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和张中行笔下的熊十力

《忆熊十力先生》 梁漱溟 　　一九一九年我任北京大学讲席时，忽接得熊先生从天津南开中学寄来一明信片，略云：你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究元决疑论》一文，我见到了，其中骂我的话却不错；希望有机会晤面仔细谈谈。不久，各学校放暑假，先生到京，借居广济寺内，遂得把握快谈——此便是彼此结交端始。 　　事情的缘起，是民国初年梁任公先生主编的《庸言》杂志某期，刊出熊先生写的札记内有指斥佛家的话。他说佛家谈空，使人流荡失守，而我在《究元决疑论》中则评议古今中外诸子百家，独推崇佛法，而指名说：此土凡夫熊升恒……愚昧无知云云。 　　因此，见面交谈，一入手便是讨论佛氏之教，其结果便是我劝他研究佛学，而得他同意首肯。不多日，熊先生即出京回德安去了。 　　一九二○年（民国九年）暑期我访问南京支那内学院，向欧阳竟无大师求教，同时即介绍熊先生入院求学，熊先生的佛学研究由此开端。他便是从江西德安到南京的。附带说，此次或翌年，我还先后介绍了王恩洋、朱谦之两人求学内院。朱未久留即去；王则留下深造，大有成就，后此曾名扬海外南洋云。 　　我入北大开讲印度哲学始于一九一七年，后来增讲佛家唯识之学，写出《唯识述义》第一第二两小册。因顾虑自己有无知妄谈之处，未敢续出第三册。夙仰内学院擅讲法相唯识之学，征得蔡校长同意，我特赴内学院要延聘一位讲师北来。初意在聘请吕秋逸（澄）君，惜欧阳先生以吕为他最得力助手而不肯放。此时熊先生住内学院约计首尾有三年（一九二○至一九二二年），度必饫闻此学，我遂改计邀熊先生来北大主讲唯识。 　　岂知我设想者完全错了！错在我对熊先生缺乏认识。我自己小心谨慎，唯恐讲错了古人学问，乃去聘请内行专家；不料想熊先生是才气横溢的豪杰，虽从学于内学院而思想却不因袭之。一到北大讲课就标出《新唯识论》来，不守故常，恰恰大反乎我的本意。事情到此地步，我束手无计。好在蔡校长从来是兼容并包的，亦就相安下去。 　　熊先生此时与南京支那内学院通讯中，竟然揭陈他的新论，立刻遭到驳斥。彼此论辩往复颇久，这里不加叙述。我自审无真知灼见，从来不敢赞一词。 　　计从一九二二年熊先生北来后，与从游于我的黄艮庸王平叔等多人，朝夕同处者历有多年。一九二四年夏我辞北大，应邀去山东曹州讲学，先生亦辞北大同往；翌年我偕诸友回京，先生也是同回的。居处每有转移，先生与我等均相从不离，其事例不必悉数。然而踪迹上四十年间虽少有别离，但由于先生与我彼此性格不同，虽同一倾心东方古人之学，而在治学谈学上却难契合无间。先生著作甚富，每出一书我必先睹。我读之，曾深深叹服，摘录为《熊著选粹》一册以示后学。但读后，心有不谓然者复甚多，感受殊不同。于是写出《读熊著各书书后》一文甚长，缕缕陈其所见！ 　　如我所见，熊先生精力壮盛时，不少传世之作。比及暮年则意气自雄，时有差错，藐视一切，不惜诋斥昔贤。例如《体用论》、《明心篇》、《乾坤演》，即其著笔行文的拖拉冗复，不即征见出思想意识的混乱支离乎。吾在《书后》一文中，分别的或致其诚服崇敬，又或指摘之，而慨叹其荒唐，要皆忠于学术也。学术天下公器，忠于学术即吾所以忠于先生。吾不敢有负于四十年交谊也。 　　一九八三年四月二十三日于北京 　　（选自《勉仁斋读书录》） 　　<熊十力> 张中行 　　熊十力先生是我的老师，现在要谈他，真真感到一言难尽。这一言难尽包括两种意思：一是事情多，难于说尽；二是心情杂乱，难于说清楚。还是五十年代，他由北京移住上海。其后政协开会，他两度到北京来，先一次住在崇文门新侨饭店，后一次住在西单民族饭店。这后一次，正是大家都苦于填不满肚皮的时候，他留我在饭店饱餐一顿，所以至今记忆犹新。别后，我写过问候的信，也听到过一点点他的消息。大动乱来了，我在文斗武斗中浮沉三年，然后到朱元璋的龙兴之地去接受改造。喘息之暇，也曾想到年过八旬的老人，——自然只能想想。放还之后，七十年代中期曾到南京及苏杭等地漫游，想到上海看看而终于没有敢去，主要是怕登门拜谒而告知的是早已作古。再稍后，忘记听谁说，确是作古了，时间大概是六十年代末期。想到民族饭店的最后一面，想到十几年，我挣扎喘息而竟没有写三言两语去问候，真是既悔恨又惭愧。　　 我最初见到熊先生是三十年代初期，他在北京大学讲佛学，课程的名字是“新唯识论”吧，选这门课的人很少。我去旁听几次，觉得莫测高深，后来就不去了。交往多是四十年代后期，他由昆明回来，住在北京大学红楼后面，我正编一种佛学期刊，请他写文章，他写了连载的《读智论抄》。解放以后，他仍在北京大学，可是不再任课，原因之小者是年老，大者，我想正如他自己所说，他还是唯心论。其时他住在后海东端银锭桥南一个小院落里，是政府照顾，房子虽不很多，却整齐洁净。只他一个人住，陪伴他的是个四川的中年人，无业而有志于佛学，因为尊敬老师，就兼做家务劳动。我的住所在后海北岸，离银锭桥很近，所以晚饭后就常常到熊先生那里去，因而关于熊先生，所知就渐渐多起来。　　 早年的事当然不便多问，但听说革过命，后来不知由于什么，竟反班定远之道而行，投戎从笔，到南京欧阳竟无大师那里学佛学。治学，也像他的为人一样，坚于信而笃于行，于是写了《新唯识论》。“唯识”前加个“新”字，自己取义是精益求精；可是由信士看来却是修正主义，用佛门的话说是“外道”。于是有人作《破新唯识论》而攻之。熊先生不是示弱人物，于是作《破破新唯识论》而答之。混战的情况可以不管，且说熊先生的佛学著作，我见到的还有《佛家名相通释》，我原来有，大动乱中也失落了。他这一阶段的学识，信士看是不纯。后来，五十年代前后就变本加厉，张口真如，闭口大易，成为儒释合一，写了《原儒》《明心篇》《体用论》等书。我没有听到信士的评论，也许视为不可救药，与之“不共住”了吧？严厉的评论是来自另一方面，即批林批孔时期，见诸文件，说他是吹捧孔老二的人。没有上海的消息，也不便探询，我只祝祷他偕庄子“佚我以老”的名言而不至引来过多的麻烦。 　　 尊重熊先生不妄语的训诫，对于老师的学识，我不得不说几句心里话。熊先生的治学态度、成就，我都很钦佩。至于结论，恕我不能不怀疑。这问题很复杂，不能细说，也不必细说。我是比熊先生的外道更加外道的人，总是相信西“儒”罗素的想法，现时代搞哲学，应该以科学为基础，用科学方法。我有时想，二十世纪以来，“相对论”通行了，有些人在用大镜子观察河外星空，有些人在用小镜子寻找基本粒子，还有些人在用什么方法钻研生命，如果我们还是纠缠体用的关系，心性的底里，这还有什么意义吗？——应该就此打住；不然，恐怕真要对老师不敬了。　　 还是撇开这玄虚干燥的玩意儿，专说熊先生的为人。记得熊先生在《十力语要》里说过，哲学，东方重在躬行。这看法，专就“知”说，很精。熊先生的可贵是凡有所知所信必能“行”。这表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以下谈一些琐细的，一般人会视为怪异的，或者可以算作轶事吧。　 他是治学之外一切都不顾的人，所以住所求安静，常常是一个院子只他一个人住。三十年代初期，他住在沙滩银闸路西一个小院子里，门总是关着，门上贴一张大白纸，上写，近来常常有人来此找某某人，某某人以前确是在此院住，现在确是不在此院住。我确是不知道某某人在何处住，请不要再敲此门。看到的人都不禁失笑。五十年代初期他住在银锭桥，熊师母在上海，想到北京来住一个时期，顺便逛逛，他不答应。我知道此事，婉转地说，师母来也好，这里可以有人照应，他毫不思索地说：“别说了，我说不成就是不成。”师母终于没有来。后来他移住上海，是政协给找的房，仍然是孤身住在外边。　 不注意日常外表，在我认识的前辈里，熊先生是第一位。衣服像是定做的，样子在僧与俗之间。袜子是白布的，高筒，十足的僧式。屋里木板床一，上面的被褥等都是破旧的。没有书柜，书放在破旧的书架上。只有两个箱子，一个是柳条编的，几乎朽烂了。另一个铁皮的，旧且不说，底和盖竟毫无联系。且说这个铁箱，他回上海之前送我了，七十年代我到外地流离，带着它，返途嫌笨重，扔了。　 享用是这样不在意；可是说起学问，就走向另一极端，过于认真。他自信心很强，简直近于顽固，在学术上决不对任何人让步。写《破破新唯识论》的事，上面已经说过。还可以举一件有意思的。四十年代晚期，废名(冯文炳)也住在红楼后面，这位先生本来是搞新文学的，后来迷上哲学，尤其是佛学。熊先生是黄冈人，冯是黄梅人，都是湖北佬，如果合唱，就可以称为“二黄”。他们都治佛学，又都相信自已最正确；可是所信不同，于是而有二道桥(熊先生三十年代的一个寓所，在地安门内稍东)互不相下，至于动手的故事。这动手的武剧，我没有看见；可是有一次听到他们的争论。熊先生说自己的意见最对，凡是不同的都是错误的。冯先生答：“我的意见正确，是代表佛，你不同意就是反对佛。”真可谓“妙不可酱油”。我忍着笑走了。　　 对于弟子辈，熊先生就更不客气了，要求严，很少称许，稍有不合意就训斥。据哲学系的某君告诉我，对于特别器重的弟子，他必是常常训斥，甚至动手打几下。我只受到正颜厉色的训导，可证在老师的眼里是宰予一流人物。谈起训斥，还可以说个小插曲。一次，是热天的过午，他到我家来了，妻恭敬地伺候，他忽然看见窗外遮着苇帘，严厉地对妻说：“看你还聪明，原来胡涂。”这突如其来的训斥使妻一愣，听下去，原来是阳光对人有益云云。　 在一般人的眼里，熊先生是怪人。除去自己的哲学之外，几乎什么都不在意；信与行完全一致，没有一点曲折，没有一点修饰；以诚待人，爱人以德：这些都做得突出，甚至过分，所以确是有点怪。但仔细想想，这怪，与其说是不随和，无宁说是不可及。就拿一件小事说吧，夏天，他总是穿一条中式白布裤，上身光着，无论来什么客人，年轻的女弟子，学界名人，政界要人，他都是这样，毫无局促之态。这我们就未必成。他不改常态，显然是由于信道笃，或说是真正能“躬行”。多少年来，我总是怀着“虽不能之而心向往之”的心情同他交往。他终于要离开北京，我远离严师，会怎么样呢？我请他写几句话，留作座右铭，他写：“每日于百忙中，须取古今大著读之。至少数页，毋间断。寻玩义理，须向多方体究，更须钻入深处，勿以浮泛知解为实悟也。甲午十月二十四日于北京十刹海寓写此。漆园老人。”并把墙上挂的一幅他自书的条幅给我，表示惜别。这条幅，十年动乱中与不少字轴画轴一同散失。幸而这座右铭还在，它使我能够常常对照，确知自己在读古今大著和寻玩义理方面都做得很差，惭愧而不敢自满，如果这也可以算作收获，总是熊先生最后的厚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