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基鱼塘孕育的“小桥流水”—顺德岭南水乡景观特色

作者:朱光文 广州市番禺区南村侨联中学 珠江三角洲古村落总体具有浓郁的广府地域文化特色，多为梳式的布局、三间两廊的民居。但因自然地理差异、地域开发不平衡、族群构成不同、外来文化等因素的影响，空间景观上形成不同的聚落文化景观。 在高明、鹤山、三水北部、花都、白云区、从化、增城、东莞、深圳、香港等一线，是广府民系与客家民系文化交汇之锋面，广府村落因受客家建筑文化的影响，花都东北部、白云区东北部、从化南部等珠江三角洲广花平原西北缘的村落，形成以广府为主、兼具客家风格的建筑特征，村落多建围墙和高高的炮楼，这是防御的需要和族群斗争融合的结果；东莞、深港地区的西部广客锋面则形成广府围村落；珠江三角洲西南部的潭江流域五邑地区，由于土客族群斗争的原因，特别是受近代以来的华侨所移植的西方建筑文化影响，原来的梳式布局、明字屋、三间两廊等民居被改建成西式的庐式住宅，村落四周遍布碉楼等防御性建筑，侨乡村落中大量建起的带有浓郁西方建筑风格的近代碉楼，在布局上突破了“梳式布局”的框框，按防守功能的实际需要布置在村头或村尾的；同样全新建造的西方格调的庐式住宅，其位置也越来越偏离整齐划一的巷道尺度，或置于村前，或置于村后，甚至村边，虽然仍保持行列的布局，但总是与旧民居拉开较大的距离，形成独树一帜的侨乡村落景观；[1]三水、南海北部、花都西南、中南部由平原、丘陵、河汊交错分布的地形特点，使这一带的村落多依山而建，呈规整的梳式布局，前对半月形水塘，形成榕树、水塘、镬耳墙的“梳式布局”村落景观；到了中山西北、东北部，番禺南部等沙田地区，由于开发较迟，河道笔直，两岸多为上岸后的蛋民的居住区，形成沙田、河涌、茅寮的沙田聚落景观；而顺德、珠江后航道两岸等西、北江、交汇的河网密布地区，规整的梳式布局变得自由起来，呈现岭南榕树、河涌、镬耳墙的典型岭南水乡景观。 本文所指的“岭南水乡”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历史上存在过或现存的、以连片桑基鱼塘或果林、花卉商品性农业区为开敞外部空间的、具有浓郁广府民系地域建筑风格和岭南亚热带气候植被自然景观特征的中国水乡聚落类型，即“广府水乡”，之所以冠以“岭南”一词，是便于与“江南水乡”对称。2002－2004年间，笔者以顺德杏坛镇为重点，考察了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一批岭南水乡文化遗存，现把田野考察所得与文献资料记载相结合，初步写成此文，从地势平坦、河网交织的自然条件、地域开发与县级建置、明代以来宗族制度的兴盛、宋明以来文化教育的繁荣、明清以来商品性基塘农业的发展等诸方面简单论述了珠江三角洲地区最主要的岭南水乡文化遗存地—顺德岭南水乡的特色与形成历程。 一、顺德岭南水乡景观特色 古桥是构成水乡的的关键要素，顺德河网错综,自古桥梁众多，出门过桥、举步登舟。据统计，顺德现存的宋桥4座，明桥4座，清桥8座，均为石桥。保存较好的有：杏坛镇：逢简村金鳌桥、巨济桥、明远桥；古朗村跨鳌桥、引龙桥、起凤桥；北水村利济桥、永安桥；古粉村爱日桥；上地村跃龙桥；高赞（东）村文明桥；伦教镇：北海村紫阳桥；大洲圩御波桥；容桂镇：镇区洛阳桥；四基村秀桥；陈村镇：旧圩酿泉桥、垂虹桥；勒流镇：扶闾村凌云桥；[2]从上可以看出，现存的大部分古桥均分布在杏坛镇内，顺德杏坛镇成为珠江三角洲现今保存岭南水乡风貌最好的地区。“顺德另一项潜在的区域职能是发展以具有岭南特色的水乡景观为代表的区域性的休闲旅游业……基塘农业景观与水乡村落景观已在珠江三角洲发达地区中逐步消失，而在顺德的中南部地区仍然拥有这一资源，成为需要保护与合理利用的风貌型资源。”[3] 顺德仍存风貌的多为水乡古村，龙江、龙山、容奇、桂洲等水乡古镇已为现代化的城镇所取代；昔日广东四大名镇之一的陈村，在东汉已成聚落，以邑人陈临于建安中被征为太尉而得名。咸丰《顺德县志》云“自汉例献龙眼荔枝，宋贡异花，由来已久” [4]。明清陈村置都宁巡检司，“诸异卉果，流俎天下。”[5]特别是沟通珠江三角洲各地的陈村水道从镇附近通过，强有力地促进了它的发展。古镇在明清两代，通过河运贸易和商品性农业的发展，造就了面积广大的镇区，境内三墟六市，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又开新墟，很快发展为一个“商贾如云”的大市镇。[6]屈大均对其水乡古镇景致进行了情有独钟的描写： “顺德有水乡曰陈村。周迴四十余里。涌水通潮。纵横曲折。无有一园林不到。夹岸多水松。大者合抱。枝干低垂。时有绿烟郁勃而出。桥梁长短不一。处处相通。舟入者咫尺迷路。以为是也。而已隔花林数重矣。居人多以种龙眼为业。弥望无际…… 陈村的水味淡有力，故“取作高头豆酒，岁售可万瓮，他处酤家亦率来取水，以舟载之而归……” [7] 1、顺应水势的聚落布局 顺德岭南水乡的河涌是聚落组团的自然分界，聚落总体上由河涌分割成不同的板块，简单的多呈“丁”或“⊥”字形（或“Y” 字形，如顺德古朗村），复杂的为团状、网状分布和“井”字形（如顺德逢简村）；还有环绕小丘而建，四面临河涌街道呈放射状分布。 顺德水乡的各姓氏和房份以河涌为界分居村落各处，每一组团都有自己固定的土地神（又称“社”）如顺德逢简村共十六个社（现称“街”）：见龙、村根、坛头、明远、后街、高社、麦社、午桥、嘉厚、高翔、直街、碧梧、西岸、东岸、槎洲、新联，共同组成既相对独立又联系紧密的聚落共同体。[8]顺德岭南水乡在每个社都有各自的社神和埠头，区分十分严格，各房、族份及家族、个人均使用不同的埠头。 在清代“各乡俱有社坛，盖村民祭民祭赛之所。族大自为社，或一村共之。其制砌砖石，方可数尺，供奉一石，朝夕惟虔。亦有靠树为坛者。”[9]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农村建设并无统一的规划，但经济发达的农村在建设过程中，“土地”、“社公”和其他神祗同村中的坊巷布局保持着非常严格的配属关系，居民是坊众，同时又是专奉某一“社公”的“社众”。这些农村建设受同一文化的规范，故有比较整齐划一的人文景。这种配属不但使社区生活有序化，有利于社区的整合，而且同当时珠江三角洲的经济环境要求高度合拍。[10]因此，顺德岭南水乡在聚落组团的局部景观上仍延续了珠江三角洲地区普遍的传统“梳式结构”格局，体现了“社公”神文化对水乡组团的社众和聚落社区的文化规范与整合：结构上，以里巷为单位，整齐划一、规规整整，村民们三间两廊的住宅一家接着一家，形成整整齐齐，横平竖直的布局；[11]朝向上，民居、祠堂等乡土建筑，面向河涌，建筑构成的里巷与河涌垂直，直对小埠头。（如杏坛镇龙潭村的西华大街一带） 笔者认为，这些水乡的聚落组团在其发展早期很可能就是在“社公”等神文化的规范下形成的、以单姓为主的宗族社区，呈现出与北江下游三角洲平原的聚落社区同构的“梳式结构”的规整布局[12]，它们广布在珠江三角洲中部河网最密集的顺德等地的河涌沿岸，（如杏坛青田村至今仍保留着这种布局）；后来，随着人口的繁衍，聚落的扩展，相邻的小村落逐渐连成一片，各姓之间的联系也日渐密切，渐渐，除原有的社公外，还可能出现地缘性的神明，如刘志伟研究的珠江三角洲著名市镇——沙湾的“北帝祭祀制度的形成过程，很可能就是沙湾各姓的村落整合为统一的社区的过程……按坊里轮值使何姓在事实上控制了大多数年份北帝的祭祀，沙湾社区的整合过程，也是何氏宗族逐步确立起在沙湾的统治地位的过程。”[13]顺德一些后来形成的、多姓聚居、较大型的水乡市镇（如逢简、沙滘等）其各姓最早定居时，大体上是分别聚居繁衍的，而人口的繁衍、聚落的扩展、地缘性神明祭祀和密集的河网发达的水上交通线、区域性市场的形成等条件的出现，很可能就是这些分别聚居的姓氏组团整合成聚落共同体的契机和动力。 ２、素雅、通透而不乏厚重的乡土建筑 色调： 与江南水乡的“粉墙素瓦”不同，顺德岭南水乡的广府乡土建筑在色调上显得较为灰浊，是“青墙、黛瓦、白地”，建筑通常是灰麻石街、灰麻石勒脚、灰青砖墙面（早期也有不少蚝壳墙及三合土），灰瓦屋面，重在屋脊、檐下、墙头、梁架等重点部位上加强装饰，只有屋脊和山墙才饰以较鲜艳夺目的灰塑、陶塑。在屋檐与屋面交界处常施以黑色边线，画上白色卷草，便轮廓醒目。在强烈的日光照射下，丰富立面变化，表现建筑造型的节奏和韵律感。黑白相间的线脚颇醒目清新，可减少热辐射和耀眼伤神。 造型： 顺德岭南水乡建筑（民居和祠堂）多以镬耳风火山墙为独特的造型特征，即像镬（锅）的两耳，称“镬（锅）耳大屋”。镬耳造型于明代中业被解释成象征明代官帽两耳造型，规定要有科举功名的人才有资格修建这样的房子；清代中后期，随着珠江三角洲商品经济的发展，宗族的平民化，镬耳风火山墙造型被民间泛化使用，并且同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紧密联系，成为了岭南水乡建筑常用的山墙造型。 镬耳山墙边的装饰，常是黑色为底的水草、草龙图纹，俗谓之“扫乌烟画草尾”，与水网纵纵横，滨临江海的岭南生活环境有关。山墙上的草尾装饰线条优美在黑底的衬托下，白色的草尾生机焕发，如鱼得水，是广府民系传统民居山墙上不可缺少的装饰图案；镬耳大屋又称“鳌鱼屋”。即大屋的正脊顶喜用中间双龙戏珠，两端鳌鱼相对的装饰鳌鱼为珠江三角洲流域建筑常用的脊饰。据说鳌鱼是西江流域族群的一种亲水图腾，而后又转化为龙母信仰、龙图腾崇拜，相传鳌鱼好吞火降雨而为人们偏爱。鳌（镬）耳山墙、鳌鱼脊饰同样可以视为一种亲水特征的建筑。传统建筑的屋脊还装饰夔纹，俗称为“博古”，据说是从商周的夔龙纹抽象变化而来的。这也是五行之中南方尚水的一种建筑语汇，并赋予深远的文化渊源。[14] 此外，龙船脊、风俗彩画、陶塑、灰雕以及神龛四周的砖雕、木雕，祠堂墀头上的精致砖雕，横梁上的斗拱木刻等形象无不寓意吉祥长寿，如意富裕等乡土朴素的情感主旨。 住宅： 顺德岭南水乡聚落的贫苦人家多住直头屋，即单间小屋；中小户人家多住明字屋和三间两廊，明字屋子为双开间，主间为厅，次间为房，厅前有天井，房后有厨房，独门独户，适合人口少的小康人间；大中型住宅基本格局多以“三间两廊”为主，所谓三间，即一座三间悬山顶房屋，明间为厅堂，两侧次间为居室。屋前天井，天井两旁为两廊。天井以围墙封闭。整座房屋平面为规矩的长方形。两廊中，右廊开门与街道相通，一般为门房；左廊多作厨房。民居的门，一般采用脚门、趟栊和木板大门，俗称“三件头”。“三件头”大门，既保持了居室的隐密，又利于通风透气，既可观察门外，又有较好的防卫功能，还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这是岭南建筑求实通透的一个形象的例子。有的在三间后面加建神楼，楼上靠厅的一面有神龛，用以安放祖宗牌位。此民宅模式是包括顺德在内的珠江三角洲乡村最普遍、最典型的标准住宅[15]，顺德水乡聚落各以河涌作分隔的组成部分，仍以三间两廊为基本单位，并联扩大为多进多路大型院落。以三间两廊为基本格式，还可以有许多增删变化。 祠堂： 包括顺德水乡在内的珠江三角洲的乡村祠堂大都始建于明中叶后，其选址往往注重风水，因此常常不是正南正北，而是朝向经风水师勘定的特殊的角度。总的来说，其布局又十分相似，基地方正，负阴抱阳，背山面水，符合于风水观念中宅、村、城镇择址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格局。祠堂门前是小广场，可供族人聚会，举行各庆典，另一方面开敞的平地也烘托了祠堂的雄伟气势。 祠堂入口为门廊式布局，大门两边常布置须弥座塾台，往日每有祭庆，即有乐师于此奏乐。进大门后，是增强私密性的屏门，也称“中门”或“挡中”构成门厅，是传统广府祠堂常见的布局形式和设计手法；门厅后是天井。天井地坪标高略低，一般用麻石条铺砌，设排水明沟。天井左右为侧厢或檐廊，四边的坡屋顶形成“四水归一”之势。天井后是整座建筑的主体即中进议事厅，通常称“某某堂”多为三开间，这是全祠堂最大的单体建筑，满足族人聚会议事之功用，明间设屏风，以阻隔由议事向三进祠堂的视线；中进过后隔着狭窄的后院，是相对简朴的后座明间的供奉的是长房各代祖先，两边则为配贤祠及配享祠，供奉得科名的祖先及对建修祠堂有功的祖先神位。另一些小型祠堂和书室（即所谓的“私伙太公”）中，则采用了广府民居传统的门斗形式作为入口造型。平面一般为三开间，明间设门，两侧砖成房，不设柱范，构架较简单，虚实对比强烈。[16] 整体上看，包括顺德水乡在内的珠江三角洲乡村祠堂的平面布局和空间组织对外封闭，对内开敞，采用严谨的中轴对称布局，以寓含珠江三角洲地区自明代以来倡导的伦理和礼制秩序，结合天井组织院落和建筑，跌宕起伏，井然有序，构成有机的整体。 庙宇： 顺德水乡庙宇一般采用马鞍形风火山墙，分在庙宇两侧，墙体成梯级渐次升高的景观，在山墙边界处常施以黑色边线，描画白色细线衬托，轮廓醒目。 由于广府民系地处珠江三角洲水网地带，广府乡民与水结下了不解之缘，因此乡土聚落中的宗教信仰及民俗节庆也处处体现“水”文化的存在。顺德各处水乡普遍供奉着洪圣庙、龙母庙、天后宫、北帝庙等水神的庙宇： “邑人最重祈祷，每乡如有神庙谓之乡主庙。邑中乡中之最盛者，县城西山之关帝庙，仕版之城隍庙，西淋陈村之主帅庙。龙潭之龙母庙尤著灵应，乡人往祷者刑牲献醴，焚燎如云。”[17] 而节庆方面，最突出的要数龙母诞、龙舟节等。这是水乡地理环境在聚落和乡民信仰在风俗上的直接反映。 炮楼： 《广东新语》“高楼”条称： “广州诸大县，其村落多筑高楼以居。……楼基以坚石，其崇一丈七八尺，墙以砖或牡蛎壳，其崇五六丈，楼或单或复楼，复者前后两楼，盘回相接，雨水从露井四注，名回字楼。罩以铁钢铜罛，隐隐通天。楼内分为三重，每重开三四小牖以了望，顶为战棚，积兵器砲石其上，以为御敌之具”。[18] 以上大概是屈大均对明末清初珠江三角洲因社会动荡而产生的乡村聚落防御性建筑—高楼的描述；到清末民初，顺德乃至广东社会再次陷入动荡，盗匪问题严重，而顺德“盗风之炽为粤省冠”[19]，为保境安民，顺德水乡聚落进、出口往往修建高高的炮楼，成为岭南水乡异于江南水乡的又一独特景观： “村落多筑高楼以居，凡富者必作高楼，或于水中央为之。楼多则为名乡。遥望木棉榕树之间，矗立烟波，方正大小，一一相似，势如山岳之峙，皆高楼也。楼基以坚石，基崇一丈七八尺；墙以砖或牡蛎壳，其崇五六丈。楼或单或复，复者前后两楼，盘回相接，雨水从露井四注，名“回字楼”，罩以铁网铜罛，隐隐通天，楼内分为三重，每重量工三四小牖以了望。顶为战棚，积兵器炮石其上，以为御敌之具。寇至则一乡妇女相率登楼，男子从楼下力斗，斗或不胜，由寇以秋千架巨木撞楼，或声大铳击之，或以烟火焚薰，楼中人不能自固，争从楼窗自堕，以求缓须臾之死，惨不可言。是楼虽壮观瞻，亦寇盗之招，此乡落之莫可如何者也……”[20] 据笔者2003—2004年考察今顺德杏坛镇的龙潭、青田、光辉、上地等绝大多数水乡，至今仍保留或存在过有这一类建筑。 ３、宽敞迂回、绿树葱茏的河涌景观 驳岸、埠头和石板路 岭南水乡的河涌多迂回曲折，流经村落的河道两岸用麻石，红砂岩砌筑驳岸，驳岸每隔一段设置小埠头，有的为跌落河涌的阶梯状，有的凸出河岸两边或一边开石阶，一般正对一侧的巷门方便村民上下船和浣洗衣物，绕流于珠江三角洲水乡宗族古村内河的一个个埠头，区别十分严格，各房族分及家族用不同的埠头，有的埠头还特意泐石加以说明，如顺德桑麻水乡总社村的一个埠头有一块长条石上刻着“黎恒传祖水埠”几个字；这些埠头每天都有人烧香拜祭，逢年过节香火更盛[21]；河涌在河叉纵横的珠江三角洲是村民联系外界是的主要通道，与河道平行的是用麻石铺砌的石板路，有的只有一边，有的两边都有，在石板路与河道之间，一般种植石榴、水杉、香蕉等树种，形成宽敞的、树木葱茏的水道景观。 古桥布置与河涌节点 水乡河涌古桥的位置与功能大致有以下几中情况：[22] 一、修筑在村中交通要道上，主要担当村域交通的功能，在桥头处往往会建有珠三角乡村常见的洪圣、天后、北帝、观音等庙宇，交通要道同时亦是村中的商业中心区，即“市头”。有些集市是设在桥头或桥上的，称“桥市”。有的“市头”在桥道两侧，与河涌相交成“十”字形（如顺德逢简村的巨济桥）；有的圩市建在河涌与麻石铺道之间，紧临河涌，铺面开在石板道上，与对面的商铺，构成以桥、庙为中心与河涌平行的商业中心（如顺德高赞村的大成市，以大成桥为中心，附近还有闸头桥、福安桥等桥梁）。 二、修筑在河汊拐弯之处，河道一侧建村庙，庙多采用马鞍形封火山墙，庙前有小广场，庙对河涌较宽阔的弧形水面，多停泊小舟，靠水边建社稷坛（或叫“福德祠”）小庙，并砌筑小埠头，如桑麻的各个自然村都有社坛，供奉本村的社神。各村的社坛名称不同。社坛都设在本村的神庙之旁；有的村有不止一个神庙，则设于香火较盛的神庙之旁。绕流于村中的内河有一个个埠头，人们平时在此浣洗衣物、上下船艇。各房族分用不同的埠头，区别十分严格，有的埠头还特意泐石加以说明，如总社村的一个埠头有一块长条石，其上刻着“黎恒传祖水埠”几个字。这些埠头每天都有人烧香拜祭，逢年节香火火更盛；[23] 在河汊拐弯之处的桥、庙旁一般还会种植挺拨的木棉树和婆娑的古榕，浓荫蔽日。榕树枝叶茂盛，粗生，年代久远者，枝叶婆娑，枝干相联，皆成连理。其枝可以倒插，以根为枝，故又名为“倒生树”，广州城乡普遍种植，民间有“榕树多者地必兴”的说法。街头路口，大榕树下，成为村民聚集休闲的人文景观。这样，由河道驳岸、村庙、榕树、木棉等共同围合成一个珠江三角洲水乡河道的重要节点和村民集结的休闲空间和祭祀中心。 三、珠江三角洲乡村聚落外部空间，无论在山地丘陵还是平原泽国，皆以水口作为村落门户。村落地势最低处，一般都为水流出口地方。在河道流入和流出水乡的地方，一般会建造“水口”桥有镇锁水口的作用，桥旁多种植古树，旁建水口庙、文昌阁（塔）： （珠江三角洲）“乡村大姓必于所居水口起文阁，祠文昌祠，神之生日赛会尤盛，阁凡二层或三层，高者十余丈，远望似浮屠。有阁处其内多读书家，有科第”[24] 如顺德杏坛高赞村在村西南第一道水口处建有文塔（现已毁），在第二道水口处建有文明桥，以前桥旁还文武庙；[25]昌教村、马齐村在村东北“水口”都有天后庙、文武庙；杏坛北部的五乡在龙潭乡总水口建“五乡文阁”（当地叫法）。 四、岭南水乡的祠堂也是河道上重要的节点。与珠三角其它地区规整梳式布局的祠堂一样建在全村最前列，面对半月形水塘，稍有不同，岭南水乡的祠堂有的建在河涌之旁，古祠临涌，村民利用流经祠堂的河涌改造成半月形水道作泮池，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水塘的作用。（如顺德逢简村刘氏大宗祠），岭南水乡的祠堂前大都有村中较大的祠堂专用水埠，跟前面提及的房份及私人埠头相类似，祠堂专用水埠也特意泐石加以说明，如顺德昌教村林氏大宗祠前的水埠泐石上刻“光远堂水埠”五个大字。 在岭南水乡，桥、树、庙、市、埠、涌几大组合因素几乎是共生共存的，如位于顺德容桂街道容里居委著名的“树生桥”侧体现了（石）桥、（榕）树共生的独特情况： “榕树桥，在容奇南约水仙宫侧，名曰鹏涌前，有大榕树二株，数百年物也，其根蔓延入桥左右石柱相缠不解，为天然扶栏桥梁，皆榕根盘错如树引渡者然，乡人因以名之，古致错落，亦一胜迹也。”[26] 二、地势平坦、河网交织：优越的自然条件 顺德位于广东省中南部,珠江三角洲腹地，地理座标为东经113度1分～113度23分，北纬22度40分～23度2分。全县东西相距38.7公里，南北相距38公里，总面积806.15平方公里。 1、地势与土地类型 顺德是珠江西、北两大支流汇合的主要区域，又是历史上新、老平原的交接之处，地势西北略高，海拔约2米，东南稍低，海拔0.7米，境内是在溺谷基础上形成的三角洲冲积平原。除北部、东南部、南部一些零星小山岗外（最高山为西北部龙江镇的锦屏山，其次为东南部旧寨的顺峰山），全境地势平坦，河涌纵横，水网交织，沼泽遍野，是三角洲水网最密集的地区之一。顺德土地类型大致可分以下三种： 　　基塘区：主要集中在西北、西南和中部，地势低洼，耕作层厚，粉砂居多，土质疏松，酸性较大。历代农民利用低洼地深挖成塘，把挖出来的泥土堆高成基，塘里养鱼，基上种桑，桑叶摘来养蚕的副产品又拿去饲鱼，这就是著名的桑基鱼塘景观，是顺德分布最广的土地类型，是顺德岭南水乡形成面积最大、最具特色的的外部自然条件；其它还有沙围田区：东北和东南部分布较多，是冲积沙田，土层深厚、土质肥活、水分充足，适宜种植双季水稻，间有种植甘蔗。这一地区的北滘、陈村一带历史上形成以花卉、果林的商品性农业基地；低丘陵谷底区：零星散布，总数不多，土壤干燥，硬砂较多，肥份低，水分不足，山脚和山坑地可种双季水稻，山坡地适宜种植旱作物,如番薯、木薯、花生、豆类等。 2、水网与地名景观 “下番禺诸村，皆在海岛中，大村曰大箍围，小曰小箍围，言四环皆江水也。凡地在水中央曰洲，故周村多以洲名。洲上有山，烟雨中乍断乍连，与潮下上”。[27] 此种风貌，则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古来是海湾的一个明证。 珠江水系一进入三角洲地区，愈向下游分汊愈多，河道迂回曲折，时合时合，纵横交错。在珠江出海口，又为系列从东北至西南走向的岛屿群落所包围，将水收分注流出海。这不仅加强了河网的复杂化，也有利于河、海两大系统的相互联系。这种密布交错的河网不但为海上交通和商业贸易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这一带具有广府文化特色的水乡聚落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自然环境基础。[28] 顺德就处在这河网交织的区域，主要河道共有16条、段，总长756公里，河流依地势从西北流向东南，河面宽度一般为200至300米，水深5至10米。[29]其中，重要水道有北江水系的潭洲水道、顺德水道；西江水系的西江干流及其分汊有：东海水道、海洲水道、鸡鸦水道，桂洲水道、甘竹溪、顺德支流、平洲水道、容桂水道等十多条水道流贯全境，总长126.8公里。这些水道把顺德自北向南切割成几大块小平原，平原间是联通各大水道、密如蜘蛛网的小河涌。 包括顺德在内的珠江三角洲水乡居民有把河道称 “滘”或“漖”的。《康熙字典》引《玉篇》释“漖”为“水也”（原意即“水沟”）。而“滘” 是从“漖”转来的（同读jiao第4音）。不管是 “滘”还是“漖”字在珠江三角洲水乡地区皆有有两义：一指较宽阔的河，一指两河或三河汇成“T”或“Y”形水道即三江口，以后者为最多，《广东新语》也持此义。顺德和珠江三角洲水乡地区中不少的乡镇聚落即以此命名，如著名的顺德北滘，原有一百多条大小不一的河流于镇内，取名“百滘”，后来，“百”字转音为“北”，故名“北滘” ，此外，还有“伦教” ；清代画家黎简（二樵）的家乡—弼教等。[30] 也有称“沥”的。“沥”字在珠江三角洲水乡地区读“叻” 的第7音，意为“大河”；与“沥”近义的词还有珠江三角洲水乡区称大河为“海”。依《康熙字典》引《释名》之义：“海，晦也，主承秽浊，水黑” ，就是“承”各“涌”流出的秽浊之水道。包括顺德在内的珠江三角洲水乡居民之所以把大河道通称为“海”，究其原因，咸丰《顺德县志》已说得很清楚： “顺德去海尚远，不过港内支流环绕，抱诸村落而已。明以前，所谓支流者，类皆辽阔，帆墙冲波而过，当时率谓之海……近年则沧桑阅久，有前通而后淤者，有旧广而今狭者，而沿其故名，则仍统称曰海。”[31] 珠江三角洲水乡主要河道之间的冲积平原上还密布着像蜘蛛网般的小河道称“涌”或“冲”（chong第1音），在珠江三角洲水乡地区特指“小河”，如南越国丞相吕嘉失败时，被伏波将军路博德追至顺德石涌俘获： “石涌。在顺德西南二十里……今有桥在顺德南门外。名伏波桥。有吕姓者。家其傍及石涌……”[32] 地势平坦、河网交织的自然条件，使顺德成为珠江三角洲历史上，自东北－西南向的复合三角洲形成期与冲缺三角洲发育期相交的平原区水乡分布链条上的重要一段。随着自秦汉以来的人口南迁和地域开发、县级建置顺德等，岭南水乡景观开始逐步呈现。 三、地域开发与县级建置 顺德可考并已验证的文明可追溯到西汉时期。80年代中期，顺德可考的汉代文物遗址就8处，在逢简碧梧社就曾考古发掘出西汉村落遗址；而唐宋文化遗址也有10处之多。[33] 据有关记载和实地考查，顺德南部的逢简、桑麻、冲鹤、大良、容奇、桂洲[34]、北水、古粉[35]等地均在唐代已形成聚落。龙山大岗墟，志称其为“四方商贾之地，合堂奥之区，辟自大唐”[36]；宋元时期大批的北方移民南迁并开始开发珠江三角洲顺德地区。今顺德水道沿线的水藤、黄连、黄涌、伦教等地在宋末已有连片的聚落出现[37]；而杏坛、均安、勒流等地则迟至南宋成聚。这些沿河流线状分布的村镇都有蚝壳或“蚝龙”埋藏，说明这些村落成聚之前有过一段稳定时期的河海水域。1973年在顺德发现了海湾鳄（即马来鳄）的骸骨，同时还出土了唐宋陶器300件，[38]就是地区由海湾向洲潭、岛屿、泥泞沼泽的地理演化过程的有力佐证；明代初年，大军征服广东之后，在广东沿海设置屯田，大部份分布在市桥台地以南、顺德桂洲、香山小榄到新会江门一带。[39]顺德（尤其是桂洲所在的东南部地区）这时第一次得到有组织的较大规模开发。 顺德建县前的地域，春秋战国时为百越地，秦代起属南海郡番禺县，隋代起属番禺县分出的南海县，五代南汉时属南海县分出的咸宁县，宋初重新并入南海县，元代及明初一仍宋制。明代正统、天顺年间，珠江三角洲新老三角洲交错地区（即今顺德及周边一带）发生了规模宏大的“黄萧养之乱”，明政府采取了剿、抚的两手办法平息动乱。大良乡民罗忠等九十个父老乡人上书地方官员成功地把大良作为县城，[40]于景泰三年四月二十七日(1452年5月16日) 把南海县的东涌、马宁、西淋、鼎安4都37堡及新会的白藤堡划出，设立了顺德县，县名意为“顺天明德”。建县后，迄至清末，均属广州府管辖。顺德县的设置为这块新老平原连接、河道纵横交错地区的开发和包括宗族制度在内的文化的正统化、制度化造就了有利的条件。 四、明代以来宗族制度的兴盛 明嘉靖年间正是以“南海士大夫集团”为首的广东官宦集团最盛时期，他们在获取功名后在自己的家乡大力施行明王朝“大礼仪”教化政策，并推动建立地方、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宗族制度、倡导“虚拟造族”运动[41]。与行政设置几乎同时，顺德乃至珠江三角洲的宗族制度也较早地建立起来： “岭南之著姓右族，于广州为盛，广之世，以乡为盛。其土沃而人繁，或一乡一姓，或一乡二三姓，自唐宋以来，蝉联而居。……其大小宗族祢皆有祠，……祠数十所，小姓单家，族人不满百者，亦有祠数所。其曰大宗祠者，始祖之庙也”。[42] 这里的“广州”即明清两代包括顺德县在内的广州府。珠江三角洲广为流传的“顺德祠堂南海庙”的民谚反映出明清顺德修祠之风的兴盛。“其大小宗祠，代为堂构，千人之族，祠十数所，小姓单家，祠亦数所”[43]，嘉庆《龙山乡志》载，顺德这个乡有家庙竟达200多座。直至抗日战争前夕，全县大小礼堂、祠堂尚存数千间。祠堂建筑大都青砖白石，雕梁画栋，“其宏丽者费万金” 。 [44]今天顺德仍保存完好的祠堂有：乐从的沙窖陈氏大宗祠、均安仓门梅庄欧阳宗祠、沙边的陈氏大宗祠、上村的李氏宗祠、杏坛右滩黄氏大宗祠，[45]昌教的黎氏家庙、碧江燕翼楼等。其中，单杏坛原就有祠堂70多座，现存17座，大多数保留着明清两代的的广府祠堂建筑风格。 宗族制度的普遍建立，对乡镇水乡聚落的有组织兴建和正统教化的推广、文化教育的发展有着重要和积极的意义。 五、宋明以来文化教育的繁荣 据统计，从宋代到清代，顺德可考的文武进士共369人，宋代有咸淳年间的顺德伦教人文状元张镇孙，近二千多名文举人，有成就的文人雅士亦达到200人左右，其中不少是开一代文风或画风的领军人物。 自明代设县制以来的明清两代，顺德更是人才辈出，科举成就显著，明代万历年间的杏坛人文状元黄士俊，清代同治年间龙江人文状元朱可元；此外，还有文探花胡子经、李文田，武探花胡经纶等。顺德的诗社、文社、 画会绵亘不绝，涌现过孙蕡、欧大任、梁有誉、陈邦彦、陈恭尹、黎简、张锦芳、黄丹书、梁廷枏、苏六朋、苏仁山、李文田、简朝亮、黄节、麦孟华、邓实、罗瘿公、罗复庵、岑仲勉等驰誉南北的文化名人，可谓群星灿烂。[46]　清代乾隆、嘉庆、道光时期，顺德在经济发展的推动下文昌民富，黎简、苏六朋、苏仁山等将岭南书画艺坛带入了“顺德时代”。 顺德的文人雅士直接或间接参与本乡村聚落的建设，为顺德岭南水乡景观的形成作出了巨大贡献。按县志记载：李仕修，字建业，杏坛镇逢简乡人，宋代庆元巳未(1199年)科进士，任福建肃政廉访司佥事，升浙江行省参政，他就曾在乡筑明远桥等大石桥数座便利行人。不过，要形成规模宏大的镬耳大屋建筑群，除了文化繁荣的条件外，经济的繁荣尤其是明清以来商品性基塘农业的发展更为重要，为聚落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物质条件。 六、明清以来商品性基塘农业的发展 明初，珠江三角洲出现把田地改为基塘。所谓“基塘”，即将一些“地势低洼，水潦频仍”的生产条件较差的土地深挖为塘，将泥土复于四周成基，塘用来“蓄鱼”，基面“树果木”，称为“果基鱼塘”。这种经营方式，从明初起，一直存在于南海的九江、顺德的龙山等地。[47]明末清初，出现了“桑基鱼塘”，即将原来基面种的果木改为蚕桑。“桑基鱼塘”一经出现，便很快地取代了“果基鱼塘”，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是因为蚕桑和养鱼之间可以相互促进，蚕沙喂鱼，塘泥肥桑。继南海九江乡之后，顺德县龙山、龙江乡等地也陆续将原有的“果基鱼塘”改为“桑基鱼塘”。南海、顺德的“桑基鱼塘”区在明末已“周回百余里”，田一千数百余顷，民数十万；甘蔗“连岗接阜，一望丛岩芦苇然”，“桑基鱼塘”区的扩展推动了织造乃至冶炼、陶瓷制造业和对外贸易发展的发展；外贸发展使顺德成为全省蚕丝和丝织业生产中心，如伦教、沙滘、勒流、黄连等地的丝织业甚负盛名，形成了圩市密集、百物辐辏、商贾常满的大发展局面。明末，顺德的墟市已达36个之多，[48]这一时期成为顺德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高潮，也是顺德水乡聚落形成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 清代，珠江三角洲发展基本上仍按照明代模式。康熙后期，南海县西樵附近的沙头等六乡也相继发展成基塘区，同先前的九江、龙山、龙江和坡山等四乡连为一片，形成以九江为中心的以养鱼蚕桑专业的农业区域。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广州成为独口通商口岸，外国人采购生丝及其它的丝织品都集中于广州。因高利润的吸引，乾隆、嘉庆年间，除原有桑基鱼塘区进一步扩大基塘范围以外，其他地方，如顺德的桑麻乡在乾隆年间，已遍种桑树一派繁荣景象了。[49]而从现存清代以来的大量蚕室遗址可以看出，逢简村的丝织业曾非常繁荣，村民种桑养蚕，村内有三十多个丝织厂八百多名工人，还有东西二市。到清代全盛时，珠江三角洲形成以顺德为中心、南海、中山、三水、新会、高明、鹤山等县为辐射、扩散区的桑基鱼塘景观分布格局，顺德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成为我国三大生丝产区之一。 七、小结 地势平坦、河网交织的自然条件使顺德成为珠江三角洲历史上自东北－西南向的复合三角洲形成期与冲缺三角洲相交的平原区水乡分布链条上的重要一段；随着自秦汉以来的人口南迁和地域开发，水乡景观开始逐步呈现，顺德县的设置为这块新老沙田交错、河道纵横交错地区的开发和包括宗族制度在内的文化的正统化、制度化造就了有利的条件；而宗族制度的普遍建立，对乡镇水乡聚落的有组织兴建和正统教化的推广、文化教育的发展有着重要和积极的意义，顺德的文人雅士也为顺德岭南水乡景观的形成作出了巨大贡献；明清以来商品性基塘农业的发展为顺德岭南水乡聚落形成和繁荣奠定了物质基础，桑基鱼塘等景观从此引入顺德岭南水乡，成为了岭南水乡聚落优美的外部环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并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纪念意义的城镇、街道、村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为历史文化街区、村镇，并报国务院备案。”所以，在顺德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形成了岭南水乡——这一“以连片桑基鱼塘或果林花卉商品性农业区为开敞外部空间的、具有浓郁广府民系地域建筑文化风格和岭南亚热带气候植被自然景观特征的中国水乡聚落类型”[50]。这是珠江三角洲的“天工”（自然环境）与“人工”（人文环境）相互作用、协调发展的结果，是中国南方珍贵的人居文化遗产，应该加以很好的保护和利用。华南理工大学谭元亨教授认为，杏坛是岭南水乡民俗博物馆，也是广府民俗研究的宝地，无论文化底蕴还是自然风光，都不比江南几大名镇差，无论是历史遗址，还是民俗，可发掘的还很多。其作为文化产业开发的潜力是无穷的，开发得好，可增强广府民系的凝聚力。谭教授希望这块水乡处女地不会被工业化浪潮湮没。笔者认为，首先应对包括顺德在内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岭南水乡文化资源遗存进行全面的普查，召集相关的专家学者进行深入研究；其次，选择水乡历史风貌较好、文化遗存丰富的水乡及地段，划定保护区、公布岭南水乡历史名村、名镇，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借鉴江南水乡古镇保护的成功经验，在有效、集中保护的前提下进行适度的开发，打出若干个岭南水乡品牌。 （本文一部发表于《岭南文史》2004年第四期，一部发表于《小城镇建设》2004年第五期） -------------------------------------------------------------------------------- [1]陆映春、陆映梅《粤中的侨乡村落》载《南方建筑》1987年 [2]陈泽泓《岭南建筑志》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9年9月。 [3]参见罗赤《变动中的判断与应对——写在顺德市城镇体系规划编制完成之后》《城市规划》2003年第8期 [4]嘉靖《弇州山人稿》转见《珠江三角洲农业志》（六）第73页，1976年印。 [5]嘉靖《弇州山人稿》转见《珠江三角洲农业志》（六）第73页，1976年印。 [6]民国《顺德县续志》卷一《风俗》。 [7]屈大均《广东新语·地语》中华书局，1985年4月。 [8]据笔者2004年1月对顺德杏坛镇逢简村的考察。 [9]见陈忠烈《明清以来珠江三角洲“神文化”的发展与特质》 《岭峤春秋—岭南文化论集》。 [10]见陈忠烈《明清以来珠江三角洲“神文化”的发展与特质》。 [11]陆映春、陆映梅《粤中的侨乡村落》载《南方建筑》1987年。 [12]北江下游三角洲平原典型“梳式结构”布局聚落名称就反映了北江下游扇形三角洲地区岗丘、河涌、涡塘交错的自然环境特征及其与聚落营建形态、次区域社会变迁等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见拙文《聚落文本与区域社会：珠江三角洲西北缘广府乡村的营建历程——以花都朗头古村为例》（未刊稿）。 [13]见刘志伟《大族阴影下的民间神祭祀——沙湾的北帝崇拜》《寺庙与民间文化研讨会论文集》 西北汉学研究中心出版1995年。 [14]参见陈泽泓《岭南建筑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 [15]参见邓其生《岭南古代建筑文化特色》。 [16]曹劲《香港新界祠堂建筑型制探析》见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十周年文集》岭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11月。 [17]《顺德县志》卷一 《舆地·十六》。 [18]屈大均《广东新语·宫语》中华书局，1985年4月。 [19]详见何文平《清末民初广东盗匪问题的社会成因探讨》载《广东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20]《番禺县志》卷六《舆地略·四》（点注本）（清）李福修，史澄纂，清同治10年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 [21]参见黄淑娉主编《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调查报告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22]参见拙文《榕树·河涌·镬耳墙——略谈岭南水乡景观特色》《岭南文史》2003年第四期。 [23]参见黄淑娉主编《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调查报告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24]《番禺县志》卷六《舆地略·四》（点注本）（清）李福修，史澄纂，清.同治10年，（1871年）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 [25]据笔者200３年７月对顺德杏坛镇高赞村的考察。 [26]《顺德县志》卷三 《建置》。 [27] 屈大均《广东新语·地语》第58页。 [28]见罗一星《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岭南文库系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 [29]《顺德县文物志》顺德县文物志编委会博物馆编 1991年5月4日。 [30]见何品端《地名中与水有关的常用字》载《羊城今古》。 [31]见咸丰《顺德县志》卷三《舆地略》。 [32]屈大均《广东新语·地语》中华书局，1985年4月。 [33]《顺德县文物志》顺德县文物志编委会博物馆编 1991年5月4日。 [34]华南师院：《珠江三角洲历史时期河道变迁调查研究报告》，顺德县北部及南部两部分，转见周源和《珠江三角洲的成陆过程》《历史地理》第五辑。 [35]转见司徒尚纪《岭南历史人文地理——广府、客家、福佬民系比较研究》第156页。 [36]见嘉庆《龙山乡志·重修大岗圩武帝碑记》。 [37]见周源和《珠江三角洲的成陆过程》《历史地理》第五辑。 [38]《科学实验》1977年第10期转见周源和《珠江三角洲的成陆过程》《历史地理》第五辑。 [39]刘志伟《地域空间中的国家秩序——珠江三角洲“沙田—民田”格局的形成》载《清史研究》1999年2月14—24页。 [40]刘志伟《地域空间中的国家秩序——珠江三角洲“沙田—民田”格局的形成》载《清史研究》1999年2月14—24页。 [41]刘正刚　袁艳萍《明代广东宗族组织探析》载《广东史志》1998年第2期。 [42]屈大均《广东新语·宫语》。 [43]见民国十八年《顺德县续志》。 [44]见明万历《顺德县志》。 [45]见凌建《谈顺德古祠堂的保护与开发》载《广东文物》2001年第二期。 [46]见《顺德县文物志》顺德县文物志编委会博物馆编 1991年5月4日。 [47]见叶显恩 谭棣华《明清珠江三角洲农业商业化的发展》《广东社会科学》1984年第二期。 [48]见叶显恩 谭棣华《明清珠江三角洲农业商业化的发展》《广东社会科学》1984年第二期。 [49]罗天尺《五山志林》，（乾隆刻本）。 [50]参见拙文《榕树·河涌·镬耳墙——略谈岭南水乡景观特色》 《岭南文史》2003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