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岱山泗州堂与吴越王宝塔 作者：王自夫

一千多年前，岱山有座佛寺名叫泗州堂，内有吴越王送来的两尊阿育王宝塔。笔者最初在舟山现存最早的地方志——元《大德昌国州图志》中看到这一记载，有点惊讶,由此一直在寻找史料考证其事。 　吴越王仿铸阿育王宝塔 《大德昌国州图志》：“普明寺，在蓬莱乡古泗洲堂。窣堵波二，以铁为之。世传阿育王所铸，钱氏忠懿王置之于此。往宋大中祥符中赐今额。” 窣堵波，印度梵文stūpa的音译，意指佛塔。阿育王是两千多年前印度的君主，佛教的护法者。据说他造了八万四千座宝塔，每座塔中均藏释迦牟尼的真身舍利。并派遣僧侣四方传播佛教，使佛教成为世界性宗教。 佛教传说，阿育王“令羽飞鬼，各随一光尽处，安立一塔。”据说在中国共建造了19座舍利塔。这19座舍利塔中，保存下来的唯一一座就是西晋会稽鄮县塔，即今宁波鄞州阿育王寺的舍利宝塔。 印度阿育王宝塔是世界佛教史上的瑰宝，即使在一千多年前的中国也是稀罕之物。岱山泗州堂如果真的曾拥有阿育王两尊宝塔，那是莫大的荣耀。但这显然不可能，因此古史家也用宝塔“世传阿育王所铸”来表达将信将疑的感觉。 但古史家称，此宝物是钱氏忠懿王置之于此，这倒给后人提供了一个辩清真相的方向。因为史料显示，这位吴越王正好效仿阿育王也造过八万四千宝塔。这说明《大德昌国州图志》所记不是空穴来风。 钱氏忠懿王，即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最后一任国王钱俶(929-988年)。史料显示，他一生信奉佛教,刻印了大量的佛经，前后曾建造了许多佛寺、佛塔。 五代十国时期,浙江属吴越国管辖。当时天下大乱，战火不熄.吴越国统治者实行“保境安民”的政策，前后七十多年社会安宁，浙江人民得以免受战争之苦,安居乐业。北宋兴起，钱俶作出了明智的选择：纳土入朝，让浙江老百姓再一次免受战争之劫难。 钱俶与佛塔关系密切。吴越国定都杭州，至今西湖边还有座保俶塔。据说钱俶被北宋皇帝赵匡胤召到汴梁，其舅吴延爽为保佑其平安归来而建此塔。传说雷峰塔也是为钱俶为庆祝宠妃黄氏得子而建。 钱俶崇佛最著名的事例就是效仿印度阿育王造八万四千宝塔。浙江博物馆收藏有其中17座银、铜、铁塔出土实物。 浙江博物馆介绍，钱俶造八万四千阿育王塔，均为金属小塔，藏经卷或瘗舍利之用。因其形似宝箧，内藏《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又称"宝箧印经塔"。出土实物以铜塔为多，铁塔略少，塔上均铸有铭文。铜塔塔身内壁铸“吴越国王/钱俶敬造/八万四千宝塔/乙卯岁记”，铁塔底部封板上铸“吴越国王俶/敬造宝塔八万/四千所永充供/养时乙丑岁记”。由塔上铸铭可知，钱俶分两次集中造八万四千阿育王塔，相隔10年。 吴越国乙卯岁，即公元955年，钱俶造阿育王铜塔。乙丑岁为公元965年，钱俶在这一年铸造阿育王铁塔。因此，如果元代人记载属实的话，送到泗州堂的两尊阿育王铁塔，应都是钱俶仿阿育王所铸的宝塔，时间不会早于公元965年。 两宋时期泗州堂两尊宝塔犹在 吴越王仿铸的阿育王宝塔同样是稀世珍宝。宁波历代地方志中，笔者没有找到过其他寺院曾得到过吴越王送宝塔的记载。 舟山地方志中，定海的翠萝寺闪现过这一荣耀。《大德昌国州图志》说：“翠萝寺在金塘乡之海西，成于唐开成，废于会昌。往宋建隆中锡以铜钟。吴越国受封奉国，又镇以铁塔。寺一名金钟。”但书中没直接把寺中铁塔与阿育王相关连。 翠萝寺曾是五代到北宋时期佛教天台宗一大名寺。《佛祖统纪》一书介绍，天台宗高僧宗晓（1151-1214年）年轻时“掌四明昌国翠萝寺，学者云集”。他所编成的《乐邦文类》《四明尊者教行录》是研究中国佛教史的重要著作。 因此，如果钱俶送泗州堂两尊仿铸的阿育王铁塔记载属实的话，这在当时也是件大事。那么，我们先来疏理一下《大德昌国州图志》的这一史料来源，看看其史料可靠性如何。 元代人的记载来自南宋《宝庆四明志》。 《宝庆四明志》记载昌国县宗教寺院有：“普明院，县西北海中，古泗州堂也。窣堵波二，以铁为之，世传阿育王所铸，钱氏忠懿王置之于此。皇朝大中祥符中赐院额。绍兴十八年，僧昙解、侈大之高丽入贡，候风于此。”　 《大德昌国州图志》几乎是照样抄录了这一内容，但把最后一句放弃了。这是个无眼光之举。 《宝庆四明志》成书于公元1227年，它比《大德昌国州图志》要早７０年。现存宁波地方志中最早的是《乾道四明图经》，成书于南宋孝宗乾道年间(1165～1173年)，不过它没有岱山泗州堂的这一记载。笔者查找国内各种史料，至今没有发现吴越王送阿育王宝塔到岱山泗州堂安置的更早记载。 从《宝庆四明志》的叙述口吻来看，两宋时期古泗州堂里这两尊宝塔犹在，因此还非常出名，北宋大中祥符年间，皇帝给它赐了院额。笔者由此认为，宁波、舟山地方志中有关钱俶送泗州堂阿育王铁塔的记载应是可信的。 大中祥符(1008年—1016年)是宋真宗的年号，岱山泗州堂此时就获朝廷赐额普明院。这比普陀山寺院获赐额要早约70年。 公元1080年，在接到一位出使高丽使者报告称在莲花洋上见到观音灵相后，宋神宗赐额“宝陀观音寺”。 这就更令人惊讶，远离大陆的岱山泗州堂究竟是怎么样的一座寺院，能得到吴越王如此青睐，又在两宋时期特色依旧？ 北宋日僧目击岱山泗州堂 吴越国时期，舟山没有独立建县，各种地方志还没有问世，我们今天对舟山那段历史所知甚少，岱山泗州堂的史料更少。 2004年，笔者发现日本古籍《参天台五台山记》一书，里面有北宋日僧成寻目击岱山泗州堂的记录，因此备感兴奋。 北宋熙宁五年（1072年），一艘中国商船从日本航行到明州（今宁波），途经舟山海域。船上有一位62岁的日本天台宗高僧，名叫成寻。后来，他把自己在华见闻写成《参天台五台山记》一书。这部十万余字的日记体著作，为后人了解当时中日海路交通、宋代佛教概况、北宋政治制度及社会风俗提供了珍贵的原始资料。 《参天台五台山记》记载了商船从日本航行到明州路线的详细过程。书中记载，成寻所乘的商船在舟山海域逗留了9天。但只登陆了一个岛屿——东茹山（见附录）。 这位亲临此地的日本高僧记载，东茹山上面有一个香火旺盛的佛教寺院——泗州大师堂。“山顶有堂，以石为四面壁，僧伽和尚木像数体坐，往还船人常参拜处也。”“山南面上下有二井，水极清净也。”“福州商人来出荔子，唐果子，味如干枣，大似枣，离去上皮食之。” 这艘中国商船有三个福建人船主，船上的货物从日本通过水路可以一直销售到杭州和开封。大船主曾聚志径直上东茹山岛拜佛，说明这里是当时东亚航线上船主时常光临的地方。岛上还有福州商人出售水果等商品。船主看来还在这里补给淡水等物。 航海者在舟山佛寺祈求平安的记载，此前最早出现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一书，作者是1123年出使高丽的徐兢。祈福的地点在梅岑山，今普陀山。 　　成寻的记载比徐兢早半个世纪，而且登陆的地方是另一座岛屿。 成寻看到舟山小岛多有人家。其中小均山（应为今天的衢山海域某岛），“有四浦，多人家。一浦有十一家，此中二宇瓦葺大家，余皆萱屋。有十余头羊，或白或黒斑也。” 　　萱屋，指草屋。瓦葺大家，即瓦屋大房，主人恐怕不是一般人家。有资料说，直到解放初期，舟山渔村仍多草屋。但900多年前，小岛小均山已有瓦葺大家。这与东茹山有福州商人做生意的信息一样令人鼓舞：当时的岱山已经颇有财富效应。 公元1072年，舟山还属鄞县管辖。第二年，皇帝才同意设昌国县。远离京城的岱山诸岛，却已经显得人气旺盛。成寻告诉了我们一件闻所未闻的往事。 东茹山就是东岱山 笔者在《北宋日僧眼中的东岱山》一文中写道：结合中日古代史料来分析，东茹山就是东岱山。理由主要有二。 一是成寻以日记形式详细记录了商船航行于舟山诸岛方位等情况，使得后人只需打开舟山地图便可大致确定，东茹山应位于嵊泗列岛到舟山本岛之间的今岱山区域。书中说：商船自徐翁山（即嵊泗徐公岛）南下，经过一些小岛，抵达东茹山。“东茹山相邻袋山，东南有栏山。”以后又从东茹山出海，“向西行，上帆，驰（驶）船，南见烈港山（沥港）金塘乡”。 古代，岱山岛还分为东岱山、西岱山两个姐妹岛，中隔一浦（即水道），两头通海，自北浦（今东沙镇桥头）至南浦（今岱中南浦）间，可通船舶。 东茹山就是东岱山，而相邻的“袋山”即是西岱山，东南的“栏山”应是兰秀山。从商船离开东沙到烈港山的航行时间来看，它有可能就是取这条水道捷径而行。 《参天台五台山记》记载从今嵊泗列岛到金塘岛众多岛屿的名称，其中许多与后来的《乾道四明图经》《宝庆四明志》相一致。比如书中说，商船三月廿五日“至苏州大七山宿”。大七山，即今嵊泗大戢山。《乾道四明图经》就称为大七山，其后《宝庆四明志》改称大磧山，指出昌国县“北五潮至大磧山与平江府分界”，平江府即苏州。 但成寻所记载部分岛屿的名称与后来的宁波、舟山地方志有差异。比如东茹山，《乾道四明图经》记为东乳山。再如今天嵊泗的徐公岛，成寻记载为徐翁山，《乾道四明图经》记为徐公山。不过，一个日本僧人听中国船主介绍陌生的岛屿名称，能够留下这份珍贵的记录已是很不容易。 二是成寻指出东茹山上的佛教寺院叫“泗州大师堂”。舟山地方志史料显示，岱山古泗洲堂遗址在今东沙，即古代的东岱山。 元《大德昌国州图志》除了记载在蓬莱乡古泗洲堂的普明寺外，又记舟山有六大渡口，泗洲堂渡为其一。 　　《岱山镇志》：“泗洲堂渡船，在东沙角山嘴头，往来定城宁郡等处。” 北宋初期，东岱山、西岱山已是国内重要盐产区。大量的优质海盐从两个姐妹岛之间的黄金水道运出，东沙在那时已经繁荣。岛上有福州商人也就不足为奇了。有记载说，两浙沿海的杜渎镇、于浦镇、岱山镇、大嵩市、钱清镇等都是颇具规模的盐业市镇（《宋会要·食货》）。宋代的岱山远比普陀、嵊泗繁荣。 当时可能比普陀山还要有名 那么,泗洲堂又是怎么样一座寺院呢？东茹山“泗州大师堂”供奉的僧伽和尚是谁呢？这里为何会成为当时东亚航线“往还船人常参拜处”？ 茹山“泗州大师堂”供奉的僧伽和尚原是一位唐初的高僧（617-710），据说当年泗州（在今安徽盱眙）屡闹水患，他施用功法降伏了妖魔水母，使得泗州永绝水患。唐末五代被视为观音化身，尊为泗州大圣。到北宋时期，僧伽信奉达到顶点。宋太宗重盖泗州大圣塔，泗州普照寺名闻天下。欧阳修、王安石等都曾为僧伽祭典写文章。1072年，成寻北上去开封途中，就亲眼看到盱眙祭拜泗州大圣塔盛况：“途中十万人满路敢无隙，买卖食物如杭州市。” 　　当时，全国各地都建泗州塔、泗洲堂、泗州庙、泗州寺。北宋诗人黄庭坚说：“僧伽本起于盱眙，于今宝祠遍天下。”到了北宋末年，金人入侵，淮泗烽烟四起，泗州大圣塔被焚。禅宗开始在南宋各地大行其道。杭州的天竺观音寺、普陀山观音道场兴起，僧伽大师的影响力渐渐消退，泗州堂以后大都成了历史遗迹。 一千多年前，舟山各地同样建起众多泗洲堂。其后，岱山、嵊山、金塘、东极等地还有与泗洲堂有关的地名遗存，就是有力的证据。 东茹山“泗州大师堂”成为当时东亚航线“往还船人常参拜处”,这应与东亚海上丝绸之路异常活跃有很大关系。 吴越国继承唐代传统，积极开展海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旧五代史.钱镠传》云:"镠乃以镇海镇东军节度使授其子元瓘,自称吴越王，行册封，加封爵于新罗、渤海、海中夷落，亦皆遣使行封册焉."吴越国继承了唐代在对外贸易上的有利形势,积极拓展对外贸易。 当时吴越王还通过商人从高丽、日本求得中原已失传的佛教天台宗经典回国，重振自唐武宗灭佛受到重创的天台宗。北宋杨亿在《谈苑》中说：“吴越钱氏，多因海舶通信。天台智者教五百余卷，有录而多缺，贾人言日本有之。钱俶寓书于其国王，送黄金五百两，求写其本，尽得之。” 吴越商人频繁往来于东亚航线之间，当时的浙江成为中国与高丽、日本交往最多的地区。明州成为全中国最重要的海上航运中心，东茹山作为东亚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站点。 帆船时代，航行于东亚航线之间非常危险。亲历惊涛骇浪的成寻对此有十分生动的记述。宋神宗问他：“日本自来为甚不通中国，入唐进奉？”成寻说：“沧波万里，人皆固辞，因之久绝也。”“泗州大师堂”就像后来兴起的妈祖庙、天后宫一样，成为航海者顶礼膜拜的祈福地，并且名气越来越大。《宝庆四明志》说，“绍兴十八年，僧昙解、侈大之高丽入贡，候风于此。”这说明直到南宋初年，这里还是中国与高丽、日本航线上“往还船人常参拜处”。 吴越王送佛塔给东茹山佛寺，只能是出于这么一个历史背景。 我们已经知道，普陀山曾是当时航海者必到的地方。普陀山有高丽道头、新罗礁古地名，日本高僧慧锷在此开山更是在唐朝晚期。但在北宋初期，普陀山还没有成名，影响还十分有限。《参天台五台山记》和《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两书的作者甚至还不知道慧锷开山的故事，就能说明问题。《参天台五台山记》一书提醒我们，至少到公元1072年，东茹山很有可能比普陀山还要有名。 日本也有吴越王宝塔 岱山泗州堂内有吴越王送来的两尊阿育王宝塔，但是成寻在《参天台五台山记》里没有提到他在这里看到宝塔。此事也引起了笔者的注意。那么，这又是什么原因？ 吴越王仿铸阿育王宝塔，成寻并非不知道此事。《参天台五台山记》就记载有吴越国时期日本和尚日延带着钱俶赐送的阿育王铜塔回国一事。日本史料说，当年日延受日本天台座高僧委派,以"缮写法门度送使"的名义将中国已散佚的天台教籍送至吴越国。钱俶大喜,在朝廷上面见日延,当场赐予紫衣,准许参拜天台山,遍游吴越诸地.公元958年，日延携归钱俶之"宝箧印经塔"回国。这一年恰是钱俶铜阿育王塔铸成的第三年。公元965年，日本僧人道喜在《宝箧印经记》中,对钱俶铸八万四千塔和日延携归"宝箧印经塔"之事有着非常详尽的叙述。成寻应是看到过这篇文章。他如果在岱山泗州堂见到吴越王宝塔，一定会知道其来龙去脉，不会不留下笔墨记载此事。 但是，笔者认为，综合考证古代史料，可以认定岱山泗州堂内有吴越王宝塔。成寻当时没能见到此物，其中有一些客观原因。 首先，钱俶所铸宝塔，不是像阿育王那样造坐落在地面的大型砖塔，而是用金属铸造的小塔。因此，吴越王宝塔不像阿育王大型砖塔那样引人注目。 日本僧人道喜写道，公元９６１年春，“肥前国刺史(多治比实相)称唐物，出一基铜塔示我。高九寸余，四面铸镂佛菩萨像。德宇四角，上有龛。龛形如马耳，内亦有佛菩萨像，大如薑核。捧持瞻视之，顷自塔中一囊落，开见一经。其端纸注云：天下都元帅吴越王钱俶摺本《宝箧印经》八万四千卷之内，安置宝塔之中。”肥前国刺史告诉他，这铜塔是日延和尚携归之物。钱俶“思阿育王昔事，铸八万四千塔，摺此经，每塔入之。” 这位亲身捧着吴越王宝塔回日本的僧人说，宝塔高约３０厘米。这能够与国内的考古发现相印证：杭州雷峰塔地宫出土的钱俶所造的宝箧印塔，塔高35厘米。另一座则是1957年在宁波天封塔塔顶上发现的青铜舍利塔，高只十几厘米。安徽博物馆藏金涂塔，高仅32厘米，出土于塔下地宫。 另外，从国内近年来一些发现吴越王宝塔的情况来看，这些小型金属塔大多被安置在寺院塔顶或者地宫中，作为镇寺之宝。如此说来，外人不是那么容易见到这一佛门圣物，也就可以理解了。 据专家研究,现存日本的"宝箧印经塔"共有五座:即筑前(今福冈一带)的大泉坊存一座,山城(今奈良一带)的全胎寺存一座,河内(今京都一带)的金刚寺存一座,细川侯爵家存一座,纪州那智(今和歌山县东牟娄郡那智一带)发掘得一座,现藏东京国立博物馆。距今已逾千年,现在能够完整保存在日本的"宝箧印经塔"就有五座,从中可见在吴越时期流向日本的"宝箧印经塔"之多,更可见吴越国与日本文化交流之繁盛。 那么，一千多年过去了，岱山泗州堂内的吴越王宝塔又在何处呢？它会不会还静静隐藏在古泗洲堂遗址地宫中呢？这又是一个让人备感兴趣的话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