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异风同 Liu Ran

一、 “吃下去罢，——病便好了。” ——鲁迅《药》 鲁迅先生弃医而从文之时，恐怕并未想过人的身体亦会如精神或灵魂一般成为社会政治课题之一。《药》中结核病所代表的中国人之羸弱形象已成为深入时人心中的隐喻，但鲁迅先生所试图揭示的仍是身体病态背后的精神病态，而非“身体”本身及其直接相关的政治现象。事实上，虽然中医本身从未真正脱离其所处的人文环境，但以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政治学乃至语言学的角度去系统性解读医学的尝试仍是西风东渐之后才于中国学术界萌芽。至今“身体政治学”在中国仍称不上显学，杨念群《再造“病人”》一书大概是其中有分量的一本。 西方有关身体政治的研究中最为屡见不鲜的乃是麻风病、艾滋病、癌症、结核病等蕴含着丰富隐喻的病症，其中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虽非其滥觞，但也不失为相关话题中最著名和精辟的论述。分类时常处于尴尬地位和争论焦点的精神疾病也同样是诱人的选择，其中福柯《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疯狂史》的梳理与分析几乎奠定了后世研究的方向；同样地，他在《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中所提出的“生命权力”，即一系列由国家管理生命的技术以及使得个人内化于政权、个体生命与国家目标相一致的规训权力，无疑对后人在医学政治方面的研究有决定性的引导作用。从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看，《再造“病人”》几乎就是对福柯的致敬之作。 在中国谈身体政治，绕不开的问题自然是中西医冲突，《再造“病人”》的副题便是“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自从传教士抱着宗教目的将西医带到中国土地，上百年来有关中西医的争论几乎从未间断，只是西医渐居上风，而中医则被排挤到了非主流的位置。乃至当今中国学者屡次提出“中医无用论”，虽极大地打击着“不高兴”的中国人的民族主义热忱，却也可以有理有据地将中医贬斥的一无是处。中医在与现代社会各环节的咬合中都一败涂地，除了在医疗和制药业的夹缝中求生存外，在保险界和法学界等相关行业， 中医早已陷入无立足之地的尴尬处境。 在杨看来，中医没落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其由于依赖中国传统五行学说而沾染上的浓厚“迷信”色彩，也不在于其疗效难以界定和衡量的模糊性，而在于其难以为现代政治所用，无法指向强国强种的民族优生学目标。西医面对群体，而中医面对个人；西医可以大规模探究病源并进行防疫，而中医只可为个别病例对症下药。因此，面对现代政治对个体生命的日益紧锁，唯有西医原则可与其相得益彰，中医的衰败则在所难免。 然而西医通往胜利之路绝非一帆风顺。“道异风同”是《再造“病人”》一书的原名，杨对此的阐释是：西医在原则和方向上迥然相异于中医，然而进入中国后却不得不与中医揉合，才可如风般四处传播。 二、 老子曰：“卫生之经，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无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诸人而求诸己乎？能翛然乎？能侗然乎？能儿子乎？儿子终日嗥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终日握而手不掜，共其德也；终日视而目不瞚，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为，与物委蛇，而同其波。是卫生之经已。” ——《庄子·杂篇·庚桑楚第二十三》 对于中西医的初步碰撞，除《再造“病人”》外，罗芙芸在《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卫生与疾病的含义》一书中也以天津为例给出了详尽的描述。疾病与卫生本是一体两面，如果说《再造“病人”》更强调于“疾病”，那么罗芙芸更关注的则是“卫生”的这一面，亦即殖民权力对公共卫生的控制。 “卫生”一词早在《庄子》中便已出现，在《庚桑楚》一篇中，南荣趎向老子问“道”，说“愿闻卫生之经而已矣。”老子便大谈幼童的纯净心态最合乎卫生之道。然而现代的卫生概念早已 不再是其原本的“保卫生命”或曰“养生”之意，其中所隐含的中国人古老的“天人合一”宇宙观也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干净、整洁、无菌”等量化指标以及公共清洁和政府统一管理等整体性要求。这是传教士带来的西方卫生概念对汉语的攻陷，或可说是汉语对西方文明的吸纳。 大卫·阿诺德在《身体的殖民》中藉由对印度历史的分析指出，西方的殖民主义很大程度上通过对被殖民地人民身体的控制来实现，具体表现为对“卫生”概念的置换、对殖民地医学的冲击以及由此导致的对被殖民地人民实行统计、隔离、检疫和预防接种等医学霸权措施。与印度十分类似，由于东西方卫生概念和医学发展方向的巨大差异，19 世纪中期欧洲殖民者甫一登陆中国土地，便对中国人下了先入为主的定义：体弱、多病、不注重个人卫生、缺乏公共健康意识。因此，当时的殖民者绝大部分是与被殖民地人民隔离居住的，传说中“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虽然从未真正树立于上海租界的公园门口，但出于对疾病的恐惧，殖民者会尽量避免与当地中下层人民接触。 事实上，如同罗芙芸所指出的，西方人自大的卫生优越感并不能掩盖西医在当时的发展局限，当英国人开始在中国建立医院之时，在他们的家乡，婴儿死亡率依然居高不下，痢疾、霍乱和伤寒等传染病也同样令医生束手无策。当时英军中因病死亡的士兵远远多于战死沙场者，用于治疗高烧的氧化汞反而使得很多伤兵衰竭致死。当天津三官寺的僧人们通过念佛经试图为泥丸注入治疗霍乱的力量时，来到当地的修女们也在祈祷她们分发的芥末膏和樟脑可以起到同样作用。可以想见，由于技术和理论缺陷，殖民者在中国实行的卫生实践不乏错误之处。 在英国提出将穷人关进济贫院的查德威克说：“疾病就是气味。”然而罗芙芸从当时的零散记录中发现，在天津，无论是殖民者还是被殖民者，互相都觉得对方的气味令人难以忍受。不同的是，中国人闻到的是殖民者的种族性体味，而殖民者更关注中国土地所散发的陈腐气味——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地下排水系统的缺失所导致的。西医认为环境比个人更应对疾病的产生负责，因而控制环境成为达致公共卫生的手段，而公共卫生则成为政治权力控制个体生命的工具。尽管在罗芙芸看来，当时西医与中医之间对病因的分析颇多相似之处，而前者并不比后者更优越或更科学，但由于殖民者掌握着卫生的官方话语权，中国传统卫生系统的退让便成为一种无奈的选择。为了改善天津的卫生环境，英国人填平了护城河，占据了天后宫，并毁掉了宫里的诸多神仙塑像：泰山娘娘，斑疹娘娘，眼光娘娘……天津人愤怒了，因为在他们看来，英国人所做的恰恰是赶走护卫他们健康的所有神祗。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491c920100hod6.html) - Liu Ran：道异风同_读品_新浪博客 殖民地公共卫生有其强制性一面，而即使是非强制实行的西医措施如传教士带来的义务医疗，在被殖民地人民眼中仍然代表着对身体粗暴的侵犯，这与西医将人“物化”的特点以及医院的封闭性有密切关联。 发源于基督教文明的西医，出于对上帝的敬畏和服从，于医生强调奉献，于病人强调信赖，因此形成了迥异于中医的“委托制”。医学成为极其专业的领域，不容病人家属置喙；医院成为完全封闭的空间，将不明真相的群众关在门外围观。但中国文化并不存在将家人生死全权委托于外人的传统，加之人之常有的对未知事物的恐惧与猜疑，于是，西方传教士的医院或教堂引发了中国人的想象——在那紧闭的大门背后，进行的必然是挖眼剖心、吸取童精、奸淫妇女、禁锢病人等恐怖勾当。“采生折割”等流言的迅速蔓延最终导致了各地教案 的纷纷出现。天津教案中，包括育婴堂修女在内的十六名无辜外国人死于非命。这些惨案反过来加深了西方人对中国人的负面印象：病弱、迷信、愚昧、无可救药地忘恩负义。或许是为了更好地传播福音，或许是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传教士们开始尝试采用中国人可以接受的方式推进西医，如允许病人家属入院陪同，在户外开阔的地方进行手术并允许众人围观，将手术时割取的病人身体器官泡在福尔马林里还给病人——是你的便还给你，我们才不会拿去行什么妖术。西医得以逐步渗透，除军事强制力量的帮助外，在地化过程亦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三、 “还有一件怪事，医生检查一定要戴口罩，不管什么病都戴。是怕自己有病传染给别人？我看主要是怕别人传染给自己。要分别对待嘛！什么都戴，这肯定造成医生与病人之间的隔阂。” ——毛泽东 处于当时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下，中国精英阶层也已普遍接受了中国人“东亚病夫”的形象——刨去其社会隐喻不谈，“病夫”的本体含义似乎也被默认了。爱国主义者常因此迁怒于中医学，陈独秀便曾在《敬告青年》中对中医大加鞭挞：“（中）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袭古方以投药饵，其术殆与矢人同科；其想象之最神奇者，莫如‘气’之说；其说且通于力士羽流之术；试遍索宇宙间，诚不知此‘气’之果为何物也！”鲁迅亦称中医为“有意无意的骗子”。傅斯年和陈寅恪更是不约而同地声称“宁肯被西医医死也不请教中医”。此时，“强民”与“强国”之间的关系逐渐明晰，健康或疾病不再是单纯的个人问题，而被上升到了国家和民族层面。于是，西医在与中医的竞争中日渐占了上风，而中国人的医患关系、生活习惯、文字表述乃至审美情趣也开始在医学的影响下发生潜移默化的转变。 除中医外，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的中国普通老百姓还常常求助于巫医或道士；事实上，中医与巫医的界线本就不那么清晰。关乎疾病与生命的行当也不止于此，如《再造“病人”》中着重提到的“白姥姥”和“阴阳生”，一者控制“生”，一者控制“死”，在当时社会中都算得上举足轻重的角色。然而，在 20 世纪初卫生国家化的过程中，有关医疗的行业陆续被专业化、国家化、制度化，民间的相应职业先是被监管，继而被强行取缔，最终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最先建立的是城市公共医疗体系，代表国家强权的警察机构的介入，开启了卫生部门无孔不入的现代模式。在社区控制设想即“兰安生模式”下，与行政居民区相重合的卫生管理区逐一建立起来，医疗人员开始进入居民家里宣传和实行卫生措施。1930年前后某些省份霍乱再次流行时，政府已经开始大规模隔离病人和强制注射疫苗，对疫情的监控实现了精准的制度化。时至今日，当猪流感患病者因隐瞒病情而受到口诛笔伐乃至行政处罚，我们依稀仍可看到医学国家化在私人生活领域留下的深刻烙印。 当兰安生忙于建立北京城的医学社区时，他的学生陈志潜抱着同样的愿望脱下白大褂，走进了乡村。与城市不同，找到足够的专业医护人员留在乡村服务是不现实的，于是陈志潜走上了另一条路：在当地居民中训练医护人员。他以定县为实验点，以短短两个星期训练当地人成为处理简单病症的免费保健员，这也成为后来在毛泽东倡导下遍布中国农村的“赤脚医生”的雏形。然而由于缺乏城市中的强制力量，同时传统势力在乡村更为根深蒂固，因此尽管陈志潜的“定县模式”收费十分低廉，在与中医和巫医的竞争中还是没能太占便宜。 赤脚医生是作为五十年代狂热的“爱国卫生运动”的一环而出现的。爱国卫生运动以“反细菌战”为序幕，其根本目的是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抵制，杨念群指其为“颠倒的想象”——将中国人的病弱归罪于帝国主义的入侵，将疾病的源头置于外界。讽刺的是，政府借“卫生”之名对个人的控制以及运动中采用的净化、防疫与隔离手段却又是得了西医真传，可谓“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另类体现。 至于在农村，或许是吸取定县实验的教训，或许是毛泽东本人对中医始终抱有好感，当他开始推行赤脚医生制度，采用的便不是纯粹的西医，而是结合了简单西药与当地中草药的“草医”。一直到六七十年代，乡村赤脚医生始终保留着不中不西、不土不洋的特点，在政治动员下维持着传统与殖民医学的奇妙平衡，这是他们得以成功融入中国农村乡土人情的前提。然而 80 年代初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得一直义务服务村民的赤脚医生失去了继续奉献的动力和可能，赤脚医生在政治环境的变动下消失于中国乡村视野，他们来得轰轰烈烈，走得悄无声息。 四、 “我们不是医生，是疾病。” ——赫尔岑 西医一开始借由军事和宗教的软硬兼施潜入中国，然而若没有中国政治意识与西方的接轨，恐怕难以站稳脚跟并大施拳脚。现代社会没有纯粹的中医或西医，决定我们身体健康或疾病的话语权被医学之外的无形之手掌控，甚至中医或西医本身的模样，也是根据政治需要而日渐成型，其科学抑或愚昧，先进抑或落后，文明抑或癫狂，无不是一种“再造”。 如今，当“国家级卫生城市”的尖碑几乎树立在每一个地级以上城市的广场，当 SARS和猪流感的阴影再次以医学为借口强化了政府权力对个人的掌控，当一轮轮医疗改革反复冲击着“卫生”与“疾病”的含义，我们的身体丢失了藏匿在层层隐喻和阐释下的本意。于是，生命被禁锢在医学与政治交织而成的网中，无可遁形，亦无处可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