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尔克，我们走到了一起

莎乐美有一篇不起眼的文章，却有个美丽的名字：《莱纳，四月，我们的月份——在这个月份，我们走到了一起》。写在里尔克去世九年以后。 这一年莎乐美年满72岁，她在回忆36年前与里尔克相恋的时光。这段岁月为时三年多，她在四十岁的时候向后者提出了分手，这一年他22岁。在他们最后一次见面，即将彻底分手的时候，莎乐美把一张牛奶瓶子的包装纸塞在里尔克的手中，背面是几行潦草的字：“在很久以后，如果你的情况不好，那么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这儿就是你的家。” 但正像她期待的那样，里尔克从此摆脱了一个青年诗人的身份而开始向大师的行列迈进，并且似乎是越走越远，以至于莎乐美后来不无心疼地写道，“他的才华被转而用来对那些几乎无法表达的东西做出抒情性的表达，最终目的是要通过他的诗歌的威力说出那些‘无法说出的东西’。” 他为此付出了内心和谐的代价。 　　 但在感情上他们确实再也没有分开，虽然在里尔克之前，我们可以为莎乐美列一个长长的男人的名单：吉洛牧师、保尔·里、尼采、丈夫安德烈亚斯，泽梅克……但只有里尔克，莎乐美在回忆录中认真地写道：“如果说我是你多年的女人，那是因为，是你首先向我展现了真实：肉体和人性那不可分割的一体，生活本身那不可怀疑的真实状况……” 对于里尔克的死，莎乐美一直处在一种难以置信的状态中。 　 对于他的死，在遥远的俄罗斯同样有一个人处于难以置信之中，她向他发问：“一年是以你的去世作为结束吗？……今天午夜我将与你碰杯。……不，你尚未高飞，也未远走，你近在身旁，你的额头就在我的肩上。……莱纳，给我写信！……莱纳，你仍在人间，时间还没过一昼夜。” 这个人是茨维塔耶娃。时间是1926年12月31日。距离里尔克去世一昼夜，距离她给他发出第一封信的5月9日不到八个月。 在八个月前，茨维塔耶娃热恋中的男友，帕斯捷尔纳克，那个十岁时曾见过里尔克的背影的男孩子，此时刚刚崭露头角。当他得知里尔克知道他的名字之后，竟然激动地走到窗前哭了起来，他给他写了一封信，面对这位整个欧洲的高度，年青人在自身的贫乏和幸福中向大师介绍了自己“唯一的天空”茨维塔耶娃，希望女友能够与自己共同分享大师的光辉。 他没有料到的是，里尔克终其一生也是一位贫乏的诗人，用他自己作品中的词汇来说，他也是一个“穷人”，这个阴性的诗人一生都生活在穷困与动荡中，不仅仅是生活，也包括他的感情。他一生爱过许多女人，也被更多的女人所爱，他说：“你是穷人，你是一文不名，/你是无处藏身的石头，/你是被扔掉的麻风。/……因为你一无所有，穷的像风，/荣誉简直遮不住你的裸露……”。 因此他的光辉更多地落向了同样处于动荡中的茨维塔耶娃，那个向他发出敬礼的女人，她说“在您之后，诗人还有什么事可做呢？”而事实是，在他之后，她依然坚持着作为一个诗人尝完生命的苦艾（“活到头——才能嚼完那苦涩的艾蒿……”），这在他们最初的争吵中就定下了骄傲的基调：“我将不会降低自己，这样就不会使您变得高大，这样只会使您变得更孤独。” 1992年秋，诗人布罗茨基宣称，茨维塔耶娃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诗人。有人问道：那么，里尔克呢？布罗茨基便有点气恼地说道：在我们这个世纪，再没有比茨维塔耶娃更伟大的诗人了。 也许，这该是她所高兴的，不是因为她比他高，仅仅因为人们在她的光辉里提到了他的名字。 可怜的是那个无比虔诚的帕斯捷尔纳克，那位明显地更具有贵族气质的青年人对自己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从作曲家、诗人到小说家，他一生完成了三次伟大的转变：也是对里尔克最漂亮的致礼。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那个被爱伦堡称为“在他身上没有任何秋天、日落及其他赏心悦目却不能令人宽慰的东西”的诗人，却处于尴尬的、令人同情的位置之中得不到任何的宽慰。他给茨维塔耶娃写信：“你原本站在一场感情波澜的中心，却突然——倒向了一边。……今春，我的头发白的厉害。吻你。”“向你伸去的那只手将空空如也，这一预想也使我伤心，不适当地伤心。”…… 但女诗人正处于她一生中不多的幸福的时刻，“莱纳，对我想要的一切，请你尽管说‘是’好了，——相信我，不会有任何可怕的事情。……爱情靠例外、特殊和超脱生存。” “是的是一个爱情的词汇，是‘我爱你’的同义词。它激动、拥抱和享乐。”“这是一个呼唤的词，一个充满期待的词。”法国当代女作家卡·洛朗斯说，“是的同时是孤独的。这是一个无终无底的词汇，一个令人晕眩的词汇，一个落入深渊的词汇。某种东西在是的里痛苦，某种缺乏的东西。” 究竟是什么呢？也许里尔克自己说得更直接：“真正爱说‘是的’的是死亡。” 很显然，我们的女诗人对于这种正越走越近的命运毫无知觉，她甚至令人吃惊地以一种幼稚的、缺乏对别人理解的态度给帕斯捷尔纳克回信：“亲爱的，抛掉那颗被我充满的心吧。……我给你充分的自由。” 此时以至于以后， 帕斯捷尔纳克谈论更多的只是她的长诗《捕鼠者》和《终结之诗》，他要悄悄地将自己包裹起来。里尔克去世以后，他和她的交往又持续了很久，但已走出了感情的激流，直到1941年她自戕于鞑靼共和国的叶拉布加城，一切仍然平静、自然，没有再起一丝波澜。 其中一封短信写在 1927年新年的第一天，她对远在莫斯科的他说：“鲍里斯，我们永远不会去见里尔克了。”在2月3日的回信中，他写道：“你是否意识到这简直荒凉到你我成为孤儿的地步？不，我不认为对你如此，那没关系。这无望的打击削弱了人类。我生活中所有目标似乎都被剥夺了。我们现在必须活得长久，悲哀的漫长一生——那是我的责任，也是你的。” 年青的诗人终于从尴尬的旁观者的位置重新走到了起点：他们共同分享了大师的光辉。 　 4年后，茨维塔耶娃写下了令人怔惊的诗句：“她拿起化为灰烬的信笺/望了望，是那么惊讶，/仿佛幽灵从天界/望着自己抛下的躯体……” 而这一年，帕斯捷尔纳克写出了自传体散文《安全证书》，题记是：献给里尔克。 　　茨维塔耶娃曾经留下一段著名的独白：“我生活中的一切我都喜爱，并且是以永别而不是相会，是以决裂而不是结合来爱的。” 　　里尔克则在他那部最伟大的诗作中写道：“是谁把我们拧成了这样的姿势，/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都像一个/转身离去的人？就像在最远的山巅，/整条山谷最后一次伸展在他面前，/他转身，停下来，等待——/我们也是如此，在这里活着，永远告别。” 　　而帕斯捷尔纳克的声音却是柔软，他在隐忍中构筑了另一场伟大的爱情：《日瓦戈医生》。他还有一首诗：《屋里不会再来人了》—— 　　这句话如此浅白，又如此忧伤。如果可以擅断的话，也许茨维塔耶娃该把她给里尔克的最后一封信里的那句话献给帕斯捷尔纳克： 　　“别生我的气——你应当习惯我，习惯这样的女人。”