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碧云 vs. 苏伟贞——关於写、演、身、病、死的对话

黄碧云 vs. 苏伟贞 　　——关於写、演、身、病、死的对话 　　 　　 　　整理／赵启麟　摄影／林盟山 　　时间／二○○四年八月三十日 　　 　　 　　我在威尼斯。但我以为我到了一个黑暗房间，没有声音，没有言语；灵魂在黑暗之中游荡寻觅。 　　 　　苏伟贞：你用一个小时，在剧场中表现小说《沉默。暗哑。微小。》，这需用很精准的语言。你这次用了很多广式语言，如细小、暗哑，虽然我们平常不用这些词，但在舞台上的效果却很准确。 　　 　　黄碧云：很多话用普通话说，「语感」就是不对。香港表演场地更小，特别难跟观众说话。在台北表演要讲普通话，便拼音在剧本上，「读」的感觉明显；读的感觉是更好的表演方式，虽然说得不准确，但对我而言比较容易。 　　 　　苏伟贞：这种表演形式更像读剧，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更像演出的感觉。 　　 　　《媚行者》是较单薄的舞台演出，这次蛮有「肉」的，回复到你以前的作品。台湾作家因为跟你的距离，会觉得你很暴烈、无情，但我这次特别看到你的温柔。你的独白，让他人对你产生距离，但是你用独白讲自己的生活时，我看到温柔及多情，譬如你看待自己姊姊生病的时候。 　　 　　黄碧云：这次演出让我想一个问题：作品与生活之间的距离。刚开始写作时，出於一种本能，写与自己生活接近的题材，後来觉得这是很大的限制，开始追求比较大的东西，再後来觉得不必限制自己的高度跟广度。 　　 　　这次表演，与观众的距离引起我最大的焦虑。在香港演四场，台湾演三场，剧场中表演者的权力比小说家更大，让我害怕。舞台形式制约了权力，制约了表演者的眼如何看、手怎么放，也决定了观众怎么看你。在香港演出时有人手机响，我有权力骂人。因为空间小，我可以蹲下来与观众说话，我完全可以控制与观众的距离。演出前没想到这种权力关系，本来以为只是分享。 　　 　　我好晕，一直的冒汗，只有紧紧地捏著我手里的一封无内容的信。 　　我想我要跌了。这么低，还可以跌。 　　从床上跌到床上，从站在地上跌到地上。 　　 　　苏伟贞：台北演出有什么特色？ 　　 　　黄碧云：第二晚演出时的感觉特别坏。本来想演「轻」一点，十分钟後觉得太轻了，感觉特别不集中，可以感觉到自己一直在下沉，很绝望，我 　　转身用力吸气，气却提不上来，一直在流汗，因此舞也跳错了，台词也漏了几句，精神不集中会讲广东话。最後一场戏，跌到一个限度了，真不想演下去，一直在挣扎，但不可能就这样下台了。我就在舞台上转比较大的圈，给我自己一点时间。那个晚上我在舞台上完全无法控制我自己，很懊恼。当时我念台词时，听到有别人的说话声，但是我停下来，说话声也跟著停下来。原本这个说话声对我很干扰，後来听说当晚有一位盲观众，他因为看不到字幕，朋友念给他听。散场後，听说他去摸了舞台上的纱帘。他是让我最感动的观众。 　　 　　苏伟贞：听一位作家说，有位盲人喜欢旅行，他到了澳洲机场会说「这边好美」。有一次我在街头看到盲人，他们凭全部的感觉，包括风吹过来的触感，完全掌握四周的状况。黄碧云：盲观众对声音可能特别敏锐。纱的感觉，全场只有他和我知道。我进出场都要摸纱，它给我一种柔软挣扎的感觉。 　　 　　苏伟贞：学会控制挣扎也是表演的一部分，写作、表演前都会挣扎。 　　 　　苏伟贞：这样的表演更接近小说，用直接、立体的方式表现小说。文字上的过场、连接词、沉默的空白，在舞台上会变成节奏感。你的舞台语言很准确，但节奏感似乎不是很流畅。 　　 　　黄碧云：演出的opening，就像小说的第一句话，我在剧本上只写「入场」，但却试了四、五个版本。每一种艺术虽有接近的地方，但仍不一样。文字用久了，所以文字的节奏很容易把握。但舞台也有自己的节奏，真正演出时可以很明显感觉到那种节奏，没有处理好，大概是不明白、不能掌握表演的节奏。 　　 　　苏伟贞：除了节奏，还有临场感的差别，因为演出时无法修改，小说写完後却可以修改。黄碧云：所以第二场特别难受。写小说时，如果今天不在写作状态可以不写，但演出不行，只能在台上流汗。 　　 　　终生的承诺一旦成为了终生，就没甚么罗曼蒂克，以作书写。生活本身没甚么罗曼蒂克。每人上一个伤害身体与灵魂的班，所剩余的欲念已经非常牵强，更不说与温柔相近。 　　 　　苏伟贞：看你演戏，我永远做不到，我大学时念戏剧，在台上演出糟透了，我永远记不住台词。你的记性好，可以记台词，我一度以为你是看著书念的，而不是背下来的。朋友说，你的好多角度很像我，但我没办法这样对待自己的身体。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中，范柳原对白流苏说，「你有许多小动作，有一种罗曼蒂克的气氛，很像唱京戏。」或许我们平常可以有罗曼蒂克的动作，但是在舞台上却很难表演。 　　 　　黄碧云：舞台上一点也不罗曼蒂克。 　　 　　苏伟贞：看你的表演蛮震惊的，台北作家不会用这种形式表现身体。你的表演很勇敢、直接，这不只是表演了。 　　 　　黄碧云：最痛苦的就是，用肉体呈现。你不会也不敢这样对待自己的身体，因为身体是欲望场所。「性」的课题我一直很难处理。然後我发觉，其实去面对、承受是最好的方法。我以前不敢做抚摸自己的动作，自己一个人时也不敢。但是透过舞蹈，我可以接受自己的身体。这是文字没有办法处理的题材，用文字写身体，很多人都写过了，但不是自己的感觉，而是很二手的感觉。 　　 　　苏伟贞：我认识的作家中，只有袁琼琼会用嘲讽的方式调侃自己的身体，也很早就会描写身体的骚动。但我们同辈的作者，多数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办到。例如平路，以前何其严肃，写民族、国家的题材，现在则有比较多阴性的部分。我们不是压抑，而是太严肃了，没有办法很放松。 　　 　　黄碧云：这是性格问题，无法学。但是阴性也可以很严肃，这是题材的问题。 　　 　　我没甚么可憎恨的人和事，所有事情都过眼云烟，不留痕迹。我只最憎恨他们说看不明白，要我迁就……愤怒很短暂。蜷伏的姿势，我何其熟悉。 　　 　　 　　 　　　花非花　 　　　恋非恋　 　　 　　 　　 　　苏伟贞：你在《中报》时访问过我，一九八七年一月七日星期六，登了一篇〈苏伟贞的涤g离世界〉，找出这篇报导，恍如隔世。当时你留给我一个奇怪的地址，我记在本子上，那时没想过你会变成一位作家。後来知道你写小说，出版《她是女子，我也是女子》。现在重看，发现你一边写一边骂我，说我写的东西很狭窄，没有普世性；那时我刚开始写作，有一切写作者的缺点。 　　 　　黄碧云：那时在台北明星咖啡屋采访你。因为年少气盛吧，每一个给我访问过的都恨死我了。给你的地址是《中报》的。 　　 　　苏伟贞：你的新书中充满了独白，似乎愈来愈不在意读者，不企图跟读者沟通。你处在自己的空间中，这种特质非常明显。 　　 　　黄碧云：在剧场与读者面对面，但也没有交流，这是演出最大的发现。 　　 　　苏伟贞：但是在剧场中至少会有互动。 　　 　　黄碧云：写作行为本身就不是很社交性的行为，写作不是与读者闲扯。 　　 　　苏伟贞：但是有没有考虑过，你的作品是写给谁看？多数作者会设想读者，不然自己写日记就好，不用发表。 　　 　　黄碧云：刚开始当记者时有社会责任，因此新闻稿会考虑读者。或者《後殖民志》，那是写给读者看的，跟读者说话。但是我不认为小说的特质是这样的。 　　 　　苏伟贞：你不当记者了，与读者沟通的功能已经不存在了，那为什么还要一直写？而且写的速度满快的。 　　 　　黄碧云：我写的时候没考虑读者的要求，但不是说我不希望有读者。现在的情况是，虽然书卖得不多，但很稳定，我已经很满足了。那种独白的状态，我想是可以接近的。剧场中也有独白，读者虽不见得可以投入，但有的地方可以理解吧。 　　 　　苏伟贞：嗯，你用一种纯净的状态写作，将杂质去掉了。这可以解释你为什么会一直写。 　　 　　平常的、每一个人的死亡，没有甚么罗曼蒂克的；来来回回、进院出院，「家人都有心理准备，情况很危险」、「可以出院但两个星期後回来复诊。」病久了也不觉其病。「我只是觉得倦，以为睡著了便没事。」她写。 　　 　　苏伟贞：书中很多人处在病的状态，无论是身体或心理，例如你提到姊姊。我们在剧场看到你姊姊的照片，接近残忍。 　　 　　黄碧云：那是我姊姊刚做完手术的照片。 　　 　　苏伟贞：似乎没有人生是不残忍的，这比较接近我最近的状态。有一本书《病人狂想曲》，书中主角得了摄护腺癌，医生告诉他只有六个月的生命。他父亲也是癌症过世，最後只能送去医院。他发现自己面对父亲时像表演，讲些不切实际的台词，「你会好的。」他爸爸一直设想，如果好了，要比以前更认真面对生命。自己罹病後，他决定用自己的「本色」面对病。他後来说：「病至将死，所余风格而已。」我由此想到自己先生的事情。 　　 　　黄碧云：我去年知道你的事，听到你在病房中祈祷，很努力对抗这件事。但那时我不敢说话，不敢找你，因为我知道一定会失败的。我不敢说「他会好的」，我说不出来。 　　 　　苏伟贞：看到你写姊姊的事，更强烈感受到自己的状况，这是接受死亡威胁的过程。 　　 　　黄碧云：你的情况远远比我困难，我没经过拒绝相信的阶段。 　　 　　苏伟贞：拒绝相信即是拒绝死亡。我完全不相信祷告，但是有一天我很平静地与神对话，我说，我先生是我看过最有一贯性的人，不卑不亢，笑眯眯地跟朋友告别。不管是何方神圣，如果敢把这么纯净的人带走，我会一辈子恨。 　　 　　黄碧云：这没办法，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你应该很骄傲。这是我们最後的考验，你有很好的榜样。 　　 　　苏伟贞：你呈现死亡时，表现出完全无能为力与无情，这不是演出，这是最真实的部分。我们写死亡很容易写成另一种样子，你处理死亡不一样，用本色去面对。 　　 　　黄碧云：我只是很诚实地处理。 　　 　　苏伟贞：我最近也在写长篇小说，但我希望不要过度表演。 　　 　　黄碧云：是啊，很多人将死亡想像成很罗曼蒂克的表演。我现在比较接近，精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