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传略[转贴]

作者：任重 　　 陈寅恪先生(1890-1969)，字鹤寿，江西修水人，闻名海内外的当代文化大师，被誉为“教授之中的教授”。一生主治中国中古民族文化史和唐史，博通多种语言文字，以外文资料与中土旧籍相参，多所发明。同时对宗教史、魏晋南北朝史、蒙古史、敦煌学以及梵文、突厥文、西夏文等古文字和佛教经典，均有独到精湛之研究。凡所涉及，皆成绝唱。陈寅恪先生祖父陈宝箴历任浙江、湖北、直隶按察使、布政使等职，1895年任湖南巡抚，时值维新变法兴起，陈宝箴在湖南兴办新政、设立时务堂，聘梁启超为总教习，又保荐杨锐、刘光第为清廷军机章京。戊戌变法失败，遭革职永不录用处分。父三立，光绪十二年进士，官授吏部主事，因积极参加维新运动，戊戌年间与陈宝箴一并被革职，遂致力于诗文，名闻一时，有《散原精舍诗》、《散原精舍文集》流传于世。这样的家庭环境，使陈寅恪先生自幼受进步思潮的浸润，获益良多。 　　 陈寅恪先生一生的经历，大致可分为4个阶段。求学阶段(1901-1925)1901年，陈寅恪先生随父移居金陵，在家塾念书。陈家私塾除讲传统的经史子集之外，还开设其时尚属新潮的数学、英文、音乐、绘画、文体等课程，故先生同时接受了中国传统教育和西方科学知识，对先生知识结构的平衡大有裨益。1902年，先生随兄长衡恪(字师曾，著名画家)东渡日本，就读于东京巢鸭新文学院高中，时年仅13岁。两年后回国度假，并考取了官费重新赴日。1905年患病回国治疗，入上海吴凇复旦公学，1909年毕业。1910年得亲友资助留学欧洲，先后在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学习西欧各国语言文字，同时对社会政治和历史的书籍亦多所涉猎，在瑞士时便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国人读德文版《资本论》，先生或许是第一人。 　　 当时由于经济拮据，先生常用最节省的方法维持生活，罹病回国，在上海家中自学了1年多。1913年再获出国机会，在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社会经济部读了1年，后因欧战爆发，学业难以继续，故于1914年年底回国。时其兄长衡恪在美术界已颇有名气，常与鲁迅来往。先生由此亦与鲁迅有学术过从。《鲁迅日记》1915年4月6日载“赠陈寅恪《或外小说》第一、第二集，《炭画》各一册”，即记二人交往，然先生绝少向人提起此事。（秋山案，时鲁迅名噪，此举为避攀附嫌）1918年先生获江西官费，得以再度留学。原拟入德国柏林大学，因欧战尚未消停，转赴美国哈佛大学，随兰曼(Ｌａｎｍａｎ)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自此专攻古文学和佛教学。1921年转学柏林大学梵文研究所，在路德施(Ｌｕｅｄａｒｓ)教授指导下学习东方古文字长达4年之久。这种训练，使先生后来能够广泛利用多种语言文字的资料和语言学的知识佐证史实，他人不能望其项背。先生早年四处求学，然从不以猎取学位为目标，故虽留学欧美多年，并无任何头衔。（秋山案，一说有三个学士学位，但皆随意而得）但其渊博的学识却深得国内外学术界的推崇，在德国留学时被誉为“最有名望的读书种子”①;在美国哈佛，人们惊其卓识，称“若中西各种学问统而论之”，则“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秋山案，此吴宓语）②清华国学所阶段(1926-1937)1925年清华大学设立国学所，聘请最有名望的学者任导师，提倡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当时吴宓为研究所主任，负责行政工作，与先就任导师的梁启超一致认为陈寅恪先生是最适当的导师人选。于是向曹云祥校长鼎力举荐。先生遂以无学衔的学者身份应聘，当年返国，适逢父病，请假在杭州家中侍候，至次年6月方正式到校。任导师的除梁启超外，还有王国维、赵元任。与陈寅恪先生并称“四大导师”。先生十分推崇王国维，誉之为“大师巨匠“，“能开拓学术之宇，补前修未逮”。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先生撰碑文挽悼，传为佳章。对梁启超的学问，学术亦颇称道，但对于梁启超在民国初年的思想行为不无微辞，曾以“清华学院多英杰，其间新会称耆哲，旧是龙髯六品臣，后跻马厂元勋列”③之句讽之。 　　 先生潜心于学业和治学，同时自以为体弱多病，深恐累及他人，故至壮年尚未婚娶。供职研究所时，同事偶然谈到女教师唐晓萤家悬条幅署名“南注生”，先生据此推断唐为唐景崧孙女。唐景崧乃清末台湾巡抚，甲午战争失败后领导过反割台运动。先生曾读唐景崧《请缨日记》，母舅俞明震乃清代著名学者，又曾在台与唐景崧同事，故先生颇谙唐氏家世，两人结识后，自觉志同道合，遂于1928年在上海结婚。婚后陈夫人对先生不仅在生活上关怀备至，在著述上亦颇多帮助。先生有“然脂功状可封侯”的诗句，便是对陈夫人的称颂。清华国学所只办了5年，后因王国维、梁启超的相继去世，未能聘到名师接任，便宣告停办。此后，先生为清华大学历史系、中文系合聘教授，并一度在北京大学兼课。1930年后，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第一组主任、故宫博物馆理事、明清档案编委会委员等职务。在国际国内学术界，先生声名日隆。 　　 从执教清华园到“七七事变”，先生在北平工作和生活约10年左右。这一时期是先生从事教学、研究的最初时期，也是富有收获的时期。北平藏书丰富，比较容易搜集到各种不同文字的资料和档案，加上生活比较安定，为先生提供了良好的研究环境。10年之中，先生所发表的学术论文和为他人撰写的序、跋共计50多篇。后来在抗战期间发表的著述，其中不少是在这个阶段酝酿成形的。此外，他还参与主持了《明清史料》前数集的编辑和刊行工作。战乱流亡阶段(1938-1949)1937年7月北平被日军占领。先生一家滞留城中。其时先生之父三立亦与同住，面对将破之国，忧愤不食而死。临终前还频频发问:外传我军马厂得胜，不知确否?此事对先生影响甚大，1945年日本投降，先生曾赋诗曰:“国仇已雪南迁耻，家祭难忘北定时。”表现了对国难家仇的刻骨铭心。治丧毕，先生一家逃离北平，辗转半月，始抵清华大学临时校址长沙，先生的藏书无法带出，只好托人将常用的部分寄往长沙。结果只收到极少部分。不久，临时大学又迁往蒙自，改称西南联合大学，先生绕道香港、越南进入云南，1938年4月到达蒙自，后再迁昆明。此后，生活暂时稳定了一个时期，但研究条件极差。从长沙出来，先生带走的书就更少了，其后陆续从北平寄往长沙的书，只好暂存于亲戚家，国民党军队撤退时火烧长沙城，先生的书遂被付之一炬。先生在西南联大主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和“元白诗研究”等课程。此时，其健康状况已不甚好，视力亦大为减弱，在艰难环境中，先生坚持教学和著述，1939年写成《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几经周折，最后才得以在重庆出版。这一年，英国牛津大学聘先生为中国史教授。牛津大学聘中国人为教授，这算是第一宗。1940年9月，先生取道香港准备应聘，因战时交通不便而滞留香港，被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许地山聘为客座教授。不久，许地山去世，先生接任中文系主任。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沦陷期间，先生表现了高尚的民族气节。日军军部知道他是著名学者，又懂日文，便对他格外优待，于其家门口作一记号，禁止日军进入。粮食紧缺时，又派人送来两袋大米。但先生决然将大米推出门外，拒不接受。后乃乔装为塾师，秘密乘船逃离香港，绕道澳门，经广州湾，于1942年抵达桂林执教于广西大学。在此期间，先生又完成了《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立论极为精湛，与前所成《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珠联璧合，同为重要的唐史研究著作。此后，研究唐史者多援引先生两书中的基本观点，而这两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正是在“年复遭际艰危，仓皇转徙，往日读史笔记及鸠集之资料等悉已散失”④的流亡环境中写成的。作为一个正直的爱国者，先生十分不满国民党的腐败统治，从香港回国后，目睹民生之维艰，吏治之败坏，愤慨异常。1943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策划向蒋介石献九鼎，欲借文化名流的声望为蒋歌功颂德，曾征求先生意见，先生写下《癸未春日感赋》诗作答。诗曰:“沧海生还又见春，岂知春与时俱新，读书渐已师秦吏，钳市终须避楚人。九鼎铭辞争颂德，百年粗粝总伤贫。周妻何肉尤吾累，大患分明是此身。”⑤表明了对国民党政府的失望心情及不屑与阿谀者同流合污的高风亮节。1943年9月，先生离桂林往成都，仍以清华大学教授身份执教于燕京大学。颠沛流离的生活一再催残他的健康，所患视网膜脱离症愈加恶化。正是“七载流离目更昏”，虽就治于成都存仁医院，然久未见奏效。适逢牛津大学重申前聘，他便借此机会到英国治眼疾，1945年春由成都经印飞赴英伦。20多年前先生游学欧洲时曾到过英国，此次抱着“眼暗又思复得明”的愿望故地重游，不胜感慨。但英伦名医也未能治好先生的眼疾，最后下了失明已成定论的诊断书。 　　 先生怀着绝望的心情辞去牛津大学教席，经美洲回国。1946 年6月抵达上海，10月重返清华园。不久，国民党政府在美国支持下悍然发动内战。先生从民族大义出发，感到十分失望和不满，毅然在北京高等院校教授支援学生反内战运动的呼吁书上签名，并加入到拒领美国面粉的行列中。1948年冬，国民党政府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社会混乱，物价飞涨。时先生虽为教授，所得薪俸却难以维持一家之温饱，不得不忍痛出卖某些珍贵书籍，以解寒馁之苦。时北平面临解放，国民党政府派一位部长出面劝先生出走，遭先生拒绝，乃改由文人胡适邀先生南下。初抵上海，胡适力劝先生赴台，先生再拒之。岭南大学校长陈经序闻讯，即聘先生为岭南大学担任讲席，于是乘船至广州。时在1949年1月间。 10月，解放军越南岭而下，台湾当局通过傅斯年多次催先生迅速逃离广州。当时，去台湾、香港俱很便利，但先生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已有深刻认识，认为台湾非安身之地，而香港又是英国殖民地，先生素鄙殖民地生活，不肯去香港。爱国心和民族自尊心使先生留了下来。岭南时期(1949～1969)解放后，先生任岭南大学教授，为历史系、中文系学生轮流讲授“两晋南北朝史”、“唐史”、“唐代乐府”等课程。岭大学生本来就不多，读文史的就更少，但先生仍以极认真的态度上课，受业学生对他渊博的学识与诲人不倦的精神由衷钦佩。1950年5月，特地赠与他一面锦旗，上绣“万世师表”4个大字。先生一生从事教学工作30余年。培养和造就了许多大师级学者，对这面锦旗，他是受之无愧的。同年，先生的《元白诗笺证稿》问世，该书首倡“诗文证史”，成为他学术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1952年院系调整，广州地区综合大学命名为中山大学，先生遂转为中山大学教授。1953年，先生开始撰写《论再生缘》。1954年春初，中国科学院拟请先生出任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先生虽念“早年眠食地”的北京，但已习惯了岭南的气候和生活环境，又自以为不适应当时的政治、行政工作，故推辞不就，乃荐陈垣教授代之。是年《论再生缘》初稿毕，开始撰写《柳如是别传》。 　　 　　 由于先生在学术上的成就，他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还在不同时期担任过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历史研究》编委、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务。1958年批判“厚古薄今”运动开始，先生被无端指责，遂离开教坛，专事著述。1962年，先生不慎摔折右股小骨，医院拟定了治疗方案送国务院，由周恩来总理亲自裁定。陶铸同志给派护士3人，轮班照料。10年浩劫期间，先生不幸受到冲击，横遭迫害，1969年含冤去世，终年79岁。陈寅恪先生一生，“屯蹇之日多，而安舒之日少。远客异国，有断炊之虞，漂泊西南，备颠连之苦。外侮内忧，销魂铄骨。……虽晚年遭逢盛世，而失明之后，继以摈足，……而精探力索，超越凡响，论学论知，迥异时流”⑥。先生一生最重学术自由。早年在悼念王国维的碑铭中有“思想若不自由，毋宁死”语，认为无自由便无学术可言。在其《论再生缘》一书中，先生说，“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故文章亦臻上乘。……《再生缘》一书在弹词体中所以独胜者，实由于端生之自由活泼思想，能运用其对偶韵律之词语，有以致之也。故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举此一句，可概其余。”他写《柳如是别传》，也是为了“表彰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⑦。先生持学术自由的思想可谓始终不渝。陈寅恪先生生前未刊稿《寒柳堂集》、《柳如是别传》和修订稿《金明馆丛稿》已陆续面世并广为流传，影响深远。作为一种独特文化景观的陈寅恪先生的学术成就，重新被后人所认识、所推崇。诚如当代学术界所称，陈寅恪先生“不仅是我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而且是从资产阶级史学过渡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桥梁”⑧。在研究陈寅恪先生的过程中，人们正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这位文化巨匠的灿烂与不朽。 　　 注：①毛子水:《记陈寅恪先生》，载《谈陈寅恪》。②③⑤⑥⑦《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见《师门往事录》，《陈寅恪先生传》。④《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4页。⑧《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年版，前言。 秋山附记：此文记述先生生平，尚可称详实；虽有些许流俗之见，不足深诋。原文出自中国学术网，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