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元白詩箋証稿辯護

元白詩箋証稿係寅恪先生集中運用詩史互証方法的重要著作，釋詩之精，証史之博，世所罕有。 然而早在1958年的政治運動中，這本書就開始背負罪名。書中對於連昌宮詞、琵琶行等詩的釋証，被當作“資產階級學術考證繁瑣，情調低下”的“典型案例”在全國的批判文章中頻繁徵引。 那段歷史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可是今天還有人在舊話重提，徵引同樣的“例證”來説明寅恪先生治元白詩之“繁瑣與無用”。 寅恪先生曾說：“整理史料，隨人觀玩，史之能事已畢。”此語聼來輕鬆淡然，實則道出陳氏史學最難以企及的過人之処——史料掌握方面異常的廣博與深刻。因是寅恪先生每能于浩繁卷幀見人所未見，每能由習見典籍發人所未發。而他在著述中詳盡引用史料的行文習慣，使得種種發見，層層論述皆有事可据，有書可攷，而絕無臆斷之語，也是為他人備好了進一步思考和商榷的材料與綫索。正因爲如此，元白詩箋証稿一經問世，不但唐史、文學史的學者為之驚喜，社會、民俗、思想史等等領域亦從中有意外的收穫。此等著作，落于流俗之見，則成繁瑣無用之書。王觀堂嘗道：“迂遠繁瑣之譏，學者有所不避焉。”是哉此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