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大学——从格丁根说起<转>

读了叶隽先生发表在《中华读书报》上的《现代留德学人视野中的德国大学》一文（《国际文化》第160期，2004年9月8日），有些感想，现在写出来，或许可供关心中国高等教育的读者参考。 公元十二世纪，欧洲开始出现现代意义的大学（意大利博洛尼亚，1158年；法国巴黎，1180年），接着英国创办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但是经济、文化发展滞后的中欧德语地区，迟至十四世纪才开始兴办大学（布拉格，1348年；维也纳，1365年；海德堡，1385年；科隆，1388年；埃尔富特，1392年；莱比锡，1409年）。然而，开始办大学虽然比较晚，但发展却很快。原因之一，是德语地区长期没有形成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众多诸侯国各自建立自己的大学，有的（如黑森和萨克森）还打算建立第二所，互相竞争，很有一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味道。格丁根大学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由已经是英国汉诺威王室第二位国王但仍然还是汉诺威选帝侯（Kurfürst）的乔治二世（George II，1683～1760）建立的。 今天的格丁根也还只有十二万多人口（其中超过三万是大学生），它的大多数街道，自然不长也不宽，但是许多街道却有不普通的名字，因为它们是以在这里学习、工作过的著名学者命名的。这些名字有高斯、韦伯、玻恩、弗兰克、维勒、洪堡、格林兄弟、塔曼、科赫、普朗克、哈恩、黎曼、本生、普兰特尔等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所大学只要拥有其中一个，就足以让自己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占有撕不去也抹不掉的一页。而这样的人在格丁根很多很多。哈茨山麓这个小城荟萃人才也造就人才，实在是一个对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的“人才摇篮”。不过，人们并不能说格丁根是德国最好的大学，因为在德国，“最好的大学”不是一个而是一批。这与德国社会、政治的大背景有关。纵观德国历史，除希特勒“千年帝国”统治的十二年是绝对中央集权以外，其他时候始终都是联邦制，各个州（Bundesland）在除国防、外交以外的其他事务上都享有很大自主权。所以说到高等教育，借用乒乓球、羽毛球术语，也许可以说法国有“单打冠军”（巴黎大学），英国有“双打冠军”（牛津与剑桥），德国则可算团体赛中的一支强队。 乔治二世在位三十三年，并无特别值得夸耀的政绩，但在建立格丁根大学这件事上，他却表现不错。第一，他痛快地拿出了办大学所需要的钱，没有对下属提出“白手起家”或者“我给政策、你把政策用足用好”之类要求。第二，他并不认为自己懂得如何办教育，所以除了给钱之外，其余的事都交给他挑选的校长（Kurator），以及在耶拿（Jena）、哈勒（Halle）和荷兰的乌得勒支（Utrecht）上过大学的明希豪森（Gerlach Adolf von Münchhausen）去办。明希豪森认为自己的第一要务是聘请高水平的教授，于是利用自己是汉诺威重臣（后来当过首席部长）的有利地位，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第一，提高教授社会地位，将他们由一般的雇员（Angestelter）提高为端“铁饭碗”的国家官员（Staatsbeamter）。第二，在通常的“Kolleggeld”（钟点费）之外，还给教授一笔固定的薪金。第三，提供住房，不要房子的则给住房补贴。第四，免费供给木柴。第五，允许在公共草场上放牧两只奶牛。用这些办法，明希豪森得以顺利从其他大学“挖”来一批当时的一流学者。当然，后来对教授的优惠已不止于此。这样，化学教授能斯脱（Walter Nernst1864～1941，1920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得以在1896年成为格丁根第一个购买私人汽车的人。他原来是格丁根大学实验物理研究所（Institut für Experimentalphsik）里克教授（Eduard Riecke）的助手，1894年设立物理化学教授职位（Ordinariat）的时候，他成为第一个就任者。 明希豪森对教授们也是“放手”的，他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把有“学”而且有“识”的人才招聘来，给他们提供合适的工作条件，而不是去过问他们在教授位置上做什么和怎样做。他从耶拿“挖”来的塞格纳（Jónos Andrós Segner，匈牙利人）是作为医学教授聘请来的。但塞格纳来了以后却先教化学后教数学，并且在格丁根创建了天文台。1751年明希豪森把没有大学学历的迈尔（Tobias Mayer）聘为数学和经济学教授，但迈尔的兴趣却在天文学和地球物理学上。他继塞格纳之后领导了天文台的工作，改进了天文观测仪器和恒星的标识方法，还进行地磁研究，观测1755年的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大地震，从而奠定了这所大学地球物理研究的基础。 乔治二世和明希豪森开了个好头，他们都只做自己该做的事，不干预自己不该干预的事，这是格丁根大学建立以后能够迅速走上发展“快车道”的一个重要原因。1987年格丁根大学二百五十周年校庆时出过一本介绍学校发展历史的书，对各学科在格丁根的发展历程介绍甚详，可以查到每一个在这里工作过的教授的名字，却没有提到一位校长的名字。 明希豪森放手让教授们做他们想做的事，充分体现了学术自由，这与格丁根大学从建校起就非常重视科学研究有关。这里要求教授既是已知知识的传授者，又是未知世界的探索者；传授已知知识需要学术自由，探索未知世界就更需要学术自由。 在格丁根，学生也充分地享有“学”的自由。柏林大学的创办人威廉·洪堡（Wilhelm Humbolt，1767～1835）和他的兄弟亚历山大·洪堡（Alexader Humbolt，1769～1859），都曾经在格丁根上学，其中亚历山大注册学的是法律，但他也听医学教授布鲁门巴赫（Jo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1752～1840）、数学教授凯斯特纳（Abraham Gotthelf Kaestner,1719～1800）、物理学教授李希腾贝格（Gerg Christoph Lichtenberg,1742～1799）的课。如果学生不能享有充分的“学”的自由，那么亚历山大·洪堡很可能会成为一名不错的律师，但其贡献绝对不会有他作为地理学家和自然考察者大。 格丁根的教授们对学生也是放手的，他们把大学生当作大学生，而不是中学生或者小学生对待。这表现为，格丁根大学对学生的要求既严格又宽容。在这方面，海涅（Heinrich Heine,1797～1856）的经历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位德国著名诗人出生在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一个犹太布商（Tuchhändler）家庭，起初上家乡附近的波恩大学，一年后转学到格丁根学法律。但他只读了几个月，就因为违反校规（与人决斗）而被开除，只好去柏林大学，成为黑格尔的一名学生。但三年以后格丁根又准许他回来注册。这样海涅终于在这里获得博士学位，亲吻了市政厅前广场上的牧鹅女青铜像以后才离开。 格丁根的教授十分尊重学生的劳动。学生在学术上取得的成绩虽然和教授的指导有关，却并不都记在他们名下。例如，从1920年起，在格丁根就形成一个以理论物理教授玻恩（Max Born，1882～1970）和实验物理教授弗兰克（James Franck，1882～1964）为核心的原子物理学派。成员来自多个国家，他们两人以及他们的多位学生和助手，先后都得了诺贝尔奖。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弗兰克是他们中第一个获奖的（1925年），而且那一年格丁根“双喜临门”，诺贝尔化学奖也为其化学教授齐格蒙第（Richard Adolf Zsigmondy,1865～1929）获得，但玻恩却迟至1954年才和一位学生博特（Walther Bothe，1891～1957）一起得奖。玻恩在格丁根的第一位助手奥地利人泡利（Wolfgang Pauli，1900～1958）1945年获奖，另一位助手海森堡（Werner K.Heisenberg）则早在1932年就获奖了。在他之前获奖的还有1933年同时获奖的奥地利人薛定锷（Erwin SchröDinger，1887～1961，1933年获奖）与英国人狄拉克（Paul A.M.Dirac，1902～1984），1938年获奖的意大利人费米（Enrico Fermi,1901～1954），1943年获奖的斯特恩（Otto Stern，1888～1969），以及1948年获奖的英国人布莱克特（Patrick M.S.Blackett，1897～1974）。当然，也有几个人获奖比老师晚，包括1958年获奖的苏联科学家塔姆（И．E.Тамм,1895～1971），1963年同时获奖的维格纳（Eugene P.Wigner，1902～1995，出生于匈牙利）和哥帕特－迈尔（Maria G.Mayer，1906～1972，出生于波兰）。 格丁根的许多学者都是在科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大师”，让凡人不由得会产生“高山仰止”的敬意。玻恩原来是学数学的，是格丁根三位著名数学家克莱因（Felix Klein,1849～1925）、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1862～1943）和明科夫斯基（Hermann Minkowski,1864～1909）的学生，1907年获得博士学位以后改攻理论物理。玻恩能够在理论物理上取得重要成绩，与他深厚的数学功底密不可分。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格丁根曾经享有“数学的麦加”美誉，世界各国的数学家，还有与数学有密切关联的物理、力学等其他学科的科学家，纷纷来这个哈茨山麓的小城“朝圣”。当然，格丁根成为“数学的麦加”，自非一日之功，前面说到的亚历山大·洪堡的数学老师凯斯特纳，被称为“Lehrer Deutschlands in der Mathematik”（德国数学之师），他编写的数学课本曾经在德国使用了一个多世纪。而他的另一大功劳，就是教出了高斯（Johann Carl Friedrich Gauss,1777～1855）那样的学生。高斯在西方有“数学王子”之称，与阿基米德、牛顿一起，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三个最伟大的数学家。高斯１８５５年去世以后，继任者狄利克雷（Peter Gustav Lejeune-Dirichlet,1805～1859）是解析数论的奠基人，近代函数概念也是由他引入的。可惜四年后早逝，其事业由黎曼（Georg Friedrich Bernhard Riemann,1826～1866）继任。黎曼去世时还不满四十岁，和老师高斯一样也是非欧几里德几何学的创始人之一（他创建的一类叫做“黎曼几何”）。高斯与希尔伯特大概要算是格丁根最伟大的数学巨人。高斯一生七十八年中的五十一年是在格丁根度过的；黎曼则从上大学起到去世为止，除两年在柏林以外都在格丁根；希尔伯特在格丁根也有整整四十八年。他们都没出生在格丁根，但都有理由被看作是格丁根人。 叶隽先生文章中提到的对张维先生影响极大的普兰特尔教授（Ludwig Prandtl,1875～1953）是现代流体力学尤其是空气动力学的奠基人之一。季羡林先生在《留德十年》中有一段关于这位老先生的记述，说在英国空军用“气爆弹”轰炸格丁根的第二天早上，人们见到普兰特尔正查看爆炸的气浪是怎样摧毁一段短墙的，他嘴里还自言自语：“这真是难得的机会！我的流体力学实验室里是无论如何装配不起来的。”季先生的反应是：“我陡然一惊，立刻又肃然起敬。面对这样一位抵死忠于科学研究的老教授，我还能说什么呢？”什么是“Gö ttingen Geist”（叶隽先生译为“格丁根思想”，其实这里“Geist”是“精神”的意思），这就是“格丁根精神”。 张维先生也许如叶文所说，只见过普兰特尔几面，但无疑很了解这位教授，因为张先生是在格丁根结婚的，而夫人陆士嘉的导师（德语叫“Doctor Vater”）便是普兰特尔。算起来，陆士嘉先生还是著名空气动力学家冯·卡门（Theodore von Karman，1881～1963）的“师妹”。卡门是匈牙利人，1906年获得匈牙利科学院的奖学金后来到格丁根，1908年获得博士学位。作为普兰特尔的助手，他在这里参加了第一个风洞的筹建和“齐柏林飞艇”（Zeppelin）的设计工作。由于格丁根没有教授位置空缺，数学老师克莱因就推荐他去了亚琛工业大学，而普兰特尔继续支持他的研究，向他提供了自己长期积累起来的实验资料，包括许多尚未发表的数据。后来卡门去了美国，领导帕萨迪纳实验室（Pasadena，属加州理工学院），为美国空军研制飞机、火箭和导弹。从这个实验室里走出了一大批在美国起骨干作用的科学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多位是华人，包括解放后回国的钱学森、钱伟长和郭永怀。1963年2月18日美国首次颁发国家科学奖（National Medal of Science）的时候，第一个得奖者就是卡门。遗憾的是两个多月以后（5月6）他就在德国亚琛去世。 在中国讲到高斯，人们最津津乐道的恐怕就是他作为数学“神童”如何简便地从一连加到一百，但在格丁根，知道这个故事的人并不多。在那里，人们注意的是他从1795年起在格丁根上学三年期间所写的日记。那也许要算天底下最奇特的日记了，因为它被称为“数学问题集”。高斯一生研究的问题，有很多早在这些日记里就提出来了。和高斯一样，格丁根另一个数学巨人克莱因，也以善于提出问题著称。他二十三岁便应聘担任埃尔兰根大学（现在叫“Friedrich-Alexander-UniversitätErlangen-Nürnberg”）数学教授，就职时发表了数学史上被称为“埃尔兰根纲领”的著名演说，而那便是一个提出问题的“纲领”。 当然，在提出问题上最为人知的是希尔伯特，高斯被称为“数学王子”，他则有“数学世界的亚历山大”之称。这里的“亚历山大”，指的是古希腊（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公元前356～公元前323年）。二十世纪来临的时候（1900年），在巴黎举行的一次国际数学大会上他提出了二十三个值得在“新世纪”里研究的问题。当二十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数学界进行“盘点”，发现“希尔伯特问题”确实对一个世纪来的工作起到了指导作用。希尔伯特常常对学生说：“问题的完美提法意味着它已经解决了一半。”这让我想起陶行知先生写给儿童的一首诗：“发明千千万，起点是一问。禽兽不如人，过在不会问。智者问得巧，愚者问得笨。人力胜天工，只在每事问。”格丁根的大师们，可以说都是“问得巧”的“智者”；很多人都被看作是某一学科的奠基人或者开创者，所做的工作被证明都成了继续前进的新的起点，这与他们善“问”有密切关系。 希尔伯特出生在东普鲁士的科尼斯堡（Kö nigsburg）。那地方二战后划归苏联，改名加里宁格勒，但历史上有不少德国名人出生在那里，包括著名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5）和格丁根大学教授里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瓦拉赫（Otto Wallach,1847～1931，1910年获化学奖）。科尼斯堡还特别出数学家，除希尔伯特外，以“哥德巴赫猜想”为中国人熟悉的哥德巴赫（Christian Goldbach,1690～1764），以及前面说到过的明科夫斯基（曾任教瑞士苏黎世高等理工学校，是对爱因斯坦有重要影响的老师），都是科尼斯堡人。那城市本身就有数学意味，它坐落在普雷格尔河（Pregel）两条支流上，建有七座桥梁，这样就产生了著名的“科尼斯堡七桥问题”。解决那问题的是瑞士数学家欧拉（Leonhard Euler,1707～1783），而“哥德巴赫猜想”正是哥德巴赫1742年在他写给欧拉的一封信里提出来的。 格丁根大学的一个重要传统是“文人相重”。那也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格丁根精神”。高斯与电磁学奠基人韦伯（Wilhelm Eduard Weber,1804～1891）、玻恩与弗兰克在这里卓有成效的合作，都是例子，不过更能说明这一点的也许是克莱因。他二十三岁就当上埃尔兰根大学数学教授，二十八岁时转往慕尼黑工业大学，三十三岁去莱比锡大学，后来谢绝了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聘请，1886年来到格丁根。1895年这里有教授位置空缺的时候，他立即设法把比他年轻十三岁但已显示出过人才华的希尔伯特聘来，接着又把希尔伯特的同乡好友明科夫斯基聘来。数学是克莱因的事业，他做的一切都是出于事业的需要。有趣的是，德语“克莱因”（Klein）与英语“small”相当，本意是“小”，指人身材矮小。这也许会让我们联想起“武大郎”，但克莱因的心胸，不管与《水浒传》里卖炊饼的武大郎还是与今人漫画中开店的武大郎，显然都不能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