到有效的解决办法。正如贝克指出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分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专家们把矛盾和冲突堆放在个体的脚下，善意地邀请他或她任其以自己的观念为基础对这一切做出批评性的判断。结果，我们大多数人被迫去寻求“对系统性矛盾的传记式的解决方法”(biographical solution of systemic contradiction)。（注：Ulrich Beck,Risk Society:Towards a New Modernity(London:Sage,1992),137.） 寻求对系统化矛盾传记式的解决方法意味着没有任何他人为个体自身的苦难负责，个体必须从自身中寻找失败的原因。然而悖谬的是，对于系统化矛盾的后果，个体只能试图缓和它们对个体幸福的影响，而不能弱化它们对生活状况的控制，更不要说解决这些矛盾。鲍曼指出，后现代社会通过缩减制度的支持使个体单独面对他们的责任，但这并没有使个体变得勇敢和坚决，更不会使他们对共享生活社会化的形成状况保持警觉。（注：Zygmunt Bauman,Ethics of Individuals(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25(1),2000),88.） 系统化的矛盾不可能通过个人的方式来解决，就好比当前社会的结构性失业不是通过个人的努力所能解决的一样。因此，结构性的问题只能通过制度化的、集体的力量予以解决。在这个解决的过程中，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促使公共领域的复苏和个体公民权的恢复。 与哈贝马斯批判工具理性导致“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不同，鲍曼指出，在后现代社会中，“个人使得公共空间殖民化”了。（注：鲍曼：《个体化社会》，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30页。）在今天，公共空间成为一个公开承认个人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地方。公共空间日益缺乏的是公共问题。它无法扮演过去那种作为私人问题和公共问题聚会与对话的地点的角色。“公共空间”被“私人”占领着；“公共关注”被贬低为对公众人物私生活的好奇心；公共生活的艺术也被局限于私人事务以及公众对私人感情承认的公开展示。个体作为一个公民的保护性盔甲在逐渐地被剥除掉，与此同时，个体所具有的公民能力和利益也被剥夺一空。（注：鲍曼：《流动的现代性》，第61页。）对于鲍曼来说，公共领域的复苏与公民权的恢复也许是法律意义上的个体成为实际意义上的个体的首要前提，也是共和主义得以确立的首要前提。 总之，对于鲍曼来说，全球化意味着权力与政治的分道扬镳。全球化就是跨国化和地方化。用罗伯特森(Roland Robertson)的话说，全球化就是“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注：鲍曼：《定位政治》，台北韦伯文化事业出版社2002年版第142页。）因此，尽管鲍曼赞同吉登斯所提出的关于远距离的事件会产生全球性的影响的论点，但他认为谈论全球社会或全球文化是非常草率的，更不用说全球政治与全球法律。鲍曼指出，就像不断地现代化不是一个通向现代性的过程而是现代性的本质特征一样，不断的、永远的、未完成的全球化是人类状况新的、全球性的特质。（注：Zygmunt Bauman,The Great War of Recognition(Theory,Culture and Society,2001,18,2-3),138.） 　　五、“陷阱”与“雷区” ——“成问题化”(problématiser)的理论策略 鲍曼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如果说现代性是陷阱，那么后现代性就是雷区。鲍曼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态度绝不是在“或者批判，或者接受”间进行选择，矛盾情感(ambivalence)是他分析问题的起点，也是其内心的真实写照。对于鲍曼来说，无论是从现代性之外来反思现代性，还是在后现代性进程中来反思后现代性，其最终的目的是达到对现实的永无止境的批判和质疑。这种否定和超越当前状况，或者提出“我们自身可不可以不再如此这般”的问题被称为“成问题化”（注：“成问题化”一词源于福柯对现代性态度的表述。）的理论策略。福柯把这种态度称为“对我们历史存在的永不停息的批评”；德里达则称之为“解构”；利奥塔则称之为“永远的出生状态”；卡斯托里亚迪斯则称之为“文明对自身的质疑”。 鲍曼之所以一再强调这种“成问题化”的理论策略，是因为他看到，当今文明存在的问题是，它已经不再对自身提出任何质疑。由于缺乏质疑与任伺锐利的批评，由于屈从于将所见到的一切（经济的全球化）都当作社会现实的不可替代和不可逆转的逻辑，社会不再对自身提出质疑。这体现在新自由主义对市场的大肆颂扬上，它混淆了逻辑的真实与真实的逻辑。这也使得“意识形态的终结”和“大叙事的死亡”（以及统领这一切的历史的终结）的论断成为目前广为流行的、也许是占优势地位的信念。鲍曼正是从这一现状出发，试图打开被现实所关闭的各种可能性，唤起和激励人们去重新评估自己的经验，去发掘更多的可能诠释，以便使人们变得更具批判性，从而不向现状或我们自以为是的现状低头。 这种“成问题化”的策略体现在鲍曼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各种两难困境的分析上。在对各种两难困境进行分析的过程中，鲍曼通常运用后现代的隐喻与修辞的表述策略。他经常发明和创造新的概念和新的语词，用象征和比喻的各种手段和方式，采取多种诠释、修辞和批判的方式，来表达那些不可捉摸、含糊不清、没有中心和不断更新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鲍曼放弃了传统语言论述所表现的那种系统性、精确性和稳定性。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鲍曼被誉为小品文式的作家。与这种小品文式的语言风格并存的是，鲍曼的理论蕴含着一种“宏大叙事”的倾向并葆有现代性的解放策略和双重追求——即增加人类的自主空间和增大人类团结的强度。 应该说，鲍曼在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分析中，将许多看似悖谬的东西统一在一起。或者说，他的理论本身就是一个诸多两难的展现。但也许这就是人类生存与思维的真实状况。鲍曼睿智的思想让我们不得不对我们生存的世界进行重新思考和审视。正如鲍曼所言，社会学作为一种抗固化的力量，打破了一成不变的压迫感，恢复了世界的弹性；它显示了世界的面貌大可以和今天不同。如果每个人都可以意识到“人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思考同一个世界”，也许我们能比过去更容易与“他人”沟通，也许我们能多一分理解与宽容，也许人类真正的团结也就有其实现的可能性了。（注：鲍曼：《通过社会学去思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这是社会学的魅力，也是鲍曼思想的永恒魅力所在。 原载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