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周刊2010-6-5】法拉奇的埋伏式提问

面对社会恶性事件，有两种最极端的态度，一种是像美国小说家杜鲁门·卡波特那样，在深深的纠结和自责中写完了以灭门案为基础的非虚构小说《冷血》，完全把小镇上所发生的一切冰冷地呈现于纸上，把杀戮当做一个精致的故事来描写；另一种是像意大利女记者、作家法拉奇那样，始终在采访、报道和写作中，贯穿着她自己的鲜明立场，在《风云人物采访录》中，她的锋芒想藏都藏不住。 　　如果用一种简单的二元分法，卡波特那种写法是悲观的，因为他不相信自己的报道和文字可以改变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则和方向，自己所能做到的只是静静地记下来，其余都无能为力；法拉奇还是乐观的，她之所以会在采访和写作中透露出严重的倾向性，就是想以此来影响别人，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写作让人们“在几个世纪以来社会所灌输给我们的教条之外，去看到更多、想到更多、知道更多”。而新闻的进步意义恰恰是改变世界的依据，而不是旧时代文人用来当做情趣把玩的掌故轶事。 　　然而，就像是新闻界旗帜标杆的《纽约时报》也要面临新媒体的挑战一样，新闻所面临的最大问题还是如何传播。在一个信息爆炸、泛滥成灾的年月中，卡波特式“冷酷无情”的新闻写作已经不能够激起人们的阅读欲望。 　　法拉奇的强硬性格带有更多的个人印记，而往往这些个人印记都可以在其童年中找到出处。在法拉奇的书《愤怒与骄傲》中，她写到了她的父亲，也从另一侧面向我们证实了她的强硬性格的由来。1943年，盟军的炸弹在佛罗伦萨如雨点般落下，法拉奇和父亲跑到了一栋教堂中躲避空袭，14岁的小姑娘法拉奇吓得哭了起来，父亲毫不犹豫地“给了我一记狠狠的耳光，他看着我的眼睛说，一个女孩绝对不会、也不能哭”。 　　法拉奇就是带着这种遗传自父亲的强硬，采访了南越“前总统”阮文绍。她是带着“有罪指控”来采访阮文绍的，因为外界说阮文绍是“南越最腐败的人”，但阮文绍矢口否认。在这种先入为主的印象之下，她让阮文绍谈起了他贫寒至极的青年时期，等阮文绍毫无警觉痛陈少时的家徒四壁之时，她把话锋一转：“今天，您富裕至极，在瑞士、伦敦、巴黎和澳大利亚有银行存款和住房，对吗？”阮文绍无言以对，自知“中计”。这种好像王二小把鬼子带进包围圈式的“埋伏式提问”，在《风云人物采访录》中比比皆是，所以《时代》周刊在法拉奇去世时毫不客气地写道：“在法拉奇采访的世界政要中，没有哪个是没被她伤害过的。”这就是新闻界对她争议最大的地方，她是不是在借着新闻的幌子来四处兜售她的那些“铁娘子式的观点”？ 　　在纽约隐居的法拉奇似乎是被人们所遗忘了，这绝不是她所青睐的存在方式。所以当编辑请法拉奇就“9·11”事件写篇文章时，她写了1万多字，并成书《愤怒与骄傲》。这本书迅速在意大利等国成为畅销书，她也成了极端主义分子的眼中钉。她觉得“自己的生命处于极度的危险之中”。一位警察先生经常会打电话给她，看她是否还活着，是不是有什么需要，因为法拉奇在写作之时非常之全神贯注，甚至不吃饭，最多时一天要抽50多根烟。 　　法拉奇在9岁时已经开始写故事，21岁时就是意大利名牌杂志《欧洲人》的作者，后来她去好莱坞采访演艺明星，她觉得克拉克·盖博“十分可爱，我从未遇到过像他那么害羞的男人”。她十分欣赏马丁·西克塞西的导演才华，但是“作为一个男人，我很受不了他”，西克塞西不抽烟，他吃饭时，法拉奇只能躲进浴室抽烟，结果晚餐就变成了噩梦，“所以我恨他，甚至忘了他是个名导演了”。她在好莱坞时期的采访成书为《好莱坞七宗罪》。 　　也许正是好莱坞的采访经历，使得法拉奇很懂得电影圈子如何吸引观众的方式，她把这种非常主观、甚至带有表演意味的方式带进了政要的采访和日后的写作中，她始终懂得，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锋芒毕露然后脱颖而出，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在信息爆炸化的今天，这或许正是法拉奇足以留给新闻业的启示。（法拉奇文集即将于6月出版，包括《好莱坞七宗罪》、《风云人物采访录》、《男子汉》） G7〇阅读“田园生活” 　　我在拥挤的地铁里，透过车窗玻璃看见潦草的自己。 　　用手机发了一条微博：突然很想退居乡野，过宁静的田园生活，寻找羊绒和麻，甘心用手作工。 　　彼时，我心灰意冷，以为我脸上横七竖八划着的焦躁全赖喧嚣都市。 　　在看《丰收》的时间里，我觉得自己放松了。宁远清爽且稍有幽默的叙述方式很轻易地便使浮躁的我温顺下来。 　　前些天回了趟家，在乡野吹风看花真是心旷神怡，晚上已经能够听到稀稀拉拉的蛙声了，我像回到了七、八岁的小女孩，雀跃不已。 　　过去的这一年，经纬翻飞，乾坤倒转，但转过身，我还在原点。突然觉得希望万状。 　　回到北京，继续每天挤地铁上下班。或许，你想生活是什么样子，生活就会是什么样子。学习宁远，在都市，过一种田园生活。 （作者系书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