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世磊：京都学派的遗产——世界史的立场与近代的超克

京都学派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京都文科大学为中心形成的具有学术传承性质的学术流派，从其自身的发展脉络来看，京都学派包括京都学派东洋史学派和京都学派哲学学派。从我国学术研究的现状来讲，多以京都学派指称东洋史学派。我国早期著名京都学派研究者刘及辰，虽然概而使用“京都学派”指称西田几多郎、田边元等开辟的哲学流派，但实际上他所称的“京都学派”是专指京都学派哲学学派的。按照刘及辰的讲法，京都学派哲学学派分为三支：高山岩男、高坂正显、西谷启治为右派；务台理作为中央派；三木清、户坂润为左派。这里所说的京都学派便是指哲学学派的右派，因为西谷启治、高坂正显、高山岩男所开创的“战争哲学”、“世界哲学”，所以也被称为“世界史学派”。

太平洋战争前后，京都学派“世界史学派”的主要成员参加了名为“世界史的立场和日本”与“近代的超克”（指：近代的超越和克服，英文表示为overcoming of modernity）的两次座谈会，采用哲学的路径为日本在世界历史中的主体性地位做合理性辩护，并进一步在其体系中确立了日本在世界历史中的中心位置。

具言之，太平洋战争前后召开的两次座谈会，引发日本社会关于“近代的超克”和“日本在世界史中的地位”问题的广泛讨论，形成两种看待西方近代化的方式：一种是“他者”的近代，另一种是“自己”的近代。前者认为，近代化产生的弊端（在大多数场合，此弊端是和近代相同一的）本非日本所固有。后者主张，近代并非他人之事，而是自身发展的前提。 采取第一种立场的是“近代的超克”座谈会的策划者河上彻太郎和龟井胜一郎，这种立场虽能一定程度上唤醒人们情感中的责任意识，并通过这种责任意识抵制西方近代化的普世价值，但对于近代化过程中的日本来说，却是一种历史倒退的看法，因而只能流于情感表面的宣泄，无法深入到理论的骨髓，形成巨大的历史的内生力量。中村光夫和下村寅太郎以及京都学派的学者则倾向于第二种立场，却仍旧以思想的抽象诉求参与到“通过现代性超越现代性”的活动之中。也正是在此意义上，竹内好称两次座谈会的内容为“以思想之形成为志向却以思想之丧失而告终。”因而，一方面“近代的超克” 是一个空洞的词汇，并没有通过座谈会的议论而被赋予实质性的内容；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容器，可以充当支配体制的战争意识形态的一翼。值得注意的是京都学派哲学学派的西谷启治参加了上述两场座谈会，可被视作是沟通太平洋战争前后整个思想界的灵魂人物。他提出的世界史的哲学立场，在对抗西洋近代化历史叙事的日本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包含着使日本成为世界史的一部分的努力。

西谷启治通过树立日本在世界历史中的客观性地位，从而将日本本身的历史生命视作是世界历史的脉搏，并以此赋予日本承担昂扬世界精神的历史使命，进而合法化日本在亚洲的侵略战争。与此同时，他希冀从宗教原则中引出日本创造“没有特殊中心”的世界的创世神话，以此区别于以往作为“西洋哲学”之部分的历史哲学路径，转而将目光投向日本“文化”、亚洲传统或东洋宗教上来，放弃了对普遍意义的寻求，试图在日本精神的自我实现过程中呈现日本文化的特殊性。针对这个时期西谷的思想动向，米谷这样分析：“本来，他们的‘世界史的哲学’是通过历史哲学和实存哲学的媒介而标榜历史的实存的哲学，战后其力点向实存哲学移动，‘世界史的哲学’完成了展开。将其集大成的是挖掘出虚无主义·虚无问题的西谷启治……西谷启治沉潜于‘大乘佛教空的立场’的省察，在那里找寻‘近代的超克’的出路……如此一来，战后的京都学派朝向了在日本找寻超越近代的世界史的使命的主张，一贯保持着对近代已经濒临死胡同的确信，而作进一步的挖掘。”战后已然丧失了帝国主义政治意识形态之普遍性立场的京都学派的世界史哲学，开始转向特殊主义。如酒井直树所言“普遍的哲学超越论的尝试和帝国主义性质的国民主义的结束，是迄今为止有关京都学派的研究中尚未被主题化的内容。”因而，日本对于自我文化的重视未能在帝国主义时期与殖民地的他者肯定性地相遇，便在其从帝国的暴力之中分离的同时，也失去了面向他者的“去自我中心化”的契机，西谷启治是其中典型的代表。

然而，京都学派的世界史的哲学立场不仅停留在单纯的思想意识形态层面上，更加体现在身体言语层面上的相遇与对话。因此，身体是与他者进行感性接触的物理空间，是普遍性得以可能的基础，哪怕这种普遍性的获得是采取了暴力（战争）的形式。所以，“现在我们有必要从座谈会‘近代的超克’以及战前京都学派的议论中提取的，尽管是曾经采取了暴力的形式，但仍然包含着与他者必然相遇的状况下，思考如何创造出共存的场的契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战后日本思想界所鼓吹的特殊主义才在一边对抗以普遍为目的的殖民或帝国话语，一边在“去日本精神实体化”过程中表现出某种反思的精神，也才发现了战后日本精神的否定性特征，拓展了自我与他者以特殊性为目的的对话空间，并以其否定性的“主体的无”对抗西方社会所谓的历史终结概念。

太平洋战争和两次座谈会虽都已成历史，但其影响至今犹存。京都学派的哲学家们在座谈会上的讨论为我们思考一个国家历史的主体性问题、哲学政治化问题、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以及超越和克服近代化等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国内一直以来对于京都学派东洋史学派给予了密切的关注，对哲学学派的研究却极度忽视，而实际上，京都学派哲学学派在东西思想上深层次的探索，在对抗西方历史哲学主导性地位的东洋历史哲学的构建中，在以东方文化传统的精神层面对质西方文化的物质性概念时，不仅为京都学派东洋史学派提供了系统的理论视角，还为解决西方近代化过程中出现的自然和人的异化等问题指明了一条可能的道路。

（原载《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有删减。作者单位：复旦大学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