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文生·梵谷

Johanna Van Gogh-Bonger著 梵谷这个家庭的姓，可能源自德国边境名为“谷”的小镇，十六世纪时梵谷的祖先已经定居荷兰。根据亚诺德·布榭柳的族谱，那时有一位约伯·梵谷住在乌特勒支市政府的“奥尔卢”，约伯的儿子杨以贩卖酒和书籍为业，也是自卫队队长。 　　 梵谷家族的饰徽是盾上有三朵玫瑰。十七世纪时，许多梵谷姓氏的人在荷兰政府担任要职。1628年，约翰·梵谷任楚芬市财务大臣。麦可·梵谷最初是驻巴西总领事，后任日兰半岛的财务官员，1660年受任为庆贺英王查理二世登基的晋谒使节。大约同一时期柯尼伦·梵谷是包斯库的牧师，其子马提亚最初在高达县壶，莫瑞克当牧师。 　　 十八世纪初，梵谷家族的社会地位较低。大卫·梵谷定居海牙，是位金匠，大儿子杨继其衣钵，娶妻玛丽亚·史达文，两人都属于瓦伦教会。大卫的次子，文生（1729-1802）为一专业雕塑家，他开了梵谷家族学习艺术的风气，财富也随之而来。他终身未婚，死后留下一笔财富给侄子约翰（1763-1840）。约翰起初也是一位金匠，后来成为圣经教师，属于海牙修道会。他与乔安娜·梵得汶结婚，儿子文生（1789-1874）因为叔祖的遗产得以进入莱顿大学研习神学。这位文生就是我们的画家文生的祖父，他才学丰富，责任心强。在拉丁学校非常出色，赢得各种奖牌奖状。1811年，他顺利完成学业，廿二岁毕业于莱顿大学。他广结善缘，他的“以人志事录”是以拉丁文和希腊文写成的，封面镶饰着丝质紫罗兰和勿忘我，设计者为一名叫E·H·英利达格的女孩。文生在宾斯球浦找到工作后，与这位女孩成婚，婚后生活愉快。他们最初住在宾斯球浦教区，继之迁往欧奇田，1822年起长住布里达，1857年，妻子谢世，文生祖父一生受人爱戴。 　　 他们共有十二个小孩，一个早夭。家庭感情诚挚融洽，不论分散何处，兄弟姊妺间还是很亲密，悲欢与共。两个女儿嫁给高级官员，庞浦将军和葛拉奥文，三个女儿终身未婚。 　　 六个儿子在世界各地身居要职。约翰航海，任海军中将。1877年，当他位居阿姆斯特丹海军司令之时，侄儿文生曾在他家住过。另外三个儿子成为画家。最大的汉利克即文生信中所称的“汉伯伯”，起初在鹿特丹经营生意，后来定居布鲁塞尔。柯尼伦·玛丽蓝斯主持梵谷公司，在阿姆斯特丹颇为知名（即信中的C·M·，或寇尔伯父）。另一个儿子文生，对侄子文生和西奥影响很大。年轻时，他身躯太弱不能进大学，对他期望很高的父亲深引为憾。他在海牙开了一家小店专售颜料和画具。 　　 西奥多勒斯·梵谷外表英俊（旁人都称他为“英俊牧师”），和蔼高尚，却不是天生的牧师。被调到其他地方之前，二十年间，他蛰居在为人遗忘的春戴尔村，后来受调他处，也仅是艾登、海华特、努昂这些小地方。但在这些小圈了，他备受爱戴，儿女也崇拜他。 　　 1851年5月他安安娜·柯妮丽亚·贾本斯特结婚。安娜1819年生于海牙。父亲威廉·贾本斯特是生意兴隆的书本装订商，经营了荷兰第一家书籍装订工厂，赢得“皇家书商”的头衔。威廉的么女柯妮丽亚嫁给画商文生·梵谷。长女嫁给阿姆斯特丹著名的牧师史摧柯。西奥多勒斯·梵谷和安娜·贾本斯特的婚姻很美满。妻子是个好帮手，全心全意分担他的工作，尽管家事繁重，她仍伴随着丈夫拜访教友。单调的乡村生活从未减低她愉快活泼的精神。她是位了不起，可爱的女人。晚年（她享年八十七岁）丧夫丧子，她神采依旧，以无比的勇气面对这些悲恸。 　　 除了爱好大自然的天必一，她非常擅于在纸上表达感情。她那忙碌的双手总是不停地为别人工作，热切地做针线打毛衣，还勤于写信。“我只是想送给你一些话”是她最喜欢说的话，然而有多少“一些话”总是及时带给收信人安慰与力量。在我这漫长的二十个年头里，那是希望和勇气的源头。这本小书是她的儿子们不朽的纪念碑，有了母亲，所以回忆里充满了感激。 　　 1852年3月30日，安娜在春戴尔牧师公馆生下一名死婴，是个男的。一年后　抽一天，安娜生了个健康的男孩，以两位祖父的名字命名文生威廉。这个男孩的气质、性格甚至外表都比较像母亲。文生生命里所表现的精神和毅力都是母亲的特征。他也继承了母亲突出的那双犀利好奇的眼睛。双新金色的头发在文生身上却变成了红色。他中等高度，肩膀宽阔，外表强壮刚毅。母亲也曾说过除了文生，其他的孩子身体都不强壮。比文生弱的孩子很快就向他认输。孩童时期，他的脾气很难缠，任性爱闯祸，父母却对他总是温柔有加。他的成长不知花费双亲多么心血，哺育之恩无以为报。有一次梵谷祖母从布里达到春戴尔探视儿子，她养育了十二个小孩，看见小文生顽皮的模样，抓起这个小恶人，打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然后把他赶出房间。安娜这位温柔的母亲非常气愤，整天不对婆婆说话，后来还是年轻好脾气的父亲调解。傍晚时分，他驾了一辆马车，载着两位女士到石南树丛生的荒野，在美丽的落日下，两人忘却了不悦。 　　 小文生特别钟爱动物花草，并且用心收集。至于特殊的绘画天赋倒是未见征候。值得一提的是，八岁时，他用土捏了一只大象，曾引起父母的注意。但他一想这是很无聊的事时，马上毁了它。母亲清楚地记得他所画的一只猫也遭同一下场。他在村里上了一阵子学校，可是父母发现和农人子弟生活在一起使他变得粗鲁。所以请了一位女家庭教师来教导孩子们，这时家里已经有六个小孩子。文生出生两年后，一个女儿相继出生，再过两年是一个儿子，以父亲的名字为名（即信中的西奥）。然后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小妺威勒敏一直都和母亲住在一起，姊妹中只有她偶尔收到文生来信。）西奥比大他四岁的哥哥温柔和善多了，他长得较细致，容貌较好，也是红发，浅蓝的眼睛有时候变深点，稍带绿色。 　　 文生曾于信中描述两人容貌的异同，1899年西奥写信给我，提及文生的容貌像罗丹的大理石雕像，约翰施洗者的头像。“那位雕塑家所表达的基督先导的样子正像文生一样，虽然他不曾见过文生。扭曲的前额皱纹很深，象征崇高的思想和铁般的自我约束，那正是文生的表情，虽然他有些神情比较伤感，鼻子的形状和头的构造也一样。”后来我看见这座石像，发现它和西奥说的完全一样。 　　 两兄弟从小就相亲相爱，大妹妹忆及幼年，就想起文生捉弄人的模样。西奥只记得文生会发明各种好玩的游戏，有一次他们从花园里摘了一朵最漂亮的玫瑰送给文生表示感谢。孩提时代充满了布勒班乡村生活的诗篇，他们在麦田、石南树丛、松林间长大。牧师公馆周围的风情一直停驻在他们的生命里。对兄弟两适应日后艰苦的奋斗而言，这并非最好的训练。他们还年轻，以后必须离开这里进入广大的世界，紧随而来的是痛苦、忧伤和无处倾诉的乡愁，许多年来他们魂萦梦系那石南丛边的甜蜜家园。 　　 文生回家几次，依然是“乡下佬”的模样，可是西奥已经成为相当高尚的巴黎人，内心还保持自我戏称的“布勒班孩子”气质。文生观察说：“我们身上永远会保有一些布勒班的田野和石南树丛。”父亲去世后，母亲必须迁离牧师公馆，她抱怨道：“现在我们没有人留在布勒班了。”后来在阿尔的医院，忠实的弟弟去阿尔探望病中的文生时，西奥温柔地将头靠在枕上，文生耳语道：“就像在春戴尔一样。”日后他简短地写道：“我于病中看见春戴尔的每一个房间，每一条小径，花园里的每一棵植物，四周的田野、邻居、教堂、墓园及教堂后面的厨房，花园，还有墓园槐树上的鹊巢。” 　　 满是阳光的童年记忆，令人多么难以忘怀。文生十二岁时进入普罗维利先生的寄宿学校。这个时期没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可说。除了一个妹妹后来写信给西奥说：“记不记得母亲生日那天，文生从泽汶柏根回来，我们玩得多么愉快？”至于交友的情形就无人知晓了。 　　 十六岁的文生面临职业的选择，文生伯父成为探询的对象。文生伯父当时经营画廊发了财，因为身体太弱，不得不提早退出竞争激烈的巴黎商场，可是和公司仍有财务上的关系。他定居在普凌桑那格，离老父所住的布里达的弟弟所住的春戴尔很近，他们兄弟的感情最好。通常他和妻子在法国南部的湄东过冬，在来回的旅途上都会在巴黎停留一些时候，和生意仍有一些联系。他将普凌桑那格美丽的乡村别墅扩大为画廊，收集珍贵的画。在此，文生和西奥第一次接触艺术的世界。春戴尔牧师公馆和普凌桑那格没有了嗣的家庭间往来热络，彼此照应。春戴尔的小孩高兴的叫喊声使得那边来的马车都快活起来，因为他们带来了许多惊喜，珍奇的花果，还有精致的点心；而从春戴尔来的孩子聪明活泼，为普凌桑那格的病人生活带来阳光。文生和西奥多勒斯这对兄弟，两人只相差一岁，彼此关爱，两人的妻子也是姊妹，所以就更亲密了。有什么比这位富裕的画商指定同名的年轻侄子做为其接棒人或继承人更自然的呢？ 　　 1869年，文生进入海牙的谷披尔公司，成了提斯蒂格先生旗帜下最年轻的雇员，像是走上光明前途的踏脚石。他住在露丝家，后来西奥也在这里住过。这是个很舒适的家，生活所需供应无缺，但却没有任何知识的交流。后来他常访问亲戚和母亲的朋友，在那儿有了知识的交换，比如韩毕克家、梵史托库家、索菲姨母和她三个女儿（其中之一嫁给闻名的荷兰画家莫弗，另一个嫁给知名度较小的画家孔特）。提斯蒂格写信给父母称赞他的热心与能力，像他祖父年轻时一样，他是个人人欢喜的勤奋青年。 　　 他到海牙三年后，西奥仍在奥特维克的学校（靠近海华特，后来父亲奉调于此。）西奥来此与他小住几天，这次访问后，两兄弟于1872年8月开始通信，从此那些褪色、泛黄甚至孩子气的信笺往还不断，直到文生去世。 　　 信中祥载他们一生中主要的事情，还有事情发生的经纬。不论是西奥的信或父母与西奥间的通信都很完整地保存着。（可惜的是，文生给父母的信都已损毁。）信的日期从1873年1月开始，当时西奥只有十五岁，到布鲁塞尔去学当画商。 　　 对一个在这样幼嫩的年纪离家的孩子，这些充满了温馨的爱和关怀。母亲在一封信内写到：“西奥十五岁已经是一个大人了。”她对这个孩子挂念很深，西奥比其他孩子更能体会父母的心意也更孝顺。长大后又是“她们老年时如王冠般的荣耀”——这些信透露牧师公馆日常生活的细节：花园里长着什么样的花？果树如何结果？有没有听到夜莺啼唱？有什么客人来访？小北小妺在做什么？父亲讲道的内容是什么？这些事许多是关于文生的。 　　 1873年文生被派往伦敦的公司，离开海牙时，提斯蒂格先生非常赏识他。提斯蒂格也写信给他父母说：“画廊里每一个人都喜欢和文生交往，爱好美术者、顾客、画家亦然，他一定会在这行业里出人头地的。”母亲曾说：“他这样结束事业的第一阶段是很令人满意的，他还保持从前的单纯。”逆旅伦敦初期，事情都还称意。文生伯伯给他介绍了朋友，他也忙得不亦乐乎。年薪九十英镑，虽然生活费用很大，他仍想法子时时寄钱回家。像生意人一样，他给自己买了一顶高帽子，“在伦敦你不能没有一顶”，他每天从郊区走到城内南安普顿街的画廊，因为他喜欢这段路。 　　 他起初赁居的房子是两位女士所有，她们有两只鹦鹉。这地方很好，可惜贵了些。八月时他搬到洛伊尔太太的房子去，她是来自法国南部一位助理牧师的遗孀，和女儿爱修拉开了一所给小孩就读的日校。在这儿他渡过了一生中最愉快的时光。他对爱修拉印象深刻——他在一封给妹妹的信上说：“为了我，爱她吧！”文生没有向父母提起这件事，因为他未曾向爱修拉表明过心意呢！但写回家的信都明朗幸福。他写道自己正在享受人生——“哦，生活如许丰盛，这都是上帝的赐与。” 　　 九月时，一位朋友到伦敦顺便带给文生一个包裹，里头有一束草叶和西奥休假时在家里用橡树叶编成的花环。这时西奥也从布鲁塞尔被海牙的谷披尔公司。文生的屋里必须要有些东西提醒他心爱的原野和山林。 　　 他和洛伊尔母女一起庆祝耶诞节，这些日子里，他寄回家一些素描，有的是他的房子，屋外的街道和室内的摆设，母亲写道：“这样一来，就可以想像出他住的地方是什么模样，他画得真好。”这个时期，他成为画家的可能性好像加重了。他常常见到马里斯（住在伦敦的知名荷兰画家），可是文生怯于和他坦白交谈，而把憧憬和欲望锁在心中——在到达画家的目标前还有一段漫长艰辛的路要走。 　　 一月时，他的待遇提高了。直到春天，兴奋快乐依旧跃然纸上。在计划七月回荷兰前，文生大概已向爱修拉说明爱意。天知道她已经和别人订过婚的，她的未婚夫是文生来之前的房客。他想尽方法说服爱修拉取消婚约，结果不成。这对文生打击很大，也改变了文生的性情。回家渡假时，他变成另外一个人，消瘦、冷淡、默默不语；但画得很多。母亲写道：“文生画了很多不错的素描，他画卧室的窗、屋子的前门、房子的每一部分，以及窗外的伦敦住宅，这是令人欢喜的事，对他本身可能有很大的意义。” 　　 在大妺陪伴下，他重回伦敦想探一探情况，在坎辛顿新路三九五号的艾维公寓租下了一间供应家具的房间，那里没有家庭生活，使他越来越沮丧沉默，对宗教与越来越虔诚。 　　 双亲很高兴他离开洛伊尔家——父亲写道：“她们有太多的秘密，不像普通的家庭。文生的心意未被了解，他必定非常捻。”母亲也抱怨说：“夜晚已经够长了，他的工作却又这么早结束，他一定很寂寞，多么希望那个家庭没有伤害过他。”父母对他离群索居的孤独生活深感不安。文生伯父坚持他应该与人交往：“就是学做生意，这也是必要的啊！”可是文生的心情依然低落，信也越来越少。母亲开始认为是伦敦的雾令文生沮丧，改变环境或许对他有益——"可怜的孩子，他的心地这么善良，这些事使他很不好受。“ 　　 1874年10月，文生伯父运用影响力，将巴黎公司的员做了些调动，文生却不甚高兴，反而生气不写信回家，让父母非常伤心。妹妹说：”他只是心情不好。“西奥也安慰道：”他会慢慢好转的。“ 　　 十二月末，他回到伦敦住在同一地方，过着同样消极的生活。”怪异“这个字眼第一次被用在他身上。他中断素描的喜好，读了很多书，尤其是瑞南的书，这些阅读结束了伦敦的生活，也显示他心里所想的和他日后的目标是多么崇高：”牺牲所有个人的欲望，了解伟大的事迹，追求内心的高中，超越几乎每个人都有粗鄙。“然而他还不知如何达到这个目标。 　　 1875年5月，他受任长驻巴黎，特别被指派到绘画部门，他却觉得不属于这个地方。在”斗室“内，他反而自在多了。这小房间座落在蒙马特区，他晨昏与年轻的朋友哈利·葛拉威共读圣经，甚少出现于巴黎的公共场所。 　　 父母由他的来信得知事情并不顺利，回家渡耶诞节时，父母和文生讨论每一件事情。父亲写信给西奥：”我想文生最好离开谷披尔二、三个月，那里固然有许多好处，但是换个工作也许好些，他确实不快乐。“他们太爱护他了，所以不想说服他继续留在那个令他不愉快的地方。他要为别人而活，成为有用的人，做些伟大的事情，如何去做呢？仍然不得而知，但决不是待在一家画廊里。从荷兰回来后，他和波索先生（谷披尔先生的女婿和继承人）面谈，决定在四月一日辞职，文生也没有假借任何托辞。令文生感到难过的是他回荷兰过耶诞节和新这段时间，店里的生意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虽然在信上轻描淡写，他却感到愁云惨雾险恶地向他群集而来。廿三岁之年，他抛弃了原有的职业，却没有机会开始更好的事业。文生伯父对这位同名的侄子很捻，也不再理睬他。父母非常关心，却不能为他做什么，他们不能动用其他子女的教育费（牧师的年薪大约是820银币）。文生已经享用过他的一份，其他孩子也不该例外。西奥很快地成为大家的资助人和顾问，他当时就建议文生当一位画家，可是文生听不进去。父亲提起过博物馆的一个工作，也曾劝他自己开设一家小型画廊，像文生伯父还有寇尔伯父从前一样，他可以按照自己的艺术意愿，不必再强迫自己出售那些他认为不好的画，但他的心又将他拉回英国，他希望成为一个教师。 　　 经由广告，1867年4月，他在兰兹吉特的史托克先生处找到一份工作，史托克先生七月时迁往伊尔渥斯。他只供应食宿，不支付薪水。所以文生很快便转到琼斯先生的学校任职，这所学校经济上比较宽裕。琼斯先生是卫理公会的牧师，文生担任类似助理牧师的职务。 　　 他写回家的信很忧郁，说：”事情威胁着我。“父母看得出来教书并不能满足他。他们建议他修个法文或德文的大学证书，但他听不进去。母亲写道：”我希望他找到与自然或艺术有关的工作。“她了解将要发生在文生身上的事。沮丧的心情使他求诸宗教，他想在宗教里满足对美的追求，还有为别人活的意念。有时候甜美悦耳的英文圣诗、村庄里浪漫迷人的教堂、笼罩着圣洁气氛的可爱英式礼拜似乎均令他陶醉。那些日子里他的信满载着病态的敏感。他不断提及教会的差呈，但回家渡耶诞节时，却决定不再云伊尔渥斯，因为那里毫无前途可言。他和琼斯先生保持友善的通信。琼斯先生日后曾到努昂的牧师公馆逗留数日，比利时与文生相遇。文生伯父再度运用影响力，为他在多德瑞克的伯鲁西·布拉安书店找了一份差事。他接受了却不怎么热心。特殊的是妹妹写给西奥信上所说的话：”你认为他不平凡，我宁愿他以为自己只是普通人。“另一个妹妹写道：”他的信仰使他变得呆板又孤僻。“ 　　 传播福音仍是他想望的事，他终于得以尝试研习神学。阿姆斯特丹的姨父和叔伯答应帮助他。他可以住在海军司令约翰伯伯家，省下一笔很大的开销。史摧柯姨父为他找来最好的古文教师，著名的孟德斯博士亲自教授一些课程。在寇尔伯父的画廊里他可以满足绘画和版画的喜好，每个人都想使他自在。只有文生伯父强烈反对这计划，也不肯再进一步帮助文生——后来到底证明他是对的。鼓足了勇气，文生开始工作，准备通过全国大学考试。达成这个愿望要花费七年的时间，父母焦急地反问自己：他有没有毅力，他从来没有受过正规的读书训练，已居廿四岁的他能强迫自己做到吗？ 　　 1877年5月到1878年这段在阿姆斯特丹的日子，真是一则愁惨的故事。半年后，文生开始丧失热诚和勇气，写作练习和研读文法不是他所要的——他想要用上帝的福音安慰人心，鼓舞人心——当然他不需要这么多的知识！事实上他想参与实际工作，最后老师也感到文生绝不会成功，他劝文生放弃学习。1910年11月30日，孟德斯博士于《韩德斯杂志》上回忆这位闻名于世的学生时，说到他的特点：“紧张奇怪的外表，却不乏吸引力，热切地想要好好学习，奇怪的自律习惯和自我惩罚，根本不适合正规的学习。“这不是他到达目标的道路！他公开承认事情过去了，他可以有更多的勇气展望未来，毋须再绝望地投身在神学里，他后来称那段时间为”生命中最黯淡的时期“。 　　 他仍然”谦卑“，来到比利时，希望成为位福音布道家，这不须证明书，也不须通晓希腊文拉丁文，只要在布鲁塞尔的福音布道学校学习三个月——这里课程免费，只付食宿费——然后就可派工作。七月，他和父亲四处旅行，由琼斯先生作陪。琼斯先生在往比利时途中曾在艾登逗留数日。他们一起拜访福音布道教会里各个成员。文生解释清楚自己的情况，给人良好的印象。父亲写道：”去年阿姆斯特丹生活一年，并不是一无所获。他一旦抛去自己的烦恼就显出他在生活领域里学了很多，看得很广。“他们接纳文生这名学生。父母展望这个新的考验之际也有新的焦虑，母亲写道：”我总是害怕文生不论在哪里或做任何事，他的怪癖、奇想和生活的态度总会坏事。“父亲也说：”看他根本不知道生活的乐趣，实在叫人伤心，他只管低着头走路。我们都尽力帮助他找寻一处安身立命之所，他却选择最艰苦的道路。“ 　　 事实上，那正是文生的心愿——谦卑自我，忘却自我，牺牲自我，放弃己欲。追求宗教的慰藉，正是他的理想；对应做的事，他一点儿也不偷懒。但是跟随他人的脚步，服从他人的意愿，却不是他的个性；他要自我救赎。八月底，他抵达布鲁塞尔的学校，这所学校新近创办，只有三名学生。在波克玛先生的班上，文生当然是最用功的学生，可是在学校里却不自在，他说自己是”离水的鱼儿“，奇怪的衣着举止遭人讪笑。他缺乏即席演讲的才能，不得已只好照讲稿演说，但他所受的最大压力是师长们认为”他不服从“，三个月后，他没有接到委任。虽然在写给西奥的信上不怎么在意，但好像很消沉。父亲接到一封可能是布鲁塞尔学校的来信，说文生又瘦又弱，夜晚失眠，紧张兴奋，最好把他带回家去。 　　 父亲很快到布鲁塞尔，为一切做最妥善的安排。文生则去波里那治冒险，在曼斯附近的帕杜瑞村教堂街三十九号，以每月三十法郎的价格向梵·德·海根先生租房子。晚上教小孩子，探访穷人，为他们讲解圣经。等到一月委员会开会时，再设法得到委任。和人们交往是件高兴的事。闲暇时，他绘制大幅的巴勒斯坦地图，父亲以每张四到十法郎的代价向他购买。1879年1月，他终于得到为时六个月的临时工作，地点在华斯美，月薪五十法郎，他必须演讲圣经、教导小孩、探亲病患——他所向往的工作。最初从那儿来的信都表示工作满意，他全心全意地工作，尤其是实际的工作部分。他最大的兴趣是照顾病患和受伤的人。然而他很快又恢复昔日夸张的行为——他想实践耶稣的教义，送走每样物品，每分钱，每件衣服，甚至床。他离开华斯美的丹尼斯家，住　在一间凄惨的陋屋里，里面没有一点必需品。他们通知父母这件事情，二月结束时，罗歇凌牧师来巡查，这颗炸弹终于爆发了，因为这种狂热对委员会或个人来说是太过火了，一个这样忽视自己的人是不能引为模范的。华斯美的教会举行一次会议，警告他若再不理智的话，就会失去这份工作。他自己却很冷静，他写道：”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耶稣在暴风雨中也很冷静，在情况变好之前，一切总会变得更坏。“父亲再去看他，平息了这场暴风雨。他把文生带回原来赁居的房子，要求他对工作不要太夸张。有一段时期，一切都很顺利，至少信中没有怨言。当时，发生了一次严重的矿难，灾情惨重，文生正好可以对矿工完全奉献自己。母亲以天真的宗教信念写道：”文生的信写了这么多有趣的事，证明他的爱好。上帝一定会知道他对穷人的爱心。“那个时候，他说他尝试画下矿工的衣服和工具，还要带回家给大家看。七月时又传来坏消息，母亲写道：”他不遵守委员会的意思，他们无法改变他。他对别人的批评意见像聋子一样听而不闻。“六个月短暂的工作结束后，他没有接到委任，但他们给他三个月的时间再找一份差事。他离开华斯美，徒步旅行到布鲁塞尔，想听听彼得牧师的意思；此时彼得森牧师已搬到布鲁塞尔。彼得森闲暇时作画，还拥有一间画室，这大概是文生向他求助的原因。文生抵达时，又累又热，疲惫不堪，精神也很紧张，状甚落魄。彼得森的女儿开门时吓坏了，叫来父亲就赶快跑开。彼得森和蔼地款待他，为他准备好过夜的房间，第二天请他吃饭，邀他参观画室。文生也带来自己所作的矿工素描，他与彼得森除了讨论福音布道之外，还讨论绘画。 　　 彼得森写信给文生的父母说：”文生给我的印象是，他站在自己的理想之中。“母亲加道：”他多么幸运啊！总有人帮助他，比如现在的彼得森。“ 　　 既然不能在委员会工作，文生听从彼得森的劝告，决定自资留在波里那治。他向葛梅的法兰克教士租房子。大约八月中旬，在父母的邀请下，他回到艾登。母亲写道：”除了衣着外，他看起来很好，整天都在读狄更斯的著作。问他话时他才开口，对前途只字未提。“对前途他能说什么呢？什么时候曾比现在更绝望呢？他曾幻想布道福音来安慰鼓励生活在悲惨中的矿工，可是这幻想已在怀疑和信仰的痛苦挣扎中逐渐消失，这场挣扎使他失去对上帝的信心。（他后来的信里渐渐不再讨论圣经的内容，也渐渐不提他对宗教的感想，现在则完全不提。）却还没有其他的事情可以代替宗教，他画得很多，读得很多，如狄更斯、史陀、雨果、米齐列的作品，但没有系统也没有目标。回到波里那治，他四处流浪，没有工作，没有朋友，常常没有面包。虽然常接到家里和西奥寄来的钱，但他们却没有他太多，而且来得也不定时，文生很穷困，常常几天或几个星期身无分文。 　　 十月，西奥在巴黎的谷披尔公司得到一份固定的差事，在往巴黎的途中，他顺道来看文生，想带文生回去安排未来。文生还没有想出解决事情的办法，在知道自己真正的能力之前，他仍须奋斗，渡过1879-80这个艰辛的冬天。这是他坎坷的一生中最悲惨最绝望的时期。身上仅有十个法郎，文生远征古里埃尔，想拜见朱斯·柏雷顿，但是希望渺茫。文生深深景仰他的诗画，也暗自希望与他交往。唯一可见的却是柏雷顿新建画室那不友善的外观，文生缺乏自我推荐的勇气。这个希望破灭了，他必须回到遥远的家，仅有的钱已经告罄，只得露宿在茅草屋里。有时候用一幅素描换取一片面包，时常挨饿使他健康受损。春天时，他再回到的牧师公馆，重提再返伦敦之事。父亲写道：”他如果真地想去，我会成全他。“结果他却回到波里那治，在葛梅的矿工德克鲁克家渡过1880年夏天。七月他在那里写了一封美妙感人的信，说明内心深处所想望的——”我唯一的焦虑是我能做什么……难道一无是处，一无所成吗？“这是旧愿望，渴望为人类服务，安慰人类，他后来写道，他找到了他的使命：”在一张画里我希望说出像音乐一样能慰藉我东西。“现在最丧气最黯淡的日子终于露出曙光了。不是在书里就能追求到满足，也不是在文学里就能找到他的使命，这些他从前都在信上提过。他重拾原来的喜好，”我对自己说，我要再拿起画笔，我要画画，从这个时刻开始，每件事都为我改变了。“这好像解放的欢呼，他说：”别为我害怕，如果能继续工作下去，我会成功的。“他终于找到自己要做事，也恢复心理的平衡。他不再怀疑自己，不论生活多么艰难，负担多么沉重，都会得到内心的宁静，坚定的使命再也不会遗弃他了。 　　 在矿工德克鲁克的小房间里，他必须和小孩子合住，这就是他的第一间画室。在这里，他画了一张黎明即起的矿工，开始了画家生涯。他不断临摹米勒的巨幅画，房间太小，就搬到花园去工作。 　　 寒冷的秋天使他不得不停止户外工作。葛梅的周遭对他越来越狭窄，十月时他搬到布鲁塞尔米狄路七十二号的小旅馆。渴望再看到其他画家的作品，最重要的是他希望结识其他艺术家。内心深处渴望着同情、仁爱和友谊，虽然古怪的个性使他得不到这些安慰，使得他孤独，他仍希望与某人一起生活，一起工作。 　　 西奥这时候在巴黎有了很好的职位，也可以在口头上或实际上帮助文生。西奥带文竹去结识荷兰的青年画家拉帕德，拉帕德曾在巴黎工作过一段时期，后来就读于布鲁塞尔的美术学院。开始时，友谊没有什么进展，因为富家了弟和流浪汉之间有许多外在的差别，这使得点头之交很难快速发展成为好朋友。但因为两人在艺术上的喜好和观点非常相似，使他们不得不相互往来讨论。友谊增进了——可能是文生在荷兰仅有的一次——维持了五年，后来因误会而破裂。拉帕德一直都很后悔，他承认和文生交往不甚容易。 　　 “回想起来就像昨天一样，第一次在布鲁塞尔见面，早上九点钟，他走进我的房间，起初两人的感觉并不很好，但经过几次一起工作后，就好多了。”文生死后，拉帕德写信给母亲说到：“看到这位挣扎奋斗，面带忧伤的人，不论谁都会同情他。他律己很严，以致于损毁健康和心灵。他属于伟大艺术家的行列。” 　　 “过去几年，我和文生因误会而分开，我一直都在懊悔那段误会——我从未忘记他，还有我们彼此照顾的时光。未来的岁月里，我也不会忘记那段时光，回忆往事总叫人欢欣。文生特殊的样子出现眼前，哀伤而清晰，挣扎、扭曲、狂热、忧郁的文生，尽管狂热又暴燥，但仍是值得交往的朋友，他那高贵的心灵和不凡的艺术天赋令人钦佩。“ 　　 文生对拉帕德的评语清清楚楚记在信里。西奥第二次介绍文生言听计从的画家罗洛夫，比较不重要。罗洛夫劝文生进入 美术学院，文生没有听从，也可能因他程度不够而被学院拒收，或许他不合适学院式的教育和理论。就像神学一样，对于绘画，他有自己的看法，因此他不和当时住在布鲁塞尔的荷兰画家交往，例如哈佛曼。 　　 他自己研习解剖学，以人为模特儿用功作画，从写给父亲的信中得知他好像向一位穷画家学习，二小时一个半法郎。这位画家的名字不太确定，大概是马狄欧。 　　 冬天结束时，拉帕德离开了；文生因为自己的房间太小，常常在他的画室工作，文生也希望到其他的地方去，尤其是乡下。布鲁塞尔的生活开支也嫌贵些，他想回到父母住的艾登是最便宜了，那儿免去吃住的花费，他可以运用所得自由绘画。 　　 他在那里停留了八个月，1881年夏天是他生命中另一段快乐时光。最重要的是，拉帕德来此与他同住。拉帕德写信给母亲忆及这段在牧师时光：”访问艾登，进门时看到您坐在窗前。第一天黄昏，大家一起散步，那美丽的情景令人怀念。我常在速写簿上寻找我们经过原野，踏着小径，远足到塞班、帕西瓦亚、连斯布墟的踪迹。“ 　　 八月初，文生旅行到海牙询问莫弗对他作品的意见，莫弗肯定地鼓励他，文生很高兴，继续作画。回来后不久，西奥也从巴黎归来短住。这时文生遇见另一个常常影响他一生的女人。 　　 在艾登牧师公馆避暑的客人当中，有一位从阿姆斯特丹来的凯伊表姊——一位年轻的寡妇带着四岁大的儿子。丧夫之痛使她忽略了自己的美丽和忧愁给予比她年幼几岁的表弟深刻的印象。她日后忆述：”他对我的儿子是这么样地慈爱。“一向疼爱小孩的文生想加倍地疼爱这位小外甥，以赢得其母之心。他们经常在一起散步聊天，他也为她作画（这画好像遗失了），但她没有想到更亲密的关系。后来文生向她说明心意，她断然地回答”不“，回到阿姆斯特丹，从此不见文生。但文生不死心，固持己见，还希望她的感情有所改变。去信如石沉大海，他就怪罪于双方父母反对这段姻缘，后来他赴阿姆斯特丹看她遭拒，才使他相信爱情无望。 　　 凯伊表姊后来说：”他假想他爱我。“但他的确是真诚又伤心，她的拒绝成为文生生命的转折点。如果她接受他的爱，为了供养她和孩子，可能刺激文生重新努力获得社会地位。可是他从此推动了世俗的野心，往后也只是为工作而活，不再努力寻求自我独立。他不能再住在艾登，他变得暴躁紧张，和父母的关系也很尴尬，和父亲大吵一顿后，十二月时，他离开艾登前往海牙。 　　 海牙两年是他创作的重要时期，他在信上描述得很详尽。最初因为环境改变，他情绪低落，与莫弗交往后才好转，但是遭人忽视误解的情形依旧，他觉得完全被遗弃，即将分娩的妇人，他马上收留她保护她，部分出乎同情，另一方面也为了填补生活的空虚。父亲在写给西奥的信中说：“我希望那位所谓的模特儿不会伤害他。恶劣的关系常起于不满和寂寞。”西奥一向都是父母和文生的知己，又得倾听所有的抱怨和烦恼。父亲没有说错，文生不能孤独，他要为别人而活，他需要妻儿，然而他所爱的女人拒绝了他，他让第一个不快乐的女人和不是自己的孩子闯进他的生活。起初在每一封信里，他假装很快乐，想说服西奥那是明智之瘵。在那个女人分娩出院后，文生一片温柔，照顾她体贴入微，我们痛惜这份宝贵的爱竟然这样糟蹋。他自鸣得意有个自己的家，但共同生活展露的事实是和他生活在一起的是个鲁莽、目不识丁、满脸疱疮的女人，语出粗鄙，心眼又坏，抽烟酗酒，她的过去并不是无可厚非，现在又把文生拖进她家庭的阴谋中。（这段描述过分夸张）很快地文生信里不再提起他的家庭生活。她故作姿态讨文生欢心（她是美丽“伤感”的模特），文生对她不再有所期望。这段不幸的遭遇，使文生见弃于海牙，对他有兴趣的不再同情他。不论莫弗或提斯蒂格都反对他成家，因为他还仰赖弟弟的经济支援，更何况是这种家庭。亲戚朋友看到他和这种懒散邋遢的女人走在起，都大吃一惊。再没有人想与他交往，他的住处根本无人造访。他越来越孤独；一如以往，只有西奥了解他，继续帮助他。 　　 1883年夏天，西奥第二次到海牙探视文生，眼见当时的情景——没有几件家具，每件都很破旧，文生还负了很多债务——虽然那女人不能适应规律的生活，西奥劝文生让她自行生活。她自己也察觉不能再这样子下去，文生画图需要很多钱，所剩的不够养活她和孩子们，她已经和她的母亲计划另行谋生。文生也觉得西奥所言不错，希望改变环境，自由自在地前往工作呼唤他的地方。放弃自己选择的担子，将那可怜的女人留给命运，是件痛苦的决定。最后他还护着她，为她的过失找高尚的借口，“她从来不知什么是好的？如何能变好呢？” 　　 那段日子的内心挣扎使得西奥更了解他。海牙后期的来信说明了许多到现在都难以解释的事。这是第一次公开述及他离开谷披尔公司后所发生的事，第一次解释他对工作出奇地冷淡或积极，他说：“对人说话实在是件痛苦的事，我并不怕做这件事，只是我知道自己难给人好印象。我真害怕引介自己会带来害多益少的结果。”他天真地说：“人的脑子不能容忍每件事情，就像拉帕德一样，他现在得了脑热病，去德国修养。”他似乎在说：“不要强迫我去结识陌生人，不然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我身上。”他又感于艾登那段过去的爱情，“一句话使我发觉自己对那件事情丝毫没有变心，那一直都是个伤痕，跟随着我，伤得太深，以后的岁月里它都会留在那儿像第一天一样，永不得痊愈。”他也坦白地表示，若是没有这个爱的打击，生命就不同于今日。 　　 九月，他只身前往德蓝特，他为那个女人和他的孩子做了种种的准备 ，这是个伤感的分离，尤其是对最小的男孩而言，文生一直视他为己出。 　　 到了德蓝特，事情反而变得更坏。但有些最美丽的信是出自那儿的。这里气候恶劣，乡村到处充满敌意，还有文生最大的愿望——结识一些艺术家，比如利伯曼——也不得其所。 　　 痛苦的寂寞和金钱的欠缺使得他精神很紧张。害怕病倒，所以1883年12月他匆匆回到父母的牧师公馆，这是他唯一可寻的避难所。 　　 这时候父亲被调离艾登前往努昂，艾茵霍芬邻近的小村庄。新的地方，新的环境，使文生雀跃万分，他改变初衷，不再只是暂住于此，他在这里住了两年。画下布勒班的景物和布勒班的生活是他现在的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克服其它种种困难。 　　 和父母同住，在他或在父母都是难事。村里的人清楚牧师公馆里的一举一动，牧师公馆住着一位画家自然有些反常，更何况是像文生这样完全不拘形式、礼俗和宗教的画家，再也没有人像他这样了。双方都必须日益黯然，父亲焦急地写信给西奥，“文生好像又情绪恶劣，还会有其他的事吗？每当他回首前尘，忆起往事，与旧知一一断绝来往，对他一定是非常痛苦的。但愿他有勇气承认事情的症结就是他那古怪的脾气，我想他从不责怪自己，只是郁闷地反抗别人，尤其是海牙的人。对待他要非常小心，他是那么样的乖张。” 　　 父母的确非常小心。他决定回到他们身边后，他们满心慈爱，欢迎他归来，尽力使他感觉舒适，也为他的作品有所进步而感到骄傲。老实说，他们起先对他作画的事不抱太大的希望。父亲在十二月一日写给西奥的信上问道：“难道你不喜欢文生送你的塔之素描吗？那对他似乎是得心应手之事。”十二月十二日又写说：“你一定想知道文生的事进行的如何了，开始时好像希望不大，慢慢地，事情自有进展，尤其是从我们赞成他留在此处研究之后。他希望把里面的房间布置成为画室。原想那并不适合他，我们在房间里放了一个火炉，在石墙上贴了厚纸，使房间尽可能舒服些。地可能不潮湿，我们摆了一张木脚床。现在房间整理得又温暖又干燥，比预期中的好多了。我提议开一扇大窗，他拒绝了。总之，以勇气，我们尝试这新的努力，也设法不去在意他那奇怪的衣着。这里的人迟早总会遇见他，我们憾见他表情冷漠，可是也没有办法改变他古怪的行径。……”“他好像很专注你对他未来的计划，但是不能让他影响你实际上做的事，才是明智的，因为不切实际正是他的缺点。有一件事是可以确定的，他工作辛勤，找了很多题材，他作了几张我们非常喜欢的画。”这只是他们的感觉，文生不满意这些善意，他希望家人更了解他内心所想的，他们也尽量去做。1884年1月中旬，母亲发生了意外，从海蒙德拖着一只断腿回家，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变得缓和些。文生在波里那治早已成为看护专家，他非常热心地服侍母亲；那时候，双亲总在每封信里那不厌其烦的服侍。“文生从不知疲倦，其余时间，他热情地作画。”“医生赞美文生的能力和照顾。”“文生是个好看护，同时还雄心万丈地工作。”“看他这样认真工作，我真诚地希望他能成功。” 　　文生自己的信里却很颓丧，满篇抱怨，不公平地责怪西奥不曾为他卖出一张画，或者西奥连试都没试，结尾是痛苦的呐喊：“你不能给我妻子，不能给我孩子，不能给我工作——钱，倒可以，但失去其他时，钱还有什么用处！”一向都很了解他的西奥，却从不刻薄，也不生气地回，只偶尔还以淡淡的讽刺。五月，文生的心情好了，因为他搬进一座新的大点的画室，是一位天主教司事的家，由两个房间合成。不久后，拉帕德来与他同住了一段时间。文生在母亲生病期间，和村子里每天来探病的邻人有较多的接触，他记道：“必须记得这不会持久的。”的确，困难又朝他而来。母亲的访客中有一位是家里三姊妹中的老幺，住在牧师公馆的隔壁，她和文生很快变得亲密起来。她比他年长几岁，既不美丽也不动人，但心思灵巧善良。她常陪文生探视穷人，经常一起散步。在她，友情已经变成爱意。而文生在信中没有表示对她有任何热情（事实上，他很少提及此事），可是他好像是要娶她，但她的家庭全力反对，姊妹间激烈争吵，使得文生无法保持愉快的心情。 　　 六月时母亲记道：“文生工作辛苦，但不合群。”而且事情每况愈下，因为这位年轻女人受到姊妹们强烈的刺激，自杀未遂，健康却大受影响，必须在乌特勒支的医生论据疗养。她复原得很快，半年后回到努昂，可是他们的关系从此荡然，整件事只留给文生悲哀和痛苦。 　　 事情的结局对父母而言也很痛苦，因为邻居远远地躲开牧师公馆，不希望看到文生。那年十月母亲写道：“这是很窘的事，做母亲的却不能抱怨。”拉帕德再次造访，与他们同住。1890年拉帕德在给母亲的信中说：“我常想到他在努昂研究如何画织工，用那么强烈的感情描绘他们的生活，忧虑如许深据织工的容颜，文生的手法却是多么的笨拙；可是他所画的老教堂的塔顶是多么美丽。我一直记得月光的效果，真令我感动。教堂附近的两座房屋勾起我许多回忆，提醒我周遭的环境，令人欢愉亲切的牧师公馆和美丽的花园，贝格曼一家，走访那些织工和农人，这些情景、人物是多么令人愉快啊！”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