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國良：論劉師培的《周禮》研究

摘要：《儀禮》和《周禮》是劉師培在去世前八年中研究心力所萃。《儀禮》方面的主要著作為《禮經舊說》，旨在探討鄭玄以前的《儀禮》舊說，以明鄭玄《儀禮注》的淵源和得失。《周禮》方面的主要著作為《西漢周官師說考》和《周禮古注集疏》，旨趣也在探討鄭玄以前的舊說。本文將先分析二書的寫作宗旨和論述課題，說明其主要見解，最後評論其得失。

關鍵詞：劉師培；《西漢周官師說考》；《周禮古注集疏》

（一）前言

《儀禮》和《周禮》是劉師培（1884-1919）在去世前八年中研究心力所萃的焦點。《儀禮》方面，劉氏有《禮經舊說》一書，旨在探討鄭玄（127-200）以前的《儀禮》舊說，以彰明鄭玄《儀禮注》的淵源和得失。《周禮》方面，劉氏較早期著作，如〈古周禮公卿說〉、〈方伯考〉、〈王畿考〉、〈王畿田制考〉、〈王制篇集證〉等，已顯示劉氏對此書多所關注，但能代表劉氏最後意見的兩種著作，都完成於民國以後，即《西漢周官師說考》二卷[1]和《周禮古注集疏》四十卷[2]，二書的內容對此前的著作有所修正與補充[3]，宗旨也在探討鄭玄以前的舊說，與《禮經舊說》相呼應。關於劉氏為何在生命最後八年將精力用於禮學的研究，以及《禮經舊說》一書寫作的旨趣與成就，筆者前曾撰有〈劉師培《禮經舊說》的寫作宗旨與詮釋上的問題〉[4]一文予以討論，讀者可以參看。本文則為探討劉氏《周禮》二書的論述旨趣與見解而作，故凡涉及劉氏生平及其學術傾向而前文已論及者，除非行文所必須，本文均不再重複。

劉氏自其曾祖劉文淇（1789-1854）開始，歷代均研究《左傳》舊注，聞名學界。劉師培以此種方式研究《儀禮》與《周禮》，雖屬家學而優為之，但筆者以為：就禮學方面而言，尤其是劉氏的《周禮》研究，從經學發展史的脈絡中去考察，其學術意義方能彰顯。[5] 本文將先分析二書的寫作宗旨及論述課題，說明其主要見解，最後評論其得失。

（二）《西漢周官師說考》的寫作宗旨與論述課題

在《周禮》較晚出的事實以及「禮是鄭學」此一氛圍的籠罩下，歷代學者極少追究西漢經師如何詮釋《周禮》的問題。而且群經中，經說相對立的情況，莫過於《周禮》與《禮記．王制》所述之差異。此一差異涉及學者如何看待周初制度的問題，特別是朝廷上層職官的結構、天子與諸侯疆域的大小以及田制軍賦的具體制度等，因而歷代異說頗多。鄭玄以《周禮》為提綱，以三《禮》互注，企圖整合三書，調停歧異，以成一家之言，因而《周禮》與〈王制〉注也採取相互引用的方法。對於二者的明顯差異，鄭玄的解決之道是：〈王制〉記夏代或商代制度，《周禮》則記周代制度，二者顯示沿革損益之別，並無矛盾。如周官三百，而〈王制〉所見職官才百二十人，鄭玄主張〈王制〉所反映者為夏制[6]，故與《周禮》無矛盾。又如《周禮》言九州、中國、諸侯的疆域與〈王制〉大小懸殊，鄭玄主張〈王制〉所述乃商代制度，因而與《周禮》亦無矛盾。[7]

廖平（1852-1932）於1886 年刊行《今古學考》，以制度的異同嚴分今學與古學，〈王制〉被列為今學，而《周禮》為古學。1888 年撰〈知聖篇〉與〈辟劉篇〉，更主張屬於古學的《周禮》與《左傳》均為偽作。1897 年，廖氏經學步入三變階段，不再嚴分今古，轉而主張〈王制〉與《周禮》乃規模小、大的差別。1918 年，其弟子黃鎔（1897 年舉人，生卒年不詳）撰《五變記箋述》，謂廖氏人學三經為《禮經》、《春秋》、《書》，〈王制〉為《春秋》之傳，《周禮》為《書》之傳；此中隱然有〈王制〉傳自孔子、《周禮》傳自周公之意。總之，廖氏觀點雖多次轉變，始終認為〈王制〉與《周禮》所述為兩套制度，而二者反映的時代先後恰與鄭玄說相反。[8]

於是鄭玄與廖平所代表的二說，遂成為經學上待處理的問題。劉師培嫻熟經史，1911 年入川後，又曾與廖平交往，對此問題的糾葛自然熟悉。因而探討劉說，自宜與上述鄭、廖二氏之說參看。

劉師培對此公案，於《西漢周官師說考．序》中言之甚明。劉師培認為禮樂傳自孔門，而「聖人既歿，大義乖絕」，後學各以所知撰作傳記，「迹平、桓之版圖，紘六經之令典，疆理既殊，禮文宜泮，各抒所知，著造傳記」，於是「方輿廣狹，經說駢歧，舉大舉小，荀、孟殊原。荀准《周官》，與聖同契，孟符〈王制〉，誼肇後師」，亦即孟子、荀卿各有師承，各自為說，而一本〈王制〉，一據《周禮》。「爰及西漢，〈王制〉業昌，五經家言靡弗准焉。《周官》之學，闇而不章，孝平季年，說始芽萌。」此謂西漢時《周禮》之學一度衰微，到王莽（前45-23）推行新政時，劉歆（約前46-23）因《周官》「本經无說，通以〈王制〉」，故「二書並文，〈莽傳〉數見」，當時《周禮》、〈王制〉並存，學界的共識是二者「雖地有贏絀，制弗揆齊」，但「其它品數，推放並准，以近知遠，以淺持博，說有詳略，例得互補。析二孤於九卿之中，別四伯於二公之外，斯其證也」。易言之，當時認為《周官》與〈王制〉中的學說與差異其實都源自孔門，可以自其中採擷互補，因而並無今古文的門戶之見。但是，東漢以後的經師卻未能把握此意，導致偏差，劉氏云：「東漢初業，雅達聿興，眾師踵業於南山，景伯振條於虎觀，比義會意，冀別莽說，櫫杙古學，立異今文，典无鉅細，概主劈析。」指出鄭眾（?-83）、賈逵（174-228）刻意自異於王莽時學界的共識，排斥〈王制〉。其後鄭玄作法又有不同，「後鄭作注，稽業扶風，參綜今學，附比移并，同事相違，疑炫難壹，今古之棥，至斯亦抉」，也就是鄭玄《周禮》之學傳自馬融（79-166），雖未排斥〈王制〉，而作注時，拼湊今古學說，卻失去原意，導致其說有矛盾難通之處，遂使繼承鄭學的後世經師不明西京舊學，「六代暨唐，惟宗鄭說，隨文闡意，鮮關恉要，西京逸緒，縕奧難見」。因此，劉氏採探本究源的方法：「用是案省班《書》，比佽甄錄賈、馬諸說，亦間采刺《春秋內．外傳》，旁《大戴記》、《周書》之屬，以證同制，成《西漢周官師說攷》二卷。」亦即以《漢書．王莽傳》所述官制、疆域等為經，以古籍及經師之說為緯，說明西漢時《周禮》舊學的內容，企圖恢復周初制度的真象。其切入的角度，可謂別出心裁，而泯除今、古文成見，欲從中擇其真以建構出周初制度的面貌，更為創舉。

劉氏研究《漢書．王莽傳》發現：王莽並不專據《周禮》施政，而兼採〈王制〉官制，甚至包括其他今文或古文經傳之說，且此乃西漢《周禮》經師之普遍觀點。這說明了西漢經師完全了解《周禮》與〈王制〉差異不小，但卻不認為二者不能融合。此種觀點，也隱含著周代制度乃損益夏、殷兩代制度之意。同時也可以解釋鄭玄對《周禮》與〈王制〉相互引用為注的方式，源於西漢經師，並非鄭玄所創。

如此一來，劉氏實已破除了清末民初今古文經學嚴重對立的一個重要議題，即《周禮》與〈王制〉的不可調合性，既為《周禮》並非劉歆偽作提供了部分反證，也巧妙的揭示了〈王制〉即使著成於漢文帝時，仍然在某一程度上反映古制的事實。筆者認為，傳統文人著書立說之方式，言簡意賅，意向雖未明言，而其旨趣甚明。此書之作，目的之一應如上述，而論證方式與日後錢穆所撰《劉向歆父子年譜》不同。目的之二，更為重要，即針對《周禮》的主要內容，提出與鄭玄不同的解讀，能使吾人對《周禮》所描述的西周制度產生截然不同的理解。茲擇其重大者述其要如次，枝節從略。

1. 九州與中國疆域

九州之名，《尚書．禹貢》無并、幽，《周禮．司馬》則無徐、梁，鄭玄《周禮．職方》注云：「揚、荊、豫、兗、雍、冀與〈禹貢〉略同，青州則徐州地也，幽、并則青、冀之北也，無徐、梁。」劉氏則據《漢書．王莽傳》始建國四年二月下書及《漢書．地理志》，強調周之九州即禹之九州，名稱及省併有別而已：「（周）地域與禹同，惟省徐入青，并梁合雍，出於姬公所改。……西漢古今文說，於土疆贏縮，鮮云四代有殊。……如後鄭說，一若《禹貢》梁州，周淪荒裔，弗隸九州。然《詩》詠江、沱，《書》詳蜀、盧、彭、濮，《春秋》見巴、庸，知其地匪周所棄。」

九州之中有國若干？九州之外，猶有蠻荒之地，二者合而稱之曰中國（四海），中國有國若干？許慎（?-120?）《五經異義》云：「《公羊》說，殷三千諸侯，周八百諸侯。古《春秋左氏傳》說，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唐虞之地萬里，容百里地萬國。其侯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餘為天子閒田。謹案：《易》曰『萬國咸寧』，《書》曰『協和萬邦』，從《左氏》說。」據此，知漢代今文說謂諸侯國多僅三千，古文說則謂中國有萬國，相去懸殊。而天鳳元年王莽下書云：「粟米之內曰內郡，其外曰近郡，有鄣徼者曰邊郡，合百二十五郡，九州之內，縣二千二百有三。公作甸服，是為惟城。諸在侯服，是為惟寧。在采任諸侯，是為惟翰。在賓服，是為惟屏。在揆文教，奮武衛，是為惟垣。在九州之外，是為惟藩。各以其方為稱，總為萬國焉。」其言近於古文說而遠於今文說。劉師培遂取莽書以較《周官》云：「案《周官》畿服三見。〈大司馬職〉『方千里曰國畿，外為九畿，各方五百里，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蕃是也』，〈職方氏〉國畿作王畿，九畿作九服，他文並同。〈大行人〉『邦畿方千里，外為侯、甸、男、采、衛、要六服，各方五百』，又言『九州之外謂之蕃國』。與莽詔據〈禹貢〉弗同。惟莽以九州之外為惟蕃，蓋以惟蕃即蕃國，似本《周官》為說。」以此知西漢《周官》師說大略如此。蓋〈王制〉所言九州、中國面積太小，不足以容納萬國，說詳下段。

九州、中國面積各若干？今古文家說各不同。〈王制〉言「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五經異義》引今《尚書》歐陽、夏侯說云：「中國方五千里」，是則今文家以九州僅方三千里，可置百里國九百區，九州之外，方各千里，故中國方五千里，可置百里國二千五百區。《五經異義》又引古《尚書》說云：「五服方五千里，相距萬里」，其言中國面積，與上段所述《春秋》左氏說、西漢《周官》師說、莽詔同為方萬里。至於九州大小，據《周禮．大行人職》，要服在方七千里內。劉氏則據莽制「惟藩」不在九州之內，謂要、荒二服均不在九州之內，故九州為方六千里，其言云：「蓋〈禹貢〉五服，廣輪萬里，甸服及賓，計方六千，是為九州。賓即綏也。要、荒二服，面方二千里，弗列九州。……以說《周官》，則國畿、侯畿當古甸服，甸、男、采、衛上淮侯綏。」總之，劉氏從古文說，九州、中國面積均數倍於今文說。

劉氏據此，又指出今、古文說九州、中國面積雖不同，但二者均未言四代（唐虞、夏、商、周）九州及中國疆域有殊，謂商代疆域縮小者，乃東漢學者如服虔（生卒年不詳）、馬融、鄭玄、韋昭（204-273）等（鄭玄說已見注7 引，餘不贅），故導致異說紛紜。

然則解釋《周禮》與〈王制〉所載疆域懸殊問題，馬、鄭等用時代差異之法，而劉氏則用孔門後學傳說各異之法，衡諸古籍記載分歧之原因，劉說似較可信。

2. 王畿與鄉、遂、郊

《周禮．大司徒職》述王國云：「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大司馬職〉言「方千里曰國畿」，〈大行人職〉稱「邦畿方千里」，均言王畿之地方千里。但畿中之規劃，名稱頗為紛雜，令人疑惑。關於田制，有十夫有溝、九夫為井之異，關於授田，有上中下地、不易一易再易之別，關於鄉、遂、郊三者，遠近不明。何以如此？杜子春（約前30-58）、許慎、賈逵、鄭眾、馬融、鄭玄說多不同，而均謂王城僅一，在成周，鄉、郊、遂指距王城遠近而言。[9] 惟如此說，王畿乃一正方形，而周初在宗周外，已另有成周之設置，宗周、成周是否均有鄉、郊、遂之設計？各由何人掌之？鄭玄等諸儒均無說明。且若依鄭玄於〈天官．序官〉「惟王建國」句下云：「周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謂之《周禮》。營邑於土中，七年致政成王，以此《禮》授之，使居雒邑治天下」，則是《周禮》乃周公為遷都成周後之制度而預作，周公既建議遷都，宗周舊地又將如何處理？亦未見論說。西周既未遷都而維持兩都狀態，則《周禮》乃未嘗實行之書。[10] 周公、成周與《周禮》間之關係，果如此乎？

劉師培則取《逸周書．作雒解》與〈王莽傳〉互證，推知《周禮》所見王畿規劃似紛雜者，有宗周與成周制度不同的因素。〈作雒解〉載周公將致政，「作大邑成周於土中，……以為天下大湊，制郊甸方六百，因西土為方千里，分以百縣」，亦即周之王畿雖為方千里，乃指截長補短而言，並非正方形，即宗周方八百里，方百里者八八六十四，成周則方六百里，方百里者六六三十六，故以方百里為一縣則得百縣。〈王莽傳〉載天鳳元年莽下書：「常安西都曰六鄉，眾縣曰六尉，義陽東都曰六州，眾縣曰六隊」。是莽制王畿分東西二區，正與〈作雒解〉相呼應。莽制都與縣之名稱有鄉、州、尉、隊之不同，隊即遂，鄉、遂之名，與《周禮》相呼應。以此反觀《周禮》，劉氏推斷云：「六鄉，西都之制。郊及六遂，均謂東都。……西都之田，九夫為井，授田之灋，不易之田家百畝，合井邑丘甸縣都，以任地事。東都之田，十夫為溝，授田之灋，上地食者三之二。非以距都遠近異制也。」經此分析，知原似糾結極甚者，應區分為西都、東都兩套制度，有〈作雒解〉及王莽時據西漢師說所訂制度為證。果如劉氏此說，六鄉在宗周，郊及六遂在成周，授田之法不同，制賦之法亦異，六鄉出軍，六遂賦役。（詳參下節）則《周禮》所述，與鄭玄等儒所解完全不同，乃能大致反映西周王畿情況之書。

3. 二伯、四伯、九牧、上公、三公、孤、六卿、九卿

周行封建之制，以天下之大，如何管理，乃屬要務。其最重要者，在朝廷須設置公卿等大臣，各方須任命領導諸侯之牧伯。而先秦經傳中，二伯、四伯、九牧、上公、三公、孤、六卿、九卿等名，紛然雜出，其中之關係如何？清理不易。劉師培據〈王莽傳〉所見當時官制，分析西漢學界如何理解上揭錯綜複雜之稱謂，企圖說明周制原貌。

關於二伯，《尚書．顧命》載召公、畢公帥東西諸侯；《左傳》言周公、太公夾輔周室，又言鄭、晉夾輔；《公羊傳》、〈王制〉亦有二伯之說。二伯如何產生？其地位如何？鄭玄謂上公即二伯[11]。劉師培則據〈王莽傳〉言：「始建國二年，甄豐子尋作符命，言新室當分陝之二伯。以豐為右伯，太傅平晏為左伯，如周、召故事。」又據始建國元年，莽以王舜為太師封安新公、平晏為太傅封就新公、劉歆為國師封嘉新公、哀章為國將封美新公，「是為四輔，位上公」，四輔乃擬《尚書．堯典》之四岳，平晏為四輔之一，位上公，而甄豐並非上公，卻為右伯，故劉氏云：「二伯弗必悉屬三公」，自亦不必悉位上公，又云：「今考〈秋官．掌客職〉云：諸侯長十有再獻。以〈大行人〉證之，則上公九獻，知諸侯長非上公，蓋即二伯。」蓋二伯分帥東、西諸侯，故云諸侯長，位尊而有十二獻，上公則僅九獻，二者隆殺有別，獻之多寡，據位而不據爵，則鄭玄謂上公即二伯為不然矣。

關於四伯，王莽先以四輔位上公，又於天鳳二年以東嶽太師為立國將軍保東方、南嶽太傅為前將軍保南方、西嶽國師為寧始將軍保西方、北嶽國將衛將軍保北方，蓋據《周禮．春官．典命》有「上公，九命為伯」、〈大宗伯〉有「九命作伯」之文，亦即《國語．周語》「一王四伯」之四伯。然此所謂四伯，雖位為上公，其爵乃僅侯、伯，劉氏引〈王莽傳〉謂太傅就新公平晏死，「封平化侯」，就新公為位，而平化侯為爵，遂指出：「知上公為位，公、侯為爵，弗必上公僉公爵也。故春秋齊、晉並以侯國兼伯，與九命上公同。」簡言之，侯、伯得經九命而位上公，為四方諸侯之長，即所謂四伯、四岳或四輔。

又，《周禮》有上公、三公、孤、六卿、九卿之名，但六卿有冢宰、宗伯等職稱，公與孤則名稱與職掌均無明文，此何以故？鄭玄以上公即二伯，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劉氏既駁上公即二伯之說，又云：「三公眡上公之禮，〈掌客〉有明文，知上公非三公。」又言：「莽以三公八命，而上公則九命，上公執桓圭，三公則僅執璧。」故三公得為上公，上公不必皆即三公。至於公、孤、卿之關係，劉氏據《漢書．百官公卿表》之言周制：「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是為六卿，各有徒屬職分，屬於百事。太師、太傅、太保，是為三公，蓋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故不以一職為官名。又立三少為之副，少師、少傅、少保，是為孤卿，與六卿為九焉。」遂認為三公之副貳既得下兼卿，而與六卿並稱九卿，則卿亦得上兼三公，劉氏云：「竊以三公不必備，古文師說實同。《書．顧命》六卿，四為畢公，六為毛公，是即司馬、司空兼作三公之證。卿上兼公，則其貳為孤，經文公、孤，似應兼備斯制。今文家僅以三公、二王後為公，無上公、三公之區，與《周官》殊。」簡言之，劉氏據《尚書》，以為周制三公與孤得由卿及其貳上兼，而無職稱與固定職掌，故不必備，與今文家與〈百官公卿表〉之說不同。

綜上言之，劉氏之意，認為周制當為：諸侯中之公爵、侯爵、伯爵，得受朝廷之命為卿、孤、三公、上公，且得受命為九牧之一，亦可兼為四伯之一，更可同時兼為二伯之一；即非三公、上公者，亦可受命為四伯之一或二伯之一。因卿、孤、三公、上公、四伯、二伯均為位，故可上兼、下兼，與爵之高低並無絕對關係。如畢公既為六卿之一，又上兼三公之一，再因九命而為上公，作伯，復與召公分帥東西諸侯而為二伯之一。故劉氏言：「姬周置二伯，制主統率群侯，凡上公、公、卿、群牧，僉克兼司其職。春秋之制，以晉、楚、齊、秦為四伯，又以齊及晉、楚為盟主，蓋九牧之四為四伯，四伯之二為二伯。」易言之，為管理各方大小諸侯，二伯分掌陝之左右方諸侯，二伯下設四伯各掌一方諸侯，四伯下設九牧各掌一州諸侯。二伯、四伯，或由朝廷任命居上公、三公、卿等位者居之；九牧亦可由朝廷任命地方有力諸侯居之，而亦得兼為四伯或二伯。是則二伯、四伯、九牧、上公、三公、孤、卿等稱乃位，而居之者則公、侯、伯等爵也。

查劉氏所論上兼、下兼等情，能符合後世官僚體系兼職之狀況，較為可信。前人雖亦有論之者，如清代惠士奇、夏炘是也，然不如劉氏所論之有據且全面。[12]

（三）《周禮古注集疏》的寫作宗旨與論述課題

劉師培撰《西漢周官師說考》，對於《周禮》大端的認知既迥異鄭玄諸儒，遂據之復撰《周禮古注集疏》，擴大討論層面。其弟子陳鐘凡（1888-1982）撰此書之〈跋〉稱，劉師培臨終前謂《周禮古注集疏》有完稿四十卷。但為此書斷句校勘的劉氏弟子彭作楨，在民國二十五年（1936 年）作〈序〉稱：「惜卷一至卷六，又卷十三敬敏任恤者以後，及卷十四原稿已具不幸散佚，其卷十五均人至大均與卷二十則皆為未完之篇，以後遂絕筆矣。」今此書僅存第七卷至二十卷，共十四卷，但第十四卷全闕，第十三、十五卷部分闕，第二十卷僅存大宗伯一職而有闕。因而今日得見者，只有全書三分之一左右。

此書之作，仿效注疏體裁。書名「古注集疏」，所謂古注，指鄭玄以前學者的注釋或經說；所謂集疏，指疏理眾家（含鄭玄）說而下以己意。因而此書之注，不列鄭玄注，而列鄭興、鄭眾、杜子春、賈逵、馬融、故書、舊說、古《周禮》說等先師經說；疏則廣引眾籍以疏解先師說與鄭玄說，而斷以己意。其宗旨在探討鄭玄以前的《周禮》經說，並指出鄭說的得失。

儘管學者並非未曾注意或引用鄭玄以前的《周禮》舊說，如清人徐養原（1758-1825）有《周官故書考》四卷、程際盛（生卒年不詳，1780 年進士）有《周禮故書考》一卷、宋世犖（1765-1821）有《周禮故書疏證》六卷，但徐、程、宋之書多僅探討「故書某作某」一類，止於討論個別文字的分歧，而未探討西漢師說、二鄭、杜、賈、馬經說與鄭玄注之間的重大差異。因而專門探討鄭玄以前的經說（含個別文字之差異），劉氏此書在歷代《周禮》著作中誠屬創發，眼界也最高。劉書今存雖僅約十三卷，未能涵蓋劉氏《周禮》說的全貌，但吾人並非不能疏理劉氏的若干見解。據陳慶煌整理，劉書指陳鄭玄本前人說而得當者凡八條，鄭玄與前人相違而誤者凡十四條，其中已經江永（1681-1762）、金鶚（1771-1819）、黃以周（1828-1899）、俞樾（1821-1906）、孫詒讓（1848-1908）指出者各一條[13]。若四十卷之書俱存，則鄭注的淵源與得失必大明於世，惜哉。

至於大端的探討，天官各卷內容多已見於《西漢周官師說考》，其餘重要內容多屬地官，探討授田與賦役、出軍與出車之制特詳，因而彭作楨〈序〉稱：「予校此疏時，頗有人疑為鮮實用。然地官十餘卷，對於周代田制詮釋極詳。現代學人研究歷朝地政，不遺餘力，此疏實為一優美之參考書。其他亦足考見周代之朝野情狀，非無用也。」故下文就此兩項，闡述劉氏之見，讀者可與上節合觀，而劉氏的特殊見解益明。

1. 授田與賦役

關於授田、賦役之法，〈大司徒職〉云：「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遂人職〉云：「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五十畮，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萊百畮，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二百畮，餘夫亦如之。」〈小司徒職〉云：「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大司馬職〉云：「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前二者是授田之法而未述及賦役，後二種是賦役之法而未述及授田。

授田與賦役，其間之關係如何？所授之田，屬助法（井田）抑是貢法？鄭玄〈匠人職〉注云：「以〈載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莇法，制公田，不稅夫。」江永亦舉〈小司徒職〉、〈載師職〉、〈司稼職〉等，謂畿內無公田[14]。

劉師培則不然。〈大司徒職〉「凡造都鄙」句下，鄭司農云：「不易之地，歲種之，地美，故家百畮。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種，地薄，故家二百畮。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故家三百畮。」依其說，則一易、再易者指部分田地休耕以養地力[15]。劉氏謂〈小司徒職〉與〈大司馬職〉云：「蓋以人口眾寡，判授田良瘠，雖上地、中地、下地授田之數，經無明文，然既視民數授田，必非分年易耕之制。」既非分年易耕，則為井田矣。故劉氏又云：「今審定經誼，參以眾說。雖六鄉、都鄙均為井田，然〈小司徒〉之制，蒙上六鄉為文，蓋與〈大司馬〉所云同制，乃出軍不出車之地也。此文則為都鄙制，乃五乘出車之地也。六鄉軍制，家出一人，故以戶為主，以戶為主，則授田五家，必出正卒五人，授田二十五家，必出正卒二十五人，故以六家口之眾寡，與授田良瘠相劑為平。都鄙之地，甸出一乘，故以田為主，以田為主，則不易之地，同必出車百乘，其一易、再易之地，合二同、三同，亦必出車百乘，故授田良瘠，不必兼計民數，則分年易耕之法，自與經說無忤。其六遂之地，既非家出一人，故有已授正田居不別戶之餘夫，其不出車乘，亦同六鄉，故上地一同，其所授之田，不必以五百六十六萬畝為限，此鄉、遂田制，所以與丘甸出車之地稍異也。」易言之，〈小司徒職〉、〈大司馬職〉所述者乃六鄉出軍卒之地，故視民數授田，行井田之法（助法），無一易、再易者。六遂不出正卒，亦不出車乘，故不行井田之法（貢法），則僅有貢賦與役政耳。都鄙亦行井田之法（助法），惟乃出車之地，故視田數出車，甸出一乘，若為不易之地，一同出車百乘，若為一易或二易之地，則二同或三同出車百乘。（參下文〈出軍與出車之數〉）

劉氏說鄉、遂、都鄙授田與賦役之法既明，遂據以駁鄭玄說云：「後鄭以〈大司馬〉所云為邦國制，其〈載師〉、〈縣師〉、〈遂人〉各注，則以此文不易、一易、再易制移說六鄉，其〈載師〉各注，又以〈遂人〉之制通及甸稍縣都；然〈小司徒〉注，既以此不易、一易、再易之制屬之都鄙者，又云經之田制與遂同；兩義互歧。其〈遂人〉注意，似又以遂之上、中、下三田亦以人口眾寡分授。其說均非。」簡言之，劉氏認為鄭注混淆鄉、遂、都鄙授田之法，從而出軍、出車、出貢賦之法亦混淆矣。

2. 出軍與出車之數

天子與諸侯軍數，〈夏官．敘官〉云：「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天子六軍，其出何自？蓋從六鄉。〈大司徒職〉謂：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是一鄉凡一萬二千五百家。此為地方行政組織。〈小司徒職〉謂：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是一軍為一萬二千五百人。此為軍旅田役組織。然則一家出一人，一鄉得一軍，六鄉得六軍。王畿除六鄉外，尚有六遂。〈遂人職〉謂：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比，五鄙為縣，五縣為遂。一遂亦為一萬二千五百家。此六遂是否出軍？鄭司農云：「田野之居，其比伍之名，與國中異制，故五家為鄰。」此說語焉不詳，然味其意，六遂軍法不與六鄉同。鄭玄駁之云：「異其名者，示相變耳。遂之軍法、追胥、起徒役，如六鄉。」若據鄭玄說，則似天子有十二軍[16]。

劉師培於〈遂人職〉下復駁鄭玄云：「其（先鄭）曰『國中、田野異制』者，猶云鄉、遂異制耳。此先鄭注意之大略也。竊以六遂出軍之法，經無明文。據本職言『以起政役』，〈遂師〉言『軍旅平野民』，〈酇長〉言『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鼓兵革帥而至』，是六遂之地非不出軍，然六軍正卒既出自鄉，則遂之軍數不得與同。疑賈、馬、許、杜舊說均佚，然據韋昭《國語》注，以六軍之數屬六鄉，又云六隧掌供貢賦，亦與先鄭義同，則六遂出軍，或補六鄉之缺，或即邱甸出車之法，抑或天子親行，兼有廣車、闕車之屬，在六軍之外，其卒徒徵自六遂也，以無明說，存以誌疑。然非家出一人，亦為七萬五千人，所出則固確然無疑也。…如其（鄭玄）說，……則是天子十二軍，非六軍矣。」[17]

六軍之出六鄉，乃謂軍卒之數，至於其出車（含馬牛兵甲）之法何如？於此，經無明文，而《司馬法》有「諸侯車甲馬牛皆計地令民自出。若鄉、遂之眾，七十五人則遣出車一乘、甲三人、馬四匹、牛十二頭」之說，《禮記．坊記》、《春秋》「作丘甲」句孔穎達《正義》則謂鄉遂卒徒所用車甲馬牛戈楯均由國家供給，並引〈巾車職〉、〈質人職〉及〈司兵職〉為證，王鳴盛（1722-1798）贊成之[18]。然而國家何從得此？孔、王二氏未曾深究。若究其實，自亦從稅賦而來。劉氏以為出軍與出車之地不同，遂結合諸侯封地大小與軍數而推論之。〈大司徒職〉云：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其方里數，亦見〈職方氏職〉。劉氏據此論之云：「其出車之法，惟有實封。據《漢書．刑法志》及漢儒所引《司馬法》，均以六十四井為一甸，出車一乘，一同百里，定出賦六千四百井，兵車百乘，一封三百六十里，定出賦六萬四千井，兵車千乘；與今文十井一乘制，說亦迥殊。此制既明，知封疆之內，非有出賦之地十同，弗克出車千乘，非出車千乘，弗能備有二軍。」其意謂：若以公之封疆方五百里計，五五二十五，為二十五同，其食者半[19]，得實封十二同有半。一同方百里，得方里者萬區，除其川虞塗徑溝洫居室，得田六千四百井，六十四井共出車一乘，謂之一甸，則一同得車百乘，十二同有半，得車一千二百五十乘，猶不及三軍一千五百乘之數。若以侯之封疆方四百里計，四四一十六，為十六同，其食者參之一，得實封五又三之一同，出車五百三十餘乘，僅得一軍。此與〈夏官．敘官〉所述大國、次國似均不合，故劉氏推論云：「故實封而外，必有制賦出車之地。」遂據〈司勳職〉「凡頒賞地，參之一食」及〈王莽傳〉「作牧若上公之伯，得有三軍，則以間田益其地」，而謂「此作伯之公與諸公之別也」。易言之，公爵僅得二軍強，屬次國，若位上公而為四伯之一者，則另有頒賞之地，故得有三軍，為大國。其侯爵得有一軍，屬小國，若位為九牧之一，則另有頒賞之地，故得有二軍，為次國。劉氏此說，實與其《西漢周官師說考》論伯、牧、公、卿之說相呼應（參上節）。據此，則〈夏官．敘官〉所謂大國、次國、小國者，非全與五等爵次第相對應也。然則王畿方千里，一百同，以其中三十同（上地）制賦，得車三千乘，為天子六軍，從而可知。據劉說，出軍、出車、賦役之地各有不同，如此，則民之勞役均平矣。

以劉氏制賦出車之地指實封之說，反觀〈王制〉，劉氏云：「惟〈王制〉州僅千里，故五等諸侯，其實封而外，別無制賦出軍之地，古今文師說，因以十井出車一乘，以符百里千乘之文。」其意謂：公侯之田方百里[20]，學者為求符合百里千乘之文，故發為十井出車一乘之說。若然，所謂公侯田方百里，乃盡為井，而無塗徑溝洫城郭居室矣。若有之，則其封疆乃不止此，何況其國田地亦必有上中下之分，則〈王制〉所謂「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者，不能容眾諸侯矣。然則劉氏之論九州、中國（四海）面積，不從〈王制〉；又謂六鄉與都鄙用助法，六遂用貢法，而與前人立異者，實又含括授田、賦役、出軍、出車數之考量，讀者當與上節合觀。

（四）從經學史論劉氏《周禮》研究的意義與貢獻

鄭玄三《禮》之學，儘管曾受到王肅與元代敖繼公的挑戰，但從經學史的角度觀察，歷代研究 《周禮》，多因《周禮》乃古文而又晚出，或陷入真偽爭辨之泥淖，或在鄭注範圍內細究彌縫。「《禮》是鄭學」之說，仍是符合經學史的描述。

清代樸學發達，《周禮》一書，治之者有李光地（1642-1718）《周官筆記》、方苞（1668-1749）《周官集注》、《周官析疑》、江永《周禮疑義舉要》、戴震（1724-1777）《考工記圖》、程瑤田（1725-1814）《考工創物小記》、阮元（1764-1849）《車制考》、莊存與（1719-1788）《周官記》、沈彤（1688-1752）《周官祿田考》、王鳴盛《周禮軍賦說》、孫詒讓《周禮正義》等等。孫詒讓《周禮正義》為清人《周禮》研究在年代上之殿軍，而亦為在成就上之冠軍，乃是清人十三經新疏中之傑出者。但孫書的體例，一本唐人之舊，仍以鄭注為疏釋之對象。總之，清人《周禮》之學，可說仍在鄭學的範圍內從事辨正或作較詳細的論證，《周禮》舊說非其主要考量，並未成體系的追問鄭玄以前的《周禮》學說究竟如何，因而從西漢經說入手重新詮釋經文的劉氏二書自有其特殊意義，非孫書所能涵蓋。

梁啟超（1873-1929）嘗謂：清人之治經學，先是論東漢許、鄭之學，後乃上溯西京今文之學。[21] 實則諸經際遇不同，梁氏所言者，《易》、《詩》、《書》與《春秋》耳，三《禮》實不與焉。在歷代，除《周禮》有偽作與否之爭外，《儀禮》、《禮記》雜有今古文，向無今古文之爭，在清代，亦僅邵懿辰（1810-1861）、康有為（1858-1927）等人欲證《儀禮》出孔子手定，乃屬今文之學。[22] 故三《禮》在清代，學界實無真正追溯西京舊說之作。有之，劉氏此二書與《禮經舊說》可以當之，然問世已在民國之後矣。

劉師培研究《周禮》，別覓蹊徑，能上探西漢及鄭玄以前的經師舊說，以證明鄭玄的得失，兼明漢人本無今古嚴重對立之事，既為《周禮》非出偽造提供默證，也化解〈王制〉的著成年代問題。此乃劉師培立足點高，眼界寬大，能自其原以論其委，故二書與其《禮經舊說》實同為平議今古文經學之爭的一大著作。

但劉氏《周禮》研究的最大貢獻，仍在其對經文大要的詮釋，如論周代疆域不似〈王制〉所言之小，論六鄉、六遂能反映宗周、成周王畿制度之別，論公卿上兼下兼之法等，與鄭玄等以王城在雒邑、九服以王城為中心向四方幅射之說相較，乃歷來最接近西周史實之作。

（五）從當代認知論劉氏《周禮》研究遺留的問題

劉氏識見雖高於人，然其所論，自今視之，似尚有數點猶待論定。

其一，劉氏謂西漢經今古文說均不言四代疆域有異，古文家且言九州方六千里或七千里、中國方萬里。查其所謂四代者，唐虞、夏、商、周，若以《史記》所載商六百年、夏四百年粗估，周初去唐虞至少一千餘年，其間疆域竟能維持，此與世界各大文明之發展過程相較，似無可能。

其二，劉氏及今古文經說之論里數、面積，均未論及一里之長短究為若干，歷代是否有異。茲姑以不異視之，試算其面積。古以三百步為一里，方三百步為一方里。一步者，今人行兩步之謂，約一百公分上下。若換算為尺數，因古尺短，愈後世愈長，故或云一步六尺，或云一步五尺。[23] 茲以一百公分為一步，則一里為三萬公分，即三百公尺，則十里為三公里，萬里為三千公里，方萬里則為九百萬平方公里，僅較今日中國大陸面積九百五十九萬六千九百六十平方公里略小，豈其然乎？譚其驤（1911-1992）《中國歷史地圖集》[24]乃綜合考古學與歷史地理學研究成果之作，若取其夏、商、周地圖與《周禮》所言者相較，相去甚大。然則《周禮》學者之所言，恐尚難取信於人。

其三，劉氏論六鄉、六遂分屬宗周、成周，六鄉出軍，六遂賦役，為如何理解《周禮》所描述之制度的一大關鍵，其說雖較符合史實，且有莽制為證，但具體情況當如何執行，細思之，尚不能令人無惑。如郊與六遂在成周，由何人掌之？而〈地官．敘官〉言「遂人，中大夫二人。遂師，下大夫四人。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與宗周六鄉之「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者，其職官之配置輕重懸殊，何以如此？凡此，似當有以說之。

（六）結論

劉氏二書，追溯西京舊說，跨越鄭學藩籬，使歷代《周禮》學的內容更為彰顯，已為重大貢獻；尤有進者，則在摒棄今、古文成見，會通群書，析疑辨惑，對《周禮》中糾結難解的諸多疑難，如公卿、鄉遂、授田、軍車等問題，提出吾人不能遽謂之非的新詮解，且似較鄭玄等說合於史實，故從《周禮》學史論之，實為一大著作。

雖然如此，鑒於歷代制度的建立，多有其增損層累的過程，並非一次性「制禮作樂」可以完成，其間應有時代或先或後的差異，劉氏將所疏理的內容全歸於周公的制作，恐難獲得今人的共識。又鑒於古籍（特別是禮書）所載不全為實錄，而往往夾雜有學者構想的成分，即使非無所本的內容，亦未必為歷史的本來面目，因而劉氏以疏理古籍諸說的方式，欲求恢復周初制度的原貌，恐怕仍然未達一間。綜言之，周初制度及稍後的演變真象究竟如何？與《周禮》所顯示者的差距若何？仍有待學界繼續努力研究。

注释：

1 《西漢周官師說考》卷首〈序〉云：「師培服習斯經，於茲五載。……民國二年正月儀徵劉師培識。」可證至遲於光緒末年，劉氏已開始探討《周禮》。

2 《周禮古注集疏》卷末陳鐘凡〈跋〉述民國八年九月面聆劉師培臨終語云：「《周禮古注集疏》四十卷，堪稱信心之作，嘗迻寫淨本，交季剛製序待梓，世有論定予書者，斯其嗃矢矣。」又，鄭裕孚〈跋〉云：「余聞蘄春黃氏曾弆有清稿，顧輾轉覓尋，終亦未得。」可知此書當在民國七、八年間已脫稿。

3 如〈王畿考上〉稱：「依《周書．作雒解》，則成周郊甸六百，因西土為方千里，是周畿計里，本屬短長相覆，惟《周禮》一書作自周公，以為致太平之迹，因設為正方千里之例，以作世臬，故全經所陳畿制，僉據正方。」其說仍承襲漢人，而《西漢周官師說考》、《周禮古注集疏》則強調王畿包含宗周與成周，並非正方形。

4 葉國良：〈劉師培《禮經舊說》的寫作宗旨與詮釋上的問題〉，原載《臺大中文學報》第31 期（2009年），後收入葉國良：《禮學研究的諸面向》（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 年）

5 陳慶煌：《劉申叔先生之經學》（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82 年），第六章〈劉申叔先生之禮學〉。又，陳奇：〈劉師培的後期經學〉，載《貴州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 年第1 期（總第101 期）。二氏對《西漢周官師說考》、《周禮古注集疏》之內容均略有評介，然而未將劉氏研究《周禮》之取向置於《周禮》學史中加以剖析，對於劉說之主要課題與架構亦未能充分描述，故終覺過於平面。筆者嘗令門人陳胤豪撰《劉師培〈周禮古注集疏〉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年），但其議題與對劉說之理解，與本文多所不同。

6 《禮記．王制》「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句下，鄭玄注云：「此夏制也。〈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官百。』舉成數也。」

7 《禮記．王制》「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句下，鄭玄注云：「《春秋傳》云：『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則是惟謂中國耳。中國而言萬國，則是諸侯之地有方百里、有方七十里、有方五十里者，禹承堯舜而然矣，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乃能容之。夏末既衰，夷狄內侵，諸侯相并，土地減，國數少，殷湯承之，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亦分為九州，而建此千七百七十三國焉。周公復唐虞之舊域，分其五服為九，其要服之內亦方七千里，而因殷諸侯之數，廣其土、增其爵耳。」

8 以上參〈季平先生學術年表〉、《今古學考》、《四益館經學四變記》、《五變記箋述》等，均收入劉夢溪主編：《中國現代學術經典．廖平蒙文通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年）。

9 《周禮．地官．鄉大夫》鄭玄注：「六鄉地在遠郊之內，則居四同。鄭司農云：『百里內為六鄉，外為六遂。』」賈公彥疏：「六鄉地在遠郊之內，則居四同者。案《司馬法》：『王城百里為遠郊，於王城四面則方二百里，開方之，二二如四。』故云『居四同』，言此者，破賈、馬六鄉之地在遠郊五十里內，五十里外置六遂。鄭司農云：『百里內為六鄉，外為六遂。』者，司徒掌六鄉，在百里內。上以（已）釋訖。百里外為六遂，以其遂人掌六遂。案〈遂人職〉云：『掌邦之野。』郊外曰野，故知百里外為六遂。」

10 鄭樵《通志》引孫處之言曰：「周公居攝六年之後，書成歸豐，而實未嘗行。蓋周公之為《周禮》，亦猶唐之《顯慶》、《開元》禮，唐人豫為之，以待他日之用，其實未嘗行也。惟其未經行，故僅述大略，俟其臨事而損益之。故建都之制，不與〈召誥〉、〈洛誥〉合；封國之制，不與〈武成〉、《孟子》合；設官之制，不與〈周官〉合；九畿之制，不與〈禹貢〉合。」此說即本上引鄭玄說而來。見《四庫全書總目．周禮注疏提要》引，亦見《六經奧論》。

11 《禮記．王制》「八州八伯。……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句下鄭玄注：「老謂上公。《周禮》曰：『九命作伯。』《春秋傳》曰：『自陜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

12 見惠士奇：《禮說》（《皇清經解》卷214-227），卷3「鄉師、六鄉、三公」條。夏炘：《學禮管釋》（《皇清經解續編》卷966-983），卷4「釋三公」條。

13 參考陳慶煌：《劉申叔先生之經學》第六章〈劉申叔先生之禮學〉第三節〈論劉氏治周禮之創獲〉。

14 見江永：《周禮疑義舉要》（《皇清經解》卷244-250），卷2。

15 關於不易、一易、再易，或釋為數家易疆而耕，以求公平。《左傳》僖公十五年，晉於是年作爰田，孔疏引服虔、孔晁說云：「爰，易也。賞眾以田，易其疆畔。」《國語．晉語》爰作轅，韋昭注引賈逵注云：「爰，易也。為易田之法，賞眾以田，易疆界也。」又引唐固注云：「讓肥取墝也。」

16 《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卷86：「問：周制，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鄉遂所以不為井者，何故？曰：都鄙以四起數，五六家始出一人，故甸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鄉遂以五起數，家出一人為兵，以守衛王畿，役次必簡，故《周禮》唯挽柩則用之，此役之最輕者。」朱子謂都鄙用助法，鄉遂用貢法，均出甲兵，則王畿兵數實為過多，是朱子於六軍何出問題，尤未能有確說。故江永亦謂若六鄉外再出軍，則王畿千里可出數十萬軍，詳《周禮疑義舉要》卷2。

17 劉師培說六遂賦役出軍之法，與江永《周禮疑義舉要》卷2 說略同。

18 以上並參王鳴盛：《周禮軍賦考》（《皇清經解》卷435-438），卷1「鄉遂出車」條。

19 「其食者半」，鄭司農云：「其食者半，公所食租稅得其半耳，其半皆附庸小國也，屬天子。參之一者，亦然。」鄭玄注則云：「其食者半、參之一、四之一者，土均均邦國地貢輕重之等，其率之也，公之地以一易，侯伯之地以再易，子男之地以三易。」賈公彥疏云：「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者，言天子封公以五百里之地，其一國之稅，天子食其半云。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者，謂三分之，天子食其一分云。」其說不同，劉師培據鄭司農說。

20 〈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漢書．地理志》同。劉師培則據《周禮．典命職》與王莽下書，以為當作「公田方百里，侯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21 梁啟超謂清代學術「以復古為解放。第一步復宋之古，對於王學而得解放。第二步復漢唐之古，對於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復西漢之古，對於許鄭而得解放」，參氏著：《清代學術概論》（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5 年），頁6。

22 參拙作：〈駁《儀禮》為孔子手定完書說及其延伸之新道統說〉，收入拙著：《禮學研究的諸面向》（臺北：大安出版社，2010 年）。

23 安陽殷墟出土古尺二種，長度均不及16 公分。另參王國維：《觀堂集林》（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 年），卷19〈宋三司布帛尺摹本跋〉、〈記現存歷代尺度〉。另參國家計量總局、中國歷史博物館、故宮博物院編：《中國古代度量衡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年）。

24 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香港：三聯書店，1991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