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哲：《春秋左传研究》和童书业教授

张志哲：《春秋左传研究》和童书业教授 　　出处：读书 1980年第11期 　　 　　上海人民出版社将要出版《春秋左传研究》，这是童书业教授的遗著，包括《春秋左传考证》(以下简称《考证》)和《春秋左传札记》(以下简称《札记》)两部分。这部遗著是童书业教授晚年写成的。《考证》一九六五年动笔，一九六六年五月完成，十二月改定。《札记》则在一九六七年下半年以更短的时间写出初稿。这时离他逝世只有几个月，由于社会上的大动乱，他的健康状况已经很坏，没有精力再对《札记》作字斟句酌的润饰。他把这个任务交给在西安的长婿黄永年同志，黄永年同志在同样困难的条件下完成了这一工作。一九七二年，童教授的夫人把《考证》寄到顾颉刚先生处，黄永年同志也把润饰过的《札记》原稿寄给顾颉刚先生。以后由顾先生介绍给我，代为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把《考证》、《札记》合为一册，题名《春秋左传研究》，又请山东大学历史系徐鸿修同志进行了些整理，黄、徐二位都是童书业教授的学生，他们对童教授的学业熟悉，改笔除在文字上作润饰外，内容没有改变。 　　 　　童书业字丕绳，浙江宁波人，生于一九○八年五月二十六日，卒于一九六八年一月八日，是知名的有成就的史学家。 　　 　　童教授的治学道路并不那么平坦，但是他得到了良师顾颉刚先生的热情指导和帮助。远在一九三四年，顾颉刚先生收到童书业从杭州寄来的文稿《虞书疏证》，又在《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上读到童书业对顾先生所著《尚书研究讲义》第一册的评论文章，才知道有这样一位只念过几年古书、连中学也没有正式上过的青年学人。当时童书业在浙江图书馆印刷所当校对员，顾先生乘赴杭州省亲之便，邀请童书业到北京协助从事古史研究工作。第二年童书业如约到北京，代顾先生编纂了《尚书通检》，并和顾先生合写了《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墨子姓氏辨》、《夏史三论》、《鲧禹的传说》、《汉以前人的世界观与域外交通的故事》等论文。顾颉刚先生主持的研究我国历史地理的禹贡学会请童书业担任编辑，给《禹贡半月刊》编了一册《古代地理专号》。顾颉刚先生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讲春秋史，所用的讲义也是请童书业代写的。可以说，抗战前几年，童书业成了顾颉刚先生学业上的好助手。 　　 　　抗战开始，顾、童二位先后离开了北京。顾到大后方。童因家累到上海，在吕思勉(诚之)先生主持的光华大学历史系任讲师，讲中国历史地理，写了《中国疆域沿革略》(一九四六年开明书店出版)。同时，继续顾先生的工作和吕先生合编《古史辨》第七册.(一九四一年开明书店出版)。顾先生一度在成都齐鲁大学负责国学研究所的工作，请童书业遥领名誉研究员，嘱他把《春秋史》讲义重加修订，正式署上他的名字，作为国学研究所的专著(一九四六年开明书店出版)。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童书业到宜兴张渚镇、常州横林镇等地教中学，和后方通信困难。抗战胜利，顾颉刚先生回到苏州老家，才和童书业重新见面。顾先生老家房屋多，童书业的夫人和孩子就住在顾先生家，他自己在上海博物馆担任历史部主任，兼任光华大学和无锡国专的教授。这时内战爆发，知识分子生活极度困苦，很难开展有计划的研究工作。 　　 　　解放后，童书业任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顾颉刚先生也到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研究员。党和人民给予他们很大的信任，工作条件优越得多了。但是，想不到童书业教授竟先逝去了。 　　 　　研究古史是童书业教授生平的主要事业。前面讲到的抗战期间写成的《春秋史》，是他早年研究古史的专著，已体现出很深的功力。当然从今天的要求来看，这部书还不能尽如人意。一是写这部书时没有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在观点上难免有问题。再则撰写时过多考虑文字的流畅，一般不引史料原文，而把原文改成白话融化在记叙之中，不熟悉古书的人读起来往往不知其讲述之所依据。为了弥补这个缺憾，当时他本想另写一部《春秋考信录》，提供春秋史的史料并加以考证。一九六六年写成的《春秋左传考证》，可以说实现了这个夙愿。不过《考证》的范围内容较之当初计划撰写的《考信录》已有所变动。《考信录》只考春秋部分。《考证》所及，则如后记中所说，“举凡古史传说、西周史事、春秋大事、西周春秋之经济政治制度及文化形态之大概，皆大致完备，并附以若干古代地理之考证”，因为古史传说和西周史事的较原始史料仍以见于《左传》者为多，运用《左传》等记载才有可能把古史传说和西周史事考证清楚。所以这部《考证》实际上是童书业教授生平研究古史的一个总结。这部《考证》史料引用得比较多，写得比较详细，到一九六七年，他考虑到还可简略一些，史料只引用重要的、典型的，其余最多注出书名、篇卷，不列举原文，主要是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写出来，凡属于常识性的都可从略，于是重写了《春秋左传札记》。《札记》第一卷是系统地考证古史传说和西周、春秋的重要史事，第二卷则是若干专题的考证。这《札记》和《考证》一简一繁，各有所长。读者可先看《札记》，得其概要，欲更求其详，则再看《考证》。 　　 　　童书业教授这部《春秋左传研究》遗著，有几个显著的优点： 　　 　　(1)系统、全面，正如《札记》例言所说“保存太古传说、西周春秋史事之完整体系”。一部考证性的著作做到这点是极不容易的，这不比编写讲义教科书可以承用别人的陈说，每一条都必须经过自己的钻研，提出自己的见解。因此考证著作通常只能考证某几个方面，解决某一些问题，象童书业教授这样从古史传说到西周春秋史事作出系统全面的考证过去还不曾有过。 　　 　　(2)当年吕思勉先生给童书业教授《春秋史》写的序言中说：“考索之精，去取之慎，盖未有逾于此书者。”这个评语完全可以移赠给童书业教授这部遗著。研究过古史的人都知道，古史的史料是既多且复杂的，搜集固不易，鉴别更困难。童书业教授这部遗著正好承担并出色地完成了这项艰巨的工作，把浩繁的史料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按专题汇集到一起，并且提出审慎精到的看法。使后来的研究工作者不致无所适从，事倍功半。 　　 　　(3)过去研究古史传说的人比较多一些，研究西周的也有一些，研究春秋史的则寥寥无几，多年来除童书业教授的旧著《春秋史》外还不曾有过第二部专著。而这部遗著较之旧著《春秋史》可以说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尤其春秋后期社会经济的变化、宗法封建的解体，列国政权的转移等重大问题，都是前人所不甚了了，而这部遗著首先提出并解决得比较好的。这些都是童书业教授六十年代的新收获。童书业教授所以取得这些可喜的新收获，很大程度要归功于他多年来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想深入解决社会经济、宗法封建这类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从这点来说，这部遗著已经冲破了旧式考证学的樊篱。 　　 　　童书业教授治学的范围是广的，除古史外，在其他学术领域里还作出过不少成绩： 　　 　　(一)在古史研究的同时，对古代地理主要是春秋时期若干国家和国都所在地的研究，有关论文已汇编成《中国古代地理考证论文集》 (一九六二年中华书局出版)。《春秋左传考证》第一卷的“春秋地理之部”就是这个论文集的缩本。 　　 　　(二)抗战前，在北京时对宋金和战问题、明末农民战争问题的研究，写有论文《李自成死事考异》。 　　 　　(三)解放后，结合教学工作，对中国历史分期、古代东方史和中国手工业商业史的研究，除单篇论文外，印成专书的有《古代东方史》讲义(一九五五年上海新知识出版社出版)、《古巴比伦社会制度试探》论文集(一九五七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四)解放后，对先秦诸子思想的研究，以论文形式先后写出孔子、孟子、荀子、墨子、老子、庄子、韩非的思想研究，合称《先秦七子思想研究》。 　　 　　(五)抗战前就开始的对中国绘画史的研究，和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博物馆任职时对中国瓷器史的研究，后者在解放后印了《中国瓷器史论丛》(一九五八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前者有论文《中国山水画南北分宗说新考》、《没骨花图考》以及解放后正式刊印的专著《唐宋绘画谈丛》(一九五八年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出版)。童书业教授既兼擅山水画，对艺术是内行，同时又是作风谨严的史学工作者，因此能排除伪画、伪器和相沿伪说的干扰，根据可靠的文献、实物为国画和瓷器理出比较清楚的发展线索。童书业教授自己也很重视这方面的成绩，在六十年代又写了《南画研究》和《中国美术史札记》，后者的写法和这部《春秋左传研究》相似，是对画史、瓷器史研究作一个总结。《南画研究》去年在《中华文史论丛》上发表，希望《美术史札记》也能早日付印公世。 　　 　　童书业教授不仅学问精博，而且有惊人的记忆力和理解分析能力。重要的先秦古籍包括诘屈聱牙的《尚书》在内，都能背诵如流。这些古籍里某个词出现过几次他不用查可以立刻告诉你。近人的学术论著他看过一遍就能历举其主要内容和论点。如果不是林彪、江青、康生之流掀起的大动乱对他身心的打击，使他过早地离开了人间，肯定在今天能为我国的史学事业作出更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