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蓝：对当下童话庸俗化的反思

对当下童话庸俗化的反思 作者：蓝蓝 一 按照一般读者的理解，童话是专为儿童写的故事。许多进书店为孩子买童话书的家长，除了直接抱着安徒生、格林等经典童话去付账外，对其他的童话几乎没有兴趣仔细翻看，全凭孩子自己去挑选。因此，一些通俗易懂、轻松搞笑的作品轻易地占据了孩子们的阅读空间，而那些需要一颗严肃的心灵认真对待的童话，那些看上去稍微有些复杂和需要理解力的作品，从此束之高阁，任其落满灰尘。即便像圣奥克絮佩里的《小王子》，因为它鼎鼎大名而被很多人买回家，我也十分怀疑到底有多少人能够真正读懂它。 法国伟大的作家普鲁斯特曾经说过：专为大众、为儿童写作，是无谓的。对儿童丰富有益的并不是一本写得孩子气的书。我想，在这里，孩子气的书指的大约就是前面所述的一些通俗易懂、轻松搞笑的书。个人以为，长期以来，一些人大约从字面上误会了鲁迅先生所提倡的“儿童本位”，顾名思义地认为只要靠近儿童的思维和兴趣，就能完成童话所肩负的任务。由此，我们可以从图书市场上看到大量肤浅的道德童话、庸俗的搞笑故事、滥情浅薄的儿童诗。至于其水准到底有多低，看一看近两年从德国引进的童话就能对其进行比较了。 老实说，我对一味追求市场效应、为了迎合和讨好孩子们轻松娱乐的天性，而不惜牺牲童话的深度、降低其高超艺术性的作品，是持批评态度的。在我看来，童话写作决不是一项轻松和孩子气的工作，如果有人这样理解童话，那我只能认为他浅薄无知。我也看到，在中国，在最优秀的小说家中没有人写童话，这一点和欧洲国家完全不同。欧洲很多著名作家都写过童话，从王尔德、托尔斯泰到梅特林克、乔治·桑，乃至卡尔维诺，都是顶极大手笔。或许，中国的小说家从梁启超先生提倡“小说救国论”开始，就把“文以载道”作为己任，小说参与国家政治和社会制度，既能记录世事，也能出名获利。小说的功利色彩和工具化从一开始直至到当下的中国，仍然是文学的主流。那么，童话写作不受成年世界的重视也是理所当然了。这里既有成人世界政治强势的原因，同时也有中国童话创作自身的问题。 二 首先，我们的童话作家没有深刻理解童话的重要性，低估了童话在人类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我问过几位国内著名的小说家，譬如阎连科和李洱等——能否尝试写一些童话。他们都是认真思考了一会儿后才摇摇头，感叹着回答：“不好写，太难了。”我明白，他们说的“难”，实则是他们对于童话写作的难度有充分的理解和认识。我相信，假如我们对童话的要求仅仅限于逗孩子们玩儿和开心，他们肯定不会如此作答。 在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童话决不仅仅是给孩子们写的故事，相当多的成年人、包括作家和艺术家，都有大量阅读童话的习惯，犹如他们阅读哲学和历史书籍一样，这些读者从童话中汲取的不仅仅有童趣和奇思妙想。例如，格雷厄姆的《柳林风声》曾深深影响过美国总统罗斯福，后者狂热地喜爱着格雷厄姆的作品；德国作家米切尔·恩德是《莫莫》和《讲不完的故事》的作者，据说德国工人罢工时，大家人手一本《莫莫》。工人们高举这本童话，向“资本窃贼”讨还自己的幸福和自由；圣奥克叙佩里的小王子形象印上了50法郎面值的流通货币；1979年，，林格伦在德国法兰克福领奖发表著名的题为“绝不使用暴力”的演讲，一年后，瑞典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国家颁布了禁止打孩子的法律。上述一切等等，都是童话作品直接对现实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例子。在文学创作上，童话的创作方式更是显示出了它那深不可测的神秘力量。从有人改写《白雪公主》为“黑童话”，到诸多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以寓言和童话的方式尝试多文体写作并获得成功，从各个方面都说明了童话是一种源头性的文学表达形式，而不仅仅是为孩子写的简单化故事。 其次，由于宗教和哲学的缺席，童话创作普遍缺少思想深度和艺术性。很多人不能真正理解童话的本质，所以导致不少童话作家的创作没有限度地迎合儿童散漫轻松的阅读心理，降低了人们对于童话的正确认识，给读者留下了童话“就是哄孩子讲故事”的低劣印象。 众所周知，在中国，童话这一概念的出现不过数十年，在19世纪以前除了口传的民间儿童故事，少有文本意义上的童话作品。而创作性童话在西方国家的出现远远早于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因素，在童话乃至其他文学艺术创作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那就是西方文化中有深厚的宗教和哲学背景，这一点在中国的文化中极为欠缺，虽然中国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看似并不缺乏宗教生活，譬如他们也烧香求佛修行学道，但这些举动只关乎生存和实用，鲜有关乎精神生活的例子。在我看来，这便是为什么当下国内的童话创作除了少数作品外，大多都不具备“经典”意义的品质和艺术水准的重要原因。这样的文学准备，势必产生浅薄的童话作品，而这样的童话根本无法提升一个民族未来的心灵素质，相反还很有可能毒害和降低孩子们的精神生活标准。 三 那么，我们的童话写作是一如既往仅仅迎合市场、讨好孩子，还是真正从具体现实和观念入手，重新认识童话创作的本质并付诸实践呢？ 一个人的善恶是非观念，不是天生的，都是后天教育的结果。成年人最初是通过言行和教育，给孩子们的心灵灌输着价值观和世界观，这些基本的观念引导着孩子在他们逐渐获得独立思考和生存能力后，继续丰富着生命和生活的体验。放任孩子的天性而不加以引导塑造，那就意味着不负责任地将孩子置于人性之恶的温床，使他们变得自我中心、不懂得利他、纪律、秩序，更不要说自我约束和对他人之爱了。文明的发展史证明，人类的一切美德，都是后天教育的结果。这种教育是积极的，它意味着每个施教者（包括父母、教师、文学艺术工作者）都会主动介入对孩子的熏陶教育，其主观意识有着强烈的目的性，倾向于按照施教者的价值观和美学观，去影响和塑造孩子的心灵世界。为达此目的他们会运用一些符合孩子天性的手段，同时也会运用一些约束性的纪律手段和难度诱导，以保证教育目的的顺利达成。反观当下，我们的很多童话书籍恰恰缺少了对孩子理解力的难度诱导以及约束性纪律的教育，一味跟着孩子任性散漫的天性走，虽然获得了市场，却肯定在某种程度上剥夺了孩子心灵成长的机会。至于其严重后果，可想而知。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的童话作家引以为戒。 至于童话是否必须“儿童本位”化，我也想谈一点自己的想法。 安徒生说过：“每一个童话后面，都隐藏着一个成年读者。”也就是说，在一个童话故事的背后，会隐藏着对成年读者的期待，期待他能够拥有不同于孩子的对于童话的深刻理解。如此说来，安徒生并不把自己的童话读者限定于儿童，他更期望拥有成年读者。 米切尔·恩德更是压根就不承认自己的作品是儿童文学,他甚至直接反对“为了孩子而存在一种特别的文学的”说法。他认为，他的书不仅是写给儿童看的，也是写给“有童心的成人”看的。199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若泽·萨拉马戈认为，成年人不但应该读童话，而且应该多读，这样才可能真正了解传统和美德的涵义。圣奥克絮佩里把自己的《小王子》献给了他的成年朋友而不是一个小孩子，但这并没有妨碍孩子们对它的喜爱。这些大名鼎鼎的经典童话作家为什么都在强调童话不仅仅是写给孩子的读物呢？这是因为，最终真正读懂它们的只有成年读者。作为一种奇妙的教育方式，童话和任何一种有生命力的宗教和哲学一样，具有伴随孩子一起成长的魔力，在他们生命中的每个重要阶段，都会及时给予那个生命阶段所需要的精神启迪，仿佛一股取之不尽的源泉，不断滋养温暖着人们的心灵。按照卡尔唯诺关于经典的说法，只有这样的童话，才能真正称得上是优秀的童话作品，它“永远也不会耗尽它要向读者说的一切的东西”，它使我们以为自己懂了，但当我们再读的时候，“却又发现它们的独特、意想不到和新颖”；“它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像是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是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的书”。因此，我认为，优秀的童话的确不仅仅是写给孩子的，而是写给孩子们的未来，亦即成长中的人。 鉴于上述种种，我期待着一种崭新的童话观能够开始贯彻到同仁们的写作中，成为真正超越简单的“儿童本位”的作品，在保留童话浅显易懂的外在形式基础上，深入挖掘其内涵的深邃和人类精神的丰富与复杂，写出对得起中国儿童信赖和民族未来的好作品。 （根据2008年12月在丹麦艾阁萌集团公司之童趣出版公司童话研讨会发言整理） 转自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b6d3320100isw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